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追问道：“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时代？一个勇于指挥千军万马、不畏世界大战，甚至期望这场世界大战的强人居然在瞬息之间变得一钱不值，消失了，而他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
原因在哪里呢？叶利钦有自己的回答：“如果颇有名望的红色将领不枪杀平民、不宣布对造反的农民和哥萨克采用全面的恐怖手段、不将某些社会阶层整个儿连根清除，也许，而后他们也不会可耻地被送上囚车？”说到底，还是将军们自作自受。他们背弃了人民，他们自己也沦落为独裁者的玩偶。
那么，在新的俄罗斯，将军们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一九九一年的“八月政变”，是一次企图将苏联拖回旧时代去的、不得人心的尝试。军方的高级将领们正是策划、支持与实施这次政变的主力。政变失败以后，军队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新宪法的规定中，军队成为一只真正的国防力量，而不再是国内权力斗争中的关键砝码。
叶利钦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期，万能的克格勃垮台了，政治自由在俄罗斯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许多戴着肩章的人各自采用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叶利钦揭示说：“九十年代初确实存在着军事叛乱、国内战争的危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避免了这种危险呢？
还是叶利钦解开了这个谜底——“是社会的内部稳定性起了阻碍的作用”。军人干政是专制制度自身孕育的一颗毒瘤，专制制度本身无法克服它。它将与专制制度相伴始终。而它的天敌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一道牢固的“防火墙”，正像叶利钦所说的那样：“年轻的民主国家很快就具有了抵制将军‘病毒’的内部免疫力，这些病毒就是骚乱、笼络平民的手段、立即成为众人统帅的欲望。新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和政策法规，的确构成了对这种危险真正的抗衡。”
适应新时代的新政治家，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坚定的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旧日在权术运作中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叶利钦认为，“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需要具备的品质不是善于跟踪敌人和把政界分为‘自己人’和‘异己人’的这种能力。”
当民主制度逐渐巩固之后，将军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岗位上。人民安居乐业，将军和士兵也各居其位。而叶利钦所期望看到的具有“高尚的气度、文化修养、某种内在的精神支柱”的新型的将军们，正出现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
透明的账户
在这本回忆录中，叶利钦公开了自己的私人账户。据我所知，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自己的财政状况的国家元首。
在沙皇时代，“朕即国家”，沙皇的私人财产与国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挪用国库的存款为自己修建巨大的宫殿。没有人敢于“说不”。给“家国不分”的沙皇当财政大臣，是一件真正的苦差使。
在斯大林时代，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简朴而严肃。这样一位领袖，大概不会有“贪污腐败”的行径。因此，有人说，斯大林的性格固然残酷而冷漠、斯大林的政策固然有过失误与偏差，但是斯大林本人是廉洁的、朴素的，他的个人生活是值得起推敲的。然而，许多曾经接触过斯大林的人士撰写的回忆录有力地否认了这一点。斯大林其实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即使在大饥荒年代里，斯大林在别墅里举办晚会，场面简直就是“酒池肉林”，连西方国家的来客也叹为观止。难怪受到斯大林热情接待的英国作家萧伯纳，回国之后会对媒体说：“谁说苏联饿死人了？苏联比英国还要富有。”
而在斯大林死后，警卫打开他的保险柜，发现里面有天文数字般的巨款。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领袖拿它又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得而知。这一细节充分说明：对于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国库与他私人的财产没有什么分别。苏联领土上所有的一切，都归他所有、都由他裁决。制度的不透明，使得帷幕背后、保险柜之中，都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贪污腐败之风到处盛行，被揭发出来的人也很少丢官，因为最高领袖本人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同助手讨论普通公民工资过低的问题，他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是靠工资过活的。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学去卸火车挣钱。知道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吗？卸下三个麻袋或箱子的货扔到那边，一个麻袋留给自己。全国的人都这样干的嘛。” 勃列日涅夫用一维系各级干部的不是理想和信念——他自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有实现的那一天，而是现实利益——也就是贪污腐败的机会。他知道，官员们越贪污，他通过克格勃掌握了他们贪污的证据之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忠心耿耿。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腐败风气。与热爱名车的父亲不同，她喜爱黄金、钻石和名贵的古董。她常常跟内务部长的妻子一起，到商店购买大批贵重首饰。她们的“买卖”闻所未闻地奇特，她们交给商店的不是钞票，而是两张纸条，上面写着保证近日来还帐，还有她们的签名。商店的经理吓得瑟瑟发抖。这个“近日”恐怕是遥遥无期的。
民主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必须像普通公民一样申报财产、依法纳税。在欧美国家，政府首脑这样做，不会得到人民的赞美——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那些在正在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领导人这样做了，却能够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对法治的完善及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在实行“阳光政策”的韩国，比如在与腐败作斗争的俄罗斯。
官员们财产状况的透明度与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两者是同步的。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指出：“民主依赖于消息灵通的民众能够参与公共政策，而又不担心回受到法律惩罚，除非他们的指责是恶意中伤，这取决于民众不在过度保密造成的无知状态中受到严重伤害。”在苏联时代，没有多少公民会积极参与投票等政治生活，因为高层人物的所作所为完全在黑幕背后。公众的冷漠是独裁者们逼迫的。因此，对于叶利钦来说，恢复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首先就得从自己做起。
叶利钦在书中坦诚地写道：
“我没有有价证券、股票和期票，没有位于国外的不动产和私人地皮，没有外国账户，没有宝石，没有油井，也没有游艇、飞机和直升机。我的妻子和女儿们从未在瑞士、英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里开过账户，从未买过外国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位于国外的城堡、别墅、地皮、工厂和矿井。所有一切都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
“那么我有多少钱呢？在这里应该用准确到戈比的数字来说话，为此我拿出我最后一次的收入申请表。截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在俄罗斯银行里我共有存款八百四十三万六千卢布。”
叶利钦也承认自己的富有，他不是一个虚伪的“仇富主义者”。作为总统，他有一份丰厚的薪水；作为作家，他有高额的稿费收入。“我的书在全世界出版。俄罗斯总统的存款全在俄罗斯银行里，这是应该的。”人性的本质就是避穷就富，只要财富的获得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是通过自身智力和体力的付出，那么富有就是无可厚非的。我一向厌恶那些描写某某高级领导如何勤俭节约的文字和影视作品。连国家元首也要穿打补丁的袜子，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他在作蹩脚的表演——他无比虚伪地在公众面前作“朴素秀”；二是说明他的无能和愚昧——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如此困窘的地步，难道还很光荣吗？
因此，叶利钦的“敢于言利”，恰恰表明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世俗的人。同时，他也公开宣布：“我和我的家庭从未在私有化过程中得到过任何收入，也从未利用我的职务或‘影响’在任何一笔交易中获过利。”有多少国家元首敢于问心无愧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两位总统的恩恩怨怨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的总统。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旧世界的终结者，那么叶利钦就是新时代的开拓者。这两位总统，各自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就好像接力赛中两名交换接力棒的运动员。
可以说，没有戈尔巴乔夫也就没有叶利钦。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青睐，叶利钦才得以从地方官员飞速上升到首都莫斯科第一把手的职位上；也正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打压，叶利钦才真正下决心迈出苏共，成为党外的政治中心和民主的精神象征。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叶利钦也就没有戈尔巴乔夫。正因为叶利钦的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才得以挫败保守派的“八月政变”，使戈尔巴乔夫开创的改革事业急速向前推进；否则，戈尔巴乔夫很可能重蹈当年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的覆辙，一生功业也就烟消云散。
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写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几乎是同龄人，尽管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戈尔巴乔夫富于灵活性，善于望风使舵；叶利钦则恰恰相反，比较耿直，甚至有些单纯，然而充满强烈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历史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了他们；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亲密的战友”。
当叶利钦走出叛逆的一步时，戈尔巴乔夫对他毫不留情。在戈尔巴乔夫的授命下，党内组织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这种严酷的批判，让叶利钦心脏病严重发作，并被送进了医院。第三天，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命令无法起床的叶利钦去办理撤销其党内职务的手续。在苏共党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自愿退出”神圣的政治局的情况——这表明铁板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隙。戈尔巴乔夫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休想讲什么自动辞职，只能是被可耻地赶下台！”
短短四年之后，主客之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易位。叶利钦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而戈尔巴乔夫则黯然离去。叶利钦也得意地报了昔日的一箭之仇：他规定了苛刻的期限，让戈尔巴乔夫立即离开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总统办公室。
但是，叶利钦毕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仅仅逞一时之气，最后受到侮辱的还是自己。于是，他严肃地考虑起前苏联总统的命运来。必须给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依法提供个人保障。叶利钦写道：“我们有必要开创一个对下台的重要政治人物采取尊敬而公正态度的先例。我尽力去做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不仅对于某些个人，而且对于国家也是有必要的。”
于是，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国家官邸、别墅、小轿车、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从此，在俄罗斯，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尊严、失去幸福。权力对于权力的拥有者来说，不再是生命的全部内容。戈尔巴乔夫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并以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外的讲坛上。他比被放逐到遥远的水电站的马林科夫幸运，也比在监控中郁郁而终的赫鲁晓夫幸运，他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利。戈尔巴乔夫在新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以后，叶利钦也将在民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这种制度的建立，给俄罗斯年轻的民主制增添了一道保护色。
叶利钦当政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曾经不止一次两次地出现过报告，称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旅行时以及在其所写的书中总是批评新俄罗斯的政策，总想利用对叶利钦的批评捞取政治分数。也有人想鼓动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惩罚”。但叶利钦坚决地拒绝了。尽管叶利钦“坦率地说，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但他更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正常生活的条件，是否能够自由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参加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这一切对于他自己、对于整个俄罗斯以及新的民主进程都非常重要。”
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公民权利的保护，其实也是对自己公民权利的保护，他自己也将有退休的那一天，也将有成为普通公民的那一天，也将面临着怎样处理与继承者关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权利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利是一致的——如果今天受到伤害的是戈尔巴乔夫，那么明天受到伤害的就有可能是叶利钦自己。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俄罗斯还不稳固的民主制度。
八年没有见面了，这对交织着恩恩怨怨的总统。在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世的时候，叶利钦的夫人奈娜去参加了葬礼，代表丈夫表达对这一痛苦事件的同情。奈娜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次关系中断很久以来的第一次会面，是真切而诚挚的。叶利钦充满真情地写道：“今天，公众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有所变化。人们原谅了他的许多所作所为。而且，在赖莎过早离开人世以后，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对前任国家领导人表现出了朴实而温暖人心地同情和理解。”人心都死肉长的，在长期的相互敌对之后，两名总统的关系终于开始有所缓和。“无情未必真豪杰”，比政治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人天生的同情心、爱心和怜悯。
是的，如果有同情、有理解、有爱、有信心、有真诚、有勇气，领导人和他的公民们，舵手、船员和乘客们，终将与国家民族的巨轮一起，驶过历史与现实的惊涛骇浪，抵达一个安全与温馨的港湾。
白发的芬芳
“白发的芬芳”是俄罗斯女诗人吉皮乌斯一篇回忆文章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词语，它有色彩，有气味，更有色彩和气味共同营造出来的悠悠意境。它就像一只纤纤玉手，温柔地熨帖着卷了边的、有折痕的心灵。
吉皮乌斯是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她身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更迭时期。既看到旧文学最后一抹“夕阳无限好”的余晖，又感受到新文学雨后春笋般的勃勃生机。在这篇回忆录中，吉皮乌斯记述了少女时代见识过的俄罗斯文学的泰斗们，描绘了老人们“芬芳的白发”。她是如此的幸运，居然亲眼见到了那些已经沉淀在教科书中的大师们——想想看，与从小就在书本中见过面的大师们无拘无束地交谈和交往，是一件多么奇异与美妙的事情啊。
当时，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是一对只有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妻。虽然年轻，他们已经在“白银时代”的天幕上展示出了各自惊人的才华。他们的家庭沙龙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他们也频频出席其他名人雅士组织的沙龙、舞会和诗歌朗诵会。这两个喜爱交际的年轻人与老中青三代文化精英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吉皮乌斯笔下，每个老人都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在她的眼里，老诗人普列谢耶夫“全白的长髯一直垂到坎肩上，很有气派。五官端正，略微有点浮肿，高贵的鼻子和似乎很严厉的眉毛，可蓝色的眼睛却透出一种俄罗斯式的温和。”普列谢耶夫还是一个贪吃的老人，“他把莫斯科家里的甜馅饼全吃光了”。
诗人和翻译家魏因伯格是受到吉皮乌斯尊敬的另一位老人，“他对文学的柔情绝对不只限于书本”。虽然年纪很大了，老人还是不断出席一些委员会的会议，夜以继日地在基金会里工作，接待作家，为处于困境的人筹措贷款。他耐心倾听每一个来访者的陈述，即便是对那些写作狂也一视同仁。必要的时候开几句玩笑，但总是带着快乐的、善意的幽默，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
这些可敬的老人们都是孩子，是纯净的、真诚的、热情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孩子。他们不世故、不狡猾、不愁苦，他们坦然地面对衰老和死亡，欣喜地享受自己拥有的每一天。他们在诗歌和艺术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智慧和创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他们会在朗诵完一首诗歌以后放声大哭，他们还会用拐杖在地板上打出节拍来应和舞会上的音乐。在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之后，年龄、地位、权力和面子都不存在了。这些老人摆脱了身体和物质的限制与奴役，每一根白发里都散发着生命的芬芳。
在文章的最后，吉皮乌斯使用了最多的篇幅，深情地描写了“整个世界都知道的白发的芬芳”——托尔斯泰。当时，梅列日科夫斯基出版了三卷本的著作《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书中对托尔斯泰有不少严厉的批评。两个年轻人想倾听托尔斯泰的反馈意见，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提出了拜访的要求。很快，他们收到了邀请，而且还附了交通路线图！
那一刻终于来临了——当吉皮乌斯和丈夫在饭厅的桌子上落座之后，托尔斯泰出现了。老人比想象中的矮小和削瘦得多。吉皮乌斯刚好坐在老人的对面，她将这位俄罗斯文学中的神话人物好好地打量了一翻——“灰色的短衫，罕见的白里透黄的大胡子，浓黑的眉毛不是威严、而是忧伤地悬在深陷的眼睛上方。孩子般的眼睛是浅蓝色的。”托尔斯泰宽容地倾听着年轻人激动而尖刻的谈话，一直像祖父般慈爱地微笑着。
那天晚上，吉皮乌斯和丈夫住在了托尔斯泰家。第二天早晨八点，当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在前厅遇到了老人。老人刚刚散步回来，情绪饱满，精神焕发，戴着白色的羔羊帽子，他声如洪钟地对年轻夫妇说：“我敲过你们的门，想找你们一起出去走走，可你们还在睡觉！”
到了离别的时候。马车准备好了，托尔斯泰走到门口台阶上送客人。吉皮乌斯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述那分别的一刻：“夜里下过雨，湿漉漉的草闪闪发亮。阳光下，托尔斯泰白里透黄的大胡子也在闪闪发亮。我们上车时，他的眼睛眯缝着，是那么和蔼可亲。”在清晨的微风中，托尔斯泰那飘逸的白发永远定格在吉皮乌斯的心中。
几十年以后，当吉皮乌斯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她更为深切地理解了白发的涵义：“如果说俄罗斯当时的儿女中有很多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年华，如果说年老时他们的白发散发着芬芳，这莫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埋藏着宗教真理的种子？不必自欺欺人，没有坚实的老根，长不出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幼芽。”她在异国他乡遥望着回不去的故土，老人们坟墓上的青草已经很深了。是的，“没有必要再回到老人那里。没有必要重复他们走过的路。但有必要‘向他们索取’。索取，然后继续前行。或许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不要惧怕，不要迟疑’。”
回过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能够闻到“白发的芬芳”。我们身边的老人，要么太世故了，要么太悲观了；要么对青年人不屑一顾、甚至压制打击，要么对自身利益辎珠必较、拼命捍卫。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少有维系童心的老人，少有奖掖后进的老人。
我遇到的最让我感怀的“芬芳的白发”，是北大的老校长丁石孙教授。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千里迢迢赶回母校的老校友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丁校长。一位也已经满头白发的老校友动情地说：“我们要去问候丁先生，不是因为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这句话让我感叹了很久很久。是的，“老师”这个称呼里包含的尊重和敬意，超过了任何一个显赫的职务。我曾经拜访过丁先生，他那简朴的居所一点也显示不出他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丁先生最喜欢谈论的还是北大的事情，谈论那些可爱的学生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眉飞色舞。我们告别的时候，虽然年近八旬的丁先生有一条腿走路不太方便，却执意要送我们出门。在昏暗的楼道里，他那茂盛的、一丝不苟的白发和淡淡的微笑绽放出了非凡的魅力。
那一刻，吉皮乌斯的说法油然浮上我的心头——“白发的芬芳”。
生命中能够遇到“白发的芬芳”，什么样的漫漫寒夜不能熬过呢？
第四辑 曾经的校园
走不完的“五四”路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进行一次坦诚的、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声明，今天我并不是来给大家作一个演讲或讲座的，我跟大家是同龄人——我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二十六岁，比在座的大家也就是大两三岁、三四岁而已。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多多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不要成为为一个人的“一言堂”。（鼓掌）前面我将作一个简要的发言，后面的一半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批评，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以前我特别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尤其是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也就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才有一些机会到公共场合讲话。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看过我的书朋友，可能已经从我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口吃的人》的文章，我从小是比较口吃的，口吃也成为我自卑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特别怕在这样大的场合、对着这么多人讲话。（众笑）
不过，我认为，口吃更多的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我认为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口才不是最重要的，真诚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以最真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不真诚，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不愿意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掌声）
我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二是广播学院的性质。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传媒时代，而我今天来的是中国著名的广院，广院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中坚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离开媒体这个中介。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而且也希望明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机会进入传媒中或者部分参与媒体的运作。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人生选择呢?这跟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八十年代末年到今天，这十年来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不断退却到社会的边缘，文化人不断收缩回自己的书斋，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高等学校里面的著名教授们，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想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广大的老百姓不会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苦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而老百姓面临的切实的难题，又没有几个学者主动去关注。
这种状态这跟八十年代非常不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跟大众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高等学校尤其起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却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反过来再把历史往前推，推到八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当然它的很多意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愿意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我觉得，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空前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传媒之中，进入报纸和刊物里面。在此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一个全身心进入报纸和刊物、并领导一个时代舆论方向的大知识分子，应当是梁启超。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我把梁启超作为一个上个世纪之交的“枢纽”式的人物来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近代传媒业进入中国。在当时的传媒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报纸。梁启超是第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报之中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报纸、瞧不起传媒，他们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梁启超是第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叛逆者”。从他的青年时代、二十多岁起——在戊戌变法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此之后他流亡到日本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世，这三十多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之中。
梁启超对中国对社会的推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动以及把西方的先进观念引入到中国来，可以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现在学术界对他有些批评，说他的东西比较浅薄、疏漏较多等等。我对这些看法不太同意。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讲，梁启超当然没办法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成就相比，但他对新闻工作的投入，起到了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学术大师。梁启超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时代，他更有一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看重他的心灵的质量甚于看重他具体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生产的水平。我认为，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范例。
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梁启超的传记，题目就叫《传世与觉世》。用“传世”与“觉世”两个概念来概括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挣扎，他承受着两者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和引力。“传世”就是写大部头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著作，像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觉世”是“觉醒”的“觉”，也就是启示、唤醒这个社会，作启蒙和宣传的基础工作。到底是在报刊上写“觉世”的时事评论、写通俗的启蒙文章好、写杂文好，还是写那种大部头的“传世”的学术著作好，在现代中国，每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取舍的选择。梁启超的一生也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波动。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选择那一个。但是，最后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觉世之作”。
同时，我也认为，“觉世”和“传世”这两种文体之间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传颂一时，当然算是“觉世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少年朝气、青春活力以及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百年之后依然魅力不减。这难道不也是一篇“传世之作”吗？显然，《少年中国说》比梁启超本人的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探究完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我再回过头来谈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愿在硕士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学校里，继续念博士，然后当讲师、当副教授、当教授、当博导。我没有兴趣走这条道路，我觉得，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众笑）
我希望明年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大社会”之中，跟传媒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传媒时代，我们不可能故作清高地拒绝传媒。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不利用传媒、拒绝传媒，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写一部书稿出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知识分子和传媒要合作，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首先，媒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其次，你在利用传媒时，传媒也在利用你，传媒对人的扭曲非常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先要想好：个体在媒体终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个人要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人格的底线不能跨过，这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你可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作一些妥协，但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能在跟传媒的合作中消亡。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到传媒之中。比如鲁迅，办了很多文学性的刊物；像胡适，办了《每周评论》等政论刊物；像陈独秀，办了名震一时的《新青年》；像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张元济等人，也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中的翘楚。他们深深地介入到传媒当中，而且确实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据我所接触到的传媒界，优秀的人非常少。特别是高校里面的学者、教授，对传媒都抱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时代是浮躁的，而传媒又处在时代的最前线，所以传媒中体现出的浮躁更会令知识分子反感。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介入到传媒中去，包括我接触到的很多第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都对传媒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好像与之不共戴天一样，声称决不跟传媒来往。我觉得，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正因为传媒里面缺乏优秀的人、缺乏第一流的人，所以传媒现在的状况才会很糟糕。也正因为传媒的状况很糟糕，才更需要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加入进去，对它进行提升、对它进行改造。我认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分子，应该更多地关注传媒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后很多都要进入传媒，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携起手来，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掌声）
我对五四、对晚清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钻故纸堆的兴趣，而是“以史鉴今”的兴趣。我认为，戊戌变法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没有戊戌变法也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戊戌变法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最近刚完成一本名叫《尴尬时代》的、带有学术风格的随笔集，它跟我前期的几本书有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写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等，比较多地体现出我的社会批判的方面，而《尴尬时代》跟我的专业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一些。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国人的生命形态的转型，来透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其他方面。
我的研究材料是清末民初的笔记野史。鲁迅先生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存在于中国的笔记和野史之中，二十五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我研究那个过渡时代，最能体现历史真相的是文人的笔记。通过对晚清文人的一百多本笔记著作的阅读和比较，我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钩沉，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从中提炼出很多细微的“点”来，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作文章。
为什么要从细部入手呢？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家都喜欢谈大问题。我到北大研究生论文库里去看，很多人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甚至做本科论文，一开题的题目就是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东西文明比较，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大而无当的。很多文章都是表面上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就像空对空导弹一样。（笑声）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好方法，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法。我喜欢从细部的问题、也就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非常欣赏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起步，就好像打一口井一样，必须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地打下去，才能打出一口甘甜的井水出来。
在《尴尬时代》中，我针对笔记野史中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分析。比如，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交谊舞传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交谊舞刚刚传入的时候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国家划了许多租界。最早是在租界里面设立跳交谊舞的舞厅。当时有许多文人居住在上海。上海聚集文人，是中国近代化、城市化的一个侧面。当上海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江浙等附近几个省的文人就集中到了上海，因为上海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的享受。这些文人都观察到了舞厅这个现象，他们在笔记中有较多记载。其中就有好几个材料显示，他们对西方交谊舞这种娱乐和社交形式，总体上是反感的，甚至进行恶毒的谩骂。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有伤大雅。把古代圣人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都给打破了，那还了得！（笑声）他们说交谊舞如何如何不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起着破坏的作用……这一类记载非常非常多。
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再看迟了二三十年的一些记载，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们的口气，在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软弱了。当时，舞厅已经从租界向整个上海市区发展，甚至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另外的一些大城市里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上层社会的很多人士都接受了交谊舞这种娱乐方式，并且把它作为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交谊活动。所以，这个时候，文人们的观点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思路跟这篇文章都差不多，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细部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方开始，进而透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
表面上看，我是在谈历史问题；实际上，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很强的当下性。我在谈历史问题的时候，根基扎在现实问题之上。我很喜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再谈一个例子。还有一篇文章，谈晚清治水的问题。从古代以来，中国的水患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更是老百姓的“灭顶之灾”。苏联有个名叫魏特夫学者，有一本名叫《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魏特夫在这本书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在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而在西方却始终没有形成这种制度。欧洲面积与中国相当，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整个欧洲就是一张分裂的政治版图。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一直到今天的欧盟，都想把欧洲拼合成一块完美的、统一的政治版图，但迄今为止谁都没有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呢？
魏特夫从中国黄河的水患着手来解释，中国的水患非常厉害，要抗拒洪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中国的所有资源调动和综合起来。譬如战国时候，黄河水患一来，分裂的小国各自为政，完全没法控制庞大的“母亲河”。可以设想，那个时候，黄河的上游是一个国家，中游是另一个国家，下游又是一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迅速作出共同的反应。在这种状况下，要把这几个国家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里全部调动起来、把洪水制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有效地把黄河治好，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早熟，都要庞大、复杂和精密。
到了明清，政权的专制性质进一步加强。同时，因为水患的日益严重，政府专门设置了河道总督的机构和职位。在明代，河道总督的地位，比一个省的巡抚还要大，到了清代，河道总督就变成两个了，一个是负责长江，一个负责黄河，他们的手上都掌握了庞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同时也成为国家腐败的“重灾区”。于是，水患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体，中央又设置专门的官员和组织，而绝对的权力又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历史便陷入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
以前，我总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却连长江两岸的大坝都修不好？长江洪峰期间，朱镕基到九江去视察，痛骂当地的大坝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却连堤坝也修不好？
当我接触到很多记载晚清河道总督生活的笔记时，问题顿时迎刃而解。在笔记中，有很多地方谈到河道总督如何贪污、如何腐败、如何挥霍，并且有许多细致入微的情节。比如写河道总督请客人吃饭。有一个小故事。为了显示尊重，他要请客人吃猴脑，怎么办呢？他派人到四川的大山里去抓一种很名贵的猴子，抓到以后专门运到河南。那时河道总督在河南郑州附近办公。他们特别制作一种桌子，在大理石的圆桌中间打一个洞，洞的大小跟猴子的头差不多，然后让猴子的头从桌子中间伸出来，在下面把猴子的四肢紧紧捆住。等客人围着桌子坐好以后，再让差役拿一个铁锤，把猴子的头敲开一个洞。此时此刻，猴脑还是热滚滚的，仆人用金调羹给每个客人各人分一点。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众叹息）
像这一类的记载还很多，比如他们吃有一种叫“鞭猪”的美食。在猪还很小的时候，就用精细的饲料喂养。喂大以后，到了要吃的时候，就把猪放到一个大厅里，再把大厅门关起来，派差役拿着长竹杆进去，不断鞭打这头猪。猪遇到鞭打就奔跑，差役就跟在后面跑。一个差役跑累了之后，再换另一个差役。直到把这头猪活活累死。累死以后，因为是强体力活动、不断奔跑给累死的，所以它的肉就跟骨头脱开了，这种肉炖着吃据说非常好吃。（众叹息）
这样的胡吃海喝，朝廷无论发放多少资金，大坝都不可能修好，老百姓也就只能顶着“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掌声）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就可以透视当时社会的腐败。这不仅是人性的腐败，而且是制度的腐败。河道总督享有对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支配权，而这种权力又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来制约，他能不腐败吗？《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多次采访抗洪的新闻，对此深有体会——治水是观察中国社会弊病的活的标本。
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这本书，表面上看是在写晚清的事情，实际上却字字都有现实针对性。我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上比对我自己的专业——文学——的兴趣还更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千多年不断地改朝换代，以暴易暴，一直换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历史，虽然有不同的朝代，但使用却是同一个剧本。从先秦演到当代，剧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情节推进、人物设置以及开头结尾都一模一样。所变换的也就是几个演员而已。每当我对很多现实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我便尝试从历史中找寻答案，这一方法屡试不爽。
在这一系列情节相同的戏剧的间隙里，却有一个瞬间的“异数”，这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文艺复兴”。虽然九十年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运动提出一些质疑，但我个人依然对它给予正面的评价。著名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末出国去以后，出版了一本名叫《告别革命》的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应当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革命负责，五四运动切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断裂。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文化的载体是人，好的文化是让人生活得自由和快乐的文化，坏的文化是使让生活得艰苦、束缚人的文化。而五四文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让国人告别过去那种人吃人的生活、野蛮的、暴力的生活，进而让国人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民主社会、公民社会。
今天，不是我们走得过了头，而是我们背离了五四的道路。今天，不是到了超越五四的时候，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重走五四路”的时刻。（掌声）
下面接着谈我对自己的作品的定位。自从第一本书《火与冰》出版以来，受到很多青年朋友的喜欢。到了现在，《火与冰》这本书已经发行了超过五十万册的数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赢得这样多的读者。我原来认为，这是一本写给少数几个“知己”看的书。后来，我对这一结果进行了一些思考。《火与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但我老实地说，实际上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我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完全是我自己所说的话。相反，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言论，五四时代那一代人已经说过了，甚至八十年代的那一些人也已经谈过了，他们谈得比我更精辟、也比我更深刻。然而，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样喜欢我的这本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话的书呢？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对我的文章的定位有关。
我的文章是一种“青春文体”。这种文体恰恰是九十年代很难找到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坛和学术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老人文明”、“老人文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唱主角的都是一批老人，年龄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更老的老人。他们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老人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许多深刻的思想结晶、他们的许多非常的人生体验，是我们青年一代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的。但是，我又认为，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完全让老人来占据，总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的生命力，不应该体现在老年一辈的身上，而应体现在它最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青春文化、青春气息乃至青春文体都没有了，现在大家喜欢读的，一个一个数下来几乎都是很老很老的人所写的文字。像钱钟书、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甚至余秋雨——我觉得虽然余秋雨的年龄虽然还只是中年，他只有五十岁多一点，但他的整个写作心态、他的情感状态、他的文字布局、他的思维方式，都体现出“老年文体”的特点。 比如，他跟我一样，虽然同是在谈一个历史问题，他就比我缺乏青春之气、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缺乏对当下环境勇敢的应对。在九十年代以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家没有读到过类似于我的这种有青春活力的文字。突然一下读到，就觉得有新鲜感，像是在沙漠中发现一块绿洲，受到很大的震撼。尤其是青年读者，在接受我的时候，有很大的亲和感。
同时，我再反过来看，我的得到大家普遍欢迎和赞扬的那一类文章，以及现在评论界比较看重的文章，都是那些锋芒比较直露、情绪慷慨激昂的文字。而实际上，最接近我生命中本真状态的，不是这些社会批判的文字，而是我的那些抒情散文，那些温柔的、深情的文字。在尖锐激烈的背后有爱，尖锐锋利才不至于“走偏锋”。但是，评论界包括大多数的读者，认真阅读我的抒情散文的人不太多，而对其进行讨论的更少。
从这个角度上看，外界对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我并不是那种性格外向、怒发冲冠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平和、敦厚的人。我认为，我的性格更接近胡适、沈从文，而跟鲁迅激烈的性格相差较远。我的文章与我的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许多跟我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说：你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余杰”不一样啊，怎么显得如此文弱、一点也不张狂啊？（众笑）这正说明他们没有完全读懂我。我的那一类抒情散文，恰恰是那些文化批判类文章的“底色”。如果没有这种温柔、悲悯的东西作为“底子”的话，那些尖锐的东西背后，就缺乏一种“源头活水”，缺乏一个有机的、鲜活的文化资源。这样作为一个作家、乃至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在精神上是不太健全的。
我先讲这么多，似乎讲得已经太多了。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我把剩下的一半时间留给大家。在我的刚才闲聊的内容中，大家可以挑一些感兴趣的来提，我不一定能够给出好的答案，但我愿意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研讨。我特别希望大家对我的书中、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不同的、批评性的意见。我希望我们的心灵之间能够撞击出火花来。这样，我也能够有巨大的收获。
再次谢谢大家。（掌声）
问：今天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请问余杰先生，在建国五十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老生常谈民主与科学?
答：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走过这么漫长的八十年以后，五四高举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落到实处的地方还非常少。我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现在所面临的使命和危机，比起五四时代来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沉重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隔膜，比鲁迅那个时代还要大。对于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来说，我们的遭遇比鲁迅还要困难和尴尬。鲁迅的小说《药》中提出这么一个命题：民众为什么要吃拯救他们的先行者的人血馒头？华老栓他们吃夏渝的人血馒头，是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对于这种愚昧，我们应该给予悲悯和同情。但是，走过八十年以后到现在，鲁迅提到的吃人血馒头的现像仍然存在，而且比那个时代更加可怕——现在吃别人的人血馒头并不是出于愚昧无知，而是出于本身的邪恶、以及自身的利益。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对北大现状提出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然是出于善意、出于我对北大的爱，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揭示而解决之。没有想到，这些文章引起了北大团委、学工部等机构中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对我个人进行大字报式的“批判”，通过种种手段向我施加压力、罗织我的罪名。其实，我知道这帮人心里对我所说的问题清楚得很，说不定想法是和我的一模一样。他们虽然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为了在仕途上的发展、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实际利益，他们依然要压制不同声音的存在。他们吃人血馒头，显然就不是出于愚昧，而是出于狡诈和邪恶。出于狡诈和邪恶的原因去吃他人的人血馒头，我认为比鲁迅那个时代更加可怕。
现在，即使在北大这种地方，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所存留的已经很少了。比如去年，北大的校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一个学校校庆的庆典居然到人民大会堂去搞，渴求政府和权力来肯定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我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哈佛大学校庆，会不会想到要到美国国会山庄里去搞呢？在我看来，学术跟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学术必须有它自身的独立性，一个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不需要领袖、不需要权力来给一种肯定性的评价，最后的评价在公众那里。
然而，现在中国的大学也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大学校长们身上学者风范和教育家的气质都已经没有了，像的蔡元培一心一意办学的精神也没有了。蔡元培当年办北大、办教育、办中央研究院，把北大和研究院看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来看待。蔡元培全身心地投入到办北大之中，一心想怎么把北大办好。但是，今天的某些大学里的官员，仅仅把在大学当官作以后在仕途上发展的一个“跳板”。这是他们与蔡元培之间最本质的不同。
谈到五四精神的失落，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前段时间，我曾经参与帮助一个电视台制作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片子。我担任总撰稿。我不得不回避某些敏感问题，而只是力求真实凸显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在片子制作好以后，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审片。没有想到，某领导在审片的时候，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个片子里面不能出现涉及胡适的内容，胡适是跟着国民党走的，是国民党的走狗。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够宣传。怎么，还有张国焘？他不是叛徒吗？我们怎么能够出现叛徒的镜头？”这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说话方式，我不禁感叹：跟这种愚昧而顽固的人，怎么能够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呢？他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懂得尊重，只知道用权威的口吻来说话，他不知道他的思想已经成了僵硬的化石。我当场不客气地指出，我并没有全面评价胡适和张国焘的历史地位，只是客观描述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所作过的事情，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那个高级官员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又无法跟我辩论，大家跟我使眼色，我却假装没有看到，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不用太讲礼貌。（掌声）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我没有办法扭转的：这个片子里谈论胡适的内容，全部都被删改掉，而张国焘连面都没有能够露一下。这种强迫性的、不讲道理的“阉割”，令我非常痛苦。我相信各位同学以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会经常遇到这样多事情。如何在一定的妥协中保存自己的思想，这是现实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严峻考验。（众叹息）
这次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央研究院，在选院士的时候，大部分人选都是比较倾向国民党的学者。在官方拟名单的时候，就没有郭沫若的名字。这时，胡适表示不同意。他指出，尽管郭沫若是极力的批判国民党政策的、跟共产党很亲近的学者，他的政治见解跟我们不一样，但他在学术上、尤其是在考古学上很有成就，确实是本世纪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既然我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要推举历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就不能没有郭沫若。如果没有他的话，研究院的学术权威性就丧失了。于是，胡适为这件事专门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后来，蒋介石作了明确批示，同意将郭沫若列入院士名单之中。可以说，郭沫若的院士名额是胡适为他争取来的。现在，把胡适的这件事情与我在电视台碰到的那件事情相比，我觉得心里非常耻辱和非常悲凉——五四运动过去了八十年，我们再来纪念它的时候，居然连胡适的名字都不能提，这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掌声）
问：好像你在文章中对钱钟书有一些批评，能不能请您在这里谈一谈对钱钟书的看法。
答：我在两本书中都谈到过自己对钱钟书的一些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围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原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阅读中，这本书都像从来不存在过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自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以及优秀作品还算是读得比较多，但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有《围城》这本书、不知道有钱钟书这么一个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本书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受到评论界非常高的评价，然后拍成电视连续剧。紧接着，钱钟书其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像《管锥篇》、《谈艺录》这些，也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后好评如潮。
被掩盖的金子，总有浮出历史水面的一天。这种现象在文化史上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把钱钟书看成这个时代唯一的文学大师和学术大师，我觉得这个评价不太妥当。包括对《围城》这本书，我承认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但从心底里说，读完两遍之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它。
钱钟书在写作这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最艰难的时刻，中华民族面临一个亡国灭种的时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从海外留学回来不久，就写作这么一本书，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持一种嘲讽和调侃的态度。从官员到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到最底层的民众，都没有正面的描写。小说写方鸿渐逃难的那一段，即使写到马车夫、客栈的主人、农民和逃难者，都是无一例外地抱冷嘲热讽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抱这种态度来写作，因为中国的国民性问题的确非常严重，但我觉得在嘲讽之后，必须还得有一种东西，一种大悲悯、一种宗教般的关怀和同情。这种悲悯、关怀和同情，在钱钟书的作品里，包括《围城》在内的许多作品里，都很难找到。
但是，我读鲁迅的作品就体验得非常真切。举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就是鲁迅在写《藤野先生》的时候，其中就有寥寥的三五句话吧，写他一抬头，看见挂在墙上的藤野先生的照片，就想起当年受教于藤野先生的岁月。我读到那一段话，心里非常感动，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在整部《围城》中，我没有发现有像一个这样的段落。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与自己的同胞一起共同度过历史的苦难、一起反思残酷的现实。当然，你实在不愿意承担、你要当鸵鸟也可以，这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对那些艰难地承担历史苦难的人，都以一种事不关已的旁观者、局外人的态度，来进行刻薄的调侃，我就觉得这种思维有很大问题。何况还有人说，《围城》小说的人物，影射了当时在流亡的西南联合大学中若干与钱钟书不和的学者，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认为作者就太不厚道了。
八十年代末以来，钱钟书晚年的很多表现，我也很不喜欢。前两年，某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钱钟书在《管锥篇》中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批评。这是两个山东的青年学者、两个刚刚毕业的博士联名写的短文。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鸣。虽然人家是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你是成就卓著的老人，但在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钱钟书处理得很不好。据说，钱钟书让夫人杨绛女士通过特殊渠道，把这篇批评文章送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然后，通过这个高级官员来对两名青年学者进行打击和压制，导致他们的职称评定被冻结。我认为，这样做就成为一个“学阀”了。钱钟书已经有了尊崇的学术地位，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从这个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内在的缺陷性。
问：学术界有很多人批评你的文章偏激，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答：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批评文章中认为我的观点“偏激”。什么是“偏激”？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偏激的地方，我的每个观点都是经过自己的选择和思考，经过比较周密的论证得出来的。当然，因为人生经历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肯定不可能每个观点都是对的。
我回头推敲自己的几本书中的内容，确实也发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存在着前后不一样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我会不断修正提高自己。但是，我认为这些缺陷不是致命的，用比较自信的说法就是“瑕不掩瑜”。我认为，对于一个作者和一篇文章，最重要的看有没有提出同代人没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对同一个问题，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存在。但是，这恰恰是我们这几十几年来教育的最大的缺陷。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物、对一篇文章，老师从小就告诉你，必须只能有一种看法。我认为，我自己所努力做的，就是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发大家，把原来一元化的思维模式给突破掉。
我的文章有缺点，有情绪化的地方，但并不偏激。我只是说出了部分的真话而已。那些给我戴“偏激”的帽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些看见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却一言不发的人。当一个孩子说出真相之后，他们才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于是皇帝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开始向孩子扑了过去、准备惩罚孩子了。（掌声）
问：现在有很多人批评说，你文章中的很多观念，只是对鲁迅先生思想的一种机械的重复。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把鲁迅先生当作我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不说这叫“崇拜”，我只是说“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我的许多想法，确实是从鲁迅的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发现自己能够超越鲁迅的地方，确实像许多评论文章说的一样，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不仅是我的悲哀，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鲁迅先生提出那么多学术的、思想的、文化的、很多范畴的命题，到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连他提出问题的深度我们也没能超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这几代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命运。本世纪，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就是鲁迅先生；但是，我们只有他一个人值得我们骄傲，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百年来中国最大的悲哀吗？（掌声）
鲁迅当年热情呼吁“精神界之战士”的产生，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的、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掌声）
问：听说最近你与几位同学和陈平原教授一起在地理意义上“重走五四路”，这算不算是一次“行为艺术”呢？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答：前几天我跟我的研究生导师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教授、包括我们几个同门的师兄弟、师姐妹，亲身实践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坐车从现在的北大到老北大、也就是沙滩的红楼。然后，我们从红楼步行到天安门，接着再从天安门走到五四时候学生们烧赵家楼的地方。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查找很多史料，画出一个当时学生游行的路线。这样才开始沿着当年的那条路脚踏实地地走了一遍。陈老师特别强调“触摸”当时的历史境况，因为仅仅看材料、看回忆录、看文字资料，始终有一种比较隔膜的感觉，如果能够沿途走上一圈，感觉肯定不一样。我们找到了许多当年的历史遗迹，像原来的美国使馆、日本使馆，现在都变成某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宿舍了。一路上，我们不断参照当年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不断停下来谈论和问路。走了这一趟，我自己的感受非常深刻。
我不禁想，我们今天重新走五四的道路，但是五四的那些命题，可以说已经走过八十年，这些命题实现没有呢？没有实现，我们交了一张白卷。所以，我们最迫切需要做的还是五四那代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
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沉下心来，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选择的是文化启蒙、文化传播的工作，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先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梳理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公民权利……表面上看，这些观念进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实际上还像是游离体一样，就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而不是像盐融入水里一样。这些观念还远远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中的“有机体”。
我认为，做这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工作，比从事一些实际操作的工作更重要。中国没有经过西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样一次漫长的文化转型，西方的文化转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参与，工作做得非常充分。而我们呢？这一百年循环往复的历史，是暴力取代暴力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经济发展被打断、文化被毁灭、民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到了最后，任何收获也没有，我们又走到起点上去了。
我赞成走改良的道路，我赞成用一步一步的、渐近式的方法，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改良不改良，这件事不是知识分子说了算，还是权力者说了算，愿不愿改良还是他们的事。就像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发动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却不愿意出让一点点的利益，他们把改革扼杀在摇篮之中。现在，我们只能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能不能发挥作用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前一段时间，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对五四运动进行一种所谓的“反思”，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刘再复和李泽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说五四运动带来激进主义，救亡把启蒙压倒以后，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层面的操作。从这个角度出发，海外的一些学者，甚至在把五四运动否定掉以后，把历史再往前面推，进而把辛亥革命也给否定掉了。李泽厚在前两年发表了几篇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激进的道路，实际上使中国倒退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并不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把中国推向一条激进的道路，而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腐败的满清王朝，他们坚决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戊戌变法难道不是一次很好的改良的机会吗？结果怎样呢？戊戌六君子连人头都落地了。不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不愿意走改良的道路，而是专制政府断绝了他们改良的希望。他们的革命是被逼迫出来的。怎么能够轻轻放过对慈禧的谴责，而片面地指责孙中山他们呢？只要满清王朝有一点的自知之明，主动进行改良的话，也不至于爆发辛亥革命了，中国社会也许会走向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他们自己把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走的机会放弃掉了，他们自己把希望扼杀在摇蓝中。最后，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以暴易暴的。
但愿中国的未来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悲剧了。
问：有人说你是中国大陆的李敖，你同意吗？
答：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同意的。这是书商进行的商业包装、商业炒作。书商遵循商业的原则，他要想方设法让一本新书、一个新人被市场所注意、所认同，所以他要采取这种夸张的、不真实的说法。书商将我与李敖和王小波排在一起，我觉得我跟李敖和王小波都扯不上关系。对于这种广告术语，我建议大家不要太当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火与冰》的出版过程。我是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独立的思考和写作的，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积累了将近一百万字的东西。这些文字在同学和朋友中间被广为传抄，也受到包括钱理群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肯定。但是，结集出版却相当困难。我做过一些努力。虽然我说过自己是“为抽屉而写作”，报刊发不发表我仍然坚持写，但我还是认为，有出版的机会依然要去把握和争取。在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以后，我就只好把文章放到抽屉里了。
到了一九九七年九月底，在北京召开一次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会。那时，我刚上研究生还不到一个月，钱理群老师把这个消息通知我，让我去参加。这在学术界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因为参加类似的学术讨论会的，基本上是那些在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中老年学者，而我那时候刚上研究生一个月。钱老师告诉我，他希望在会上听到一些青年人对鲁迅研究的看法，让大会吸收一些新鲜的血液。
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把一些打印的手稿给了与会的一些学者看。其中，有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孙郁先生跟出版商贺雄飞认识，他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出版社，便把我的书稿推荐给了贺雄飞。贺雄飞看了以后，很受打动，非常希望能把这本书出版。他觉得这本书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商业价值。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他认为我当时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刚上研究生的学生，外界没有人知道，如果不对这本书做一点包装的话，在商业很可能上难以取得成功。所以，他从商人投资的获得回报的角度出发，对这本书作了许多“包装”，这些包装有不少过火的地方，包括像称为“北大怪才”。我对这个说法也是深恶痛绝的，我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没有哪个称得上“怪”的地方，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啊。（笑声）从我的人到我的文章，没有任何一处能和“怪”这个字挂上钩。但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和炒作的需要，书商坚持要这样做。我无法左右，也能够部分地理解。现在对我的批评，有很大的部分并非对我的观点的批评，而是对几本书的包装、商业宣传的批评。
我再次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为什么要作出这些妥协和退让呢?我有自己的原因。我想谈谈对“炒作”的看法。说到“炒作”，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贬义的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它既没有褒义也没有贬义。说“炒作”，关键看它炒作的对象是什么——假如炒作的是一部内容比较好的、有价值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好的行为；假如炒作的是一本很坏的、毫无价值书，那么炒作就是一种比较坏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把商业运作的东西排斥在外，而应该对它有一分宽容、有一份理解。这种商业的手段，在今天有它的价值，不然，在汗牛充栋的出版物之间，读者哪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去辨别呢？好的东西就应当宣传、就应当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不能让人家反感。我认为，贺雄飞某些时候做得比较好，某些时候做得不太好。当然，中国的图书市场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中国的书商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的几本书全部都是通过书商操作出来的，这在中国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假如没有从八十年代末出现的庞大的书商群体，像我的书要想通过传统方式由出版社来出版，几乎没有可能。而我本人也不可能通过写作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中间阶层。无论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或学者，你都必须进入体制中。你必须在大学里面、在学术机构里面、在一个单位里面，你得成为它的一个分子，像一颗螺丝钉一样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右”的时候有一句著名的话，他对知识分子说：“你们不听话，就不给你们饭吃！”（众笑）大家不要笑，这不是一句笑话。他的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他确实能够做到不给知识分子饭吃，而知识分子确实会被活活饿死。那时候，社会是铁板一块，受到严密的控制，你没有户口本、粮食本怎么办呢？但是，到了现在，我只要坚持勤奋写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最后结集出版，完全可以通过写作来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完全可以选择做一个没有单位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社会的这种进步，表面上看不见，实际上非常巨大。
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关于这一点前人讨论非常多，我认为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上不独立。古代一个读书人、一个诗人、一个文人，你要是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帝国的体制中，纯粹通过自己的知识生产、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只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了。这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中间社会开始成型，一群自由职业者出现，这也是市场经济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巨大推动。
还是回来说说李敖。我认为，李敖以他的写作和他的坐牢，对台湾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又有很多传统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一种流氓气和法家气。要是在战国时代，他会成为苏秦和张仪一类纵横家式的人物。尽管他说过“全盘西化”的话，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并没有真正在他的心中扎下根来。这是他致命的缺陷，也导致了他近年来屡屡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让人失望。
另外，李敖对爱情持游戏态度，而我却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他从骨子里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爱情；而我却相信爱情的存在，同时，我是一个大女子主义者，我认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行都是男人制造的，而女性是善良和美好的代名词，她们以少女和母性的特质捍卫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信心。这是我与李敖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掌声）
问：请您谈谈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
答：坦率地说，我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非常低。我甚至认为，几十年以来，真正能够称为“文学作品”都没有几部，这个看法可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从小培养起了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审美趣味。我主要读三个方面的作品：一是中国传统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从先秦诸子到唐诗宋词到后来的古典小说，在中学时代，我就对这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读得差不多了；第二，是俄罗斯文学，像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一类充满苦难和悲悯的文学；第三，是法兰西文学，像卢梭、司汤达、雨果一直到罗曼·罗兰、加缪、杜拉斯等当代作家，法兰西文学有一种天生的浪漫情怀和自由精神，这也让我为之而神往。
这三种文学，形成了我整个的文学品味和审美取向。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不过姑且用之——这个词就就是“高贵”。我认为，无论从文字上、语言风格上，还是从背后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取向上来看，它们都可以称作是非常“高贵”的文学财富。但是，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很难找到这种有“高贵”性质的作品。
当然，我的这种暂时定义为“高贵”的文学品味，也有它的偏颇性和片面性。但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固定的审美定势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再带着这种审美品味来看王朔的作品、贾平凹的作品，确实看了几页以后就看不下去。特别是王朔的作品，我一本也没有看完。他的好几本书，我翻了几页就“目不忍睹”了。（众笑）当然，这也说明我的口味有单一性，如果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不应该这样，我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说的，一个普通读者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趣味来选择阅读的对象。
另一方面，我认为当代离我们太近，当代人写的东西没有经历历史的检验，它究竟是好的作品还是平庸的作品甚至是坏的作品，现在来评论还为时过早。所以，我更愿意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研读上。我的阅读重点最晚是到鲁迅、胡适这一代人。对当代的作品，当然也看一些，但不会花太大的精力、很投入地用大段的时间去看。
问：请谈一谈您对王小波的看法。
答：我在最近的一本书《说，还是不说》中，有一篇文章已经谈得比较多了。我认为，王小波的出现对非常沉闷的九十年代的文坛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有趣的是，最早注意到他、并评论他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搞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人，反而是一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背后的意蕴不仅是“文人相轻”。
但我并不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这跟我刚才谈到的我的阅读品味有一定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谈问题的时候，绕的圈子太多了。这可能是他很机智、很聪明的一方面，但我不太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他老是绕着说，比如说谈“文革”的问题，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一头快乐的猪》，这篇短文最能够体现他文章的风格。我认为，这是他独特的风格，有一种沉静的、黑色幽默的味道。但由于我的欣赏趣味不一样，便不太喜欢。
其次，我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好过小说。他的小说模仿西方几位大师的痕迹太重，杂文更有自己独创的风格。
我希望、并贯彻在自己的思考和写作中的，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就用一种很明快、很流畅的语言，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用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有名的栏目的名字来概括，就是“实话实说”。我愿意所选择这种表达方式。
从这点来看，我喜欢李敖远远超过喜欢王小波。李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写文章要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能看懂”。至少在形式上，他真正理解五四那一代先辈，理解他们为完成启蒙使命而必须首先进行白话文运动。我一直说，写文章和口头表达的时候，要尽量降低、再降低。不是思想的降低，是语言难度的降低。尽量多写小文章、写那种深入浅出的文章。现在许多人的文章能够“深入”，但能够做到“浅出”的人太少。我对自己的文章也是这样的一种定位——尽量让它达到使受到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能读懂的程度。
问：你是否谈过恋爱？你认为爱情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太大了！（众笑）在这么一个公开的场合，谈这么一个比较私人性问题，总觉得有点滑稽。（众笑）我曾经谈过一次恋爱，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最近两年以来，我一直不敢涉足这个“领域”。我个人对爱情的要求可能太高，我更看重两个人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沟通。但是，在现在一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两个人之间真正要达到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受到外部的干扰太多了，如果内心不十分坚硬的话，根本不可能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
我有一个可能是很片面的看法，我认为现在大部分年轻女孩，看重物质方面的东西超过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在同龄人中，要想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与自己达成精神和心灵沟通的女孩，可以说如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比如，假如有一天，我像以前那些倒霉的文人一样被关进监狱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孩，有勇气到监狱里面给我送饭？老实说，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确实非常困难。
今天在座有很多女同学，女同学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过没有关系，下面我们还继续可以讨论，但愿我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我就还有希望找到我的爱人。（众笑）
问：请谈一谈张爱玲的小说。
答：我的文章，骨子里有跟张爱玲有相近的一面，就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和灰色的调子。我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尽管我有一些看上去慷慨激昂的文章，实际上背后却是一种很浓郁的黑色底子。仔细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能够读出这种味道来，
我认为，从文学天赋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本世纪的女作家中，她算是第一流的。但是对她的评价，现在还是很不够。还有，她出身显赫的世家，是李鸿章的后人，她像曹雪芹一样经历了家国剧变，他们看透了人世沧桑之后才写得出那样悲哀的文字来。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用林语堂一本名著的名字来形容，就是“京华烟云”——不过，“京华”两个字要改成“上海”。这也正是王安忆难以超越张爱玲的地方。
问：您的文章中多次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请谈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答：我认为，教育是我们本世纪最失败的两个问题之一。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当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两个问题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切的关怀。
关于教育问题，我对高等教育方面关注比较多。最近，我写了一系列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传统进行一个深入剖析的文章。在对北大的传统进行梳理的时候，我发现在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负面性极大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很少人提到。
原先，人们一提北大，都是谈蔡元培创立的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优秀传统，人们认为这个传统是北大唯一的传统。但是，据我对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研究，我认为除了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官学传统”。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变法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建立，就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一个政府机构。当时，清王朝在进行机构改革时，把原来礼部和国子监的一些职能取消了，由京师大学堂代行这些职能，比如代管全国学务等。所以，它既是一个大学，又是半个“教育部”，是一个改革不彻底的怪胎。这样，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伏笔。
我查看当时的史料，比如大学堂刚刚建立时，光绪皇帝的一些诏书，诏书中甚至连京师大学堂的课堂设置都规定得非常清楚。这都是皇帝亲笔写的。同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地位非常高，享受内阁大臣的待遇。现在很多北大学生谈这件事的时候，还引以为荣，认为这证明北大刚建立时级别就非常高。我觉得，这不是光荣，而是一种相当负面的东西，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如果把北大的历史跟欧洲大学的历史相比，就会发现它们非常不同。欧洲的大学刚刚建立时，最早就跟世俗的政权脱节，是在教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以后，大学再从教会里面独立出来。这样，大学既不受教会控制，也不受国王的控制，尤其跟世俗政权的关系非常远。像牛津大学的校长、剑桥大学的校长，英国国王是没有权力任命的。国王既没有权力规定这所大学应该上什么课，也没有权力要求这所大学聘讲某个人当教授。但是，在我们国家却不一样。在我们国家，现代教育体制刚建起来的时候，它就跟政府、跟官僚、跟权力紧密扭在一起。
到了蔡元培时代，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现，但基本上还是靠蔡元培个人的能力。蔡元培资格老、地位高，又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各个派系的人都尊重他。同时，他在人格上来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人，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他凭借个人的力量使北大走向兼容并包、走向学术自由，并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但是，他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保障大学独立的制度出来，这是蔡元培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时代也没有给他这样一种可能性。
于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官学传统——在蔡元培时代成为非主流的传统——开始成为主流。后五十年的北大，已经离前五十年的北大非常遥远了。学者谢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北大其实有两个北大，前五十年是一个北大，后五十年是另一个北大。他认为，前五十年的北大是蔡元培的北大，兼容并包的、生机勃勃的北大；后五十年代北大是丧失了北大精神的北大，是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北大。他说出了别人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真相。我认为，虽然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把病根子找到。病根子在京师大学堂建立时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病根子就是官学传统。在前五十年的北大里面，就已经诞生并孕育着病毒了。只不过，这个病毒到了后半个世纪，由外部环境的催化，才得以空前地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我认为这是北大官学传统的一个大爆发。
北大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大学教育，跟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育连成一体。教育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于我是学文学的，我更关注语文教育。这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跟孔庆东和摩罗两位朋友，最近刚刚编了一本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书，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从旧教科书对文章的分析方法、从课文的选择标准等角度来分析。这本书已经触及到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使人更加愚昧，还是使人更加聪明？究竟是奴役人的还是解放人的？
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问：你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信仰吗？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答：我认为，现在对于思想界、文化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永恒性的价值观、一种宗教的情怀、一种坚实的信仰。在中国，从远古到现在，一直都缺乏这种精神质素。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致命点也在这个地方。
前几天，我刚刚读完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一本自传，读完以后非常感动。这是近年来读到的难得的一本好书。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时，军人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后，在国内残酷镇压民主派，金大中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住在东京的一个酒店里，这时韩国的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方案，要将他绑架并杀害。特务们将他从酒店绑架到一条船上，装在一个麻袋里。这条船从日本内海开到公海上，这些特务马上就要把金大中扔到大海里面喂鱼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的船只赶来救了他。
在这本书中，金大中回忆到这一段时，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漆黑的麻袋中的感受。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非常平静，他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了一线光明，看到了慈爱的基督耶稣，看见了一张带着微笑的面庞。他感觉到有一双很清澈、很温柔、充满爱的眼睛在看着他。金大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在这个时刻显示出了力量。假如换了像我这样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在那种时候一定会非常恐惧的，我的心灵不可能像金大中那样平静，因为背后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我认为，信仰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找到一种宗教作为我的生命依托。
问：你刚刚提到对中国传媒里人员的素质很失望，你希望有更优秀的人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我想问的是，对优秀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传媒的状况很差，依据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相对繁荣的电视现象？你希望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传媒队伍，但你怎么看待许多社会精英在传媒界屡屡碰壁的现象？
答：先谈我对电视的看法。最近两年来，我也对电视有比较深的介入，参加了几个片子和栏目的撰稿、策划。我整个感觉的是，电视业者是目前的几大传媒中素质最差的。然而，电视业者素质之差却跟电视观众的数量之多成反比，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的素质，经过我的一些亲身接触和交往，发现比原来想象中的还要差。不客气地说，其中有些人就是从贵校毕业的、名气很大的、诸位同学的学长。他们一无所长，唯有脸蛋长得好看而已。（掌声）然而，西方的电视主持人，显然不是靠脸蛋长得好看就能出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自己策划、采访和撰稿，深入介入到新闻事件之中，然后作出独立的、深刻的评判。他们有学者的学识、记者的敏锐和演说家的口才。这才是我心目中优秀的“电视人”。
听说，贵校专门有培养播音员的系，叫“播音系”。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最起码的要求，是培养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有健全的价值观的现代人。我不明白，怎么连“播音”也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专门目标了？它只应该成为在培养全面的“人”的大前提下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否则我们制造留声机不就行了吗？（掌声）
文化精英介入实际操作层面，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可能立刻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就作好了挫折和失败的准备，胡适说得好：“自古成功在尝试”，我愿意尝试。（掌声）而且，目前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学者杨东平参与策划“实话实说”，不就比较成功吗？
问：海子去世十周年了，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然后，也请你谈谈对当代诗歌的看法。
答：这段时间，我也曾思考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我有一种纯粹个人的想法，我认为当代汉语没办法写诗。这个观点，别人看来可能比较偏激，但我认为，当代汉语是一种被意识形态严重毒化的语言，已经没有汉语自身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了。我现在用这样的语言来写散文，就时常遇到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写抒情散文、写美文的时候，不时感到“言不由衷”。更何况用这种语言来写诗了。
举几个例子，像“母亲”、像“土地”、像“爱”这样一些词语，在汉语中应该是非常纯洁、非常神圣的词语。但是，我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不妥和不安的感觉。一用到这些词语，我就会联想到这一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所强迫赋予它们的附加含义。
我想，第一步的工作是恢复汉语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一步工作没有完成的话，匆匆介入诗歌写作，我认为很不明智。一九九三年，我刚进入北大的时候，也有过三五个月对诗歌的迷狂状态。那时，我跟北大的校园诗人、北大的“五四诗社”有较多接触，但很快就退出了这个圈子。这种选择，跟我前面的基本判断有关，也跟我观察到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不好的现象有关。我发现，在校园诗歌里面，圈子意识相当强。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江湖帮会、像一个诗歌“黑社会”。（众笑）同一个帮派的几个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称兄道弟、互相写诗歌和评论大肆吹棒。北大的诗人是一个圈子，北师大的诗人又是一个圈子。北大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如果编一本九十年代的诗选，会把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师兄弟的诗歌大量选进去，并占重要地位，而对北师大的诗人不屑一顾；同样，师大的诗人要选一个诗集，也会选周围朋友的作品，而将北大诗人排斥在外。我不喜欢这种圈子，很快就退出来了。
至于海子的诗歌，我认为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关于他的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海子早期曾经比较努力地将当代汉语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那时他基本上写抒情小诗，他希望通过抒情小诗来恢复语言的纯洁性。通过这一阶段的写作，他在这一追求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到了后期，海子不再满足于写抒情小诗，他希望写那种宏大的“史诗”来。这样的一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一个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愿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当大到超出他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时候，他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他的整个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结。
问：有人经常把你和王小波相提并论，认为你们都是以一种反主流的姿态出现，而且也有人说你们都是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可能这种批判的方式一时之间很容易刺激我们青年人的反叛潜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堕落成一种流行文化，就好像王朔的小说一样，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你觉得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方面？你认为你的文学前途将会怎样?
答：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确实很担心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状况，所以现在正在对自己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无论从心理状态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我都需要一个飞跃。
本科时代，我的阅读一般局限在文史哲领域。当时，我觉得已经比一些只读文学书的同学好多了。但是，现在我才发现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依然很狭窄。今天，中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作为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理论来，仅仅靠文学、历史、哲学这三大块知识，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更多的学科、更多的知识介入，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领域，我原来接触比较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很难对中国的问题有比较到位的发言。比如，如果完全不懂经济学，谈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就很难谈得让人信服。为什么会出现失业呢？仅仅有对失业工人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的作家，如梁晓声，连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都不具备，却凭借着一点点情绪和感觉来写“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其中的许多论述都让人哑然失笑。
最近两年来，我逐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尽可能多找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来看。比如读许多经济学的书籍，当然，我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心中要有一张经济学的“地图”。对经济学的发展史、经济学从刚刚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大致的脉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对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最重要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应该有所了解；对中国目前比较走红的、或者不走红而学术水平确实比较高的经济学学者，对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应该有所了解，并且还要摸清他们与西方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在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把握以后，也就不必对每个细部问题都作深入研究了。这样，掌握以上概貌以后，再来观察中国，将会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我今后会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社会评论上。也许我会离文学越来越远。不过，文学始终是一块我的“自留地”，我会一直关注文学的现状，我自己也不会中断进行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
问：首先我对你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来，北大精神确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我在你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希望。而且，从你的文字中间，我能感受到有一种精神在里面，就是肩负着一种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写作的责任。我也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和自由而奋斗。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除了文字启蒙和具体的制度建构之外，还有哪几种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经济的发展。我相信，经济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渗透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原来这些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没有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逐步争取和拥有这些自由了。
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国际社会、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在全球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两波。在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公开声称反对民主和热爱专制了，尽管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心里仍然喜欢专制，但他们口头上也要宣称接受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与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笼罩了大半个世界不一样，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原因。（掌声）
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高潮。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半年以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学生坐在豪华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有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旁边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口径上看，几乎所有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强调北大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与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源远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主席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种心理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隐然埋下了伏笔，成为他心灵深处仇恨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被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北大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反映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本来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历史被层层包裹起来，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目前，对北大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以及八十年代的历次学潮进行全面的评价，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呈现，则是必要的和必须的。
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六月二十七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两国元首在会上就“六四”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克林顿总统指出：“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动用武力造成生命丧失的悲剧是错误的。我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宗教自由是联合国宪章所保障的，也是各地人民的权利，应该受到他们政府的保护。”而江泽民主席也坦率地对“六四”事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一次面对全世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主席都能够公开地、严肃地讨论的话题，为什么不能在北大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出现呢？
陈平原教授曾经谈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东京大学百年出版的画册《东京大学百年》，这本画册“既没有一幅历任校长的照片，也不见政界要人视察的镜头；大概不是想把东大置于‘真空管’中，而是对大学的使命有特殊的理解；相对于这么一座民族精神与科学文化的摇篮，任何显赫的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
《东京大学百年》与《北京大学》两本画册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竭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后者则大刀阔斧地对历史进行阉割。《东京大学百年》中唯一一幅有个人色彩的照片，是一九四零年所谓纪元两千六百年奉祝式上的天皇“行幸”。其中“行幸”二字加引号，而且与学生的军事训练和“学徒出征”仪式放在一起，目的是检讨“战时状态下的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是一个很善于掩饰自己的罪恶的民族，但东京大学在自己的“写真集”中，没有遗漏这不光彩的一页。
另外，《东京大学》对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东京大学发生的学生运动，“写真集”也用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是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他们无法改变全日本的现状，但他们至少勇敢地从自己说真话开始做起。相比之下，北京大学的掩饰和回避显得心虚和可耻。这一行为本身就缺乏基本的历史理性精神，在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学术研究的真实与独立呢？
校庆的“全面商业化”则以一种赤裸裸形式表现了出来。在校庆前后的北大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校庆纪念品纷纷出笼。从昂贵的百年校庆纪念手表、纪念币到最普通的印有鲜艳的字样的汗衫，从琳琅满目的集邮用品到如潮水般涌入眼帘的书籍……北大的每个部门都在制作有关校庆的纪念品，希望在校友返校时大捞一笔。
就邮票和相关的纪念邮品一项，就使得有关部门大发了一笔横财。某些部门甚至还垄断邮票的来源，将北大百年的纪念邮票以高价强行分配下去。无论什么商业行为都能够跟北大校庆沾上边，一旦沾上校庆的神气，顿时高雅起来。有的创意成功了，靠吃校庆吃出一个大胖子来；有的却失败了，结果许多没有卖出去的纪念品积压下来，让有关方面伤透了脑筋。校庆成了学校各部门商业意识和运作能力的一次大较量。
北大出版社借校庆的东风，出版了几十种有关北大的书籍。从板着面孔的教科书式的回忆录到轻松自然的名人琐事，从最有价值的百年学术文库到最没有价值的北大人自吹自擂的文字，应有尽有，使人眼花缭乱。
然而，读者仔细分辨，确实没有几本书能够称得上好书的。有的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出版社为了赶校庆的热潮，连起码的三校都没有完成就匆匆出版了，结果错别字一个接一个。这种做法大大伤害了北大出版社素来拥有的严谨的名声。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期形成的、来之不易的声望，难道不是一种买椟还珠的举动吗？这是所谓的“献礼书籍”致命的弱点所在。
就内容方面来看，北大出版社把眼光瞄准大大小小的与北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名人们，却对北大普通学生的真实生活状况视而不见，在若干本书籍中居然没有一本反映北大学生现实生活和学习情况的书籍!
最有意思的是北大百年的藏书票，先后出了三套，据说是严格限定数量，印行之后立即毁版。于是乎，藏书票变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收藏价值，价格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第一套藏书票以每套一百元的价格限量出售，两个月以后就炒到了三千元左右，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藏书票是北大校庆期间最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人们在面对藏书票时，既体验到了高雅，也遭遇了亵渎。
《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第一套一百枚藏书票，除了每一枚都共有的中英文标志语，画面上所有的文字加起来，大约不到二三千字，怎么会接连出现错误呢？例如，第十二枚“桃李纷芳”的“纷”字应该是“芬”，第四十四枚“读万卷书行万襄路”的“襄”字应该是“里”，第八十二枚“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苍”字应该是“沧”……这里没有冷僻词语，都是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古典诗词名句，却错得如此轻率和令人痛心。这样的藏书票是如何过关的呢？它有四名主编、两名主设计、两名主摄影、一名责任编辑、三名监制、两名出版人、三名电脑制作，除去重复、累计经手，多达十五人，是他们的知识水准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还是不屑于此呢？是被北大校庆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还是被被赚的钱迷了心，抑或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呢？
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校庆的欢乐之中，而少部分师生则敏感地意识到校庆的官气和铜臭。哲学系举办的系庆大会上，坐在显赫位置的是颇有身份的官员们。他们中有的在政府中位居部长的级别，有的是各省市的封疆大吏，全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会议的主持者在进行介绍时，也自豪地介绍说，某长、某长是我们哲学系的系友。有系友当大官，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只把眼睛盯着官员们而把学者们晾在一边，是否妥当呢？如果是中央党校的校庆这样安排，自然未可厚非，但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这样安排，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老校长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要求师生抱定宗旨，因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果欲达其升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有何必来此大学？”连北大也把学术看得轻如鸿毛，学问的前景真的就很让人担忧了。
五月四日大会堂庆典的贵宾席上，有一片地方是安排给前来庆贺北大百年华诞的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校长坐的。然而，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却很不满意。原来，他附近坐的是一个日本小企业的老板。因为这个老板向北大捐款数十万元，所以他也就成为北大的贵宾之一。东京大学校长很生气地对记者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在日本国内，国民对教育界人士十分尊重，即使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也受到普遍的敬重。像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第一流的大学的校长，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比内阁大臣还要高。在日本国内，一般的小老板想见上大学校长一面比登天还要难，没有想到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里，小老板却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大学校长的附近。
一位香港房地产商捐献了一百万万人民币供北大东语系修缮办公楼，于是东语系便聘用其为“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校庆期间这一类的“赠予”比比皆是，而尤以东语系的表现为露骨。尽管是“名誉”所长，也不能赠给对这一领域一窍不通的商人呀!谁有钱谁就能买到学问吗？东语系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年近九旬的老学者季羡林先生早早地赶到会场，而三十多岁的年轻老板却比季老晚到了好久。这一前一后让人纳闷：学术与金钱的质地哪一个更硬呢？
有几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从云南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参加母校的校庆。这几位校友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他们是在昆明完成学业的，从来没有到过燕园，不知道燕园的道路怎么走。他们互相搀扶着气喘吁吁地在校园里走走停停，按理说校方完全应该派志愿者来为这些学长们领路，并给予适当的照顾。但是，人手不够，虽然学校早就成立了“礼仪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漂亮的在校女生为校庆期间的迎来送往服务，但这些美丽的女孩早被安排去给有地位有身份的校友们服务去了，哪里还顾得上这几位寒酸的老头呢？他们不过是几个退休的教师罢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势，既不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也不可能给母校捐出一笔巨款，冷淡他们难道不应该吗？
一位西南联大的老校友淡淡地说：“燕园离我们心目中的燕园太远了，我们还是怀念当年在昆明的校舍，尽管那时的学校堪称世界上最破烂的学校。”人们似乎对北大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在一个势利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势利么？在一个实用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实用么？在一个浅薄的时代，能够要求一所大学拒绝浅薄么？
校庆期间，文艺晚会一台接一台。北大学生从来就很活跃，北大的文化氛围在全国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校庆中的文艺演出却让人目不忍睹。有一台文艺演出的主角居然是香港明星郭富城。他的身后是大幅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这个浅薄的明星在台上乱蹦乱跳乱唱，北大学子们竟然在台下如醉如痴地为他喝彩。
一位美国留学生迷惑不解地说：“我以为北大学生的品位很高，没有想到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一定会有学生拿西红柿扔到台上去的。”是啊，什么时候，北大学生失去了扔西红柿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已经聪明得不愿意扔西红柿了？
最大规模的晚会是五月四日晚上全国直播的那一场。北大为这长晚会耗资数百万元，北大平时老是嚷穷，好像连换一扇教室的窗户和修一个学生宿舍的水龙头的钱都没有，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打肿脸充胖子，俨然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为了准备这场晚会，校方甚至在北大静园的草坪上安置了供上千人座的凳子，将好不容易培植的草坪严重地破坏了。
然而，晚会的导演是中央电视台一个很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导演，他把北大校庆的晚会办成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一锅大杂烩。倒有两个演员跟北大有关系，一个是牛群，一个是“大山”。在北大作家班镀过“金”的相声演员牛群，跟也是曾经在北大学习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所表演的相声，谈的是北大的事情，但内容油腔滑调，与北大校庆庄严的气氛很不和谐，相声的思维当然是肉麻地赞扬北大。而台下的学生们缺乏起码的审美能力，跟着无聊的“搞笑”而大笑，一听到称赞北大的地方就拼命地鼓掌。
除了牛群和“大山”以外，一大群入流或不入流的歌星、影星们在台上自得其乐地表演，看不出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节目跟北大有什么关系。而北大的学生们有的老老实实地坐在台下，有的为歌星们摇旗呐喊。为了搞到一张入场券，人们费尽心机。这时，学生会干部的能力就神奇地显示出来了。一般人视为珍宝的入场券他们却得来全不费功夫。校庆中最活跃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们了——这是他们展示“才华”的好机会。
北大百年校庆，在校方而言是一片欢歌笑语、莺歌燕舞，道路是平坦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校方看重的是获得了多少钱的捐款、传媒作了多少高格调的报道，至于其他则还来不及考虑。在校方的一次会议上，当校领导都在表功——如何千辛万苦地拉到多少多少捐款——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先生不客气地问：“校庆搞得这么热闹，校庆之后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究竟有多大的改变？”诸位领导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不管通过校庆北大收到了多少捐款，但校庆之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依然如故。北大在软件上是全国是第一流的，北大有最优秀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但北大在硬件上却连一些中等专科学校也比不上。
有一位北大博士说，在北大呆了十年，自己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为何耻辱呢？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当我坐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的时候，当我坐在天花板上掉石灰的教室里的时候，当我在电话亭里焦急地等着打电话的时候，当我在食堂里排着长龙等着打饭菜的时候，当我光着身子在澡堂里等水龙头的时候，当我在商店里被售货员训斥的时候……我不再有任何‘人’的尊严可言了。”
校庆之后，这些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条件一点也没有改变，而“面子工程”一个接一个地上马。即使是条件比本国学生的宿舍好得多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许多房间也是年久失修，一个台湾学生反映说：“我们房间的天花板老是掉石灰，可是打了很多次电话，仍然没有人来维修。校庆前后一个样。与其搞这么多花架子，不如为学生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学校服务的核心应当是学生，而校庆所忽略的恰恰是学生们。九十年代以来，学生的声音是没有重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忽略学生的利益，对于教育者来说简直就是犯罪。难怪有正义感的甘子钊院士要忍不住说心里话了。
校庆之后，在北大人的一片自我吹嘘声中，也有冷言冷语传出来。著名学者、《现代化的陷井》一书的作者何清涟女士指出：“很多知识分子对北大需要官方来肯定自己的地位表示怀疑。北京大学现在老是去讲当年的荣光，强调自己的所谓的学术地位，起码说明她有了危机感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学术好比老虎狮子，都是在山林里搏杀出来的，并不是能豢养出来的。当学术主动向权力献媚的时候，学术自身的价值也就全部丧失了。对于学术来说，最可怕的命运不是被压抑被扼杀，而是成为官学。
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也痛切地感到，现在的北大早已不是鲁迅当年所欣赏的北大、与黑暗势力抗战到底的北大。北大的架子固然越来越“大”，但精神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校庆，究竟“庆”什么呢？
为了给校庆渲染一些欢快的色彩，北大校方在南门设置了一个倒计时牌，模仿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门口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的倒计时牌。每天随着校庆日的逼近，上面显示的日期依次减少。在五月三日深夜，校领导和一大群学生围在倒计时牌前面等待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倒计时牌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有了小小的误差，人们齐声叫：“五、四、三、二、一……”一连叫了好几次，倒计时牌还是没有“熄灭”。真有点让所有的人尴尬。如果说香港和澳门的倒计时牌象征着殖民地历史的终结，那么北大的倒计时牌象征着什么呢？
不知道这个愚昧的设想是谁作出的，不过却歪打正着——倒计时牌仿佛是某种悲剧性的象征，象征着北大某些最宝贵的精神的终结。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然而我又不得不理智地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包括所有北大人在内的每一个有历史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为此而哭泣。
正如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年纪大而感到光荣，除非他虽然年纪大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北大拥有百年的历史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其为光荣，除非北大永远具有《新青年》时代的那一代“新青年”的生命活力。仅仅咀嚼自身昔日的光荣是一种可耻的举动，只有反思历史并且前瞻未来，才是具有充分的自信心的表现。
校庆中的大小事件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有的让人愤怒，有的让人厌恶，有的让人觉得可笑，有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么，有让人欣喜的事情么？
有没有声音，像破冰船划开坚硬的冰层的声音一样，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有没有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响荡在漆黑的夜晚里？
在北大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莫名其妙的傲慢之外，出现了两篇让人不那么舒服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七级的老校友陈以真先生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期的《随笔》上发表的《校格》，另一篇是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陈以真先生在《校格》一文中指出：“校庆，校庆，题中之意本来少不了对传统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怀念，继承和发扬，检讨和提高。然而，时下名目繁多的各类周年庆典，形式可谓热烈非凡，比如：领导题字（或讲话）、各方捐赠（或赞助）、印纪念册、开庆祝会（会场可大可小，唯主席台不可小）、占版面、上电视、建馆、立碑……，种种扬名加创收的招数都用上了，却往往未能或根本不想反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难怪有人不无偏激地喊出：与其耗费钱财制造热烈，制造精美的印刷品垃圾，不如用心去消化前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陈以真先生还提出，北大的校格并非某些人所说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仅仅是任何一所大学、甚至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的目标要求而已。他认为：“北大确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与梦想。”
从这样的思路延伸下去，陈先生继续写到：“如果非要把生日看成一个节日，它首先应该是‘忏悔节’，忏悔自己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的失误和不足，让灵魂接受一次洗礼；同时，它应该是‘感恩节’，感谢他人在前一段生命历程中给自己的抚育和爱护。”这篇文章是在北大校庆之前发表的，陈先生所担忧的一切，全部在北大的校庆中粉墨登场了。在歌舞升平中，人们既没有“忏悔”，也没有“感恩”，“忏悔”与“感恩”在一个狂欢的时刻是不合时宜的。
而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是在校庆之后发表的，是对校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这篇文章比校庆期间所有盛大活动的意义都要大得多。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岛子这样说：“有了这篇文章，北大才不至于一无所有，我才在乌烟瘴气中发现一块绿洲。”钱理群教授虽然年过六旬，但没有沾上丝毫的方巾气，而依然具有孩子的真诚。他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而过于夸张的北大校庆则像是什么也没有穿却洋洋自得、认为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的皇帝。
让钱理群教授向往的、六十七年以前的纪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
一九二二年底，北大庆祝建校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校庆是在一间简陋的席棚里举行的，因为北大还没有建成一座像样的大会堂。但“纪念”的质量却比今天的豪华纪念要高得多。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同学们!诸君对于北大的‘现状’不满意的地方有吗？对于北大的‘未来’有什么建设的计划吗？我们将发行刊物专载同学们对于学校方面改革的主张，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学校当局和同学的采纳及反省。这也是我们狂热地庆祝这重大的典礼中间所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面对如此尖锐的意见，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热闹的节日里，说这样的话，领导会高兴吗？这不是明摆着要搞破坏吗？这群不识时务的学生，学校是否干脆将他们开除了事呢？这是今天的我们、受尽折磨和惊吓的我们，看到学生们没有禁忌的话语时的第一反应。然而，校方的姿态却是“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不仅容忍学生的尖锐意见，而且校方自己也在对北大的现状进行深刻的、真诚的反思。
十二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纪念词”，第一篇是总务长蒋梦麟的文章。蒋梦麟写道：“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们全体师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务长胡适的文章，胡适写道：“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物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卖’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卖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的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第三篇是李大钊的“感言”：“我们自问值得作为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这三位当时北大的重要领导，一点领导的派头都没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学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没有压制学生的异端思想，恰恰相反，他们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面对北大的学术状况，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惭愧。他们知道，拉大虎皮作旗帜只能瞒得了一时，瞒不了永远，北大的名望只有靠它的学术成就来支撑。李大钊先生所说的“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放在今天来看，一点也没有过时。
如果说蒋梦麟、胡适、李大钊这一代开风气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惭愧，那么今天的我们呢？当北大百年华诞的时候，有什么样拿得出手的学术成就呢？手上空空如也却依然满口“形势大好”，不仅不以退步为耻辱、不仅不直面问题，反而双手将危机掩盖起来，并且对揭示危机的一切努力进行压制和打击，用“维护北大声望”的招牌来为自己正名，用“破坏北大声誉”的罪名来扣在那些说真话的人的头上，那么北大的未来真的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北大校庆期间，许多有想法的北大人都噤若寒蝉，关于校庆的表达几乎只剩下一面之辞。如果没有钱理群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所听到的就完全是千人一声了。放弃了多元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大学品格的全面的、彻底的沦落。北大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北大有许多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曾经相安无事地共存于同一个校园里。
钱理群教授有一个理想的“梦”，他心目中北大的蓝图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蔡元培开创的北大的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为此，应该特别呼唤思想的自由，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梦”，今日的北大与钱理群心目中的北大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有些教育者则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怪事偏偏就在北大发生了，而且正在变成正常的事情。今天的北大，把“听话”的孩子当作好学生的标准来约束每一个学生，有个性的个体存在在北大居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先生曾经说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蒋梦麟校长绝对想不到，当北大迎来她百年的华诞的时候，北大的肚量却变得像一间地下室一样小了。
钱理群教授的文字如同当头棒喝，让不少北大人以及北大以外关心北大的人清醒过来，尽管也会让不少当权者恨得牙齿痒痒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刊登了几篇争鸣的文章。
北京的李健写道：“今日的纪念和庆典，大体上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将旧日的成绩显明，再加上一个热闹的场面，庆典的气氛自然也就体现出来了。”他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掌握所学的内容，而在于掌握或者说形成学习的方法，形成自己理解和改进社会的特性。如果眼光国家的教育仅在于对往日辉煌的沉湎，对创造性的禁锢，那么，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出息。”
南京的邵建先生则指出：“钱先生的文字不是掌声文字，因为它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反省’精神。其实北大早在七十六年以前就开始反省了，可是今天北大人却用掌声代替了反省。而反省作为北大的一个传统，是绝不应丢弃的。想想北大的以往吧，北大成为北大，究竟依凭的是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追问：北大还有多少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他的关切是令人感动的：“作为北大的一个局外人，或者说作为关注北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听到的不是那种廉价的掌声，而是蔡元培校长于北大二十五周年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百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一百年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对一百年的回顾、梳理、总结和反思，理应是校庆中最重要的工作。然而，百年校庆中人们什么热潮都赶了，忽视的恰恰是这项工作。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北大的传统中有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二万五千名北大在校师生和数十万的北大毕业生里，有谁在思考这些问题呢？不能面对自身的历史，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未来。
真实的北大的历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如何书写这部历史？潮涨潮落，云起云升，在又一个世纪的尽头，我们如何面对尚且年轻的北大传统？
其实，北大的传统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好的传统，一种是坏的传统。好的传统即蔡元培所开创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坚持学术和人格独立的传统；另一种是坏的传统，即“官学”的传统，是以“学”作为“仕”的工具的传统，是汲汲于“帝王师”的，充当帮凶、帮忙和帮闲的传统。
在北大百年的历史里，这两种传统一直并存着，纠结在一起，时而是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占上风。两种传统的对立，构成了北大百年的历史的主干。因此，对这两种传统的回顾、认识和梳理，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必须。在热热闹闹的校庆中，这两种传统都被忽略了——既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坏的传统。对坏的传统的回避还可以说得过去——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但是对好的传统也只字不提，就有点让人纳闷了：难道好的传统使某些人感到害怕？坏的传统不谈，好的传统也不谈，那么喧嚣的校庆还能够剩下什么呢？
于是，校庆成了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美丽诱人，但依旧是肥皂泡——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空洞，一戳就破了。
那么，让我们期盼北大真正的校庆的来临，让我们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而祝福。我们都应当参与到每个细部环节的改变之中——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今天我们对北大的现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有许多不满，但仅仅有不满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知易行难”的社会，正因为难，我们才更需要去做。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什么是“大学”，正如学者萧雪慧论述的那样：“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以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的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酝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北京大学曾经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后来却被迫放弃了。
以北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应当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人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要求是，对全民进行无所不包的教育。既要继承过去，坚持社会的价值准则并使其代代相传；同时又要跟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步伐和培养推动社会及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只为眼前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顾及明天，必须培养学生准备应付毕业后所面临的千变万化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对北大的期望。百年北大，我们只走出了第一步。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北京大学既有光荣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官学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一传统严酷地压抑了前一传统，使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典型的“准官僚社群”。学术的北大被迫让位于仕途的北大。
话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倡导下，曾经举行全校范围的运动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竞技型的大学生运动会。当时的学官金梁在笔记《光宣小记》中，对运动会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大学堂，在后门内，旧为公主府，乾隆时和嘉公主赐第也。内城不得建楼，惟府内有楼，可与宫闱相望。改大学后，藏书于此，称藏书楼。时李柳溪师为监督，约余任提调事，改学制，整堂规，并开运动会。中国有运动会，实自此始。京中各学堂均与会，各国宾使亦偕至参观，学生均易校服如军衣，而余等仍旧衣冠，翎顶袍褂，周旋其间，已觉不类。尤为可笑者，职员赛跑，余亦加入，衣冠奔走，真可入《笑林广记》矣。”
这则故事，是北大这一“准官僚社群”的最为生动的写照。连开运动会都不愿意卸下一身臃肿的官服，“官本位”的思想已然在北大建立之初就扎下根来。金梁所用的“衣冠奔走”四个字，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许多北大师生依托北大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是为了衣冠而奔走，穿上衣冠以后，他们更是匆匆奔走，是为了穿上更加华丽的衣冠。
晚清时代，朝廷用高官厚禄来笼络京师大学堂师生的人心，许多师生也确实经不起朝廷的诱惑，争先恐后地投入朝廷的怀抱。
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邹树文，在其回忆中，多处涉及官僚习气对最高学府的侵蚀情况。他指出：“凡列入最优等及优等的学生，由大学堂奏请清廷，给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统名之曰奖励。这种奖励，如果拿现在办法作一比喻，则举人是学位，官职则是高考后的分发。……”这样的章程，就把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跟政府授予的官职的高低联系起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考试成绩好，你就能够当大官。而你要获得优良的考试成绩，你就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放弃独立的思考，接受官方所灌输的意识形态。如此这般，官位就像胡萝卜一样，挂在学生们的鼻子前面。既可怜又可鄙的学生们就像寓言里的那头驴子，为了吃到胡萝卜拼命往前面奔跑。
这种教育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它放弃了人格的树立和价值观的培养。教育虽然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中世纪的那一套“学而优则仕”。这种思路与美国教育截然不同。美国学者弗雷德·赫钦格在《美国教育的演进》一书中指出：“教育在为美国广大人民扩大机会方面已经立下丰功伟绩，远远超过早期拓荒者最大胆大设想。不过光是均等地扩大机会并不等于卓有成效地传播了知识，而知识才是自由社会的最终保障。”
教育本来应当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保障，但在我们这里它却加剧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这种教育思路所造就的仅仅是官场的奴隶而已——这就已经达到了始作俑者们的目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形势日渐严峻。内忧外患使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居然容不下一所具有独立品格的大学。北大成为诸多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仿佛是谁掌握了北大，谁就掌握了领导中国言论方向的巨大权力。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北大互相争鸣、撞击和融合。如果限定在思想文化争鸣的层面，那么这种现象是北大的幸运，
遗憾的是，种种纷争很快从思想文化层面转化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思想家退出而政客登场。接二连三的学潮给北大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北大人深深地沉浸在政治斗争的最形而下的、操作性的层面而不能自拔。对思想的坚持变成了对利益的保卫，只要存在利益得失的不同，就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差异。
一大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学生，从北大涌现出来，并进而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正如鲁迅避居上海之后的总结：“北京学界，此前固有其光荣，即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北大的骄傲，还是北大的耻辱？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从对理想的追求转变到对利益的追求上。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柳存仁在《北大和北大人》一文中写道：“有的人在中学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如果他还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到了北大后，用不着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被训练成了最好的了。”柳存仁在描述北大的这一特点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北大的优势来看待的。他这样评述老北大的学生自治会和学生会中的学生干部们：“在全校的大会里面的执行委员里，往往有一部分是思想很偏激而且是很热烈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很保守和主张极权，另外，还有小部分的天然的斡旋分子，用亲切的和友谊的态度周转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许有的人已经有了某一方面的政治背景在他们后面做后盾或挡箭牌，后者他们已可以高高的顶着什么思想体系、什么理论、什么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来寻找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有许多人的演说声音，姿势和动作都可以说是有训练的，有的是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流。”
那个时代毕竟还是有“主张”的时代，尽管偏激，尽管幼稚，尽管有一种矫揉造作的真诚，但他们所说的话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血淋淋地展开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泾渭分明的现实政治斗争，将学生划入不同的阵营。学生们为了找回失去的自信，为了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为了改变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利地位，主动地依附于某一集团的旗帜之下。而“五四”运动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胜利，使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造中国的神来看待，他们的行为成了“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为了一个预设的“神圣”的目的，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容忍的。
这一思路成为二十年代以后北大以及北大所领导的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恰恰是蔡元培和胡适两位校长最担心的结果。
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西潮》里详细地记载了“五四”之后北大哄动一时的“讲义风潮”。“五四”以后，学生们为成功之酒所陶醉，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元培校长赶到现场，告诉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逐渐散去，蔡校长也回到办公室。门外仍然聚集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
作为讲义风潮的亲历者和受冲击者，蒋梦麟先生特意写道：“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以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依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北大过于浓厚的政治气氛很适合于这类人物的生长，当学生运动成为一个辉煌的叙事的时候，它背后的阴暗面便被遮盖了。蒋梦麟校长意味深长地说：“学生运动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够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百年以来，北大里培养出了一代接一代的“社会不良分子”。从汪伪政府的王牌汉奸陈公博到共和国的“第一”贪官陈希同，都是“光荣”的北大出身。曾几何时，他们在政坛上纵横捭阖、不可一世，到头来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他们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早年在北大所受的政治熏陶不无关系——他们在北大读书期间，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到了社团活动之中。他们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走上“偏门”之后，智力之高恰恰与造成的破坏性成正比。他们的前半生都曾经“革命”过，但当年革命的目的就不纯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向而参与革命的，与阿Q革命的目的一样。他们把真理放在第二位，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真理，他们是“变色龙”式的人物。后来他们的恶贯满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们前期的“革命”与后期的“卑鄙”是相通的，而不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不对北大“官僚社群”的毒素进行清理，还会有更多更、可怕的人物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
北大风格的政客，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气焰嚣张的风云人物聂元梓。透视聂元梓，可以洞察北大准官僚社群的弊病所在。
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北大有“老佛爷”之称。所谓“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都是罕见的。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所作所为如何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详细写到自己得罪聂元梓之后的下场。周先生错误地加入了派系斗争，参加了“井冈山”。“井冈山”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势不两立的组织。周先生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周先生的遭遇有一定的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对此他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尽管反思的程度远远不够）。但是，聂元梓对他的报复实在是让人惊心动魄。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抄家，将周一良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他的有一条腿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索，抄家过程中周先生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周先生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元梓被定义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
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
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最后也成了一枚棋子。不过，她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她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
“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气”的大暴露。“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像聂元梓之流的官僚教员、官僚学生数不胜数，他们既是北大历史的产物，也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北大今天的现实之中。作为主动在权力结构中充当一枚棋子的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逃脱惩罚之剑的人，在北大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依然娴熟地运用着聂元梓当年的思路，在北大优哉由哉地生活着、甚至统治着。
“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北大与“官僚社群”身份的剥离。虽然这种身份到了八十年代有所削弱，但依然顽疾不除。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中，形形色色的投机主义的人物相继登场。他们企图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瞄准机会出击，从而占据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以来，北大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既是让人欣喜的现象，里面也隐藏着某种危险——在众多的社团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们权力斗争的“预科班”。一个“会长”、“部长”这类的官衔，他们可以争夺得你死我活。他们在数量众多的社团中进行无数的战术演练，为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准官僚”的身份——学生干部——而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最终修成“魔道”。在北大这个精英圈子里还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得“有声有色”，那么在其他地方想混出点名堂来就游刃有余了。
对于这帮“准官僚”来说，学术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权力最实在、最有用。如果这只是一小部分人所认同的准则，那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一准则在北大已经如同扩散的癌细胞一样，布满了北大的整个躯体，北大已然病入膏肓。
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会选举黑幕重重，有人称之为“小日本政坛的缩影”。日本政坛充斥着暴力和黑金，是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中政治比较腐败、比较黑暗、比较卑鄙、比较无耻的地方之一。北大学生会享有与之相媲美的殊荣，并非空穴来风。
北大学生会主席身份特殊，加冕之后有荣升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青年联合会首脑的可能性。而青年时代能够在以上两个机构担任首脑，今后在中国政坛脱颖而出的机率则极大。所以，北大学生会主席一职，可谓万人瞩目，非同寻常。能够当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人，用一句北京土话说，都是“不一般的主儿”，不仅具有雄厚的财力后盾，而且还拥有与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关系”。既要有校方高层人士的认可，又要有广大中下级学生干部的支持；既要获得某些重量级教授的默许，又要在广大政工干部中取得强有力的支持。
近来以来，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据说仅仅“显性”的花费就在数万元以上。有的候选人仅请客吃饭就达数十桌之多，从各级官员到同乡会等组织，无所不包。酒饱饭足之余，拉选票就理所当然了。这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贿选。在“竞选”期间，有的候选人甚至在北大附近的高级宾馆里租用房间作为“指挥部”，搜集分析各种情报信息，召见各色人等。仅此一项开销，就在数千元以上，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钱的来路究竟“正”还是不“正”呢？迄今为止，鲜有人士去关注和调查。
北大校庆期间有一本风靡全国的书《北大往事》。这本书让人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个人化的讲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中。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北大往事》中的大部分文章都配得上是“个人化的叙述”，唯有一篇文章，就像眼睛里掉进的沙子一样，使人觉得跟全书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这就是北大第二十二届学生会主席张菁所写的《青春在右爱在左》。
这篇文章，一看标题，倒还像是个人的叙述，可是文章的内容却与其他文章中所描述的活灵活现“个人”有着天壤之别——她大谈“社会工作”，作为北大百年校史上的第一个女学生会主席，她谈学生会的选举，谈自己的“政绩”，谈自己所作的“无私奉献”，如果不是在《北大往事》中读到这篇文章，人们还以为是在听曲啸、李燕杰之流的“优秀德育工作者”的报告。
张菁还很动情地写到集体，“在北大，我特别感激我成长的两个集体：校刊记者团和九二国政班集体。”而这两个“集体”外面人看热热闹闹，在北大内部却是笑柄。校刊被北大人称为是“最空洞、最无聊的文字垃圾”，北大人有一句名言：“跟北大校刊相比，《人民日报》办得真是生动活泼。”校刊尽管分发到每个宿舍，但仔细阅读的比例非常低。校刊上，除了领导讲话就是会议报道，语气当然是清一色的“形势大好”。校刊的思路是：阳光下，没有一丝阴影。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的智囊们曾经给他办了一份报纸，只供他一个人阅读。北大校刊的水平，比起这份“一人报”来，并没有高明多少。
而所谓的“九二国政班”，完全是新闻界炒作出来的一个神话。
在一九九六年各大报纸关于这个班级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是说国政班有一个同学学习如何如何刻苦，在北大上了三年学，还没有在北大看过一场录像。知道内情的人们看到这个细节后笑破了肚子：原来，这个同学是北京人，每逢周末就回家去看录像去了，所以不必在学校的录像厅里看。
张菁的文章里说，“我所在的九二国政班是个催人奋进的集体，它的向心力、凝聚力在于它可以裹挟着我的懒惰、松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然而，这个“催人奋进的集体”的实际情况却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九二国政班男生宿舍中牌局之多，在全校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在晚上熄灯以后，他们仍然牌兴不减，把牌局摆到了走廊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战斗，吵得其他宿舍的同学都睡不着觉，最后引来楼长干涉。这样一群对学习兴趣淡漠的学生，被叙述成了模范班级体，难怪“模范”二字在当代汉语里有浓浓的嘲讽的意味。
在北大一般同学心目中，校刊记者团和九二国政班声誉并不佳。它们仅仅是学生干部们炫耀所谓“政绩”时的标榜而已。张菁的文字让人感到有些恐怖：从叙述语调上看就是有板有眼的官样文章，即使在涉及自身爱情的时候，也是有板有眼的，连抒情的方式也一丝不苟，读者可以发现她写作的心态——她的文章是故意“做”出来的，就像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抒情散文”一样做作。青年时代就学会这样“做”文章，不知是该让人羡慕，还是让人可怜？
青年时代就轻易地失去自己，融入“主流”之中，不会用自己的心说话，“官”当得再大，又有什么意思呢？然而，今天有为数不少的北大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样的一条人生道路：往上爬，往上爬，再往上爬。往上爬，成立生命的本质。
说北大是一个官僚化社群，一个意思是说北大作为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自身已经像衙门一样了，架子搭得很大，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比教学第一线要庞大得多，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所有部门的通病，怪不得北大，北大不可能生存在真空包装之中。北大不可避免地患上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单位”的弊病。而成其为北大特色的，则北大内部是对官僚的崇拜和对官气的培养。
前几年担任过一届北大学生会主席的某人，原来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因为成绩有几门不及格，通过关系转到哲学系就读。在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他毫不脸红地把自己转系的原因说成是“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他慷慨激昂地表示，自己立志要像宋代哲学家张载一样“与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这番竞选演说，果然迷惑了不少不知道内情的学生代表。而为了当上学生会主席，使自己在竞选时多一个砝码，他把一篇学术价值不高的论文拿去参加体现哲学系学生学术研究最高成就的“爱智杯论文竞赛”，居然获得一等奖。这也成为他竞选时炫耀的一个项目。哲学系的某些教授，在进行论文评比时，为了捧出自己本系的学生当选学生会主席，放弃了基本的学术公正的标准。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最为神圣的学术，竟然也沦落为学生的“准政治活动”的附庸，这对“求真、求美、求善”的大学精神来说，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目前，北大里的大多数论文评比，都丧失了“学术”的意义，成为各方面力量争权夺利的一个战场。许多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生，根本就不去参加北大的学术评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近年以来，北大本科毕业生中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能够免试直升硕士，各系当然都把自己最出色的学生留了下来。但北大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规定，专门拨给团委一定的名额，然后通过团委把这些名额强行分配到各个系里去。这些名额被哪些学生所拥有呢？拥有的当然是学生干部了。团委的意思是，学生干部干学生工作很辛苦，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不很好，但是，他们都是北大的栋梁之才，必须把他们留在北大继续从事学生工作，所以通过这个特殊的办法让他们享有与付出的“劳动”等量的“优惠政策”。
然而，导师们对这类学生最头痛。这些学生对专业知识一问三不知，却总是有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在干学生工作，我在为同学服务!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花了许多时间去为同学服务，学业上当然差一点，老师您就网开一面吧!教授们能够怎样呢？不让他们通过毕业论文？严格遵守学术标准？不行，团委很快就出面为他们的“优秀”学生们说情了。
目前，团委在大学里的权力不断膨胀。一个加拿大留学生曾经迷惑不解地问我说：“什么是‘团委’？‘团委’不也是一个学生组织吗？它为什么能够管理其他所有的学生组织？并且有这样大的权力？在加拿大，政府和财团对大学施加的影响力，也比不上你们的‘团委’。”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而获得团委推荐的报送名额的学生，无一例外的都是学生显赫的官僚，都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之流。其他方面都面面俱到，人际关系融会贯通，恰恰没有做学问的本领，但他们偏偏就占有了为数不多的“位子”。
面对牛气十足的学生官僚——虽然仅仅是候补的官僚，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就害怕地退缩了。在某系的保送研究生的面试中，几位著名学者向一名团委推荐的保送生提问。没有想到，这名学生连这个专业方向的一些常识都一无所知。他还若无其事地说：“以后有时间，我会找几本书来看的。”气得一位老教授拂袖而去。然而，教授们依然无法阻止这类学生顺利保送读研。
有谁记得老校长蔡元培的忠告呢——“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教育指导社会，而非教育追逐社会。”人们正在南辕北辙。
一心一意地干学生工作不是不好，我们不妨为这些干学生工作的“优秀”学生专门成立一个“学生工作研究系”，让团委相中的学生们进这个系去修炼吧!他们一定能够修炼成“精”的。他们在将来的官场上纵横捭合，为北大挣足了面子。那时，北大人就不至于叹惜说“大清天下北大荒了”。
北大校庆前夕，北大研究生会出面组织编写了一本叫《北大百年老照片》的书。编委会是由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刚组织的。许多北大博士生和硕士生都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但是，书出版之后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错别字之多，已经到了目不忍睹的地步，负责编辑的学生干部知识水准之低，使一般读者根本想象不到他们会是北大的研究生。因为，这些错误是一般中学生都不应该出现的错误。那些研究生会的干部们，连排版中打字员的明显的录入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也许他们一遍也没有看过。
例如“朱光潜”被误为“宋光潜”。这样的错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里，出现在这本署名“北研”、“树人”编辑的为校庆献礼的书里。大概是因为聪明的学生干部们忙于领导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实际事务”吧。
更让参加编写的同学愤怒的是，他们发现许多自己写的稿子，被篡改为别的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呢？赫然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李刚。李刚的大名堂堂正正地署在别人所写的文章的前面。他俨然把别的同学都当作他自己的秘书来看待了，秘书写的文章，当然要算是领导写的了。因为领导出“思想”，秘书出“技巧”。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但李刚主席就吃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津津有味。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不吃白不吃。这样人品卑劣的人，居然混上了北大研究生会的主席要职，北大研究生会的其他人物是何许人也，也就可想而知了。姑且不讨论道德范畴的问题，堂堂北大研究生会的主席，就连起码的法律意识都不具备，真是令天下人叹为观止。主席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起码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吗？
校庆不过是为这些蛀虫们提供了一次赚钱和捞取名声的机会罢了。他们才不知道在校庆的日子里缅怀北大的学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呢。相反，他们会嘲讽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有怎么傻的人！
不全面清理北大自身的“准官僚社群”的质地，不深刻地反思北大浮躁不安、急功近利的现实状况，北大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不捍卫学术的独立精神和神圣品格，就拯救不了这所正在沦落的大学。
使学术回归学术，使思想回归思想，使官场与大学脱节，使学生与官僚脱节，是每一个北大人和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的使命。
正如弗雷德·赫钦格所说：“对于已经发生的变化和仍然无法预见的变化，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大学在内，如何作出富于想象力的反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传统上，大学一向是社会整个制度的重要部分，担负着维护社会价值准则并将其一代代传下去的任务。但是，大学也是社会适应体制的一部分，它是社会革新的焦点。大学一方面要保存人类的知识和道德遗产，另一方面又要将过去曾发挥良好作用且备受珍视的方式予以更新，有时且需彻底改革，这两种任务一定要协调起来。”北大不仅有一百年的现代大学的传统，而且还有两千年的古代“太学”的传统。北大不仅肩负着推动学术创新和思想传播的使命，而且还应当在社会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当下的社会又正处于一个关键的“瓶颈”上，中国大的发展方向还暧昧不清，北大的未来的轨迹自然难以清晰。这里是一个焦点，也是一个热点。它反映着社会变革时期所有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尾大不掉”的北大，在这一时刻所面临的难题，比欧美的大学还要艰巨。
这一关，对于北大来说，犹如烈火中的凤凰。
让我们注视北大。
让我们祝福北大。
风暴中的燕园
“文革”时期的历史，是北大的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人们现在已经不愿或者不敢去触及它了——在汗牛充栋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几乎是一个空白。北大校庆期间，在有关北大百年历史的滔滔不绝的叙述中，这段“敏感”的历史被有意抹煞掉了。
然而，无论如何回避，这道“伤疤”依然在历史的隧道口上对着我们冷笑。
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七十年代后期乃至八十年代出生的北大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物质相对充裕的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学子们，对昔日北大在那场浩劫总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一无所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篡改历史的那些人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掩盖历史，是因为许多有罪的人正处在风光和荣耀的境况之中，他们沾满鲜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中有不少是“学界名流”，牢牢地掌握着叙述和书写历史的重要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都与“文革”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着。因为处处都是罪人，导致了罪孽不再彰显，导致了忏悔成为缺席。
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无花的蔷薇之二》）那些血迹，那些罪恶，那些悲惨的泪水，那些人性的高贵与人性的卑劣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是无法永远掩盖的。风暴中的燕园，是观察大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的一个特殊视点。
让我们从对历史的反思开始，这是恢复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尊严的第一步。
没有这样的一步，重建我们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当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没有想到，这种混乱会延续十年之久；人们也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这场政治运动将比声势浩大的“反右”还要残酷和严峻。
六七月间，学校的领导干部被强迫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各种会议上挨批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遭到了学生们严厉的批判。这些官昔日也曾经整过人的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和职工造反派不同程度的拘禁和拷打，被关进了所谓的“牛棚”——也许连造人的上帝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民族试图要将人变成“牛”、变成“蛇”、变成“鬼”。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局面。但是，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自己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而感到愤懑——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充分地表达过这种愤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终生对教授们耿耿于怀，致使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成了他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中国教授为之付出了代价，连跑到美国的胡适也无以幸免。”
同时，毛泽东也深味了这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的弱点，现在他该重重地出击了——既要摧毁这所当年蔑视他的傲慢的“最高学府”，摧毁它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以及它带给中国的所有的现代文明；也要利用这所学校来打击那些他要想打击的势力，让这所学校成为他的政治权谋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这真是一箭双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一批出身好的学生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北大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各种学生组织开始迅速形成，他们的分歧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又一个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羡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火药味道更浓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在进行。
在批判的过程中，以上几类人物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陆续有死亡的消息传开来。刚开始人们还感到震惊，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便司空见惯了。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字。
血迹有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对这两种血迹的回避和掩盖，跟当年制造血迹的暴行和阴谋相比，同样是巨大的罪孽。在纳粹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作家韦塞尔，因为对记忆的捍卫而获得了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认为，那些忘掉了自身历史的民族或文化，注定要重复这种历史，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自身忘掉那些死去者的命运。如果我们真忘掉了，我们就是使他们再一次的死亡，我们自己就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死亡变得毫无价值而负有责任。”
韦塞尔所宣讲的职责和责任，主要还不是担心过去的恐怖会重复它们自己，更多地是一种旨在防止邪恶力量在未来可能取得胜利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的创造性力量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或者如韦塞尔所说过的那样：“我将以努力重建他们所毁坏的东西来战胜那些谋杀者。”然而，在我们这里，没有诞生过像韦塞尔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这样孜孜不倦的对记忆的捍卫者。我们是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不出一所具有忏悔意识的大学来。我们很难见到一篇表达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北大情况的诸多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往往变得轻如鸿毛，传主们通常喜欢描述自己受到迫害的惨痛经历，而吝于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丝毫的反省。
相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对纳粹时期的罪行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来，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揭开。
在季羡林教授获得极高评价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处于缺席的状态。他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如何被红卫兵所折磨和迫害，他本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而实际上，在“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多次主动参与。在这些参与中，他不可能没有干过违心的事情、他不可能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是，对这一切，他统统“忘却”了。
而周一良教授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书名，显然有为自己当年的作为辩护的意思：因为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受政客的骗是难免的。不过，后来周一良教授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读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上有一篇短文，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先生已经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周一良教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周先生将自己与陈寅恪相对比，认为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上当受骗”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之所以“上当受骗”，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缺乏内在的精神支撑——“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说法”。
于是，我从最常见的历史资料入手，寻找当年斑斑的血迹，揭开当年创痛的伤疤。《北京大学记事》是百年校庆期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比较详尽的北大百年编年史。这本书对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大的遮掩和修饰，但从那些被遮掩和被修饰的历史叙述中，我仍然能够发现“文革”岁月的血迹、眼泪和恐怖。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的名单就可以整理出一长串来。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死亡的人士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篯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絪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