说了这些鬼事，似乎想图得一缕抛却的轻松；回头一想，其实无论镇鬼的塔或记忆里的鬼事，早已失去分量，仅留下习惯性的生理反应；写罢这篇谈鬼事的文章，不知能否除去头发倒竖头皮发凉的生理反应，还有“说鬼”没有说好更没有说完全的心理亏损，也只能随其自然了。
2010年8月8日二府庄
第9章 感动一种决绝——钟镝印象
一个刚刚进入中学尚未读完一年书的十三四岁的少年，突然决绝弃学，回到家中窝居一室，铺纸磨墨练习书法，间以执刀勒石摸索篆刻手艺，一干便是二十年。这人名叫钟镝。钟镝坐在我对面叙说着自己这种非常举动，我似乎惊诧到不敢相信的程度。在我的习惯性印象里，十三四岁的刚刚进入初级中学的少年，多是把学习作业当作任务来完成的，兴趣也多在各种时兴的耍活儿，大约只有极少的也是个别的孩子发生兴趣性偏爱和追求，譬如少年写作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等等。然而，没有听说过哪个孩子舍弃学业而去追求某种爱好的事。即如我，尽管也是在相同年龄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却从来没有过放弃学业的念头，倒是愈来愈看重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性；后来的自修，那是名落孙山之后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便对坐在对面侃侃而谈的钟镝刮目相看了。
十三四岁便敢于作出弃学的决绝举动，足以证明他对书法和篆刻艺术的爱好不仅痴迷，而且已经确立了钻研这两项中国传统的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的宏大志向，而且已经专注到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的迫切状态，这种心理和行为，在同龄人中大约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少年便在自己的小居室里开始了基本功的练习，从正书下手，唐楷、魏碑、隶书和篆书，一笔一画正正规规临摹，反复多回，不仅不曾厌烦，反倒意趣无穷，体味横生，直到把颜真卿的《勤礼碑》写得惟妙惟肖到以假乱真的形态。他又迷恋魏碑，临摹过二百通北魏墓志，深得多家妙笔奇韵。不仅正楷，对隶书亦下足功夫；还有篆书，因为喜好篆刻，更为着力用心。他把一本秦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敬奉为楷模，每天临摹刻印三方，持之以恒，即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持续三年通临一遍……写到这里，我便感慨连连了……
我自然想到基本功这个话题。就文学创作而言，我是深知文字基本功的重要的，曾在年轻时以遣词造句和写生活记事练习文字表述能力，大约类似于钟镝的临摹。钟镝深得几位书法大家的指点，从临摹起步，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夫，进入个人的创造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他的天性爱好在书法篆刻，扎实的基本功会使那种天生的灵性获得张扬和发挥的最大可能，便会进入独立个性的艺术创造的境界了。我依文学创作类比，常有灵性和智商不俗的作者，也有甚好的构思，往往因文字功力不逮而留下表述的遗憾。钟镝下足了底功，而且是地道的童子功，又兼着天生的书法灵性，获得篆刻和书法的个性化创造，当属顺理成章，他在十九岁能入选全国优秀篆刻作品，我倒不甚惊讶了。
我同时也想到苦守寒窗的话题。无论从事哪一门艺术追求，都有一个较长时月的包括基本功练习的初创初探的艰难过程，古有苦守寒窗十年的佳话，今有耐得寂寞冷眼喧嚣的倡导。然而切实想来，在诸种艺术门类的追求中，最枯燥也最难耐的寂寞，大概莫过于书法临摹，尤其是篆刻了。我习文学创作，写到得意而又尽兴处，常常忘情到忘我，不仅不觉寂寞，反倒能享受一种痛快淋漓的体验；即如不可或缺的读书，读到那些精彩的章节或妙句时，常常会有击掌称绝的阅读享受。在我推想，面对古碑文，一笔一划临摹，而且日以继日、年以继年；还有篆刻，一把刻刀，一块石头，从早刻到晚，经年不断；该会是几重的寂寞和枯燥，而且是正当一个人好奇好玩的少年时代。我再推想，单是毅力，即使是出名图利诱惑下的用意和用心，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天性里的爱好所促成的兴趣，才是承受寂寞耐得枯燥的无可量化的心理基础；天性不枯兴趣便不会改易，追求的兴致和劲头不仅不减，反倒愈久愈强烈；天性驱使着的兴趣，不仅不会发生枯燥寂寞的感觉，反倒在一笔一划的无穷韵味里获得陶醉。这样，我便看见从少年到青年一直陶醉在笔墨和刀石兴趣里的钟镝，已经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独立创造且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兼篆刻家了。
我很惊讶钟镝的阅读。作为书法和篆刻这种纯粹中国的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浑然一体的，从事书法和篆刻的人，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必不可缺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建树的书法名家，无一不是国学修养深厚的人。钟镝钻研儒释道，我觉得是必修的功课，他说他读《报任安书》感动得热泪涌流，我也能理解，所以并不惊讶。惊讶发生在他所列举的一长串翻译书籍以及作者的名字，诸如他读过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的全集，而且对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也有涉猎，我便刮目相看这个年轻人了。我无法判断孔子、孟子、老子和康德、黑格尔同聚一庐会是什么情景，却可以肯定既接受中国传统哲学又接受西方哲学的这个人的思维，当会脱俗，必然直接影响到他看待生活世相的眼光，必然影响到他直面自己从事的艺术的姿态，必然影响到手中的毛笔和刻刀在宣纸和石头上的成色和韵致了。我相信这种成色和韵致，只属于既读中国国学又读西方哲学的钟镝所独有；或者说，只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替熏陶的钟镝才会展示出这种独特品格的成色和韵致。在我理解，个性化的艺术景观便由此发生而形成了。
钟镝的书法和篆刻便形成独有的气质和气象，行家里手识得真谛和妙处，多所赞赏，古拙奇诡，自标一格；书法更是苍奇古厚，笔法浑拙；刀石刻工，浑然如上古图腾，显示丈夫之气……等等。如此高的评价，用一句话归纳，便是艺术个性已经形成，且突出。对于三十来岁的钟镝来说，既是一种心理报偿，也是一种自信，对于未来的艺术追求，都是最可珍贵的无可量化的精神动力。
2010年9月8日二府庄
第10章 两株玉兰树
清明前一日后晌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天气很好。温润的风似有若无。西斜的依然明媚的阳光下，原坡和河川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和黄色，绿的是返青的麦苗，黄的是盛开的油菜花，间有零星散落在坡梁上杏花的粉白。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
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型，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月，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栽在中院里的一株广玉兰，相对而言似乎简单得多了。这是我离开老屋小院之后一年春天栽下的。大约是我栽植上述这株玉兰幼苗的时候，问过送来玉兰树苗的乡党，苗圃里有没有广玉兰？问过也就不在心了，尤其是返城之后就淡忘了。这年清明回家祭祖时，那位乡党又送来一株广玉兰幼苗。他竟然对我的那句问话经年而不忘，知道我每年清明肯定回老家，便预备下这株我问过的广玉兰树苗，让我颇感动。我就把它栽到中院左侧的北边，避免后屋对阳光的遮蔽。
我之所以喜欢广玉兰，不全在它的各种颜色的花朵，更偏爱它的四季常青的绿叶。多年前到广东见识这种完全迥异于玉兰树的广玉兰，尽管很喜欢它四季不落的深沉的绿色，却不曾发生拥有的奢望，常识让我难以动心，这种在南方温暖湿润气候环境里生长欢势的好树，难得抵御北方凛冽的寒风和大雪。及至近年间，我在西安看到作为街心路边风景的广玉兰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这种广玉兰树在干燥缺雨的西安依然蓬蓬勃勃，有紫红的花，也有雪白的花；尤其是那浓密的深绿色叶子，在最难熬的冷风刺骨的三九寒冬里，依然蓬勃着一道绿色，为天灰地枯的冬天的西安增添了一种生命的活力。我就在第一眼看见这道风景时，便想给我家屋院栽植一株广玉兰，冬日回到老家，开门进院能看到一株绿树，当会是别一番生动情怀……这株广玉兰的幼苗终于栽到中院了。
我对这株广玉兰的管护，远不及前院那株玉兰树。这是难能补救的事。我居住在城里，偶尔回到乡下老屋，才可能为它浇一桶水，拔除杂草，每到夏天常有的久旱不雨的时月，它就只好忍受干渴了。然而，这株广玉兰生长的欢势简直令我不可思议，每隔二三月回家看到它时，又冒高了一大截，树干也变粗了许多，且又伸出二三条横枝来。不过二三年，树梢已经高过房檐了，树干也有我的胳膊粗了，我便想到它该开花了。
这株连管护粗疏都说不上的广玉兰，就这样茁壮起来蓬勃起来。春天夏天和秋天且不论，每到山枯水瘦的冬天回到老家时，看到的是白鹿原北坡灰黄的枯草，灞河川道里落光了叶子的果树和杂树，路边上烧荒留下的黑色灰渣。而一当走进屋院，看到绿色依旧的广玉兰，这古老的祖居的屋院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心理上便泛起一种鲜活。就在我盼着它开花的期待心绪里，灾难却不期而至。那是三年前的隆冬季节，一场多年少见的大雪降至。雪后多日我回到乡下老屋，便看到一副惨不忍睹的场景，广玉兰的主干从高处折断了，颇为庞大的枝叶躺在尚未融尽的残雪上。我看着主干折断处白色的断茬，再看看脚旁的断枝，一种隐痛久久难以化释。这是太浓密的树叶上积压的雪所导致的惨相。无论怎样惨不忍睹怎样心疼，却无可如何，我只能弥补，便用水在地上和了一团泥巴，涂抹到白色的断茬上，这是乡村里抚慰断枝的传统技法。当我涂抹着泥巴的时候，心情渐渐缓解了，相信到来年春天，断茬处肯定会发出新芽来，这是我种树的生活经验。
去年夏天回家时，从断茬处长出的主枝，已经和主干浑然一体了，初看竟看不出曾经让我心疼的断折的痕迹，凑近了才能看到重新弥合后的新枝与老干树皮颜色的差异。我便有了灾难之后的完全的欣慰。尤其让我格外惊喜的是，广玉兰开花了。枝叶太过繁密，几朵紫红色的花朵夹在树叶之间，不拨开枝叶竟难以发现。我似乎不大在意这花的色彩，也不甚在意这花朵夹在枝叶之间难得赏心悦目，我栽广玉兰的着意处，原本是为着冬日的小院有一派绿色。
山枯水瘦万木萧条的隆冬季节，回到祖屋小院，我能看到蓬勃的绿树绿叶。
初春的刚刚明媚的阳光里，回到祖屋小院，我可以尽情观赏洁白如玉的玉兰花。
这方久蓄着许多代先人命运的沉重气氛的小院里，平添了绿叶的鲜活和玉兰花的柔媚。我回归的向往便铸成永久。
2011年5月4日二府庄
第11章 原上原下樱桃红
白鹿原的樱桃红了。
时令刚过立夏，向阳面的原坡上的樱桃率先红了；晚不过两天，原下灞河川道里的樱桃接着也红了；再过两三天，受地理高度温差制约的原上的樱桃，最后红了。
这个时候的白鹿原，便进入一年里最红火的时月。原上原下和原坡，新修的水泥大道和田间小径，便呈现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这是西安城里的男人女人或搭伙结伴或扶老携幼摘樱桃来了。他们散漫在樱桃园里，伸手攀下缀满或紫红或金黄的樱桃的树枝，摘下一串一串熟透的樱桃，填到嘴里，便发出舒心的赞叹，好鲜好甜耶。更有男孩或女孩，攀爬到树上，从树梢上摘下最大也熟透的樱桃极品，下树来送到情侣手里，会心的微笑里荡漾着别具一格的浪漫。喧哗声嬉笑声和呼朋唤友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樱桃园里。原上原下通往樱桃园的大道和小路两边，摆满了盛着樱桃的筐篮和纸箱，叫卖声议价声嘈嘈一片，交易活跃。我看着那些抱着一箱箱樱桃乘车离去的男人和女人欣慰的脸色，无疑是北方这种第一料鲜果独有的滋味带来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出售樱桃的卖方收款装钱的动作，无论农夫农妇抑或小伙姑娘，从买方手里接过钱来数一数，尽管数钱的手指的动作有灵巧和笨拙的差别，而脸上的表情却无多大差异，不见惊喜，更不见得意，多是数过之后塞入挂在胸前的布兜，无论三十五十乃至三百五百，都是以习惯性的动作塞入布兜了事，又忙着招呼围过来的新的顾客了。他们一把一把往布兜里塞着钱时所显示的平静而又平常的表情，可以透见原上原下乡民的心理气象了。
这里的樱桃，在我已形成难以化释的情结。
我至今依旧清楚地记得，四十六年前的1965年，我在《西安晚报》发表过散文《樱桃红了》，是歌颂一位立志建设新农村带领青年团员栽植樱桃树的模范青年。这是我初学写作发表的第二篇散文，无论怎样幼稚，却铸成永久的记忆，樱桃也就情结于心了。樱桃在我生活的白鹿原地区，是当地乡民种植的诸如桃、杏、沙果等果类中的一种，多在原坡不能种植庄稼的坡地上生长，没有资料显示何朝何代开始栽植这种水果；村子里年龄最大的长者也说不清，只记得自己穿开裆裤的幼稚年纪，就吃樱桃，吃着自家园里的樱桃还嫌不够味儿，常常结伙偷摘品尝别家的樱桃。当地人自古以来不称樱桃，称作玛瑙。如果依这种水果的果形和色彩而论，玛瑙远比樱桃更为恰切也更富诗意，那缀满树枝的一嘟噜一嘟噜或鲜红或金黄的小颗粒，活脱就是一串串珍珠玛瑙。
加深且加重这种樱桃情结的另一种因素，说来就缺失浪漫诗性了。我在白鹿原地区生活和工作大半生，沉积在心底的记忆便是穷困的种种世相。不单是我和我的家庭，整个白鹿原的乡民，从年头到年尾都纠结在碗里吃食的稀了稠了有了空了。尤其是我在公社（现称乡或镇）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体味尤深。每年交上五月，即民间俗话说的青黄不接的时月，一些生产队（即今村民小组）的干部便三天两头赶到公社来，堵住分管粮食的干部，百般申述缺粮的困境，要求多给他们分配救济粮食。这些求助的生产队干部，多是来自白鹿原北坡上或大或小的村庄。坡上沟道里有小股泉水，仅供人畜饮用，“学大寨”大潮中修建过一些蓄水池，效益甚微；北坡上的田地，多为跑水跑肥不蓄墒的薄田，仅种一料庄稼的小麦产量，顶好的年份不过二百斤，遇到干旱缺雨的灾年，稀疏矮小的麦秆儿搭不住镰刀，只好用手撅拔，俗称猴拔毛，产量就可想而知了。上级调拨下来的救济粮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分管粮食的专干即使慈心软肠也只能撒胡椒面儿。那时候的樱桃虽然依旧开花结果，却当不得饭吃。随着“文革”愈来愈左到极端的农村政策，一只鸡蛋卖给国家还是卖给城里个人，都被提高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看待，又有“以粮为纲”的纲纪，樱桃树虽然没有被铲除，却也不提倡，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尤其在“学大寨”学得几乎发疯的“文革”后几年，许多生长在坡地上的樱桃树，因为修造梯田而砍掉了。有幸存留的樱桃树，在青黄不接的五月初成熟的樱桃，由社员摘下再送到指定的国营商店，换回的有限的钱款，成为生产队空乏已久的钱柜里的库存，首先作为头等合理开销的项目，便是给发生疫情的牲畜作疗治费用，弥足珍贵。
在西安郊区辖属的二十六个公社里，地处坡、原和山岭地区的公社不过两三家，与那些占据渭河平原腹地的公社相比，难以望其项背。这两三家自然环境较差的公社干部遇合到一起，便自我调侃定位为“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里，我工作的原坡地区当属垫底的一家，走到处似乎都有矮人半截的感觉，所谓人穷气短不单说个人，工作单位似乎也应此话，我有双重体验。
彻底扭转以致完全改换那种不良感觉的卓绝一笔，便是樱桃。我约略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始，灞桥区的领头人，既得改革开放之“天时”，更度白鹿原地理特质之“地利”，确定该地区以樱桃种植为主业，为乡民开创一条脱贫致富的途径。且不赘述领头人和技术人员如何四处奔走，引进西洋大樱桃品种；如何向乡民推广普及樱桃种植的技术要领；还有为樱桃的销售不遗余力……我尤为赞赏尤为敬重的一点，二十余年来，灞桥区的领头人调换过一茬又一茬，而一茬又一茬的新继任的领头人，都一如既往地瞅住樱桃园的建设和发展，终于形成气候，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单是白鹿原上原下和原坡，现已种植樱桃2.4万亩，结果的樱桃树有1.5万亩。三千余户乡民现在年均收入超过四万元，人均超过万元，竟然比本区那些过去的盛产粮食的平川地区的人均收入超出近两成。尽管我知道读者逆反文章里引用数字，仍然忍不住要把这些数字摆列出来；这些数字牵涉我的情感，甚至颠覆了情感记忆里最软最短的那一脉。我确凿相信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必要挨家逐户去询问谁个收入了多少，因为你随便走进原上原下和原坡的或大或小的村庄，一街两行全部都是新建的房子，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三合院司空见惯，迎着大门的正面几乎全部都用白色瓷片包装，一派崭新气象。这里的乡民积习已久善于门楼的建筑，却几乎很少见到老祖宗们用青砖刻着神鹿白鹤的图案，而是用现代建筑材料或白色或紫红颜色的瓷砖，给人直观的感觉是清爽和温暖。每每看到这些宽敞漂亮的农家小院，我便想起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来，如果说李顺大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的中国农民生活形态和心理形态的一个典型，那么白鹿原上下一幢幢新房小楼的主人，便是对李顺大的终结。我在原坡的樱桃园里散漫时，看到龙湾村几幢破旧的厦屋，墙皮多半脱落，房檐多处垮塌，垒墙的土坯暴露无遗。这些尚未拆除的旧房破屋，却勾起我的似曾相识的记忆，在这些屋子里，我当年下乡时吃过派饭，约略还记得房子的主人。他们不是作家创造且难免夸张的李顺大，却是我亲历且认识的真实的村民。
有朋自远方来，恰逢樱桃成熟的五月，我便领他们上原摘樱桃。站在白鹿原头，原上平地里是蓬勃着的樱桃树，一眼难尽；原坡上随着坡势和浅沟起伏错落着一派绿色，自然都是樱桃树了，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皮；原下的川道，灞河自东而西蜿蜒过来，几乎被满川的樱桃树遮掩住了。朋友无论男女，也不论长幼，站在原头观赏这一方自然景致的时候，无不发出由衷的慨叹，你老兄（或老弟）竟独得这一方活水绿山！我便凑兴纠正，这不是山，是原和原下的坡。另有一点需要纠正的，活水绿坡绿原只是当今的景象，为不致扫兴，我不想提过去。远方的朋友多见过中国和世界多处的好风景，能对白鹿原的樱桃园流连忘返感慨连连，储存在我心底的那种“第三世界”的块垒，便悄然化释了。
进入五月，便进入这座古原最红火的季节。果农们选择了早熟和晚熟的多种樱桃品种，采摘的时间可以延续月余。这座雄踞于西安东南方位的开阔的古原，距离西安不过十来公里，工余假日，人们呼朋唤友引妻携子，驾车不过半个多小时便进入樱桃园了，或上原或上坡或到原下的河川，尽都是缀满红色金黄色珍珠玛瑙的樱桃树，诸种烦恼和疲倦顿然消解了。当各种媒体大呼急叫着西安城区应该形成“低碳”的健康空间的时候，这里的樱桃园无疑是一方天然氧吧，从城里赶来的男女老幼，从树枝上摘下一颗颗樱桃填到嘴里嚼咂品尝的时候，或在樱桃园里逸情漫步的时候，把在城市里吸入的污浊废气全都排出了，获得一种神清气爽的生命活力。即使在樱桃清园以后的夏天和秋天，原上原下和原坡的果园和小路上，仍有不少城里人观光散心，迷恋这个天然氧吧的洁净的空气。
每到清明，樱桃花开，原上原下和原坡，尽皆是粉白的樱桃花，香气弥漫。树叶刚刚吐芽，花儿却灿烂了，这原这川这原坡，望去是纯一色的樱桃花的世界。果农们忙着种种技术性管护，只企盼樱桃开花时不要下雨，雨水灌花就结不出樱桃。城里人搭帮结伙来赏花了，散漫在樱桃花的海洋里，留几张以樱桃花为陪景的照片，在农民开办的“农家乐”饭馆吃一顿地道的农家饭菜，不仅释放了胸中积存的废气，缓解了办公室或工作台上的紧张的神经，把粉白的樱桃花储入胸间，当属滋养精神心理的氧。
有朋友要约见，我便顺口说，如果事由不急，最好五月来，或清明前后来，或摘樱桃或赏花，坐在农家屋院或果园里说话，我会有最佳的情绪；相信南方北方来的朋友，也会感应而生诗性的灵气。
2011年5月30日二府庄
第12章 敲响城门的远方乡党
和这个人握住手的一瞬，我的胸膛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响动，同时就有终于有此机缘的默然慨叹。
这个人叫安胡塞，哈萨克斯坦陕西村的村长，一个远方归来的乡党。他原本姓安，取了个异族色彩很明显的名字胡塞，想来是入异乡而随其俗的一个标志。他一开口说话，却是满口最地道的关中东府腔调，地道得比当今西安及其周边人的口语腔还要纯正与古朴。也许是受普通话的持久性影响，许多太过费解的方言土语和太过艰涩的发音，西安城里乃至郊区的本地人都不说不用了，但安胡塞一如既往满口满腔地说着。在我的听觉感受里，却不单是品咂家乡原生态口语的韵味，更在他这原生态口语里所隐伏着的悲惨不堪的历史。那是1877年的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为生存抗争的陕西和甘肃的回民，从陕西关中一直把他们打杀驱赶到天山脚下时，仅剩下一万多人；翻越天山时又遇到暴风雪，有幸翻过天山逃脱劫难者只有三千多人……这不堪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一百三十多年了。
现在和我挨肩坐着的安胡塞，就是那侥幸逃过劫难的三千人中的一位安姓回族人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祖宗和那些逃亡者进入中亚地区，在楚河岸边停下了长途跋涉的脚步，落脚定居。楚河的那边属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辖治，楚河的这一岸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那时候都统属于沙俄，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草茂密的草原，当地人竟然不种庄稼只放牧牛羊，真可惜了这一方好水沃土。他们停下脚便开荒种地，把从渭河平原上带过去的粮食和蔬菜种子，撒播到中亚楚河两岸向来没有垦植过的土地里……直到有一天，一位或者几位沙俄官员来到他们的驻地，瞅了又瞅这一伙穿着长袍、拖着长辫子的“怪人”，便开口盘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谁也不敢说明真实的来路，只含糊地说出一个大的方位，是从东岸子来的。这样，在沙俄帝国的众多民族里，又添加了一个东干族。这个“东干”族名，显然是“东岸”的音译。关中人说到四个方位时很少说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多是说东岸西岸南岸北岸，而且习惯在末尾顺带一个子字。我从小听惯了也说惯了这样的方位指向词，现在和乡党说起来也还会顺口说东岸子西岸子这样的话。本属中国回族的一伙移民，却成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以及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族。
我第一眼看到东干族乡党似曾相识的面孔时，竟然下意识地从坐着的沙发上站了起来。那是1993年陕西电视台播放的春节晚会，一位来自中亚的东干族演员出现在荧屏上。这位被称也自称黑老五的人，头戴一顶草原牧民习惯戴的高顶皮帽，开口便叫了一声：“乡党！黑老五回来咧！”我就是在那一声地道而动情的乡音里站起身来的。这是太过久远却又令我闻之耳热心跳的一声乡音，是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乡党在近一百三十年后第一个返回故乡的后人发自肺腑的声音。黑老五的脸色不仅不黑，而且泛着俊气和喜色，他演唱着一首古老的民歌，歌曲的音调只有关中平原才会产生，我听来再贴切不过。而那首民歌的歌词在我却颇为陌生，也就甚感新鲜，如果不完全是我孤陋寡闻，在我生活的这个时段和空间大约已经失传了。却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族乡党中完整地传承下来。接着在1994年的陕西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一位名为侯赛因的乡党跃上荧屏，比之英俊的中年汉子黑老五，他的如雪一般银白闪亮的头发，成为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他同样表演的是关中民谣《一对牛》，内容是说一个已经贫困至极的农民，却连续遭遇一个又一个倒霉事，诸如借牛耕地打破犁铧，收获的麦子不及种子多，天上下冰雹穿过房顶的窟窿打破了孩子的头，等等。他的绘声绘色又极尽诙谐幽默的表演，惹起一阵又一阵笑声，谁都很难看出这是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这首民谣我似曾相识，大约是少不更事的幼童时期听婆说给我的，自然比不得曾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苏联七十年命名人民演员不足十人）的侯赛因声情并茂且惟妙惟肖的表演了。这“一黑一白”——黑老五和银白头发的侯赛因——两位远方归来的乡党美好而亲切的形象，至今依旧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尽管侯赛因现已谢世，但他当时模仿的那个乡村倒霉蛋逼真而又滑稽的动作和生动诙谐的音调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无论是“一黑一白”舞台表演的语言声调，抑或是坐在我右首的安胡塞，都是百余年前的原生形态的关中语言。这倒不难理解，他们生活在楚河两岸，无论是那边的哈萨克人，还是这边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族人，没有能听懂或会说汉语的人，更谈不上关中话了。这样，他们便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语言环境，任何影响他们关中语言和语音发生变化的因素都不存在。他们学会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那是走出家门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一旦走进家门或面对同族乡党，便是更为顺口也更为自如的关中话了。因着环境的封闭，对许多社会事象以及生活世相的称谓，竟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清朝的词汇，至今把政府机构称“衙门”，把警察称“衙役”，把政府官员笼统称作“大人”，把总统或首相仍然称为“皇上”或“皇帝”，把无论小学或大学一律称为“学堂”。有意思的是，他们把从事写作的作家称为“写家”，我斟酌起来，似乎“写家”比“作家”更切合从事写作这种职业的特点。最具直观的服装，依旧保持着清代关中民间的样式，男人的礼帽和长袍，女人的偏襟上衣、裤子和裙子都有绣花彩饰。出门上班，尤其是到各级衙门（政府）或学堂（学校），都是西装革履或校服；回到自己村子里，却更习惯自家的裤褂和手纳的布鞋；尤其是结婚喜事，绝对要穿长袍马褂和彩裙……2009年，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袁纯清到中亚几国访问时走进了陕西村，听着那些久远而纯正的原生态关中话的热烈问候，又看了东干族孩子用关中话表演的文艺节目，竟然激情难抑，跟着孩子们唱起来。孩子们表演的是民间儿童歌谣：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拿个棍棍儿往出撵……尤其是这些孩子唱起至今不仅在关中而且在全国也唱红了的秦腔歌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哭了笑笑了哭糊里糊涂……在陕西工作多年的袁纯清省长，向来是满口湘音普通话而不说一句陕西话的，此时竟忍不住和这些东干族人用关中话对话了——这次破例被传为佳话。
听到这些传闻，我便自然想到，我如若有幸在那种场合里，不仅关中话会派上用场，可能忍不住会和孩子们唱起来。前一曲教孩子学勤勿学懒的歌谣，婆和母亲不知给我念过多少回。多是在她们让我干活而我贪玩不做的时候；后一曲歌谣全是逗人一乐的大实话，话剧《白鹿原》的编剧孟冰要编主题歌曲，让我为他提供关中地域色彩浓厚的民间歌谣，我不假思索便说出了这一首，他当即选中。这首主题歌曲由华阴老腔艺人演出，成为话剧《白鹿原》的一个热点，由此被邀请到许多地方去演唱。设想我若有机缘到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的陕西村，能看到听到这些东干族孩子唱我唱过的童谣和民歌，当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把隔绝一百三十年的关中与中亚的时空，在这幼童演唱的歌谣里消弭了。
还有一种太过沉重的声音。
每有从中亚楚河两岸陕西村回来的东干人，都要到西安城的西门前，用拳拍击那古老而宽大的明代修建的城门，然后高呼三遍：“我回来了！”安胡塞告诉我，多年前他第一次回到西安，出火车站便直奔西门，拍打着西门门板的时候，热泪涌流，含泪高呼着“我回来了”。三声呼喊过程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映现在眼前，他们的夙愿由他实现。
这是一个太过久远的东干人的共同夙愿。被左宗棠驱赶打杀的关中回民，是从西安城的西门逃亡而去的，西门便成为他们背离家园的一个情结。逃亡的回民领袖叫白彦虎，一个既有较高文化修养又兼过人武功的青年汉子。率领着回族父老兄妹翻过天山到达楚河两岸定居之后，他仍然成为异国他乡里乡党的核心。他为这一伙逃过劫难的幸存者的生存费尽心力，不幸染病不起，正当中年而早逝。在他告别人世的一刻，他对他的乡亲说了一句话：回到陕西，要拍打西安的西门，要连说三遍“我回来了”。白彦虎的遗愿在东干人里一辈一辈传递着，这一令人震撼的敲门的声音，却是一百多年后才敲响的。上世纪90年代初，前述的“一黑一白”两位东干族表演艺术家，当属第一拨实现白彦虎遗愿的东干人；安胡塞多次回到西安，每一次回来都要去拍敲西门门板，为着白彦虎，为着自己，也为着现在生活在中亚的十余万东干人。
东干人保存着原生态的关中语言和生活习惯，却丢失了汉语文字。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回族男女，多为不识字的文盲，迫于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和必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接受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几乎没有人会读会写汉字了。作为十余万人的陕西村的大村长，安胡塞向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在东干族人聚居区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却因为师资和经费等多重困难而一时难以实施。安胡塞又多方奔走另辟途径，于十年前把五名东干族孩子送到西安上学。由陕西方面予以资助，他们已经在西北大学读到三年级了，汉语水平得以提升。现在，经安胡塞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运作，已有十六名东干族学生在西安和兰州学习过，汉语语言的空白被填上了开创意义的一笔。
作为村长的安胡塞，为陕西村十余万村民的公益事业热心奔走于陕西和中亚之间，也有自己一个沉积太久的心事，便是想找到祖宗曾经生活过的村子，用中国流行的话说是寻根。从他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传留下来的甚为模糊的关于村庄的方位是四句话：出门是稻田，抬头见南山，门前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当他回到西安向人打听这种地理特征的地方时，谁都难以说出具体答案。因为秦岭在陕西段的被称作终南山的北麓，多有从山谷里流出的小河盘绕，河两岸都是稻麦两熟的肥沃良田，小河上多有木桥。这种景象自东而西铺开好几百里，安胡塞却搞不清祖居村庄的名字，说大地寻针也不为过。他便先到离西安最近的长安县走访打问，竟然在一个小铺店和一位女性的闲聊中发现了线索。无须赘述那个太过曲折的问祖寻根过程，他终于找到了本族且为本家的同辈弟弟安和平，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是安姓同族每一辈人姓名之中相同的那个字。安和平保存的族谱上，最近的四辈是兴——长——吉——庆。安和平即属庆字辈，遗憾的是他没有遵庆字取名，按祖制规矩应为安庆平；安胡塞尽管没有族谱，却记着祖传的上几辈人的名字，正合着安和平族谱上的辈分，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就是兴字辈人，叫安兴皇，曾祖父的弟弟叫安兴虎。口头惯称太爷和二太爷。
我这回能和安胡塞握手，就是安和平牵线搭桥。现在，安胡塞坐在我右首的贵宾位上，安和平坐在我左首位上。圆桌上还坐着几位西安的回族朋友，说当年的往事，叙今天的生活，在我是一种少有的别一番感受。安胡塞送我一顶哈萨克人习惯戴的高而且尖的皮帽（就是黑老五戴的那种）。我戴上和他合影留念，似乎我就此成为了他这个村长领导的陕西村的村民。
2011年6月20日二府庄
第13章 猜想一根神经
我对文学发生倾向性兴趣的同时，便知道了“天才”这个词汇。我至今依旧记得，是在读书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对文学发生了深厚的兴趣，而且在作文本上写起小说来。读书到初中三年级，我转学到离家更近的一所中学，在学校不算太大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和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便喜不自胜地借了来读。在原校读初二时，正是“反右”运动搞得最激烈的时候，我的文学课老师在课上讲到了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的事。我记住了刘绍棠的名字，更神秘着他被冠名的“神童”。我在课后到图书馆去借他的书，却没有。在我新转入的这所中学的图书馆里，竟然借到两本他的著作，真是大喜过望，“神童”的神秘面纱在我第一行文字的阅读时便渐次揭开。
且不赘述我对这两部著作阅读中的喜爱之情状，更富刺激和压迫的是在《运河的桨声》的《后记》里，他写到肖洛霍夫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写了《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称肖为天才作家。我知道了文学创作是需要天才的。我几乎没有任何间隔便反躬自问，那么我是天才吗？如果我不具备文学创作的天才，那么把兴趣和精力投入到写作上，不仅出不了成果，肯定把其他可能做成的事也耽误了。然而，生性中天才成分的有无乃至多寡，却是无法检测更难得到判断的事，天才这个令我感到刺激的字眼儿，很快也很自然地转化为一种压迫一道阴影，沉在心底罩在心头。读着中学时写的小说上了中学语文课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童刘绍棠，三十岁出头便完成了百余万字的史诗《静静的顿河》的天才作家肖洛霍夫……少年时期便出类拔萃着天才的光环，真是令人有望而却步的畏怯。尽管如此，一个矛盾到令我不无痛苦的事实是，无法中止阅读，也无法停止想写的欲望。
让我减轻心理压迫拨开心头阴影的契机，记不得是哪一天突然想到“大器晚成”这句古训。中国和世界出了许多少年天才作家，而大器晚成的文学巨擘也为数不少，我不敢想自己是晚成的大器，是个很小的“小器”也很荣幸，说到底只要是能写点变成铅字的“器”，也知足了。尤其是后来读到契诃夫的一句语录：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肯定不会是大狗，能成为叫出几声的小狗就足以欣慰了，而能不能叫出声音，无法验证，只能靠埋头苦修。直到我能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小散文的那一天，终于可以相信自己是能叫出声的狗了，自然是小狗。不料，刚叫了几声，便哑了嗓子，“文革”把许多令我敬仰的“大狗”全整得趴下了，乃至把命都赔上了，我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狗，不足挂齿。
当文艺复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又张嘴叫起来。尽管仍然是小狗，却比“文革”十年前叫得欢了。我发现，天才的阴影依然罩在心头，许多年来都在企图破解天才这个太过虚幻色彩的字眼儿，期望获得一种可以捉摸的物质化的物象。记不准确是哪一年，我突然意识到，天才当属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自然是指作家而言。如果有一根对数字敏感的神经，很可能出脱为一个数学家；如果有一根对色彩和线条特别敏感的神经，这个人就会喜欢画画，成为一位画家；如果生来具备一根对音响十分敏感的神经的男人或女人，很可能成为作曲家或演奏家……余不一一。这是我积多年的观察，形成的一种猜想。
准确记得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初，高考名落孙山回到祖居的白鹿原下的小村子，当了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在煤油灯下读过一部苏联小说《盲音乐家》。一个颇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不幸生下一个盲童。这个盲童长到读书入学的年龄，却只能坐在家里。某一天，他的父亲看见盲童不断地转动脑袋，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儿又转到右边，看不见东西的眼睛轱辘轱辘转动着，脸上是专注而又兴奋的表情。这位父亲起初以为儿子发生了什么异变，很快又醒悟过来，儿子的脑袋是随着一种美妙的鸟叫声的方向转动着。这位父亲顿然想到，儿子对鸟鸣的天然敏感，很可能敏感乐声，随之便让儿子接触乐器，并接受音乐的辅导和训练。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国家有名的钢琴演奏家，而且创作了不少钢琴曲，一位颇有建树的作曲家。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孩子有一根对音响尤为敏感的神经，尽管天生不幸为盲人，却仍然阻碍不了那根神经的神奇发挥；自然也亏得那位聪明的父亲的发现，才不致使他那根上帝施予的乐感神经萎缩。
已经不幸英年早逝的速算专家史丰收，在他未成就大名之前就以神奇到不可思议的速算神话不胫而走。大约是“文革”后期，我所在工作的公社（即今时乡或镇）的一家小学邀请史丰收作速算表演，面对随意写出的三十或五十为一组的数字的加法（每一个加数都在千位和万位），史丰收对着小学黑板上的密密麻麻的数字看过一遍，随口便报出结果来。同时有两位手执算盘的老师，费了小半天工夫才得出结果，和史丰收口算的总数完全吻合。史丰收是陕西大荔县一个农家子弟，“文革”中读初级中学可以想见所获的稀寡，作为农民的家庭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数学的氛围，他怎么就练就了如此神奇的速算能力？我便想到上帝赐给他一根对数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对数字的敏感反应，基本不受身上穿着西装革履或粗衣布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嘴里填的是面包或咖啡或苞谷糁子酸菜而呈现差别。说到此，忽然联想到钱锺书先生，在考取清华大学时数学大约只得了不上二十分，上帝给了他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而关于数字和计算的神经几乎是一个盲区。
我记不清读谁的一篇谈创作经历的文章，其中说到他自幼受家庭书香氛围的熏陶，喜欢阅读文学书籍，进而学习写作，后来便成为一个作家。我读着便生疑，同样的书香家庭，为什么仅仅只把他一个人熏陶成为作家，而兄弟姊妹却各有另外的从业选择，有的干技术事项，有的从商，有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想其实很简单，上帝（父与母）给了他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书香便很自然地熏陶上他了；他的兄弟姊妹可能具备一根对其他事项敏感的神经，便有了不同的兴趣和人生追求的选择；四书五经以及中外文学名著还有舞文弄墨的父母所酿造的家庭书香氛围，却难得把他或她熏陶成一个文学爱好者。由此联想到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和世界文坛，尽管有父子作家母女作家兄弟作家姐妹作家传为美谈，而数量和整个作家的庞大数字构不成一个比例。这仍然属于那根对文字是否敏感的神经的话题。作为作家的父亲或母亲，如果能给儿子或女儿遗传下来一根和他们一样乃至超过他们对文字敏感程度的神经，他们的这个儿子或女儿不仅会成为作家，文学创作成就可能超越父亲或母亲也是合理的。然而，眼见的这样好事太少太少，绝大多数作家包括杰出的文学大家，其子承父业的事都不曾发生，又可见“熏陶说”的先决条件，在于有无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
陕西临潼骊山的脚下，上世纪50年代初出过一位享誉文坛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自年轻时便以随口随性撂出几句顺口溜而在乡里闻名，多是穷人受欺压的泄愤之作，和他一样受欺压的老百姓在传诵他的诗句过程中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解放后，王老九被陕西文艺界扶植，这个粗识文字的农民诗人的诗歌如泉喷涌，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我想王老九便是生来具有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的人。他不仅没有书香环境的熏陶，穷得连上学的机会都失掉了，不仅谈不上文化程度，仅仅是粗识一些汉字的半文盲的农民。然而，他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触景生情，遇事更多感动和感慨，便发出吟诵，不图发表也更不为挣稿酬（压根没有发表和稿酬的概念），这种即情即景的诵唱，大约和李白杜甫的随感而出的诗歌的途径如出一辙。当然，内含的哲理和诗的意境难以比对，这是作为半文盲的农民诗人的后天性缺失。然而，仅就语言而言，王老九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无须导引便贴上了关中民间语言，响亮的爽口的生硬的幽默的含蓄的等等口头语言的精华，尽都凝结聚集在他的诗行里。民间称顺口溜，王老九顺口便溜出来，乡民们听到后顺口再溜出去，在乡野马棚里传诵不绝。杜甫李白们的诗歌在社会的知识人群里被顶礼膜拜，千古传诵不衰；王老九的顺口溜或者称快板诗却赢得了社会下层乡民的喜爱，也是传承不衰。
其实，在关中乡村，多有王老九这样的顺口便能溜出生动诙谐而又易记易说的快板的人，只是没有王老九的机遇和广泛影响罢了。上世纪末六七十年代我在家乡农村工作的时候，在灞河川道和白鹿原坡的三十多个自然村下乡跑动，发现好多村子里都有一个能顺口溜出易记易懂的民间诗句的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名气和影响已经溢泛出我工作的公社（即当今的乡镇）。此人其貌不仅不扬，而确凿有点丑陋，不足1.6米的个头且不说，细窄的脸庞上布满大大小小的黑斑，一只眼总是眯着，另一只眼睛似乎歪斜着看物盯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队里，身单力薄的他很难挣得较多的工分，生活之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似乎谁也不在乎他的存在，却总是在人群聚拢的场合喜欢他说顺口溜。他兴致好时说，受窝囊气时更爱说，尤其是有人当面做出不尊重他的话语和行为，他当即便溜出一串挖苦对方的有韵律的快板来，尽是对方的生理缺陷和性格弱点，不仅引得乡民哄笑，更使对方脸红耳赤尴尬不堪。有一位有心人曾收集过他随时随地撂出的顺口溜，却不敢出手，多是挖苦乡党的内容，更有对生产队某些干部和不公的事情的讽刺，收集者担心会出“政治问题”，便不再费心劳神做下去。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公社（乡或镇）派干部到各个村子给过不了年的困难户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粮，这位顺口溜先生闻讯，很想得到救济粮款，却又硬着性子不找干部申求，竟然弄来两绺红纸，给自家的简易土门楼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人家过年咱不过，下联：没有菜也没有馍，横联四字：申请救济。很快便聚拢来一群村民看稀罕，嬉笑声议论声稀里哗啦。一位有心人悄悄跑到支部书记家告知此事，完全出于好心，怕他的这副对联一旦“上纲上线”，就会惹出“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麻烦来。支部书记正在和下乡来的公社干部商量救济对象，闻讯吓得变了脸色，当即奔来，把贴对联的人狠狠训了一通，言下之意，你狗东西不仅得不到救济粮款，还可能因“攻击大好形势”的错误而上批斗会。这位农民诗人当即撕了对联。到傍晚时，支书陪着公社干部把一份救济粮款送到他家……我很熟悉这位堪为农民诗人的乡党，曾经多次在看着他顺口溜出妙词儿的时候突生遗憾，如果他有机缘接受中学教育（且不敢奢望大学中文），发展成为一个当代诗人是合理也合情的，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和那些顺口溜出的韵词儿悄无声息地淹没了，真可惜了上帝赐给他的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
同样敏感文字的神经，后天如何敏感文字，敏感出怎样的文字景观，想来令人大开眼界，甚至不无惊心动魄。即以同代人而论，鲁迅创造的博大精深而又经典化的文学高峰，沈从文怡情湘西山水的另一番堪为经典的文学景象，还有别一番耽于男女情爱的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等等。我便看到，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所创造的文学景观，差异太大了，就人通常能想到的形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作家生存的环境，家园和山水，接受的教育和阅读的书籍，尤其是后来形成的独立思想和艺术审美的情趣，决定着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发挥的倾向和倾情了……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话题，姑妄涉及，不敢也无力深究，便自觉作罢。其实，我只是对天才的一种物质化的猜想，而敏感于文字的那根神经后天如何展示各自的文学景观，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缺乏人体生理常识，生发出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经不得科学考证，便作猜想。
2011年7月30日二府庄
第14章 饭事记趣
几位朋友聚餐，没有任何正经话题，全是随心所欲，即兴发挥，难免东拉西扯，却多为逗笑开心的生活趣事逸闻。记不得谁说到自己幼年时期经历的艰难生活，为争食半碗锅底铲下的锅巴，曾和长自己两岁的哥哥动手厮打。这种锅巴我也喜食，那是用很细的苞谷糁子熬烧稀饭时，大铁锅底留下的一层沉积糁子，被烙得金黄，用锅铲铲下来，多成卷儿状，味道甘美且不论，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三顿喝苞谷糁子的情状里，吃不上面条，更见不到馍，这种半干的锅巴则耐得住饥饿；父母把这种稀罕吃食全让给孩子，孩子多的家庭，会分给每人半勺，或轮流吃……
由此引发出我有关吃饭的记忆，便凑热闹说了两三件有关吃饭的事，朋友们甚觉有趣，有人便说，你不妨把这些轶事写出来，挺有点意思。这话倒让我记住了，而且又触发出几则吃饭的事。我想，人一生要吃多少顿饭，吃过也就忘了；而吃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几顿饭难以忘记，这几顿饭就在人生行程中留下印痕；这种多属饥饿年代的有关吃饭的事，会让今天以营养成分调配吃食的读者感到好笑，也不顾忌了，索性让大家笑一回，何妨……
确凿记得是1967年五月末的事。这是“文革”派性闹得最疯狂的时月。我供职的公社（即乡镇）农业中学早已停止上课，学生虽然也搞成两派造反组织，却在本公社社区无甚影响，多数学生早回家了。七八个教师也是去留自便，常来的人没有谁夸奖你坚守岗位，常常不来的人也没有谁计较你失职。到了五月末，“靠边站”（即罢官）的校长突然挺身而出，通知所有教师返校，他要安排学校收割麦子的事。农业中学属社办公助性质，学校搞勤工俭学，在学校西南边的荒坡上开荒种地，播种了几亩麦子，还栽下不少果树。这方坡地在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紧依着汉文帝的倚坡而建的陵墓，史称灞陵，因坡根下流淌的灞河得名，白鹿原由此也称灞陵原。灞陵的坡形，东西两边有着几处基本对称的凸出和凹进的地形，活脱如张翅飞翔的凤凰，灞陵的民间名称为凤凰嘴。就在凤凰嘴的东侧，有农业中学师生开荒播种的麦田。这方地域向阳，又因坡高缺水，麦子便早熟了。校长尽管作为当权派被冷置着，却操心已经基本黄熟的麦子，着急了。
且不说这七八位教师怎样汗流浃背地收割麦子，再翻沟过梁人背车拉运送麦子，以及人做畜牲拽着碌碡碾打麦子，单说开镰之日的第一顿饭。教师们聚集在离灶房最近的一座教室里，炊事员老头把刚刚蒸熟的馍端到教室里，当众揭去大蒸笼里的垫布，一片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的馍晾现出来。校长宣布：大家割麦运麦要出大力气，这馍就随便咥（吃）。这个主意是我拿的，如果违反粮食政策被追查的话，我负责，处罚就处罚我，与大家无关。校长话音刚落，教师们便动手掂起纯麦子面馍咥起来，就着咸菜，喝着稀米汤。我也不甘落后，早掂来一个馍咬下去了，竟顾不得吃咸菜，白面馍本身香味的巨大诱惑，让我心无他顾，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馍吞咽下去了。大家几乎腾不出嘴来说话，自顾自地吞咬咀嚼着馍，教室里一片静寂，咀嚼馍块的或轻或重的吧唧声便突显出来。大约在大家吃到八九成饱的时候，才有人说起笑话，是以某位先生吞咬馍块的怪异表情为由头，随即引发笑声和互相调侃的轻松气氛。多少有点“文革”派别不同“政见”的隐性纠葛，在猛吃狂咥的放浪形骸的欢愉氛围里，暂且忘却了。
有人突然提议，各人自报咥了几个馍，并解释其意图，既不收粮票也不收钱纯属白咥，所以希望如实招来咥了几个。说完，此兄把眼光盯住了我，哈哈着命令：你先报！
我顺口报出：七个。
似乎稍有惊讶之音，却不强烈。随之一个个都报出数来，却没有一个超过我的，连持平的也一个没有，只有一个人报了六个。多数人都报了五个，男教师只有一个人吃得最少，四个。两个女教师都说吃了三个。我当了一回冠军，平生仅此一回。参加过几次篮球、乒乓球和象棋赛事，从来没拿过冠军；一顿咥七个馍的记录，在农业中学教师的范围内未曾被人打破，我自己后来也未能再刷新。
饭后便提着镰刀到凤凰嘴东侧的坡地上割麦子。我感觉到胃里很撑，也很沉。那时候的馍都习惯以二两为规格，再加一碗稀米汤，我的胃里至少装着两三斤重的食物，馍的计量标准的二两，是指干面粉，和水蒸成馍，不会少于四两。当我挥动镰刀割麦子的时候，感觉到了难受，也就伴之而生悔意，吃得太多了。这种因为贪吃而发生的身体负担以及后悔情绪，在我却是久违了的别一番感慨。许多年来，吃饭已经形成习惯，就是抑制住饥饿便罢手也闭口，很少有吃到一满饱的机遇。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我通常是以三四四来分配一天三顿伙食的数量的，计量单位是两。这样的配额，连半饱似乎都勉强，自我感觉就是仅仅“压住了饥饿”。尽管这样，三十斤粮票仍然维持不到月底，便从家里蹭来吃食弥补亏空……
我现在的工作点有餐厅，在我看到吃剩的大半个馍和小半碗干面条或米饭被倒入垃圾桶的时候，常常会泛出曾经咥过七个馍的往事来。且不说可惜了粮食这种陈年老话，我也不无庆幸，中国人不仅告别了如我四十多年前丑陋的食量和吃相，而且可以随意扔掉吃剩的馍、米饭和面条，连眼皮也不会眨一眨。
大约是我被抽调到公社（乡或镇）协助工作的第二年冬天，我跟一位领导到白鹿原北坡上的一个村子去驻队，还有当地驻军（军校）的一位教员和一个战士，四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单项任务是重建生产大队一级的党组织——党支部。“文革”把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全部搁浅了，现在要恢复重建。这个村子派性比较复杂，更深层的渊源是三大姓氏的由来已久的积怨。如何化解矛盾，争取在上级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党支部重建的任务，说来话长，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说一件轻松有趣的一顿饭的事。
下乡驻队在我已经成为习惯性工作，且不说公社机关对干部下乡纪律的严格规范，单就常识而言，到农民家吃派饭不能有任何要求，农民日常吃什么，也就给我等下乡干部吃什么。其实许多人家在轮到为下乡干部管饭的一天，总要比自家平时的饭食做得更好一点，他们平时多吃汤水面条，给干部做一碗干面条；平时他们多以包谷面做馍，给干部吃的馍里，总要掺进一些麦子面粉。这是当地传统习俗，不能慢待客人。每遇到这种优待饭食，我便对主人说，下顿不要这样了，却收效甚微。这回下乡搞建党支部的这个村子，地理环境缺水，每遇干旱便难保收成，村民的粮食多数吃不到新粮下来，我们工作者的几位干部也就更自觉地接受粗食淡饭了。
关中乡村自古一天三顿饭，与别的地区无差异，差异在吃饭的时间。农民天明便起身下地干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之前的个体经营时期是这样，农业合作化集体经营时期依旧遵循着这种生产和生活秩序，干活大约到九点十点（冬夏差别）回家吃早饭，午饭大约在两三点钟，晚饭就是天黑收工以后才吃的。我和工作组的人也是入乡随俗，改变了在公社机关早晨起来先吃早点之后才上班的习惯。这一顿记忆颇深的饭是一顿早饭。
我们四人分成两组，主要考虑农民家庭一次管四个人吃饭负担太重，我和领导为一组，从村子西头到东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两位军人为一组，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无论吃得好吃得差，我们从来不议论，其实没有谁规定不许议论吃食的好坏，也没有人提醒，却都闭口不提，似乎是一种忌讳。那天早晨到早饭时，一位穿戴整齐的青年来叫我吃饭，干净整洁的中山装，浓密油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谦和的笑容里显示着彬彬有礼，截然区别于农民，尽管难以判断其职业，却可以肯定是一位吃商品粮挣工资的公家人。在靠挣工分生活的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中，谁家有一个能有固定月工资收入的公家人，就意味着这户人家在普遍贫穷的村民中优裕的经济地位。我和我的领导——工作组组长，跟这位公家人去他家吃早饭。
一个老式方桌，周围摆着条凳，我和组长坐下，陪坐也陪吃的就是这位公家人。组长说，让家里人一起来吃嘛！公家人说，你不用管，他们吃他们的。组长也不再勉强。我却有点敏感，大约是为我们做了好吃食，却不多，只供我和组长以及公家人吃，其他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姐妹兄弟都不上桌了，是为着节省。这种情况遇见过不止一户人家，也确实令我吃着不自在。公家人先端来一大碟酸菜和一盘红苕，又端来两大碗包谷糁稀饭，继之又为自己也端来一碗稀饭，热情地招呼我和组长，吃！快吃！天冷得很，小心饭凉了。我先喝稀饭，稀饭稀到筷子上挂不住包谷糁。我再吃红苕，全是如同未剥皮的花生那样大的堪称袖珍红苕。吃红苕一般要剥去薄皮，这小红苕捏在指间，尤为难剥，我索性连皮吃了。这些未发育长成的小红苕，内里多丝，那丝如同纤维，韧性很强，咀嚼不碎，又不好意思吐出，我便囫囵咽下了。我吃饭的心情有点不好。我家也在农村，每个村子都种植红苕，因为红苕产量大，可以充饥，在困难时期的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扩大了红苕种植面积，家家都挖着一口储存红苕的地窖，从初冬一直可以吃到来年初夏即将接上新麦。乡民说，一年到头，红苕坐庄。更有说得损的话，红苕是救命的爷。生产队大量种植多产的红苕，不仅成为村民锅里碗里的主食，红苕的叶子可以窝制酸菜，红苕的蔓和根是喂猪的上佳饲料。我在公家人餐桌上所吃的袖珍红苕，其实是红苕根上不值得采揪的舍弃物，通常都是和根蔓一起晒干粉碎后喂猪的。我猜想这些袖珍红苕的来路，是从生产队分配给他家作饲料用的红苕根上摘下的，或是从挖过红苕的地里捡拾的遗弃物。可见这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公家人一直陪着组长和我吃饭，不断地招呼我们吃饱吃好。直到我们放下筷子说吃好了，他仍然礼让我和组长再吃几个红苕。
出了公家人的大门来到了村巷，组长说要到老支书家说事，我便跟着他走，谁也不说这顿早饭吃得如何，已成习惯。走进老支书家的大门，迎面看见他正跷着腿坐在方桌旁，捉着一根烟袋抽旱烟，走近了又看到尚未收拾的碗筷和菜碟，还有一盘馍。未等组长开口说事，老支书抢先问：吃好了没？我和组长异口同声说，吃好了。老支书很惊讶地说，哎呀，算你俩有福。我能听出他话里的异味，却仍然说，好着哩好着哩。他哈哈一笑，说，自解放到现在，来到村上的干部，在这家管饭时，谁也甭想吃一顿好饭。组长也笑着说，好着哩。老支书说，不好你也不说不好——你有纪律哩。老支书说，曾经在某年有某个下乡干部在这户人家吃派饭，喝的是挂不上筷子的稀溜溜包谷糁子，还没有馍，干部喝了一肚子稀汤，不到午饭就饿得撑持不住，跑到他家来，二话不说就伸手在装馍的笼子里抓馍吃。他说他曾经提醒过这户人家的主人，却不奏效，后来便不让他家给外来干部管饭，人家还不依。老支书解释说，干部吃派饭交钱又交粮票，仍怕村民吃亏，生产队给管饭的人家再发一份补贴粮，少则每天一斤，多则二斤，会有余头的，所以村民一般都争着给下乡干部管饭。说到这儿，老支书又问：有馍吃没有？我觉得既不好说没有，也不宜说谎说有，比我老到的组长笑着把话题转移开来，说起工作的事项。老支书还不尽兴，继续说，这户人家在村子里是日子过得相对窝逸的，家里大人都不少挣工分，又特别节俭，尤其是有一位挣钱的公家人，“文革”发生前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听说在六十块上下……组长再次把话题岔开。老支书末了还说，这是这家人的家风，我说了你俩就不见怪了。要是肚子饿了耐不到晌午饭，就到我这儿来拿馍……午饭和晚饭依旧，无需赘述。
顺便说一下这位老支书。这是解放后乡村里发展的最早一批中共党员，历任乡村各种干部和支部书记，刚刚进入中年，俗称老支书。老字不指年龄，而是指任期比较长久，“四清”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仍为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结束不到一年，“文革”又开火了，他又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这个人性格中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智慧，面对灾难善于自我解脱，便是自己调侃自己：“四清”运动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拽起来；我还没站稳哩，“文革”又把我日倒了……组长心里有数，这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非他莫属，关键是化解派性，做好党员和群众工作……喝一顿太稀的稀饭吃一些过碎的红苕，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嘛。
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年，刚过完春节上班不久，我被公社（现今的乡或镇）派到一个生产大队（村子）去驻队，任务单纯，调查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打倒开除党籍的前支部书记的案情。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我被任命为组长，另两位组员都是公社党委从农村临时抽调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是一个村子的现任党支部书记，男性，比我长几岁，另一位是回乡高中毕业生，年龄虽小，有一定文字能力，是作笔录等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人手。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小组，是受上级（市和区）的指示作出的，对“四清”运动中被整被打倒被处分的大批干部选几个对象，重新调查其案情，作为试点。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三人小组刚刚入驻那个村子，便惹起一片风声，纷传陈某人要给“四清”中被打倒的某某人翻案了。任谁都能想到这村那寨“四清”中受到打击和处治的干部对这件事的关切之情。
就我亲历的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风风雨雨而言，一直留有一种也许是偏颇的印象，“四清”运动对集体所有制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破坏程度，不仅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后来的“文革”。“文革”的矛盾焦点主要指向公社以上的政府机关，农村里村村都有造反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和大队长，而主管生产决定春播秋收和粮食分配多寡的却是生产小队，造反派一般瞅不上生产队长那个太小的官位。野心大点的造反派先夺公社的党政大权，野心更大的造反派头子再夺区或县以至市和省的大权，绝大多数男女社员依旧干农活儿挣工分过日子。“四清”运动之前，对乡村社会破坏最厉害的是大跃进吃大锅饭，直接导致“三年困难”民不聊生的惨景。然而经过中央及时而又务实的政策调整和纠正，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多数生产队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呈现出毛泽东此时写的一首词里所说的“莺歌燕舞”的气氛。然而，好景不长，莺尚未歌到尽情处，燕亦未舞到尽兴时，“四清”运动由试点到全面很快推开，大兵团的人马浩浩荡荡进驻到大大小小的村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包括会计出纳在内的干部全部被推上被斗席。历时半年的“四清”运动结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至少十有七八都被整下台去，撤职不算最重的处罚，更有被开除党籍，还有被经济退赔时连房子也折价抵账的惨事，且有人自杀。我后来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遗症，许多村子的生产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和损失，这个时期被打倒被处罚的干部，尤其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多是从解放初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主宰农业合作社的优秀骨干，能力弱或品行差的人早淘汰了。“四清”运动的最后结局，用农民的一句话概括，把那些好干部“一竿子全扫光了”。农村比不得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可以调换领导干部，而一个村子要成长一个主要的树得起威望的领导干部，确非易事。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村子在“四清”后安排的新干部，因为能力或品行太差难以胜任而自动辞职；有的不甘辞职却指挥不灵，村子里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搞得一团糟。这种局面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改变，说遗患无穷似不过分。我到这个村子来复查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原支部书记的案情，在我确是一种踊跃心态。
这位复查对象，原是本公社的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到“四清”运动发生之前，他早已是在本区和西安市都挂了号的模范干部。我做乡村民办教师那几年，已闻知他的大名，却难得接触，不料在他被打倒十余年后，由我来复查他的案情。我也明白，对此人案情的复查，是上级抓的一个“点”，不仅关涉他一个人的命运，更关涉无以计数的“四清”运动中被处治的“四不清”干部的命运，我不仅踊跃，更为谨慎。正是在这次长达两三个月的驻队时月里，我吃了一顿至今难忘的饭。
在公社工作已有十个年头，每个村子都吃过派饭，无论吃得好或差的饭，吃过也都忘记了，我可以自信的是，我从来没有弹嫌过谁家的饭不好吃，倒是对有些特别照顾而做的好饭，我提醒主人不要为我浪费白面。记得有一次吃派饭，竹篮里盛着香气弥散的纯白面锅盔，男主人陪我吃饭，女主人和孩子却不闪面，我也不在意，关中风俗多见如此，自然属男尊女卑的封建遗风。喝完一碗稀饭，还想再喝半碗，陪我的男主人要去为我舀饭，我二话不说便自己闯入灶房去了，眼前的景象令我吃惊：女主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灶房里围着一个小桌吃饭，手里拿着纯苞谷面的馍。我的心里就撞了一下，我舀了半碗包谷糁子稀饭出了灶房，便把装着白面锅盔的竹篮再端进灶房，让两个孩子吃锅盔。两个孩子瞅着白面锅盔，又瞅着他母亲，又瞅着跟脚进来的他父亲的脸，却仍然不伸手抓锅盔。无论男主人和女主人怎样礼让，我已坚决拒绝再吃锅盔，甚至影响了我的食欲。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这种完全类同的情景，轮到我家给下乡的某位干部管饭，也是由父亲陪干部吃专门待客的好饭，只有在干部吃罢告辞之后，我才得以分享剩下的白面锅盔或馍。似乎不完全是好面子的事，是说不清从哪朝哪代传留下来的乡风民俗，在越是穷困的生活里，总要尽力让客人吃得好一点……我说此事似有自我表扬之嫌。其实，不单是干部自律，还有我小时候的那种隐秘的记忆，却在这一户人家里重现了，竟有某种触碰的痛感。
又到乡村早饭时辰，一位中年男人来叫我们吃饭。进村不少日子了，这位男人却显得陌生。他家在村子东头，没有围墙也就没有门楼，敞院里坐西向东两间厦房，台阶上放着镢头铁锨等几样常用的农具。进得厦房，男主人招呼我们三人坐下，是三只粗陋不堪的小木凳，没有小饭桌，一碟自家窝制的酸菜和一碟辣椒摆在脚地上。我在坐下前，或者说踏进厦屋门的一瞬，便颇感惊讶：家徒四壁，一览无余，厦屋北头是连接着锅灶的土炕，西墙根有一个用砖块垫着的破损的木柜，再不见一样家具。锅台有一块案板，上边摆着几个碗和擀杖。男主人从操勺的女主人手里接过舀满稀饭的大碗，再一一端给我们三人，然后自己也端着碗在一边陪吃，坐在一块破砖头上。我把稀饭碗搁在不大平整的脚地上，先掂起馍就着酸菜吃，心里却在猜想，这家人怎么把光景过得如此恓惶？这是一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生产大队，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有机井保证灌溉的平地，种植着各种时令蔬菜，定点供应西安的某家蔬菜公司，尽管属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营，收入远非那些以粮食和棉花为主业的生产队所可比拟。粮棉队几十个村子，工分值高不过五六毛钱，差劲的许多村子仅只一两毛；而几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村子，工分值最低也不下一块，况且，这些蔬菜生产队由国家供应至少半年的粮食，不愁碗里的稀稠和有无。那些相对贫穷的粮棉生产队的女孩，托亲靠友多想嫁到优裕的蔬菜生产队。这户人家的惨淡光景，是我们进入这个村子近月以来最令人惊讶的一户。我一时想不明白，他们夫妻二人不残不呆，看模样也不会是偷懒怕干活的人，只要出工干活，就有工分，就会分红，怎么弄得这样一副穷光景？我便和他拉家常，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只说半句，后半句没说出来就不再说了。从木木的神情上判断，他不仅不善言语，确凿属于木讷短语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出工干活挣工分。我想问他的身体状况，刚开了口，他不回答，突然转过身，把端着小碗蹲在我和他之间的小儿子抱离开去，我看见小家伙蹲过的地方留下一摊稀屎。我不便再看，男主人的一个举动却把我惊住了，他顺手从墙根下抓过两只破旧的布鞋，从两边刮擦到中间，把那一摊稀屎刮到鞋里，三两步跨出屋门，扔到院子里去了。我瞥了一眼，用鞋刮过的地方还留着一些稀屎，刮在鞋上的稀屎滴溜在脚地上。主人的这种举动是少见也少有的，一般家庭里多有小孩随地拉屎的事发生，大人通常用一把灶灰掩盖，再用铁锨铲除，很干净的。这个木讷的男主人此时才想到用灰撒到残留的屎摊上……我已经感觉到胃里有反应了，隐隐有点恶心。我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包谷糁子稀饭喝了下去，企图把胃里的恶心压住，似乎收效甚微。我当即采取断然措施，让那两位同伙消停吃，我已吃饱先走一步。
走出厦屋门，很快便走进村子中间的主街道，胃里有了更激烈的响动，我越是用心压制，响动反而越是厉害，走到一个堆积牲畜粪的很大的粪堆旁，便爆发出声音很大的呕吐。刚刚吃下的一个馍和一碗包谷糁子稀饭，全部倾泻出来。我擦了嘴，警惕地往四周看了一圈，倒是没有人，我才放心地走回房东家的住处。待那两位组员回来，见面问我怎么吃得那么少，我含糊其辞地岔开了话题，更没有提呕吐的事。我担心由此事演绎出陈某吃不惯贫下中农的饭食，这可是感情甚至上纲为立场的大问题。
空着肚子工作到午饭时间，我们三人一起到那户人家去吃午饭，熟路熟门又是熟人，仍然是坐在小木凳上，盛辣子的小蝶和盛盐和醋的小碗仍摆在脚地上，是纯粹的白面做成的汤面条，我连着吃了两碗，感觉到一种满足。出门的时候，似乎胃里又有隐隐的响动，我和两位组员说笑话，企图把注意力岔开，把胃里的不好反应抑压下去。在走到村中那个粪堆旁，胃里一阵天翻地覆的搅动，哇啦一声又倾泻而出，把两位同行的组员吓得一愣，忙问怎么回事。我谎称胃出了点毛病。待我定睛一看，正是早饭后呕吐的那块地方，早晨呕吐的残痕仍在。回到住处，两位组员担心我空着肚子耐不到晚饭。我说胃里空一空也有好处。关中农村的晚饭都是天黑时吃，两位组员提醒我该吃晚饭了。我推辞不用，并说胃需要再空一空。他俩不信。近月来三人一起吃饭，没发现我的胃有什么毛病嘛。连着追问之下，我便说了缘由，担心吃了晚饭再吐可受不了。他们便张罗如何解决我的晚餐，想到离此村不过三四里地有一家工厂，厂里有一家小门面的营业食堂，他自告奋勇要去为我买两个烧饼，我坚决制止了。我怕由此惹出事来，说陈某人吃不下贫下中农的饭，吃了呕吐，到食堂里买饭吃。资产阶级作风和感情的帽子谁戴得起。我不仅坚决制止了他去买烧饼的举动，而且提醒他们两人坚守秘密，不许把我两次呕吐的事道及外人。我开玩笑说，空着肚子再熬一夜不算什么问题，我已经有“三年困难”饿肚子的抗饿功夫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好事接着发生了。公社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干部突然登门，说是周六放假回家顺路来看我。我这时才想到周末，为了赶规定时间办完此案调查，我们自觉放弃了休假。朋友闲聊间，一位组员向这位朋友说了我饿肚子的事。这位朋友不由分说，便拽着我到他家去。他家和我驻队的村子是邻村，不过两里路。我们三人装作到他家走闲的样子，进门便由他给老婆下令做饭。来不及发酵面团，用死面烙了一张饼子，我吃得确如狼吞虎咽。饭毕，大家约定，不向外人道及老陈吃饭的事，以免造成挑食的不好影响……
调查那位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的案情如期完成。这位被冤枉了十余年的老支书被宣布平反，恢复党籍。此后不过两三年，“四清”被整被处分的干部几乎全部平反了。我其实在做了那项调查之后的第二年夏天，调离了工作过十余年的家乡，到西安南郊的文化馆工作。我已感知到文艺复兴的令人鼓舞的气氛，创作的欲望潮涨起来了。
许多年后，和那两位组员以及那位公社干部偶然相遇，便说我的吃饭的故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受邀第一次访问美国，在耶鲁和哈佛有两次文学创作讲座，算得上正经事，其余时间便是游山逛景了。一个神秘了大半生的美国，在自东往西的车轮加脚步的匆匆一览里，自然说不上深或透的了解，神秘的帷幕却还是扯去了。姑且不说观后感，只说一顿难忘的晚餐。
这顿饭是一位姓杨的女士邀请约，我没有推辞，概出于她和陕西关中一种非同寻常的亲情渊源。此前一年或两年，她到西安时曾得以谋面，她说到来西安的意图时，且不说我惊诧之类的夸张的话，确凿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她说她是来寻根，更是拜祖。初听这些话时我毫不惊讶，国门打开之后已有多年，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湾同乡回来的人络绎不绝，在我已司空见惯。然而，杨女士说明她寻的祖宗时，我当下竟惊讶得回不上话来。她所寻的祖宗，竟然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杨坚是五岳之一的华山脚下华阴县人，早已了无踪迹，墓葬在关中西府的扶风县。她虽然没有看到有关始祖杨坚的蛛丝马迹，却也未见多少遗憾，心里早有预料，着重在想感知作为皇帝祖宗曾经生活的一方地域的地脉天象。同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五方乡，却有为杨坚开创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的文武全才的杨素将军的坟墓。杨素不仅善于统军打仗，且是一位诗人，隋朝建立后被隋文帝杨坚封为赤泉侯。然而，杨素和杨坚虽都姓杨，却无血缘宗族脉络，杨素的祖宗上溯到西汉时代的杨喜，曾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大将军。五方乡的杨素氏族，现存十八座坟墓。这些有关杨姓两家的简况，是我后来获知的。我更惊讶杨女士的乡土情结，从隋朝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们一代一代祖传着关中华阴这个“根”；单是她自己，从台湾再到美国，成为美籍华人，却终于实现了到皇帝祖宗诞生的华山脚下走一回的夙愿了。
我按时赴约，是一家中餐馆。我看一眼已经到齐的人，竟然全部都是女性，多为中年，自然都是华人。她先介绍我之后，便一一介绍由她约来的朋友，几乎全是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文化人，多数都出版过散文、小说和诗歌集子，只是名声尚不及我认识的於梨华。都是喜欢写作的人，气氛很快便轻松活跃起来，有人说到她喜欢大陆某作家的作品，有人说到她结识的大陆某位作家，自然也免不了说到她们读《白鹿原》的事。在轻松的气氛里，不觉间过去了近两个小时，饭早已吃完了。在散席前发生的一幕，让我不仅出乎预料，而且惊诧了。
杨女士说了句“那就到这儿”意思的话，在座的女士们，有的翻手提包，有的掏口袋，把一张张美元掏出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面上，杨女士自己也不例外地掏出钱来。我在短暂的发愣的一瞬间便明白了，这顿饭是由进餐者分摊其花费的，也就赶紧掏自己的口袋。杨女士坐在我右边，压住了我往桌子上放钱的手，笑说：你是我们大家请来的客人，你绝不能。在我据理辩解的几句话还没说完，她打断说，在大陆你可能不习惯这样分摊餐费的方式，在这儿（美国）却是通常的事儿，大家想聚会了，或是接待一位朋友，都是这样做的，唯有被请的客人不能付款，这种分摊餐费的方式，说明你是大家的朋友……
我在回到住处后，心里仍不能淡忘每位进餐者纷纷掏钱包的情景。除了杨女士说的“你是大家的朋友”之外，我又想到她们可能没有报销的途径。她是一个民间文艺团体的主事人，没有公款，她的会员可能只交象征性的一点会费，只能作公务性的开销，更多的却是显示对自己参与的这个文艺团体的尊重。我没有问她，仅是我的猜想。
这种猜想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是随后在另一家华文文化团体搞过一次创作讲座，讲完后听众就散去了，留下十来个团体的骨干人物，和我共进午餐。就在讲座大厅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和通道上，十来个男女朋友纷纷拎来自己的提袋，从里面掏出早已备好的菜和面包，每人都带着盒装的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好带来的，几乎没有重样儿，一齐摆到桌子上，任由各人挑拣品尝，不时暴出某男或某女大声的惊叫，说某种菜太好吃了，虽不无夸张，却酿成一种即使高档餐馆也难得的融和气氛。我被重点照顾，让我尝一口这种菜，再尝那种菜……我很自然想到，这个文化团体同样没有经费来源，要搞什么活动而避免不了共餐，便是这种办法……回去的路上，我和同行的朋友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平生吃过多少回饭，粗粮野菜也罢，鱿鱼海参也罢，多不记得了。上述几顿饭却总也难以忘记，如实写来，供有兴趣阅读的读者一哂。
2011年8月25日二府庄
第15章 我们村的关老爷
在我尚不知晓关羽或关云长为何人的童稚时期，却已知道关老爷这尊神。岂止知道，而且和关老爷左右为邻，距离不过五六十步。自我有记事能力，便记着我家是村子西头第二家，头一家的院墙西边紧挨着一条颇深的沟，是下雨排水的天然洪道。这条沟的西沿上，坐落着一幢比普通农家更讲究的庙，方砖砌墙表面，琉璃小瓦苫顶，房脊高高耸起，砖头上有雕刻的吉祥图纹，这座庙俗称关老爷庙。村民平常简称为老爷庙，敬奉着关羽。我一出自家土门楼，第一眼便看见关老爷庙；从村子里走回家去，直对着我视线的也是这座关老爷庙；关老爷庙的北墙根下，是走出村子的西口，村民下地干活或出村办事，都从关老爷的庙墙根下走过。不仅是我，整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幼都和关老爷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乎谈不上距离。
我后来才知道，在民间传说里，关羽谢世升天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管民间风雨的职司，任何一方地域的干旱雨涝或风调雨顺，全在这位风雨神的掌控之中。无需考究这个传说起自何时何方，既成的事实却非同小可。即如我眼见的灞河流域密集的大村小寨，几乎每个村子都修建着一座关公庙，敬奉着这位职司风雨的神。我生活的村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不过三十多户人家，却不知早在多少年前已经修建起这座关公庙来，推想那时大约不过十几或二十几户农家，肯定由每户分摊建庙和雕塑关公神像的不菲的费用，可以想见村民踊跃情态里的虔诚。其实不难理解，以种植庄稼为唯一生存依靠的村民，决定粮食棉花收成丰欠也决定他们碗里吃食的稀稠乃至有无和身上穿戴的厚薄的关键一条，便是雨水，风似乎倒在其次。渭河平原这块沃土，庄稼生长最致命的制约因素，便是干旱，我查阅过西安周边三个县的县志，造成多次饥馑灾荒的原因，都是久旱不雨。敬奉关公祈求风调雨顺是村民们共同的心愿。
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后晌，村子里的主事人便打开常年挂着铁锁的关公庙门，让几位村民打扫卫生，擦拭关老爷和护卒头上身上的尘土，点上两支又粗又长的红色蜡烛，再敬上三支香，然后跪拜叩头，再说几句祈求风调雨顺的话。接着，整个村子里的成年男人都来焚香跪拜祈祷来年有及时雨降下。我和小伙伴们围在庙门口，看着一个个年长的年轻的爷辈父辈的再熟悉不过的男人们，无论家道或富或贫无论性情属刚属蔫，站到关老爷塑像面前先鞠躬再跪拜时的表情，都是至诚至敬的。关老爷端坐庙堂正中，长耳几乎垂肩，浓眉大眼高鼻梁，满脸红色，黑色的胡须直垂到胸膛，威武里透着慈善，不动声色地看着一茬一茬跪拜他的村民。到得末了，主事人把我等在庙门口围观的小男孩一齐叫进庙去，教大伙抱拳鞠躬，再跪地叩头者三，最后让大伙跟着他齐声说，关老爷爱民如子，给俺多下及时雨……应该说，关公是我平生最早跪拜过的神。
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是民间传统传说里的龙抬头的日子，也是冬去春来农事铺开的一个标志性时日。村子的主事人一早又去打开关老爷的庙门，打扫卫生再点蜡焚香，敲锣打鼓和拍铙钹的好手早已敲打得震天价响，村子里的男人们闻声赶来，长辈人跪在庙里，年轻的晚辈跪在庙门外边，我等小伙伴们随意择空档处跪下，叩头三次，然后一齐仰面对着关老爷的塑像，跟着主事人齐声祈祷，祈盼雨顺风调……那声音是浑厚的，也是震动庙宇发生回声的庄严的声响，更是虔诚的心愿之声。
干旱却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有小旱，也有大旱，多在秋苗生长的关键时月，即伏旱。小旱修渠引水可以抗御，大旱就几乎面临绝收，村子的主事人便召集村民商议，用一种激烈悲壮的方式祈雨，当地人叫“伐马角”。同样是在职司风雨的关公庙里庙外举行，点蜡焚香烧裱，庙外锣鼓铙钹敲打着激烈紧凑的曲牌，男人们聚在庙里庙外，身上都披着象征下雨的稻草编织的蓑衣，自然都是长跪在地。突然会有一人跳起，从火盆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细钢条，大吼一声，吾乃关老爷“通全”的黑乌梢，随之便把通红的细钢条从右腮戳到左腮……黑乌梢是说一种黑色的蛇，蛇是龙的民间化身，即取水地点在南山的黑龙潭。于是，整个村子的人便跟着那个“通全”了神灵的人到南山去，到黑龙潭里“取水”……我等一帮小伙伴聚在一旁，反复诵念两句民谣：云往西，关老爷骑马戴帽披蓑衣。帽是指遮雨的草帽，蓑衣也是遮雨的，都是预示着甘露降临。应验落雨甚少，依旧干旱居多，灾荒和饥馑避免不过。然而，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和二月二对关老爷的虔诚祭拜，依旧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明令禁止，这种传承了不知几百年的仪式才被废止了。
关羽忠勇孝义，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广泛，却是隐性的，不像他职司风雨直接关涉千家万户每一个村民的生存。这样，村民们很少说或不说关公庙关帝庙，而通称关老爷庙或简称老爷庙，已显示着一种亲近的情感。
说来有趣，每当在媒体上看到当地驻军在天旱时节向天空发炮催雨成功的消息，我就会从记忆深处泛出村民敬祭关老爷的画面……
2011年9月6日二府庄
第16章 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
每当和媒体记者或纯粹的朋友叙旧，对我当年窝居乡下十年写作的生活形态多有兴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是一个常被问到的话题，我便如实相告，主要依赖一条邮路，无论写信说事或投寄刚刚写成的小说稿，都是到一个邮政代办点去办理。这是一个仅有一人撑持业务的“邮局”，在我却铸成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获得专业创作的自以为人生的最佳境地的同时，便决定回归乡下祖居的老家，求得一个耳目清静的环境，却不是陶渊明式的避世隐居。我在这里可以坐下来潜心阅读业已解禁的世界名著；可以平心静气回嚼二十年乡村生活，形成新的作品；我几乎本能地关注着生活运动尤其是乡村世界的变化，自然缺少不得一份报纸，能否每天看到当日的地方报纸，成为一个小小的却也揪心的问题。多年来每天读报的积习已经成瘾，不读似乎就有一种缺失或亏欠。读报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我居住的老家的地理环境的制约是根本原因。
我祖居的村子虽然距西安不过五十华里，却是一个被地理环境限制着的“死角”。村庄位于白鹿原北坡根下，再往北不过两三公里便是闻名古今的骊山南麓，形成一条狭窄的川道，其间自东往西流过一条被秦始皇曾祖改名的灞河（原名滋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通了一条砂石公路，我的祖居的村子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尽管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驶来一辆汽车，但是乡民出行推车挑担骑自行车毕竟方便得多了。我回到这样环境的老屋里，首先想到如何能读到当天的报纸。得知这里的邮递员仍旧是我熟悉的那位姓史的乡党，便找到他商量。他做这方地域的邮递员已经多年了，仍然属于邮局聘用的农民工，未能获得邮局正式职工的资格。他负责我所在的这个乡镇东半部的十余个村庄的报纸和信件的投递业务，半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上的村庄，下边是坡根下一排小村庄，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圈儿，可以想见其辛苦。和他说明订报的意图，他笑着解释，东边三个村子没有一户报纸订户，只是在有重要信件时，他才骑车去某个村子。我当即明白，如果我要每天读到当日报纸，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往常多跑五里路，仅仅是为了给我送一张报纸。我确实于心不忍，便和他商量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把我所订的报纸投送到他每天必经的村子的我的一位亲戚家，由我走读上中学的儿子放晚学时顺便捎回来。这样，每天傍晚儿子回家，正好是我停歇工作的时候，坐在祖居的小院里，借着尚未暗淡的天光，打开《参考消息》，看世界的这个和那个角落又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和趣闻；还有贴近我生活的《西安晚报》，既有国家大事的新闻，更有城市和乡村的新鲜事和某些人的劣行。我曾在该报上读到一位农村女人首创家庭养鸡场的新闻报道，竟然兴奋不已，随之便搭乘汽车追到西安西边的户县，花了两天时间进行采访，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西安晚报》，后又以其某些事迹演绎成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是我写农村体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说。
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写成，或者要投寄一封信，我便骑自行车赶到八华里远的邮政代办点。这个邮政代办点设在一所军事大学里。这所军事大学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地址选在白鹿原北坡向里深凹的一个大豁口里，据说可以隐蔽空中侦察。军事大学于60年代初开学，为了这所规模非凡的军事院校通邮的方便，邮政局便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邮政代办点。这样，我生活的这方地域，破天荒地有了一个可以订阅报纸也可以寄信寄物的邮政机构，当地近十公里内的乡民跟着军校沾光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邮政代办点设在军校大门内右侧的一排平房里，仅仅只占一间小平房。我把自行车撑在路边，便拿出要寄的稿件或信件，走到开着的窗口，便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笑也不惊讶，却在眼神里显示出“你来了”的意象。我便先开口说我要办的事，如果是寄信，便说要几张邮票；如果是邮寄稿件，便把封好的信递给他，让他在桌旁的磅秤上称一下重量，然后在算盘上算出邮资的钱数，我交了钱，他撕下邮票给我。我用他摆在窗台上的糨糊贴好邮票，再把装着文稿的信封给他。他砸上有“挂号”字样的邮戳，仍然不说话，眉宇和眼神里显示出“办妥了”的意象，我也不便多嘴，点点头便告辞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张面孔，以及那脸上的表情。那张面孔的脸色微黄偏白，很洁净；眼睛不大也不小，永远是一种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细更不歪，端正而庄重。他的形象和他的神态，完全专注于案头的工作，多余一句客套话都不说，更不会有东拉西扯的闲话乃至废话了。有一次交办完邮件离开他的窗口时突然想到，他是和我短言少语呢，还是对所有人都如此这般？我便侧立一旁抽烟观望。一位穿戴整齐的军校女学员走到窗口，手里拿着一个包扎规整的邮包送进窗口，肯定是称重量，然后看见她从窗口接过邮包，很认真地贴邮票，之后就把邮包再送进窗口，转身离开了。我大约只听见一两句简短的对话，是说多少邮资的话。一位同样年轻的男军人走到窗口，和那位女军人的过程如出一辙。接着看到一位穿戴不凡的中年女人走到窗口，从衣着打扮和走路的太过自信的姿势，我猜测这是一位军校高干的夫人（此军校属军级级别）。她走到窗口，却不寄邮任何东西（如需邮寄东西，肯定有通讯员代办），只听她嗓门很响亮地向窗口内询问，只听见她的问话声，却听不到窗口里的他的声音，约略可以听得出来，她给远方老家的邮件，怎么还没收到？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到达××省××县××公社××村子？不会丢吧……从她离开窗口时的表情判断，得到的是肯定的可以放心的答复，咣当响着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也是欢愉的。我便跨上自行车走了……这人就是不爱说话。
约略记得一次例外，在我接过邮票往信封上抹糨糊再粘贴的时候，他却主动开口了：“你前日在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我颇惊讶，他竟关注我的写作了，便毫不迟疑地以“噢”予以肯定。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昨日回局里参加政治学习，我听大家说的。”他没说邮局里的人如何说我这篇小说或散文，倒是我很想听的话题。他却闭口再不说了，也没说他看没看那篇文章。我尽管很想听文学圈外诸如邮局的读者对拙作的看法，看着他已没有再议此事的兴趣，我也压住了想问的话不再问。
在我窝居乡下祖屋写作的十年里，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便骑上自行车，骑过后来被车碾得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心情却是一种踊跃，每有一篇新作写成，无论是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抑或是短篇小说，乃至三两千字的散文，在送到邮政代办点的这八华里的路途中，都是一种踊跃着的心情，砂石公路上坑坑洼洼致成的连续性颠簸，不仅破坏不了踊跃的好心情，反倒激发着踊跃的连续性。乃至赶到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和那张熟悉的脸孔对面时，领会到那眼神里又现出“你又来了”的意象，我也不说一句客套话，只把邮件送进窗口，照前办理……我已记不清十年间经他的手寄出过多少文稿和信件，却可以肯定，那十年间的文稿和信件十有八九都是经他的手办理的，寄往本省和外省的编辑朋友。更准确也很难能的是，无论稿件或信件，从来没有丢失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邮寄通讯几乎是我唯一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且不说乡村里不敢奢望电话，城市家庭也是稀罕物。邮政代办点的这位代办员，便成为我实现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最可靠的桥梁。
新的世纪刚刚到来，我又回到离别了七八年之久的原下的屋院，一个人住了两年，夜晚坐在院子里看从东原渐渐移向西原的月亮，早晨常常是被飞到屋檐或院中树梢上的鸟叫声唤醒，在我是一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踏实也最美好的感觉。写作的欲望潮起时，便在那间小书屋里铺开稿纸。每有或长或短的文章写成，依照七八年前的轻车熟路——轻便自如的自行车和大半生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家乡路——赶到距家八华里远的军校大门内的邮政代办点，依旧是那间门口墙上挂着绿色邮箱的平房，依旧是打开着的窗户下层的窗口，窗里桌后依旧坐着那位微黄偏白面孔的代办员，变化仅仅只是他的头顶出现了白色的头发，毕竟过去七八年了。他在看见我的一瞬，眉眼里现出一缕不易觉察却仍被我觉察到了的诧异的神色，问：“你不是进城了吗？”我答：“我又回来了。”之后再无话。我交办了寄件，点点头便告辞了。这两年时间里，我到这个一个人操作的邮政代办点的次数，比之前的那十年的频繁来去少得多了，我已有了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无论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闲事，随时便用话机说清了，几乎不再使用写信的交流手段了，不写信也就不寄信了，只有写成新的文稿，必须赶到一个人操作着的这个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我至今不会使用轻便快捷的电子文稿的传递方法，还依赖于原始的邮寄手写稿件的途径。
到了我重回乡下祖居屋院的第二年，记不清是哪个季节，我又一次骑自行车赶到那个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交办了要邮寄的稿件，刚转过身要离开的时候，窗口里的他说话了，让我等一下。我再转回身，就看见那张向来平静到不动声色的面孔，呈现着谦谦的微笑，对我说：“麻烦你办点事。”我自然欣然接受，等待他说事。他依旧是少见的谦谦的微笑，以平静而又达观的语气告诉我，他很快要退休了。我不觉一愣，看不出这张呈现着中年人气色的脸，已经年上花甲了。我在发愣的一瞬，感到了心头的微微一震，顿生难舍的眷眷之情。我随之问：“你竟然要退休了？看去顶多五十岁。”他却不作辩解，依旧谦谦笑着告诉我，他的孩子知道他认识我，便买了我的两本书，让他再见我的时候给书上签名。他说他退休后就难得和我见面了。我自然应诺。他破例拉开那间平房的门板，让我进屋；他把我的两本书摆在桌子上，侍立一旁，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习惯用自己的钢笔，在那两本书上签下我的名字。这应该是我最用心最认真的签名之一。他连着说了两声感谢的话。我为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和读者不知签过多少万册书了，却不敢接受他的感谢的话。我和他握手告别。他竟破例走出门来，在我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点不忍松开。
2011年11月2日二府庄
第17章 依然品尝你的咖啡
作家王观胜突然走了，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的一瞬，不由得发出呃呀一声痛楚的叹惜，还有不敢相信的感觉。不过在一个多月前，他约我和几位朋友聚餐，说文学说书法更说奇闻轶事，妙语迭出，全是观胜式的对艺术对生活事相的审视，不时语惊四座，凸显着不俗的性格和性情。尽管我早已熟知他的独特禀赋，依旧为他的个性化话语称奇。这样一个鲜活的人，说走突然就走了；昨天的妙语绝句还响在耳畔，今天便不能再和他对话了；一个留给我豪爽且硬气的关中汉子，生命却如此脆弱。
我和王观胜结识，真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声不是他说话的声音，而是他的小说处女作《猎户星座》在《延河》发表时引发的非同凡响的声浪。那是1982年的事，其实我还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收到编辑部赠寄的《延河》杂志，读到这篇佳作，颇为惊诧。我之所以感到惊诧，在于1982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正是农村分田分地全面铺开的关键性一年，《陕西日报》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推波助澜，专门在文艺版组织了征文评奖活动，我那时候正热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的变化，写了几篇反映体制改革引起的乡村各色人物心理情感波澜的小说。其实，岂止是我，整个文学界都形成一波迭过一波的写农民从昨天到今天的心理变化的浪潮。在这样的文学潮流里，王观胜的《猎户星座》却写了一个老猎人和一只老狼和小狼的故事，又不是简单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而是开掘到一种令人惊悚的哲思的深度。我之所以在初读时发生惊诧（且不说震撼）的少有的感觉，在于《猎户星座》是一缕天籁之音，或者说空谷绝唱。我很自然地发问，这是一个什么人，竟然能如此超凡脱俗发出这样一声绝唱。
及至我随后到《延河》编辑部开会或送稿的时候，谜底才揭开。有意思的是，未及我发问，编辑先问我看过《猎户星座》没有？我给予肯定的回答，便打问王观胜是哪里的作者。在我猜想，当属一位高瞻远瞩且富于哲思的老先生，不料，却是一个刚过三十岁的青年，在天山下当过几年兵，复转后在三原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也在闷头创作，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毕业生。我向编辑坦陈了读《猎户星座》的惊喜，尤其是具有开阔艺术视野的那种惊诧。编辑赞同我的感觉不错，又告诉我这篇小说刚刚面世不久，业已造成普遍好评，不断有文学里手和普通读者打电话或写信，称赞《猎户星座》，刚创刊不久的《小说月报》等两三家刊物已电告要转载《猎户星座》……又一个青年作家跃然新时期中国文坛了。
我已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和王观胜第一次见面，他的大脑袋尤其是阔大的前额给我留下甚为突出的印象，还有一双突出的单皮大眼睛，显示着一种智慧，也显示着一种坚韧的气象，我感觉到一条汉子的独立禀赋。两三年后，王观胜被调入《延河》编辑部做小说编辑，我和他见面就很方便了。许多年里，他编发过我的小说，我读过他频频发表的短篇或中篇小说，见面时，我说他编的我的小说的意见，我也说到我读过的他的新作的感受，都是坦诚表述，容不得客套。许多往事都已淡忘，而他的高档咖啡却留下美好且难泯的记忆。
我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每逢省作协开会才进城，或是买面粉买蜂窝煤，当时属于按人或按户定量供应的物质，我也得进城办理。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其实只有半间房，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空间，我多是坐在床沿上聊天。聊得兴起时，他便从立柜里取出一瓶雀巢咖啡，为我冲上一杯，我也不客气，便品尝起这绝佳的洋货饮品。他也品着自己的一杯，说这种在当时称得上高档饮品的来路，是他的某个已居高位的战友送的，或是某位收入不菲的作者感谢他对作品的赏识之情，专意送给他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世界文学多种流派一波接着一波潮涌中国文坛的最热闹的时期，自然成为闲聊的话题，相对封闭在乡野的我，常常从他这儿获得许多文学新潮流的信息。文学新潮还携裹着一些洋气的生活习性，喝咖啡便是其中之一，素来讲究喝茶的中国人开始品咂洋饮品了，我也是较早换一种口味的试探者之一。引发我试探咖啡兴趣的人便是王观胜，他说喝咖啡比喝茶能更快地兴奋神经，尤其是早晨和午休起床后喝上一杯，便能很快激发起精神来。我便到西安当时几家国营食品商店去买咖啡，却只有需要煎煮的生咖啡豆，倒是正适宜我的消费水平。我在火炉上煮咖啡，连喝三杯，果然很快便从早起或午休后的困倦状态里清醒到跃跃欲动，进入写作。然而，那些生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的味道，远不及观胜冲给我的名牌雀巢的难以准确描写的香味，我也领会了高档和低档的差别。
在咖啡的余味里，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当时称苏联文学），许多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有的我知道或者读过（我订阅着《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两本专门介绍苏联作家作品的杂志），交流阅读感受的话题便会很投机，至今想来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的新翻译过来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尚未见过，他便介绍给我，我到书店寻找购买，又会成为下一回见面时闲聊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他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兴趣极高，十分推崇，在我正可谓趣味相投。新时期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舒克申，等等，是我们尤为赞赏的两位大家。品着一杯雀巢咖啡时的这种对苏联文学的学习感受的交流，功利全在提升自己的写作；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说辞里获得启迪，当属比咖啡更耐得咀嚼品位的教益。
观胜的半间房子里，我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人满为患”，几位资深的《延河》老编辑也到这里来闲聊，椅子和床上都坐满了人，占不上座位的人甘愿站着。闲聊很少涉及家长里短，多是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对某位作家某篇作品的议论，自然有欣赏也有不赏；尤其是刚刚出现的某些非文学因素，常常会引发甚为激烈的议论。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王观胜突然不愠不火地撂出一句：“球不顶。”便引发一阵哄然大笑。一句“球不顶”，把热烈议论着的话题给予总结，既然那些非文学现象于文学创作本身球事也不顶用，大家顿然明白连议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很快，由此便转换出另一个新鲜话题。我便记住了王观胜用纯正的关中腹地三原语音蔫蔫地说出的“球不顶”的话，也由此话感知到他对某些非文学现象的不齿，对他理想的文学的坚守和自信……每当人多的时候，他只供茶水，免去了上好的雀巢咖啡，他供不起。
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如果不外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一站，往往是踅摸到这半间屋子，或是写作以及编稿（《延河》编辑）累了需要缓解片刻，也就轻足熟路蹿进来。我在这间屋子遇见路遥，常见的姿势是斜躺在观胜的单人床上，即使有空闲的椅子他也不坐，自我解释说看稿（或写稿）坐得腰疼，需要放松一下。我却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日渐突出隆起的下腹已成为累赘，躺着比坐着肯定舒服。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平凡的世界》对现实主义的体现足以证明，且不赘述；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总是会令我大开眼界；更有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力度和角度都要深过一般庸常的说法；他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此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便用观胜的“球不顶”的话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他的“语录”被路遥引用，似乎乐见其说，此时便会打开柜子，取出他自己平时也舍不得享用的雀巢咖啡来，为每人冲一杯，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上世纪30年代成都文化人相聚的一家茶社，调侃之称），却不是贬义，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业已喜欢到成为惯性地在此聚合，成为交流信息、抒怀见解而又可以无所顾忌的一方自由且自在的小小空间，显然不是一杯咖啡或茶的诱惑。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观胜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多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短篇小说一旦出手，多不会自生自灭，而是落地有声，被后来几种选刊争相转载，在文坛传诵热议，诸如《放马天山》《北方之北》《汗腾格里》《北方，我的北方》等，都成为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世界俏丽一枝的名篇。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过对自己作品的宣传举动，甚至连一次研讨会这种常见的形式也不做。我曾给他建议，应该搞一次研讨，不仅听听多路专家的意见，也是一种扩大影响的途径。我甚至为他解释其必要性，过去说“酒好不怕巷子深”，那是酒的品种太少，当今各种酒类铺天盖地推向市场的时候，且不说藏在深巷里的酒，摆在十字路口的酒都被不作一顾。他淡淡地笑笑，仍是说着那句老话：“球不顶。”在当今文坛，能如此傲视非文学现象而只凭作品说话的个性化禀赋的人，王观胜是我亲历的一位，也见出我的庸俗了，便不再开口建议他做什么“球不顶”的事了。
这位钟情天山、大漠和北方的关中汉子，告别了这个世界，高蹈的精神和自由不羁的灵魂，将更为自在地遨游他的天山，他的大漠和他的北方的天地了。
2011年11月11日二府庄
第18章 缺失斋号
有朋友来我的工作室，闲聊间随意问，你的斋号叫什么。我稍觉意外，随即回应没有斋号。朋友说他看到我的文章末尾所注明的写作时间下边，有“原下”、“二府庄”等字样，以为是斋号，却又不大像。我便解释，那是写作某篇文章的地点名称，公用的地名算不得斋号。朋友走后，我还想着斋号的话题，不仅现在没有斋号，过去也没有过命名斋号的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要取一个斋号的念头。
在我的潜意识里，斋号多是古代学富五车的文人雅士标示自己做人作文的追求的形象化符号，从斋号就可以领略其不同于别人的个性化心境和情趣。我虽喜欢写作，却从来缺失古代文人的这种意识和兴致。从客观环境来说，似乎不容我发生自取斋号的任何诱因。我大半生都住着公家的办公室，先是学校后是机关再后是文化行政单位，许多时月里还是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不可能把两个人合用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为自己取一个斋号。再从个人心理上说，缺少古代文人自我标示的自信，致命在于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依靠自学而获得的文学知识，多是写作的实用性常识，自然是残缺不全的。再说，我的写作学习多为当代文学，阅读也主要是当代作品，且以翻译作品更为偏重，很难发生命名斋号的兴趣。
想来倒是有一次例外，细究起来很难算得斋号。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用积攒了七八年的稿酬，在祖居老屋的前院盖起一幢新房，为我隔出半间约七八平方米的书房，平生第一次有了一方读书写作的领地，却也未曾动过要取斋号的念头。其实在房子的主体建成后，乡村的建筑师问我，要不要在房子前檐的门框上方雕一方刻字的条形框格。我略有筹思之后告诉他，光秃秃的墙壁应该有件装饰，不过不要搞在前檐，雕在后门上方挺好。我在作出确定答复的同时，便想出刻字的内容：白鹿园。我在当地乡村见惯了屋院门楼上诸如“耕读传家”之类的题款，因其既老又旧难以欣赏，我在此时刚刚开始注目祖居屋院背后倚靠的这座古原，对已经失传的白鹿的名字和关于白鹿神奇的传说开始引发兴趣，便想到把白鹿的吉祥引入这个家园，就取了和“原”谐音的“园”，这是自己的一方小小家园，不是阔大雄奇的白鹿古原。乡村工匠颇为用心地雕塑出由我用毛笔书写的白鹿园三个字。每当在小院里转悠，不经意间看见后檐墙上涂成红色的白鹿园，尽管书写的某一个笔画看起来有点蹩脚，却遮蔽不住顿然浮现在脑海里的神鹿的风采。后来过了大约不足一年，用水泥雕塑的那三个字先后脱落，我虽然遗憾，却也没有劳神费事再作弥补。然而，偶尔抬头看到脱落了字体的条形小框，白鹿的逼真的影像依旧会飘浮在眼前。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把白鹿园作为斋号的意识，无非是在写完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后，附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时，用上白鹿园，取代了往常所附的我所祖居的蒋村的字样。后来，多有读者以为我是白鹿原上人，甚至几次发现有人写文章也误传我生活在原上，逢着机会我便纠正，我是自幼生活在白鹿原北坡根下一个小村庄里。由此便自称为“白鹿原下人”，简称“原下人”，再简约为“原下”，仍然算不得斋号，不过标示着我的来路而已。
想到那位朋友把写作地点误认为斋号的事，我却意识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几乎所有的作品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几乎全部都是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名字，其实后来的几处写作地点都在西安城里。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原下祖居的屋院回到城里的作家协会，作协大门在一条商店和单位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上，通往家属院的巷道有一个古旧却纯属城市标记的名字，然而这方地域还有一个乡村色彩的名字——雍村。似乎依着某种潜意识的自然驱使，在写完某篇文章时便附上“于雍村”或“雍村”，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近年间我蜗居在一所高校的住宅院内，周边是日渐加密且增高的楼群，却在院墙外有一个名为“二府庄”的村子，村子里已经见不到一位荷锄挑担的农民，更见不着种植麦子或玉米的土地，然而村子的名字依旧着乡村的标记，我便于文章的末尾附上二府庄的写作地点。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文章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依时间顺序是小寨、灞桥、蒋村、白鹿园、雍村、二府庄、原下等等，竟然没有一次注明城市标志的字样。
直到此刻，我才顿然醒悟，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却是潜意识更是无意识的自然行为。我由此也明白了，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2012年2月21日二府庄
第19章 白墙无字
熟悉的或初识的朋友到我的工作点来，看着屋子里不挂一纸的光光净净的墙壁，常有好奇者问，你号称文人，墙上却不见墨痕。有的甚至佯装慨叹，真可谓家徒四壁呀！我也不作解释，只说是习惯使然。近日因写有关斋号的短文，引发了这个话题。
自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直到今天，不觉间竟有五十个年头了，无论换过多少单位的办公室，或是乡下和城里的住宅，还有现在的工作点的房子里，除了几样简单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四面墙壁从来都不曾挂一方纸页。想来似乎还不是有意为之，纯粹属于一种无意识的习性驱使下的习惯。上世纪60年代初，高考名落孙山回到原下老家，应聘为本村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同时开始了写作的自修，心诚且意专，很想把当下的心境表述出来，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用毛笔书写一方古人或今人为学的精辟语录置于书桌前的墙壁上，以便时时警示。然而犹豫再三而没有去做，却又于心不甘，最后选择了一个变通的方式，找了一二指宽的硬质纸，把自己喜欢的“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格言写上，贴在墙壁和书桌的接触处，外人进屋不大留意这个小小角落，我在桌前坐着读书或写字时，抬头便会看见这个自己信奉的警句，添一分踏实。由此事开端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无论工作环境和职业发生过多少次变化，所有住过的屋子都不曾张贴一纸笔墨，真可谓积习难改。
确有一次破例的事。那是在“文革”初起时，和“语录”热同时潮起的种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社会风气，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家家都敬奉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或贴一张标准照，连农民家里都普及了，作为公社农业中学教师的我也不甘落伍，在办公桌上敬奉着一尊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塑像。大约是中学教师都会写字的方便，大家不约而同都用红纸抄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我也趁热写了一张，因为办公桌对着窗户，不能张贴，便贴在卧床上边的墙上，每天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目击物，就是当时通用的词汇——“最高指示”；每晚上床落枕时最后看到的物象，自然还是这幅写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纸；每天出出进进这间两人合居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便会看到它，已经不是“吾日三省吾身”，而是几十次省身警示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太久太远，敲着脑袋也想不起来那句话的内容了。
新时期伊始，我迁居到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河岸边的灞桥古镇上，有了一间一人独占的办公室，正热衷于刚刚兴起的农村改革题材的写作，墙上仍然不贴一纸。正当灞河岸边的柳絮如雪花漫天飘飞的某一天后晌，我敬仰的大诗人戈壁舟一行四五人不期而至，我屋子里的椅子都不够用了，着急处从隔壁同志房子借来安顿稀客坐下。戈老先生一行趁着关中绝美的春色出游，看过秦始皇兵马俑，接着在广袤的田野踏青，又在杨贵妃洗浴的临潼温泉净了身，回城时路过灞桥，便乘余兴来到我供职的文化馆。记得他的兴致甚高，满口地道的川腔不时引发大家的笑声，随意所说的话题我已无记，使我完全意料不及的是，他突然从提袋里抽出一幅装裱精美的书法作品来。绽开之后，是他挥洒的自己的语录，自然是颇富哲理的诗性话语，他的同行和我的同志，纷纷赞赏他的诗句和他的书法，我却更为惊奇他在书法作品上竟然写着赠送给我的字样，可见他在起程之前就确定了要到我的住处。热心的同志找来钉子，当即挂在我的墙上，每天都可以欣赏他的个性化笔墨和个性化独到语言。大约不足一年，我又搬家另住，却把戈老的赠书存入书柜，墙上又依旧是四壁皆空。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我的乡下和城市的几处工作室，再没有贴挂过一张纸，有朋友赠送书画作品，欣赏之后便存入书柜；更没有自己题写座右铭之类的兴趣了。
想来大约是幼年所受的影响，那是父亲的行为规范。记不清我说了什么轻狂的话，随后父亲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对我说，不要先说话后做事，要先做事后说话；想做的事做成了，还可以不说话。他未作解释，我后来约略能够理解说与做的关系，先说要做的事如果做成了做好了，自然再好不过；如果说了要做的事（尤其是大事）而做不成功，就会造成吹牛（当地人说谝大嘴）的负面印象；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总是发生说大话而又总是做不到的事，谁也就不在乎你说的话了，可信度就在乡民中丧失了。如果更有某个说着好话而做着鬼事的人，乡民对其归结有一句俗话，嘴上念佛哩，心里咥活哩。咥活是当地方言，多指干坏事，是对某人心口不一的形象化写照。
这种幼年所接受的行为规范，竟然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习性，且不说说和做的语言和行为的先后，后来竟形成墙上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多少还有一点隐蔽着的心理，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格言警句贴在墙上，任谁都能看到，而自己一旦违犯，且不说别人会如何做出挂羊头卖狗肉的不屑表情，自己的尴尬也难以平复。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万一实现不了或发生错失，自己总结自我反省，也可以避免吹牛和言行不一的尴尬……我的墙壁依旧空白着。
2012年2月26日二府庄
第20章 难忘的一声喝彩——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几个打着颇为浓重的情感色彩的感叹号的年份，其中之一是1982年。这年开春，我试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投寄给《当代》的已可称朋友的编辑老何，他肯定了小说的优长，也直言其中的亏缺，希望再修改。我一时竟感觉修改难以下手，便放下了，待冷却之后再重新上手。第一次写中篇小说，写的又是我熟悉不过的与生活同步的农村改革题材，却出手不顺，便有一种挫伤的失败情绪。从新时期文艺复兴到这年开春，我已写了三年多短篇小说，刚刚编成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后，便跃跃欲试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的创作了，不料却如此窝心，尚不属窝气，这个夏天便感觉格外闷热难挨。
待到立秋过后，关中地域的午间虽然依旧酷热，早晨和晚间却清爽可人，我在此间构思完成了又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了草稿，接着又写了正式稿，写得很顺畅，自我感觉挺好。在我有点担心的是，这部中篇的生活背景是刚刚解放的关中乡村，离当代生活较远。我截至《康》文之前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有感而作，第一次从社会热议着的乡村改革生活转过头去，把眼睛投注到业已冷寂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乡村小院，便担心读者尤其是编辑会不会有兴趣。这个时段，恰好接到《小说界》编辑魏心宏的约稿信，便把《康》稿给他寄去。寄走了稿件，心却一直悬着，不敢设想再来一次需得修改的回信，更不要说“不宜刊用”的结果了。如果再一再二发生这种情况，无疑对我试图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大约过了半月，接到魏心宏的来信，拆信时竟然心跳加速。及至很快阅完信，心跳愈加加速，却是令我振奋的抑制不住的痛快淋漓的感受，往日的担心就在这一瞬间全部化释了。他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很喜欢《康》文，同时已确定次年前期即见诸《小说界》。
《康》文的顺利出手，无疑给我难以表述的鼓舞，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打算便确定下来，而且付诸实施，当即回过头来再重写《初夏》，从原先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字，再得老何的审视和指点，又写到了十二万多字，才得他的首肯。我稍有安慰的是，不仅在于我可以把握十二万字篇幅的小说结构了，更在于对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革，留下了我直接而又颇为动情的文字。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确是得了魏心宏对《康》的欣赏的鼓舞，终于把写得不甚顺利的《初夏》写成了，而且对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为专注了。到1993年末或1994年初，《小说界》搞了第一届评奖，《康》文有幸获奖，魏心宏来信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疑对于正专注于中篇创作的我，又注入一剂无形的却又强烈的精神补养。1984年春天，我趁颁奖的机缘，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第一次品尝了鳝鱼的美味，真可惜我们村子稻田里的黄鳝白白生长了；第一次买了皮鞋，是明光锃亮的皮子，自己看着都有点耀眼了；且不说和文学朋友交流获益匪浅的话。
在《小说界》的那次颁奖聚会时，我结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姐编辑张贺琴。她来和我约稿，为我出中篇小说集。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便脱口而出答应了，而且真诚地感动亦感谢她的美意，在我另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我心中的分量，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是可以引为自信且骄傲的事，可惜我发表的中篇小说仅有《康》一部，我便和她约定，待我写作的中篇小说可以编一本集子的时候便送她。之后未过两年，这本定名《初夏》的中篇小说集的书稿送到她手上了。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能在我潜意识里颇有敬重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深以为幸运的事。
说来还有一件缺憾的事，张贺琴在编辑我的《初夏》集之后，曾约过我的长篇小说。我后来写成《白鹿原》，之所以没有给她，确实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别有一番渊源。“文革”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工作，老何到陕西来组织一位知识青年写作的长篇小说稿，看到了我在《陕西文艺》（即原来的《延河》）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找到我，让我把这篇短篇小说放开来写，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几乎被吓住了，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连想也从来没敢想过写长篇小说的事，自然不敢应诺。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老何仍记着约我写长篇小说的事，我和他便私下形成一个君子协议，如果我日后能写成长篇小说，便送他。从第一次见面约稿到写成《白》，几近二十年，算是我对何兄没有食言。然而，张贺琴后来一直和我约稿，我却再无长篇小说写作，直到她从编辑岗位上退休，我便留下了一种无以言说的缺憾。
直到2009年初夏，我写完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十四五万字，可以出一个单行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约略可以弥补积存心中十余年的缺憾。可惜张贺琴已退休多年，我便决定送给修晓林。修晓林是我结识多年的一位资深编辑，乐于为作家做嫁衣，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和他结识，却留下一种可资信赖的踏实印象；许多年来虽然算不得频繁的接触，仍留下敬业更乐其编辑之业的印象。我把此稿通报给他，满口热情的话，随之在很短的时间便看到样书了。在我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便是对张贺琴的约稿的缺憾，在修晓林这里得以少小的弥补。《寻》书出版时，正赶上上海图书节开幕，约我到图书节开幕式后为读者签名售书，也作为《寻》的首发仪式。我不敢怠慢，应召前往，心里却有点不踏实，想到这种谈创作的小册子，阅读范围太狭窄，文学圈外的读者难得发生阅读兴趣，我自然就有遭遇冷场的尴尬的担心。令我欣慰也大出意料的是，在我走进签名的场子时，看到排着那样长的一列读者，担心顿然消失了，限定的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能为这么多的读者签完怀中所抱的书——《寻》和别的小说，散文集——就很好了。我只顾签名，几乎没有抬头的余暇，偶尔遇到提问，或是自报家门为在上海工作的陕西乡党，我才和他们说两句话。不觉间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已经到点了，签名台上要换另一位签名了，可是我的面前仍然排着一行长长的读者队伍，主办方和我一样不忍看读者失望的脸色，当即作出举措，在签字台的左角临时摆置一张小桌子，由我继续为读者签名。签完最后一个读者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手表，又是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有记者追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上海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少有人读书，甚至比喻为文化沙漠，问我怎么看。我当即回应，我不大了解上海，不敢附和“沙漠说”；就我今天签名的真实而又直接的感受，上海是文化的绿地，不单是我签名的读者比较多，整个书市里人头攒动，各类书柜书架前都围满了男女读者，中青年男女居多，不乏满头银装的老先生，更有少年读者，都在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化沙漠说”和这里的气氛不搭调。
偶有机缘到上海，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相聚叙旧，无疑是一件愉快的事。魏心宏仍记得他编发的《康》文，而且问到有没有人把《康》改编电影，我只能遗憾地说没有。他在刊发《康》之后就说过可以改编电影的话，后来每有见面的机缘，都说到这个话题，我便开玩笑说可惜你不搞电影。修晓林永远是平和的乐观，编了什么好书感受到好的风景，便发来一条信息，我还忍不住要询问他的乒乓球又拿了什么比赛的奖牌。还有郏宗培的一篓螃蟹，至今令我感念。那年到上海，正当鲜蟹上市时节，晚餐后，郏宗培开车接我到上海郊外一条批发也零售螃蟹的大路边，为我买下一篓乱爬乱翻的螃蟹。看着执意的他挑拣螃蟹的举动，我的感动和感沛是难以表述的，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未必有此耐心为自家来干这种劳神的事。
2012年3月6日二府庄
第21章 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
一
大约是去年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我尚未接触过的编辑电话告知，社里决定出版《白鹿原》手稿影印本，询问手稿是否还保存在我手里。我一时竟反应不及，搞不清手稿影印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其实也不怪我孤陋寡闻，我至今尚未见过哪部小说手稿影印的版本。经她用心解说，我才得知是要把《白》书的手稿一页一页影印出来，装订成书，而且着重说明，是用国画家和书法家画画写字的宣纸印刷。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事。在《白》书面世近二十年的时月里，先后出版过十多种版本，无非是各个不同的设计包装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内里却都是铅字印刷和后来无铅印刷的相同的文字。唯一有点出我意料也有点新鲜感的，是作家出版社谋划了几年于前不久刚刚面世的线装竖排版本，我看到样书时，尽管有一种古香古色的稀奇感，却也觉得可能只是一种摆饰物，恐怕很难发挥一般书籍的阅读功能，不仅是那种柔软的宣纸耐不住反复翻揭，而且对于习惯横排文字阅读的今天的读者，竖排的文字读起来颇为别扭；我试读了两页，便发生很不适应的别扭感，有亲身体验在，便自然怀疑阅读的实用性功能。
在听明白了手稿影印本的大体设想之后，我的顾虑随即发生，便直言相告，稿纸上写的手稿，每张大约三百字，五十万字的手稿一千五六百页，影印出来会有很厚一摞，而且也用宣纸影印，造价将是很高的，除非那些搞古董收藏的人可能会感兴趣，普通读者肯定会“望本却步”的。再说这种手稿的影印本，更难发生阅读的实用性功能，很难设想谁有耐心阅读手稿里的那些称不得良好的钢笔字体。我为这种版本的销路发生疑问，让出版社赔钱出书，我于心不忍。编辑却不为我的担心而改变主意，似乎对图书市场作过调查，颇为乐观，只要我同意出版手稿影印本，其他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便松口气开玩笑说，《白》书为贵社赚了些钱，即就手稿影印本亏了本钱，也可以相抵……
近日，正在操作手稿影印本的编辑打电话来，让我写点有关手稿的旧事，或长或短都不设限，我随口便应诺下来。
二
这个手稿是《白》书唯一的正式稿。
此稿的写作是比较踏实的。踏实感在于心里基本有数，就是已经写成了草拟稿。我之所以不说草稿而称为草拟稿，似乎称不得已往中短篇小说写作时曾经写过的草稿。草拟稿的写作用意很简单，就是为了给这部长篇小说搭建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因为构思里的人物比较多，时间跨度长，事件也比较多，要让业已跃跃于胸的各色人物展示各自的生命轨迹，结构框架便成为最直接的命题；还有人物的个性化的生活细节，这是我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至为关键的要素，一些涉及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情节和细节已经在胸，而每个人物一现一隐的个性化行为细节，不可能完全了然于胸，需得写作过程中生发和把握，所以先写了草拟稿。为着缓解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紧张和局促，我索性不用稿纸，而是选用了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为了求得一种舒缓的写作心态，避开通常写作所用的桌子和椅子，而是坐在乡村木匠为我刚刚打制完成的沙发上，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开始了草拟稿的写作。许是两年的酝酿比较充分，草拟稿进行得很顺利，大约不足八个月便完成了，粗略算来有四十余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可惜仅仅只是草拟稿。有了这个写在两本大十六开笔记本上的草拟稿，我的心里彻底放松了，写正式稿的踏实感便形成了。
在动笔写作正式稿之前，便确定必须一遍成稿，不能再写第二遍。原因很简单，这部小说比较长，字数预计约五十万上下，如果再写第二遍正式稿，不单费时太久，更在于这种反复写作很可能把我对人物的新鲜感磨平了，对于我的写作习惯往往是致命的。已往写中短篇小说有过此类现象，再三反复写一篇东西，对人物和情节的新鲜感就发生减弱以至消失，很难冒出生动恰切的文字。尽管这种写作习惯有违“文不厌改”的古训，我却仍然积习难改。这样，便为自己立下一条硬杠子，集中心力和精力，一遍过手，一次成稿。在我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就是冷静叙述，首先取决于面对小说人物的事件和命运，叙述要冷静；面对各个人物的叙述角度的把握要准确，同样需要冷静；只有冷静的叙述，才能保持笔下书写文字的基本工整和清晰。
以这样的心态写作，总体而言比较顺畅，也难免发生一些反复，一种情况是某一章的某一个情节或细节，写得过头而缺失含蓄，或者是写得粗疏而不够充分，一经发觉便重新斟酌之后撕毁重写。还有一种意料不及的现象也发生过几次，即写到某个人物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和灾变的情节或细节时，我的心态也随着人物起伏，情绪发生失控，笔下的文字也潦草起来。待写过之后冷静下来，便重新抄写一遍。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鹿三杀死小娥的写作过程记忆犹新。在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梭镖刃子时，猛然回头喊了一声“大呀”，我的眼睛顿时发黑了。待失控的情绪重归冷静，只好把呈现着太过潦草的两页手稿重新抄写。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写完全稿，且不说这部小说的命运如何，单就字迹而言，基本保持着清晰工整的字样，不必再过一遍手抄写了。
三
在我终于决定可以把《白》稿投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却心生隐忧，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丢失了或者毁坏了这一厚摞手稿，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设想的灾难。恰好有一位在当地区政府机关工作的作者朋友到我家里，得知我已完稿，便想到应该留一份复印稿，以防万一发生不测。他说区政府刚刚购置了一台复印机，他可以帮我复印一份手稿。这种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我听说过尚未见过，省作家协会还没有添置这种据说相当昂贵的设备，我尚想象不出它的神秘的形状。我听到他的话很高兴也颇感动，在于他能替我想到。我便道出正为此事束手无策的隐忧。
其时，我正在作手稿的最后梳理，没有大改，只是细部疏忽的弥补，做起来很轻松。他把我已经梳理过的手稿就带走了。过了几天，他把原稿和复印稿送过来，看到用硬质纸复印的一页页稿件，我在心里踏实的同时，甚为惊叹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确凿无疑地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复印机复印出来的文字，自然也是我的第一份复印的手稿。他又带走了我梳理完毕的一部分手稿。
在他未送回手稿和复印稿这段时日，我继续梳理后半部手稿，又一位作者朋友来到我的乡下老屋，他也在另一个区的机关工作。这回是我开口了，询问区机关有没有复印机，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便提出让他帮忙复印后半部手稿的事。他很痛快应承下来，而且说他和管理复印机的人是铁哥们，言下之意是干这种“私活儿”没有问题。我的担心正在这里，那位作者朋友第二次拿走手稿之后，我就想到复印完全部手稿，他还得再往返两次，一千五六百页的手稿，复印数量太大了，肯定会让人烦，且不说是否违犯规定的事，须知那个时候的复印机是很稀罕的物件，况且有俗话说的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我曾对他说过咱可以交复印费用的话。他说区机关的办公用具不可能收费。这回我便直言应该交付复印费的话，只要能顺利留下一份复印稿就好了。这位作者朋友连连摆手，言下之意这么点小事不在话下……当这位作者朋友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和复印稿送来的时候，我的担心完全解除了，自然免不了真诚的感谢。
在我把《白》的一摞手稿交给来到西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比我更年轻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时，便集中纠结着这部小说未来的命运，无论如何，却压根不再担心手稿发生遗失或毁坏的意外事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