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显然目的在于诬蔑丑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来，王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时在自由结社时期参加并领导造反组织的，大多是这种对旧秩序不满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多年来就感觉受压，迫切希望改变环境，希望轻松一下，所以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行动起来也相当坚定。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但他不同意将夺权后的执政机关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这样的上下一起夺权，是会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没有军队参加，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当支持夺权。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掌权。那个权力机关的名称，以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以成立革委会为目的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最先成立革委会的一批省市是上海、黑龙江、贵州、青海、山东、内蒙古。两报一刊为它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从东北的曙光到西南的春雷，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个夺权风潮迅速扩大，上到省市自治区，下到生产大队、车间和商店，都在夺权，连军队院校也夺权了。毛还嫌不够，几次发出可以向国务院夺权的呼吁，所有的堡垒差不多都拿下来了。
　　半年之内走完了这两大步，动乱与夺权。毛泽东很高兴。先前，他认为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为刘少奇说话，被刘少奇控制的。现在看来，那个盘根错节的大体系已经顷刻瓦解，全面垮台。政治的威胁原来没有那么大，人民还是听我的。他自己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这样大的战役，这样猛烈的炮火，这样巧妙的障眼法，一定是把老刘同志弄昏了。毛泽东不由得可怜起刘少奇来。他此时想找刘少奇谈谈。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让秘书去接刘少奇前来谈话。
　　毛已经搬进大会堂的浙江厅，不住中南海了。有人说那是毛泽东故意离开那里，让红卫兵去折腾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但是也有人说当时全国情况变化很快，毛又处于政治的欢畅情绪下，不想在丰泽园，而要到大会堂去指挥整个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来了，清秀的刘少奇已经瘦削不堪。他苍老了许多，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精神。
　　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谈话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院子里走动。所以，在走进那个四合院前，他注意留心看了一眼那里的树木、房屋颜色和地上的花草。他不能停止，也没能够记住任何东西。
　　“由于我的世界观……”刘少奇先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安静地听着。他好象不很注意刘少奇的检讨，随便地抽着烟。
　　“我承担这些责任。”刘少奇诚恳但无可奈何地说：“我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这个要求，等中央开会时再讨论吧。”毛泽东象一个猎人扒拉着猎物的皮毛欣赏胜利似的，显得轻松而自豪。他看着刘少奇暗淡无光的眼神，刘少奇马上就躲避了。毛泽东说：“很多人都希望对这个国家尽到责任。可是到底谁的药方适合病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群众掌握了真理，就会选择，这是很残酷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多年，希望你能够把事情想清楚。对党有什么要求，也提出来商量。”
　　“我有两个要求。”刘少奇瞥了一眼毛泽东，口气温和而软弱：“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晚年。第二呢，希望这样能够促成文革早日结束。”
　　这话的意思显然就是：你搞这个绝户文革，不就是要整我刘少奇下台吗！我现在想清楚了。你早就想这样的，我还以为是意见之争呢。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党和党的干部少受折磨，我现在就退下去，你的文革也尽快收场。那我就谢谢你了，谢谢啦！
　　毛沉吟了一会儿，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穷，要想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理由讥笑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必怕资本主义。后人会误解我，说我是为了打倒你，剥夺你的权力等等。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不同。你比我实际，但我更喜欢创造。我们党是保守了，现在似乎可以叫做保守党了，我看得改造。文革就是第一副药物。以后也许治不好病，那就只好死掉。也可能会吃另外的药，病治好了，但是党和国家变化了，也等于是死。我是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但是我又渴望胜利渴望成功。我有点性急。这方面，你比我好些。你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我的处方不行，就让你试试你的办法。所以，你现在也不要马上想到延安去到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去这一阵风，再说。”
　　刘少奇实在没有兴趣听毛泽东这些梦中呓语，更没有争辩的兴趣。即使不是这种政治处境，他也不想和毛争论。刘少奇对毛已经失去了兴趣。在刘少奇尚未抛弃毛泽东的时候，这种打击很叫人难过。可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厌倦了毛，抛弃了毛，无论毛泽东怎样说三道四，都无所谓了。他失望的是，他的辞职并没有换来文革的收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诺言。当然，即使那就是毛的目的，他也不会说出来的。即使收场，也不会这样说明。
　　临行前，刘少奇已经没有任何怨愤了。
　　毛送刘少奇出门。这是对老战友，对新敌手的礼遇。
　　受到与没受到现代进步思想教育，是如此不同！在刘少奇离开毛的房子前，他有过一阵激动。无论怎样，只要还有一点对中国社会的责任心，还有关注民生的热情，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刘少奇都认为是同行是战友。他相信毛泽东搞文革，有与他刘少奇的权力之争，但也有思想的冲突。刘少奇承认，两个人的治国方针就是不同。毛泽东凭借理想，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奇怪的东西；刘少奇则按照经验，想把中国变得富强繁荣，和平、发展、繁荣。这都是理念。有理念的人总归是有社会价值的。所以，刘少奇临行前对毛的一瞥中含有这样的意思：老兄，既然你觉得你的处方好，就按照你的做吧。但愿你能成功。
　　刘少奇的内心还是那种谦谦君子的风度。他不记恨同事，更不记恨战友。
　　和刘少奇的想法完全不同。毛看着刘的远去的背影，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羽翼丰满的在上层有着盘根错节势力的刘少奇，就这样被我一下字搞掉了。原来打算的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如今一年就实现了。我还是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毛泽东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要喝点酒！”
　　警卫问道：“主席今天喜欢什么酒？”
　　“五粮液！”毛泽东叫道。
　　夺权结束，军队全面介入革命委员会，武装力量的地位大大升高了。
　　刘少奇政治生命的完结，预示着林彪地位将当然地上升，取代刘少奇。
　　然而这时的林彪，却变得紧张不安起来。毛家湾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林彪近来急躁、敏感、经常发火。他对毛泽东和江青，对造反派，甚至对家族内部的事情，都表现出极度的敏感，有时甚至很脆弱，沉不住气。这些，都不是他的性格特点。
　　林彪学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相当客气，说过很多好话。可是一九六七年，正当红卫兵吃香的季节，林彪第一次对红卫兵发火了。原因是空军的造反派揪斗了邱会作。林彪听说邱会作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了三天，大发雷霆。他立即签发了一个小纸条，命令马上释放邱会作。林彪的作战风格就是不惜牺牲一切。如果红卫兵不听话，说不定林彪会采取什么措施。他要保护自己手下的将领。所有的大将都是这样。
　　为了执行方便，叶群没有直接执行林彪的命令。女人有女人的缺点，比如说话罗唆等，但是女人有女人的长处。她们做事往往比男人细致，容易被人接受。男人讲究目的，女人更讲究手段。叶群先去找陈伯达，让他代表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指令上也签了字，然后带着联合指示去找红卫兵交涉。
　　林彪知道了这件事，把叫叶群喊过去，严厉地命令道：“你给我说明情况。”
　　“首长的命令，当然是一定会执行的。但是现在呢，不是要讲究军政军民团结吗？我当时多了个想法，如果陈能代表中央文革签个意见，就更顺利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如果和中央文革一起发，就更容易执行。”叶群说。
　　林彪说：“没有必要！”
　　叶群不了解林彪为什么对中央文革的人那么反感。是根本看不起那些人呢？还是知道将来会和他们发生什么矛盾，预先得有所戒备。古代的功臣一般都和朝廷内戚有冲突，不知林彪和江青他们一伙也有这种天然的芥蒂。再说，当时军队中的老将对中央文革都是嗤之以鼻的。这会不会影响林彪的想法？
　　叶群弄不清楚。但她不烦恼，因为想不清楚的事她就不再想了。
　　叶群依然和中央文革来往频繁。林彪一旦知道叶群在江青、陈伯达那边，会马上把叶群从钓鱼台十一楼叫回来。他不要叶群和江青、陈伯达接触。林彪十分反感那些到处投靠，喜欢串门子寻找势力的人。他不喜欢依赖，也不需要投靠谁。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者非常自信。他在政治上非常小心，靠经验和智慧处理问题。他知道，被任何一个倒霉集团牵连进去都很危险，而且这样的年头谁知道哪个集团会在哪个时候倒霉！再说，中央文革也在觊觎军队的权力。林彪对军权可不是不在乎，他不愿引狼入室。
　　然而林彪不愿将这些想法告诉叶群，他不信任女人。
　　得不到直接指点的叶群没这种悟性，所以并没和江青断绝来往。
　　江青后来要到了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顾问的职务，还是叶群为她做了些工作。
　　一天，叶群在钓鱼台十一楼给秘书打电话，叫秘书向首长反映重要情况。
　　“最近，总理建议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事后才报告首长。”叶群在电话里说：“首长主持军委工作，又是国防部长，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先报告首长再报告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这样搞，那不是架空首长吗？这事是康生同志发现和提出的。此例不可开啊。”
　　林彪问秘书：“叶群在哪里打电话？”
　　“钓鱼台康生处。”秘书说：“十一楼。”
　　“不要跟那个康生来往。”林彪命令：“叫她马上回来。”
　　叶群只好马上回来。林彪一见到叶群就说：叫你不要和康生来往，可是你不听。”
　　“还不是要多了解点情况！”叶群不服地说：“刚才的情况，对我们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老是不接触，就不会知道。”
　　“对人的评价，要看很多事。我告诉你，那个康生是个老鬼，你就是听不进去。你自己不会看人，没有悟性，别人说了也没用。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与坏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康生就是鲍鱼。”
　　林彪好象很烦很累，歪在沙发上，不愿多说了。
　　林彪说了这么多话，叶群也很感动，好象听进去了。
　　林彪和叶群谈了大约半小时，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谈话结束了，林彪要休息。在他走向床前时，突然觉得军级干部会议确实是个大事，就约康生一起去看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且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次日，周恩来来信说：“敬爱的林彪同志：关于那个会议的事情，完全是误解。是主席偶然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即兴式地提了个建议，而且当时特别请主席一定让您知道后，再做决定。主席说，他会告诉林副主席的。此事完全是误会，当然也是我办事不经心。必要的话，本人愿登门解释……”
　　林彪听完总理的信后自言自语：“总理是什么意思呢？”
　　叶群说：“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越权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这个，还用得着你说！”
　　叶群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们上了康生那个家伙的当了？”
　　林彪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
　　他把秘书叫来，口授道：“总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动。也许，在我们党内，有些玩弄把戏的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得注意。总理的谦虚坦率……”
　　信写好了，但叶群不让把信发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证据。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叶群给总理打电话，表示感谢。
　　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形成了空前动荡的局面。在充满荒草的山原上，到处是熊熊的野火。当大火变成烈焰的时候，连青绿的庄稼和花卉也燃烧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实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最痛切。可是因为瘦弱，他们在残酷的青烟中无声地倒下了。只有官员，试图反抗。
　　对他们来说，造反犹可忍，夺权受不了。
　　在毛泽东的文革浪潮冲击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边站了。
　　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容许他们摸清情况，乌纱帽就不见了。不仅乌纱帽保不住，连这一生革命的荣誉都快完结了。不仅没有荣誉，还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那简直受不了！从来的运动都是整别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坏分子，公私合营整资本家，现在倒是整开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么都失去了，成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仅自己难堪，连孩子也受到污辱。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不能坐汽车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干俱乐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会上讲话了，不能接受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任命了，不能拥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权力了……
　　新贵族为失去权力发疯了。
　　各地都发生了干部被夺权后的可笑反应，有的下场悲惨。
　　北京的上层人物，本来对文革就持反对态度。碍着皇帝的面子，他们不敢背上个二心乱臣的坏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夺权风暴刮起来，而且全国都被革命委员会控制了，他们才意识到昨天的东西可能永远地失去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谈话的事情迅速在上层流传，一个司令部的首领宣告投降。这个消息对那些副总理，各部部长、大区书记、元帅和将军，都是很大的刺激。他们还来不及咀嚼这里面的深层意义，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为什么不说话？林彪这东西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难道我们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笔杆的秀才们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将这种不满表示出来的，是那些贵族的子女。他们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联动。林彪将那个组织坚决地判定为反动组织，谢富治迅速执行了那个指示，将联动镇压下去。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女被投入监狱。看见自己的幼崽被夺走，被监禁，无论是从贵族的尊严，还是从一般生物的护犊之情，都会发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关于生产的碰头会，开始了。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一边是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还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阵线很分明。他们在落座的时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谁。
　　周恩来主持会议。
　　周首先强调，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很快显示出来。现在暂时有点乱。为了保证国计民生的正常状态，我们还肩负着很重要的生产任务。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讲话以后，康生和陈伯达都讲了话。他们肯定文革将使生产得到大发展，可是没有说出切实的理由，只是从概念化概念，从逻辑的转移中得到钢铁、粮食、科技成就和日用杂货。
　　叶剑英早已不愿听这些胡说八道了。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很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垮了，现在又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下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生那边几个人，阴阳怪气地喳喳叽叽。
　　张春桥说：“干什么？搞文化革命。乱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军队搞乱，难道叫蒯大富来领导军队吗？”
　　副总理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上海夺权，也不通过政治局讨论，你们就那样胡来，谁知道了？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得马列和巴黎公社原则，你们懂？你们要是懂，那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吧！”
　　一方面义愤填膺，一方面有恃无恐，两下里闹得不可开交。
　　周恩来好象乐得他们闹一闹。他平静地倾听各个发言人的情绪化意见。一个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如果主持者实现毫无思想的或者其他的准备，很难安静地对待这种非关会议主题的辩论。那些牢骚发得那么整齐，好象有人预先鼓励过，至少是预先串联过了。也许周恩来正期待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借词向毛泽东汇报，既不是自己发难，又可以避免表态。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他会用别人口说出来；如果是好听的话，他也会赠送别人立功，但会告诉那功劳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释事，尽量叫人觉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绍兴师爷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苏联特务机构，对官员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来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两鸟：既将老干部问题反映上去，又显示书生们的无知无能，而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艺高人胆大，周恩来也不怕乱子大。
　　三天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会前，谭震林遇见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倒是想来的，可是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不同意？即使群众一时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说：“你以为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连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诉你，走资派压制群众，打击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早已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平时那些所谓的做工作，还不是依仗权力，对反对一件威胁利诱！做工作，哼，太苍白了！有些干部为非作歹，享乐腐化，大家有气。”
　　谭震林追问：“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张春桥冷笑着说：“你说得倒是轻松！群众就那么愚蠢？今天你错了，指出来，承认了，官照当钱照拿，可就是不改。难道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得老让那些犯错误的干下去？改不改谁能管着他们？群众就这样老是被你们愚弄？机会就老是你们的？谁规定走资派只要改正错误就行，群众永远只有提意见的份儿？人家现在要自己干。他们不放心。”
　　谭震林结巴着说：“党组织会监督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要靠党组织。”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党组织早都不管事了。科长以上的一律都靠边站了。”
　　所有关心陈丕显的老将老同志都被张的话气得发昏。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接着他的话题说：“老是群众群众，这是形而上学。还有个党的领导呢！我们四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下场公道吗？见了我们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是党内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哆嗦着，指着对面那些文革势力，那正在向上钻的一伙，浑身光打颤，就是说不出一个词儿。张春桥冷笑着对康生说：“他们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谭震林问张说什么，张大声说：“我说你要反扑！”谭震林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索性夹起皮包，不开会了。他怒气冲冲地朝外走，边走边愤愤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说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让你们这些人干吧，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谭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陈毅提醒道：“咱要留在里边，好跟他们斗。”
　　谭震林一点就明，马上停下来。他说：“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哪也不去啦！”
　　陈毅针对康生说：“延安整风，整错了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有意见。别人不记得，你应当还记得吧。历史已经证明了谁对谁错，是不是？谁反对毛主席，将来还会证明。”
　　康生冷笑着说：“革命的内容是不会重复的，形式也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叶剑英讲：“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要教育二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错误就打倒？这样人身都没有保障，还怎么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说：“教育批评，是要看性质的。性质变了，反对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难道还要留下来，姑息养奸？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声说：“这样下去，我不干了！“
　　谢富治说：“也不能……”
　　没等说完，李先念就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颇为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可近来我哭了三次。有秘书，有家属，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啊。这么多老干部被打倒，这象话吗？说我们是贵族，走资派，我们贵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们的干部经常吃蔬菜，经常下乡，和工人农民谈心，我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了？”
　　谢富治说：“要从大局着想，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哭是为了全党！”李先念吼叫道：“老干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见吗？还有什么大串联。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我大哭一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们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们的江山是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啊！”
　　周恩来问康生：“那篇社论你看过了吗？”
　　康生摇头，说没看过。
　　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斗争孩子。孩子有什么罪？斗争联动，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红朝的老将和新相们，各执一端。尚未得到足够好处的和既得利益者闹得不可开交。
　　当天晚上，康生就开始整理碰头会记录，然后到毛主席那里汇报。
　　“我想知道，”毛泽东问康生：“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团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点。他说：“一个元帅府，一个副总理府，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陈毅是这两部分人的联络员，余秋里、谷牧是这个集团小伙计，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文革一起来，他们就不高兴。现在司令部完了，如丧考妣。”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天师三年不到，砖头瓦块都成精！我们党不怕犯错误，但不准搞集团，尤其是高级干部，绝对不准搞阴谋集团。”
　　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那种无产阶级的义愤，是革命领袖的震怒。你们现在就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中央文革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先将谭震林打倒。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在北京首先发动起来，老将老帅，老干部，都灰溜溜的。
　　社会上各个层次大体都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老干部发牢骚，哪里有什么组织？上边这样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虽然打击了老干部，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有那些新贵族得到了比较巩固的地位。他们赠送给人民的，是比原先的执政者更残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为中国人民制定了这个临时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国纷纷夺权时，康生就说：“国防部不能夺，公安部也不能夺。要制定一个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样，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个临时的刑法。”不久，他就把临时刑法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公安六条》——一个臭名昭着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还要黑暗一百倍的毫无人权可言的极端专制的法律。
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
一九六七年，是文革中最热闹的一年。
　　那真是一个政治的夏天，很多在冬天睡眠的东西都象野草似的疯长，被当权者看成死物的一些人突然还有生命，还会动，会斗争，上街吆喝，贴大字报，开会斗争官员，组织团体，印刷传单，甚至互相武斗，抢劫枪炮，拉马圈地，占山为王。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的运动随时可能将他们投入可悲的下场。和这种严峻残酷的政治形势相对的是，平时必须学会和造反派相处。造反派行为随便，做事没有章法，情绪变化多端，行为冒失急躁，还不听劝告。
　　结合进新班子里的，等于被放在火里烤。没被结合进去的，则可能随时被拉出去批判。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派，走资派还好受点，无非是上台丢人，弓腰认罪而已。有的地方分成对立的派别，互相指责当权派是对方的后台老板，使劲地批，千方百计地虐待，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有的还遭受严重的人身污辱，体罚是普遍的现象。到这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的情绪，表达自由的情绪，已经发挥得过分了。他们没有正常得程序可以遵循。
　　全面的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造成普遍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地有不同，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的解释。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参加了，可以说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阵线不明确。干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管理经验在新政权中派上了用场，从而使得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代表相形见绌。造成社会上这样的流言蜚语：红卫兵象孙悟空，只会大闹天宫，不会掌权不会生产。此其一。
　　其次，干部中被结合的是少数，多数人对留在外边不高兴，老想表现自己，以便得到革命上进的机会。而革命委员会中的这两种势力，又都得听军队代表的号令，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组织，军队代表大都当第一把手。军队代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和造反派以及干部代表不同，也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整个社会的动荡情绪，就和夏天的燥热一样，容易动员，容易出汗。北京那些失去权力的老帅和老总们一闹，社会上就不安静。康生这些人反对他们，有毛泽东支持，胜利了，得寸进尺，又要在全国搞一搞。那边的气还没出来，这边又给人家死老鼠吃，当然是欺负人。那些官僚家庭的子女，那些军队高官的子女，及历次运动中曾经得到好处的红人，从前的红五类，都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这些人在六六年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被组织认为最保险的接班人，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后来的反二月逆流，造反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文革真的会搞得多么彻底完全，于是以极左的口号分裂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和他们作对的造反派及红卫兵组织，对社会渐渐进入秩序是基本满意的。他们反对分裂，有保皇的色彩。于是，对立的双方就在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上争论不休。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各个对立组织都努力向左的方向表现，比如，努力斗争走资派，口号喊得偏激，行为具有强烈的造反性等等。
　　夺权运动没有造成混乱与对立，是夏天的反“二月逆流”使大陆陷入全面混乱之中。为加速文化革命新格局的形成，毛不得不用军队控制局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他敢于发动文革的仰仗。
　　一月二十三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发布指令：以前有关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命令作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组织和分子。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坚决还击。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厂停工闹革命，工厂里根本谈不上纪律。这个国家的财产所有制真正显示出它的弊病。没有人关心效率和收益。农民也闹起来，乡村公社里的武斗比城里还凶。学生不响应号召，说是复课了，实际上都还在社会上转，心安不下来。整个社会机器停止了运转。
　　三月十九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走向社会，全面控制了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兵营。
　　军队全面进入三支两军，是林彪的一大胜利。工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文革时期的三面红旗之一。军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大大提高了。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最初是针对当权系统的反抗，后来就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控制。
　　军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最初的十条命令规定：军队无权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得随意逮捕群众或者体罚；学会调查，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向群众开枪。这个命令在执行中很艰难，到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的命令改为：不准群众夺取军队枪枝物资，违反者一国法论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如遇到拒捕和抢枪者，可以开枪还击。
　　除了军队，还有民兵。当时三大城市和沈阳的民兵约二百五十万人，光上海就有一百万。一个由军事力量作为强心剂的国家，继续着史无前例的试验。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积极参加了首都地区的三支两军。
　　八三四一部队，三万多人，两个警卫师，一个独立装甲团，还有若干防空、通讯、工程方面的独立团和独立营。这个宫廷卫队虽然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但牵制北京武装力量，监视和控制高级干部，是足够了。后来汪东兴又搞了六厂二校（即北京机床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八个点。那里有二十万工人和几万学生，可以随时增援八三四一部队执行任务。
　　直到这时，林彪才发现，他遇到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队政治上保守实质和他们当时扮演的激进派角色的矛盾。
　　共产党部队的保守性在于它已经形成了忠于那个政权的习惯。从理念原则到行为方式，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教条。所有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地方部队几乎就是党委的部队。十几年来，野战军也和党政权力机关属于一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用武装力量保卫现政权。军队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落后的文化阶层构成了部队的组织基础。主导部队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保卫国防，而是镇压不同政治力量，是党的武装。
　　这样一个军队，要让他们突然参与支持那些造反派－－典型的造反派大都是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是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人物－－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夺权，因为只有那些受压的人，那些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又缺乏经验的学生，才真正有热情反对毛泽东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毛泽东希望军队能够明白：先前他们忠于的那个王室，差不多不是毛泽东的了，现在要翻一个个儿，你们得帮个忙。可是，他们不能那样直接地说明，必须在实质问题上保持暧昧，而将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成是实质。中共的军队接受不了当权派是走资派的道理，军队很难转这个弯。他们相信：那些造反最积极的人，一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人”，是受中共压制、受政府打击的、对当时的权力机构或个人不满的人。在那些按照历史经验和常规办事的人看来，这些人是比五七年右派分子还要猖狂的反动异己力量，是应当受到无产阶级铁拳惩罚的人。让“人民的军队”“党的武装力量”去支持这些人，简直等于让猫与老鼠共处，不是强人所难吗？！
　　那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行叫部队听毛泽东的指示，喜欢造反派也得支持，不喜欢也得支持。不论理解与否，都得执行。这就是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谁是造反派呢？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别，连军队也分成了两种观点。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无论有多么大的本事，都不可能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的造反派组织都给以清楚的鉴别。于是各地军队就只好根据自己的观点去介入地方政治。有的部队对毛泽东求乱的思想领会得好，就支持了“左派”；但多数部队按照习惯原则和感情倾向行事，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将造反派刚刚夺取的权力拿走。
　　军队不予回答，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群众让出权力来。
　　当军队强制性地向报社院子里开进时，学生、工人、报社带头造反的人员将第一批冲进来的官兵驱逐出去。
　　此时，西宁大街上看景的人感到形势紧张，纷纷散去。
　　雪花纷扬，恶劣的天气为严峻的形势添油加醋。
　　造反派一边加固防卫工事，一边希望与军队谈判。但是，丢了面子的军队，恼羞成怒。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强行攻击报社。由党一手培养的军队用他们雄厚得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向报社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猛攻。机关枪对着大门扫射，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有人喊叫：“你们这些人，胆敢夺无产阶级喉舌的权力，叫你们尝尝我们的铁拳！”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双方造成三百七十七人伤亡（其中死亡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消息传到北京，江青有意将这个事件作为二月逆流的例子，她问林彪办公室是否知道西宁事件，林办说从没接到有关方面的请示。江青遂将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类似的事件使林彪寝食不安。
　　林彪没想到事与愿违，支左变成了支右。叫他们上东他们却上西，让他们捉狗他们偏偏去逮鸡抓鸭－－因为过去训练时用的诱饵就是鸡和鸭，而不是狗。武汉的百万雄师，山东的黑旗兵，江苏的保派，都是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组织，而当地军队就是喜欢他们。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边是有很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子女组成的力量，一边是由历次运动受打击的、对书记和行政长官不满的、出身不很红不很纯净的人的组织，受党的传统浸泡过的军队会支持谁？
　　林彪冥思苦想，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法。“支左不支派”，这个由当时安徽领导人李德生发明的方子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把自己说成是左派，而所有这些“左派”又都在互相攻击，武力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加不断升级。
　　在三支两军活动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局面。林彪曾经问江青：“军队三支两军以来，象青海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桩两桩。地方上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军队很难说话。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能不能给军队一些指导？”
　　江青巴不得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权，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鉴别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任务，主要落在中央文革身上。林彪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裁判。这个时期，即从反对“二月逆流”到三支两军，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蜜月时期。
　　那也是叶群最愉快的时期。
　　夏末秋初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定一和严慰冰。和陆、严夫妇有仇的叶群一听这个消息，兴奋极了。无论如何她要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为了解她多年积压的心头之气。所谓“多年积压”，是有一段故事的。
　　从六零年三月起，叶群和林彪就不断收到匿名信。信的内容，先是谴责叶群虐待林彪前妻生的孩子，后来就说叶群有作风问题。所谓虐待孩子，无中生有，不要说了。作风问题呢？也是扑风捉影。
　　确切地说，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一九三五年，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分学习，思想倾向左派。当时的青年团书记是高中部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叫豪。豆蔻年华的叶群已经粗知世事，对豪充满着敬佩。“一二九”运动以后，叶群和豪接触比较多。有时他们放学后会一起散步回家。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路边瓦砾间生长的野花，在大都市的角落里自得其乐。路上，他们谈笑风生，说话总是那么十分投机。叶群对豪的热情与日俱增。豪从叶群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热情看见了爱慕。
　　三六年春天，豪满怀信心地向叶群（那时叶群叫叶宜敬）写了求爱信。
　　可是叶群的回答出乎豪的预料。叶群告诉她：“我还太年轻，暂时不谈这事。”
　　豪的自尊心被损伤了。他迅速结束了在师大的学习，考入清华，与叶群断绝了关系。
　　叶群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附中，在大学部读书。这时的叶群已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了。她那发育丰满的的身体，热情活泼的个性，加上当时反封建传统给妇女带来的思想解放，组成了叶群消耗不尽的生活热情。她功课好，为人机灵，善于应酬，成为师生熟知的人物。她的最大的特点是虚荣。五四以后，女人纷纷反对“夫人”之路，以拒绝作高官军阀的太太为荣，自由恋爱成为时尚。和名牌大学的学生恋爱，更是新女性最向往的浪漫。叶群有时在班上散布自己有个很好的男朋友，在清华读书，如何新派，如何优秀……
　　恰好豪的姐姐也在这个班读书。听到叶群的话很生气，她找到叶群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以前你拒绝我弟弟，害得他要死要活；现在你又背地里说爱他。这样多不好，如果你有意，就和我弟弟当面说去。当众这样说，不是太虚荣了吗！”
　　两个人谈崩了，就在学校里吵起来。
　　豪的姐姐告诉弟弟：叶群这个人很不实在，以后不要理她。
　　这次恋爱就象一出戏中间的过场一样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通讯，断绝了。
　　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叶群看电影，突然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目非常象豪。她叫吴法宪去问了，一点都不错，那个男子就是当年曾经向她求爱的男子。叶群心里倏然一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早已象标本似的封存起来的树叶神话般的恢复了绿色生命。
　　最初的交往动机是很实际的。因为当时有人怀疑叶群的党籍有问题，正需要一个人作证。叶群和豪联系上后，明确地表示希望豪能为她写一个入党证明。豪爽快地答应了。他正希望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他们谈到了那段生活，叶群对青春往事记忆犹新。封存太久的老酒叫人一闻就醉。他们都还记得路边的瓦砾和瓦砾间美丽的小花，也记得街头小摊上的豆腐花和糖葫芦，还有那些关于西方爱情小说的讨论。感情的积雪无视年龄的揶揄，在灿烂的往事中融化着。孤独寂寞的家庭生活和紧张残酷的政治决斗，使叶群感到无聊和疲劳，她的心神很少休息，更难得的是这种美好的休息。权力带来的满足并不是全面的，有时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生的缺憾。在与豪的交谈中，叶群得到了短暂的但是幸福的精神侵略，虽然那不是自由的，但却是来自人性本身的自然表达。她多么渴望爱情，渴望简单而正常的人间生活！
　　豪的心情好象没有叶群那样激动。历史的镜头过于稀疏，看起来不象电影倒象幻灯。在每一个图片展现的缝隙里，他都能看见权力的背景。那个背景太冷峻了。他虽然希望和叶群接触，交谈中也不乏温馨的回顾，但是他害怕那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在生命与爱情的权衡中，尽管他偏袒爱情，但是故意添加的砝码仍然不能平衡生命的天平。他时而跃跃欲试，时而望风而逃。豪被现实的危险和历史的温情弄得东张西望、忐忑不安。
　　叶群约豪夫妇去毛家湾去毛家湾看电影。那天放的是苏联电影《珐吉玛》－－－一个动人的俄罗斯故事片。放映中间，叶群以有电话找豪为名，把豪召到她的客厅里。叶群眉眼垂着，一副心事颇重的样子。
　　她凝视着豪，以叹息的语调说：“我心里，也老是觉得对不起人。那时还是小姑娘呢，不懂事啊。没想到那么一句话会对人有那么重的伤害。”
　　豪壮着胆子说：“这些年了，我经常想起过去。”
　　叶群突然显得羞涩起来，象个青春少女，嘟囔着嘴说：“怎么不是？老象欠了别人什么似的。可是话说回来呢，知道你在延安结婚的消息，我还难受了好一阵子呢。你也真是，一句话就跑得不见影了。”
　　豪没头没脑地说：“咳，想不到今天又见面了。”
　　“那时你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感激你啊。”叶群好象急于摆平地位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努力拒绝心理上的波动。她把手放在脑后，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在沙发里胡乱晃动了几下。
　　豪说：“我们那时多么年轻！”
　　叶群好象不甘心就那样从难得的情绪中走出来。她改变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晃了晃头和脖颈，然后忧郁地说：“初始的东西总是记忆深刻，难以忘记。很宝贵的呀。你那时是不是写了一封信？”
　　豪说：“那时，我们一起下乡宣传回来，就写了那封信，真是年轻不懂事。”
　　“不，不，你那时已经很成熟了，是我的老大哥。大姐那个人也是，实际上帮了倒忙。我那时一个女孩子，当然有些虚荣爱面子，大姐硬要明确关系，反而弄僵了…”
　　“都是命运的安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豪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命运对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各人的日子，各人知道。早知道如此，开始也不敢呀！现在得处处谨慎，什么都顾全大局。真夫妻也罢，名义夫妻也罢，人很快就老了。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忠于毛主席，政治上没有挑剔的…”
　　叶群虽然企图摆脱地位给她带来的情绪困境，可是政治压力还是不断地干扰她的表达。她的话很多，好象是在表白，又好象是在道歉；有些是对生活的抱怨，又有某些炫耀；她不断地在召唤什么，但又努力在拒绝她召唤的东西。有些句子，显得复杂而嗳昧，把豪弄得摸不着头脑。告别的时候，豪紧紧握着叶群的手。
　　叶群允许那种表达非平常感情的握手。她说：“回去就说接了一个机关的电话。”
　　根据半生不熟的理性分析和扑朔迷离的感情判断，豪在分手的霎那，情不自禁地吻了叶群的左腮。
　　叶群只允许那种幸福停留了一秒钟，就把豪推开了。
　　她向后退了一步，说：“不行。”
　　豪回到家里，仍然很不安，好象有所得，也好象有所失。幸福和恐惧同时占据着他的心。他一会儿品尝冒险带来的刺激，一会儿忍受危险降临时的折磨。他后悔，又觉得不够。
　　电话铃声。是叶群的声音：“没有什么吧？”
　　豪说：“没有什么。”
　　叶群：“你今天怎么这样？”
　　豪说：“生我气了？”
　　叶群：“没有，豪，真的一点也没有。”
　　豪知道了，于是放出豪言壮语：“照我的心里，还要作得多些呢！”
　　叶群也失去了自制力，放肆地说：“你还想到干什么？”
　　“把过去欠的都补上！”
　　叶群久久没有说话。
　　豪等待着。
　　叶群在放下电话机前说：“休息吧。注意身体。”
　　这可能就是别人议论的叶群的“作风问题”。
　　如果是政治利害的冲突，还是个人恩怨的报复，用翻腾私事，写匿名信，弄得人家家庭不安，实在是很无聊的。无论严慰冰别的方面多么好，但在这点上实在做得没有必要。她就是恋爱过，就不是处女，又怎么样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如此在乎处女不处女？这种事正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封建妇女政策和贞节观念。
　　一封封的匿名信，把林彪一家惹火了。
　　无论搬到哪里，匿名信接踵而至。
　　可他们苦于找不到是谁写的。
　　事实比小说加的刻意编造还要偶然。有一次，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女士在王府井买东西时，被小偷扒走了钱包。商店的经理知道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妻子，就告诉她：对面九十八号是出国人员门市部－－－那里的货物都是供应高干的。她可以在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
　　得了服务员的指点，严慰冰匆匆离开。
　　因为走得太急，进门时，不巧正碰在叶群身上。
　　“对不起。”高度近视的严慰冰向叶群道歉。
　　“哼！”叶群摆出蔑视对方的样子。
　　这本来是生活中不足挂齿的事情。人家道歉了，就算是周到了。叶群应当说“没什么”，或者“不要紧”。最多不吭声就是了。不应当横眉竖眼失去风度。可是正如本书前边所提到的，这个社会的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不懂得真正的贵族是平民精神的精华，贵族的风度在于责任，牺牲才是最高的尊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趾高气扬，乃小人乍富、挺腰腆肚者之举也。
　　无独有偶，另一位当事人也缺乏涵养，居然以牙还牙地干上了。
　　严慰冰说：“也没碰怎么样吧。”
　　“碰了人还这样。”叶群气愤地说：“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严慰冰也不示弱。
　　“摆什么臭架子！”叶群一出口，就叫人想起小市民的习气。
　　“有什么可显摆的。谁还不知道谁的？”严慰冰话里有话地顶上去。
　　两个人居然在那里对骂起来。
　　严慰冰在这种战斗中能力不行，被叶群占了上风。叶群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家庭的繁忙和夫妻生活的不正常把她压抑坏了，一有机会就把各种情绪发泄出来。文弱的陆太太敌不过她。但是，严慰冰也不甘心屈辱。她事后去了总政治部，找叶群的上级反映问题，让组织教育教育叶群。
　　那位接待陆太太的人，偏偏听不懂严慰冰的上海话，严慰冰也听不懂那人的江西话。两个人只好用笔谈。一句一句地写在纸上，说明这个官司的过程和内容，接待记录也就等于报告。事后，这个江西人拿着记录去找林彪反映问题。
　　林彪指着那份接待记录，批评叶群：“古人说，妻贤夫祸少。你在外边惹的好事，人家告到这里来了。”
　　叶群兀自不知就里，问是什么事情。林彪一边说，一边将记录推给叶群。
　　叶群一看字迹，突然大叫一声：“啊，匿名信，原来是她写的！”
　　林彪也觉得这记录上的字体很面熟，只是不知那里见过。经叶群这样提醒，林彪也停止了批评。两口子找出过去收到的那些匿名信看了，字迹相同，一点不差。果然是她。
　　叶群和林彪意外地发现了匿名信的作者，就象一只狼突然看见小羊就在嘴边似的。林彪对非常愤怒。高干之间原来这样！在不久以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看见陆定一，怒发冲冠地质问道：“你和老婆勾结，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蔑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陆定一说。
　　“你老婆干的事情，你会不知道？”林彪不客气地说。
　　“男人不知道自己老婆的事情，不是很多吗？”陆定一揶揄道。
　　“我，我恨不得枪毙了你！”林彪的武士精神暴露出来。
　　陆定一冷笑着走开了。
　　据说，林彪还专门向党中央写过信，证明叶群是处女。
　　“今天，我遇到了叫人高兴的事－－严慰冰被批斗。”叶群在那天的日记上写道。
　　她为此感到幸福，老天为她报仇了。严慰冰居然也有这一天。她想：托毛泽东的福，在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运动中，陆定一作为中宣部的阎王被打倒，他们倒霉了。这一回你严慰冰掉到革命派手里了。即使不能怎么着你，至少可以先看看你阶下囚的样子。痛快的很啊，解了我心头之恨，报了我一箭之仇……
　　叶群一定要去看看她的敌人怎样受苦，怎样现眼，以解心头之恨。但她不能公开以林办主任叶群的身分去，那样影响不好。为了不暴露身分，叶群必须化装。
　　不暴露身分，进不去；暴露了身分，又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贵族都会显示身分。可以想象，一个喜欢并坐惯汽车的人怎会安步当车！
　　叶群叫喊：“你们找傅崇碧去。”
　　秘书何一伟提醒叶群：“这样不好吧。”
　　叶群说：“我要进去，一定要进去。找你们的头头去，快点。”
　　真是一出滑稽剧。首都驻军司令听说有个普通妇女自称叶群，非要进去看批判会不可，不大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以为那妇女不过是个自以为高贵的神经病人，同类事情并不少见。他没有及时答复。后来，值勤军官送来证明，说那个妇女真的就是林彪的夫人，驻军司令才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部下放行，并且前往现场陪同叶群参观。
　　叶群坐在看台上，看陆定一象霜打的草一样低头受罪。她那颗小人之心啊，被报复的欲望熨平了。叶群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惬意。她不断地将头发拢上去，有意显示浅薄的胜利者的得意。
　　回家时林彪问她：“怎么样？”
　　叶群兴高采烈地说：“看见她男人了，可惜没看见她，严慰冰。”
　　林彪嘿嘿一笑，用好象圣经上的句子说：“怀恨的人，恨必反报于她。
第十一章 高处不胜寒
　刘少奇开始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了。
　　文革风起云涌，形势恶化得很快。
　　四月一日，刘少奇被点名批判。
　　六日，中央机关内造反派勒令刘少奇检查。
　　次日，汪东兴主持了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那次批判会上，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打刘的嘴和脸。
　　四月十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揪出去清华大学批斗。
　　六七年七月，人民大会堂。
　　中共上层的主要人物在开会，专门讨论毛去武汉的事情。
　　毛泽东抽着烟，林彪在纸上写着什么，康生板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
　　毛说：“七月了，老呆在北京不好，我想出去看看，到武汉游泳。长江的水很好。”
　　大家异口同声地担心主席的安全。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这么好的一条长江，为什么不多游几次呢？我也许游不了几次了。”
　　最后谁也说服不了他，只好同意。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他去。
　　大家不好再劝阻。
　　周恩来倒是赞成主席出去看看。他想，只要你毛泽东下去看看，就会知道这个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他会知道现在的造反派是多么可怕，群众的自由结社将要毁坏我们这个政权，军队的地位膨胀将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人形成挑战。造反派当家后会另有一套，也会有新的一伙人指导他们，不会是我们这些人了。历史也许只给我们这些人一次机会。我们不能丢掉这颗甜蜜的枣。一定要诱导毛泽东去扑灭造反派的势力，去打击军队的势力。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的任务是保护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丝毫马虎。还要当好联络员，随时跟我联系。”
　　杨成武爽快地答应了。
　　林彪看看周，没有对杨成武说什么。林彪相信实际的军权，看不起这些小把戏。
　　杨成武在接受代总参谋长后，心里一直不舒服。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要命的地方。以周为代表的那些军事头目如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势力强大，盘根错节。林彪的势力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这两股力量面合心不合。而毛这人呢，疑心太重，谁当总参谋长都弄不好。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两条腿站不好，老打哆嗦。回到北京后，他曾经又一次写报告推荐叶剑英，可是这个报告被叶剑英压住没有向上送。
　　叶剑英从此确切地知道了杨成武不是林彪的党羽。杨成武也加强了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这些人的联系。林彪本来以为这样举荐杨成武，就能将杨成武拉过来的，没想到杨成武渐渐被周拉到那边去了。
　　林彪很失望。
　　七月，毛去南方巡视。刘少奇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向子女展示了毛泽东肯定桃园经验的批示和对他的检讨的肯定。他只是让事实告诉他的子女：当初毛是肯定四清工作典型单位－－桃园的经验的。可是后来他出尔反尔，一句话就否定了社教的性质，并且将之说成是敌我矛盾，是整走资派。
　　刘少奇看着自己子女，无限痛苦。最近一些日子，连他的子女都怀疑他的政治立场了。这使他非常伤心。他要告诉子女真相，至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在人格和行为上无可指责。毛在没有任何组织决议的情况下，就将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打倒了。这不仅不合法，不合理，甚至不合乎起码的人情！
　　他想告诉孩子们：这个人说话太不算数了。靠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无恶不作，太象乡村痞子无赖。我不能过分简单地分析问题，因为这不光是个人品质问题。我们这个制度看来有问题。它只有强权，没有法律；只要忠诚，不要真理。如果要生活得安全，只有两条路：要么自欺，要么欺人。要么当哈巴狗，要么做阴谋家。想靠才学、良知和劳动成就事业，是不可能的。
　　他想说：干鞋难脱，湿鞋难拿。我在那个高位上时间太长。尽管知道官场的凶恶，可是总以为涉及不到自己，因为自己兢兢业业从来不敢懈怠不甘越轨。可是到不祥之兆出现，想退也晚了。当年陶渊明毅然离职，挂印封金，回乡务农，种瓜种豆，不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聪明！人家说官场肮脏，没想到共产党的官场肮脏到这种程度！人说伴君如伴虎，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生活这样危险这样残酷！在毛泽东的身边，所有的位子都应当是空着的……
　　八月五日，中南海内部批斗刘少奇。
　　两天后，刘向毛递交了书面辞职，并声明自己已失去自由。
　　……毛泽东，即使你现在想和我谈，我也不会前往了。我已经没有那份心神。我认识了你，也在认识我自己。我自己对我的这个下场也负有责任－－在批判君主独裁时，同时也应当批判臣子和顺民。是我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我们造就了你的地位。尤其错误的是，“八大”上我们不应当确定毛泽东具有“最终决定权”。从那以后，我们就做了奴隶。
　　……可是，你要搞我，就搞我个人吧，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运动？简直是祸国殃民！如果我的辞职和远谪能够换取你停止这场灾难，我马上就走。给我一个机会，回家种地好不好？到湖南，到延安都行。你不要再找什么堂皇的借口了。实质上，你就是要保存永恒的权力，就是不准任何人对你的错误发言。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群众，将苦难无穷。我会失去，所有人都会失去做人的基本权力：食物、温暖、安全和生命。
　　……我反对过他吗？我企图推翻过他吗？没有。如今看来，没有这个人，中国会更好些。如果大跃进之前他就死了，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吃人的精灵，一个作孽的神。他远交近攻，谁靠近他都会倒霉。他只乐意和远距离的人合作，权力的落差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浪漫和成就感。他想吃掉谁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我如果有他那胆量就好了。如果我真的在某个时候将他的权力剥夺，中国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惜我过分软弱，总是不敢肯定对方的恶意，总是与人为善，总是严己宽人，总是慎独自省。修养啊修养，也许只有我自己实践了我的原则，我被自己的性格害苦了。
　　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悲惨。他的服务员因被人辱骂为保皇兵而偷偷流眼泪。他们有时一次给刘少奇打来一桶饭菜，好几天不再过问，刘少奇只好吃发臭的食物。几次批斗和冲击后，他被打得只剩下七颗牙。生了病也没有人管，被骂成“保皇派”的刘少奇的医生，因为忍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声而离开了。那些原来低三下四的面孔，都早已都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了。
　　这就是政治的滋味。只要毛泽东想叫你死，不需要任何理由。
　　九月十三日，王光美被捕入狱。
　　四年后的这一天，是林彪死亡的日子。
　　南巡路上，毛泽东看见的，是动荡和零乱的社会面貌。
　　毛问杨成武：“你说，小孩子初学走路时，什么最重要？”
　　杨成武想了一阵子，不明就里。他摇头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最要紧的是学会停止。如果只会跑，不会停，就得闯祸。”
　　杨成武连连点头。毛泽东说：“我现在就是小孩子。先学会走，没学会及时停下。我本来想，文革一年发动，两年见成效，三年收尾的。可能我搞得急了点，一年就见到成效，现在该收尾了。可是我没有准备，收不了。现在群众组织之间闹得凶，停不了。你看，压下去可能吗？”杨成武说：“硬压不好。但我相信，依靠耐心讲道理，加上主席的崇高威信，还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毛点点头，又问杨成武：“那些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说：“我看没有。我们的制度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大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问题是他们老以为自己对，对方什么都不是，争一贯正确，争左派，又不叫别人革命。”毛惊讶地说：“你这个代总长当得很好嘛，不仅工作做得好，看问题也有深度。谁说你不能当这个官？听说你还写报告辞职，不必要。你看我，什么事需要我，我就当仁不让。太客气了不好。”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想法，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想法，都秘密告诉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也赞扬了杨成武的工作。杨成武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吗？”周恩来说：“主席想看看实际情况，特别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所造成的混乱，还有军队纪律问题。我们有责任向毛主席提供这样的观察条件，活的例子最生动。共产党员讲究实事求是，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哇。毛主席部署文革，是复杂的事情，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是不是？这些具体的事情，鸡毛蒜皮，只要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一定要向主席说。”
　　杨成武说：“明白了。”
　　周恩来一年前曾获得过毛泽东的底牌－－他的马鞍形钢铁计划不算什么事，运动是搞别人的－－从而得到了短暂的保险。现在刘、邓那一大批人都下台了。事过境迁，毛的新目标是什么？毛泽东公司的人身保险，是一年年地买，甚至是以半年或一个月为期的。为了自己的终身利益，毛不给任何人签订太长的安全合同。现在应当向毛续订合同了。
　　周自得其乐地笑了。
　　要是讲历史，周恩来早就该打倒了，或者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倒。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和毛结怨很多。二十年代，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有权号令全党全军。毛泽东在井岗山的军队不愿听从周的指挥。一九三零年，周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毛拒绝来人的干涉。次年，周挟共产国际的重威，与朱德、陈毅、张闻天、彭德怀一起，解除了毛的军权，只作挂名的中央苏区主席。失去军权的毛一直想夺回军队的指挥权，周又两次整了毛泽东，不仅撤销了他的职务，还差点在富田事件中将毛执行了革命纪律（枪毙）。如果毛要打倒周，就是一个闪念的问题。
　　周恩来警告自己：你必须避免毛产生这个想法。
　　几十年的经历何等艰难！虽然周恩来极力扮演毛的“贤惠媳妇”，但毛泽东似乎老是不给他好日子过。一九五八年骂周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毛泽东冷嘲热讽地说：“关于（国务院）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也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了一个表决机器，象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
　　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检讨，毛泽东还是不愿放过他。周只检讨，就是不辞职。周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渐渐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与毛泽东软抗。当时都知道：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他借重军人保护了自己。后来，修养不深、喜欢狂想而又有野性的毛泽东和注重实际的刘少奇在政策上不断发生分歧，结成深仇大恨，他们的斗争间接地保护了周恩来。周对刘少奇的倒台没有太多伤感，因为二者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五四年九月，人大会上，周希望将政协的作用列入宪法，刘不同意。周主持政协，并在全国大力发展，刘也不高兴。
　　毛泽东渐渐发现军队中将要出问题，故意在彭德怀下台后将林彪提升为国防部长兼任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棋子很重要。它使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原来水乳交融的关系夹进一个不愉快的影子。刘、林间有了矛盾。林彪是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烈的人，自然会燃起再向上爬的欲望，至少会加强他毛泽东大保镖的意识。周则乐得将他们的矛盾推到第一位。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轮惊涛骇浪中，他躲在后边，好歹保存了自己。
　　现在，刘少奇倒台了，毛泽东这头怪兽下一步要吃什么呢？
　　周恩来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要把这出戏演好。
　　周善于演戏，尤其是演女性角色。青年时期，他在南开大学演过话剧《一元钱》。他的角色是个善于回旋在重要人物之间的女性。不论谁发现马脚，他总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面目。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他的这种本事练得更加炉火纯青，运用得天衣无缝。他深知进退机会，但是很谨慎。最高当局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周对毛泽东的感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并走向极端。周不仅保留着对毛的气质和风格的不屑，而且这种潜意识还在飞速发展着。毛越来越叫周看不上眼了。毛收拾对手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叫周胆寒，也令周不齿。刚愎自用、言而无信、骄横跋扈，毛的名字越来越成为权力和痞子的象征。毛泽东奸污周的干女儿孙维世的行为，曾使周悲痛万分。周不得不咽下去那口气，象吞下一块炽热的生铁。从生活细节上的邋蹋到政治道德的伦丧，使周越来越厌恶他侍候的魔王。
　　但实际生活中的权力又逼迫他不得不正视毛泽东的力量。文革开始的这一两年中，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周发难。即使在毛将刘少奇作为头号钉子时，也没有忘记警戒周的存在。周意识到，他的日子在刘少奇邓小平垮台后，更加险恶了。周恩来的秘书许小姐突然被捕，并因不愿揭发周而自杀身亡，使周不寒而栗。他感觉到了，一只寒光习习的宝剑也许就要降落在他头上了。
　　就在打倒刘、邓，林彪力量飞快上升的同时，另一个力量自然地产生了。那就是以“三总四帅”为代表的军政力量。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联系，他们将周作为首领。虽然这些人的反抗被作为“二月逆流”镇压下去，但这个力量是显示出来了。周恩来意识到，也许就是这个实际力量的存在，暂时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毛对军权的重视和敏感，周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他背后站着的这些将领和官僚，既是他参与政治的砝码，又是招灾惹祸的因子。没有这个，绝对不行。有了这个，也不安全。他要善于使用这个洞中的老虎。
　　他象一个魔术师似的，对自己挑战：会不会玩，有没有手腕，就看这个了。
　　周不失时机地关心着上层人物的生死存亡，将一切可能成为盟友的人物联系起来，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毛泽东知道周在虚情假意地侍候他。当周热心为毛安排妻妾时，毛看见了周恩来那种犬儒精神指导下的屈意奉承。毛泽东喜欢奉承，但也警惕恭维。他曾经对汪东兴说过：“如果今天是彭德怀当总理，不见得就不好。那样，至少有个敢和我吵架的人。吵架不见得就不好。”
　　青海赵永夫事件中，毛听说周曾指示“报馆不能冲击”，气愤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革命，别人就要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能包围报馆？省委，市委，国务院，都可以包围。”七月里，毛又一次号召造反派包围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打电话，不准人家到中央告状。为什么怕人家来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有的地方规定不准群众到国务院。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了……”
　　形势险恶逼人。最近毛泽东又提出所谓“伍豪自首事件”就是他磨牙吮血的前奏。
　　本来对青海事件抱有不同意见的周恩来看见林彪、江青势头强劲，只好改变口径，顺水推舟，跟着宣布了青海事件为反革命政变，赵永夫隔离审查。为了摆脱“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的可怕名声，周恩来表面上和那些将军们疏远了。
　　毛泽东对周放了几炮后，又带着杨成武、张春桥和汪东兴，到南方旅行去了。
　　毛泽东预料北京将要发生激烈的斗争，局面将非常难以驾驭。
　　他把周留在北京，也许是想：革命群众的烈火会把你烤熟的。到时候我来火中取栗。
　　六七年夏天，周恩来处于政治上非常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走后，北京街头马上出现了“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等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不久又发生了五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事件。近在咫尺的首都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没有一个人来给他解围。
　　红卫兵就要涌入大会堂了。
　　要求揪斗陈毅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
　　如果学生真的涌进来，事情将难以设想，也难以控制。
　　这时，周恩来大义凛然地出现在大会堂东门。他激动地高声宣称：陈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是革命的。他有很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他从不搞阴谋。毛主席也多次说：陈毅是好同志！如果你们要揪斗陈毅，那就要踏着我的身体过去！”
　　红卫兵没有继续冲击，但是也没有离开。
　　周恩来要求红卫兵选派代表，到大会堂内谈判。
　　整整三天三夜，红卫兵轮番和周展开激烈辩论。
　　但是，周却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雄辩才能，将红卫兵说服了。
　　毛泽东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感叹地说：“天不灭周，我复奈何！”他极佩服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排纷解难的能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灭周的想法。他的性格极其倔强，越是不成，越不放松。周恩来自己也更明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刘少奇倒台，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在毛泽东的银行里，周不知道自己的帐户上是否已经出现了赤字。
　　此时的周恩来，也充满着斗争的兴奋。他就象一个大艺术家要创作一件在历史是罕见的作品那样，对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艺术感觉充满自信。有些政治家也许一辈子都碰不上这样的机会，而拙劣的政客一下子就被击垮了。我要胜利，我要施展才能躲过这个凶恶的野牛。我得找一个突破口。后退已经没有希望，单靠工作也积累不了多少功绩，唯一的道路是从毛泽东的身后，针对林彪，针对文革，杀出一条路来。保护自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为毛泽东找到下一个敌人。
　　那是斗牛士使用的红布。
　　叶群化装参加批斗陆定一夫妇大会以报私仇的事情，给林彪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叶群后来好说歹说，很不容易才调节好了和林彪的关系。林彪本来就不是很在乎这种小把戏的人，加之此时已经被政治形势所纠缠，没有兴趣再去过问老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专心注意政治大局。
　　刘少奇倒了，那个体系的人正在被作为黑线人物收拾，毛泽东的敌人已经完结。林彪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解放军全面介入中国政治生活，林彪的地位在上升。他已经成功第帮助毛将文革的政治目标达到了，下一步毛泽东将干什么呢？
　　胜利没有冲昏林彪的头脑，他依然非常谨慎地对待一切。
　　他越来越不知道外人对他是个什么印象，可能因为自己想得太多，也可能是伪装得太精心，把原来的面目都忘记了。有些特别小心的老太太经常犯这种错误，他们配了好几把假钥匙，但是把原来的钥匙忘记了。林彪只好问秘书：“你对我有什么印象？”
　　秘书说：“一是紧跟毛主席，二是说话少而精。”
　　林彪对这个回答基本满意。但并没放松。寡言的人从不觉得自己说话少而精，只有多舌的人才老以为说得不够。林彪这类人常常为那些不得不说的废话感到烦恼。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可以将已经说的那些话再精简一半。
　　林彪在批示文件时，只要看见“副统帅”、“光辉榜样”之类赞颂他的词语，总是坚决地叫秘书“划掉”、“统统划掉”。有一次，某中学出版了《林彪语录》，林彪看见后，紧张得身上直出汗，大小便失禁了三四天。又是请医生，又是食物疗法，折腾了好些日子，才勉强恢复。他一受到惊吓就会发生这样的病症。
　　他一能起床，就赶到总政治部去讲话，坚决不准出版他的书。
　　有一次，毛家湾的人发现大街上有人张贴大字报，纪念林彪《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林彪严厉地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叶群说：“据我所知，是一些红卫兵张贴的，没有恶意。”
　　林彪说：“没有恶意也不行。马上把这种标语撕掉！”
　　叶群布置毛家湾的工作人员，连夜到大街上把全部这类标语撕掉。
　　众人出发时，林彪又告诉他们：“一定不要漏掉。要全部、彻底、干净地把这种东西清除。我们应当注意宣传主席。”叶群将林彪的指示进一步强化，变成林家大院的行动。
　　大家出发后，叶群在家等待这些人的消息。
　　这个撕标语小组是半夜行动的。他们从平安里出去，先向东四，经东直门，转向南，再进入市区。只要发现纪念林彪讲话字样的标语，一律撕毁，并将撕毁的标语装到车上。
　　八月的北京，彻夜都有人活动。他们开着汽车到处撕大字标语，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胆敢撕毁我们的标语！”红卫兵把他们拦截了。
　　“我们，我们是……”毛家湾众家丁吞吞吐吐说不出来。
　　“我们是收废纸的。”何一伟说：“我们没有恶意。真的。”
　　“还说没有恶意！”红卫兵说：“你们撕毁宣传林副主席的标语，是什么性质！”
　　“我们觉得很好，标语没有问题。”孙志民说：“可是应当多宣传毛主席。”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难道不该宣传吗？”红卫兵质问何一伟：“你对林副统帅是什么态度？”
　　当时何一伟的言论，根据《公安六条》，当然地属于犯罪。红卫兵马上要把他们送到劳改队去。何一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也有些着急。他们开始还很有耐心的解释，可是红卫兵就是不相信，何一伟就激动起来。双方开始争吵。
　　何一伟看看没有办法，只好亮出底牌，说自己是林办工作人员。
　　红卫兵哪里就肯相信！他们打电话给毛家湾：“这里有个夜间出来破坏革命宣传的反革命小组。小组正在撕毁关于纪念林副统帅《八。九讲话》的标语时，被革命群众抓起来。可是他们说是毛家湾的，我们不相信。这些人现在已被红卫兵抓起来，我们认为他们是故意损害林彪副主席，扣押起来了。特请示首长和主任想法解决。”
　　叶群只好证明他们都是毛家湾的人。
　　不然，他们会闹得更凶。
　　周恩来的计划越来越具体了。
　　根据毛的性格，谁站得离他最近，谁就是他的敌人。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人站在那里了，为什么不利用毛的多疑，叫他们杀一个回合呢？应当为他树立一个猎物。如果那样，我马上可以理直气壮的充当毛的宝剑。我背后的那些军人就会变成毛需要的另一力量。毛也必然会取消对我的攻击。形势将化险为夷，我会死里逃生，而且会得到更多机会。一定要躲避过去眼前的危险，即使拖几年，甚至拖一天，都是宝贵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一个围魏救赵、釜底抽薪的计划。
　　周恩来想好了一箭双雕的主意。
　　他要用一个东西同时打击军队和造反派。
　　一定要在这两方面把文章做好。
　　毛会很高兴吃下我做的这碗饭的。
　　周恩来坚信，这样的机会会如期而至。
第十二章 杨余傅
林彪决心搞掉杨成武和与杨打得火热的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江青的人，他们被打倒，是折了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原来，在公开场合出场的中央文革名单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下边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现在王、关、戚倒台，烧饼打驴－－一下子去了半截。这不光是实力上的损失，而且是政治地位的损失。这个行动等于说：谁都敢对中央文革下刀子。中央文革日照中天不容置喙的时光结束了。
　　江青大怒。她稍作调查，就确认这是杨成武干的。
　　康生告诉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才是这个行动的总指挥。
　　江青说：“这个老政客！他给我好看，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周恩来虽然获得很大胜利，但也有损失。他和中央文革一度修好的关系又出现裂缝。
　　他得罪了江青，得罪了整个中央文革。康生建议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周恩来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弄不好，将来我们都得倒在他手里。林彪不同，军事上行，政治上不行。”
　　江青说：“那个人是神经病，不容易谈。”
　　康生说：“林彪不好谈，可以找他老婆。”
　　江青说：“那个人太庸俗，我对她没好感。”
　　康生说：“个人好恶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一定得取得林彪的支持。周恩来的目的是扑灭整个文革烈火，建立官僚执政的体系。只要文革夭折，官僚系统复活，他就如鱼得水，我们就够呛。说到底，他是对着我们中央文革的。如果周和林彪结合了，我们就难堪。如果我们和林彪团结得好，事情就成功。我看周拉不走林彪，他们之间成见很深。周只好拉拢杨成武，还有二月逆流那些人，这是个反党集团。”
　　江青说：“有证据就好了。”
　　康生说：“证据容易搞，关键要靠主席英明果断。”
　　周本来打算进一步推行他的政治策略的，因为发现了面前同时站着两个敌人：林彪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那些人，就是靠主席，暂时成不了很大气候，没有实力。中央文革自以为在武汉事件中立了功，正向主席要赏赐，而主席另有想法，暂时不会给他们很大好处的。军队更不会允许中央文革多摘桃子，他们以后会有一番搏斗，至少不会联合得很好。如果他们受了刺激，狗急跳墙，被他们咬了还真不轻。可以把这条疯狗先糊弄住，集中力量对付那只吃人的狮子。
　　于是周恩来不得不收回后半个计划，集中力量对林彪。只要弄到林彪，把他送给老虎吃掉，这边的风险就小多了。毛泽东此时忙着清除造反派和军队这两个势力的社会基础，不会整到周，甚至可能会利用原行政系统，重新修补大火烧毁的篱笆。因为社会上的主要力量就这三种。
　　周庆幸躲过去一场灭顶之灾，换来了战略上的新局面，收获大于损失。但是，他的估计有两点出入。第一，林彪势力确实和江青联合起来了，一致对付杨成武那些人。第二，毛泽东没有同时吃掉两种势力的胃口，正一个一个地吃，而且吃的顺序是放下军队，先吃红卫兵。
　　毛泽东动员工人组织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里的斗、批、改。
　　学生曾经拒绝接受这种安排。清华和北大都发生了学生与工宣队冲突的流血事件。但是既然阎王叫小鬼去投生，拒绝是没有用的。红袖章再也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过时的标志了。他们不仅要接受军管和军训，还要接受继之而来的上山下乡。他们走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得不到社会的阴影里生活。失意的红卫兵进入思考的阶段。
　　当他们走下舞台，才知道政治不仅把他们利用了，而且刚利用完就抛弃了。然而，他们这个整体毕竟年轻，而且有红色的邪劲支撑着，有生理上充足的热情相鼓舞，他们并没有抛弃理想。在灰色的暗夜里，他们不屈不挠地探索着人生的目标和价值，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未来。从大雪纷飞的北方到猿啼山啸的海南，从人声嘈杂的闹市到偏远沉寂的乡村，利用劳动的间隙，农闲的机会，利用那些荒废的时间和愚昧的空草地，他们读书，争论，写作。他们机警地等待着，同时充实着自己。热火烧干了泪眼，压抑的悲愤随时准备发泄。红卫兵走向另一个阶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空前绝后的行动，其意义至今还不能完全总结出来。就是说，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将持续表现出来。统治集团将火热的红卫兵一下子扔到社会最底层，是对青年学生的一次政治淬火。钢材因淬火而得到硬度，得到那种美丽的钢蓝色。红卫兵走进农村，走入山乡，走进农民的茅屋里。他们才发现社会的真相：专制统治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残暴。经济的重担由农民承担着，可是人民的生活如此困苦，很多人不得温饱，乞丐的尸体就在他们过去欢呼的红旗和褪色的标语下。文化的落后加强着人们的麻木，愚昧把野兽培养起来，觉醒还需要很长时间。他们迅速地失望，迅速地反省，迅速地进入新的痛苦思考，也因此成长起来。
　　毛泽东叫知识青年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说对了一半。青年人在农民那里学到了顽强和勤奋，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慢慢地做，要会忍耐，但是得咬牙坚持自己的要求，无论是追求还是报复。他们也学到了农民的实际精神，懂得过日子是需要扎实的经济收入的，口号和理想，乌托邦解决不了问题。农民对专制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自己人的爱护，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学生。学生们变得宽容了，善良了，也变得凶狠了。由于知识的差别，知识青年也看见了自己的优秀，而优秀的人是要承担精英伦理责任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肩膀上那种历史赋予的责任。后来的民主运动和自由文化风潮，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密切的关系。
　　那个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驱赶失业青年的冠冕堂皇的下流动作，但它无意中使青年学生看见了魔鬼的后院和地下室。这个抛弃活动，使原来的忠诚的信徒变成掘墓人。在中国历史上，用最短的时间反省社会和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久不散的阶层的，就只有那一批知识青年。那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中国社会在这种歪打正着的行为中得到了新生力量。读过《水浒传》的人，会因此想到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
　　那时，所谓主流社会还在不断的争吵和斗争。当他们把大多数人排除在权力的范畴之外，那个栅栏里边的狼虫虎豹撕咬得更惨烈了。
　　康生、江青、陈伯达对王、关、戚的遭遇很快就弄明白了。果然是杨成武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坏话。中央文革打算整杨成武，这一点正好和林彪不谋而合。
　　林彪先后四次在毛跟前说杨成武想把“代”字去掉，还说杨成武在军队里排挤李纳。
　　毛找江青对证，江青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
　　毛泽东问道：“怎么不好？”
　　江青说：“这个人政治态度嗳昧。他的主人太多。名义上听你的，可背后听周恩来的。杨成武什么事情都先给周恩来回报。他们是一个秘密势力。”
　　毛泽东说：“要知道，凭空诬人清白，将来是要下油锅的。”
　　江青说：“傅崇碧、余立金都是他们一伙的。他们应付主席，表面上办事恭顺，可另外有集团。”
　　毛泽东说：“怎么到处都是集团？不要胡说啊！”
　　江青说：“我有天胆，敢胡说？胡说无用，我有证据。以周恩来为首的那个集团，是一个走资派复辟势力。杨成武是他们安排在你身边的特务。他们背后是那些将军和老官僚，还有文化界那些封资修上层人物。他们随时可以组织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架空你。”
　　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架空我。”
　　江青说：“我们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
　　毛泽东说：“量你们现在也还没有那个力量。”
　　江青说：“周恩来虽然有力量，暂时也不敢。不过不能让他们坐大。”
　　毛泽东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点头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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