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伤的芦苇
余杰著
目录
压伤的芦苇（代序）
第一辑 赤子与星斗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沉重的石头
夹缝里的童心
沈宝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
王朔：流氓的新装
赤子其人
皇帝的心思
人类群星闪耀时
月亮上的蝴蝶
鼓浪屿访舒婷
君·吏·士
我为什么写《香草山》？
第二辑 舌头的功能
近年耳闻目睹之怪现状
大官傍大哥
两种“伟哥”
群丑乱舞
酒店女郎
“孝子”教育可行吗？
神童是怎样诞生的？
谁知盘中餐……
谁能踢动黄金球？
注视饰物
山田君的忏悔
真实的“模拟审判”
杀人如草不闻声
摆脱“一无所有”
帷幕背后的腐败
活着，笑着
成都的茶馆万岁
第三辑 俄罗斯暗夜
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暗夜中的萤火虫
那些被毁灭的美丽
梦想里的“庄园”
在寒冷中舞蹈
谁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领袖与艺术家
特务的最后自白
漩涡中的舵手
白发的芬芳
第四辑 曾经的校园
走不完的“五四”路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北大的“准官僚社群”
风暴中的燕园
北大与周星驰
那年我高考
压伤的芦苇（代序）
一
一八一九年一个阴晦的清晨，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只身从偏远的家乡来到哥本哈根，他的口袋里只有十个铜板，这是母亲最后的积蓄。
这个少年就是安徒生。三年前，随着父亲的去世，他们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他再也不愿依靠母亲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讨来维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那座北欧最辉煌的城市，去实现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很小的时候，安徒生并不知道自己洋溢的热情该往哪里投放，只知道——“我想当‘艺术家’”。这个鞋匠的儿子经常站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放声歌唱，和着浪花冲击礁石的声音和母亲悠长的捣衣声。他经常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童话里的宫殿，或是用碎布剪贴成玩偶的剧场，用鹅黄编出“围裙”打扮成故事里的村姑。别人交待他去跑腿，他唯一的交换条件是揪住对方倾听自己朗诵诗歌……可以说，小安徒生尝试过所有他能想象到的艺术形式：歌唱、绘画、剪纸、诗歌、戏剧、芭蕾。当然也少不了写作，准确地说，那时还仅仅是“编童话”——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上帝留给他的最终的幸福。
安徒生的父亲汉斯是一个鞋匠，他不可能给儿子什么艺术方面的培养和熏陶。但是，幸运的是，父母给予这个“古怪出格”的孩子以底层人家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的支持、理解和祝福。母亲并不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里，却为孩子的“异想天开”感到骄傲。哪怕，在母亲眼里，手拿剪刀制作玩偶的安徒生只是一个未来的好裁缝，母亲还是感到骄傲。
而父亲的影响更有决定意义。父亲和儿子一起制作玩偶，给儿子读《一千零一夜》和《拉封丹寓言》。父亲也许不知道儿子想做什么，但他知道儿子不想做什么。这个“想入非非”、“不务正业”的孩子就像他童话里的那棵云杉树或是那棵小春黄菊一样，蓬勃自得地生长着。
那时父亲还在世，有一天，父亲收到一名舞蹈演员的订单，开始做一双美丽的芭蕾舞鞋。从来没有玩过任何一件贵重玩具的安徒生，紧紧地把舞鞋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当顾客来取鞋子的时候，父亲几乎是从他的怀里夺走了舞鞋。为此，安徒生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当他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美妙的梦想。在专业演员的眼里，安徒生相貌丑陋、身材单薄、四肢笨拙，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材料。剧院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像乌云一样压抑，让他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于是，他给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面对打击、面对嘲讽，安徒生没有停止写作。二十一岁那一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垂死孩童》的诗，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这首忧伤而温馨的诗歌，奠定了安徒生作品的精神底色，那就是：沐浴在爱中传播爱。
按照一般人的设想，这名贫困潦倒、饱经挫折的少年，一定对社会充满着仇恨和厌恶，一定会在文字中发泄他的愤怒和诅咒。然而，恰恰相反，安徒生的笔下流淌着的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纯真的文字。
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多少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一个安徒生的故事：在孤独的旅途中，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娜·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他还是拒绝了她的爱——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文学评论家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他描述说：“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那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寒冷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
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他是一棵受伤的芦苇，却永恒地挺立着。
是爱，让安徒生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安徒生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安徒生，全世界儿童共有的父亲。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
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生活。
二
当希特勒神气活现地夺取政权、纳粹在国内推行恐怖统治的时候，德国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讲学。
他公开抨击纳粹主义。
他是安全的。
然而，他为这种安全感到耻辱。
“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 朋霍费尔在给朋友尼布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决定立刻回国。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刻回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更深切地意识到，“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生活的重建。”
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在呼唤他，宛如太阳在呼唤向日葵。
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向日葵昂头向着阳光开放，太阳转至西方，它也随而转向西方，它始终面向阳光的温暖。但是，在晚上，它便收拢自己，隐匿自身的颜色，等待新的日出。” 朋霍费尔采取他自己特殊的方式来“等待”新光的再度降临——他向黑暗猛扑过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朋霍费尔也没有为自己当初归国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他在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从不为自己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作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在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路程，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他没有恐惧之心，只有感激之情；他没有懊悔之意，只有喜悦之感。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破晓，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向巴伐利亚森林边缘的刑场。正如耶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走向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奔赴十字架的道路；朋霍费尔在临行前的那一刻，并没有对死亡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像平时一样温和地对着刽子手微笑。
朋霍费尔给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
这名年轻的学者在狱中写下了一批书信和零散的札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学者”或者“作家”来看待，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文字能够在身后得以整理并发表。
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薄薄的一本《狱中书简》。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方向。
我无数次地阅读《狱中书简》。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忧伤的时候，当我怨恨的时候，当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我遭到误会的时候，当我遇到困苦的时候，《狱中书简》都是一剂让心灵重归宁静的良药。在朋霍费尔所遭受和承担的考验、羞辱和折磨面前，我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又算的了什么呢？我经历的一切像尘土一样微渺、像鸿毛一样轻飘。我经历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
在这些没有经过谋篇布局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隐秘细节，他的生活已经惊人地融汇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之中。他与所有的受难者同在。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在给父母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从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觉，属于人类更美好更珍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他的心态是如此平和与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认为自己仅仅在从事一件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理应如此”的事情。
在信中，朋霍费尔继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团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没有被灾难所征服，他以自己的坚贞反证了敌人的虚弱，他以自己的喜悦烛照出敌人的丑陋。他也没有对未来流露出一丁点的失望。他向死而生，朴实无华、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是他生命的延伸和发展。他更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强调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在“分担上帝的苦弱”。
就在被杀害之前三个月，朋霍费尔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外边“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我”存在于“我们”之中。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说：“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用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并在扉页引用了这段话。与海明威一样，朋霍费尔也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渴望自由的每一次被压制，人权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我们被连结在人类之中，分享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邪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正如《圣经》中所说：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就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箴言25：26》）
在倍受折磨和凌辱的牢狱生活中，朋霍费尔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并无比平静地面对死神的到来。他的文字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因为他的心灵也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
在另一封短信中，他请求父母给他送去“火柴、面巾和毛巾”，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这是最打动我内心的细节——这位圣徒，并非“特殊材料”制造的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他跟我们一样呼吸和饮食，跟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的软弱之处，恰好是他的刚强之处。他的腼腆之处，恰恰是他的高尚之处。
朋霍费尔的一位难友、英国军官佩恩·白斯特，是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他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是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很明显，朋霍费尔自觉地分担着“上帝的苦弱”，在狭小的囚室中体验着天堂。他将爱传递给身边的难友，他在把面包分给难友的同时，也分给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感情；他在把衣物赠送给难友的同时，也将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送抵他们的心灵深处。吕斯布鲁克说：“爱并不是默然无声，它永不停息地呼喊——时刻准备去爱。”朋霍费尔的呼喊穿透了监狱厚厚的墙壁，也穿透了时间漆黑的隧道。
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朋霍费尔的写作，与荣誉、与金钱、与名声毫无关系。他不是职业作家，却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死亡是他的救赎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朋霍费尔的生命，就像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暴风雨终将过去，而这棵芦苇依然扎根在沙漠中。芦苇的存在证明了沙漠的无能，也启示着甘泉的降临。
朋霍费尔的写作和生命，都沐浴在爱中——无论花香常漫还是荆棘丛生，他都没有放弃爱，他都一如既往地在颂扬着爱。
朋霍费尔以他的生命、死亡和写作，告诉我们一个存在于当代世界的见证：只要有爱，人就可以战胜那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邪恶。
三
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
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哀伤的眼泪。
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所著的《活着就是爱》一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就赶到书店买了好多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结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宿舍，送给同屋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他说，也正准备要送我一本。我们不由地会心一笑。
这本小书收入了特蕾莎修女的部分谈话、祈祷、默想和书信。与《狱中书简》一样，它也不是一本系统和完整的著作；对于特蕾莎修女圣洁的一生来说，这些文字仅仅是飞鸿雪泥——她从来就没有为“立言”的目的而写作。但是，这些文字比那些学者的宏篇巨著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从她的家乡——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遥远的印度，来到被尼赫鲁哀叹为“恶梦之城”的加尔各达。
本来，这是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特蕾莎修女的足迹却将它们联结起来。
那一年，她刚好十八岁，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纪。
从此以后，她为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虽然从事教育工作也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是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身于印度上层社会的女子，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更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
她走出修道院的高墙，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在那里，有病的人无人照看，孤独的男人和女人躺在街头等死，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儿童四处游逛，无人照看。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她感到了工作的召唤，决定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于是，她把贵族女子学校和被保护起来的修女世界留在了身后。
一九四八年，特蕾莎修女得到教会的允许，终于换下修道院的制服，换上通常、的便宜的印度莎丽服。在经过紧张的护理培训后，她开始了特殊的工作，从此这一工作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并将被后人永远地继承下去。
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更加富有，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她用生命演绎了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在特蕾莎修女的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参与了她的“慈善传教士”活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这个修道会的社会福利和救援工作中受益。尽管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她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也包括非洲、俄罗斯和中国。
一九七九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尊恩赐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 特蕾莎修女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居高临下地给予礼物，接受者会有单向和屈辱地依赖于施舍者的感觉，这对于接受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是极有害的，它可能导出苦涩和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她设法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她把这些压伤的芦苇都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他告诉我们，仅仅仰望基督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活出基督来”。
委员会主席约翰·桑内斯教授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她的人的尊严的观点建造了一座桥。毫无障碍地、自然地，她靠着这座桥过了这道鸿沟。她的信息在不同信仰的人民之中得到了回响。”印度总统这样评价说：“她是那些解放了的心灵中的一个，这样的心灵超越了由种族、宗教和民族设立的所有界限。在我们今天这个纷扰的、不断被冲突和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中，特蕾莎修女所过的生活、所做的工作，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的评论则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特蕾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为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的确证来促进和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伟人，而特蕾莎修女则是伟人中的伟人。她还是那身寻常的打扮，她身上的光芒却照耀着整个颁奖礼堂。
面对如花似锦的荣誉，特蕾莎修女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个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耶稣说：‘我饿，我冷，我无家可归。’通过为穷人服务，我就是为他服务。”她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之一。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去爱他人——世界上没有“爱”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之后，特蕾莎修女她把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她认为那太浪费了。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将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她领导的仁爱修会。
她不给自己留一点积蓄，也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就连教皇赠送给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她也通过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一所麻风病医院。
特蕾莎修女曾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她为这片土地上绵绵不绝的苦难而震惊和感动。她生前曾经说过，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去中国，替中国的穷人们服务。她多次为这些贫弱的灵魂而祈祷。
我凝视着特蕾莎修女那张布满深深的皱纹的脸，每一次都想落泪。特蕾莎修女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工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她又说：“我们感到所作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有抽象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具体的“人”的概念；有集体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单个的“人”的概念。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致命的缺陷。
这些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这本小册子中，除去了背景介绍以外，真正属于特蕾莎修女文字的还不到十万字。然而，阅读这些文字，收益将远远大于阅读那些所谓的“大师”们的几乎可以“等身”的著作。
那些虚伪的、言行脱节的、道貌岸然的“作家”和“学者”们，在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心灵面前羞愧并忏悔吧。
特蕾莎修女在说这些话、写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你不必去推敲、分析、演算，你只需要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和感受。她是微笑着说这些话和写这些话的，“让我们记住一点：没有孩子不被需要，我们要总是以微笑相见，尤其是在微笑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微笑”。
是的，比“横眉冷对千夫指”更加可贵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能够像前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很多，能够像后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却寥寥无几。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还拥有微笑的能力呢？那些脸上的肌肉只会作机械运动的美女模特们，当她们面对特蕾莎修女的微笑的时候，才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美。美与爱联系在一起，美是爱的一部分。不懂得爱的人，永远跟美无缘。
特蕾莎修女的文字和灵魂到中国来了——来到千沟万壑之间，来到江河与山峦之间，来到烛光与星光之间。她的言和她的行，她的文字和她的生命，都沐浴在“爱”那神圣的光辉之中。
对于心灵正在趋于麻木和冷漠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阅读与背诵这些文字，而是身体力行地去寻找特蕾莎修女与我们生命的内在联系，并谦卑而诚实地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去爱别人——世界上没有不值得我们爱的人。
四
理查得·沃慕布朗是罗马尼亚地下教会的领袖之一，曾经因为信仰坐牢十四年，包括数年关押在不见日光的地下室。在全球许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营救下，在国际组织的干预和压力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终于答应了一项交易：在获得西方一大笔“赎金”之后，将理查得·沃慕布朗释放出狱。
不久，是一九八九年那场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剧变。原先看起来稳如泰山的铁腕独裁者，在瞬息之间就像纸房子一样垮台了。
后来，理查得·沃慕布朗拖着病体创办了一本名叫《殉道者之声》的杂志。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蓝宝石》的文章。
文章的主人公德米特里是一位牧师，也是理查得·沃慕布朗的难友。他们曾经被囚禁在一起。在狱中，德米特里的脊椎被一名残忍的警察用铁榔头打伤，一根脊椎骨被打坏，他全身瘫痪了，只有脖子还能转动。
可以想象，德米特里遭受到的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如果住在家里或是医院里，他的妻子或母亲会照顾他。即使身边没有亲人，也还有护士的护理。可是，德米特里是在黑暗而肮脏的监狱中，难友们怎么照顾他呢？难友们没有自来水为他洗濯，也没有衣服或布料替他换洗。他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就像最低级的动物一样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拿一杯水喝。白天，凡能走动能干活的人全都被押出去干苦工。大家只能在晚上收工回来以后，为他倒杯水喝。他一个人在潮湿的牢房里，整整忍受一个白天的饥渴，他低声的呻吟没有人听得见。
就这样，德米特里在监狱里躺了好几年。他简直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德米特里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大仲马小说中那被关闭在黑牢里的“基度山伯爵”—— “基度山伯爵”毕竟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德米特里却成了“行尸走肉”。那个将德米特里殴打致残的警察因此获得了高升，离开监狱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部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人民终于奋起反抗暴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被立即处决。人民自由了，德米特里也从狱中被释放，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了。
家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连最好的医生也对德米特里溃烂和萎缩的身体束手无策。经过漫长的治疗，他的手脚还是无法移动，可是他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的身边有慈爱的家人。
一天，有人来敲门。来人竟然是当年亲手打残德米特里的那个警察。当年那个身材硕壮、性情凶狠的警察，现在却瘦弱而苍老，威风的警服换成了破旧的风衣。他弯着腰对德米特里说：“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原谅的。我所作的，无法得到宽恕。你并不是唯一的我所伤害过的人，我作孽深重，连上帝都不会宽恕我。我来只是告诉你，我很抱歉我过去所做的。我要去吊死我自己了，就这样。”他说他每天都被噩梦惊醒，他再也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决定要去自杀，在自杀之前来向被他毁掉一生幸福的人表示忏悔。
他结结巴巴地说完这段话，没有等待德米特里做出反应，捂住自己的脸，转身就要离开。
瘫痪在床上的德米特里艰难地转动了一下头颅，温和地对这个昔日亲手伤害他的凶手说：“先生，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过，因为我的手不会动。我多么希望我可以伸出手来拥抱你！我每天都在为你祷告，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全心地爱你，我原谅你了。”他的泪水从眼眶里流淌出来，他却无法伸手去擦。
凶手跪在他的床边，号啕大哭。凶手亲吻着德米特里掉下来的眼泪。两人的眼泪汇合成一条爱的河流。
德米特里的爱，是从耶稣的身上学到的。耶稣称出卖他的犹大为“朋友”，为钉死他的人祷告。德米特里也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正是在被伤害的时刻，他发现了降临在他身上的爱。他的身体不能动弹了，他就用灵魂来拥抱这个世界，拥抱伤害他的人。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尊严，即使被打得瘫痪在地板上，他的膝盖也不会下跪。他是柔软的，也是坚韧的，他的精神充溢着残缺的肉体。
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
在那些患难的日子里，德米特里从来没有胆怯和退缩。他毫不犹豫地爱着每一个有罪的人，他的你力量也就越来越强大。
理查得·沃慕布朗在这篇史诗般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厉害。我有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黄疸，还有许多其它我都不清楚的病，我快要死了。那栋监狱里，有一间专门给濒死的犯人住的小号。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多，是唯一从那个小号里活著出来的人；我活下来，是要为殉道的难友们作见证。”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美国大屠杀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和平将获得者伊利·韦塞尔来。与理查得·沃慕布朗一样，伊利·韦塞尔也出生在罗马尼亚，而且还是犹太人。在纳粹时代，韦塞尔全家都被驱逐到德国法西斯灭绝人的集中营中，他的父母和妹妹死在了那里。作为一名幸存者，韦塞尔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捍卫记忆、捍卫爱和希望上。在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他再次重申：“记忆是崇高和必要的行动。记忆呼唤，呼唤去记忆，从历史地第一线黎明起就注入了我们。在《圣经》中，没有别的命令出现得如此频繁、如此持久的了。记住我们所得到的美好，记住我们所遭受的苦难，这已成为我们义不容辞地职责。”记忆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消灭罪恶和苦难；记忆的目的也不是仇恨，而是加固人类对爱和美的信心。人类捍卫了记忆，也就捍卫了爱。
理查得·沃慕布朗接着讲述了另一个苦难的故事，也是一个同样美丽的故事。在那间小号里，他的右边躺著一位叫伊思库的牧师。老人受尽了严刑折磨，此时奄奄一息，即将死去。老人非常安静，他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每当他张口说话，他就给人一颗“蓝宝石”。在希伯来文里，表达“告诉”或“说”意思的词语中，有一个可以翻译成“给一颗蓝宝石”(Sapphire)。如果你要开口说话，就是要给人一颗蓝宝石。
沃慕布朗写道，也许有时候你会悲哀或愤怒，那时，你就沉默吧；等待一会儿，直到你能给出蓝宝石时再开口。每当伊思库开口时，他必给出蓝宝石。他的蓝宝石就是爱。伊思库人还在地上，还躺在沃慕布朗的右边，但他的心已经在无比华美的天堂了。
在理查得·沃慕布朗的左边躺着那个把伊思库折磨致死的人。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凶手也被政府关押拷打，现在他也快要死了。
那天夜里，凶手醒过来，祈求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我不能这样死。”
接下来，理查得·沃慕布朗目睹的情景仿佛来自天上。是的，我、我们并不需要到天上才能看见天上的景象。
伊思库牧师不顾全身疼痛，请两个难友搀扶著他，慢慢走过来，坐到了折磨他的那人的床边。伊思库温柔地揽住那个凶手。
沃慕布朗永远忘不了那感人的一幕。那个曾经残酷拷打伊思库的人，此刻正走向死亡；而伊思库拥抱他，像是拥抱自己的兄弟。伊思库说：“我完全宽恕你，我爱你。如果连我这样的罪人都能宽恕你、爱你，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岂不是更能宽恕你、爱你吗？悔改、归向他吧，他是爱的化身，他要得到你，比你要他还迫切；他能给你的宽恕，比你想求的还要多。只要你悔改。”
在狱中，没有可以避人的地方。沃慕布朗听到了忏悔的声音——那个凶手正在对着他所残害的人，为他所犯的所有谋杀罪而忏悔。然后，他们一同祷告，相互拥抱。慢慢的、慢慢的，牧师被搀扶著，回到了他的床上。
当天夜里，他们两人都死了。
那夜正是圣诞节的前夜。但那个圣诞之夜的庆祝是如此不同。他们通常在圣诞之夜庆祝的是：耶稣在两千年前、在遥远的伯利恒诞生。那天夜里，耶稣却诞生在一个罪犯的心里。
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感动的一篇文字。我仿佛也在那间布满臭虫和粪便的牢房里，倾听着那些动人的言语。我的手跟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的心接受着冲击和洗礼。那里暗无天日，那里却像天堂般美好。
这样的文字是一串美丽的“蓝宝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文字，都应该成为“蓝宝石”。
五
在讲述完四个故事之后，我转而直面自身。
我讲述四个遥远的故事，与其说是攀比，不如说是仰望——仰望一种存在方式，仰望一种价值立场。
我讲述四个伟大的人物，与其说是追随，不如说是反省——反省自身的缺陷，反省自身的罪恶。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感到愧疚和自责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爱疏离甚至隔绝了。
这与我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文化资源有关。
我阅读屈原的楚辞，笼罩在其中的是放逐者的自恋和关于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回忆，伟大的诗人到头来还是国王的附庸；我阅读诸子的经典，字里行间，攻守辩难、一招一式，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之于死地，而让自己“唯我独尊”；我阅读韩愈等八大家的文章，这些文字营造着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企图用气势来威吓读者，而不是用情理来打动人心；我阅读《三国演义》，那些毒辣的权术和深邃的阴谋居然被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今天的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我阅读《水浒传》，英雄们的价值仅仅体现在无止境的杀戮之中，没有一个人体味到人是有尊严的生命……到头来我发现，在这些文化资源之中，什么质素都有，单单匮乏爱的因子。
我的写作、我的生活，长期以来笼罩在这样的阴影之下。我的文化结构和心灵结构是畸形的。
同时，我之所以远离爱，也与我目前所生存的现实处境有关。
我的身边，有学院派的傲慢，有知识界的嫉妒，有商人的剥削，也有写作者的谎言，偏偏缺少爱、缺少真诚和怜悯。这是一个太监王国、优孟王国、流氓王国。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太少，我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太蹇迫。于是，我们不得不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都被这种“真理”所支配。鲜血流成了河水也没有让我们觉醒，眼泪流成了海洋也没有让我们止步——刚刚从政治的狂热中脱身出来，却又席卷进了金钱的漩涡之中。
当我开始反思我的文化资源和生存环境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鲁迅——是的，即使是我尊敬的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一盏在黑暗中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蜡烛，而不是一道照亮黑暗的夜半的闪电。鲁迅那嬉笑怒骂的“魏晋文章”，尽管能够见血封喉、让敌人闻风丧胆，但它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每一次的与敌交锋，都让自己元气大伤。“爱”在鲁迅的文字之中，虽然像金黄的树叶一样时常闪现，却稍纵即逝，没有连缀成一道永恒的风景线。太深的伤口和太多的怨恨，以及如他自己所说的、驱之不去的“鬼气”，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
这是鲁迅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剧。
如果说，鲁迅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捧在最干渴的时候遇到的泉水；那么，我在畅饮完它之后，还将去寻找一眼能够汩汩地冒出甘泉的井。这口井就是爱，就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就是安徒生、朋霍费尔和特蕾莎修女们。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左拉因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国外，他愤怒地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个素不相识的、含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罗素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研制核武器而入狱，他激越地抗议，是因为爱，爱被笼罩在核阴影下的每一个生命体；索尔仁尼琴因发表《古拉格群岛》而流亡西方二十多年，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同胞。
表面上，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的宽容、温和、悲悯不同，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是愤怒、尖刻、锐利的。但是，在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的愤怒、尖刻、锐利的背后，有着大爱、大牺牲、大奉献。他们不是一味的愤怒、尖刻、锐利，相反，愤怒、尖刻、锐利仅仅是一个悠长的乐章中的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已。不是愤怒、尖刻、锐利控制着他们，而是他们的心灵控制着这些情绪。他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艰难地写作。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相比，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另一道同样绚烂的风景。
他们在这样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同构，他们沐浴在阳光之下，也沐浴在爱之下。
这样的写作是我所仰望的写作，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写作状态。
这样的生活是我所崇敬的生活，也是我所期望的一种生活状态。
虽远远不能达到，但心向往之。
最近一年多来，我开始吸取全新的精神资源，开始调整固有的文化结构。我一点点地减少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之中的傲慢、独断、怨恨、轻蔑这样一些情绪和姿态，而以爱、谦卑、同情和怜悯这样一些内在的质素来替换它们。
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是艰难的——我要像关公刮骨疗伤一样，刮出自己身上的文化毒素。我还得直面刮毒的整个过程，而不能通过诸如与旁人下棋之内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
在刮去毒素的同时，我让自己站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沐浴着爱。
阳光和爱是最好的药物。
爱、谦卑、同情和悲悯，是我自身精神结构中匮乏，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文明状态中的匮乏。
我像一个沙漠中的饥渴者一样渴求它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感知和获得它们。
这几年来，我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些漩涡和纷争之中。羞辱和误会、嘲弄和冷眼，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一度苦恼，一度怨恨，一度心力交瘁，也一度心灰意冷。但是，最后我终于站稳了，而没有像围观的看客们所盼望的那样倒下去。我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幸福。我不再害怕敌人的明枪和同伴的暗箭，有了“爱”的盔甲，我刀枪不入。同时，我的创作能力也飞速增长——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指挥着我写作。我不知道疲惫，也不感到匮乏。
在这一“大换血”的过程中，我的文字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我指的不仅仅是文章的语言风格，更是文字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几年来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我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脉络：
《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是第一个阶段——那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单纯，那是一种天然的对邪恶的直觉和对真理的渴求；
《说，还是不说》和《想飞的翅膀》是第二阶段——那是沉默之后言说的欲望，那是沉潜之后飞翔的梦想，那是对常识的捍卫和对启蒙的坚守；
《老鼠爱大米》和《爱与痛的边缘》是第三个阶段——两本书的书名各异其趣，却都有一个“爱”字，说明了我对“爱”的发现与觉醒；
长篇小说《香草山》与随笔集《压伤的芦苇》则是第四个阶段——我将爱提升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将它作为生命与写作的核心及本质。我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感受爱，接近爱，传达爱，分享爱——爱既蕴含在温柔与宽容之中，也隐藏在尖锐与锋利背后。
我对罪恶和暴力的厌恶依旧，我对平庸与愚昧的挑战依旧。我不妥协、不退守。
今天的我从昨天的我之中脱胎出来，这不是改弦易帜，而是柳暗花明。
我穿越了一个长长的隧道，终于看见了一片明亮的洁净的天空。
我找到了生活和写作的理由。
《圣经》中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圣经·耶利米书9：1》）
我的眼泪，是不是这泉源中的一小滴？
我的文字，是不是这哭泣声中的一声？
清晨，阳光照射到我的书桌上。
我沐浴着阳光在写作，我沐浴着爱在写作。
我沐浴着阳光在生活，我沐浴着爱在生活。
（附记）
之一：两千零一年四月，我在东北师范大学作了一场演讲，就是以这篇文章作为提纲。正如我早先的预料，讲述这篇文字的效果远远不如讲述某个具体的文学问题。也许听众们心里都在纳闷：他为什么要选择讲“爱”这样一个毫不“刺激”的题目呢？我想，听众的淡漠，也正说明“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种陌生之物，同时也说明这样的讲述是必须的和重要的。那天，有将近一千名大学生到场，我想，只要有一个听众有所感悟，这场演讲就是成功的。因此，我还将在其他的一些有机会发言的场合，再次讲述这个题目。
之二：我写完这篇文字之后，很快寄给了在《南方周末》编副刊的马莉女士。尽管马莉很喜欢这篇文章，但遗憾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终审的时候没有获得通过。后来，远在新疆的《绿洲》文学杂志的编辑小茅给我来信约稿，小茅的信，一个字接一个字，写得像印刷体一样工工整整的，让我想起新疆那些分布在沙漠中的绿洲。我便将这篇文字寄了过去，对于发表，心里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幸运的是，在《绿洲》两千零一年第四期上，这篇文章终于以头条的位置刊出了。同时，《散文·海外版》也刊发了这篇文章。
之三：这篇写于两千零一年年初的文字，是我对“过去”的一次隆重的告别，也是我对“未来”的一次欣慰的展望。正如我在长篇小说《香草山》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不愿仅仅做一个“恨”的战士，我更要做一个“爱”的使者。我自己认为，《压伤的芦苇》这篇文字标志着我的写作生涯乃至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因此，我将它作为新书的序言，我也将新书命名为《压伤的芦苇》。
第一辑 赤子与星斗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西谚云：“好女人，好学校。”《圣经·雅歌》中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也我是对人类怀有的最基本的信念之一。
女性的本性是纯洁的、善良的，女性是为了爱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罪恶、战争与屠杀，大多是由丑陋的男性所造成。而那些行恶的男人，身边一般都没有一名温情脉脉的女性，因此他们内心深处“恶”的元素，才得以肆无忌惮地泛滥。例如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等大独裁者，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他们得不到爱，所以才拼命剥夺别人已经拥有的爱。
爱往往存在于那些平凡的女性身上，爱往往存在于那些没有权势和金钱的家庭之中。正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雷莎修女所说：“爱缘于家庭，爱在家庭中成长。今天的世界，人们缺乏的就是这份爱，这也正是人类痛苦和悲伤的根源。……能够彼此相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我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看到这份爱。他们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家庭，他们虽然贫乏，甚至一无所有，但他们生活快乐。”今天的我成长为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一个健康而单纯的人，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幸运地遇到了三个曾经给予、并依然在给予我甘泉的女性。
这三位女性就是我的奶奶、我的母亲和我的妻子。
奶奶
我的爷爷和奶奶是四川平原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终年劳碌，却始终一贫如洗。一九四八年，爷爷患了阑尾炎。这在今天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但在当时，却需要到省城并花费巨额的医疗费用。爷爷没有钱，在家里忍着钻心的疼痛，最后活活痛死了。这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亘古如斯的悲惨命运中最普通不过的一例，许多年以后，奶奶向我讲述爷爷死亡的场景时，她的口吻异常地平静。半个世纪以前，她的眼泪早已流干。
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刚刚出生。父亲是老三，在他前面还有大伯和姑姑。奶奶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把三个孩子带大的难题。奶奶一个人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但是仅仅种庄稼还不足以养大三个孩子。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她开始磨豆腐，做豆花和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奶奶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着，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父亲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那时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一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有一天，镇上的干部盯上了奶奶，抓住她的担子要没收。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新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对方是一个脑满肥肠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奶奶手中夺过担子。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也很同情奶奶的遭遇，都纷纷谴责干部的蛮横。干部只好松了手。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还是母亲举得了辉煌的胜利。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饿肚子，许多年以后回忆起来，她依然为此感到自豪。
后来，大伯和父亲先后考上了大学。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艰难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的村子里简直就是奇迹。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
奶奶和姑姑在家里，又坚持着没日没夜地劳作，供养两个孩子完成学业。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申请的是特级助学金。大学四年，从来都是光着脚板。没有路费，过年也不能回家。然而，大年初一的时候，父亲收到奶奶捎来的一铁皮盒子的红烧肉。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的红烧肉，他想念远方的奶奶，想得揪心。他和着泪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红烧肉。那年，父亲只有二十岁。
奶奶已经八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聋，眼睛有点花，精神却还健旺，还能够跟儿孙们打上大半天的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她思维敏捷，出牌如风。五个孙子个个都是重点大学毕业，过年的时候围绕在她的身边，她简直分辨不出谁是谁来，经常把名字叫错。
面对奶奶满头的银发，我最想询问的问题是：您现在还想念爷爷吗？爷爷去世后，半个世纪的孤独，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您有没有过重新选择爱情的愿望？您的皱纹里，究竟是苦难多，还是欢乐多？
我没有跟奶奶朝夕相伴地生活过。但是，奶奶身上所蕴含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女性的坚毅、乐观，却通过父亲的血脉传递到了我的身上。有了这点底色，我一辈子都不会弯腰、不会屈膝，我一辈子都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
母亲与父亲相遇在水电站。
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按照今天的想象，应该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了。然而，母亲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福气。所谓的“地主”，其实外曾祖父是一位当地闻名的老中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以为今后能够过上好日子了，就把终生的积蓄拿出来买了十几亩地。谁知，就是这块地毁了他的后半生。由于外曾祖父是“地主”，外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祸害还一直牵连到母亲这一代人。
十六岁的母亲初中刚刚毕业，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我在一本发黄的影集里，看到过那一年母亲照的照片，大眼睛、圆下巴、宽额头，还有两根乌黑的长辫子。母亲穿着碎花点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母亲唯一的一件漂亮衣服。那少女的欢笑里却也有一丝忧郁——那时，家里再也供不起母亲念书了。
于是，母亲招工去了大渡河上的龚嘴水电站，小小一个女孩儿，干起了最艰苦的体力活。好在还年轻，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苦虽然苦，但是每个月有十五元的工资，应该算是丰厚的收入了，一半自己维持生活，另一半还寄回家里供养弟弟妹妹。
母亲是个最爱清洁的女孩。一下工，还来不及休息片刻，她便端着一大盆衣物到河边洗洗刷刷。尽管衣服上打着补丁，她永远是工地上一大群女孩中最干净、最显眼的一个。父亲刚刚从大学毕业，主动来到穷山沟里参加修建水电站，跟工人们在工地上同吃同住。那时的大学生毕业生，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跟“民工”之间有什么不同。就在那时，父亲注意到了姑娘们当中那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娇小的女孩。
对于父亲来说，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而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母亲则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母亲是个平凡的工人，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母亲却自豪地说：“我有一个好丈夫和两个好儿子。”跟父亲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家里的事情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和看法。母亲在家里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家庭中罕见的民主自由的空气。
母亲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母亲的厨艺在亲朋好友当中是有口皆碑的。家里来了客人，她走进厨房，三下五下，一大桌菜就摆了上来。离家以后，我漂泊天涯，也走过五湖四海，吃过南甜北咸，却没有发现哪个名厨的手艺超过了母亲。也许，多少年了，母亲做的菜已经让我的舌头和肠胃都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妥帖。这大概是天下所有的儿子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之间特殊的感应形式之一吧。
记得我考上北大离家北上的那一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刚刚她还有说有笑，忽然泪水就哗哗地就流了出来。我赶紧说，妈，您当年十六岁就离开家了，我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您不要再为我担心！
我的每一封信，母亲都如获至宝，反反复复阅读几十遍，把信纸都揉破了，真是如同老杜所说：“家书低万金”。母亲最关心的电视节目，谁能猜得到呢？她最关心的是天气预报。因为我在遥远的北京，她首先关注的是北京的天气。一看到天气有变化，她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去图书馆上晚自习的时候多加点衣服。母亲不善言谈，她的电话一般都很简单，每次总是说吃饭穿衣这些琐细的小事。然而，正是这些只言片语，让我感觉到电话线另一端浓浓的母爱。我在处女作《火与冰》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当我求学北京之后，母亲每天都关注北京的天气。父亲说，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是母亲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有到过北京。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许多做母亲的读者和更多的做子女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说这是《火与冰》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妻子
奶奶与母亲，跟我之间都有着一种天生的、神秘的血缘联系。而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则显得更加神奇。想想看，一个几年前还跟你素不相识的女子，突然与你相识、相知、相爱，最后成了你的妻子，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她还将与你共同结晶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你与她之间也将产生一种血缘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二十世纪末还能够有这样的传奇，但它居然施施然地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候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而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二十六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于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亿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们灰飞烟灭，而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的星光。几千里外的南方的天空呢？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那个晚上，星光把我们的心房照得好亮好亮。
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年以前，上天早已经作了巧妙的安排。古语说得好：“水到渠成”。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到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名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的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也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提出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我风雨同舟的妻子。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宝姿牌的衣服，用CD牌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残暴的皇帝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我是幸运的，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都给予我爱、信心和勇气。
我想，在感恩节的时候，男性是最需要感恩的，感谢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奶奶与外婆，感谢未成年时候养育我们的母亲，感谢成年以后眷恋我们的妻子，感谢所有曾经、正在和即将给予我们关爱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
（本文刊载于《世界都市》2001年第3期）
沉重的石头
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
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史景迁选择的都是文人气质浓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以文学为职业或“准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克服着“在不得不作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值得敬重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与所他们期望的方向“南辕北辙”。他们企图充当诊断社会疾病的医生，却无法开出正确的药方；他们试图宣告已然朦胧感受到的真理，大众却“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把他们的言说放在心上。他们的道路究竟在那个地方迷失了？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扭曲？
史景迁以若干文人的命运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家的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与夸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和文学家并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比伟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诸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宗教学家等等。但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后者几乎完全被忽略。专家受到文人的蔑视，而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专家还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在文人的身上保存着传统文化中“巫师”或者“祭师”的角色。他们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共同要求，应当对同胞的生活负责；他们被一种他们个人无法胜任的期许折磨，应当同时从事文学之外的事业。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在义无反顾地赴死之前，他写下了不被党内同志理解的《多余的话》，声明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担任一党党魁是“历史的误会”。他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最喜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正像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家。”这种错位，不是瞿秋白个人造成的，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张冠李戴”。由于缺乏受过完整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严格的政治实践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文人被迫披挂上阵，甚至冲锋在最前面。最终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也酿成了他们国家的悲剧。开不出药方倒还罢了，如果开出一张错误地药方，那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我们这里还应该大大地拓宽。它不应仅仅是指作家、文人，同样，它也应当包括那些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单一的职业者，如律师、教师、经理、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等。如果忽视他们的意义、压抑他们的价值，社会将难以持续地、平稳地发展。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文人将不再承受被夸张的命运，其角色定位将更加单纯，并逐步从繁杂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同样，普通的中国人也必须走出纠结了一个世纪的“天安门”情结。假如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即使是自己的陋室也比辉煌的天安门还重要，那么诞生真正的公民意识就有希望了。
搬运沉重的石头固然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感，但是，假如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本文刊载于《东方文化》2001年第4期）
夹缝里的童心
今天，在北京秀水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在这些神情焦灼而充满渴望的人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各大著名院校的优秀学生，他们手中拿着托福和GRE考试的高分成绩单以及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朋友，对于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一般都表示支持和赞同，有的甚至以他们出国为荣。据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学府之中，许多学生从一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要到美国留学，他们大学四年所有的努力都瞄准这个人生目标；据说，有的班级几乎是整个都飞到了美国，如果在美国某地召开同学会，能够做到一个同学也不缺少。今天，大概没有人会用孝道、忠君观念、华夷之辨、“爱国主义”等理念来谴责年轻人出国留学的行为了，然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晚清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他们勇锐地走出的第一步、他们被突然中断的学业、他们那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童心、他们那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样坎坷而飘零的人生道路，即使是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同情、叹息和深思。石霓所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将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来考察，从一个具体细致的侧面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我读完全书，真正“以史为鉴”地去观察那些排队等候签证的同龄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派遣幼童留美，是洋务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幼童得以成行，关键依赖于两个人物：一是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李鸿章，二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虽然长期以来被描述成“卖国者”，实际上李鸿章才是晚清官僚阶层中最具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真正以实干和改革来救国的爱国者。正如石霓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如果不是忿恨不平的话，便是麻木迟钝。即使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传统文化的包袱却让他们难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应对千年未有的挑战。而李鸿章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是目睹危机而态度现实足以看到世局剧变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他不仅认识到西方各国的侵略本性，而且对中国的危机充满了紧迫感和现实感。在洋务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主张在技物层面引入西方文明；而当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则毅然接受容闳的建议，力排众议，派出幼童留学海外，并希望由此锻造出既忠于祖国又洞悉世界大势的新人。所以，李鸿章一直对幼童留学给予巨大的支持，不仅敦促朝廷的资金迅速到位，而且调解派驻美国的督学官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关心幼童的学业，而且多次为这一备受争议的事业辩护。
其次，作为“孤独的边缘人”的容闳，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在众人的辱骂和非议中，一手策划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于幼童留学事业来说，如果李鸿章堪称一名上层的支持者和谋略家的话，那么容闳就是事无巨细地进行实际操作的“大管家”和经手人。当时，容闳面对的是道德至上主义者们冠冕堂皇的指责，面对的是“汉奸”这样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后来，他的事业归于失败，自己也不见容于祖国，不得不远托异邦、埋骨于天涯海角。但是，容闳那拯救处于专制深渊中的祖国、使之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破灭。他自己走向了世界，并引领更多的同胞走向世界；他自己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启示更多的海外游子也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容闳的道路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当下性”。
石霓写作本书——也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手法采用的是几何学中的“平行三线”法：以留美幼童为上线，也是明线；以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为下线，也是暗线，对上线起陪衬铺垫作用；而贯穿其中的中间线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观，这条中间线决定着上下两线的命运。这本著作中，最吸引我的是作者使用人格心理学理论分析留美幼童人格的那一部分。首先，幼童们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生涯，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单一的传统人格，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生活在普通的美国家庭中，接受与美国同龄人同步、同质的现代教育。经过几年的熏陶，现代人的人格、理念和行为方式逐步地在他们身上奠定了起来。比如，这些孩子一般都热爱运动、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从愚昧走向文明、从盲从走向独立、从权威走向平等、从专制走向民主，“融合了中美文化最佳的传统”，成为中西合璧的优秀人物。
然而，他们在猛烈地发生着变化，祖国却跟不上他们变化的速度。当他们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更加剧烈的冲突产生了。本来他们是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归国的，以为自己在西方学习到的先进文化能够迅速在国内发挥作用，并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想到，国人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国人的嘲笑、奚落和鄙视，本土文化的敌意和排斥，让他们处境尴尬。在甲午战争之后留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颜惠庆，曾经在自传中这样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清朝，心里至为矛盾。”这正是晚清留学海外的青年们共同的遭遇——专制政府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苦苦挣扎于来自于四面八方的猜忌和攻击之中？
这些俊杰之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度过的，生活相对于国内来说要单纯得多，可以暂时不受家庭和功名之累。因此，他们大都保持着一颗天真、诚恳、坚韧而热情的童心。正是这颗童心，支撑着他们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发挥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他们当中，有的服务于中国初具雏形的现代海军，并在海战中以身殉国；有的成为中国邮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有的成为第一代矿冶工程师；有的成为中国自办铁路的先驱；有的充当了外交界的骨干力量。总之，虽然恶劣的外部环境大大地限制了他们事业上的成就，但他们依然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没有身临其境，就不可能知道个中甘苦。许多今天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举动。今天那些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排队的青年，在一百年前就有可能被义和团的暴民们打死。同时，我又看到，“天朝大国”的迷梦和“华夏中心”的观念，还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时隐时现，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没能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有不少国人“每遇到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我俘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因为观念的冲突而导致的生命的悲剧，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发生、并仍然在发生着。如今，回首那一颗颗在夹缝里越发显现得玲珑剔透的童心、回首那一行行在沙滩上被海浪淘洗、却顽强向前蜿蜒延伸的脚印，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溯，其实都呼应着现实处境的凹凸；每一次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其实都联结着对当下变迁的思考。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步履蹒跚，根子还在于近代化的先天不足。然而，多年来，我们苛刻地评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对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洋务派人士缺乏一种“理解的同情”。我们一味地指责他们的失败，这种轻率的指责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思想的资源。失败不是可耻的，如果将失败置之于漫长的历史阶段之中来看，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不可重复的经验与教训；而就失败者个人而言，他们的求索、奔突、妥协与前进，也赋予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以复杂的意义。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此时艰难拓展的福州海军船厂，则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业。其间，作为洋务派地方要员之一的沈葆桢，恰恰担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职，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了组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业之中。沈葆桢以他失败的事业，向后人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变革的勇气，以及这一勇气所能够达到的限度。洋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处于中央枢纽的恭亲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关于这五个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像沈葆桢这样的重要性略逊一筹，而在变革的实践中却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出生于香港的美籍学者庞百腾教授所著的《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以详尽的史料和精到的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正如历史学家陈绛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专著让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是何等沉重”，这种“沉重”今天同样存在于那些有志于变革中国的人们的身上。
沈葆桢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场顺利，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将其招为女婿。而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还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庞百腾教授指出：“保卫广信使沈葆桢变成传奇人物，集中儒家一切美德的典型，只有在最伟大的学者和官员中才能找到。”更重要的是，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升迁的速度，即使在同代人中也是罕见的。
然而，在服完母丧之后，沈葆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职位。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一个大省的巡抚甚至辖制几省的总督。但是，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央和地方给予的支持有限，则对他的行政管理是严重的冲击”。
他将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近代国防企业之一的福州马尾船厂，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仅仅是协调两名在船厂任职的法国军官的敌对关系，就面临着法国领事治外法权的干涉。他意识到，光有先进的军舰而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官兵是不行的，于是他开设了船政学堂，希望培养出第一流的海军人才。后来，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有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但是，在学堂刚刚开办的时候，却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年轻人们还是汲汲于科举考试，企图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只有像严复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才不得已地进入船政学堂。许多学生无法接受崭新的训练科目和思维方式，一名外籍教官在回忆录中写到：“学员们不乐意于体力劳动，害怕弄脏了手。有时派他们爬上桅杆顶上，他们却是一幅可怜的样子。”技术差异的背后，更加坚硬的还是观念的内核。这层内核是沈葆桢难以突破的。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来。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和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
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显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
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如果科举制度的取消，不是在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是在沈葆桢这批洋务派当政的、颇有“中兴”气象的时刻，清王朝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正是在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假设中，不断地获得严峻的思索与丰厚的智慧。
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晰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学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分析清廷落后的财政制度与巨大的现代军备开支的矛盾时指出：“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更何况这种办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
沈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年，他苦苦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沈葆桢在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一种不幸？
沈葆桢失败了，但他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所能够作出的最大的努力。他的悲剧仅仅在于他诞生在一个过渡时代。庞百腾教授在本书的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属于那些为自己社会带来变革的人们。过渡人物就是这样的人。沈有能力同过去决裂，然而没有放弃它。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力使中国变革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他毕竟在引导中国向晚清改革的最后阶段靠拢。”历史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同样是处在艰难的改革中的我们，有必要向沈葆桢这位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的改革者，表示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敬意。
（本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7日）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我曾经听过一个关于李鸿章的笑话：李鸿章访问英国的时候，英国首相要陪同他打一场网球。身穿黄马褂、脚蹬朝靴的李鸿章断然拒绝了，他勉强同意坐在看台上观看“这种野蛮人的运动”。英国首相只好跟外交大臣一起打了一局。当两人汗流浃背地跑上来询问这位大清国的重臣观看比赛有何感受时，李鸿章慢慢悠悠地说：“首相大人，你何必亲自受这个苦呢？在我们文明的大清国，这种粗活一般都交给下人们去干，有身份的绅士不会不体面地为了一个小球而跑来跑去。”
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对于李鸿章来说，最不幸的并不是身后有许多讽刺挖苦他的笑话，而是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官方史书中，他一直以相当负面的、“卖国贼”的形象出现。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著名的电影《甲午风云》中，与光彩照人的邓世昌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个衰老无能、怯懦卑劣的“李中堂”。然而，这种漫画式的形象，究竟能反映出几分的历史真实来呢？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是在海外享有盛誉的近代史学者刘广京、朱昌峻、康念德、庞百腾等人关于李鸿章的一本论文合集。这不是由一人之手执笔完成的、充满有趣的细节和故事的传记，而是略显枯燥的、却将原始材料与理性思辨融合在一起论文集。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评传”，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除了导论和结论部分以外，中间的四编分别为“李鸿章的崛起”、“扮演全国性官员角色的李鸿章”、“作为外交家的李鸿章”、“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它们相互独立，却又全面的展示出李鸿章在中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在“作为近代化倡导者的李鸿章”这一编中，三位历史学家分别阐述了李鸿章与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和北洋海军的关系。它们正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成功的三项近代化事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企业，无不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虽然不能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一定会慢上好几拍。
在李鸿章一生的诸多事业之中，最受争议的是外交。他的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者，也不是更难以对付的西方列强。他的最大的敌人在朝廷中——是心胸狭窄、见识短浅并挪用军费、开支无度的慈禧太后，是那些比他年轻气盛的清议派。刘广京教授指出：“清议批评者所理解的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李本人是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忠君爱国者。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开展对日外交，给中国带来深刻耻辱的甲午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如果不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病与列强周旋，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灾难真不知道如何收场。因此，我同意刘广京的基本判断：“李毕生对外国的意图始终怀疑。他同外国人的所有打交道中，都坚持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外交场合，李鸿章几乎是唯一受到西方尊重的中枢重臣。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最小的让步。”尽管聪明过人，李鸿章手上掌握的资源却极其有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
当清议派以僵化的爱国主义姿态打扮自己时，李鸿章却宁可采取微妙的方式方法，这样一种方式方法要求中国在特殊的情况下屈服让步，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中国尽快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免遭外国的控制。然而，他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却不为清议派们所理解和认同。不幸的是，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他们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干、或者惹出漏子来让别人帮助弥补，他们却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理直气壮。他们给李鸿章及其近代化事业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评传》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与清议派的分歧，只有厘清这种分歧才有可能为李鸿章摘掉“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清议派提出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书基础上的僵化的思想意识作为参照框架。”他们对“外夷”强大的现实无知得可怜，他们选择的行动方针很少切实可行。作者对这些“正义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由于他们设想中国可以在多选择中作出抉择，而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完整，中国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即使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在所不惜，他们就不仅盲目无知，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了。”
在致力于近代化的道路上，李鸿章的思想境界和实践经验都远远超过了跟他同代的官员们，甚至曾国藩、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都无法与之相比。梁启超评论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学者袁伟时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就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李鸿章说：“阿（亚里士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培根）氏。”褒扬培根、贬低亚里士多德，无非是他反对复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同时，李鸿章的身边也聚集起了当时最有才华和创新能力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他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和尽可能的保护。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和帮助，中国近代知识的传播与更新都将更难推进。
当然，李鸿章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性。他的思路和魄力都赶不上日本首相伊腾博文。袁伟时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他本人也不脱平庸。当他访问俄、德、法、英、美、加六国之后，虽然被欧美文明深深震撼，“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但他依然只关注西方的科技和军事，而没有意识到中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众信仰等方面的深层差异。他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作出任何卓有成效的尝试和努力。于是，他的曾经辉煌的事业，到最后都可悲地搁浅了。
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李鸿章心力交瘁地离开了他力图改变的、正在破碎的旧世界，他的遗憾比满足多，他的失败比成功多。然而，正如《评传》的作者所说：“他一生都显示出个人勇气。他的干劲和执著，在缺乏敢于作为和甘于奉献精神的官场中有如鹤立鸡群。在资金靠不住、批评攻击不断会使一个平庸之人沮丧的时候，李鸿章实现绝大部分自强计划的成就就令人瞩目。……尽管他有个人的弱点和众所周知的失败，他的全面纪录却是一个在他个人和他的国家都十分困难的时刻取得重大成就的纪录。”他的被丑化成的愚蠢的官僚和无耻的卖国贼的形象，理应得到重新的修正；而他的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的形象，理应得到积极的恢复。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
如果把北大比喻为中国现代文化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在它还是一棵小树苗的时候，给予它最多呵护和养料的就是蔡元培先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崇高声誉，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术和现代教育制度，而是来自于办学者们的信心、勇气、热忱和无私，来自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在中国这个迄今为止依然是以人治为主的国家里，这样的现象并不让人觉得意外。北大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这样一个伟大的校长，这是北大的幸运；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几度风雨飘摇，随着时势的变化，校长的个人声望与操作余地皆无法与蔡元培相比，这又是北大的悲哀。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既非冲锋陷阵的战士，又非长袖善舞的社会活动家。他既不似陈独秀、鲁迅般个性张扬凌厉，也不似胡适、蒋梦麟般热心于论政和参政，他的个人生活如同一线涓涓细流，少有波澜壮阔的时候。人们回忆起蔡先生，由于缺少趣闻轶事，便多半是“云雾缭绕”的感觉。因此，在后人心目中蔡先生的形象，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前，出版过诸多蔡先生的传记，这些传记的写法跟蔡先生本人一样，严肃方正、不苟言笑。其实，后人更希望有一本蔡先生的“画传”，通过照片获得对蔡先生直观和感性的认识。郑勇编撰的《蔡元培影集》正是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填补空白的好书。
在《蔡元培影集》中，收入年代最早的蔡元培的照片，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蔡元培，虽然年纪只有二十出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宛如已经步入中年的人士。这既体现出蔡先生本人的性格特点，也隐约蕴含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这名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满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而最后的一张照片，则是蔡先生逝世前夕在香港拍摄的。那时，日寇气焰无比嚣张，半壁河山沦陷敌手。蔡先生以老病穷愁之身避居孤岛，依然以十分的热情投入到抗日的事业之中，内心深处却日见寂寞。“斗笠绿蓑风雨里，淮南一例哭穷途”，照片上的蔡先生，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看得出来，那微笑却是凄苦的。
三四十年代之交，翻译大家朱生豪曾经在上海的《中美日报》上撰写时政随笔。他的这些“小言”雄放流畅、一针见血。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朱生豪即于次日写作了短文《悼蔡孑民先生》，他写道：“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世。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以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朱生豪指出，我们应当在三个方面纪念蔡先生——这三个方面也正是郑勇在《蔡元培影集》中所重点凸现的，正所谓“英雄之所见略同”。
首先，朱生豪论述了第一方面：“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实在蔡先生的多方面嘘爱之下长成起来的。”在《蔡元培影集》中，作者援引了诸多“五四”运动时期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蔡先生当时不避艰险，为被捕学生获得自由之身而奔走的经过。当学生们被释放之后，蔡先生亲自为学生削梨子。这份拳拳的关爱，后世有哪个大学校长能够企及？
接着，朱生豪谈到第二个方面：“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到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与这一观点相印证，《蔡元培影集》中谈到蔡元培与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场争执。胡适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于短短数年之内即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离不开蔡元培对他的破格任用、离不开蔡元培为他提供的北大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舞台。而胡适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就唯蔡氏而马首是瞻，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蔡元培苦心经营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蔡元培则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胡适依然坚持己见，撰文继续批评蔡元培的影射说。这段学术公案让后人神往。在胡，“吾爱校长，吾更爱真理”，学术论争并不伤害私人的情谊；在蔡，笃信并身体力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终于在北大营建出健康的、宽松的学术氛围。
最后，朱生豪概述了蔡先生在教育上的成就：“蔡先生是一个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蔡先生不贪恋权位，一生以教育为己任，开创了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两大教育和学术机构，其影响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将泽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