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面临的恐惧、耻辱和危机，并不是诸如经济低迷、工人失业或者官员贪污这些表面上的、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全体社会成员人心的败坏。全民人心的败坏是难以挽回的，这才是一种最大的恐惧，这才是一种最大的耻辱，这才是一种最大的危机。学者王力雄指出：“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粘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无所遵循，惟以利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尤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的社会，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近一个世纪以来，严酷的政治斗争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本来就缺乏宗教情怀的中国人连原有的那一丁点道德感都泯灭了。当人人都在朝着流氓化、痞子化的道路“高歌猛进”的时候，坟墓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与其政治制度的建构、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等联系在一起。
我倾向于把社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沉沦社会，诸如衰亡前夕的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苏联帝国；二是平庸社会，目前大多数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均属于这种类型；三是伟大社会，它还没有在地球上实现。但是，六十年代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他的告别演讲中，对“伟大社会”有具体的描述。他充满信心地展望：“你们的想象力、你们的创业精神、你们的义愤将决定我们是建立一种使进步服从需要的社会，还是旧的社会准则和新的观念被急剧发展淹没的社会。因为我们不仅有机会发展成为丰裕、强大的社会，而且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在他看来，“伟大社会”的标志显然不仅在于其经济发展状况，更在于公民的精神与道德水准上。“伟大社会是建立在人人丰裕、自由之上的。它要求结束我们这个时代全力以赴要解决的贫穷和种族歧视。但这仅仅是开始。伟大社会是每个儿童都能获得知识、充实大脑、增长才干的地方；伟大社会是闲暇成为修身养性的受欢迎的机会而不是产生烦闷和不安的可怕原因的地方；伟大社会是人类城市不仅满足身体的需要和商业的需求而且满足美的欲望和社交渴求的地方。伟大社会是人类能重新接触自然的地方；伟大社会是尊重为自身创造和为增进种族理解而进行创造的地方；伟大社会是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胜过财产的地方。”当然，这种“上限”的要求，连美国自己也很难实现。但是，有这种努力的方向，有这种发展的趋势，总比沉迷在欺诈、腐败、邪恶、抢夺之中好得多。要是这种“伟大社会”在我们的土地上部分地成为现实，那么还可能出现像有毒大米这类的可怕事件吗？
真正要让几乎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毒物和假物销声匿迹，必须先让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经历一次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让我们期待，让我们努力，让我们从每一个公民自己做起。
（本文刊载于《中国律师》，2001年第6期）
谁能踢动黄金球？
震惊中国足坛的“渝沈之战”早已尘埃落定。然而，两千零一年五月十日刊登在《深圳都市报》上的一篇题为《渝沈之战大起底》的采访文章，却又石破天惊，风云再起。
此文的采访者李宏文，曾经担任深圳平安队的副领队；被采访者是一名前深圳足球俱乐部的官员。当时，面临一九九九年甲A联赛的最后一场，平安客场对全兴，隆鑫主场对海狮。只要隆鑫不输给海狮，无论全兴输赢，都肯定保级。于是，一场卑劣的幕后交易开始悄悄地上演了：隆鑫俱乐部的总经理程鹏辉与深圳俱乐部的该名官员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沈阳海狮对要买与重庆隆鑫的这场球，如果平安能出三百万元，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死打海狮，绝不放水；如果隆鑫输了球，就不收一分钱。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笔肮脏的交易没有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当时确实存在过这样一次流产的交易。而企图卖假球的主角程鹏辉面对媒体和球迷愤怒的指责，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炒作，我已经懒得理他们了。”近年来，许多被媒体曝光的主体，都是采用此种反戈一击的方式：避而不谈事件本身以及证人证词的真假，反倒煞有介事地斥责媒体的“炒作”。殊不知，顾左右而言它，只能更加暴露出当事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其结果自然是越描越黑。
中国体育行业的腐败，与其他行业相比，近年来有“异军突起”之势——当然，它不过是“行行皆腐败”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作为在诸多体育项目中独领风骚、观众最多、赚钱也最多的足球，则更是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的“最中之最”。此次“渝沈之战”内幕的曝光，仅仅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那些依然隐藏在黑幕后面的“成功案例”，假如有朝一日遭到曝光的话，将更加让人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
三百万的贿赂，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搜集到进一步的证据，完全可以将当事人“绳之以法”。在西方国家，对“体育黑金”的调查，是司法机构工作的一个重点。但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司法工作远远没有展开。从贿赂到逃税，充斥着这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而法律遥遥地作“壁上观”。这个空白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填补呢？
小小一个足球，简直就是一个黄金球。不，其价值远远超过黄金——就以这场微不足道的“渝沈之战”为例，三百万人民币转换成黄金，将是多少克呢？以六十元价值一克来换算，三百万人民币就是五十公斤黄金。这么重的一个“黄金足球”，即使是球王贝利以及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等著名球星，即使是北宋时代那个以“足球王子”的身份入阁拜相的高俅先生，也没有神力来踢动它。要踢动这个几乎等于一个普通人体重的“金球”，非得让齐天大圣孙悟空出“脚”不可。
然而，球赛背后的那些“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黑暗势力却能够游刃有余地遥控操纵这个黄金足球。那些一本万利的财主们，才是左右球场胜负的、真正的“球员”。现代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员体力、技术和魅力的较量，不如说是商业运作的较量。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很大一部分著名的球星，其身价之高，恰恰与其品质之恶劣成正比。两千零一年六月，沈阳金德足球队四名球员因酒后杀人而被捕。金雷、马欧、王子等球员违反球队的规章制度，晚上私自外出到一家饭店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两点。他们吆喝老板去买烟，老板去了没有买到。他们不满意，再次让老板去，但老板没有答应，双方发生口角。四人拳角交加，活活将老板的弟弟打死。在这四个流氓球员中，王子闯下命案后还悍然逃跑，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法盲。当记者追问他为什么要逃跑时，他居然口口声声地说：“主要是家里为自己付出这么多，对不住家里也对不住教练，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没脸回家。”看来，他的逃逸还满有道理的。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这样的丑闻，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中国“足坛”（假如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坛”的话）诸多怪现状之中，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一点：各俱乐部都在不断地引进所谓的“外援”，“外援”已经成为某些球队的支柱。相反，本国球员的作用却一步步地降低。既然如此，我建议财大气粗的老板们不如整个引进一支接一支的高水平的外国球队——我们高贵的中国人就可以安然地坐着欣赏他们的龙争虎斗了。
我一直对足球不感兴趣。足球场上那种竭撕底里的气氛，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当年希特勒检阅军队时的狂热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召见百万红卫兵的狂热来。在那样的场合，每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个体，都被不计其数的乌合之众湮没了。人人都在发出野兽般的狂叫，人人深陷入原始的兽性之中。足球是一个现代魔术，是一个乌托邦的肥皂泡。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足球流氓”也是一个难以根治的社会公害，他们对暴力的热衷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的正常秩序。近年来，“足球流氓”制造的流血事件日渐上升，在各种暴力活动中高居首位。
被商业赤裸裸地支配着的足球业，早已经背离了文化意义、健康理念以及古代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真正的体育精神。足球本来是一项游戏，然而，面对五十公斤的“黄金足球”，谁还能够保持自己的“游戏”心态呢？剩下来的，只有一群张着血盆大口的商人，一群飞扬跋扈的球员和一群以谈论足球为时髦的庸众。
注视饰物
女人的饰物像是雨后春笋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在一家接一家的豪华商场里，有一大半的柜台是卖女性饰物的。从化妆品、首饰到衣服和鞋类，多得让人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美丽的女子们流连在柜台前，或者自己掏腰包，或者等着她们的爱人掏钱包。
这些饰物大部分是“华而不实”的。但是，有“华”这一个特色足矣。本来女性们就不在乎“用”。我常常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打望着惹眼的美女们。去年夏天，她们喜欢穿高高的“年糕鞋”，于是满街都是高了一头的傲慢的女子。也许“年糕鞋”远远没有平底鞋穿着舒服，甚至比高跟鞋穿着还要难受，但是它却是时尚的饰物。去年冬天，又流行双肩包，于是一路都是背着双肩包的女子。也许她们出门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但是她们还是背上双肩包，因为它能够增添几分妩媚。现在，又开始“日韩流”了——松松垮垮的衣服和裤子，紫色的或者银色的唇膏，厚厚的、庞大的长袜子，染的五颜六色的头发，然后是男女都佩带的耳环等饰物。
最美丽的和最有名气的女子都在电视广告上微笑着，或者就在我们的身边，在路口，在巨幅的色彩艳丽的广告画上。她们身上的饰物比她们本人还要醒目。不是饰物附属于她们，而成了她们附属于饰物。广告中的她们成了无数平凡的女子模仿的对象。一旦人们开始模仿，广告就成功了。时尚就被灌输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商场里，凡是流行的饰物都很贵，贵得离谱。不过，价格无所谓，女孩们在其他方面精打细算，在饰物上却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钱。有的时候，钱是“钱”；有的时候，钱却变得不是“钱”了。女孩子的心理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其实，要挑选一件饰物很不容易。这几乎就是一件苦役。琳琅满目的饰物中，到底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再有心计的女子在商厦里也变得没有了主意。她们在柜台前试来试去，心烦意乱。这时，她们可怜的一面暴露出来了。陪同的男性则更加恼火，只好在附近转来转去。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最害怕的就是陪女友去商场买饰物。女友不经意就消磨掉一个小时，而男士们虽然无聊，还得装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模样，讨女友们的欢心。
还有没有可能在街头寻找到一个浑身上下没有饰物的女子？父母辈曾经在可怕的时代里生活过，那个时代不允许任何女子拥有饰物。那个时代的女子都得像样板戏里的主人公一样“朴素”。这种所谓的“朴素”残酷地压抑了美和爱美的心灵。我们没有谁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去。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走向了昨天的反面：人人都必须有五彩斑斓的饰物：耳朵上、手指上、手腕上、脖子上……而且越多越好。我试图寻找一位素发披肩的女子，走过几个街口，终告失败。帽子、发夹和摩丝使女孩子们的头发不再是“头发”。我希望寻找一位素面朝天的女子，逛了若干个商场，也没有能够如愿。几乎每个女孩的脸都被各种各样的涂料和饰物掩盖了。朋友嘲笑我，只懂得欣赏村姑。而我一笑置之。
我以一名局外人的身份注视着这座变动中的城市，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女子，注视着这座城市的女子身上的饰物。
我发现，个性在对个性的寻求中失落了。饰物是有品牌的，而女孩子们没有品牌。我们在街道上能够认出饰物们的品牌来，女孩子们却彻彻底底地是暧昧的，正像她们脸上的表情。
她们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个性。她们本来把饰物当作自己的标识，但饰物成不了她们的标识，饰物仅仅是饰物而已，饰物的背后是一长串的英文名字。成群的陌生女孩们在城市里匆匆地行走着。她们就像一条失去河床的江河，这条江河涨潮时，把沙洲和沙洲上的贝壳都淹没了。一条失去河床的江河还有没有将自己作为“江河”的灵魂？
德国作家赫塞在他的杰作《荒原狼》中，曾经写到过女性的饰物。他认为，这些“小玩意”并不能简单地看作小玩意。奢侈品并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并不只是利欲熏心的工厂主和商人的发明，这些东西既合理又漂亮，花样繁多，组成一个小小的、或者毋宁说是大大的世界——从扑粉香水到舞鞋，从戒指到烟盒，从皮带到提包等等，多得数不胜数。这些物品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爱情服务，使感觉更加细腻，使死寂的环境具有生气。赫塞感叹说，“像魔法那样用新的爱情装备死的环境，手提包并不当手提包用，钱包也不当钱包用，花不是花，扇子不是扇子，一切都是爱情、魔力、刺激的外形物质，是使者、黑市商人，是武器、战斗的号召。”
我能理解赫塞的叹息。当我注视着街头行走的女子们身上的饰物时，我也有这样的叹息。
（本文刊载于《散文百家》2001年第8期）
山田君的忏悔
京城正是风沙漫天，游学日本的朋友燕子回国来看望我们。这次她不再是孑然一人，她的身边多了一位夫君——秋田大学年轻的山田正行教授。燕子告诉我，他们刚刚在一个星期以前结为夫妻。
老实说，我一向对日本人抱有深刻的“成见”。因为日本国内一直泛滥着掩盖、歪曲战争罪行的思潮，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多少忏悔之心，他们对中国的歧视和野心并没有消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可能不感到愤怒。再加上，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得的关于日本男人的印象——自私、狭隘、虚伪、阴暗、懒惰、大男子主义，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就到酒吧通宵喝酒，然后回家打老婆。在我的心目中，日本男人简直就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因此，初次见面时，我对善良温柔的燕子选择日本男性作为夫君，心中有些担忧——他会不会对她不好呢？
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一疑虑。山田君一脸的纯朴。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在我们一大帮朋友热烈地聊天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却一直温和地微笑着。饭店里客人很多，半天还没有上菜，大家都有些饿了。于是，燕子便吩咐夫君出门去买些点心。听到妻子的吩咐，山田立刻穿上外衣出门了。片刻之间，他就兴高采烈地带回了一大包点心。看来，他是一个善良勤快的好男人，不仅有学识，还有一颗好心。
正式吃饭前，山田严肃地跟燕子说了几句话，然后用充满期望的眼神看着我们。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想跟大家说一些话，不知大家允不允许？”我们点了点头。山田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起来，脸上没有了笑容，神色凝重。他说完的时候，还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大概是对我们的倾听表示感谢。
燕子翻译说：“山田说，他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要为当年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示道歉、表示忏悔。这是他到中国以后，见到每一个中国朋友时想说的第一句话。同时，他说自己作为一名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日本官方的许多政策都是错误的，包括改写教科书等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意他们的那些做法。他拜读过诸位严厉地批评日本民族的文章，他认为这些文章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日本民族的缺点。在此，他也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燕子翻译完，大家半天没有说话。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一个日本人诚恳的忏悔。这一忏悔是迟到的，是微弱的，却让我分外感动。就在我的情感受到打动的时刻，突然间，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此感动呢？这一忏悔，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在德国，对纳粹罪行的忏悔已经深入到了千家万户。有忏悔意识的是大多数的德国公民，拒绝忏悔的仅仅是少数的新纳粹光头党。德国总理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对着犹太遇难者纪念碑下跪；德国公司成立基金会，致力于赔偿受难者的家属和后人；德国民众定期参观惨案遗址，还不忘带着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小队孩子进行教育，以根除邪恶产生的土壤。与德国的“全民忏悔”相比，日本的“少数忏悔”又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啊。
然而，正因为少，更显得可贵。其实，中国与日本一样，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忏悔精神的国家。我还记得读到作家摩罗《致郭铁城先生忏悔书》时候的那种感动。摩罗是六十年代生人，并没有真正参加过文革，并没有殴打过人、侮辱过人，但是他真诚地向以郭铁城先生为代表的、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中国人忏悔。他表达了一个迟到者的良知和勇气，他表达了一个身处罪恶中的懦弱者寻求新生的渴望。他不是在“越位”，而是在“坚守”。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指责日本人的不忏悔，可是中国人自己何尝又有过忏悔呢？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同胞对同胞的残害、同胞对同胞的欺骗，几千年来何尝少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人肉的筵席，谁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清白呢？
《圣经》中说：
人哪，你们沉默不语，真合公义吗？
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诗篇58：1-2》）
一个人自发的忏悔，是他的灵魂得以解放的起点。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被恐惧所压垮，只要一个人还有说真话的意愿，他就有被光明所照耀的希望。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说过：“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忏悔表面上看很容易，但对某些人来说，却难于上青天。
其实，摩罗的忏悔与山田君的忏悔，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山田君的忏悔比摩罗的忏悔还要艰难——在多数人不忏悔的日本，作为一个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向中国人民忏悔，他将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乃至现实压力。东史郎的遭遇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仅仅是公布了自己当年的战地日记，就有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斥之为“民族败类”。摩罗是中国人中的少数，山田君也是日本人中的少数。本来，他们的忏悔不应当受到过高的赞美和褒扬，他们的忏悔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在同胞们都拒绝忏悔、嘲笑忏悔的时候，他们的忏悔顿时显得无比珍贵。我们因他们的忏悔而感动，实际上，这种感动与一种更深切的悲凉联系在一起。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山田君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中国人与日本人就真正成了“一衣带水”的友邦。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为摩罗的忏悔而感动；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远离了邪恶而趋近了善良。
（本文刊载于《长春日报》，2001年8月6日）
真实的“模拟审判”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 “女性国际战争法庭” 庄严地在日本东京开庭了。这次审判被称之为“模拟审判”、“民间审判”，它虽然没有强制执行的效果，但是首次将日本天皇裕仁推上了法庭，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参加这次审判的有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和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人士。他们当中，既有当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也有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为了正义和公理走到一起来。这次审判虽然不可能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罪恶全部扫进历史垃圾堆，但它让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的滔天罪行曝光于世人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次审判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扩张的大背景下展开，象征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又一次兵不刃血的较量。
那是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那段历史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它所遗留的苦难依旧在折磨着当年那些悲惨的受害者们。勇敢地出庭见证那段历史的中国老太太万爱花，当年在遭到多名日军残酷的奸污之后，整个腰部溃烂扭曲，后来身体严重畸形，大腿直接长到了胸口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她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煎熬的生活。她的身体本身就是对禽兽们的控诉。七十一岁高龄的万爱花，在法庭上因为悲愤过度而昏厥，法庭一时中断，连法官也不禁泪流满面。
我在台湾出版的《台湾慰安妇报告》中，读到了一个接一个恐怖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的个案。一位受害者回忆说：“慰安所是用木材盖的，一人一间房好像宿舍，上班时间自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白天是兵仔，晚上是军官。一天要接二十多个官兵。在山里，晚上时点蜡烛接客。一个月发半打或者一打保险套，常常不够用，我们就到溪边洗一洗之后再拿来用。那是一个岛山，万谷深坑，想逃也逃不了，没有人敢逃走。有一次士兵喝醉了酒，将桌子打翻，还骂我们吃什么饭，糟踏我们。我们坐在地板上吃饭，没有幸福可言，常常随便吃点就要我们接客。”另外一名老太太痛苦地讲述了她十六岁时的悲惨经历：“我因为无法忍受那种生活曾经自杀过两次。第一次是去没有多久就不想活了，因为我的年纪最小，非常害怕，喝灯油自杀，自杀后被送到空军机场部队的医务室急救。隔了没有一个月我又自杀，后来不得已只有顺从他们。”每个慰安妇都经历过一段地狱般的生活，她们面对的是一群地球上最凶残的动物。她们的抗争只能激起施虐者们更加血腥的报复，而她们的顺从也唤不起施虐者们任何的同情心。一位控诉者说：“我们被带到一个山洞里，那边已有一名日本兵在那里，强迫我脱衣服并将我强暴。我一直哭，虽然有抵抗也没有办法，再怎么也没有对方的力量强大。这个日本兵走了以后马上又来一个。接着就轮到另外三个，我与另外一个女孩年纪比较小，一直喊痛。整个过程从八点到九点半左右。从此之后，我们每天晚上都必须做这样的工作。”
如果缺少一次世纪审判，如果听不到正义的强音，那么悲剧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其残酷性甚至可能超过上一次。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由组织的使用“性奴隶”。许多文告是由日本军方堂而皇之地发布的。世界上还能够找出第二个如此恬不知耻的政府吗？
我们记忆，我们控诉，我们谴责，我们愤怒——我们并不想以同样的手段来惩罚对方，如果那样做的话，我们自己也沦落到了禽兽的地位；我们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们需要听到忏悔、我们需要得到赔偿，尽管忏悔和赔偿并不能真正弥补那些受难者的痛苦。宽恕与和解只有在忏悔与赔偿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否则衣冠禽兽们又将大摇大摆地、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写道：“日本人对妇女，干出了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干不出的坏事，还美其名曰慰安妇的‘慰安’。……在世界公议的压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过国家责任的花样，由所谓民间团体拿出五十万，分别与每个慰安妇‘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妇，并且用这一‘成交’，来蒙混侵略者‘战争罪犯’的真相，用心至为卑鄙可恶！”这次民间的审判，终于判定逃脱当年东京审判的日本天皇裕仁，对于人道犯有严重的罪行。裕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逃避了惩罚的级别最高的罪犯。当这一判决宣布的时候，法庭上的人们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
这也正印证了《圣经》上的话：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诗篇92：7》）
《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的一个说法我很赞同，他说：“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人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而作为近邻和受害者的中国人，却没有能够写出一本研究日本的巨著出来。我们恐惧日本的野心，我们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动，我们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但是，日本的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日本富裕和强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日本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回答上来。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拥有的资格。
世纪审判的最后判决，终于在今年“三八”妇女节的那天公布了。
那一天，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那一天，中国的妇女、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土地，倾听到了正义力量那悠长而强劲的回音。
（本文刊载于《天津日报》2001年5月12日）
杀人如草不闻声
战争与杀戮如影随形。绝大多数文献材料对战争中的杀戮的记载，对于酷烈和残忍的杀戮本身来说，往往显得相当的苍白和轻飘。
民国政坛著名活动家刘以芬著有《民国政史拾遗》一书，披露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其中，“吴佩孚汀泗桥之败”一则，记载了二十年代吴佩孚与北伐军激战武昌的场景，寥寥千字，却栩栩如生。比起堂而皇之的历史来，更有触目惊心之处。
北伐军以叶挺部为主力的“铁军”，在血战之后攻克了武昌的咽喉汀泗桥。老牌军阀吴佩孚没有料到兵败如山倒，只好仓惶乘坐火车专列逃窜。车过之处，残兵败勇都攀援在火车两边，企图登上车厢与敬爱的主帅一起逃命。吴佩孚的卫士多次叱责，士兵们逃命心切，哪里肯听从。于是，吴佩孚命令身边的精锐卫队将车厢两侧的士兵砍下车去。命令一下，卫兵们纷纷抽出亮晃晃的砍刀，毫不留情地砍向士兵们抓着车厢的手臂。刀落手断，刀光一闪，完人变残。被砍断手臂的士兵们，滚落下快速行使的列车，活命的机会很小。刘以芬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人纷纷随臂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继者尚争先恐后，一时沿路断臂无算，令人忆及《左传》‘舟中之指可掬也’一语，情状正复相同。”
在长官们看开，士兵的生命算不上“生命”。士兵打仗，跟士兵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暴君和军阀们棋盘上被任意驱遣的棋子。大人物用士兵的鲜血和尸体堆砌自己的金銮殿。两军对垒之时，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大人物们便抛弃自己的士兵迅速逃跑，并在自己逃命的同时，剥夺士兵的生存权利。士兵一般都是贫困无知的农家子弟，当兵仅仅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却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刘以芬的文笔简洁而生动，但是比起那些不计其数的、无名的、被屠杀的生命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怜悯，对于那些地狱里的冤魂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诗，它却无比精炼地概括出了我们的“国粹”。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在逃窜的时候，方式是骑马或者坐船。如果从水路走，一般的剧情都是：忠臣和卫士在千钧一发之时，替主子找来一叶扁舟，许诺重金，命令船夫载上主子和自己，然后快快划走。而出于本能也想逃命的士兵们，会奋不顾身地游过来，攀援着船舷。为了防止船翻倒，忠臣和卫士们会拔刀向士兵的手指砍去，片刻之间，血淋淋的手指落满船舱。
从《左传》到《资治通鉴》，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地重复，好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剧之手的、已经程式化的剧本。记录者的着眼点，当然是表彰忠臣和卫士们保护主子时的聪明、机警和忠心，丝毫不会在意那些被杀戮的无辜生命。
从小舟到火车，迅猛发展的科技将物质层面的中国带入了现代社会，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从舟中的手指到铁路沿线的断臂，这个民族的残酷和毒辣却一脉相承，精神状态依然停留在蛮荒的上古时代。难怪鲁迅说：“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今天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无名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又说：“以明末到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
满船的手指和沿途的端臂固然让人毛骨悚然，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之中，更加可怕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地发生着。战争中的杀戮固然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而所谓“和平时期”发生的对生命的戕害，却在沉默和隐匿中以一种更为广泛的方式伸展。你听不见呼喊，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哀号，也听不见抗议，而一个接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悲剧被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生命则被蔑视成草芥一般。暴行被披上“合理”的面纱，即使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不合理，也只是让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津津有味的谈论者，明天很可能成为他人津津乐道的材料。鲁迅早就揭示了“天道”的循环：“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统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这些都是我在几天之内的报纸上看到的报道，我相信它们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妹苏苹，在广州火车站莫名其妙地被警察抓走，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惨遭暴徒轮奸。一群官方出面组织的、到海外承担劳务任务的农民，在出国前居然被强迫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以免在国外发作阑尾炎，造成经济损失。一个失业工人蹬着三轮车送即将生产的妻子到医院，交通管制人员却说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准三轮车通行，丈夫只好含泪绕道而行，结果耽误了时间，大人小孩双双死亡。一家超级市场的保安，因为怀疑顾客偷窃，居然抡起刀来，将顾客的手指活活砍下来。山西一名叫李绿松的青年，在派出所里被警官活活地将他的舌头割掉……这些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遭遇到的现实。
我无法对之无动于衷，即使是出于最自私的目的，我也要关注这些事件。我深切地知道，这样恐怖而悲惨的命运，今天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明天就有可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冷漠地面对他们的生命，明天别人也将同样冷漠地面对我们的生命。关注我们身边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为他们基本的权利而呼吁，其实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残酷的民族，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没有反思和自省的“自尊心”，其实是狂妄和愚昧。正视我们历史中的恶、我们现实中的恶、以及我们自身的恶，我们才有可能让善与爱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应当发出声音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声音。只要有了一点声音，那些暴行就会不那么肆无忌惮。
我们应当让自己发出光芒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光芒。只要有了一点光芒，那无边的黑暗就预见到了它自身的灭亡。
（本文刊载于《作品》，2001年第9期）
摆脱“一无所有”
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夺取桂冠。格拉斯的得奖确实是“实至名归”，作为德国战后最具有批判力的作家，他以“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对德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
格拉斯获奖之后，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落下了帷幕。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作家无一人获奖。
这使我想起了崔健在八十年代声嘶力竭却又动人心弦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八十年代我们一无所有，九十年代我们也一无所有，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我们这个为数众多的民族，在面对对人类文明的时候，交出的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卷。
是怪我们的环境太恶劣吗？近百年来，俄罗斯民族与我们一样，也经历了巨大的战争浩劫和可怕的政治运动，他们的精英分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严酷的摧残。然而，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灵魂的自由度和文化的创造力，他们向人类文明长河奉献了丝毫不亚于西方知识分子所奉献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画家还是在其他任何领域，我们都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宁、布罗茨基、萧斯塔科维奇、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比起西方世界第一流的人物，俄罗斯的这些大师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有所超越。而我们呢？在漫长的一百年里，我们在文学上、在哲学上、在艺术上……究竟给世界、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某些中国当代“伟大”的作家常常攻击诺贝尔奖的“种族歧视”。他们义正词严地声称，本世纪的诺贝尔奖如果没有中国作家获奖，那么它将残缺不全、不具备全球的代表性。因为它把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外面。他们还强调说，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存在着翻译的问题，是外国的翻译家们水平太低，把我们第一流的作品翻译成了第二流的作品。我觉得这些说法相当荒唐可笑。诺贝尔奖是以文学成就和思想成就为标尺的，而不是以哪个民族人口多为标尺。一个民族人口多，但是假如这个民族全部是白痴或者文盲，难道也应当给他们一个奖，安慰安慰他们、让他们起到“代表”或者“象征”的作用吗？
我不知道当代中国有哪一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能够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也不知道当代中国有哪部作品在世界文坛上能够算是第一流的作品。我只知道，谈论诺贝尔奖最起劲的有两个“最优秀”的作家。一个是汪国真，他的小诗在九十年代初风行一时，如果按照发行量来看，也许有了问鼎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但是我很怀疑这些格言体的句子是不是“诗歌”、是不是“文学”。另一位则是刘心武先生，他的诺贝尔情结更是病入膏肓，可惜的是这位作家兼“红学家”，居然把黄庭坚的诗当作自己“梦中得句”，如此知识水平让中学生们也啼笑皆非。仅仅从这两名作家的文化水准和精神境界上，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究竟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不是诺贝尔奖歧视我们、拒斥我们、轻蔑我们，真实的原因是：我们实在拿不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来——面对格拉斯激烈批判现实的勇气、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充满个性魅力的语言风格以及建构巨著的大气魄，我们除了脸红心跳，还能怎样呢？
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我们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如何自立、如何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如何摆脱一无所有的状态？我们如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且让世界听见？我们怎样在吸取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养料的同时，也为世界奉献我们独一无二的创造？这是每一个有远见、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门槛的时候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致瑞典皇家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是《为人类而艺术》。这个题目本身所包含的胸襟和气度、所蕴藏的精神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前瞻性，哪个中国作家能够相比呢？
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说：“我从透视世界文学获得鼓舞而勇气倍增；它仿佛像是一颗无所不容的伟大心灵，充满了对世人的怜悯与关注，从每一个角落、以一切方法来表达它的慈悲和关怀。”他的目光掠过俄罗斯广袤的大地，扫瞄着整个地球村落，并且深入到芸芸众生的内心之中。文学不是获取官爵和金钱的中介，而是与心灵相关的事业。“作家”不是从属于“作家协会”之类的机构，而是从属于每一间房舍里、每一条街道上的普通人。伟大的作家是那些超越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传达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的人物。他们永远与不自由的环境战斗，与不正义的现实战斗，他们的文字如同飒飒的风声，传遍工厂和乡村。他们永远不会被体制所招安，他们会贫困、会衰弱，但他们因为灵魂的富足而双目炯炯发光。
在书面讲话结束的地方，索尔仁尼琴坚定地宣称：“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值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良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我们不致再眼花缭乱，让不同的价值标准得以调整；使世界各民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让我们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以之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更以之演化成一套世界观：像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把目光贯注在附近的变化而眼角却同时收览世界各民族的远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观察并创造世界共同的水准。” 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历史；不仅是文学和历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的生活。它的写实的，又是超越的；它的谴责的，又是悲悯的。
索尔仁尼琴厚厚的三大本的《古拉格群岛》，昭示着写作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决不与罪恶同流合污，决不接受一句谎言和假话。真实，真实是文学首要的素质。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文学”，因为其中没有精心构造的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然而，我认为，这才是最伟大的文学——它在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已经超过了文学的时刻，向生活发出了不妥协的挑战。它寻找到了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血肉联系，它也寻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无论是经历过古拉格群岛生涯的俄罗斯人，还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俄罗斯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会对这样的一部作品无动于衷的。这就是真正的“世界的水准”、“全人类的文学”。与之相比，所谓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类的说法，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与之相比，我们的“白卷”、我们的“一无所有”，让我们感到多么地惭愧和羞辱啊。
我想，索尔仁尼琴的道路，也许正是下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当走的新路之一。走这样的道路，需要的是坚韧、信念和牺牲精神；需要的是与权势和金钱保持严格的距离，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喊。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以一颗平常心坚韧地走下去，那么，在下个世纪我们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且将是整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生机焕发。
（本文刊载于《九江日报》，2000年1月1日）
帷幕背后的腐败
秘鲁前总统藤森在开完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以后，突然宣布辞职并滞留日本。闻讯，秘鲁新总统和新政府迅速成立，秘鲁国会指控藤森犯有两项违宪重罪并对其发出传讯。指控之一，是藤森滞留日本不归，有预谋地愚弄了国家和人民，违反了秘鲁宪法的有关条文。指控之二，是藤森曾于两千年三月六日签署了一项最高法令，授权陆军将一架MI-26直升飞机出租给联合国，用于东帝汶维和事务。联合国为此支付的租金为1049.1万美元，但其中的809万美元，却被存入一家与藤森关系密切的秘鲁私人公司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贪污行径。而这一被曝光的事件，仅仅是藤森当政期间数百起腐败案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起而已。
藤森日前已经搬出东京的豪华酒店，寄居于日本女知名作家曾野绫子家中。藤森知道包括秘鲁人民在内地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他在海外的账户上存有巨款，完全可以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在此刻的风头浪尖上，他只好装扮成一副穷人的模样，来博取他人的同情。果然，担任日本援助第三世界人道主义基金会主席的曾野表示，她并非藤森的好朋友，仅仅在秘鲁与之见过一面。她收留藤森，纯粹是出于“对穷国人的同情”。她免费为藤森提供了家中花园的一间佣人住的小屋。堂堂一国总统，居然沦落到住异国佣人房间的地步。藤森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独裁和腐败付出代价了。这是一出新世纪的政治喜剧。在剧中，哀伤的只有藤森和他的少数死党，欣喜的是秘鲁大多数的人民。我猜想，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在修订他的代表作《权力与腐败》时，一定会将这一案例增添进去。
《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败核心》是斯蒂芬·莫尔研究腐败问题十年磨成的一剑，其资料的翔实和见解的新颖，对于正在被腐败问题所严重困扰的中国，极具启示意义。莫尔指出，腐败是最难于被揭露的一种罪行，它留下的常常是“雾化尾迹”，而没有如山的铁证。“腐败是一种两厢情愿的罪行，而且影响面广。腐败和行贿双方都不会认罪，除非他们彼此闹翻，或者是作出的无耻决定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在法庭上证明共谋的困难，常常意味着罪行得不到制裁。”因此，作为反腐败问题专家的莫尔，不仅是一名独立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名面对着一块块巨大毒瘤的医生、一名面对着一件件曲折案件的侦探、或者说一名面对着一团团乱麻的家庭主妇。在与腐败对垒时，他得拥有相当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腐败不仅存在于非民主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之中；腐败也存在于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莫尔从人性的局限或者说缺陷的角度，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圣经·马太福音》中说：“因为你的财富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莫尔引用这句话作为本书一章的引子，试图向读者表明：那些寄希望于道德教化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的想法，是无济于事的空中楼阁。连上帝都得承认人类固有的自私、贪婪的本性，怎么会存在着一种能够将人人都改变成圣人的世俗的政治制度呢？因为人人都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弱点，腐败问题也就无所不在。
而腐败最为严重的地方，既不是固守落后制度的地区，也不是早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地区，而是新旧制度转型、现代化进程艰难进展的地区。莫尔以尼日利亚为例来说明他的这一论点。尼日利亚是非洲推进现代化较快的国家之一，一度曾被国际社会看作非洲最有活力的地区。九十年代以来，惊人的腐败却使得它急剧地衰败了。在尼日利亚，基础产业——石油、天然气、通讯、发电厂和航空，既无效率又腐败。大笔的金钱在这些部门像渗进沙漠中的流水一样无可挽救地消失了。一名来自意大利的、在尼日利亚负责建筑工程的经理，这样描述说：“在尼日利亚，腐败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地方流行病。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可以设想，每一个想在这个国家获得合同的人都要行贿。”经过对类似国家和地区广泛而周密的调查，莫尔用一种几乎是愤怒地语气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腐败之风盛行。本应用于纾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用在官员们有私有利益的项目上。”
莫尔在书中分析了建筑业、选举资金、警察、武器买卖、走私、毒品等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的确，在某些方面，现代社会的腐败比起古代社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腐败也并非不可战胜。莫尔认为，制定行为规范并附以适当的奖惩条款、加大信息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政治等，都是防止滥用职权的手段。尤其是后者，起到的将是潜移默化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莫尔所说：“腐败意味着每个人都遭受增税之苦，丧失商业机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只有当公众真正义愤填膺时，社会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腐败的产生。”莫尔赞扬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就，认为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积极对外宣传，廉政公署以“公众之心”的口号来促进市民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他强调：“‘预防胜于治疗’这句格言在预防滥用信任方面最有道理，其原因是：短期的运动也许能引起轰动，并抓住几个替罪羊，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句话好像是专门对中国说的。中国的某些决策者，梦想着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处死几名高级官员的方法，来遏制洪水般的腐败现象。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这种想法依然还是一个梦想。
莫尔在书中还引用了一份透明国际和格丁根大学的研究报告。报告表明，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是新西兰、丹麦、瑞典、芬兰、加拿大、挪威、新加坡、瑞士、荷兰和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而中国则排名倒数第五，腐败程度略微逊色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孟加拉国，而比喀麦隆、委内瑞拉、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还要严重。这一数据显然不是“反华势力”有意的编造。作为一名对中国的进步怀有责任感的公民，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对此漠不关心。
是到了揭开帷幕的时候了。
（本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7日）
活着，笑着
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笑话故事：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平原，动物们搭上一艘小船逃生。小船在水上漂了几天，船上的食物快要消耗殆尽了。于是，动物们决定制定一种公平的规则来减少船上的乘客。通过集思广益，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动物讲一个笑话，如果它把全体乘客都逗笑了，那么它就获得继续呆在船上的权利；而只要有一个动物没有笑，讲故事的动物就要被大家扔下船去。按照大小次序，牛第一个讲。牛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动物们都笑了，只有猪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大家只好委屈牛了，虽然牛不断地哀求，但也不能破坏已经立下的规矩，立刻便被大家扔到水中。第二个讲笑话的是羊。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讲完以后大家都没有笑。突然，猪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刚才牛讲的笑话那么好笑，你没有笑；现在羊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却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猪笑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回答说：“我终于明白牛讲的那个笑话了，真是太好笑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牛的命运真是太悲惨了。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世间有很多人跟故事中的那头猪一样，对笑话反应迟缓。甚至还有人连猪先生也不如，不仅听不懂笑话，而且一个笑话也不会讲。
这使我想起一位古代哲人的名言：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懂得幽默的人，另一种是不懂幽默的人。后一种人往往比前一种人多，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王小波有一本杂文集，名字叫做《沉默的大多数》。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它透彻地揭示了我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我们有言说的欲望，却丧失了我们自己的言说方式；我们有思想的欲望，却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方式。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个公民个体都应当拥有独一无二的言说方式和思想方式。但是，我们由于长久地处在麻木之中，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却不知道。这种言说和思想的麻木，就好像在椅子上坐久了，突然感到腿上的肌肉似乎不再属于自己所有了。
王小波的写作恰恰就是对这种沉默和麻木状态的抗争与挑战。在王小波去世以后，阐释其作品的文章汗牛充栋，却少有触及到本质的。在我看来，王小波所有的努力，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使得国人的生活状态，由“沉默”地活着过渡到“幽默”地活着。当然，王小波的幽默中，有不少冷嘲的成分。这些冷嘲的成分，显示出他本人也是被邪恶力量所伤害的弱者之一。但是，他的幽默中，更有一些坚韧的成分。这些坚韧的成分，体现出他内心依然保持着被现实社会排斥的善良与真诚。所以，读完《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我自然而然地设想：它应当有一本叫做《幽默的大多数》的“姐妹篇”。
可惜的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我们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而让我惊喜的是，现在果然有一本名叫《幽默的大多数》的书问世了。漂泊在北京的年轻记者昝爱宗先生，通览时尚的报章杂志，熟知流行的网络空间，更是深入底层社会体验悲苦冷暖，终于编辑出集民间智慧和时代风貌大成的《幽默的大多数》。
在《幽默的大多数》中，有新潮一族的口语，也有千锤百炼的笑话；有无名作者的灵机一闪，也有文坛老手的世事洞明；有校园里的青青橄榄，也有网络上的脱缰野马；有大话西游的滔滔不绝，也有绿茵场地的硝烟弥漫；有男女情事的娓娓道来，也有社会怪状的刀光剑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亏得有昝爱宗这位有心人，集腋成裘，为我们留下了这个时代的比年鉴和政府公报更加真实的记录。《幽默的大多数》中的文字是庞杂参差的，有不少纯属文字游戏或者“文字恶作剧”，却也有相当数量的邃思之作。它们被汇集在一起，像一面不掩饰美丑的镜子一样，展示出生命跃动着的真相。这些文字虽然并非字字珠玑，但它们那或隐或现的幽默的质素，却在力图对错综复杂的生活作出同样错综复杂的评价。这些文字，毫不造作地从平淡中揭示崇高、从荒诞中揭示理智、从任性的描写中揭示让人惊诧的真理。最后，是从可笑的事物中揭示悲哀——如同俄罗斯大文豪果戈理所说，“透过有目共睹的笑”揭示“世人看不见的眼泪”。文学评论家让·保尔将幽默比喻为尾巴向上、朝天飞去，但又一直俯视地面的小鸟。对于不公、对于邪恶、对于黑暗，我们当然应当持毫不妥协的态度。但在保持这一态度的同时，也不妨“幽他一默”，有的时候，幽默的言辞比严肃的驳难更具杀伤力。就像鲁迅所说，在壕沟里的战士，大多数时间需要战斗、需要端着枪杆瞄准，但在战斗的间隙里，也不妨因地制宜地在开开舞会、打打扑克。这样的战士，方能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如果留心倾听几个流传在大街小巷里的民谣和笑话，就会轻易地在这些游动的、被无数次加工的语句背后，发现闪烁着的刀锋。它们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愤怒的呼喊；它们表面上是无可奈何的感喟，骨子里却是直捣黄龙的批判。例如，无名氏拟领袖诗词之《长征》：“当官不怕喝酒难，千杯万盏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桑拿洗得周身暖，麻将搓到无更寒。更喜小姐肌胜雪，三陪过后尽开颜。”语言的张力与时空的交错，将一种黑色幽默的意味推展到极致，让人过目不忘。又如另一首民谣：“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力没有不显著的。”它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精辟地讽刺了当下主流用语的贫乏、空洞和虚假。这些民谣生动地说明：幽默在民间、智慧在民间、真理在民间。
同时，幽默之于我们自身，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甚至可以说是酿造快乐时最根本的元素之一。一个人是否具备创造幽默和享受幽默的能力，是他的精神和心灵是否健全、是否丰满、是否自由的标志。正如萨克雷所说：“一个有幽默感的人肯定性格仁慈，十分敏感，容易产生痛苦或欢乐，能敏锐地觉察周围人们的各种情绪，同情他们的欢笑、爱恋、乐趣和悲哀。这样的人本性善良，热爱人类。”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呢？由千百万个缺乏、甚至没有幽默品质的个体组成的国家和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乏味的、愚昧的国家和民族。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其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衰退，正是从它的成员们的幽默感的丧失开始的。
《幽默的大多数》是一本让人能够一口气读完的书。在这些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中，在这些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中，我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里少有的幽默。老百姓们一无所有，却拥有高官显贵们讲话稿中所不具备的幽默感。老百姓们用天赋的、无法被剥夺幽默，捍卫着自己仅存的尊严；同时，他们也用幽默来支撑着自己艰难的生存。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幽默并不是麻醉剂，而是一双带着温暖的手，正在向另一双也带着温暖的手伸过去。
幽默渊源于人性中高贵的一面，俄罗斯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道：“那些理解所有崇高、高贵以及合乎道德事物的全部伟大和全部价值的人，对幽默都怀着好感，他们为能够热爱这些东西而感到鼓舞。他们感到本身也有许多高贵品性、许多智慧、真正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尊敬自己，爱自己。但是要成为一个爱好幽默的人，这却还不够。凡是爱好幽默的人，凡是天性委婉、容易激动同时又善于观察、公正不阿的人，在他们的目光下，随便什么琐碎、寒伧、渺小、卑微的东西都是无法隐遁的。他们发现，就在自己身上所有这一套也是很多的。一个爱好幽默的人既然承认自己内在的价值，他就十分深切地看到在他的处境中、在他的外表上、在他的性格里的一切渺小、无益、可笑、卑微的东西。”幽默是自尊与自嘲的混合。而自尊与自嘲，恰恰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们的“特权”。我发现，《幽默的大多数》中的上千篇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由“大人物”创作的。“大人物”们在蔑视他人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尊的品质和自嘲的能力。这也有力地说明，在今天的世界上，一般而言，一个人幽默的多少、高贵品质的多少、自省能力的多少，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成反比。
我相信，许多年过去之后，许多的书籍和文件都会失去存在的意义，都会逐步走向消亡和毁灭。《幽默的大多数》却不会消亡和毁灭。它将以鲜活的、原汁原味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记忆之中。
（本文刊载于《云南政协报》，2000年12月27日）
成都的茶馆万岁
最近，央视“生活”栏目拍摄了一个十大城市“市长与市民对话”的节目。其中，成都是西南地区唯一的入选城市。作为成都人，我自然很有兴趣参与节目的策划。在选择拍摄场地时，我建议选大慈寺茶馆。但是，成都的某些官员却认为，大慈寺太破旧、太寒碜，不足以显示成都“现代”和“先进”的一面。于是，他们确定在新落成的“娇子”音乐厅拍摄。然而，与之相类似的“现代化”的音乐厅，北京、上海、广州都有，纽约、巴黎、伦敦也有，而且比成都的还要好。在我看来，毫无地方建筑特色的“娇子”音乐厅，根本无法“代表”成都。相反，对于成都乃至全国来说，大慈寺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历史传统、它的文化气质，都深刻地打上了成都这个城市的烙印。
有人说，成都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都江堰两千年的灌溉，将成都滋润得日渐丰腴。这里的物价指数，尤其是衣食住行的生活指数，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最低。“小富即安”的成都人，最懂得“休闲”的乐趣。这种生活方式，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曾经被指责为“落后”与“懒惰”；而在人们开始反思单线推进的现代化历程的今天，它又被赋予“后现代”的意义，被旁观者赞美和拔高。其实，这些看法都跟成都人没有关系。不管别人怎么看，成都人照样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在淡雅的芙蓉花中，在浓郁的茶叶香味中，岁月就像流淌过城区的府南河水一样波光粼粼。
泡茶馆是成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北京，老舍《茶馆》里的那种茶馆早已荡然无存。当中国的大城市们齐步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这一类平民化的茶馆都逐渐地消失了。而在成都，它们居然大部分都保存了下来，大慈寺就是其中之一。说起大慈寺，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据说，大诗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随难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在此后的好多朝代里，大慈寺既是佛教的重地，又是官民同乐的游玩场所。清苦、单调的佛教，在成都这个“花花世界”里，也被蒙上了一层快乐、轻松的世俗生活的色彩。也只有在成都，寺庙与红尘才不是对立的，而是水乳交融的。
今天的大慈寺，既是“成都市博物馆”，又是一个老少咸宜的茶馆。一元钱的门票，五元钱的盖碗茶，雕梁画栋，曲径通幽，檐下青苔，廊上书画，宽敞的天井，光滑的竹椅……这一切，真是“让人如何不爱她”。我每次回到成都，跟流沙河、魏明伦、肖雪慧、冉云飞等文化界的师友会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约定在大慈寺。在这里，五元一杯的花茶可以喝上一天，茶博士的服务一丝不苟，长嘴的茶壶远远地伸过来，滚烫的开水在半空中就像一道彩虹，却又全部稳稳当当地落到茶杯中，真是滴水不漏。我们围住在一起，可以呆一整天而不挪动位子。这里不仅提供茶水，还提供早、午、晚三餐饭：回锅肉、豆花、夫妻肺片、担担面等大众川菜无一不具备。虽然做得略显粗糙，却别有一番乡土味道。旁边，有卿卿我我的情侣，有全神贯注读报纸的中年人，也有逗笼中小鸟玩耍的老人。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哗哗哗地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了。
成都的茶馆代表着一种特别的生活态度：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服务。所以，贩夫走卒都有资格进来喝一杯，歇一歇。在这里，并没有太明晰的等级尊卑观念，一杯茶水上桌，四海之类皆兄弟也。自古以来，成都就是一个重商的城市，加上地处帝国的边缘，虽然天生具有小市民的俗气，却没有中原地带对权力咬牙切齿的热望。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河南人的权力情结，因为那里的人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就是获得权力；而这种权力情结在成都却淡薄的多，因为这里物产丰富、机会众多，随便当个小老板、个体户，都能过上比较舒心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泡茶馆的生活乐趣。
茶香里，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情。我要说：成都的茶馆万岁。因为，有茶馆的地方、尤其是有老百姓能够进去的茶馆的地方，就是“上帝正在保佑吃饱饭的人民”的地方。
第三辑 俄罗斯的暗夜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当一座大厦倒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为它倒塌速度的迅速而惊惶失措，却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坍塌场景的本身，而深入地思索“大厦是何以倒塌”的奥秘。其实，任何一次坍塌，都不是在一瞬间内完成的。坍塌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每一只白蚁的蛀咬、每一次风暴的浸蚀、每一块墙角砖头的松动，都在加速着坍塌的进程。
对于大厦的坍塌，有人欢呼，有人悲哀，有人从此无家可归，有人躲在一边幸灾乐祸。作为冷战时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的苏联，早就在地球上不复存在。今天的俄罗斯以及其他独立国家的人民，在这十多年中，饱尝了帝国解体和新兴民族国家成立并巩固的悲欢离合。昔日举手投脚都会引起一场“地震”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今日成了自力更生的学者；昔日克格勃机构里的中级官员普京，今日摇身一变当上了俄罗斯新一任总统。真是沧海桑田，世事无常。
这一连串戏剧性事件，阿尔巴托夫都是“深度”的参与者。作为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所长，作为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外交专家，他曾经为历届苏联领导提供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意见，甚至起草过若干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九十年代末，阿尔巴托夫拿起笔，写下了记载自己跌荡起伏的人生道路的回忆录，也写下了他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沉痛而公正的反思。用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的话来说，这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
病夫治国
阿尔巴托夫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乃至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袖都有过深入交往。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前面三位领袖，都有相当长的一段任期，是在病床上治理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在疾病之前，还算得上一个温和、保守、按部就班的老好人；那么，在重病之后，他就成了老年痴呆的、贪婪的、被小人包围的“昏君”。由于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的领导人退休制度，一般而言，领袖们都会把权力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不可能像民主国家的领袖一样，正常地下台，享受富裕的、详和的、自由自在的晚年。在斯大林时代，一旦失去斯大林的宠信，就意味着将被送往集中营和绞刑架。在赫鲁晓夫时代，他没有剥夺敌手们的性命，却让他们忍受举国上下一致的羞辱。而在阴谋政变中被推翻的赫鲁晓夫本人，虽然衣食无忧，却成了克格勃重点监视的对象，遭到接二连三的骚扰，连写回忆录的自由也没有。因此，领袖们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即使在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仍然会将窥视最高权力的官员和有才华、有威望的新人剔除掉。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好大喜功，让枪手代笔撰写了三部所谓的“伟大作品”——《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这三部可笑的“中篇小说”受到了震耳欲聋的、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获得了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并销售到每一所学校和机关。这一事件，比起勃列日涅夫子女的贪污腐败以及其亲信的恣意妄为来，也许并不显著。但是，阿尔巴托夫认为，“公众意识和社会道德所受的精神损失是巨大的。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和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当然，苏联社会十多年的停滞，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勃列日涅夫一人，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这一事实说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机制根本没有力量能使社会摆脱诸如领导人患病不起、完全丧失领导国家的能力、对正常治理社会束手无策等不愉快的现象。”
阿尔巴托夫与安德罗波夫是有深交的朋友，他认为安德罗波夫的才能与知识都远远超过其前任。然而，刚刚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就急剧恶化了。两个朋友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特种病房里。安德罗波夫被固定在带有头托的牙科专用椅上，阿尔巴托夫再也没有机会向老朋友传达加快改革的建议了。那是一次令人痛苦万分的会面，“为了不出现令人难受的冷场，我于是不断地跟他说些什么。临别的时候他向我探过身来，我们拥抱了。从病房出来之后我就明白，他之所以要我前去是为了告别。”
接替安德罗波夫的是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阿尔巴托夫在领袖的病房里汇报太平洋地区政策的问题，“契尔年科一边听一边咳嗽，往医院用的‘痰瓶’吐痰。”此时，不仅领袖处于“濒死状态”，整个社会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因此，阿尔巴托夫感叹说：“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再容忍一个有他同样低下的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
苏联的崩溃，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冒失的改革，而是缘于长达半个世纪的病夫治国。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各届领导人都有中肯的评价，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他们个人的过失。他认为，问题的最后症结，还是在斯大林时代遗留的“非民主”的体制上。
伪造历史
作为一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对于官方伪造历史的卑鄙勾当深恶痛绝。他的回忆录呈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演变。例如，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中苏论战、双方仇恨情绪达到高潮时发生的珍宝岛之战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解冻，作者对来龙去脉都有详尽的记述。
而更引起我注意的，是阿尔巴托夫与篡改历史的斯大林分子们的斗争。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斯大林分子们再次开始神化斯大林的努力。他们首先从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入手。他们压制历史学家们寻找历史真相的愿望，因为对斯大林的颂歌与对将军们的颂歌联系在一起。如果保持和夸大那些神话，他们本人也就能够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睡大觉了。军队是斯大林主义最牢固的堡垒，“他们敬仰斯大林主义，把它看作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一套军队秩序的最高成就。”军队将领们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这些足以装满一座图书馆的书籍，充斥着明显的谎言，隐瞒了大量的事实。没有一本书中体现出起码的自我批判精神。阿尔巴托夫指出：“终究必须弄清楚，这是谁搞的，又是怎么搞的。毋庸置疑，除了苏共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后者在监督其他科学部门的同时也在监督史学部门）外，苏军总政治部、军事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当然，还有军事历史研究所，在这当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揭穿这种大规模地、成批地制造谎言、篡改历史和隐瞒真相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编写过程中，阿尔巴托夫与说谎者们针尖对麦芒。元帅和将军们企图将美国描述为法西斯德国的帮凶，二战胜利的荣誉由苏联独家享用，是斯大林拯救了全世界。作为研究美国的首席专家，阿尔巴托夫手上掌握着丰富的、不可推翻的数据，包括战时美国给予苏联的经济援助。他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苏联在战争初期所遭受的巨大的失败以及造成失败的深层原因，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中的正面作用。军方对他的观点十分恼火，特意设置了一场“鸿门宴”，邀请他出席“讨论”。
阿尔巴托夫应邀出席了会议，一个人“舌战群将”。斯大林官方传记的主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籍波斯佩洛夫首先发言批判。然后紧紧跟上的是什捷缅科大将，他引用的是伪造的数据。最后由格列奇科元帅作总结：“我认为，阿尔巴托夫同志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而他不应该提什么军事问题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一百五十名与会者默默地倾听了这场闹剧。而一部写满谎言的煌煌巨著居然出版了。
篡改历史的企图，显然不仅仅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阻止现实的生活中发生任何的变革。每一次关于历史问题的交锋，都与关于当下社会发展取向的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真相被遮蔽得多一些，整个社会就处于沉闷和窒息的状态；历史真相被凸现得多一些，整个社会就处于向前发展、变化的势态。
思想的力量
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苏联的衰落乃至崩溃，根本原因并不在经济的停滞上，而在于长期的思想控制所造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活力的丧失。经济状况无论怎样糟糕，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总会得以恢复。然而，抑制人们思想的自由、剥夺人们言论的权力、垄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取消人们对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所带来的创伤几十年也难以愈合。国家和社会失去的是不仅是改革的有利时机，而且是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家艾特玛托夫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曼库尔特人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头颅被用生皮带紧箍起来，他们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完全变成了顺从和驯服的奴隶。阿尔巴托夫将这个故事移用到苏联的现实生活之中，他写道：“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人们丧失思想的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表面上看，没有思想能力的国民容易组织和管理。实际上，这样的国民只能充当廉价的劳动力。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动力的二十世纪，劳动力的多寡早已经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实力的重要元素。相反，只有活跃的文化、自由的外部环境、多元讨论的学术氛围，才能够催生闪亮的思想火花。思维创新所带来的，将是生产力迅捷的提高和国家实力的扶摇直上。美国有产生比尔·盖茨的环境，而比尔·盖茨回报美国的则是崭新的经济增长点。
认识到思想的力量，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成员拥有思想的自由，这个社会方能在危机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阿尔巴托夫从俄罗斯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得出的沉痛教训。勃列日涅夫时代，《共青团真理报》驻美国的记者蓬皮扬基在文章中提到美国有十万个百万富翁的事实，国内主管宣传的官员恼羞成怒，将其召回国并立即解职。人们在沉默中放弃了思考的权利。逐渐地，这种不正常的、不思考的生活，反倒成了常态。思想在还没有发挥其力量的时候就损耗掉了，阿尔巴托夫揭露说，为了迫害少数的清醒者，当局需要动用全部的秘密警察，“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即使它再强大，普通公民又有什么快乐呢可言呢？
压抑的环境，造成了几代人智力的衰退。阿尔巴托夫痛苦地发现：“无论是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都向世界展现了我们智力上的无能。领导人的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政治机制没有保证真正良性的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些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重要的决定是由缺乏常识的人，在狭小的范围内根据没有验证的、不确切的和不充分的情报作出的。像阿尔巴托夫这样的专家的意见，常常被束之高阁。于是，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的错误决策，都由领导人心血来潮地作出了，从而导致后来数十年间全国都饱尝苦果。
对于俄罗斯来说，精神和智力上的悲剧已经发生了。如果不想在悲剧中灭亡，而是在悲剧之后更好地生存，就得呈现真实的历史，并从血泪之中结晶出智慧和良知。阿尔巴托夫和他的同胞们正是在作这样的努力。昔日坍塌的大厦，地基上的废墟已经被清除干净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呢？
（本文刊载于《领导文萃》2001年第1期）
暗夜中的萤火虫
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本来可以享尽人间富贵的俄罗斯贵族女子；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曾经梦想用精湛的医术治疗民众病痛的医生；薇拉·妃念格尔，一个为受苦人的解放而付出二十年二黑狱代价的民意党人；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活了九十岁、经历了俄罗斯几个时代的风烟和苦难的老人。是她，像中国古代的花木兰一样，领导着英勇无畏的民意党人，屡败屡战、矢志不渝，最后成功地刺杀了残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她，像一名热忱的传教士一样，创建了一家又一家的印刷所和联络站，将最先进的共和与民主思想在一个习惯了专制统治的社会里广泛地传播。薇拉·妃念格尔，这个传奇的女子，像法国的民族英雄贞德，像中国的革命先驱秋瑾。巴金年轻的时候翻译她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每一次拿起笔来都泪流满面。当时被青春的激情所环绕的巴金，这样评价薇拉·妃念格尔的文字：“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今天，当我阅读薇拉·妃念格尔的另一本传记《俄罗斯暗夜》的时候，我的感受跟年轻的巴金一样的强烈。
薇拉·妃念格尔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父亲在地方上是颇有实权的林务官。她的童年是在森林中的庄园里度过的。奶妈是她心门的开启者，奶妈的房间是她的乐园：“这里简直是天堂，是世外桃源。在这里，受到凌辱和欺侮的人可以得到心灵上的休息；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倾吐苦痛和委屈，得到抚爱和同情。孩子们可以把头埋在奶妈的膝头痛哭，她会把你的泪水吻干。一颗慈爱的心！没有她，我们怎么活？这里是一个温暖、柔情、自由、欢乐、爱和忠诚的世界。”这一段童年的生活，影响了小女孩的一生。她也决心像奶妈那样爱人，决心让更多的奶妈过上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后来，她在瑞士选择了学医，学成以后回到俄罗斯，深入最偏远的乡村，为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医治病痛和创伤。再后来，她发现了医学的“无能”——一切苦痛的根源在于那邪恶的专制制度。于是，她成了自己阶级的掘墓人。
为了自己的事业，薇拉·妃念格尔不得不与丈夫离婚。她放弃了做妻子与母亲的权利，却是为了让更多的妻子和母亲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即将开始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她却放弃了。放弃是痛苦的，“母亲的希望、亲戚朋友的期待，他们都把取得学衔看作来之不易的了不起的大事。还有，自负心和虚荣心！目标已近在咫尺，可是，这一切都要亲手毁掉！”薇拉·妃念格尔毅然作出了决定——回到俄罗斯，回到苦难深重的同胞之间，回到百折不挠的朋友和同志之间。“那里有热忱地全心全意献身事业地朋友，他们蔑视这类感情和这种幸福观，不迁就亲人地利己私心合自己的虚荣心。我想到这些人正蹲监狱，遭受我们曾一起作过思想准备的那种厄运，我想到我现在已具有医生所必备的知识，所欠的只是这一称号的正式标签；现在，了解情况的人说需要我，我对于我准备献身的那个事业是有用的。想到这一切之后，我决定走，为的是使我的言行不脱节。我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是坚定的，因此后来我从没有后悔过。”
她漂泊流离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往往是清晨还在一幢王公的宫殿里，晚上却睡在贫民窟的走廊上。她必须比嗅觉灵敏的特务更加迅捷、更加机警。薇拉·妃念格尔以其卓越超凡的才华和坚忍不拔的意志，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她当选为民意党国际联络书记，并参与组建民意党的军事组织。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在彼得堡炸死了专制制度的总代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薇拉·妃念格尔是此次行动的“总导演”之一。
一八八三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薇拉·妃念格尔被捕。她的被捕在俄国高层引起一片狂喜。据说，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高兴得叫了起来：“上帝保佑！这个可怕的女人给抓住了！”薇拉·妃念格尔被判处绞刑，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才改为终身监禁。在死亡的阴影下，她依然以罕见的勇气在法庭上慷慨陈辞：“在我所据以行动的纲领中，对我最有意义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消灭专制的统治方式。……我认为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出现让人有可能全面施展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来为社会造福的条件。我认为，在我们现存的秩序下不存在这种条件。”这一铿锵有力的辩护，让我想起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陈独秀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他们是叛国者吗？不，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不会热爱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只热爱脚下的土地和生长在土地上的人民。
说完辩护词之后，薇拉·妃念格尔的身心都进入了一种恬静的状态。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一个献身社会活动的人，公民生活的结束难道不就等于为个人而生活的人的肉体死亡吗？正如这样的人临死时可以感到幸福恬静一样，我回顾往事，意识到我已作出一切努力，凡是可以做到都做了；如果说我曾向社会和生活索取什么的话，那么我也给了社会和生活我所能给的一切。因此，我也感到幸福和恬静。”在死囚牢房中，在臭虫和老鼠的奔跑中，她安然入睡。与之相反，在富丽堂皇的冬宫中，在美女和美酒的环绕中，新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却彻夜难眠。薇拉·妃念格尔拥抱着爱和真理入睡，亚历山大三世却时时刻刻受到恐惧的折磨；薇拉·妃念格尔拥有一个爱、自由与正义的王国，这个王国与沙皇拥有的那个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大帝国相比，究竟哪个更宽广、更博大呢？正如薇拉·妃念格尔所说：“在国家政权用一切非常手段来压制人民的不满时，不论是十几万士兵的刺刀，或是多如牛毛的保安人员和密探，或是皇家金库的万两黄金，都不能保住八千万人的统治者的性命。”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几任沙皇几乎都不得善终，而一直活到一九四二年的薇拉·妃念格尔则亲眼目睹了这个庞大的王朝像纸房子一样覆灭。
在激情与柔情交织着汹涌澎湃的《俄罗斯暗夜》中，薇拉·妃念格尔还生动地描写了她的战友、死在绞刑架上的佩罗夫斯卡娅。佩罗夫斯卡娅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政治案件而被处死的妇女。这一段描写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断之一。
佩罗夫斯卡娅的外曾祖父是白俄罗斯最后的一任执政、她的祖父是克里米亚总督、她的父亲是彼得堡总督。在如此显赫的家庭中长大，她没有成为一个奢侈浅薄的贵妇，却成为一名苦行僧式的革命者，这在某些功利主义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佩罗夫斯卡娅的变化和觉醒，直有其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内在的思想逻辑。
童年的环境，在佩罗夫斯卡娅的心灵里投下永不黯淡的人性光辉和荣誉感。她的父亲是一个粗暴而专制的农奴主，不仅自己欺凌孩子们的母亲，而且强迫儿子欺辱自己的母亲。母亲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心地善良的妇女。幼小的女儿学会了爱人，学会了像爱她那受苦的母亲那样爱普天下受苦的人。直到最后的悲惨时日，佩罗夫斯卡娅都一直保持着对母亲的一片柔情。在审讯期间，她的母亲被从克里米亚召来，她在与母亲见面的时候很少说话，她像一个病得软弱无力的孩子，一直把头靠在母亲的膝头上静静地半躺着。
在农村的时候，佩罗夫斯卡娅把女性的善良和温柔全部献给劳动者。目睹她当时的生活的人回忆说，在她对待病人和周围的农民的态度中蕴含着母性的慈爱。接触农村给了她多大的精神满足，她多么舍不得离开赤贫、愚昧的农村啊。她像一棵金黄的麦穗，摇曳在这片被泪水和血水浸透的土地上。
谁又能够想到，这样一个像孩子一样把头靠在母亲膝盖上的女子，这样一个在农民眼里像圣母一样慈爱的贵妇人，却有着罗宾汉一般的大侠气度。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准备第七次行刺。佩罗夫斯卡娅组织了一批战友密切监视沙皇的行踪。她不仅在行动中充当信号手，同时还领导投弹手。当天，她给同志们重新指定了位置。两颗炸弹扔了出去，沙皇一命呜呼。薇拉·妃念格尔指出：“要是没有佩罗夫斯卡娅，没有她的冷静、考虑周全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才能，消灭沙皇的预谋不会在这一天成为事实。”
佩罗夫斯卡娅是温柔与刚强的神秘的统一体。薇拉·妃念格尔这样描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的相貌：“她穿着村姑式的套衫，很像一个农村姑娘，梳着一根淡褐色的辫子，有一对明亮的灰色的大眼睛和孩子般圆润的脸颊。只有那高高的额头与她的总的平民相貌不同。那张白净可爱的小脸颊流露着孩子般的稚气和纯朴。她脸上的这种童真气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显然，佩罗夫斯卡娅身上的纯朴和童真，正是她坚强和勇敢的“底色”。正如在武侠小说中，真正的高手不是那些外貌凶狠、身材高大的人，反而是那些外表平凡而柔弱的人，沙皇和王公贵族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是这样一名文静纤弱的女性，让他们所有人都闻风丧胆。
薇拉·妃念格尔一直在思考暴力与正义的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刚开始，她是暴力行为的否定者，而后来她又支持有限度的暴力。在面对不断签署死刑命令、疯狂镇压革命活动、甚至压制改良思想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时候，她认为：暴力是可行的、是正义的。结束暴君的生命，同时也撼动了整个专制制度。但是，对暴力又必须实行严格的限定。如果没有限定地使用暴力，就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之中。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粗暴地决定处死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就属于是一种过度使用的暴力。尼古拉已经退位，已经被罢黜、被监禁、被流放，他不可能再制造巨大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剥夺他的生命。即使为了清算尼古拉在位期间犯下的罪行，对其执行死刑，也没有理由处死他那患有血友病的王子和没有成年的公主。然而，布尔什维克不仅处死了沙皇一家，连他们身边的保姆、仆人和医生也都用乱枪打死。这已经违背了基本的人道原则。这样的暴力行为，跟沙皇政权的行径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也正是薇拉·妃念格尔所避免的、所担心的结果。但是，历史的车轮沿着这个方向滚滚向前了。在薇拉·妃念格尔和她的党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之后，她耳闻目睹了她所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的没有限度的暴力、鲜血和呼号。
《俄罗斯的暗夜》不是一本文学著作，而是一段真实的、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书了。暗夜中的路人，遇到过小小的萤火虫吗？薇拉·妃念格尔、佩罗夫斯卡娅们，就是暗夜中的萤火虫，她们的光芒尽管十分微弱，却是茫茫无尽的黑暗中唯一的安慰。
萤火虫的存在昭示着我们：黑暗并非能够如同它所想象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同时，萤火虫的存在也在警示着黑暗：你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想，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跟那无边无际的黑暗比起来，更有重量、也更有力量。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了，家里刚刚买了电视机，电视台正在播放苏联电视连续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少年懵懂的我，第一次看到一群活生生的、穿着军装的、美艳照人的俄罗斯姑娘。那一瞬间，我在俄罗斯文学中获得所有关于美的印象都复活了。于是，那一点点刚开始萌动的少年恋情，便不由自主地给了那些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姑娘们。后来，美丽的女孩们一个接一个地在沼泽地中残酷的战斗里死去。每一个女孩的死亡都是庄严而悲壮的，每一个女孩的死亡都曾经让我泪流满面、夜不能寐。这部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少年时代，影响了我对于美、对于爱、对于战争、对于暴力的基本的态度和立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一部著名小说，这部薄薄的、只有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分量却几乎超过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有战争题材的作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与俄罗斯一样，也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和骇人听闻的战争。但是，中国却没有诞生一部配得上中国自身承受的苦难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应当让中国作家和所有中国公民都深思的问题。
与《战争和和平》那样规模宏大的史诗式的作品不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只是从一个小小的横断面切入：在森林边缘的沼泽地中，华斯科夫准尉带领五名女兵，拦截一支由十六人组成的、企图破坏铁路的德国特种兵分队。在这片森林、湖伯与沼泽构成的封闭环境里，两支实力悬殊的队伍狭路相逢了。这是六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的战争，这是六个平凡的男女一生的缩影。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戏剧——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中，战争与美这对矛盾实体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全部都惊心动魄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最让我难忘的是被沼泽地吞噬的可怜的莉扎，她才十九岁。莉扎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因为哮喘病去世，父亲整天忧郁地麻醉在酒精之中。她十四岁就辍学操持家务。她太孤独了，连哭也忘记了。“她最盼望的就是让人抚爱，听人家讲几句贴心的话，让人摸摸她的头，安慰安慰她，还有——连她自己也不会承认——甚至吻吻她。此刻，她需要一个亲吻作为美好的明天的保证，而她正是为了那美好的明天才活在世上的。”然而，战争突如其来，她的青春期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莉扎参与修建防御工程，挖了一个夏天的工事。然后，她参军了。紧接着，就是第一场战斗。她被派回去请求援兵，却不幸陷入到沼泽之中。我清晰地记得电视剧里那悲惨的瞬间，一个青春的躯体，一张美丽的面孔，逐渐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沼泽之中。那一刻，我悄悄地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了。而小说中是这样写的：“莉扎久久地看着这美好的蓝天。她的嗓子嘶哑了，嘴里吐着泥，但仍向往着，向往着蓝天，向往着，心里充满信心。太阳慢慢升到树梢，把阳光洒在沼泽地上。莉扎最后一次看见阳光，那温暖，亮得耀眼，有如明天的允诺一样的阳光。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相信，明天也将是属于她的……”
另外一个也是十九岁的女孩是任卡、这群姑娘中最美丽的任卡。任卡的父亲是一位军官，牺牲在前线。家乡沦陷的时候，她躲在树下，亲眼看到全家被德国法西斯枪杀的惨烈场景。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越过战线，英俊的上校卢仁收留了她。他们相爱了，但卢仁已经有了家。他们的爱情违背了传统的道德秩序，上级将他们分开了。任卡来到了这支女兵之中，她的美丽让同伴们惊叹，“真该把你送进博物馆，放在黑丝绒上面，再加上一个玻璃罩……”她是一个不顾风言风语的“自由化分子”，她宁可受到申斥也要在背包里多塞进几套精致的内衣，她在任何时刻都不会忘记保持并发扬自己的美。然而，当战斗真正打响的时候，她却成了一名勇敢聪明的战士。“德国人是隔着树叶乱射时伤着她的，她本来可以隐蔽起来，等德国人走过去，也许还能脱险。但只要子弹没打完，她就不停地射击。她趴在地上射击，已经不再打算撤走，因为她身上的力气随着流出的鲜血渐渐消耗尽了。德国人用枪口直对着她又补打了几枪，然后还对着她那死后还那么高傲而俊美的面庞看了半天……”德国人怎么能够理解这位美少女的刚毅与坚贞呢？
此时此刻，死亡变得如此悲壮、如此高贵。在我看来，死亡不是爱的死亡，恰恰相反，是战争和暴力的死亡。那些美丽和那些青春被毁灭了吗？没有，那些美丽和那些青春“向死而生”。作者在前言中说：“我总想理解自己这一代人，总想弄明白，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怎样做到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死，不是吗？可是——死了。”正是在严酷的战争中、在死亡的边缘处，严厉刻板的准尉意识到，自己不是姑娘们的“上级”，而是她们的“哥哥”，他要姑娘们像母亲一样亲切地叫他“费佳”。这个妻子已经背叛、儿子已经夭折的三十出头的男人，这个长期以来被苦难所笼罩的男人，在这一刹那间抓住了一个字——爱。正是出于爱，他必须阻止那些邪恶的、企图毁灭美的力量。正是出于爱，他一个人爆发出了神奇的力量，只身生擒了所有残余的法西斯鬼子。他虽然没有保护好身边的女孩，但他最后终于粉碎了德国人的阴谋——站在他身后的是那些女孩纯洁而高贵的灵魂，她们在天国含笑祝福他。那些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怎么也想象不到与他们对阵、并将他们击败的，居然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五个没有作战经验的女兵。暴力真的如同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这让我想起了弗洛姆说过的一段话：“暴力本身决不创造新的事物，新的事物必须已经存在在那里。主要的是给爱设置障碍的社会形式必须由促进爱的那种社会形式所替代。保持的是这种希望：即人们认识到由于缺少爱而引起他们自己的痛苦。从这一痛苦中将孕育出对爱、从而也是对生活的新的和强烈的冲动。”在这场战争中，法西斯分子们堕落为残暴的野兽，而俄罗斯女孩们则被锤炼成像贞德一样的女神。
我一边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想：原来战争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描述。静悄悄的控诉比声泪俱下的控诉更有力量。我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愿意站在柔弱而美丽的女性那一边、站在良善与正义那一边，永远与邪恶和暴力对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姑娘们心灵成长的过程，她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她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也正是我被它深深感动的原因。与那些浅薄的进化论的战争观截然不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向我们传达的是远离战争、制止战争和捍卫和平的理念。赫德尔在《关于促进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凡是不是被迫进行自卫、而是疯狂地进攻一个安定的相邻民族的战争，是一种不人道的、比凶猛的兽行还要可恶的行为，因为它不仅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威胁要杀害和劫掠它所进攻的民族，而且使进行这场战争的民族也不应该地和可怕地蒙受牺牲。对于一种高等生物来说，难道能有比两支相互对峙的军队未受凌辱而相互屠杀更为可厌的景象吗？而战争的后果——比战争本身更可怕——是疾病、野战医院、饥饿、瘟疫、抢劫、暴行、土地的荒芜、情绪的粗野化、家庭的破坏、几代人的道德的败坏。一切尊贵的人们都应当用温暖的人情传播这种思想，父亲和母亲应当向孩子们灌输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战争这个可怕的字——人们多么轻松地说出这个字——不仅受到人们的憎恶，而且几乎敢于用同样的恐惧称它为或者把它写成为神经抽搐病、瘟疫、饥荒、地震、黑死病。”这不正是瓦西里耶夫想说的话吗？战争不仅戕害人的肉体，而且毒化人的精神；战争不仅威胁寂静的黎明，也损害大自然的和谐。当我们面对着那群俄罗斯姑娘鲜花般的面庞、草莓般的胸脯、垂柳般的腰肢以及银铃般的笑声和浸润在温情之中的心灵的时候，我们还会愚昧无知地颂扬战争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正是用一个哀伤的故事告诉我们：珍惜你身边的宁静、珍惜你身边的美丽吧。
梦想里的“庄园”
契诃夫一生都不富有，虽然他创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完整时代的巅峰”（安·别雷语），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舒适的日子。这位被莫斯科如此“温柔地爱着的”作家的灵柩，是由一节绿色的车厢运回来的，车厢的门上写着几个大字——“运牡蛎专用”。这不是契诃夫的耻辱，相反，这是一个漠视文化、敌视文化甚至戕害文化的专制帝国的耻辱。
契诃夫在库丘克有一个小小的居所，那是在科伊村中的一所两层楼的白色房屋，简朴而安宁。在契诃夫生前，高尔基曾被邀请到这里作客。后来，高尔基在回忆录中详尽地描写了那次作客的经历。当时，契诃夫非常认真地告诉高尔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所庞大的庄园——不过，这所庄园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
那么，梦想里的庄园是留给谁的呢？留给妻子、子女或者文化界的良师益友们？面对高尔基疑惑的目光，契诃夫微笑着揭开了谜底：“如果我有很多钱，我就要在这里为生病的乡村教师们建立一所疗养院。您知道，我要建成一座明亮的楼房——光线十分充足，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养蜂场、苗圃和果园；可以举行农艺学、气象学方面的讲座。一个教师应当了解一切，老兄，一切！”
因为激动，契诃夫猛烈地咳嗽起来，那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咳嗽之后，契诃夫依然露出他那亲切的微笑，这种微笑被后人们在许多文章中生动地描述过，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这微笑永远具有如此令人倾倒的吸引力，并激起了人们对于他的言谈予以特别敏锐的注意”。
休息了片刻，契诃夫接着说：“您听了我的这些幻想感到枯燥无味吧？而我却喜欢这方面的事。如果您能知道，俄罗斯乡村是多么需要好的、聪明的、有学识的教师，那就好了！……教师应当是一个充满热情、醉心于自己事业的演员或艺术家，但我们这里的教师却是一个粗工，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竟然是怀着一种去流放的心情去乡下教育孩子们的。他吃不饱肚子，备受折磨，因有可能丢掉饭碗而担惊受怕。应当让教师成为乡村中的头号人物，让他能够回答庄稼汉对他提出的所有问题，让庄稼汉们承认他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尊敬的力量，使得谁也不敢呵斥他、贬斥他的个性。……真不能让这样的人衣衫褴褛，在潮湿的、有很多窟窿的校舍里冷得发抖，煤气中毒，伤风，还不到三十岁就患上喉炎、风湿病、结核病……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耻辱！……为什么要对从事着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的人进行侮辱和嘲弄呢？您知道，当我看见一位教师时，我在他面前很难为情，既因为他的羞怯，也因为他糟糕的穿着，我好像觉得，我本人对教师的这种贫困是犯有一些过失的……真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以后，又沉默起来。思索了一会儿，他又挥一挥手，轻声说道：“多么荒谬、蠢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俄罗斯！”
这个细节是契诃夫那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契诃夫看到了乡村教师们悲惨的命运，也就看到了农村中孩子们黯淡的未来。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乡村教师们，能够满足孩子们那凝聚着渴求和探寻的目光吗？如果孩子们身边没有充满智慧的引路人，孩子们心灵的世界荒芜了，那么俄罗斯的明天还有希望吗？契诃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社会疾病的症结所在。可惜的是，那些在奢华的宫殿中把酒言欢、流水开宴的王宫大臣们，不会听到他那愤怒的指责和殷切的呼吁。罪恶的依然罪恶着，困苦的依然困苦着，契诃夫那“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依然只能是梦想。
然而，尽管无法实现，那却是一个高贵而纯洁的梦想。至少，契诃夫梦想过、期盼过、奋斗过、挣扎过。这个梦想展示了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良心的重量。否则，他们的历史只能与我们的历史一模一样——仅仅是一段漫长的、单调的、幽暗的隧道而已。正是有了像契诃夫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契诃夫这样的梦想，俄罗斯的文化在屡次遭到压抑、侵略、残害和扭曲之后，依然获得了凤凰浴火般的重生。
我经常感怀于契诃夫的梦想，感怀于那些困窘而善良的乡村教师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与契诃夫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乡村教师。他们像是乡村中田埂上的泥土，被踩在鞋底、沾在脚上；他们像是原野里的野草，风里生，雨里长，他们像是农家赖以耕作的“一家之主”——老黄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劳任怨。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说的大概就是他们吧。我的许多同学就是地地道道的乡村教师，每次回家乡我都要抽点时间跟他们聊聊。毕业多年，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昔日“同学少年”的意气，回忆起来仍然让我们泪光闪闪。他们曾经离开家乡求学，后来又回来了。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却是出于无奈。他们已经送走了好几批学生。给我倒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指上还沾着没有擦洗干净的粉笔灰。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穷困、他们的烦恼以及他们受到创伤的尊严，但也只能是“知道”而已——也是一介书生的我，又能给他们什么切实的帮助呢？其实，我也跟契诃夫一样，有一个关于“庄园”的遥远的梦想，却没有告诉他们——不是“不能”，而是“不忍”。这北京这座庞大的都市里，有许多来自乡村却忘却了乡村的人。然而，还是有人忘不了那片土地。在我的身边，许多老师和朋友，比如钱理群教授、比如摩罗，都有过漫长的在穷乡僻壤乃至最底层的村落教书的生涯。那段生涯决定了他们对生活、对写作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基本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我所尊敬的老师吴福辉和朱珩青夫妇，一位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一位是作家出版社的老编辑，他们都曾经是家境贫寒而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学语文老师。他们的学生是幸运的，可是在千沟万壑之间，这样幸运的学生又有几个呢？
契诃夫微笑着，那微笑中包含着苦涩的滋味。契诃夫咳嗽着，一边咳嗽一边讲述着他的梦想。
那是他的梦想，也是我们的梦想。
从杜甫到今天，同样的一个梦想，我们已经做了一千多年。
这个梦想，我们还要做多久呢？
（本文刊载于《羊城晚报》2001年10月13日）
在寒冷中舞蹈
诗人霍达谢维奇是古米廖夫的好朋友，当古米廖夫新政权被枪杀以后，他写下了不少文字回忆古米廖夫生前的音容笑貌。其中，最让我动容的一个细节是古米廖夫在寒冷中舞蹈的场景。
那是一九二零年的圣诞节，也是古米廖夫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年，古米廖夫四十四岁。艺术史学院安排了一次舞会，那是在一个空旷而寒气彻骨的大厅里——灯光微暗，还有冰冷的蒸汽。壁炉放出的是浓烟，烧的是发潮的木材。这使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写到过的一个情节：一个严寒的冬夜，家里没有燃料了，日瓦戈不得不冒险外出，悄悄拆除街角的栅栏，然后抱着木板回家，给妻子和孩子生火取暖。而他那已经当上克格勃军官的兄弟，正在远处阴郁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因为还没有认出他来，便准备将他“绳之以法”。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个情节。是的，温暖、温暖，火的温暖和心灵的温暖，在那个时代以及在有人类生存的所有时代，都是稀缺的。
那次舞会，彼得堡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人都到场了。乐曲在轰鸣。人们在昏暗的光亮中挪动着，都挤到壁炉跟前。这些知名人物都是怎样的一副打扮呢？“毡靴、高领毛衣、破破烂烂的毛皮大衣，就是在舞厅里，这些东西也脱不下来。”写到这里，霍达谢维奇的笔调也变得辛酸起来。突然间，古米廖夫来了，迟到得很适度，挽着一位穿深开胸连衣裙、冻得直打哆嗦的贵妇人。古米廖夫神态执拗，目空一切，穿着燕尾服，在舞厅中穿行。他冻得颤抖，却傲岸又殷勤地向周围的人颌首致意。他使用上流社会的语调和熟人交谈，然后跳起舞来。他的舞姿依然是那样娴熟而优美，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他的整个外表分明在说：“什么也没有发生。革命？没听说过。”
诗人通常就是那种“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人，是天真而固执的孩子。诗人保罗·艾吕雅有一次曾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古米廖夫和他的那些同代人们——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曼德尔诗塔姆们——都拥有这种气质。他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视力：有时，他们连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趋势也看不见，他们处于惊人的“近视”状态，显得比一般人要愚蠢得多；有时，他们却像射线一样具有无法阻挡的穿透力，他们能够洞察到像海市蜃楼般的未来。他们本该在宽容的环境中自由地呼吸，可是他们这一代人不幸地生活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之中，而夹缝中恰好是最寒冷、最黑暗的。那么，如何抵抗这彻骨的寒冷和无边的黑暗呢？古米廖夫失去了财产、失去了房屋、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可能，他还剩下什么呢？他还有孩子般的稚气和君王般的尊严，他还有那像钻石般坚硬的诗歌。他在寒冷和黑暗中翩翩起舞，他要证明给寒冷和黑暗看——你们阻止不了我们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温暖！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这样谈到一名作者：“当他是坏人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是优秀的诗人？”他又说：“描写春天的早晨易如反掌，谁也不需要它，然而要做一个像春天的早晨那么朴实、明朗而又出人意表的人——这却太难了……”舞厅中的古米廖夫就是这样一个像“春天的早晨”的人，他在舞蹈中让艰难的现实生活成了一首美不胜收的诗歌。他把“春天的早晨”带到了这所像冰窟一样的舞厅里。无论革命的浪潮如何猛烈，他都不为所动。当暴力和邪恶如同沼泽地一样即将吞噬他的时候，八岁就开始写诗的古米廖夫，心目中依然还葆有那位永远的“美女郎”——那是他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出版的一本诗集的名字。他不愿遵从革命的铁与血的准则，只愿意遵从诗歌的准则。他要让读者能够“看懂星星之书”，让“海浪同大家说话”。然而，这一切，显得多么地不合时宜啊。
霍达谢维奇还写到与古米廖夫的一次会面，接待的方式就像是“两位国君晤面”。在空荒、饥馑、弥漫着咸鱼味道的彼得堡，两个人都饥肠辘辘，形销骨立，穿褴褛的外衣和有洞眼的半高腰皮鞋，在没有生火和凌乱的办公室，彼此之间客套地交谈。这时，古米廖夫要请霍达谢维奇喝茶，可是话一出口，语气分明有些犹犹豫豫。客人立刻就猜到了：主人肯定没有糖。于是，霍达谢维奇婉言谢绝了主人的建议，这样才没有让古米廖夫太难为情。这是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尊严。
古米廖夫不可能“跟上革命的步伐”。尽管他并非有意要与革命为敌，但他在寒冷中舞蹈的姿态，本身就挑战着革命的权威。当一个现代极权主义体制取代传统的沙皇专制制度的时候，诗人们突然发现：新世界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存身之地。诗人们的命运早已经被安·别雷写在他的诗句里：“我相信金色的光辉，/却死于太阳射过来的箭矢。/我以世纪的思考揣度，/却不会把生命安度。”别雷比古米廖夫聪明，所以他匆匆地逃走了。
而古米廖夫依然在写诗，在舞蹈。他居然忘却了“今天”和“此地”，他曾经这样评论伊·安年斯基的诗歌：“他的诗能让人痛苦，能为心灵带来不可愈合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要用时空的咒语才能医治。”与其说这是在评论他人的诗歌，不如说更是他自己的诗歌和生活的写照。古米廖夫服从于自己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正不可挽回地在消逝之中。他在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什么样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刑场——那是他最后的一支寒冷中的舞蹈。
那是天鹅的绝唱。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静静的顿河》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出自肖洛霍夫之手？当一九二三年这本书的前两卷发表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众说纷纭。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军官的公文包里窃走了手稿，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有人说，肖洛霍夫是从一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身上搜到这份手稿的。一九二九年三月，苏联《真理报》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名义发表了由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等人签署的公开信，声称《静静的顿河》一书确系肖洛霍夫所作，关于肖洛霍夫剽窃的传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制造出来的“恶毒诬陷”。
然而，这则声明更让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由一个庞大的作家团体和一群知名作家来“证明”不是剽窃，这件事情本身多少就有点不正常。而且，“恶毒诬陷”的说法，也不大符合基本的逻辑：如果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那时候“革命阵营”里知名度更高的作家有的是，为什么反动派偏偏挑中了肖洛霍夫来开刀呢？就肖洛霍夫本人的创作来看，他除了《静静的顿河》以外，再没有别的一流大部头的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与《静静的顿河》相比，无论是思想深度、艺术价值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天壤之别。“拥肖派”用肖洛霍夫的才华过早地衰竭这一理由来解释，而“反肖派”则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咬定可以判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但是，双方都拿不出进一步的证据来。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间，正是斯大林清洗持不同政见作家的一个高潮，也正是肖洛霍夫得宠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刻，罗斯托夫州的《铁锤报》和罗斯托夫州委收到许多群众的来信，反映《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是哥萨克作家费尔多·克留科夫。克留科夫的岳父是肖洛霍夫在顿河军团中的战友，他把女婿的手稿转交给了肖洛霍夫，没有想到肖洛霍夫居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个传闻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苏联著名歌剧演员薇·亚·达维多娃，曾经是斯大林多年的秘密情人，与苏联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有很深入的交往。她跟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利尼亚克等人都是朋友。她很喜欢《静静的顿河》，但是不喜欢肖洛霍夫，在她看来，肖洛霍夫身上充满了“小人得志”的猖狂。她在回忆录里如醉如痴地赞美《静静的顿河》：“还没读几页，顿河哥萨克家乡的生活方式使我惊骇：人人酗酒，粗鲁野蛮，前所未闻的流氓行为，父亲强奸女儿，丈夫把妻子打得半死。哥萨克愚昧无知，他们相信巫术、咒语和赌咒发誓，他们对外部世界和他们不得不介入的战争目的的认识是极其模糊不清的，但却清楚自己祖先的故事，善唱优美动听的歌曲，具有令人吃惊的对大自然的审美感。他们恪守着传统习惯和生活习俗，鄙视自己的邻居：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但在实际接触中，她却发现肖洛霍夫是一个卑琐无知的家伙。
有一次，契诃夫的姐姐契诃娃邀请皮利尼亚克去雅尔塔度假，皮利尼亚克便邀请达维多娃同行。那时，皮利尼亚克还没有意识到一根绞索已经套在自己的头上，依然压抑不住自己的才华，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在路上，达维多娃询问到《静静的顿河》的情况，认为作者与作品相差太大了。于是，皮利尼亚克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达维多娃把皮利尼亚克所说的一切都写到了回忆录里。
皮利尼亚克说，肖洛霍夫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蔚蓝色的原野》，后来收在《顿河故事》里。这是一篇平平淡淡的、毫无动人之处的作品。肖洛霍夫请求皮利尼亚克为之写评论，皮利尼亚克坚决拒绝了。三年以后，大型文学月刊《十月》推出了厚厚的两卷本堪称用标准而绝美的散文体语言写成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整个文学界和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交口称赞。文学界光辉灿烂的一天到来了，数十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对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唱赞歌。肖洛霍夫一夜成名。阿·托尔斯泰大惑不解，一个庸才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天才？高尔基对着费定、列昂诺夫、法捷耶夫和皮利尼亚克等人说：“你们要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又笑着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如此不寻常的情况还是首次发生!”
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皮利尼亚克认识了沙俄时代奥廖尔中央监狱的政治犯奇斯加科夫。而奇氏恰恰是肖洛霍夫在军队中的同事。他揭露了肖洛霍夫在一次作战中被俘，被俘后向匪帮下跪求饶，并且替匪帮枪杀自己的几名战友的骇人听闻的行为。更不可思议的是，他透露出《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另有其人。于是，皮利尼亚克经奇斯加科夫介绍来到诺沃科夫松斯基村。在村边一所颓败的小房子里，皮利尼亚克见到了克留科夫的母亲、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老人向皮利尼亚克讲述了儿子的生平。克留科夫一八七零年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教过十二年的书。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一九零六年在顿河军队中当选国家杜马的代表。一九零七年，克留科夫写出了反映哥萨克生活的作品《哥萨克主题》，受到文学界热烈的评价。柯罗连科称赞说：“第一个给了我们真正的顿河色彩。”一九一四年，又出版《短篇集》。克留科夫走遍了顿河流域，对哥萨克生活了如指掌，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九一零年代，克留科夫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一部长篇巨著。他有无数个笔记本，上面记载了剽悍的哥萨克老人给他讲的故事以及各种传说、神话、谚语、歌曲、俚语、方言和俏皮话。内战爆发以后，克留科夫在战争中受了伤，患伤寒而死。死前不久，他曾经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老人把这封信看了无数遍，信的内容被老人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中：
亲爱的妈妈：
您知道战争不是过节。这里很多人都在流血，但更多的是无谓的死亡。吃尸体的鸦群可高兴了!妈妈，战争比流放更残酷，流放毕竟打不死人。死我倒不怕，我总想把描写顿河哥萨克命运的书奉献给人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给了他您的地址。如果你们有机会相遇，请您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接待他。我喜欢他的谦逊，他很少谈自己，很善于听别人谈话而自己缄默不语。他不博学，是个有点狡猾的小伙子，城府很深。他有一双眯缝眼和紧闭的嘴唇。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很肤浅。对于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之甚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几乎没有读过，他说没有时间。果戈里他不了解，柯罗连科对他来说简直是代数公式。战争结束后他打算教书，可是这种教师能给孩子带来什么知识？把孩子培养成呆傻人员、肖洛霍夫说他的外祖父是从梁赞迁来的，他在一个富庶的庄园长大，后为谋生同母亲迁到顿河，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民族的人。
妈妈，我是那么爱您，尊敬您，每天我都为您祈祷。
再见啦，亲爱的妈妈。致深深的敬意!
您的儿子
克留科夫死后，肖洛霍夫果然来看望战友的父母。克留科夫的父亲询问到儿子的笔记本。
肖洛霍夫说：“他的笔记本放在军用挎包里，经常拿出来在上面写东西，还跟我谈起他的夙愿：写一部关于哥萨克、顿河和我们辽阔的大地的书。”
“那么，依您看，我儿子的笔记本会跑到哪里去呢？”
肖洛霍夫的脸一下子红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也许同军用挎包一起被埋进了阵亡将士公墓？也许被谁藏起来了？当卷烟纸，干什么都行。”
“您认得我儿子的挎包吧？”克留科夫的父亲接着问。
“怎么不认识!”肖洛霍夫脱口而出。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用破了的、绣着儿子姓名的挎包，说：“有人把挎包连同死亡通知书一起送过来了。”
肖洛霍夫顿时像惊弓之鸟一样坐立不安。
母亲也开始说话了：“您说，我的儿子的坟墓在哪里？他的笔记本又在哪里？求求您还给我们吧。我们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您。这是我对死去的儿子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您要他的笔记本有什么用处？母亲的心是不容欺骗的，它告诉我，您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肖洛霍夫没有道别就走了。几年以后，克留科夫的父亲去世了。有一天，有人给克留科夫的母亲拿来一本《十月》杂志。母亲在上面看到了儿子熟悉的文字，而署名却成了肖洛霍夫。母亲前往莫斯科，向编辑部的人反映，但人们把她当作疯子。她又去找已经飞黄腾达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拒绝见她，让人送来一张纸条：“要钱应该找社会救济部。”母亲去找律师，律师说：“您没有任何物证，您要告他，只能使自己陷入可笑的、狼狈的处境里。律师不相信语言，只承认证据。我无法帮助您，而且我相信谁也帮不了您……”
以上是皮利尼亚克讲述自己亲身见闻的事实。后来，克留科夫的母亲在绝望中自杀了。
达维多娃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但是，她的回忆录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我们今天也很难判断。那封信就有点让人疑惑：在一封家书里，克留科夫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笔墨来描述肖洛霍夫？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肖洛霍夫剽窃？既然他有预感，为什么还把肖洛霍夫当作朋友？是不是因为军队中实在难以找到值得信任的人，他不得不与肖洛霍夫结交，希望对方在自己遇到不测的时候，能够向自己的双亲报信？从信中可以隐约看出，克留科夫对自己的死亡似乎早已预料到，肖洛霍夫是他选好的介绍给父母的朋友。
一九六五年，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凭借崇高的文学地位为官方的文艺政策服务，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激烈攻击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埃尔。这样，他就成了一个“风暴眼”。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权的争论，扩大成为冷战时代“左”与“右”两大阵营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位苏联文学评论家用A的笔名在巴黎出版了名为《〈静静的顿河〉·小说之谜》的研究著作。该书通过对《静静的顿河》的情节、风格等的全面研究，认为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克留科夫。《静静的顿河》第一、二卷中的95%和第三、四卷中的70%是克留科夫所之的。这本书得到索尔仁尼琴的完全肯定，并为其写序。因而在西方轰动一时。
当然，也有不少对肖洛霍夫有利的材料。奥斯陆斯拉夫－波罗的海研究所的克耶特萨教授写过一本名叫《〈静静的顿河〉是谁写的？》的专著。刘文飞先生在《电脑批评：文学作品的电脑数据研究》一文中对此书及其研究方法有详细的介绍。（见《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刘文飞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克耶特萨教授运用计算机对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位作家文本的句长、词长、词类及其位置和搭配、词汇构成等进行数据对比分析，研究极其细致。他得出的结论是，各种指数都偏向肖洛霍夫，因此在肖洛霍夫与克留科夫两人当中，肖洛霍夫更像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但是，同样不能完全确定肖洛霍夫肯定就是原书的作者。而且，在文学研究领域，电脑分析是否可信，也让人心存疑虑。在一九七八年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会议上，就有学者在报上公开表示对此结论不以为然，“较之于任何一种计算机，我更相信索尔仁尼琴。”
最近，俄罗斯文化双月刊《话语》第四期刊登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一文，文章作者根据肖洛霍夫的邻居的讲述、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介绍了“葛利高里”的原形——叶尔马科夫。叶氏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其生活经历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有惊人的相似性。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勇敢而获得乔治十字章。一九一九年，顿河领域暴动，叶氏成为白军的一名师长。此后，他多次摇摆于红军与白军之间，时而是红军布琼尼部队中的干将，时而是白军里的台柱。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叶氏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他于一九二七年被捕，同年六月被作为“苏维埃政权的特别危险的敌人”处死。当地村民都深为不平，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哥萨克”。一九八九年，叶氏的冤案获得平反。据叶氏的女儿回忆，二十年代，肖洛霍夫结识了叶氏，两人成为好朋友。叶氏详细向肖洛霍夫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在已经解密的叶氏的档案中，有一封肖洛霍夫给叶氏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叶尔马科夫同志：
我需要从您那儿再了解某些关于一九一九年的情况。
希望我从莫斯科去看您时，您不会推辞，会乐意告诉我这些情况。我打算今年5月到6月间去您那里。这些情况与顿河暴动的细节有关。请您写信到卡尔金斯镇，告知何时去您那里比较方便？这几个月您是否准备长时间外出？
此致
敬礼
米·肖洛霍夫
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
这封信显然没有到达叶氏手中，而被有关部门扣住了。
这则材料可信度较高，但是它也只能证明肖洛霍夫与叶氏有过交往，却无法肯定另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即：叶氏究竟是不是葛利高里唯一的原形？在内战中，像叶氏这样的哥萨克太多了。我们很难排除克留科夫或者别的作家也接触过一个比叶氏更像葛利高里的哥萨克传奇军人的假设。那么，这封信还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一个谜。谜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揭开呢？《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之谜，说明了本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同样彰显着。
（本文刊载于《长城》，1999年第2期）
领袖与艺术家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文学和艺术独立地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那些最杰出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其灵魂就是自由。优秀的文学和艺术，所传达的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和思想。它们不从属于某一党派和组织，也不屈服于某一位领袖的脸色与喜好。因此，在文学家、艺术家与政治家之间，注定了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是一位明智的政治领袖，他会对文学艺术网开一面，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探索与争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智的领袖人物知道，应当对自己不懂的领域少发言甚至不发言，应当对文学家和艺术家抱以尊重、宽容和爱护的态度。领袖并不是主宰一切、洞察一切、了解一切的完人，领袖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和盲点。正如两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颁奖典礼上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记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话可以比拟的。”具体到文艺领域，一旦领袖粗暴蛮横地干涉了文艺，给作家和艺术家戴上沉重的镣铐，文艺就会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相反，只有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才会带来文艺的繁荣。而文学艺术的繁荣，恰恰是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的标志之一。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曾经在这方面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本来，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和屠杀，推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给苏联社会灌注进了生机和活力，他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而，令他辉煌的历史声誉蒙上一大片污点的，正是他在位期间压制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以外行的身份无端指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大大延缓了苏联国民精神生活的“解冻”。许多决定都是赫鲁晓夫轻信下属的挑拨和诬告而轻率地作出的，其实他对大多数作者和作品一无所知。而有的判断则是依靠他本人作为农家子弟固有的审美倾向而作出的，这种个人的喜好本身就非常不可靠。直到下台以后，赫鲁晓夫真正接触到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本人以及他们伟大的作品，他才对自己昔日武断的决策而深感懊悔。这种迟到的歉意，赫鲁晓夫本人在生前多次向那些曾经受到压制、打击、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们真诚地表达过。这是一种迟到的歉意，它已经于事无补了；但是，赫鲁晓夫的这种忏悔姿态，对那些后代的政治家们来说，却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书收入了许多对赫鲁晓夫褒贬不一的文字，书中专门有一章涉及赫鲁晓夫与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自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一次激烈的冲突。那是一次盛大的会议。为发言人设的讲坛背对着主席团，赫鲁晓夫等一帮最高领导人坐在上面。沃兹涅先斯基走上讲坛，开始讲述自己对当时的文学界状况的看法。刚刚开始发言，背后就传来麦克风的吼声：“沃兹涅先斯基先生！”
沃兹涅先斯基请求不要打断自己，然而，吼声依然如故：“沃兹涅先斯基先生！请您走开，离开我的祖国！”
沃兹涅先斯基转过身去，看到了赫鲁晓夫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面孔。这位大国元首跳起来，在头的上方挥舞着拳头：“沃兹涅先斯基先生，滚吧！谢列平同志会给您签发护照的。”
领袖发怒了，走狗们也纷纷跟上。大厅里一片辱骂的声音——“什么诗也不要！”、“奸细！”、“滚蛋！”……庄严的会议厅顿时成了一个闹剧的表演地。
这次会议之后，诗人在国内躲来躲去地过了一年，他的耳边老是回响着那次大会上咬牙切齿的嘈杂声，他的眼前总是出现报纸上雪片般的、恶狠狠的大批判文章。有大半年的时间，沃兹涅先斯基的母亲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您的儿子自杀了，是真的吗？”可怜的母亲手握话筒昏倒在地。
一年多以后，作为退休者的赫鲁晓夫托人向沃兹涅先斯基致歉，说他对那件事情和事后有关方面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迫害表示遗憾。沃兹涅先斯基原谅了这位前领袖。“主要的是，一九五六年人们获得了解放。”
沃兹涅先斯基还谈到赫鲁晓夫对纤弱的女诗人阿利格尔大发雷霆的场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之后，瘦弱而年迈的女诗人徒步离开了领袖的别墅，她从耳朵上拨下助听器，以便听不见领袖在她身后的吼叫。她艰难地行走在雪地上，谁也不敢给她提供一部汽车。
在反思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的文化政策之后，沃兹涅先斯基认为：“谁坦诚地回首过去，谁就正确。善抑恶，以使恶变得少些。我想，赫鲁晓夫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不信任知识分子。他把经济受挫的满腹怨气迁怒于画家和诗人，而不归咎于他的战友。”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济列夫说过：“赫鲁晓夫继承了权力的本质属性，他带着这种属性成长为政治家。”这种分析是深刻而公正的。与之相似，沃兹涅先斯基揭示说，赫鲁晓夫一生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是改革家和和平战士，但他往往又不能彻底战胜自身的斯大林主义。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赫鲁晓夫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不能容忍任何现代派的作品，尤其对抽象画派大加讨伐。沃兹涅先斯基沉痛地表示，他本人早已不再怨恨死去的领袖，之所以要重提往事，是想将其作为今天的镜鉴，“为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生活，我们应该理解赫鲁晓夫悲惨的经验教训，这样，当前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也就不会夭折了。他已经跨出了解放的一大步，但为什么没有成为改革家，没有战胜官僚和黑暗势力的反扑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波德戈内尔之流的献媚者，是电影《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编导之流坑害了他。他亲自签署命令授予溜须拍马者以列宁文学奖金，以表彰他们对他视察旅行的描写。他周围的人纵容他刚愎自用，在神圣的斗争中削弱了他。”英国大作家毛姆有一部名叫《月亮和六便士》的小说，很多人不知道书名的意思。其实，毛姆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伟大得让我们不敢观看；同样，他们的渺小之处，也渺小得让我们不敢观看。”月亮和六便士的硬币都是圆形的，但是月亮是圣洁的，六便士是卑微的。圆形跟圆形之间，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就以赫鲁晓夫本人为例，在这位领袖的身上，既有像月亮一样极其伟大的地方，也有像六便士一样极其渺小的地方。
歌功颂德的文学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钱不值。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同时，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新的个人崇拜之中。这是人性的弱点。由于没有良性的制度来制约，这种弱点将同时存在于批判者和被批评者双方的身上。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缺乏基本的文艺鉴赏能力的领袖，赫鲁晓夫却不断对文学、电影、雕塑、音乐等领域指手画脚，导致了文艺的萎缩和倒退。他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具有先锋形态和探索性质的文艺现象一概持否定态度，致使新兴的文学艺术家们倍受打击，空间狭小。这种内在的伤害，不知道要花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愈合。
不过，赫鲁晓夫虽然态度粗暴，但毕竟不像斯大林那样残酷无情。他签署了若干决议批判文艺界人士，却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许多遭到批判的作家和艺术家，尽管在短期之内无法发表作品，却依然可以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坚持创作。某些性格刚直的知识分子，甚至敢于当面与赫鲁晓夫辩论。赫鲁晓夫喜欢有骨气的人，自己的权威遭到冒犯之后，他在当时会十分地生气，但事后一般不会采取卑劣的迫害行动。这种宽容，在人们一听深夜的敲门声便恐惧得想跳楼的斯大林代，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写了一本回忆录——《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这本书以近距离观察的方式，真实地展现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书中真实的描述了赫鲁晓夫掌权时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态度。作为航天科学家的谢·赫鲁晓夫，多次向父亲提出应当尊重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人士。可是，赫鲁晓夫没有能够采纳这些意见。只是到了其孤独的晚年，赫鲁晓夫才对此有了深深的反省，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他的改革政策的同盟军。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详细披露了谢·赫鲁晓夫为父亲的墓地寻找墓碑设计家的过程。
谢·赫鲁晓夫选中了著名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这位雕塑家正是属于当年被赫鲁晓夫痛斥为“从西方渗透进来进行思想颠覆”的现代艺术流派。赫鲁晓夫掌权时，曾经在马涅日画展上将涅伊兹韦斯内等艺术家批得体无完肤，他看不懂画展上的作品，粗鲁地将它们定义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抽象主义”。涅伊兹韦斯内勇敢地顶撞了领袖，两人当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雕塑家享受了长期遭受“冷冻”的命运。
那么，雕塑家会不会为他的“敌人”树碑呢？
出乎意料地，涅伊兹韦斯内欣然同意了。涅伊兹韦斯内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被赫鲁晓夫禁止工作，但他依然对这位故去的领袖持客观的态度，很看重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涅伊兹韦斯内很快拿出了方案——这是一白一黑的两块石头。雕塑家解释说，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生活、人类的发展是在生与死这两者之间不断斗争中进行的。时代、人的理智与机器之间，也就是理智与扼杀它自己的产物之间的冲突，就是例证。涅伊兹韦斯内说：“这我们的墓碑中，黑与白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生与死、日与夜、善与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世态度。白与黑的咬合是生与死的统一和斗争的最好的象征。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两个因素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赫鲁晓夫的身上，这种矛盾和斗争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这一方案几经周折才得以通过。有人向勃列日涅夫告密，说墓碑的黑色影射勃列日涅夫。策划阴谋、发动政变、将前任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内心一直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恐惧和愧疚，这种情感导致了他在赫鲁晓夫生前不断对其进行刁难。这一次，勃列日涅夫更是对作为他的恩人和敌人的赫鲁晓夫的墓碑挑三拣四。勃列日涅夫又在重复当年赫鲁晓夫曾经犯过的可悲而可耻的错误。历史竟然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涅伊兹韦斯内在受到赫鲁晓夫干涉和压制之后，再次受到勃列日涅夫干涉和压制。后来，这位杰出的艺术大师被迫流亡西方。
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墓地设计的墓碑，总算开始了修建。墓碑建成以后，国内外舆论褒贬不一。但是，大师的作品与领袖的墓地终于合二为一。作为试图经过两次跳跃而越过悬崖的政治家，赫鲁晓夫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他的是非功过直到今天还在被历史学家们自由地评说；作为一名曾被领袖剥夺了创作自由的艺术大师，涅伊兹韦斯内通过他那不朽的作品，表达了他本人以及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艺术家们，对领袖出自肺腑的敬意和批评。两颗生前曾经隔绝的心灵，却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开始了他们之间坦诚而真挚的对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政治家的事业早已经灰飞烟灭，而艺术家的作品依然还活在大地上、也活在人民的心中。
特务的最后自白
现今九十四岁高龄的前苏联情报机关头目苏多普拉托夫，前不久出版了他厚厚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虽然在苏联崩溃之后的十多年里，已经有不计其数的高官显贵们出版回忆录，揭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历史中的斑斑血迹与道道伤痕，但是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的出版还是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这本书中提供的大多数事实，都是公众们以前闻所未闻的，有的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了解苏多普拉托夫一生的经历，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这本书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了：苏多普拉托夫曾经在苏联情报部门任职达三十多年之久，而且一直处于核心部门。三十年代，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际处副处长；二战期间，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局长；战后，他领导国家安全部特别小组，担任第一总局副局长。斯大林亲自授予他中将军衔。他参与策划了刺杀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计划，他还派遣间谍与欧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波尔、费密、奥本海默等交往，窃取重要的核情报，加速了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围绕最高权力展开残酷角逐。苏多普拉托夫的上级、掌管情报大权的贝利亚失败后，以叛国罪被处死。受其牵连，苏多普拉托夫也被捕入狱，度过了长达十五年的囚徒生活。
由一名战斗在一线的刺客到情报部门对外机构的首领，由一手遮天的“特务将军”到饱受凌辱的囚犯，由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战士到不断申诉、要求平反的领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苏多普拉托夫的一生可谓跌荡起伏、五味俱全。尽管这本回忆录中没有多少反思的成分，但它所凸显的历史真实，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反思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素材。作者由于沉溺于历史之中，缺乏审视历史所需要的隔离感，而无法完成对那个时代的、以及对自身经历的评判。但是，后人完全可以宽恕作者——因为余下的工作将由我们自己来继续。
贝奈斯：总统与间谍
苏氏的回忆录揭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三十年代在东欧和中欧政坛上合纵连横的捷克总统贝奈斯，居然是替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堂堂一国元首，却甘心充当另一国家的间谍，其政治品质之恶劣，让人不可思议；而苏联情报机关，居然能够招募到他国的总统为之服务，其权势与魄力之巨大，更加让人叹为观止。
斯大林处死红军最杰出的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其主要证据就是当时由贝奈斯提供的情报，情报显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勾结，企图谋反。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解释说：“贝奈斯真挚地且最大善意地向斯大林出卖了图哈切夫斯基，并不知道他将德国人捏造的假情报交给了苏联。”
苏氏指出，这种说法明显是靠不住的。其实，苏联与捷克早在一九三五年就签署了关于情报机关秘密合作的协议。在一九三八年，贝奈斯向斯大林提出支持他推翻对捷克奉行敌视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要求。苏氏根据他所接触到的秘密档案指出：“贝奈斯的目的是使捷克在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政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对判处图哈切夫斯基死刑以及大批苏联军事指挥官被镇压事件表示不同意，其原因就在这里。”
没有道义支撑的友谊是不长久的。斯大林不会永远地充当谁的朋友。虽然苏氏无怨无悔地忠诚于他所服务的制度，并不时地为它辩护，但他也老老实实地、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愿意在确保苏联稳定的条件下向任何制度妥协。”道义在苏联是不存在的，援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仅仅是蛊惑人心的说词而已。因此，苏联可以跟它意识形态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对这些国家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不闻不问。贝奈斯充当了苏联的忠实走狗，苏联在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当希特勒向捷克发起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参与到出卖小兄弟的肮脏买卖之中。
更让人觉得恶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为了在东欧傀儡国家推行苏联体制，不愿意重新担任捷克总统的贝奈斯继续执政。于是，苏氏受命到布拉格去见贝奈斯，建议其体面下台，将政权转交给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苏氏在秘密会见中，向贝奈斯出示了其签收的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并威胁说，如果他不下台，苏联情报机关将把这些情报公诸于众：苏联多年来为他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他与苏联签订的情报机关秘密合作协定、将捷克领土割让给苏联的秘密条约、以及他本人参与的刺杀南斯拉夫总统未遂等情况。
贝奈斯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不得不放弃了权力。他的权力依靠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下台。身为自己国家的最高领袖，却甘心充当他国的间谍，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人民的利益更加重要。于是，在遭受主子的抛弃时，人民是不会同情他的。
斯大林主义者的思维
苏氏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曾经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真心实意地崇拜斯大林。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他依然为斯大林辩护。在情报机关内部，虽然苏氏与贝利亚并无多少私人关系，但他对贝利亚的评价还是正面多于负面，认为贝利亚的铁腕捍卫了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威”。相反，他谴责那些推进改革的新领导人，尤其是粉碎贝利亚集团、揭露斯大林暴政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苏氏对赫鲁晓夫大肆攻击，除了私人恩怨外，更多是还是源于其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
就人品上来说，苏氏是完美无瑕的，他与负责文化机关情报工作的妻子相亲相爱，生活俭朴而温馨，从来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他不贪污，不受贿，是一个可以连续工作几十天的工作狂。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从来不会思考命令本身的合理性。对于他来说，命令就是最高的原则。即使上级让他杀死自己的父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苏氏曾经亲自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接受刺杀托洛茨基的命令，并为之得意非凡。对于以残暴的手段结束他人的生命，他并不感到有丝毫的内疚。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更加伟大的理想而奋斗。
苏氏致力于帮助领袖将整个苏联大地变成一座大监狱。在自己主持修筑的牢房里当了十五年的囚徒，并没有让他醒悟过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二战结束之后，“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盛大的酒会上，斯大林向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将军伊萨科夫问候，“我们大家心灵深处都为斯大林的手势感动了。我们感到自己都是他的孩子和继承人。”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我心情十分悲伤，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这是我所见到的对斯大林罪行最为轻描淡写的一种说法。
苏氏不敢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本身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苏联的崩溃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但苏氏还是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使用的是这样一种混蛋的逻辑：为了最大多数人将来的幸福生活，理应剥夺今天某些异类分子的生命。青年时代，刚刚入行的苏氏曾经亲自实施了对乌克兰独立运动领袖的暗杀。到了九十年代，他还因为这一事件而受到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的起诉。中年时代，他则在幕后策划了多起重大的暗杀事件，如对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暗杀等等。他口口声声地说，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可是，“人民”在什么时候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用二战的胜利来消解斯大林的暴政，这更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企图。二战胜利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被塞进了集中营，在自己政府的集中营中，滋味并不比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好受。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描述。用集体、国家、社会、民族这些“大词”来压抑个人的权利，这是专制者惯用的伎俩。苦难是每一个人的苦难。尽管一个人的苦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微渺的，但是对于他“这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那就是生命的全部。蔑视一个人的苦难也就是蔑视所有人的苦难，忽略一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忽略所有人的利益。
苏氏对斯大林的维护，也就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维护。说到底，也是对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维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能够享受豪华的别墅，能够到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购买奢华品，能够到服务优良的医院和疗养院看病与度假。而在同时，他的同胞们却得在冰天雪地中排十几个小时的队购买肥皂。由此可见，苏氏的“正直”是“有条件”的正直。假如让他像普通百姓那样过着一种极其糟糕的生活，他会不会发出抱怨呢？
在一个冷酷的时代，苏氏按照冷酷的逻辑和冷酷的理性来生活。他被施加了催眠术，同时也加入到对全社会的催眠行动之中。统治者告诉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集体的利益。于是，统治者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而所有的公民都被置于恐惧与沉默之中。一个不尊重个人权益的社会，不管它的宣传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它注定了是一个专制与强权的社会。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过：“灵魂的优越之处是只看重个体。在上帝的眼里、在那些无限的灵魂的眼里，那些曾经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相反，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个体的社会，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得不到基本的保护。苏氏本人是被按照他自己的逻辑送进监牢的，所以他并不冤枉。苏氏的悲剧给了我这样的启示：除了逻辑与理性之外，我们还应当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应当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对生命本身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泯灭个体的逻辑一旦启动，就好像一块抛出去的石头，最终必然落回来打在自己的头上。
瓦伦贝格之死
瓦伦贝格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瑞典的外交家，他在二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解救了无数濒临绝境的犹太人。他的那张拯救名单，比起“辛德勒名单”来更加沉重。他无畏地面对德国盖世太保的威胁，一直工作到战争末期，每工作一天就有数十条人命得到拯救。他自己出身于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家庭，却对那些卑微的、垂危的生命充满着真挚的同情。一九四五年，瓦伦贝格在布达佩斯突然失踪，从此音讯全无。瓦伦贝格的命运使我联想到中国杰出的现代作家和民族战士郁达夫，他们都是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被黑暗所吞没的。不过，杀害瓦伦贝格的并非德国人，而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从这个典型案例来看，两大恶魔之间，后者的野蛮和卑劣甚至超过了前者。长期以来，苏联政府一直矢口否认有关于瓦伦贝格的消息，以至于这一谜团笼罩了世人达半个世纪之久。
苏氏在回忆录中透露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秘密材料。我认为，这是他的这本回忆录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苏联政府是在瓦伦贝格死亡十年之后，才正式承认将其逮捕关进监狱、及其最后死于“心肌梗塞”的事实。苏氏谴责说：“这是厚颜无耻的谎言。”瓦伦贝格显然是被杀害的。作为一名情报部门的主管，苏氏一向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在回忆录中也尽量使用客观的笔调描述历史事实。但是，这讨论这一事件的时候，他少有地愤怒了。
瓦伦贝格被关押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内务监狱的特别囚室里。苏联政府绑架他的目的是诱骗他充当间谍。但是，有着崇高人格和坚定信仰的瓦伦贝格，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在狱中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折磨，虽然没有文字证明，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苏氏指出，在情报机关的军官之中，审讯瓦伦贝格次数最多的要数科佩良斯基中校。尽管中校本人矢口否认，“可是提审单上的纪录表明，正是科佩良斯基在处死瓦伦贝格的前一天审问过他”。
由于苏氏长期主管对外情报工作，接触到都是顶级秘密材料，所以他对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苏联高级司法官员、曾经参与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审判的维辛斯基，曾经在一张呈送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提出处死瓦伦贝格的建议。对此，莫洛托夫作了肯定性的批示。批示之后不倒两个月，瓦伦贝格便突然死亡。苏氏以其在情报机关工作三十多年的经验推测，瓦伦贝格是被转往试验毒药和毒气的特别囚室，在那里以治病的名义对他注射了致命的毒液。据苏氏发现的监狱医务部门的文件显示，关于瓦伦贝格的死亡，监狱医务部门的主任莫利佐夫向安全部部长本人做了汇报。根据命令，尸体不经解剖立即火化。不解剖的原因就是死者是中毒而死的。就在瓦伦贝格被杀害的同时，苏联的领导人还在继续使瑞典人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位外交官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掩耳盗铃的行径。苏氏指出，绝大多数的材料已经被销毁，“很显然，这是因为逮捕、杀害瓦伦贝格的直接倡议者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当时还在台上，且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地位显赫。签署逮捕瓦伦贝格命令的布尔加宁是政府首脑。而指示除掉瑞典外交官的莫洛托夫则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残忍地杀害中立国的外交人员，是斯大林政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个政权对内实行残酷的清洗，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和自由；对外则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四十年代苏军在卡廷森林枪杀手无寸铁的波兰战俘的事件，与苏联政府杀害瑞典外交官瓦伦贝格的事件一样，成为这个专制帝国永远不可磨灭的耻辱。作为一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悲惨地死去的瓦伦贝格，将如同圣徒一般，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重。
在幽深的历史隧道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秘密像蝙蝠一样栖息着。而阳光总会一点一点地透露进来。一个时代过去了，大多数老百姓参与了对那个时代的埋葬，虽然像苏多普拉托夫这样的“特殊人士”并不认同这一举动，但是历史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正义必将战胜强权、战胜暴力、战胜秘密警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邪恶与恐惧。
历史留下的每一块碎片，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照耀出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也许就是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的意义所在。
（本文刊载于《博览群书》，2001年第7期）
漩涡中的舵手
——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
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
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对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
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你们每个人的痛楚都引起了我心中的苦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心力交瘁，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
叶利钦请求他的人民原谅他。也许，依然会有不少人不会原谅他——那些在叶利钦时代失去权力和财富的人，以及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人。然而，更多的人会原谅他、会理解他、会支持他——那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那些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人。我相信，后者的人数会是前者的若干倍。希望回到那个一听见夜半的敲门便跳楼自尽的时代去的人，是极少数。
忏悔需要勇气，忏悔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呼唤。毕竟，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叶利钦是第一个公开忏悔并请求谅解的领导人。在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政权中，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全能的独裁者，他们或者牢牢掌握权力直到死亡，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丧失权力、甚至丧失生命。他们被官僚机器吸去了灵魂，他们本人也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
权力来自于阴谋，而不是来自于选举和宪法。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独裁者们，不必对空洞的“人民”负责——“人民”像渔网中的鱼儿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所不在的克格勃特务们监控着。一旦哪个“人民”有了不听话的倾向，专政机器立刻便将他送进集中营。从此，他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消失了。古拉格群岛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索尔仁尼琴的巨著所描述的，仅仅是它冰山的一角。因此，领袖是不会害怕“人民”的，只有“人民”害怕领袖。“人民”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把领袖的头像挂在厅堂里——很久以前，那儿是悬挂上帝圣像的地方。
当人间的领袖僭越了天上的上帝地位，将自己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的时候，老百姓的灾难也就降临了。差点成为神职人员的斯大林，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至死也不曾忏悔。他死去的那一刻，双目圆睁，似乎还想紧紧抓住那被鲜血浸透的权力宝杖。他带着他的罪孽直入地狱的最底层。
相比之下，叶利钦的讲话让我深受感动。叶利钦将自己恢复到一个有限的“人”的地位上。既然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也会犯错误，他也有自己的盲点和误区。叶利钦“退却”的这一步、“还原”的这一步，是平凡的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这一步，在俄罗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叶利钦玩弄的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是在作秀。也有人说，叶利钦以退为进，目的是让自己执政期间的失误不被追究。对于这些说法，我都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成功依靠的是胸襟和气魄，而不是权谋与机巧。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来自于荣耀的上帝。因此，他避免了像那些独裁者一样，“一不小心”就自我无限膨胀了，就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恩人和父母了。
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叶利钦讲话的场面。他因为悔过而自信，他因为坦率而真诚。他的眼神温和，他的银发“一丝不苟”。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愧疚也正是他的光荣。我想起了《圣经》中所说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5：13》）
是的，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要让民众恐惧，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让民众爱戴，却难于上青天。后者，叶利钦部分地做到了——至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做得像他这样好。
俄罗斯的将军们
叶利钦在书中写到了若干名俄罗斯的著名将领，有褒有贬，评价不一。像列别德、科尔扎科夫等身兼将军和政治家两重身份的高级官员，与叶利钦之间时亲时疏，有分有合，关系错综复杂。对那些已经分道扬镳的朋友和部下，叶利钦试图心平气和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直维持着一种政教合一的、军事独裁的权力体制。沙皇要保持绝对的权威，首先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而那些被推翻的沙皇，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没有跟军队搞好关系，而被自己豢养的近卫军拉下马、甚至处死了的。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是首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军队的哗变开始的。末代沙皇尼古拉，由逊位到被幽禁，由被流放到被枪杀，这样的命运，事前他岂能有所预料？
在斯大林时代，独裁者对待将军们的政策是“恩威并施”。对斯大林个人无限忠诚的、没有野心的将军，即使平庸和愚昧，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伏罗希洛夫；而那些个性鲜明、独当一面的将军，即使战功赫赫，也会招来功高震主之嫌，最后惨遭处死，比如图哈切夫。
军队与特务机关之间，相互独立而对立。两大势力都争着向斯大林献媚。就好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争先恐后地向大人撒娇、告状。斯大林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平衡术，有效地控制住了军队、控制住了桀傲不逊的将军们。他让克格勃监视军队，又让军队威慑克格勃。斯大林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或者听从军队的汇报，削减克格勃过度膨胀的权力；或者听从克格勃的汇报，将叱咤风云的将帅投进监狱。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纸空文，选举也是走走过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基却是军队和特务的暴力统治。
叶利钦在书中谈到一部俄罗斯著名影片《太阳灼人》。这部影片以冷峻的风格，细致入微地反映了斯大林时代对人性残酷的戕害，也揭示了斯大林“平衡术”的秘密。叶利钦特意描述了影片中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位红军将领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他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鼻梁骨也断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此人还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了：精神完全崩溃，禁不住地嚎啕大哭，鲜血、鼻涕、眼泪。这是谁干的呢？不过是三个克格勃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