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好大一会，林彪才说：“以后，进来不要敬礼。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
抗战时期，林彪曾经被阎锡山的兵误伤，不得不去苏联治疗。他养伤的那个疗养所里，矿泉水的硫磺含量太高，身体瘦弱的林彪不幸硫磺中毒，染上了出汗的毛病。当时苏联人说那不是病。回国后，林彪才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到解释：那是“神经性毛孔扩张”。这种病非常敏感，任何一种刺激都可能引起病人全身流汗不止。因此，体质脆弱的林彪规定：凡进来的秘书、警卫等，一律不得敲门、不得立正敬礼、不得乱说乱道，以免刺激他毛孔扩张，心情烦躁。
“是！”何一伟答应着，自己倒先出汗了。他瞥了一眼那光秃秃的头，心里咯得一下。他只记得林彪的耳朵下边有一点点头发。难道这个面色苍白的病夫，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打遍中国的长胜将军林彪元帅吗？而且现在依然是这个军队的总指挥。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我想讲一下美联社、路透社、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我国政治形势和首长的地位上升的一些评论。”何一伟谨慎地看看林彪，林彪正朝他点头。
“外电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完全失败后，国民生活和生产情况都很糟糕。在党内争论中，毛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朋友。这些人的努力已经使国民经济慢慢好转，至少是渡过了难关。美国猜测毛泽东主席将难以逃脱党内更严厉的谴责并将彻底失去权力。目前情况下，正在上升的力量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为首的文官系统，如果他们和首长代表的军队力量结合，将足以使毛泽东下台。但是，日本人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分析，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足智多谋的毛主席不会甘心离开类似帝王的地位，而林彪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能与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们结合。相反地，如果毛要反击，他首先可能利用军队的力量。他们的原话这样说：老虎到底下山还是归山，现在还看不出来。《朝日新闻》估计，首长掌握全国军队，四野是毛的嫡系部队。首长的地位现在很牢固。如果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将会更重要。”
何一伟讲完，身上已经湿漉漉的。
“你讲的，我听得懂。”林彪问何一伟：“你身体怎么样？”何一伟说：“没什么病。”林彪又问：“休息怎么样？”没等何一伟回答，叶群就抢先说：“这样的壮年人，还不是躺下就睡着了。打呼噜都很有水平呢。我那年在乡下搞四清时，就碰上一位……”
林彪不耐烦了，挥手让叶群出去。他喜欢沉默寡言、善于思索的人。叶群朝外走时，林彪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划着一根火柴，看着火苗慢慢熄灭。他特别注视着火柴熄灭后的那一缕青色的烟，好象沉迷在幻想中的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那里有一个梦境，他期待什么呢？
火柴终于完全熄灭了，连青色的细烟也不再存在。他把火柴棒凑到鼻子下闻闻，黯然神伤地说：“我不行了，老喽，睡不着觉，吃药也不顶事。”何一伟没有答话。直观上看起来，林彪对年轻人健康的体魄很羡慕。他拖着湖北口音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老家是怀德县的范家屯。”何一伟答。
“那地方我知道。气候很冷，冬天不好过，夏天还行。”林彪说完，又擦着一根火柴，继续他那饶有兴趣的观察。这一次，没等熄灭，他就将火焰吹熄，照例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这样连续三次。何一伟第一次就和林彪说了这么多，这是少见的例外。何一伟看见了林彪的沉默的力量、高傲的神情和奇怪的嗜好。何一伟猜想：他一定迷恋战争。那火柴上就有火硝和硫磺的味道。那也是弹药的味道。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决定取消二线，并且逐步收回以前放弃的权力。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依然糟糕，陈云主导的八字方针确实在起作用，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几乎插不上手。政治上，中国比以前更封闭了，不仅没与西方和解，连苏联也成为仇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甚至不得不考虑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喊。中国已经被毛泽东搞得没有象样的事情可做了。
所以，虽然是回到第一线，但是还不能干第一线的事情。直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还是一半是主席，一半是神仙。那两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写下了很多诗词。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那种情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无疑都是一种幸福。
到一九六四年，林彪确认：毛要加快回归政坛的速度和程度。
那时北京上层官僚机构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听刘少奇的话了。最好的例子是彭真和邓小平。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对彭真的信任已经超过周恩来。前者经常在毛泽东的委托下主持政治局会议，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示的东西，如果还没有刘少奇的意见，彭真就不会执行。邓小平的地位曾经在毛的关心下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邓对毛是言听计从。可是到一九六四年，毛的话对邓已经无足轻重。毛泽东叹息事过境迁人走茶凉的景象，甚至愤怒地批评邓小平开会时就躲到角落里打瞌睡。在这些人眼里，毛越来越成为不通情理的好事者。来自苏联的教训和自己的政治挫折，使毛坐立不安。他曾经说服自己做个游仙和诗人，但没有成功。任何东西都抵御不了政治兴趣的冲击。
毛终于示意林彪：准备反击。
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现在就睡在我身旁。
林彪知道，一个新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开始数算部队的实力。
三湾派没有问题，那是毛泽东、何长工、谭震林、张宗逊领导的力量。南昌派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的底子，但我们也有份儿。闽西派：杨成武、罗瑞卿，这是个问题。罗瑞卿已经好久不把我当回事，却和那些人搞得很热火……
湘赣派是肖克、王震、王首道、王恩茂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广西百色那一派是邓小平、张云逸、陈漫远、韦国清、李天佑的，不太可靠。湘鄂派的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他们已经土崩瓦解，另找山头了。麻黄派：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周纯全。这些人势力不小，拿徐向前、李先念当旗子……
川北派的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和川湘鄂派的贺龙、黄新庭分化了，很多人后来到了我的四野。晋鲁豫的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曾思玉和晋察冀的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后来有分化……
一野系的晋绥系、陕甘宁系在军内还有很大影响。二野的太岳系有谢富治、宋任穷、秦基伟、刘丰。这些人没有问题。太行山系的陈锡联、范朝利、张显阳、李德生。后来实际上倾向四野……
三野仍自成体系。中原系的张震、韦国清、张爱萍、滕海清；山东系的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黄火青、成钧；苏浙系的有粟裕、谭启龙、江谓清、陈丕显、叶飞、何志远；新四军系的陈毅、粟裕、陈丕显都控制着相当大的兵权……
四野系一直为主席所信任，我与罗荣桓具体指挥，力量相当可观。十二兵团：肖劲光、梁兴初、李作鹏、解方；十三兵团：曹里怀、韩先楚、曾国华、郝忠云；十五兵团：丁盛、孔石泉、邱会作、温玉成、龙书金；政工系：肖华、梁必业、袁升平、吴法宪、刘兴元、谭甫仁、刘贤权；东北系：林彪、吕正*、万毅、张学恩；中原系：宋任穷、陈再道、王树声、张体学、王宏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争夺疆域，而是争夺或保护地位。胜利，是双方的共同争取的但又水火不相容的目标。战争讲究实力和策略。林彪的军事总管意识在不断加强。他反复计算着实力，计划着发展方向，随时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阵地。
第五章 走资派
一直有个影子在毛的面前晃动。
那个影子就是赫鲁晓夫的光头。
几千万人饿死，经济的崩溃，证明了毛泽东总路线的彻底失败，而且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大陆社会性质的分析的错误。尽管无知的愚民只晓得咒骂村长和民兵连长，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他们借助四千万白骨的磷火，借助于知识和经验，重新认识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们和毛泽东多年共事，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能够比较实际地制定政策。或者，他们具有纵横对比的能力，知道毛泽东也是个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可能象在下层平民中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证明，刘少奇关于民主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刘少奇的工作经验，社会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以及对人对组织的原则性，都赢得了党内的拥戴。特别是从几乎是废墟上恢复经济的艰难，更使党内上下佩服。
一个新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时，毛泽东从地狱里取得教导，正要杀回过去的战场，作新的社会试验呢。
毛一旦决定回来，便发现了必须回来的充足的理由。以自己总是正确为参照，他发现他的政策被全面修改了，党内思想战线和政府工作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且有一股为彭德怀翻案的妖风，矛头就是指向当年的庐山会议的。一个清算毛泽东错误政策的运动实际上正在进行。他们大概想借助这种方法，渐渐把毛泽东搞臭，至少是不让毛泽东的路线重新复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会心照不宣地抛弃毛泽东，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刘少奇与邓小平。接受他们讲究实际的工作作风，接受他们对社会的客观准确的分析，接受他们和平接管毛泽东的权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了。
毛泽东非常敏感。他预感自己的下场可悲，但是倔强的毛不肯认输。此时的苏联，也出现了否定斯大林的运动，专制集权的恐怖主义受到挑战，斯大林主义不得人心。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本来对斯大林不感兴趣的毛，现在深深地厌恶那个秃头——赫鲁晓夫。是他，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的尸体搬出高贵的坟墓。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事实，使毛寝食不安。他怕自己一生的功名被否定，而这种否定正在实际进行之中。即使周围的人对他依然毕恭毕敬，也难以消除他的深切的担忧。他已经没有可能考虑自己是否正确，而只热衷于发现谁在反对他的思想和路线。况且，退居二线，离开权力中心所带来的种种不舒服，都在时刻助长着他的担忧。所谓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断强化着他狭隘、残暴、自以为是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理暗示。任何对他个人的不敬，都会被称为修正主义。大前提已经确定：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否定他的思想和实践（哪怕是一部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只是单纯地这样想，即使没人制止，还不足为患；但他还要行动，他的地位使他不象平民的愿望那样自生自灭或自生他灭，他想干什么就能变成六七亿人的运动，没人能制止他，连他的党都无法约束他。共产党的社会控制之网密不通风，只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一个美好的大洞。谁逃脱于这个网之外，大家就是谁的奴隶。谁也没有办法约束毛泽东，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凌驾一切人的暴君。
恶魔开始搜寻目标。看谁倒霉吧！
毛泽东整天呆在丰泽园里，偶尔出去看看，游玩散心。他喜欢到那些可以自由抒发豪情的地方游览。比如井岗山怀旧，长江风浪中游泳，庐山上观赏风景。他也喜欢到湖南老家去视察。仅仅一九六五年，毛就三次经过湖南。
第一次是路过，没有停，径直去北京参加三届人大。
没出毛所料，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几乎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整个会堂以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祝贺刘少奇蝉联这一职务时，毛也抬起了那双又肥又大的手。毛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沉重。当千百双眼睛都盯着另一个人时，毛才相信人的精神就象可以随意飘移的云彩。那天他在面前的纸上写了一生很少写的拼音：“ＺＨＵＡＮＹＩ”。这个词可以同时想象为“专一”和“转移”。
服务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互相传着看了，觉得就是一张废纸，扔掉了。
毛失眠了，不断地做梦。那种半睡半醒状态的梦最有魔力，搅乱着他希望睡觉的意志。林彪的话，赫鲁晓夫的光秃秃的头，彭真坐在那里看比武，罗长子向刘少奇微笑，雷鸣似的掌声，专一？不，转移……
所有的那些人，都举手，都鼓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鼓掌呢？甚至连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鼓掌呢？是习惯势力？还是利益集团？是的，这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党内这些当官的，应当有个名称，叫贵族集团？行是行，可是应当有个再好点的称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的，还是后者好。这个名字最初大概还是陈伯达起的。不管谁起的，适用就好，叫党内走资派吧。我们的矛盾就是和那些走资派的矛盾。这些人将否定中国的马列主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认定跟着他的。
就在这个尚未开完的会议上，毛和刘、邓发生了争吵。
头天晚上，邓小平面上带着那种诡诈的笑容说：“主席这些日子累了，休息休息吧。明天的会就不要参加了。”
毛泽东发现邓的微笑中似乎露出一星半点的调侃。他最受不了这种嘲讽的表情。怎么了？你们已经天下在握，不要我出来了？软的，硬的，都叫我老实呆着？看你们这些弹冠相庆的猴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我毛泽东要叫你们知道：船破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将要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是毛写的，在关于运动的性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吵起来。
毛泽东是不容许针对他的权威争吵的。他决定，要给刘少奇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生气地将两本书朝桌上一扔，说：“今天我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我是党员，也是公民，我还有说话的权利吧！”
人常常只在权利受到危害时，才想到章程和法律。但是，毛泽东是主席，他想起那个工具，拾起来就能用。平民百姓遇到不平，上哪里说话呢？即使《党章》摔碎，《宪法》拍烂，怕也无人会意，无人理睬吧！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毛讲话了很多话。他的中心思想是：四清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大众与这些人的矛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我们共产党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站在大多数群众的立场上，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确自己的职责。
刘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象个童养媳似的。即使如此，也还是难以使毛满意，更不要说反唇争吵了。可刘少奇那次偏偏就和毛争论起来了。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不能容忍毛泽东再一次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错误的影响全党的分析，他也不愿意毛泽东突如其来地将已经基本收拾好的烂摊子再一次打个人仰马翻。这不是关系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是不是还要死掉几千万人的历史责任问题。他没有让步。他知道全党都看着他。他必须说话。
他没有看毛的眼神，没有察言观色，径直向大会代表说：“关于运动的性质，我还是认为叫两条路线的交叉，或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好。这样有利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有利于扩大运动的成果。我们以前有过教训，必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个大体准确的估计。”
“这才是你的真话呢！”毛怒气冲冲地重申自己的主张，严厉地指出党内走资派不仅基层有，各个阶层都有，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都有这样的人。这次四清运动就是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打击那些在农村掌权的阶级敌人——党内走资派。法不治众嘛，就要搞运动。同时教育群众，我们共产党不会官官相护，搞封建社会那一套。我们和这些人的斗争还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是很激烈的……
毛一发火，大家知道事情弄大了，不再吭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一发火，龙颜大怒，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于是，关于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最终以毛的意见通过。
刘、毛之间这次公开争论，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数人觉得那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使毛对刘少奇非常恼火。毛确认：此人不等我死，就会否定我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大会开完，刘少奇虽然检讨了，但毛的愤恨却没有冰释。
余怒未消的的毛泽东决心搞掉刘。
刘少奇意识到了毛的意向。几年来，甚至说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说明毛本性难移。这个浪漫的，喜欢拿中国和中国人民乱搞试验的领袖，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他不仅仍然热恋着那个初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且有一意孤行的趋势。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敌我矛盾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轻微经济问题，会伤害大批干部，会造成又一次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决心阻挡毛的新错误。
但是，一个由这么多人，经这么多年造就的领袖，谁能阻挡他的意旨呢？文化的传统和政治的体制足以将蚯蚓变成龙，但是却没有一个限制龙的笼子或者链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包括刘少奇自己。是他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他要求将这一点写到党章里边。养虎为患，咎由自取，恶果先由他自己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少奇找不到限制毛泽东的有效措施。他第一次为这个体制感到沮丧。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大概是选举。刘少奇相信选举，他希望在下一次党内大会上将毛泽东合法地选下去，叫这个做事没有任何章程的喜欢胡来的人远远离开政治，那样中国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毛不喜欢开会和选举。除了吵嘴，他不相信会议上能解决什么。他倒是经常担心会议会引出坏结果。即使象遵义那样的会议，结果也不理想，其他会议就更不要说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就是借开会完成的。从二十大到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成功是在车间里和战场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在乡村根据地和战争建立政权。
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形式。形式是文明的胎衣。人必须作出和形式相和谐的举动。一旦到了大众跟前，就会装模作样，连野兽都得斯文一些。毛无法取消这种形式。眼看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在八月召开，时间非常紧急。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变动，会议上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就可能玩完。
如果能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地位重新确定一次，组成一个更加实际的，有一定理智程度的领导班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会议明年就要召开了，要不要这样做，如何做，都要马上决定。他打算先找邓小平商量会议的内容、时间和开法，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毛泽东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一切封建帝王在完成暴力夺权以后，都会由依赖外臣变为依赖内戚，毛泽东也是如此。建国之初，那些在开国中建立功勋的将军和谋士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有时会恃功自傲，不把帝王太当回事。于是帝王的权力发生倾斜，王权不稳，它需要平衡。平衡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在自己家族和宫廷里边寻找。这就是所谓内戚。等到内戚，包括太监和皇族，乱到一定程度，外臣就会帮助皇帝造反，重新肃清朝政，就象后来叶剑英等捉拿四人帮一样。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外臣的威胁。后来，这个阴影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他要除掉那些因为过去的军功而获得巨大权力的诸侯——被他称为党内贵族和走资派的人物。除了自己的声望和林彪的军队以外，毛泽东能够使用的力量已经不多了。在他决计进行那个“伟大斗争”时，便首先把江青放出来搞样板戏。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毛泽东开始使用自己的家将和内戚，既说明他的势力已经不多，也说明他对别人的疑虑大大增加了。他本来不喜欢江青，可是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只好拿廖化作先锋了。
江青愉快地答应了，积压了几十年的热情、愤怒、才华和野心，一起膨胀起来。
江青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这个被人咒骂的女人，是个掉到深渊里的羔羊。那件荒唐的历史故事——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取缔她参政的权利——至今仍被很多自封为正人君子的人称颂。甚至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女权主义者，也掉进五千年文明的陷阱，认为江青不应当参政。几十年前，延安的那个决定，有些人即使不特意赞美，通常也会给以会心的理解。这个故事曾经象生理缺陷那样压抑着江青的尊严，如影随形地跟踪她，监视她，嘲笑着她的人格和失去的权利——那本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那个东西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准江青作为主席夫人出面”的决定。
到底那是个明文规定还是君子协定，连江青也说不出来。那个密而不宣的家法，就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扔尸的阁楼。江青好象违反家法败坏门庭的荒唐女子。全党都知道那个决定；所有头目都可以带着老婆出入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接见外宾，只有毛不能。
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她有“见不得人”的事。
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大恶大丑呢？
“你们凭什么要做那个决定？”江青不止一次问毛泽东：“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那些人搞的。”毛泽东不解释那个城下之盟，一推了之。
江青毕竟是从上海出来的。她接受的文化影响远比延安的农民首领丰富多采。稍微从那个中央决定的表面挪动一点点，江青就发现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是，当她发现黑洞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在那里呼喊、叫嚣、挣扎，没有用，所有的声音都被红色的古堡吸收得干干净净。延安的土窑洞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回声。她曾经向延安中央写过一封信，表达她的无限的愤怒和抗争的情绪。
……难道是因为我江青的出现，才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异吗？贺子珍骂我，骂过很多女人，甚至骂过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她为什么不骂自己的男人呢？毛泽东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当初他和贺结合时，杨开慧不也还活着吗？为什么当时没有给贺子珍这样的限制？为什么？
……难道因为贺是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吗？她是革命的，难道我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就不是追求和参加革命吗？在来延安的途中，我差点被逮去坐牢，难道没有危险吗？只有扛枪的军人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算革命？
……那个决定的根本的一点是领袖不能娶‘戏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最明白。这个决定是你们歧视文化人、歧视平民、歧视再嫁妇女的封建意识的大暴露！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是促成这个决定的干将。我要求他们主动站出来，取消那个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规定！
……你们不是承认自由恋爱吗？你们不是不反对再嫁吗？如果我和毛的关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因为权力，那么谁拥有这种权力，谁应当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的结合是本于感情，那么谁也没有权利责怪和打击我们。在解放区做出了这种谴责和限制自由婚姻的决定，出现了‘处女等于贞节’的封建写照，真是你们的羞耻！我郑重要求，收回那个决定，给我一个女人，一个女艺人，一个人的权利！
周恩来拿着信到了毛那里。
没等周说话，毛就先问周：“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你认为这事办得如何？”
周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当时大家是出于保护主席的威望。非常时期嘛！”
毛苦笑着。在浓重的烟雾中，周看见毛泽东眉心中那被痛苦折磨着的坚韧。
过了好一会儿，毛才说：“这信就象泼妇骂街。没有这封信，我还常常为她遗憾。现在看来，那个决定是需要的。即使单单针对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偏见，也应当约法三章。四个棱的木头，不从圆孔里走一走，哪里知道一个眼的婆婆也是个娘！”
毛忍受党内势力对他私生活的公然干涉，正是喜爱江青的明证。他不能忍受贺子珍的性格，可是支持贺的那些人又是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违心地接受限制，本不是毛的性格。但他必须接受周恩来那些人的围击，为了安慰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军。他们讲的是义气。
江青每想到这一点——毛宁肯牺牲自由也舍不得她——就觉得平衡些。毛看得起的女人有几个？毛为谁作过这样的牺牲？那是个宁他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他的人，能这样委曲求全，已经不容易了。这使江青得到充分的安慰。那是从地狱的瓦砾上反射出来的人性的残光。
同时，江青也深知：毛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受到屈辱和束缚，明天他会报复。根据这个逻辑，江青相信自己会有出头的一天。等到那放虎归山的日子，看我江青不把这怨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打得你们人仰马翻——我们妇女要解放！
那是漫长的等待，那是旷日持久的折磨。
封建法规，象一道铁箍，箍在江青的头上。尽管她不认可这种权利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她必须忍受。她投奔延安的初衷不是去做一个押寨夫人，而是要革命，是渴望一个辉煌的社会图景，追求妇女（当然首先是自身）的解放。可她万万没想到，刚踏上这条革命道路，就被革命者钉上了耻辱柱，而且是陕北高原上一根最高的耻辱柱。这个荒唐的世界啊！
没有人听她的呼喊。
被压抑的情绪越来越浓重，越来越激烈。
自然生命对自由向往的躁动，被压抑的雌性疯狂如野兽一样冲突着江青。
她找机会骂人，发泄那些不可言传的激情。她很难有五分钟的安静。她的脸色说变就变，谁都会觉得她叫人无所适从。高兴时，她将毛的随从人员看成兄弟姐妹，和他们一起说笑，一起打牌，还为毛的警卫长织过毛衣。可是这样的感觉通常很短。那些人在她眼里会突然都变成没有脑子的虫。她咒骂他们，有时罚他们到外边站一个小时。
领袖的光环被夫妻间的龌龊消化了。一个人赤身裸体，将身体的一部分进入到那个女人身体中去，并且得到异常的欢乐后，他还能保持不可仰视的威严吗？一个女人，承受和欣赏了一个男人的癫狂动作和热烈的爱后，她还会惧怕床上搅成一团的男人吗？不。
她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丈夫的权力，自己的处境，以及那些没人性的规矩和没有章法的制度。在所有她看不顺眼的东西中，最叫她恶心的是农民的狭隘和守旧。她就象一个固执的商贩，越是不准她进入市场，她就越要大声吆喝，即使走入黑市她也不在乎。你们不给我留条路，我就不择手段。破罐子破摔，老娘就这样，拿钱你收！
积怨越来越多，释放的渠道越来越少。
这种日子耗尽了江青的青春和才能。
江青每天都想找机会酣畅淋漓地哭一次，或者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杀几个人也行。不是真的为了什么目标，首先是要发泄这几十年积压的愤怒！
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江青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
毛在现实中的成功，使江青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挣扎的合理性。
共产党建国以后，宋庆龄要求和她心爱的人结婚。这个年轻的寡妇在丈夫死后曾经倾注了热情从事中国人民的解放。她知道蒋介石不是东西，以为反对蒋介石的就是有希望的。后来她看见了很多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新贵与老贼的相同，失望了。她是真正受过自由思想的深刻熏陶的人。她追求自由等于生命。她渴望爱情、友情和事业。她也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猪狗的基本权利。
可是当她提出结婚时，却遇到共产党上层的一致反对。
他们要她保持孙中山妻子的名称。他们需要一个国母，不缺一个幸福的家庭。
仅仅因为统战的需要吗？不，其中还有类似不准江青参政的的意识作怪。只准江青结婚不准江青参政和只要宋庆龄参政不要宋庆龄结婚，这两个强权干涉婚姻的事件包含着一个难以启齿的腐朽意识。包揽这件事的最积极的说客就是周恩来。周和毛将宋庆龄的生活置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有爱人不能结婚，有孩子不能当妈妈，有丈夫还要冒充寡妇，没有自由还要被人当做充分自由的领袖。
这件事给江青的打击不亚于当事人。江青最终承认了命运。她想：既然宋庆龄也这样了，就这样吧。也许他们是对的，大人物，名誉最要紧。这是江青最后一声叹息。虽然她的潜意识中还有很多需要发泄的东西，但在政治上，她顺从地依附了那个征服她的势力。她后来的叫嚣都不再是追求理念的精华，而只是发泄人性的未经雕琢的情绪。谁碰上这个情绪谁就倒霉，而最容易唤起这种情绪的就是使江青记起那个残酷的决定。
在皇帝的扶持下，皇后的戏剧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那一定是成功的）。革命样板戏无一不是灿烂如明珠。江青被作为光辉的文化革命旗手大显风光。这使江青得陇望蜀。一九六五年，江青向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请示了军内那些老将领（唯独没请示林彪），老将领老大臣们借口延安有过决定，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被拒绝并因此重新揭开历史伤疤的江青，对罗瑞卿十分恼火。江青恨罗长子，恨一切与那个决定有关并继续执行那个决定的人。当天晚上，江青在家哭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问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说不知道。
毛说：“你们去看看，安慰安慰嘛。”
第六章 第一头肥羊
高大魁梧的罗瑞卿是个热情能干的组织者。
毛对他的看法起初并不坏，这使罗不久就当上了总参谋长。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叫毛泽东很不高兴。那是中共建国初期，刘少奇和周恩来决定将警卫师改为公安师。虽然总的力量没变，只是换了个名字，但是事先没有让毛泽东知道，还是引起毛的不满。毛泽东为没能预先知道这事而非常紧张，事后多次敲打过与此事有关的人，其中包括罗瑞卿。罗瑞卿一再检讨，反复说明，将责任都拉到自己身上。
毛说：“鱼既然到了你的爪篱，你就吃了吧。恭敬不如从命。”
罗瑞卿嗫嚅道：“我瞎长这么高，瞎活这么长，净办错事。”
“我要是硬给你抢下来，你会更难过。”毛泽东朝沙发上一仰，宽厚地说：“在其位，谋其政。既然已经当了，干就是了。但你要记着，欠我一笔债。”
罗连连答应。罗知道毛对兵权敏感，但没想到如此过敏。
他从此更加小心，而且随时准备将功补过，叫毛泽东高兴高兴。
有一天夜里，毛临睡前突然打电话把罗瑞卿叫去。
罗猜不出毛这样半夜传呼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
看着那个权力的宝塔尖，罗瑞卿说不出多么紧张。那是高耸入云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有非分之想，甚至不能叫领袖怀疑有非分之想。他感到恐惧，感到凶多吉少。那个人虽然也是人，但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他随时可以罢免任何人，只要一句话就行。罗瑞卿想叫司机开慢点，以便能够充分地分析形势，确定对答的方法和内容。
他很快就理清了思绪。他确信这样一点：自己充其量就是想成为朝臣中受宠的一位，绝对没有胆量推倒那个塔。说到底，那也是他本人的生命价值所在。参加了一个党，这个党胜利了；保卫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成功地控制了整个社会；效忠于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享有无比的威望。人生如此，这也就够了。
他没有叫司机减速。
到了丰泽园，发现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话说。他随心所欲地说了一些关于高岗的事情，就打发罗瑞卿走了。直到离开那个阴森的小院子，罗瑞卿还是摸不清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只是感觉到，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正在被最高层密切注意。为此，他不寒而栗。
不久，高岗打电话要去罗瑞卿那里谈谈。
罗瑞卿预感到加倍的不祥。从毛泽东的口气里，他知道高岗近来与毛泽东不睦。不仅和毛泽东，似乎和刘少奇更不融洽。高岗位居东北，权势显赫，如果不谨慎，一定会被毛刘怀疑有二心。这个想法如果出现在刘少奇那里，也许不是非常要紧的；如果出现在毛泽东那里，就将大祸临头。
罗瑞卿急忙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我去找你吧。”
高岗说：“好。我等你。”
罗一边穿衣服，一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毛。
毛说：“很好哇。长子，你快去，看他说什么。”
那是一九五四年，当时高岗热心搞部长会议制，毛不同意这种集体领导。反对这种制度的，也包括刘少奇。当时很多人认为高岗是想利用部长议会制度扩大诸侯的权力，限制中央在党政方面的集权。也有人认为这是高岗自恃才高，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取得的地位不满。但是，无论是对谁，这种制度要求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地方诸侯向中央要求权力。当时高岗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人称东北王，毛岂能不妨。
罗瑞卿是喜欢刘少奇的。这个人宽厚，律己，工作能干，思想有水平。和刘少奇在一起，罗觉得每天都在为国家做事，丝毫不敢松懈，不敢狂妄。如果说对毛泽东是敬畏，对刘少奇则是敬爱。和刘少奇在一起很放心，他不会突然将人整掉。如果高岗想整刘少奇，罗瑞卿是不会买帐的。至于反对毛泽东，更不行。
也许罗将这种情绪外露了。高岗打量了罗一眼，好象看出什么问题。
尽管罗努力镇静，装作没事的样子，高岗还是没和罗瑞卿谈正经事情。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高岗问：“听说西洋参去火，你可以试试。”
“去年有人给我一棵高丽参，我用它浸酒喝。”罗说：“就那么回事。”
“我现在用西洋参。”高岗说：“西洋参平和。你要不要弄一点试试？”
“不用了。”罗瑞卿说：“我还是相信锻炼。我天天都活动活动，而且基本吃素。”
天天锻炼，基本吃素。这都是毛泽东的生活信条。高岗听了，没再聊身体保健，话题转移到东北地理与风景，风俗与典故。高岗提到当年和罗一起剿匪的故事，罗询问了东北土匪残余的活动情况。谈话虽然不投机，但是也没有什么别扭；虽然没有别扭，但也都感觉到了隔阂。
从高岗家里回来，罗瑞卿马上向毛汇报。
尽管汇报得很详细，可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毛安静地抽烟。他的沉默好象在说：“难道就这些吗？难道什么事也没说吗？“
罗瑞卿这时才觉得懊丧，好象中了高岗的奸计，又好象是自讨苦吃。本来想就高岗的谈话立功的，可是他们都老奸巨猾，使罗两头扑空，反而叫他不好做人了。
毛安慰罗瑞卿：“谁叫你不当他的人呢？如果你上了贼船，就有可谈的了。”
罗总算得到点东西。高相信不相信他，无足轻重，难得的是毛泽东不怀疑他。
罗瑞卿继续当他的公安部长。在他的工作表上，毛的安全是最大的、排第一位的。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出去视察，罗瑞卿先去沿途侦察；五八年毛去游泳，罗瑞卿先去试水。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任何行动，罗都是紧跟照办。罗用实际行动渐渐弥合了过去那些不愉快。他的极端忠诚的表现赢得毛的信任。
罗瑞卿记得，毛曾经表扬林彪说：“林彪同志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力量。文章原是找人替写的，林彪看不中，自己亲自写。自己写的就是好，有分量，观点鲜明。这些话，你能不能讲出来？”
罗说：“我一辈子也讲不出来这些话。”
毛说：“不会讲，要学嘛。要读点马列，包括普列汉诺夫。”
罗当时很紧张。因为林彪那篇文章当初就是找罗瑞卿替写的，林彪觉得不行，才自己动笔写了。罗不知道林彪是否已将实际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如果交代出来，怕增加毛的反感；如果林彪并没说，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如果林彪已经说了原委，自己反倒态度暧昧，毛就会更怀疑¨¨
他最后决定对毛说明白。
毛听了罗的叙述后，说：“林彪并没对我讲这个事。你没当捉刀人是对的。我劝你今后也不要当这种人，这种人在西方被叫作‘鬼写手’，很不好听。”
罗很庆幸。他相信自己的坦率已经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只要他信任就好办。如果毛喜欢，即使将所有的家私都说出来，可能罗也不在乎。毛泽东的指示使得罗瑞卿轻松，而且林彪看来也不是那种喜欢多事的碎嘴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一回到北京，罗瑞卿就请陈伯达开了三十本书马列的书，开始了他的新政治学习。
罗瑞卿后来把学习心得写给毛泽东。
毛批示了罗瑞卿学习马列的材料，叫军队高级干部都学这些着作。
公安部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走红，引起林彪的严密注视。就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来说，罗是仅次于林彪的人物。林彪肯定，罗瑞卿不向他靠拢，只到毛泽东那里献媚，不仅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大有夺取更高权力的趋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罗瑞卿已经得到军政上层非毛派人物的一致赏识，甚至是毛本人的赏识。他和那些与林彪不一致的人往来频繁，致使林彪认为，罗瑞卿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据说，罗到林彪家看望，事先也不告诉。叶群说罗瑞卿“要么不来，来就搞突然袭击。”
尤其令林彪难以容忍的是，罗瑞卿针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大搞军事技术训练，还组织了军队和民兵的比武。那首“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林彪唱得心烦意乱。而且，罗瑞卿不止和一位元帅说过：“林彪不工作，又不放弃权力，只会搞空头政治。”
连出身四野的人都这样，这个军权还怎么掌！
林彪的不满变成愤怒，继而变成宰人的计划。
“这样下去不行！”林彪的情绪转化为理智，理智没有否定情绪。
“这个罗瑞卿，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了？”叶群说：“他原是四野的人嘛。”
“你懂什么？”林彪呵斥老婆。林彪相信派系，但更注重忠诚。
于是，这个被称为“黑土地之狐”的将军发现了第一个猎物。
一有计划，他就平静了。
正在这时，罗长子碰到江青的枪口上了。
就在罗瑞卿和老将们拒绝江青时，林彪联合了江青。
林彪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既然和毛泽东是生死与共的忠臣明君，就要全面忠于他，不仅保毛，而且要让他的家属光彩照人。这样难堪的束缚，是那些家伙蓄意败坏主席。林彪要为毛打抱不平。他相信，中央老是压制江青，不是毛的本意。既然毛泽东自己不好说这个话，朋友就应当代替他说出来。至于所谓过去的决定，林彪不相信那些。
正如林彪所想到的，毛本来不愿长期压制江青。因为江青不能参政，他少了一个重要助手；在别人的老婆如狼似虎活动时，他觉得自己屋里的“那一个”本来并不弱；而且，限制江青，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束缚。用人之际，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林彪的聪明，不用暗示，林定会处理好。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不能容许总参谋长无视他的权力。他要借助这个事件，强调自己的地位。
有一天，林彪最忠实的伙伴刘亚楼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并且劝林放弃一些权力给罗瑞卿。叶群以为会激起林彪的嫉恨。可是林彪什么也没说，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林彪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了。他下了搞掉罗瑞卿的决心。之所以等待，是因为他要将罗瑞卿放在毛的炒饭锅里一起煮熟。
在江青遭到罗长子拒绝后，对江青的支持将对搞掉罗有好处。林彪开始行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件吆喝出去的事对江青的政治生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她第一次从黑色的幕布后面走出来，以毛泽东夫人的声望开始活动了。林彪的这个恩情，江青记在心里。她要在某个时候帮助林彪。
当林彪看见毛泽东决心搞掉刘少奇而必须借重军队时，林彪从苏州到上海，拜访了毛。
两个朋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差不多的感觉：既有恃无恐，又觉得不大可靠。这种共同的心情使他们谈得非常投机，而且达成了非常牢固的同盟。林彪说：“军队内和政府内都有相当一些人，对我们不放军队有看法。”毛说：“这是他们最后一个不满。等我把军队给了他们，他们就高兴了。”林彪说：“有一部分已经在他们手里了。罗瑞卿不搞突出政治。他相信军事比武那一套，好象我们都不会打仗似的。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平常睡在我们身边，好象谦虚恭敬，可是有了权力就不一样了。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军队也有危险分子，我最担心的是政变。现在中央军委是贺龙和罗长子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有权调动一个团。在北京，一个加强团差不多等于一个师。如果突然生变故，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将政治局委员都抓起来。所以光有比武不行，思想不好，武艺越高越坏。在山东比武时，连彭真都被邀请参加。北京市的头头要管军队，有人支持他这样干，大概他以为快成功了。”
毛正担心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他们一起搞政变，听了这话，顿时敏感起来。他想起江青的那些话。江青不止一次提供罗瑞卿和刘少奇、贺龙他们搅在一起的材料。尽管江青的意见可能有点情绪化，但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顾忌，罗没必要拒绝江青的要求，不就是开个座谈会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只能说明，罗和那些老将已经是一个锅里摸勺子了。他怕得罪他们，只好压我的人。
毛泽东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一九六四年济南观看大比武时，向他汇报情况的是贺龙，而向刘少奇汇报情况的是罗瑞卿。毛注意过他们的表情。他们，罗瑞卿和刘少奇谈得非常融洽。刘少奇近来经常代表毛出席军事会议，贺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和军队风马牛不相及的彭真也去看比武。
那时，毛就觉得其中有鬼，但没有现在这样明确。被林彪这样一说，毛突然警惕起来。毛同意林彪把罗长子拿掉。
但毛并没有马上点头。他想试探一下林彪的底牌。
毛泽东装作对林彪很亲近的样子，问：“拿下罗长子，你打算让谁干？”
林彪心不在焉地说：“这件事，得主席决定。”
毛挥挥手说：“干吗这么小心？给我提个建议也好嘛。”
林彪设身处地地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些部队，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多少年了，没有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尽量团结各个山头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五湖四海。”
毛深深地点点头。
林彪推荐了一个不是四野的人物——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通知林彪，同意听取叶群关于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材料汇报。就在叶群汇报以后，罗瑞卿和贺龙到了上海，毛马上让罗瑞卿和贺龙来谈中央军委的工作，而这两个人偏偏大说比武的好处，有时还影射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将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毛佩服林彪的发现。他自己也看见了，相当一批人正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努力限制和清理他的影响，另搞一套。对军队突出政治的蔑视，其实就是对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反感。毛泽东听江青说，胡耀邦曾当众问林彪：“突出政治真就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引起周围的人大笑。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那是桀犬吠尧。你不要随着说。”
这次汇报后，罗瑞卿和贺龙的政治生命差不多结束了。毛说干就干。他先在上海开会，批评了罗瑞卿不突出政治和向中央要军权的“错误”，然后以“调动工作职务不变”为名，将罗瑞卿的兵权立即除掉。总参谋长一夜之间就完结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军内一切职务。
一只肥羊就这样一下子被终日潜伏在洞窟里的狮子盘倒，生生地吞下去了。
别看林彪个子不高，但他胃口很大，吃掉几万、十几万人是平常的事。
突然被赶上架的杨成武，象一只胆怯的鸭子，反复强调自己能力不行，想让叶剑英当总长，他当副手。但是林彪没点头，毛也不说话，杨的请求没被通过。杨成武只好答应，但特别请王尚荣出来当副总参谋长，管作战。
毛从来就是自信，自信自己的能力、智力和权力。即使在他退居二线后，也仍然有指鹿为马的威力。彭德怀事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于和他唱反调了。会议上，所有的人都看毛的眼色行事。当林彪指责罗瑞卿用学马列冲击军队学习毛着活动时，只有罗本人反击这种诬蔑，不仅在座的人都不出声，连表扬过自己、对比武亲自作过批示的毛，也表示沉默。
当最后罗瑞卿知道无法争辩，默默地向那些老帅们投去哀怨凄惨的一瞥时，没有人和他说话。当时叶剑英哭着离开会场，不忍心看他即将身陷囹圄。事实上，罗瑞卿一回到北京就被抓起来了。
毛心里很清楚，他让林彪沾了一次便宜。
事后，他告诉林彪：“罗瑞卿反对你，但是不反对我。要官、比武、不学我的书，这些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其实都可以挂起来。对罗瑞卿，还是应当教育。回去再说吧。”
作为答谢，林彪对毛说：“你是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劝主席到北京去安营扎寨。”
毛沉吟半天，问：“你觉得现在去北京，安全吗？”
林彪说：“我建议将一支可靠的部队调到北京去，那样主席可以万无一失。”
“调那个军队？”毛泽东追问。
“这要主席下令。”林彪机警地回答。
第七章 乱世英雄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势力开始较量。
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四月二十七日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四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
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煤田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
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
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
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七月十五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
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
七月十七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解放军赶了回来。
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即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
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
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
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陕西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
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
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
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
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
－－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
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
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
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
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只好亲自到杭州向毛汇报工作。毛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词，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准备回去。他只是委托刘少奇对情况相机处理。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
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分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
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乱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
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清华大学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扇动学生，将运动推向无秩序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颇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
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
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权力。
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
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
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
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将潮湿的月晕就象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
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
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
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象个暴君一样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
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那里。
八月六日，林彪直飞北京。
林彪一下飞机，就将消息转达到毛泽东那里。
林彪好象一尊护法神。他的到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了。
毛泽东立即决定把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出来。
别看只有二百三十多个字，可那是一张战书，当时谁看了都得发毛！
周恩来看了大字报，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他想去毛那里摸个底。邓颖超说：“我看那样做不好。如果主席说的是你，你又当面问，那该多难堪。”周恩来想：我就是要这样来个当面试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该虚与周旋的周旋，该当面戳破的当面戳破。暧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说：“我喜欢坦白，还是有话说到当面吧。”邓颖超说：“你要小心。”周恩来说：“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如果批评的是我，也是一种教育帮助嘛。不过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说的我。”
次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象个不经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诚惶诚恐地问：“主席，您的大字报，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个‘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当时周恩来领导制定钢生产指标。因为前一年的产量过高，影响了其他计划的执行，周就将当年的计划降低，调整一下产业结构。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当时为了免受激进派的指责，周故意将后年的指标定高些，使三年的生产坐标看起来象马鞍形。毛曾经批评周恩来的那个计划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毛很爽快地否认道：“你担心什么，那算不得一回事。”
谢天谢地，没有我的危险。周恩来放下那颗惴惴的心，小心地将喜悦藏了起来。他打开提包，向毛介绍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就匆匆告别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周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
《十六条》通过后，春藕斋开始萧条。
为了给敬爱的中央首长调节精神生活和锻炼身体，空军文工团奉命培养了许多漂亮的女子，作为首长的舞伴。空军文工团当时在同福夹道七号。那个漂亮的楼房，原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这里选拔的舞伴都是政治可靠、身段美妙、会陪伴首长的姑娘。他们被送到一个叫春藕斋的地方，陪首长跳舞。
春藕斋里有个很大的舞台，但通常没有什么节目表演。首长们只喜欢跳舞，不喜欢看节目。春藕斋内的大舞池，可以容纳上百人。那时虽然已经有录音机了，但很多人不喜欢那个洋东西，所以只用了两次，就再也没用。平时都由小乐队伴奏。当高雅堂皇的音乐响起，首长和舞伴们的脚步一起飞旋起来，衬托着高贵的壁毯和打蜡的地板，春藕斋呈现出一幅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升平歌舞图。
后来又在室外修了荷花池和宽大的舞场，夏天屋里闷热，男男女女就到外边跳。
朱老总总是一副军人风采，腰板挺直，步子很大。毛泽东亲切，每次都能记住他邀请的舞伴原来坐的地方，跳完了舞一定把舞伴送到原来的地方，并且点头致礼。刘少奇态度和蔼，长者风度。王光美有一次还教育女孩子怎样防备坏人的袭击。
毛有时象个孩子。有一次，他手上什么地方破了，结痂后还是很痒。他象个委屈的孩子似地不断地挠。舞伴问他，他不好意思地把手藏到背后。当他知道自己对舞蹈的艰苦所知甚少时，会诚恳地向舞伴表示歉意。有天晚上，舞伴告诉他，文工团发生事故，演员从高处摔下来，把头戳进脖子里边去了。毛一脸不忍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跳舞休息时，一女孩掏出手绢擦汗。毛看了那手绢说：“这是手绢吗？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啊！”那满脸好奇无限新鲜的样子，象个孩子，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那些亲身接触过毛泽东的舞伴，都相信毛的天性是善良的。
到六六年八月，春藕斋跳舞的越来越少，后来只剩下毛和朱德。后来朱德也不来了，只剩下毛泽东，形影相吊，无限凄凉。他眼皮浮肿，总是非常疲劳的样子。大家兴致没了。毛大都是只跳一圈就走。医生不允许，他只好默默地打发时间，看上去非常狼狈，心事重重，内外憔悴。
虽然还是那个毛家湾，但已今非昔比。原来分成三部分的院子现在全部由林家使用。由于林彪的地位，毛家湾成为仅次于中南海的政治重地。进出毛家湾的车辆也有了变化。为了首长的安静，附近的十五家民房都搬走了。除了一号门之外，林家大院又开了两个门。
可是对于林彪，好象一切都没改变。他还是那样听文件，那样一边思考一边咬干炒黄豆。有时他会停止咬黄豆，拿出火柴来划，一根熄灭了再划一根。从熄灭后的火柴头上所散发出来的带硫磺气息的烟雾，对林彪来说，就象海洛因对于大烟鬼似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到处都在揪斗冲击省委，秘书把这些当成大事。林彪听秘书老讲这些情况，很不满地说：“今天这个省委受冲击，明天那个省委受冲击，都一样。我要新情况，新苗头。”
天下大乱，军队的地位迅速升高；越混乱，林彪的地位越重要。有些学校要求林彪支持他们。北航学生绝食团向“林办”发来求援电报。林彪说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予答复。”林彪不要管这些鸟事。他的战略目标非常集中：一心一意配合毛的战略布署，将天下搞得让刘、邓守不住，然后把毛泽东失去的权力活生生地再夺过来。
叶群的神采却比以前飞扬多了。在她指挥的车库里，终于有了喀地拉克和奔驰，唯一的一辆红旗是防弹保险汽车，只有林彪出去转车时才用。
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林彪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叶群为了能使林彪恰恰在主席到达天安门之前到达，命令司机一定要摸清路上需要的时间。司机们被叶群训斥过，因为有一次林彪到得比毛晚了一分钟。为了落实叶群的指示，司机们只好不惜时间和汽油，来来回回地跑，一次又一次地计量。
叶群规定林彪和主席保持一定的距离，呼口号要用力，不能忘记小红书……
林彪朝她瞪眼，说：“说话莫罗嗦。”
九月十八日，林彪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
林彪尾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和毛泽东的大小画像组成了如血的海洋。自己已经安全的周恩来从容地指挥着整个组织系统，忙碌中显示出心无二用的忠诚和鞠躬尽瘁似的辛苦。
从毛泽东的第一个微笑中，林彪就看到了朋友间那种心有灵犀的理解。为了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林彪宁肯肝脑涂地。几十年来，他就是紧跟这个人的。事实证明跟对了。这是一个多么有胆量多么有远见的领袖！无论在处境艰难还是形势顺利，他都有自己的创造。他的高大的身躯和丰富的内心是中国的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如果说他是一条龙，我们能够作他的一鳞一爪，足矣。
毛泽东在台阶上回头对林彪说：“怎么样？”林彪不知道毛说的是什么，可能是指的身体健康状况能不能爬上高高的台阶，也可能是指的当前形势或者接见红卫兵这件事，不管怎样林彪都回答：“走，没问题。”
毛泽东向城楼上所有的人挥手，算是打招呼。然后他走向栏杆，以他那特有的风姿向云集在广场上那些被愚弄的蚂蚁挥手致意。无数的蚂蚁发出巨大的声音。由周恩来安排的一个女红卫兵小将，激动地跑上天安门，向毛献上一条红领巾。
毛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学生说：“我叫宋彬彬。”
毛泽东嫌这个名字太文弱，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这时毛需要的是“彬彬有礼”的对立面，那就是造反和混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有目的、有节制的混乱，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和坚强的道德凝聚力。代表这两种东西的，就是现在站在一起的林彪和毛泽东。他们的合作，将中国的历史推向一个奇特的天地，创造了别的国家没有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毛泽东不从二线杀回来，中国会怎样？如果在毛林合作前，刘少奇就通过正常的会议将毛废黜，会怎样？如果林彪支持刘少奇，或者支持刘少奇的军队力量及时站出来，会怎样？
如果那样，那段历史可能完全不同。
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它就象一个拍卖行，到了那一步，贵贱得买，贵贱得卖！
林彪讲话了。他那特别尖利的声调听起来有点象阉人，但手势依然有力。他的话就象火上浇油一般，将那些蚂蚁烧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疯狂了，北京失去了理智。红旗飞舞，热泪盈眶，颠倒迷狂，到处是激烈的标语，吼叫声惊天动地，革命淹没了一切。
毛很激动。在北京的公众场合，他曾经哭过一次。那是四八年他和他的军队开进北京城的时候。千百万北京市民对人民军队的热烈欢迎使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他当众痛哭流涕。使他动情的是共产党的胜利，这个胜利也是毛本人的胜利。几十年的奋斗，多数的岁月是在战马上渡多过的。战争，战争，每一颗枪，每一粒子弹都未曾放弃过。其中多少政治的风险，苏联、美国、蒋介石、日本鬼子、各路军阀、无数的山头、党内的纷争，一切都对付过去了。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终于胜利了。照传统的看法，一个新朝代到来了，一个新帝王出现了。三十一年背乡离井，抛家弃亲，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所有的辛苦都如愿以偿……
那天的痛哭，毛泽东自己也难以忘记。
林彪讲话以后，他对林彪又提起当年进城时候的激动。林彪说：“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我象主席一样激动。仗没有白打。”毛泽东神情严峻地说：“形势大好。不能松懈。我呀，一辈子可能就只干这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二是现在的文化革命。头一个是成功了，第二个还说不定。”
“主席看，人民是紧跟您的。你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毛向林彪伸出温暖的手。林彪的冰凉的小手使毛打了一个寒战。
在毛泽东那张巨大而肥厚的手里，林彪感觉到的却是帝王的信任和鼓励。
第八章 贵族面目
文革的烈火使北京看起来异常动荡。
秩序被打乱，贵族们的梦境不那么安详了。
也许你不这样想，也许你还崇拜那些沙场征战的将军，同情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这难怪，许多文学作品将他们描写得非常高大，而你或者你的父母确实曾经得到过中共政策的恩惠。这都可以理解。我就是你，我曾经就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事实上，掌权后的共产党发生过一次普遍的意识形态大变动。这次变动是无声无息地进行，悄悄地完成的。变动发生在建国以后，变动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这个变动可以称之为忠君运动。
胜利了，进城了，战马换上了汽车，草鞋换上了皮鞋，手枪换上了大印，延安的窑洞变成北京的中南海、紫禁城。当年兵戎相交的硝烟战场，现在变成了礼炮、仪仗队和红地毯，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宴会和歌舞升平的焰火和美女如云的大厅。
而外在的变化和意识的变化大体是同步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因为胜利而迅速将党的领袖神化了。传统的真命天子的画像悄悄地移动，覆盖在毛的形象上。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重合了。起步于乡村，揭竿于草莽，这是几乎所有帝王的发迹的起点；疆场驰骋，征战南北，这正是天子创业之路；不得意时避难于陕北，十二年生聚，十二年牺牲，生产自救，卧新尝胆，不正是周文王的故事吗？一旦羽翼长成，便暗渡陈仓，力下三秦，不正是汉高祖的写照吗？如果不是帝王，怎会有那样魁梧身材？果然龙颜天相，连韶山的风水都反映了天子之气。一切都顺理成章，天命如此。
他赢得那些战争，不是偶然的，历史上要几百年才出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物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的。那是命中注定的福气。他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话和皇帝的圣旨一样，他的生命就是现代的龙体。一切的一切都要听他的吩咐，听他的裁判。和他顶牛是有悖于传统的行为。他既能胜利指挥过去，就能正确地安排现在并完美地构思将来。
于是在承认和确立了毛的地位以后，所有的革命战友都顷刻成为毛氏王朝的臣子。皇帝被确立的同时，贵族也就确立了。战将变成权臣，谋士变成了幕僚，大小走卒都加入了那个贵族队伍。他们利用思想与文化垄断的便利，互相称兄道弟，起了一些可爱的名字，老总、老帅、大姐、同志，等等。
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将领和谋士，而是帝王的家族成员了，即使他们有时与平民一样喝麦片粥，走平民走的田埂，但他们仍然是贵族。当他们不愿喝麦片粥而要喝明代的陈年老窖，或者要坐专机去大江南北旅行时，任何平民也没法攀比。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广泛的选择性和决定性，还拥有所有法律的解释权。他想叫你舒服一点时，你会得到赏赐的自由；当他想控制你时，那个天罗地网随时都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他们不仅剥削人们的物质创造，而且还强占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它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散布宗教式的欺骗，叫人们拥护新皇帝和新贵族，遵守他们的秩序，有时甚至动员人们愚昧地贡献生命，引诱我们美丽纯洁的姐妹牺牲贞节，还说这一切都是“自愿”和“光荣”！
这个队伍在形成之初，是铁板一块的。外部的危险和内部大量的利益分配，使他们不能也不必要有纷争。但不久，那些已经到手的利益就变成天经地义的，新的利益分配使他们各个部分都感到不公平。于是矛盾就表现出来。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的特点，农民文化产生的党派在行为上缺少资产阶级那种讨价还价的妥协精神和民主制度，各派之间的斗争往往非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在巨大的政治开阔地上，没有商量，没有让步，没有精明和机智，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领袖、老帅、革命家这些词语，那时已经是贵族的概念了。
贵族的三大特点：政治上的世袭领地特权；经济上吃俸禄；文化上的血统观念。
只要比较一下这三点，就会发现革命家与贵族一模一样，不过染了个红色而已。他们的头头是终身制，次一等的也基本上是世袭。尽管口号是平等和公道，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拥有比平民多得多的机会和道路。他们吃着工资，享受着种种特权，连医疗证都是不同的，还有特供商店和俱乐部。工人有什么？农民有什么？除了干活，什么都没有！看那些自称革命家的贵族们，多么伟大！他们的每个成员，个个都是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领地的王。在那里，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蚯蚓，都属于他们。他们几乎想干什么都行，平民却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他们说平民的一切都由他们代表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代表，因为他们是一种血统。他们在所有的传略中都将自己写成具有天生革命血统的人。具有这些特点的人，不是贵族，又是什么呢？
然而北京的新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没有脱去乡村的蓑衣，就换上了列宁服或中山装。这个变化使他们还无法良好地履行传统贵族的责任。平时，他们能够互相关怀，尽量地悄悄分配利益，互相达成谅解。但是当危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紧张，失了应有的仪态，贻笑大方了。贵族精神的实质中包含了讲究名分和尊严，也讲究责任和同情的内容。他们喜欢偶尔对平民显示居高临下的关怀，以便验证自己的地位，表示自己的优越，尽管他们对平民的利益是漠视的。北京的土贵族连这点也做不到。他们在动乱到来的时候，互相遗弃，互相责骂，互相揭发，很快就溃不成军。中国的这批人，在起义成功前发挥了农民的优秀的一面，坚韧顽强，朴实诚恳，节俭勤奋，英勇善战，等等。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常常马上暴露出农民和市民的双重弱点：好大喜功，得意忘形，奸诈油滑，贪婪挥霍，不求进取，津津乐道于自相残杀，不顾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同时，他们还渐渐学习到传统贵族道德上的虚伪和文化上的封闭。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并且花点时间刻意观察，就能发现那些自以为十全十美土贵族实际上狗屎不如。
出身平民，充满野性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的理想，并不甘心走旧皇帝的老路。他既是当代贵族的精神依靠和体制资源，同时又对贵族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前者，在意识到自己是钟馗；后者，他还是要打鬼。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程序，希望获得自己的绝对的自由，这不是本分的贵族的保守风格。他对平民有蔑视的精神，但也有亲热的感情，他的血液是用韶山农民的染色体造就的。进入北京以后，他使用贵族的权力，去奋斗一个穷人的荒唐目标。他看不起贵族，也不愿意保护贵族，尤其是那个时候。
当时能够保护上层这些上层贵族安全的，就只有周恩来了。毛、林正嫌天下乱得不够，恨不得将那个秩序打翻，弄它个底朝天呢！他们当然不愿保护坛坛罐罐。城门失火的时候，顾不上池鱼了，在所难免。愿意保护贵族而又具备权力和文化条件的，其实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周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如果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那些人－－那些可以写进历史的有价值的人物－－他感到甜蜜、幸福、值得。
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北大红卫兵冲进政协、人大常委章士钊家中，把章吓得面如土色，眼睛发直，嘴唇发青。他找到周恩来，哭诉了悲惨的情景。周募地站起来，说：“这还了得！我马上去找主席去。”
周恩来对文化界的上层分子很注意保护。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他觉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是，谨慎而聪明的邓颖超打了个手势，把他止住了。
章士钊看见了，悲伤地说：“小超啊，难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能无动于衷吗？”
邓颖超说：“老人家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你等我们的消息吧。”
章先生走了，邓颖超才对周恩来说：“你这么就去主席那里，他会怎么想？如果落下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啊！”邓颖超的话提醒了周。周想了想，打电话给章先生说：“群情见上达，然后下行。现在受冲击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章老能带头反映一下，我就好办了。主席欠你的人情啊。”
当年毛泽东穷困潦倒时，曾向章士钊借钱。尽管那时毛名不见经传，但章士钊不愧是有眼光的人，他预见毛泽东大志有成，当时不过是英雄处于危难之中。于是章当即借给毛一万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现在也还不能算小。解放后，毛不忘他的恩情，每年给章先生一万元人民币还债。
根据周恩来的提示，章老向毛主席写了信，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援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接到章老的信，当即批示：“这类人应当保护，请总理酌情处理。”
周恩来一看主席的批示，笑着对邓颖超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根据毛的批示，周不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名人。他们被接到北京三□一医院去休息，以免红卫兵的侵扰。周恩来、邓颖超为此用心良苦。当时有些人脾气倔强，不肯离家，如傅作义、蒋光鼐、何千里等。邓颖超就派解放军化装成红卫兵，到那些人家去说服。这些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智，更多的是出于感情。本能告诉周恩来，那些人才是他们的朋友，才是他的权力基础。当这些人有难时，周恩来会有一种冲动，那是发自潜意识的热情，是他的精神本能。当红卫兵要冲击宋庆龄住宅时，邓颖超甚至义无反顾地奋勇当先，堵住宋氏家门。
读者应当没有忘记：在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邓颖超问周要不要向毛泽东报告，周为了自己的安全，阻止了妻子的行动。周大概认为那些微小的生命绝对不能和贵族相提并论，或者说，因为那些生命而阻挡毛泽东太不值得。
毛家湾的幽暗的林彪办公室里，秘书正在给林彪讲文件。
“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一些学校中的高干子女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口号是：‘*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难道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前辈都错了吗？’等等。”
“详细一点。”林彪很注意这个情况，希望了解得多些。
何一伟没有细致的文字细节，只好根据记忆向林彪讲述当时甚嚣尘上的关于血统论和特权的争论。一九六六年底，社会上出现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浑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血统优越论。
当时与这个组织对立最厉害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激烈反对贵族特权。联动的对联中所说的“英雄”其实就是指那些参加共产党和国内战争而现在当官掌权的人。这两个学院的学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根正苗红”，但是并不认为共产党血统高尚。他们对这个对联和整个联动的方向持激烈反对态度。当时在北京敢于集团性地反抗这种血统论口号，与贵族子弟对抗的，就只有这两个学院。两个学院是联动势力的眼中钉，也是当时平民意识的堡垒。
秋天，北京发生了中学红卫兵包围美术学院三天三夜，进行出身问题大辩论的壮观场面。出来辩论的，先要讲什么出身。如果出身是“黑五类”，就证明他们当然是要反对血统论的狗崽子；如果是出身“红五类”的，就被诬蔑为叛徒、忘本、糊涂虫。
何一伟还插叙了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辩论。她一上台，对方（即联动）问她是什么出身。邓林不说，不好意思。对方硬*，她说“我的出身很好”。下边以为她不敢说出来，就开始嘲笑。邓林只好说：“我是邓小平的女儿。”当时邓小平如日在中天，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二号人物，照联动的观点，当然的英雄，可他的女儿却不相信血统论。邓林说：“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那怎么解释？”把对方给镇住了。
“邓林说得对。”林彪说：“归根结底，那些人是对文化革命不满。毛主席说过，我们党内有个贵族阶层，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就是要整那些人。这些孩子就是那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保皇派。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是不会拥护这种反动的血统论的。联动为贵族老子翻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根据林彪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将一百三十九人打入半步桥监狱，其中有董必武、贺龙和陈毅的儿子。
林彪和叶群也没放松贺龙。林彪把罗长子处理掉后，由于周恩来玩弄政治功夫，将大事化小了。贺龙调动军队的事被确定是“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谈不上和三十八军对抗”，“没有搞政变的意思”，过去了。林彪相信，虽然毛泽东暂时把贺龙放下了，但并没放心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任何随便动枪动炮的人。
六六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叶群将人民大会堂的警卫队长老宋叫来。
叶群对宋队长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贺龙是黑司令部的，想搞政变，对不对？”
老宋说：“我们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我们紧跟红色司令部。”
叶群说：“贺龙二月兵变失败后，在体委系统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的事。你知道。”
“知道是知道，可也是听人家说的。”老宋支支吾吾地说。
“打倒贺龙，揪出坏头子，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消除一个大隐患。是不是？”
叶群按照和小孩子讲话的逻辑朝下推理。老宋只能点头，不能摇头。
叶群对宋队长说：“那么你就写个揭发材料吧。”
宋队长犹豫了一下，说：“事情是有。揭发材料叫别人引用我的话写吧。”
叶群已经防备这一手，早就故意安排秘书何一伟在场。
何一伟根据叶群吩咐，写了一份证明：某月某日，我亲自听宋队长说，贺龙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
何一伟是个精明的人，他怕这事属于捕风捉影，将造成一位将军的冤枉！万一这个案子是污人清白，贺龙要整何一伟，那还不等于捻死一个蚂蚁！再说，致人冤屈也有违良心。他写完证明后，于心不安，在关键的句子下偷偷划了黑线，又写了个字条，说这些话是受叶群指示写的。
幸亏叶群没有发现那个字条。她把材料随便翻了翻，就心不在焉地放进档案里边了。何一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的下场会非常糟糕。这些秘书啊，个个都是在虎狼窝里混日子。主子好，他们不见得怎样飞黄腾达；主子垮台，他们却一定没有好下场。
就在何一伟忐忑不安时，住在反帝路十七号的贺龙要求会见林彪。叶群一听说贺龙要来，吓坏了。她对警卫说：“贺龙有个小手枪，如果他向首长开枪怎么办？这个人没有文化，最近首长开军委常委会又没让他参加，还有……能有不透风的墙吗？他一定是恨死首长了。当然这个人实在很够呛。不仅搞兵变，而且诬蔑我们首长，说什么：一个怕光、怕水、怕风的人，怎么能带兵打仗等等。反正情况很危险，你们要注意保卫首长。”
警卫加紧准备安全措施，各种方案，各种可能，各种后果。
林彪并不知道这些。他在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贺龙。
何一伟问林彪：“首长，要不要记录。”
林彪挥手拒绝了。他在客厅里单独和贺龙谈话。
就在那墨绿色的帷幕后边，是十几只油亮的枪口。
贺龙苍老多了，神情憔悴，背都驼了，完全没有电影上说的那种叱吒风云的豪爽。林彪和贺龙对面坐在客厅里，就象两个不需要寒喧的老朋友。贺龙说：“自从进入六六年，我就倒霉。人家说六六大顺，我怎么一点也不顺？”林彪稍微欠了欠身子，没说什么。贺龙继续说：“有些事情我弄得不好，需要检讨；但也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影的事。别人栽赃到我身上，简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我也就不洗了－－哪里都有屈死的鬼！”
林彪轻轻地叹息，好象同情贺龙似的。
叶群布置何一伟去帷幕后面偷听，何一伟不敢。
叶群轻柔地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怎么这么胆小呢。”
看见何一伟不动，叶群又说：“在我们自己家里呢！如果叫你去执行别的任务……”
何一伟只好遵命。但他要求和孙志民一起去，将来有个说明。
叶群说：“也行，一个人记一句，回来凑齐。”
何一伟和孙志民找了笔记本和钢笔，被叶群夺下来扔了。
两个人做贼心虚地靠近帷幕，那里的士兵对他们挤眉弄眼。
林彪说话了：“北京很复杂。但是，快有眉目了。”
贺龙说：“我到底也不知道文革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紧跟。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概因为林彪的话太笼统，贺龙又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贺龙说：“国家刚建立十几年，即使这十几年什么都正常，也还不足以具有强盛的国力。现在又动大手术，如果破了元气，将来就难以恢复。”
林彪说：“就象打仗一样。总要有所消耗。不损失一些，就没有胜利。”
不知谁弄出一点声音，虽然不大，但何一伟和孙志民都听见了。
他们怕再弄出什么动静来惹得林彪不高兴，就悄悄地撤出去了。
叶群问秘书们：“你们听到了什么？”
两位秘书搜肠刮肚地汇报了。叶群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谈个人问题的嘛，怎么会只谈国家利益，不谈自己的事呢？”
何一伟说：“贺龙说了，洗不清就不洗了。”
叶群说：“再去，你们再去，下面肯定就是谈那个兵变的事情了。”
这时，林彪喊叶群送客。
叶群看见贺龙和林彪紧紧握手，觉得很奇怪。
贺龙走后，林彪对叶群说：“你这女人，不要小人见识！”
第九章 将相不和
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
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讲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办红卫兵。后来，动乱需要更多的人，组织上就不能管了，谁想参加都能参加，不准参加红卫兵谁就是压制群众。稍微有点组织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组织红卫兵团体，只要写明该组织的任务是革走资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没有批准手续，只要有名称、旗帜、袖章就行。后来有了派别，才产生了联合与上下组织挂钩的关系。
当时红卫兵的主要的派别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遥派三个派别。
红卫兵做了什么？前期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热衷于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书、毁庙、打击出身不好的教师等，还有很多抄家打人行为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干的，后来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个人身上。所谓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泽东的崇拜，语录、像章、请示汇报，打击小业主，反对服务中的等级，如澡堂不分雅座迟座、理发店不烫发，饭店不准办酒席等。不准赌博、游戏、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轮车工人要减少；报纸杂志不能发稿费；黑五类要下乡劳动改造；结婚不能送彩礼，戴耳环坠子也不行；戒烟戒酒，严禁叫洋名称；使用简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组撤销以后，红卫兵的曾经忙于串联，到处旅游取经，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全部撤出大中学校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结社。
如果说文革还有些价值的话，这个“结社自由”是其中之一。虽然，可以说那种结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内容。结社这个形式本身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权利，红卫兵从中得到了这种权利意识。它是一种自由，使用这个形式的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都享受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清楚的抗体，当集权和专制的病毒重新加诸他们身心时，这个曾经起作用现在仍然在身体内的抗体就会抵抗，保护自己的身心权利。
这个自由结社的灵魂占据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众。尽管它是中共和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是利用学生参加搅乱社会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利的出现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用中进行的。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学生得到了学生的。毛要在动乱中打破刘少奇的秩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结社中渲泄被集权制度压抑的苦闷，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少奇而牺牲这种权利。
自由结社所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权利意识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对文革难以忘怀，这也是统治集团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终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陈云三番五次地告诫，不要使用那些当年当过红卫兵，组织过造反社团的人作了接班人。他们，所有的中共贵族都视自由结社为洪水猛兽。只要允许自由结社，这些社团之大多数都是难以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纪贵族在持剑上阵前，首先要用盔甲保护咽喉和心，社会也是这样。
上海的自由结社，造就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上海首先出现，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自由意识是跟着殖民者的船只、西方宗教、资产阶级文化一起进来的。他们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实践过，一有机会，就会做得象样。
搅乱秩序，夺取权力，这是毛泽东的战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贵族规定的上升秩序。他们整理的材料说，王在部队里目无纪律，散漫，出外不请假，甚至在战争中一人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他害怕艰苦的生活，困难时期曾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去过朝鲜，不敢打仗，灰心丧气，要求到乐队吹喇叭，极力要求回大陆。在上纺十七厂当学徒时，师傅教他技术，他不学，说他将来要吃政治饭。在保卫科当干事，想当副科长不成，文革就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