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一生最崇拜的人是甘地，他说过：“后世的人们也许不相信，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与之相似，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上，也出现过蔡元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郑勇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就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却直到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是蔡先生的悲哀，抑或我们民族的悲哀？”然而，我比郑勇还要悲观——即使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真正发现并认识到蔡元培的意义的国人，究竟有多少呢？蔡先生的墓地，依然孤独地隐没在香港一隅。即使是北大的学子，又有几个人深味了老校长的风骨与神采呢？
（本文刊载于《博览群书》2001年第8期）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网络就像是阳光下树的影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长。它进入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更加深入。我们渐渐变得，像离不开穿衣吃饭一样，离不开网络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开始尝试着把网络一块作为发表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的处女地。看见自己的文字在汹涌的网络中流动，不禁使我想起了一种很久没有玩过的童年的游戏。小时候，我与弟弟一起来到河边，将折叠好的纸船小心翼翼地放进水中。然后，我们充满希望地看着纸船在清澈的流水中缓缓地远去。到了河的下流，小小的纸船，会不会遇到一个真正的有缘人呢？
流动在网络上的具有灵性的文字，一定会收到同样具有灵性的回音。这些回音有可能来自身边，也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在印刷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发表的禁忌”和“身份的制约”，让有名者更加有名，让无名者更加无名。这所有的一切，都被网络神奇地颠覆了。在八十年代，那个文学成为天空中最闪亮的星辰的年代，刚刚开始文学道路的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忍受诸多的屈辱——或者是一封铅印的、冰冷的退稿信，或者是稿件如同黄鹤一去、渺无音讯。那时，发表作品只有唯一的途径，而要敲开那扇紧闭的大门，仅仅依靠作品本身的优秀是不够的。一名粗心的、缺乏鉴赏力的编辑，很可能扼杀一个天才的诞生。即使是金子，也有可能发不出光来。
然而，谁会料到，短短的十多年后，网络会为我们架设起一道彩虹般的桥梁？牛郎可以通过它去寻找织女，书生们也不必担心他们的著作被秦始皇焚烧。上网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在网上随心所欲、走马观花地浏览。我不是网虫，颇少在网络上聊天，但我喜欢网络上的气氛。平等的、民主的、轻快的、自由的，这正是我们真实生活中最缺乏的氛围。我们的日常生活被森严的等级秩序所“格式化”，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见了上级是什么表情，见了下级又是什么表情……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同一套规矩。但是，在网络上，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网络上没有高官显贵，没有巨商富贾，没有“著名”的作家，只有一个又一个面目模糊的、却完全平等的生命个体。他在说话，你可以插嘴；他在骂你，你也可以回敬他。你贴上去的文章，有可能片刻之间便随风而逝，因为你的文章的确写得不好；也有可能一夜之间被网友们贴满大大小小的网站，因为你的文章太好了。这里是最公正的擂台，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权力平等的评委。这里，“著名”的身份帮不了你的忙。
网络使得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能够园自己的作家梦，也使得每一个有点闲情逸致的人都拥有了涂鸦几笔的场所。而那个“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终于开始崩溃了。在旧时的岁月里，由于偶然因素莫名其妙地成名的老作家们，突然发现他们仿佛被从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上甩了下去。世界归根到底还是年轻人的。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像飞鸟、骏马和游鱼一样，在网络上纵情飞翔、奔腾和游弋。
你也许不习惯于网络的芜杂、粗糙，你有可能接受不了网络的零散、变异，但这都将是暂时的。你加入它，适应它，也改变着它。我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临渊慕鱼”到“退而结网”，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网上一日，人间一年”并非夸张的说法。是的，与其让手稿被埋葬在抽屉的深处，还不如让文字闪烁在网络的某一个角落。像搁浅的贝壳回归大海一样。文字是有生命的，它会自动地寻觅另一些跟它有血脉关联的生命。
智慧遇到了智慧，智慧取代了愚昧，在网络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样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正如《圣经》中所说：
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的人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传道书》2：13-14）
午夜时分，在网络上发现还有另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穿越森林般茂密的城市，那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我很喜欢“互联网黑暗中绽放的花朵”安妮宝贝的文字，网络成就了她，而她的血肉也融进了网络。她让那些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文字垃圾的制造者们感到惊恐，她也让那些跟她一样在爱与痛中决然绽放的生命感到无比亲切。安妮宝贝那像波罗的海般忧郁的文字，伴随着许多人度过了不眠的漫漫长夜。安妮宝贝曾经把网络上的文字比喻为“暗地的孩子”，她说：“网络文学和传统纸质媒体传播的文学始终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像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孩子，和一个在笼子外面自由奔跑的孩子，他们的眼神是不同的。他们的笑容也会不同。只是笼子里的孩子会比较温饱，而奔跑中的孩子常常会双手空空，也会显得比较脏和粗暴。”
那么，朋友，你愿意在笼子里，还是在笼子外——假如你还有选择的勇气？
（本文刊载于《天津日报》，2001年4月10日）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安忆是一位我曾经很喜欢的作家。说“曾经”，因为现在我已经不喜欢她了。
最近，一连读了王安忆的三本新书《妹头》、《富萍》和《剃度》，一本比一本让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禁想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思想锐利的王安忆到哪里去了呢？
这三本新作中的王安忆，仿佛是一名“闲话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唠唠叨叨地说些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陈年旧事。不，她比白头宫女还不如，因为白头宫女诉说的至少是自己的往事与随想，而王安忆讲述的则是她自己也捉摸不定的故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王安忆是中国当代女作家中最有潜力、也最大气的一位。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喧嚣与骚动之中，王安忆已然停止了自己的独特思考，毫不掩饰地向市民文化抛媚眼；她已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仅仅是在诉说中寻找着浅薄的快乐。她的写作，已经与她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连；而她的生活，也日益定格在书斋之中而日益枯竭。
丹麦思想家齐克果曾经说过：“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经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而王安忆自己也在复旦讲稿《心灵的世界》中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再阅读王安忆。她已经成为了大上海一名平庸的中产阶级——不是年轻的、充满活力和叛逆精神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且是中年以后的、基本丧失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凝固”的资产阶级。在她最近几年的小说乃至在报刊上发表的若干散文随笔中，我看不到王安忆有任何的激情，而激情正是包括王安忆在内的所有文学创作者的生命所在。
今天的王安忆，已经不再是昔日那个纯朴大气、个性鲜明的王安忆了。昔日，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展示过观念创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通过元气淋漓的《小鲍庄》一跃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大将。在《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则为我们展示了她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才华。《纪实与虚构》是一部遭到读者和评论家双重的忽视和拒绝的作品，但恰恰是我最看重的作品。她是较早走出“寻根”阴影的作家之一，她由“寻根”走向创造。在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与其说是在搜寻和考证自己的家族历史，不如说是在拓展与创造自己的心灵历史。她在后记中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她找到了近代以来已经被奴化的上海与跃马横戈的古代漠北之间的血脉关联。在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中，王安忆全面地展示了她在当代中国女性作家中独一无二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能力。“好的小说就是好的神话”，不管成功与否，她至少在主动地作这样的尝试。
再后来，就是风靡一时的《长恨歌》了。在才情挥洒自如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明确表露出欲与张爱玲争锋的雄心。在《长恨歌》之前，讲述旧上海的故事，几乎是张爱玲一个人的专利；在《长恨歌》之后，王安忆则拥有了这座殿堂中一把稳固的交椅。虽然数十万言的《长恨歌》开篇不凡、最后却草草地收了尾，并没有真正超越张爱玲那些透视人情世故的短篇，但它刚刚摘取了茅盾文学奖，毕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在当代作家中，没有谁比她更有资格来为上海命名，王安忆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王安忆的上海”，这种说法并没有丝毫的夸张。
其实，在《长恨歌》中已经蕴含了一种“王女才尽”的危机。读这部长篇，越到后面，我便感觉到她语言的罗嗦、句子的冗长、段落的粘连、思路的迟钝。《长恨歌》开始于一个遥远的时代，王安忆运用她的想象力，能够在那个她没有生活过的时代之中挥洒自如；《长恨歌》结束于一个触摸得到的时代，王安忆却对这个自己也生活中其中的时代失去了基本的把握——她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了，只好匆匆地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悲惨死亡的命运。这是一部“虎头蛇尾”的小说。
王安忆缺少张爱玲的那种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王安忆的生活太热闹、也太顺当了——知青时代，她下乡也是在离上海不远的乡村里，没有吃过什么苦。张爱玲的贵族味道是天生的，王安忆的贵族味道则是自己调制出来的。张爱玲的苍凉是“落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的苍凉；而王安忆的苍凉则是在咖啡馆里看老月份牌的苍凉。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王安忆走不出上海。上海人很少愿意离开上海的，即使是短暂的离开——当然去欧美和日本除外。王安忆也走不出她既定的生活圈子。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任何的一个文学潮流，她从来没有落伍过。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追赶之中，她的独特性、她的天才被挥霍掉了。这是一种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得不偿失的“追赶”——通过这种追赶，作家个人诚然获得了荣誉，但作家的作品却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王安忆在复旦的第一堂课中就强调说：“我们也许会发现，在现代的文学中，作出更大贡献的往往是身处现实边缘的作家，比如犹太人，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倾向者，残疾者，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所处位置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他们比较自由一些，可以纵情他们的想象，背叛真实和自然。”这段话讲得很好。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安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老是处于聚光灯的中心？
我不禁为王安忆担忧：她已经进入了中年，进入生理上的“更年期”；而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她能够逃避开文学的“更年期”吗？
读《妹头》，读《富萍》，我更像在读池莉的文字。池莉代表了某一类型的女作家——为市场而写作。池莉写的是武汉的小市民，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小市民。武汉的小市民，俗便俗到底了，在这种彻底的庸俗中，倒也透露出一种善良且真诚的可爱来；而上海的小市民，虽然骨子里极俗，却还得装出一种优雅和高贵来，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了，还要在头发上抹上点猪油，油头粉面地走在淮海路上，这种伪善令人厌恶。然而，王安忆却充满着赞赏、把玩的态度来描述这一切——她一点也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
王安忆被自己悬在了半空中。她既不了解最底层的惨痛的生活真相，也不了解真正的“上海老贵族”们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统。她是上海的外来人。她写不出如同茅盾《子夜》里的那些资本家来——而在这个变动的时代，这些生机勃勃的资本家才是上海的灵魂。她只好去写苏北来的小保姆。
最后总是无奈的妥协。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王安忆语言上的拖沓——她本来是一位极有语言天赋的作家。在《剃度》的第一页，她写一条弄堂，堆砌满了“行人呢，更是将这里当做马路”、“其实呢，它也更像是马路”、“它就更像一条马路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句子。像是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有说。她不停地将同义词和反义词聚集在一起，看得人头昏眼花。第一流的语言就是洗练而干净的语言，而最末流的语言就是罗嗦而重复的语言——我很遗憾：王安忆不自觉地从前者滑向了后者。
我没有对王安忆绝望，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她对自身以及环境的超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必须的。如果她不能完成这种超越，她的创作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本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7月11日）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在这个星球上，有富饶的村庄，也有贫瘠的村庄；有风沙扑面的村庄，也有鸡犬应和的村庄。有的村庄颓败了，湮没了，从地图上消失了；有的村庄兴旺了，繁荣了，摇身一变成了一座城市。
刘亮程所在的那个村子，是新疆一个叫“黄沙梁”的地方。他以“一个人的村庄”作为自己散文集的名字，并非显示他的狂妄，相反是为了表达他的谦卑。他不是村长，不是土豪，村庄不属于他所有；他仅仅是一个无名的劳动者，他用锄头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同时他也用笔墨描述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作为一个乡村里的劳动者和写作者，刘亮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受到了文化界普遍的赞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文化界是最“喜旧厌新”的，也是最等级森严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的散文出现在《南方周末》、《天涯》、《散文选刊》等第一流的报刊上，而且无一例外地以“刘亮程散文专辑”的名义出现。然而，刘亮程本人和他的文字，都不是外向、张扬、激昂的特质，相反，却是一种内敛、封闭、浸透着幽默的忧伤的风格。因此，刘亮程能够“走出地平线”，其原因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正如与刘亮程一样同处新疆的散文家周涛所说：“刘亮程在今天可以算得上一个现象，也是新疆文学界十年来的一个例外。”
《一个人的村庄》中的刘亮程，是一名谦卑的农夫。他行走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从不在意是否会有自己的足迹留下。那些外在于村庄的文人，在匆匆地经过这座村庄的时候，使用的是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写下的是与村庄毫无关系的方块字，这些方块字与历史书上蔓延的、空虚的言说一模一样。文人们闻不到泥土的芳香，也听不到蚂蚁的低语；他们无法理解村庄里的时间观念，也无法体认村庄里的生命意识。
而刘亮程与他们不同，他本来就是村庄里长大的孩子，他的衣服上还有泥土和汗水，他的眸子里还有玉米的金黄，他的心灵中还回荡着土地的脉搏。他笔下的文字就好像村庄在自言自语：“这个村庄隐没在国家的版图中，没有名字，没有经纬度。历代统治者不知道他的疆土上有黄沙梁这个村子。他们与外面的世界彼此无知，这不怪他们。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没读过的书没机会认识的人，都在各自的局限中，不能被我了解，这是不足以遗憾的。我有一个村庄，已经足够了。当这个村庄局限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在天生的低调里面，却蕴含着毫不妥协的自信和自尊。他和小村庄一样独立于历史之外，也独立于权力之外。他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却也不容许那些肮脏的东西进入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村庄。刘亮程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因谦卑而自信，因谦卑而幸福，因谦卑而快乐，正如《圣经》中所说：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37：11》）
如果说“随遇而安”是一种豁达开明的人生态度，那么“随心而安”则是一种更加超迈爽朗的人生境界。“随遇而安”毕竟还粘连于个人具体的人生境遇，“随心而安”则完全取决与心灵世界的完满自足。一个人如果修炼到了“随心而安”的境界，那么对他来说，“故乡”与“他乡”、失败与成功、顺境与逆境、冷与暖、甜与苦，都将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会像蒲公英一样，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居乐业。大诗人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彰显的大概也是同样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身体在哪里，而是心灵在哪里。
这也正是刘亮程所追求、所向往、所表现的生命境界。有人说刘亮程是“乡村哲学家”，也有人认为进入城市的刘亮程将面临失去创作素材和创造力的危险。更有人把刘亮程的散文作为一曲对抗工业文明的“田园牧歌”来看待，将他的文字与“天人合一”等传统的儒家观念勾连起来。在我看来，这些评论完全背离了刘亮程作品的精神实质——与其说刘亮程在写一个封闭的村庄，不如说他在凸显一颗无忧无虑的心灵。他不是乡村的附庸或者歌颂者，他也不是城市的敌人或者批判者。我设想，假如刘亮程是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他也会写出一本名叫《一个人的城市》的书来。他既然会对着田地里的一朵花微笑，也会对着城市里的一盏路灯微笑。他既然会怜悯村庄里赶马车出远门的车夫，也会关切城市里早出晚归的出租车司机。刘亮程并没有心胸狭窄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全部的文字想说的，其实是一种当代人所匮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显然，地域仅仅是一个活动的背景——一个使用不义之财在乡村里盖起别墅、并且长期在乡村里生活的罪人，跟一个怀着青春和理想在高楼与车辆中奔波的赤子相比，究竟谁更接近单纯、自然与真实呢？生活在乡村，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贵；同样，生活在城市，也不一定意味着庸俗。
刘亮程的诗歌保持了与他的散文一样的质地和气味。他的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村庄》的姐妹篇来阅读。“到了秋天/无论谁种的麦子熟了/那谷香都会 弥漫在空气里/被远远近近/有收成无收成的人闻见”，其实，他的文字也跟收获时的麦子一样，散发着饱满丰腴的香味，散发着土地和汗水的香味。在他的诗歌之中，土地、粮食、麦子、稻谷是最常用的术语。那些终年生活在都市里，生活在学院里的“诗人”们，自己虽然分辨不清麦子和韭菜，却喜欢在诗歌中使用那些生长在欧美的、复杂的、拗口的植物的名字（这些植物甚至还没有“泊”到中国来，他们至多在画报上看到过或者在外国诗人的诗歌中读到过）。我不喜欢这种虚伪和做作。然而，在刘亮程的诗歌中，我读到的却是那些最最朴实的庄稼的名字，我们都是吃着这些庄稼长大的。“人们依旧去吃去年夏天的麦子/活到今天 依旧有力气结婚/造屋生养孩子/老黄渠浸满枯死作物的须根/我们走后不知道粮食/又收获过几次”，在淡淡的忧伤中，充盈着一颗项饱满的麦粒一样的丰裕的心灵。
心灵的富裕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几乎一大半的文字都与劳动有关。刘亮程认为，劳动是一件荒凉的事情，“像四处蔓延的草，像东刮西刮的风，像风中的草屑和尘土，像只有一行脚印的路……在一个人的村庄里，在一村庄人的村庄里，劳动是件荒凉的事情。”人因劳动而高贵，人因劳动而美丽，劳动赋予人的脸庞以圣洁的光辉。在这里，刘亮程所说的“劳动”显然是指“体力劳动”，那种让人流出一身汗水的、让人肌肉无比酸痛的体力劳动。劳动是必须的，人们用劳动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圣经》中说：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提摩太书2：6》）
而刘亮程也遵循着这天上人间共同的律法，他从容地写道：“粮食是一群盲者，顺着劳动之路，回到劳动者心里。”所以，不必羡慕那些不劳而获者，粮食也许会进入他们的嘴里，但永远也不会进入他们的心里。也不必怨恨那些夺走粮食的暴君，他们建立起像宫殿一样庞大的粮仓，心灵却依然被恐惧所笼罩。这是刘亮程的文字在温和背后蕴藏的坚韧。一般读者也许会忽略，而作家李锐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指出：“刘亮程把人间的不平，历史的蹂躏统统放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让生命浸漫到每一颗水滴、每一丝微风之中……他在脱落的墙皮、丢弃的破碗、蓬生的院草中穷尽人可以体会到的永恒。他使生命有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美丽和尊严。他把这尊严和美丽只给予生命，给予自然，而从不给予蹂躏生命的社会和历史，从不给予误会了人的‘文明’；他从来不以生命的被侮辱被蹂躏来印证社会和历史的‘深刻’。”
那些似乎很重大的事件从来没有在刘亮程的文字里出现，那些每天在电视上露面的、不可一世的高官显贵们也从来没有在刘亮程的文字里出现。那些事件和人物的重要性，在他自己的生命中，远远比不上一头牛、一只猫、一棵草、一阵风。“一个人可以在他平凡的生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更重大的事情。”刘亮程找到了，让我们一起祝福他。
（本文刊载于《解放日报》2001年7月16日）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我喜欢聪明的人，不喜欢愚蠢的人。
愚蠢的人让我感到难受，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叹：你怎么会这么蠢啊——虽然愚蠢并不完全是某个人的错误。
《圣经》中说：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的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传道书9：17-18》）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我喜欢读尹珊珊所有的文字。珊珊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只有十八岁，还是一个正在上高三的中学生，但她的聪明已经远远超过了某些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们。要认识她的聪明，只需要读一读她在处女作《自由的十八岁》中的杂文和史论就行了。
当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鱼宏亮在网络上撰文歌颂义和团运动，歌颂那些用肉体去堵洋人枪炮的农民，歌颂他们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的时候，我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惨重的失败。书读得多或者少，跟愚昧与智慧没有关系。我相信，假如一个人的智商没有缺陷，他会有理所当然的判断：肚子是用来容纳美味佳肴的，而不是用来吃子弹的。任何一种堂皇的理论、学说，假如要求人们用肚子去吃子弹，它就必然是“歪理邪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尹珊珊是一个坚持常识的聪明人，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跟鲁迅先生是同一类人，这类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书中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来。她在《最无聊的朝代之一—汉代》中写道：“汉朝给我们留下了无可奈何的传统，留下了最早的关于皇帝如何服食春药而死的记录，留下了最早的确凿的关于后宫同性恋的记录，留下了佛教东传的影响，还有就是贫乏得不能再贫乏的文学遗产。”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们可能要指责她的“偏激”——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面对这样的指责。而我想告诉尹珊珊的是，这些指责是毫无意义的，不要理会它们。你勇敢的拒绝了愚昧，你的自由是自己争取来的自由。用但丁的话来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套用电影《红高粱》中的一句歌词来说，就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
在这里，我更想谈论的是尹珊珊的小说。从我读到的几个短篇中，尹珊珊已经展示出了她那惊人的小说才华。在小说的写作中，男作家一般靠深邃的思想、宏大的历史感以及飞鸟一般掠过大地的俯视来征服读者，而女作家则一般靠透彻的情感、准确的直觉以及虱子一般爬过肌肤的妥帖来打动读者。
张爱玲、王安忆与安妮宝贝分别代表了三个时代女性小说写作的最高成就：张爱玲写的是四十年代的上海，写出了这个城市的冷酷与阴森，尽管这个城市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但它被腐烂的传统所包裹，就好像一个熟透了的柿子；王安忆写的是八十年代的上海，写出了这个城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拉锯战，每一次的进步都以怀旧的面目展开，过度狭小的空间与更加狭小的心机，让我们很难判断日常生活究竟是一出悲剧还是一出喜剧；安妮宝贝写的是九十年代的上海，她企图用纯粹的爱情来对抗越来越高耸入云的钢筋水泥建筑，最后往往是爱情的蒲公英又从城市飘回了乡村，然而不管成败如何，她的这种努力至少让人感到温暖。
尹珊珊是在广州长大的女孩子，她说她喜欢城市，她的故事都发生在庞大的城市里。与对乡村情有独钟的刘亮程一样，尹珊珊对城市到热爱也体现了她的独特性。尹珊珊是年轻得不能再年轻的新一代女性写作者。显然，新世纪是属于她们的。传统在她的世界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国粹派们感到痛苦，却让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她最好的小说《拟态虫子》和《Happy Together之互补原则》等，都是写发生在都市的陌生人之间的爱情，莫名其妙却又刻骨铭心的爱情。我猜想，尹珊珊一定喜欢古龙、周星驰和王家卫，他们都是描述现代爱情的高手。一开始我很惊异：小小年纪的珊珊，怎么把都市人的爱情演绎得如此入木三分？后来仔细一想，也就是释然了：她本来就是一个穿梭在都市丛林中的女孩儿，她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体验着、遭遇着、吸收着或者拒斥着这样的爱情，她所呈现的不过是自己的生活和想象的一部分而已。
王家卫的电影是真正的“纯情”电影，比秦汉和林青霞扮演的琼瑶片还要纯情。我看过他的《堕落天使》、《东邪西毒》、《阿飞正传》、《春光乍泻》等，最喜欢的还是《重庆森林》。影片中粱朝伟扮演的警员663，一直强调自己与某某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却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与他擦身而过的人。他可以和一个女人在一个房间里度过一夜，甚至爱上她，而对她的身份与处境一无所知。他是个悲哀的人。而王菲扮演的那个女孩，爱着警员663，不管对方知不知道，她一味地爱着，并因为爱而快乐得像一块透明的玻璃。尹珊珊的小说《拟态虫子》讲述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爱情在一瞬间发生了，但是当主人公伸出手去试图握住爱情的时候，爱情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我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所谓的爱情，但我宁愿它就是我一厢情愿所以为的那种东西。”这种表达，看似犹豫，实则坚决。而在《悲情脸》的结尾，她这样写到：“那一天，我再次见到他，我们显然都已经疲倦，而且略带羞涩，我已看不见那些只出现在青春岁月中的表情，所有一切，已经被放进深深的海底。感情就像核燃料，容易释放巨大能量，却难于处理，或者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毫不犹豫地掩埋它，让时间和恶劣的自然去处理，等它变成另外一个什么物质的时候，我们已经死去。”这里，已然没有丝毫的少女的天真烂漫，而像是饱经沧桑的杜拉斯在缓缓地对着比她年轻两代的情人讲述她的青春岁月。
这里面，有一些残酷的美丽，使我想起了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我相信，沧桑感是天生的，与实际年龄无关——童心也一样。有的人，永远都是“老顽童”；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杜拉斯”。尹珊珊属于后者。在她的小说中，我发现了一种对孤独的不屈服——因为一旦屈服于孤独，也就等于让出了自己的自由。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是在古代的森林中，还是在现代的都市中。都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森林。古代的时候，人们从这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这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从见到这个人到即将见到下一个人，要经过漫长的森林与旷野；而今天，人们忙碌在城市中，几万人行走在同一条街道上，几千人居住在同一座高楼里，几百人拥挤在同一辆公交车中，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缩小了，但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距离却扩大了。在城市森林中，每一个人都是单个的精灵和虫子，尹珊珊的小说就是关于这些精灵和虫子的小说。她告诉我们，虫子也是需要梦想的。我想，这样的句子一定会拨动你久已蒙尘的心弦——
“重新回到街上，好像从一棵树上下来然后爬向另一棵树。我发现眼前的人一半为了爱而去了解，一半为了了解而爱，他们一半痛苦，一半幸福。但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关于视角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空白的年代，这也是一个幸福很少而快乐很多的年代。人都是现实的，但我们有时也会想看见梦想者。”
我同意珊珊关于幸福与快乐的区分，这种区分像小李飞刀一样，只见刀光一闪，就已经镶嵌在了对方的骨髓里。现实主义是小说的一种，但我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小说绝对不是第一流的小说，因为小说的本质是可能、是偶然、是自由、是梦想。推而广之，写作也就是人类探寻可能性与偶然性、追求自由与梦想的重要活动之一。更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年轻的珊珊更早地开始了这次艰难而快乐的冒险。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语的根源处，而不是根据其消费情况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以最大的兴趣来阅读尹珊珊的每一篇新的文字，也对她未来的文学成就抱以十分的希望。
（本文刊载于《北京青年周刊》，2001年5月28日）
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
《论语》一书，千百年以来被中国人当作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来读，我却认为它是一本很幽默的书。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夫子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他周游列国不获重用，自嘲说：“我惊惊惶惶的，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犬”；他去看“生活作风不好”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学生子路有意见了，他就指天划地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让老天来惩罚我吧。”由此可见，孔门应该是有幽默传统的。遗憾的是，许多朝代过去了，衍圣公的后人们却逐渐丧失了幽默的能力。直到孔门第七十三代传人孔庆东的出现，孔门的幽默才算又接上了涓涓细流。在寒冷的冬夜，交替地阅读孔庆东的作《47楼207》和《空山疯语》，不由你不会心大笑。笑声穿过结了冰花的窗户，惊飞窗外的小鸟。
《47楼207》，是一个很古怪的书名，就像是克里斯蒂的一部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又像是希区柯克的一部扣人心弦的悬念电影。这是老孔跟读者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47楼207者，乃是北大普普通通的一座研究生楼的一个单元而已。老孔讲述的，乃是八十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一群研究生的凡人佚事。
《47楼207》是全书的一篇“主打文章”，曾经收在一九九八年风靡全国高校的《北大往事》中。《北大往事》以回顾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原生态的生活为主，作者全是北大八十年代的才子才女们。北大的才子才女，人人有一手绝活，篇篇文字都是才华横着溢、纵着流，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在《北大往事》里，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却是老孔的《47楼207》。人们说，很久没有读过这种味道的文章了，那种本色的、有个性的幽默，就像是一位不施粉黛、风华绝代的美女，她很美，你又说不出她美在何处。
《北京青年报》特意整版转载这篇文字，并加上编者按说，这是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文学。这种说法当然并不一定妥当，但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我以为，老孔的幽默与钱钟书的幽默并无可比之处。钱氏的幽默，有一种高级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与刻薄，不近人间烟火气，高妙固然高妙，却显得有些虚无；而老孔的幽默，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源头活水，粗陋而驳杂，却别有一番鲜活的生命气象。
书中的另一篇“主打文章”，是同样脍炙人口的《北大情事》。这篇文字在《英才》杂志发表后，立刻被读者们过目不忘、然后口耳相传。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的爱情，真的如同老狼歌词的所唱的那样浪漫而悠长。
《空山疯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名，书名来自于老孔的歪诗“空山疯语起苍黄，百万熊狮过大江”。为什么真话都得以“疯语”的方式出现呢？这也许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尴尬。老孔自诩为打油高手，这是老孔何得意的两句歪诗。老孔说，这十四个字说的其实是一种人生无可奈何的况味，渡江者，本为鱼、鸟等轻巧灵便的小动物，而熊和狮乃庞然大物，无法渡江也来强渡，是强熊狮之所难也。然而，编辑们理解不了他的幽默，认为他有隐射“伟大领袖”之嫌，强令他非删去这两句不可。老孔本来不忍割爱，力争了许久，依然没有能够说服那位“杯弓蛇影”的编辑人员，乃不得不忍痛割爱。那么，改一句什么样的说法来代替呢？他灵机一动，将其改为：“空山风雨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又是一种妙趣横生。
老孔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神采传达得惟妙惟肖，让迟生了数年的我辈羡慕不已。那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那是一个真自由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们写诗喝酒，睡懒觉做学问，活出了完完整整的自我。每间宿舍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个床铺上都有趣味横生的人物。他们有个性，有缺点，但他们都很“可爱”。不像今天的大学生，成天忙着背英语单词考托福或者打印自我简介找工作，找不出几个“不一样”的人来。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许多都像外企里的白领阶层，拼命加入到“主旋律”中去充当一个微不足道的音符。这样的大学生真让人“望而生畏”。
两个时代的置换，让老孔的这些文章产生了双倍的魅力。
往往是失去的东西，人们才知道要珍惜。老孔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同龄人来说，是辉煌而忧伤的记忆；对于比他们年轻几岁的、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则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美丽的石头会唱歌”。
老孔在文章里嬉笑怒骂，表面上看颇有些王朔气，实际上他在骨子里是哀伤的，只是这种哀伤一般人读不出来罢了。当然，在书写这段过去不久的历史的时候，老孔也将它们戏剧化和神圣化了。记忆也有将过去的生活过滤和美化的作用，这是今天的我们应当警惕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固然会比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好玩，但也不可能达到老孔所写的那样鬼灵精怪的程度。有位读者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不是老孔笔下的同学们好玩，而是老孔本人好玩。
《47楼207》的压卷之作是《遥远的高三·八》。以《47楼207》开场，以《遥远的高三·八》收尾，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我读后者比读前者还要受感染。孔庆东回忆了自己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的学生生涯，比起北大的学生生涯来，似乎有更深的感情。有一次，我与孔庆东到福州，有几名中学生偷偷跑来找我们聊天，他们感叹说：“不看不知道，还有这样神奇的高中生活！”而老孔告诉他们，这完全是写实，没有任何的夸张。老孔比那些伟大的画家还要高明，寥寥几句话，就让一个同学活龙活现起来。这篇文章里的幽默，更加本色，也更加纯净，几乎就没有经过理性的提炼过程，自然而然地就流了出来。
在快要结尾的地方，老孔这样写道：“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感情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的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这里，同样有一种忧伤，一种青春不再的忧伤；也有一种怅惘，一种纯真年代不再的怅惘。
老孔在序言中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作尼姑’。古人早就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倚伏。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
我以为，真正的北大是属于民间的。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你读不出酸腐的学院气，而充满着鲜活的、暧昧的民间色彩和平民感觉。正是这种“山野之气”，使孔庆东比起许多拥有跟他一样学位的、然而面孔和文字却无比苍白的人来，更见性情面目。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比他是最高学府的博士要重要得多。所以，尽管我并不同意老孔的许多学术观点，我的文风也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我依然认为，一向“冠冕堂皇”的北大，应当有几个老孔这样的家伙，才能给象牙塔带来几分“烟火色”。
老孔既然身处北大，也得做学问。他做的是怎样的学问呢？他研究青楼文化、研究通俗小说，这些领域都是某些自以为高雅的先生所不愿触及的。而正是在这些领域里，老孔最见性情，也最见功力。他研究武侠小说颇有心得，指点金庸古龙，自称“野腔无调”、“指鹿为马”、“华山混剑”。殊不知，“混剑者”比“比剑者”还要高明。“混剑者”看出了“比剑者”的虚妄，乃旁观之，游戏之，撕破他们道貌岸然的面具，让他们露出“庐山真面目”来。
当然，老孔的某些剖析社会问题的文字，其观点我并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有一群年轻的博士、硕士，统统成了“新左派”的得力干将。他们许多都是老孔的同学，都是年龄三十多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估计出现了不可原谅的偏差，他们把对当下的批评和对“文革”的怀念勾连起来。他们生搬硬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涂抹上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居然在九十年代思想匮乏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些市场。他们甚至说，样板戏是了不起的艺术作品。这种说法，正如说清代的汉学是如何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一样。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以千百万民众被屠杀和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为代价，换来那一丁点考据的成就，难道是一件有价值的买卖吗？同样，以剥夺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自由乃至生命、并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为代价，换来八个所谓“精美绝伦”的样板戏，值得吗？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一般数学成绩都太差，连这样简单的账目都算不清楚。
老孔本人虽然没有他的同学们走得那么远，但也染上了某些病菌。老孔对“文革”、对毛泽东、对“革命”的许多看法，都是我坚决反对的。对这些问题，我与老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师友之间严厉的批评和激烈的讨论，本来就是北大最优秀的传统。
老孔的文字、老孔的幽默，是道学家的死敌。道学家最怕两件事，一是谈女人，而是说幽默的话。道学家会无耻地玩女人，却不谈女人，因为那太“下流”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肥皂》中所写的高老夫子，脸上写着“正义凛然”四个字，却是满肚子的坏水。道学家更害怕幽默，而幽默轻易就让道学家丢盔卸甲，就像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在嬉笑怒骂中摧毁政治人物们几十年营造起来的“尊严”。我在报刊上看到好几篇批评老孔的文章，都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连生喝骂“成何体统”——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鲁四老爷一流的人物，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幽默，他们的生活准则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但他们居然反应如此激烈，这也正说明老孔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老孔锋芒所及，凡社会人生、大千世界，涉笔成趣，妙笔生花。谈教育、谈电视、谈赈灾、谈新加坡人的自以为是、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都别开生面，鞭擗入里。书中尤其对高校和文坛学界中的怪现状有针针见血的猛刺。例如，他在谈到近年以来连连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时说：“我不赞成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比起引经据典的分析来，这样的文字文如其人，是“孔武有力”的。
《47楼207》和《空山疯语》是两本奇妙的书，在千人一面的旧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能够读到这样两本好书，是我们的幸运。古人说，好书当以烈酒下之，老孔的幽默就像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川菜，确实需要预备一瓶好酒来相配。那么，来一瓶什么样的酒呢？
还是让老孔自己来“点将”吧。
（本文刊载于《青年文学》，2000年第1期）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近来大发议论，骂遍天下。他自诩为民间、底层和体制外的代表，因此便获取了批评的豁免权。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谁”，他骂了谁，谁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如金庸者，使用太极拳法回应，最后也在这场争论中越陷越深，让王朔躲在角落里阴笑。于是，其他被王朔谩骂的人物，一般都采取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而自认倒霉的态度，不理不睬。连一向以政府发言人的形象说惯了伟大正确的话的白岩松，也对王朔无可奈何。他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只好说：“只要王朔不骂我娘，我是不会应答的。”十大杰出青年不愧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点把柄也不给对方抓住。
电视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虚伪，但这是一种“明枪”般的虚伪；而我认为，躲在小说书页中的王朔更加虚伪，他的虚伪是一种“暗箭”般的虚伪。王朔说话似乎坦坦荡荡、无遮无掩，但是他守住了一个底线：绝不骂权势阶层，绝不说一句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的话。他才是演技派的“伪君子”。
王朔的小说我一部也没有看过，曾经翻开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阅读俄罗斯和法兰西的小说长大的，我有我自己的阅读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王朔艺术成就究竟如何，我无法作出评价。
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影视编剧和策划的王朔，以及作为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朔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两种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小说家，他已经“王郎才尽”。因此，在九十年代，作为影视制作者和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小说家的王朔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初，王朔全身心地炮制了电视连续剧《渴望》。这部极其煽情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抚平了此时此刻人们创伤的心灵，起到了一剂精神鸦片的作用。这是一个怎样的哀痛的时刻？王朔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插科打诨，大肆施加麻醉剂。他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他参与了对记忆的抹杀和改写，他也就成为了权力结构中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我从这部电视连续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朔的立场，实际上比官方还要“官方”。他就如同戏曲中的丑角，充当衙内的帮忙、帮凶和帮闲。他在拼命地向主流话语献媚，并以此为资本，希望受到权力者的眷顾，从而在商业运作之中得到回报，能够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王朔经常以“民间”的代表自居。披上“平民化”的外衣之后，他说话也就理直气壮了：我就是老百姓，我代表着他们的情趣和爱好，你们知识分子要批评我，那不就是批评老百姓、与全体平民为敌吗？正是这样的一种荒唐的逻辑，让许多人在面对王朔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不敢给予回击。正是这样的一种“天生正确”的心态，让王朔获得了逍遥于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的氛围之外的“超然感”。
其实，说王朔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从小就跟真正的“民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有一定职位的军官。他从小就享有那些胡同里平民百姓的孩子无法得到的一系列特权。他一贯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理解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贫苦百姓家的孩子的辛酸与匮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解放军都是钢铁长城、都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于是，饥饿、死亡、鲜血和吃人交织在一起的“文革”，在王朔的眼睛里和心灵中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军队大院自有其独特的“亚文化”症候。我也有过一段真切的军队生活的经历，我知道那套有形无形的规则，如何泯灭人的温柔和同情心，将人变得粗暴、愚昧和热爱暴力。王朔在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看不惯谁，就抡起砖头来灭谁。他从小就参加残酷的群殴，见到鲜血就兴奋。现代的民主与法制观念，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对他谈话中的语言暴力深感厌恶。而这种语言暴力在一定的时刻，很容易立刻就转化为行动暴力。
王朔有一本书的书名叫《无知者无畏》——是的，“无知”必然导致“无畏”，这是王朔说出的唯一的半句真话。但是，他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无信者无畏”。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价值理念在背后支撑的人，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人。
这些年来，王朔活得风风光光，是媒体的宠儿，是央视的大腕，是电影导演的亲密战友，是各大出版社的香饽饽，又是平民阶级的代表，真是黑白两道畅通无阻。现实生活中的王朔，呼风唤雨，地位简直就不亚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亲自出演的那个帮派老大，在北京最有名的莫斯科餐厅中接受数百名流氓的朝拜。一个人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能够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王朔在左右两边都游刃有余，原因何在？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一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玩弄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也不老”。
“无畏”是人类面临的一种最可怕的状态。没有畏惧和信仰，没有爱和同情，一切罪恶都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纳粹时代的德国是如此，“文革”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无畏”是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的最为显性的代码。迄今为止，在各种对王朔的批评之中，曾经在军队院校任教的学者朱学勤的批评最为到位。朱学勤认为：“这种痞子文化，实际上是大院之中的痞子文化，是他父辈湖南农民运动中那个痞子文化的隔代相传，如果用这种痞子化的东西来否定表明崇高的痞子化的意识形态，似乎痛快，实际上是再复制一次痞子文化。”以毒攻毒的最终结果，依然是毒素统治我们的生活。以恶压恶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邪恶占据我们的心灵。
最不“民间”的人，却成了最“民间”的人。许多人对王朔有如此错位的认识，恰恰说明关于“文革”的研究还没有展开。朱学勤揭示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深远，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王朔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朱学勤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文革’前十七年，他们是杀死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毁灭了平民来冒充平民！这个社会被他们糟蹋了两次，而不是一次。”
就是王朔这样一个热爱血腥、崇拜权力、敌视文化、痛恨知识分子的家伙，居然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某些人的喝彩。这才是天大的笑话。他的每一句“真话”都经过了严密的推敲，他的“锋芒”仅仅针对那些地位比他低、权势比他弱的人——他以欺负弱者作为自己发迹的一大策略，在强者的面前，他立刻就改变了嘴脸，浮现出一脸的媚笑。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艺术”。在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王朔之流的文化流氓，鲁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洞若观火。也正因为王朔自己的那一点伎俩被鲁迅看穿了，他也就特别地讨厌鲁迅——一有机会，他便向死去的鲁迅发几只暗箭。反正鲁迅已经没有方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回应他了。其实，鲁迅早就料到在在他死后许多年，照样会有这类苍蝇来骚扰他。
古代的痞子们，如梁山好汉，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痞子们，如王朔者流，则已经堕落到连贪官也不敢反，而只会流着唾液盯着铜板汪汪叫。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痞子，更具有了特殊的迷惑性——被他们两次糟蹋的社会，模模糊糊地向他们敞开了胸怀，让痞子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正如朱学勤说论：“痛心的是，这个社会却不自觉，还把这两次糟蹋搬进小说搬上银幕，傻不几几地跟在后面起哄，像不像股市向下突破时的放量下跌？强奸一次是强奸，再强奸一次就成夫妻了？”
让无知者不再无知，让无畏者不再无畏；让痞子成为热爱和平的人，让流氓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本文刊载于《文化时报》，2001年2月21日）
赤子其人
我与“三苏”算是大半个老乡。我的家乡离这三位大文豪的家乡眉山只有几十里路。在川西平原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小村落里，苏东坡是一名享有极高知名度古代文人。那些头上包着白布、背上背着背篓的乡亲们，经常用羡慕和热爱的口吻谈论苏东坡。尽管他们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读过苏东坡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歌，他们却知道苏东坡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并且把苏东坡作为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榜样。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述眉山，他写道：“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有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林语堂大概没有到过眉山，全是凭想象写来。因此，有着实际生活体验的我总觉得还有点“隔”，总觉得他还没有把这片土地的“好”写完、写透。不过，我同意林语堂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性情乃至文风，与他诞生的地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东坡浩瀚的才情与纯净的童心，得益于眉山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也只有这片桃源般的土地，方能孕育出一位旷达的赤子和一颗温润的文心。
苏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之一，林语堂在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苏东坡最为精妙的概括。在这诸多身份中，一般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得耗尽一生的心血。而苏东坡一边玩乐一边工作，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半点功夫。我分析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有极高的天赋；二是他有赤子之心。苏东坡曾经对弟弟苏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隐藏在这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之中。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既是一本“无一字无来处”的学术著作——他所作的考据和引证不亚于正统的历史学家，同时更是一本情趣盎然的小说——也只有采用这样自由烂漫的文体才能够凸显传主的神采。就品性和才华而言，在二十世纪诸多第一流的文化人中，林语堂最为接近苏东坡。我一直认为，传记是一种最难写的文体。即使是最出色的传记作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各种类型的传主的传记写好——只有作者与传主在心性接近的情况下，作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茨威格与他笔下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与他笔下的贝多芬、斯通与他笔下的梵高，都有一种“恋人”般心灵相通的关系。与之相似，林语堂堪称二十世纪活着的“苏东坡”。在一个世纪的革命浪潮、军阀混战、党派夺权和文人纷争中，林语堂逐步退向边缘乃至黯然去国。苏东坡命运多舛，不断遭到诽谤乃至于流放，最后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离开人世，再也都没有能够回到眷恋的故乡；而林语堂对“当代”的参与程度，远远赶不上苏东坡那么深切，他选择了一名身在异国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以保全自己相对的独立与自由。
对当下残暴的政治和喧嚣的文化的反感、疏离和厌恶，一千年后的林语堂与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大英雄，他们有限度地参予社会的变革，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始终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苏东坡身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夹缝里。在两派轮流当权的时期，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重用，因为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依靠良心而不依靠利益来作出关于“对”与“错”的判断，最后自然是左右都不讨好。不过，没有关系，苏东坡还可以做农夫呢，他真正拿起了锄头。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还有哪个士大夫能像苏东坡这样做呢？林语堂既赞赏又不无嫉妒地说：“苏东坡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海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的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只有在乡野之间、在村落之中，苏东坡的赤子之心才不至于被泯灭和扭曲。苏东坡从来不掩饰自己喜欢吃肉，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烹调大师，他创造的“东坡肉”至今依然是川菜中的“当家菜”；苏东坡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搜集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苏东坡也从来不遮掩自己对鬼神世界的好奇，面对邈然的未知领域，他总像一个可爱的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缺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和理直气壮的大道德家，更不缺乏聪明的诗人和圆滑的文人，偏偏最缺乏有真性情的人、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好奇心的人——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东坡是一个婴孩，一个饱经沧桑之后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在诗人之中，杜甫太拘谨，李白又太单薄，只有苏东坡兼有孩童的纯洁和思想家的敏锐。学者刘再复在一封给女儿的信中说：“知识与财富一样，积累得太多太饱的时候，也会危害身心的健康。……许多有学问的人，到最后不仅无法从学问中跳出，而且变得非常冰冷、世故，以至世故大于学问，就是被知识所危害。所以我觉得最幸运的学者是他获得知识并由此获得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穿透力与洞察力以后又有力量返回婴儿状态，所以我称之为‘生之凯旋’。”学问之于苏东坡，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从来不被学问所左右，学问却被他兴之所至地差遣。学问没有使他傲慢，反而让他更加谦卑。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完成了“生之凯旋”的文人之一。赤子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婴孩的眼睛是最深邃的眼睛，正是在怡然自得的“生之凯旋”中，苏东坡如清风明月般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本文刊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8月29日）
皇帝的心思
在华文文学中，影响力能够与金庸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高阳的历史小说了。就小说技巧而论，高阳深得传统小说之神髓，安排故事情节，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时时给读者以桃源洞口豁然开朗之感；塑造人物形象，则音容笑貌流淌于薄纸之上，常常让读者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就史学功底而论，出生于浙江钱塘望族的高阳，虽然没有在学院中接受过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但自小目熏耳染，经史子集尤其是典章制度、笔记野史，洞悉于胸，为一般“正途”出身的史学家远不能及。高阳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历史小说，自成一恢弘壮丽之文学世界。此一高阳的“文学世界”，可以与官修史书相互参照，如同一对双胞胎兄弟，各有优长、相映成趣。
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高阳的慈禧系列、胡雪岩系列、民国系列等。每一个系列都堪称一个曲径通幽的园林，既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也有梅兰竹菊之类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而目不暇接。最近，我读完高阳的“红楼”系列，则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又有崭新的阅读体验和思想启示。高阳虽然不是所谓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但以他对清史研究之透彻和对《红楼梦》把玩之深切，着笔写曹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的盛衰荣辱，宛如一幅清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系列的“曹氏小说”中，高阳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体，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以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彼此诠释的精彩文本。
我最感兴趣的，显然不仅仅是曹家的家事。曹家虽然是“包衣”——也就是给满人当奴才的汉人，但当的却是最高级的奴才、“九五至尊”的皇帝的奴才，所以其地位和财富甚至有超过了封疆大吏和翰林学士。曹家的祖上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这不仅是一个掌握着江南金融税收大权的肥缺，而且是皇帝亲自安排在南方、独立于督抚之外的“耳目”。因此，高阳明里是在写曹家，暗里却是在写皇家，写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僵硬、写帝王的阴险和残忍、写官场的黑暗和腐败。高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他那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隐藏着良苦的用心和痛切的忧患。譬如，他写胡雪岩的成功与幻灭，其实是写一种文化以及它所缔造的生命形态的溃乱乃至衰亡。胡雪岩固然有过人的手腕和权谋，固然能够以布衣之身崛起于垅亩之中，但在近代逐渐逼近中国的西方先进的文明形态面前，他即便绞尽脑汁也无法应对，最后只能像飞蛾扑火般走向灭亡。高阳写胡雪岩，本意在“讽”而非“扬”。然而，大多数读者却以为胡雪岩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板，所谓“经商必学胡雪岩”，导致《胡雪岩》与《厚黑学》一起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圣经”。我想，假如高阳地下有知，对此“缘木求鱼”之举，大概只有抱之以苦笑吧。
与二月河之流拼命美化帝王统治，将杀人皇帝雍正塑造成“改革皇帝”，并大肆为雍正残暴的杀人行为寻找“历史合理性”的荒唐思路迥然不同，高阳层层剖析帝王们阴暗的心理状态，并向我们揭示出：当人性的恶与制度的恶相结合之后，将对人间的真、善、美具有难以估量的、毁灭性的力量。“红楼系列”之一的《大野龙蛇》，从乾隆的皇后投河自杀开篇，以曹雪芹一家的日常生活为发散点，逐步顺藤摸瓜，透视乾隆朝的军国大事和政局变幻。为了巩固专制君王的权威，乾隆学习父亲雍正的办法：“用人用其长，不用用其短”——时值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战功显赫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奉命征伐，乾隆故意派遣刚愎自用的大学士讷亲作为钦差大臣前往督战。讷亲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派往前线，这是乾隆一时糊涂吗？不，这恰恰是乾隆手段厉害之处，正如高阳所论：“讷亲在皇帝有尾大不掉之苦，想甩甩不掉；张广泗何尝不是功高震主，为皇帝所忌？因而才使出这条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张广泗领悟到了皇帝的深意，坐视讷亲偾事，那一来，讷亲固然难逃死罪，张广泗又何尝不该负怀私藏奸，坐视成败之罪。倘或张广泗拿出主张来，依讷亲那种刚愎偏执、妄自尊大的性格，一定不肯见听，将帅不和，而讷亲位尊，则必痛劾张广泗不服调动，甚至骄恣跋扈，那样便是借讷亲的刀杀张广泗，而讷亲不知兵，没有张广泗必败，于是又可将讷亲置于法了。”所以，张广泗是皇帝杀讷亲的一把刀，讷亲则是皇帝杀张广泗的一把刀。这样，乾隆皇帝就可以手不执兵、不露痕迹地将两人除掉。果然，后来讷、张二人都被问斩，而群臣们深知“杀鸡儆猴”的道理，在皇帝面前更是如履薄冰、五体投地。乾隆变化莫测、恩威并施的统治术，由此凸显得淋漓尽致。他并非一个只知道诗酒玩乐、风花雪月的风流天子，而是一个心思缜密、性情刻毒的冷血君王。假一名在养心殿值班的侍卫之口，高阳对雍正和乾隆有这样一番比较：“先帝看人，稍嫌过分，人有六分好，他说成十分；倘是他讨厌的人，两三分的过错，就是十足的大错。至于今上，加恩固然很大方，不过他不以为那是应得之赏，往往一方面夸奖，一方面又贬低人家，俗语说的‘一把砂糖一把矢’，就是今上驾驭人的手段。”这种评价，对雍正与乾隆来说，真是“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
我向来相信“皇帝之中无好人”。一是因为人本身所背负的罪性；二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被帝王控制的各级官吏无不性情乖张，即便是控制他人的帝王本人，最后也被权力所异化。在小说中，曹家的靠山和姻亲平郡王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在后园玩儿，无意间摘了一朵芭蕉的花，搁在嘴里，吸了一下，发现花露是甜的。当时大为惊异，不过，光有一丝甜味，自然心有不足，于是一朵一朵摘、一朵一朵尝，一百来朵芭蕉的花，都让我糟踏尽了。皇上如今是尝到权力的甜头了。”这个精妙的比喻，不是深知历史之“三味”者，绝对说不出来。那么，人是不是只有被动地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呢？其实，要对权力的毒害进行最大限度的“过滤”，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高阳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他身处六七十年代“蒋家王朝”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台湾，“今上”玩弄权术的手段比起两百年前的乾隆来，又是“更上一层楼”了。因此，有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说破。
高阳一生孤寂落寞，以布衣之身而笑傲王侯。他不与权力有丝毫的沾染，洁身自好而寄情翰墨，仿佛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曹雪芹。在他的小说中，朝堂之上都是些了无生气的“死人”，而只有在“大野”之中，才有可能蕴藏着生机勃勃的“龙蛇”——我想，这也许就是高阳将这部精心打造的长篇命名为“大野龙蛇”的原因所在吧。
人类群星闪耀时
当我欣喜地读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人类群星闪耀”这一意境，辉煌而庄严。《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一本著作的名字，他在那本书中描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个光明与黑暗、正义邪恶、和平与战争对决的关键时刻。在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然而，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更配的上“人类群星闪耀”这种称号和荣誉。在这里，几十名获奖者深情诉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梦想；在这里，几十个崇高而纯洁的灵魂在闪烁，他们用光芒吸引光芒，用笑容感染笑容，用爱心传播爱心。正如本书的译者王毅所说：“他们在获奖之时或大声呼吁或吐露心扉的致词和演说，又构成了我们人类智力财富和精神资源的一部分——质量极高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我见到了那些我最尊崇的名字——萨哈罗夫、特蕾莎修女、瓦文萨、图图大主教、门楚女士、曼德拉、昂山素季……书中既有他们的生平简历，也有他们的作品索引；既有委员会的颁奖公报，也有他们自己的答词和演讲。这些宝贵的材料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每个人丰富饱满的生命历程。阅读他们当中单个人物的传记或者著作，当然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但是，阅读这本文集，则是触摸结晶中的结晶、金子中的金子。这里不仅是一批伟人的思想的简单汇总，而是百川归大海般的融汇——因为星星与星星之间，总是相互辉映的。这本书堪称获奖者们的“精神之盐”。
我听到了萨哈罗夫苍老而坚定的声音。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是苏联的“两弹之父”。他本来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把勋章挂满自己的墙壁，但出于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他毅然上书苏联最高领袖，要求终止军备竞赛和核试验。他为那些集中营里的无辜的囚犯呼吁，也向那些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所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当局将他被流放到遥远的高尔基市，克格勃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他的门外。他没有屈服，他痛苦地指出自己国家的现状：“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我们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
萨哈罗夫挽救了科学在当代世界的名誉——多年来，许多所谓的“科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专制制度的帮凶，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巩固着专制制度。为希特勒和斯大林服务的“科学家”就多如过江之鲤。萨哈罗夫认为，科学不可能是中立的，在科学之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那些用“纯技术”来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科学家，最终无法逃脱道义的审判。这样的科学家虽然可能在技术层面一枝独秀，可是在人性的层面却连白痴也不如。因此，萨哈罗夫十分看重教育和启蒙的作用。由于苏联政府的阻碍，萨哈罗夫没能出席颁奖典礼，但是他亲自撰写的演讲稿由夫人萨哈耶娃代为宣读。其中，萨哈罗夫精辟地指出：“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的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萨哈罗夫在苏联崩溃的前夕去世。去世前，他的名誉已经恢复，他的人身也重获自由。是否亲眼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崩溃，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早已经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还听到了瓦文萨和曼德拉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瓦文萨本来可以稳当地成为一名技术官僚，曼德拉也可以顺利地成为一个当红律师。但他们无法容忍那些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罪恶，他们拍案而起。瓦文萨成为团结工会的领袖，而曼德拉则成为非国大的领袖，他们都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迫害、逮捕和囚禁，终于在各自的国家里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后来，他们光荣地成为民选的总统。再后来，他们宁静地退出政坛，享受平民生活的幸福。他们以各自的人生实践，验证了人性的高贵与坚贞。瓦文萨说：“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在寻求能够将两种基本价值连结起来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和平与正义。这两者对于人类犹如面包和盐一样。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对这些价值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尽力去做每一件可能的事，任何冲突都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的时代要求遍布全世界的这些渴望得到承认。”曼德拉说：“我们将会这样生活，因为我们将要创造一个承认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生活、自由、幸福、人权和好的政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将永远不会再允许有良心囚犯，不允许任何人的人权被侵犯。”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对人性失望乃至绝望。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获奖者都是当之无愧的。比如，一九七三年的获奖者居然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其时，基辛格正是越战的元凶之一。
最近，英国著名记者克里斯多弗·希金斯出版了《亨利·基辛格的审判》一书，揭露了基辛格卑劣的人格和挑动战争的罪行。该书指出，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时代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对印度支那、孟加拉、印尼、希腊等国发生的大规模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辛格还在智利策划了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军事政变，致使阿连德被杀害。皮诺切特上台后，大肆捕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今，垂老多病的皮诺切特已成为过街老鼠，陷入复杂的引渡官司之中。而始作俑者基辛格却安然无恙。对于越战，连昔日姿态强硬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著书表示忏悔，而无耻的基辛格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而且还在洋洋得意地畅谈世界局势、国计民生。因此，一九七三年对基辛格的颁奖，是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和最大的污点。
黑子的存在无损于太阳的伟大。绝大部分的演讲和演讲者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说：“这些演说，很多时候，恐怕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当时的一些朴素想法，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当时自己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感悟与理解——与人类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内在相连相通的感悟和理解。可以说，‘纪念诺贝尔演说’的分量和影响，使得这些演说必须也必然成为人类深邃思考、澎湃热情和沧桑体验的精彩记录。”我想，这一感受也将是读者们共同的感受。
月亮上的蝴蝶
“月亮上的蝴蝶”不是一首诗歌的名字，而是人们对一个女孩的爱称。
这个美国女孩住在一棵大树上，她的真名叫朱丽亚·希尔。
学者林达在《红杉树上的女孩》一文中，讲述这个女孩子和红杉树之间的感人故事：红杉树是一种跟恐龙同时代的植物。侏罗纪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里的传奇，红杉树却是从那个时代生长过来的“活化石”。在半个世纪之前，北美有数十万公顷的原始红杉林。然而，由于木材加工业的步步紧逼，在今天红杉木已然成为濒危植物。
在太平洋木材公司所有的一块土地上，生长着一棵古老的红杉。主人多次决定砍伐这棵大树。对于商人来说，看重的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抽象理念，而是直接的经济效益——树一砍倒，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美元。每一次他们企图砍树的时候，都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起来反对。人们给古树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月亮。然而，在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美国，土地的所有者有权处理土地上的植物。几个轮回下来，公司悍然决定，不管受到怎样的反对也要砍树。
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美国姑娘朱丽亚·希尔作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她要把这棵已经有一千岁的红杉当作自己的家。她在大树的顶端搭了一个离地六十米的平台，那就是她的家。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孩风餐露宿、“两袖清风”，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树人”。她与大树融为一体，仿佛是树的魂魄和精灵。人们给她取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月亮上的蝴蝶”。
女孩的举动牵动了无数关心环保问题的人们的目光和心灵。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看望这只“月亮上的蝴蝶”，他们还为女孩、为大树捐献了五万美元。红杉的主人太平洋木材公司被女孩征服了，他们终于放弃了砍伐红杉的决定，而且还规定在这棵大树周围两百五十英尺的缓冲区内，不再砍伐任何树木。后来，他们还将社会各界给红杉的五万美元的“赎身钱”捐献给了州立大学，用于森林研究。
有人说，一个生命拯救了另一个生命。但是，如果在一个更为长远和辽阔的时空之中衡量这一事件，我想说：这不是“拯救”，而是“报恩”。千百年来，我们人类从大自然那里、从树木那里、从红杉那里，获得了多少恩惠呢？
那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没有树，也就没有水源、没有氧气、没有小鸟、没有蝴蝶、没有我们人类。树是人类的母亲。我们从树那里获得维持我们基本生存的、丰富的物质，我们从树那里获得激活我们历史记忆的、不朽的精神。我们知道向父母、亲人、师长和朋友报恩，却不知道向呵护我们、让我们永葆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树木们报恩，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舍本逐末。我们不仅舍本逐末，而且还恩将仇报。就在我刚刚读完林达的文章之后，又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一篇题为《被剥夺的红豆衫树在流泪》的报道。记者曾民、张林在报道中揭示说，在中国的红豆衫之乡云南，美丽的红豆衫遭遇了灭顶之灾。在记者采访的十多天里，只看到死去的红豆衫，而活着长在大地上的一棵也没有看到。纳西族老人说：“没有了，全剥完了！这里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放过羊，活的红豆衫，找不到了！”寿命千年的参天大树固然无法幸免，即使是那些粗不过儿童手臂的红豆衫，皮也被剥得精光。像这样一棵小树，最多可以剥三斤树皮，仅卖一块多钱。
人们为什么要收购和加工红豆衫的树皮？原来，树皮中能够提取一种昂贵的抗癌物质——“紫衫醇”。九十年代初，美国某公司发现，从红豆衫树皮中提炼的“紫衫醇”具有抗癌特效。消息传到中国、传到云南，人们突然意识到财宝就在身边。在丽江、在迪庆、在西双版纳的若干地区，红豆衫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人把规定详尽的《珍贵树种保护条例》放在心上，人们只知道一斤红豆衫的树皮能够卖多少钱。当年在抗日的硝烟中饱受摧残却顽强地生存下来的红豆衫们，今天却再也没有办法抵抗新一轮的浩劫了——就连某些林业部门也悄悄入股建设加工厂，人们像野兽一样露出了锋利的牙齿。工厂四处收购树皮，导致了树皮的价格拼命地上涨。越来越多的贫困山民，疯狂地加入到这种特殊的“淘金”活动之中；越来越多珍贵的红豆衫，还来不及呻吟一声，生命就在一夜之间嘎然而止。
红豆衫的悲剧，当然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贫穷。这些月收入不足百元的人们，如果马不停蹄地采集树皮，一个月可以获得上千元的收益。没有人会拒绝这“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富裕。然而，我又想，红豆衫的悲剧，又不仅仅是因为贫穷。在某些非洲的黑人部落和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里，人们对自然、对苍天、对树木充满了敬畏与尊重。他们比我们的同胞更穷，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但是，他们不会轻易伤害周围那些有生命的物体；相反，他们经常会为了一棵树或者一头猎犬而付出自己的生命。在他们原始的巫术崇拜中，一般认为古老的大树中寄生着祖先的灵魂。在某些传统节日或者部落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他们整个部落会跪在大树下祭祀和祈祷。当我们自以为是地嘲笑他们的“落后”、“愚昧”、“迷信”的时候，我们这些无信、无畏的人，真的就“进步”、“聪明”和“理智”吗？他们像爱自己的同胞一样爱树木，我们却挥舞着斧头和刀锯扑了上去。
我真想见见朱丽亚·希尔，那个美丽得眩目的美国少女，那只“月亮上的蝴蝶”。我们的民族，诞生不了“月亮上的蝴蝶”——即使诞生了一只，有多少人会理解她、支持她、帮助她、赞美她呢？人们会说：她是想出风头，她是别有用心，或者干脆将她描述成一个疯子。这是这个民族对那些“与众不同”的成员惯有的待遇。
这块土地上，不仅人活得分外艰难，就连树也活得分外艰难。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
梦中，西双版纳的每一棵红豆衫上，都飞舞着一只美丽的“月亮上的蝴蝶”。
鼓浪屿访舒婷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厦门的鼓浪屿。到鼓浪屿之前，我就读过许多关于鼓浪屿的文字，这些文字描述出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纯洁世界；到了鼓浪屿之后，这个世界便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一幅不断浮现的鲜活画面。鼓浪屿让我神往，不仅因为它的自然风光，还因为鼓浪屿上居住着一位我所喜爱的诗人——舒婷。
厦门大学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生文学社团，名字就叫“鼓浪屿文学社”。我很羡慕得天独厚的厦大学生，占有了这个美丽的名字。我到厦大的时候，文学社的同学告诉我，可以带我去鼓浪屿游览，并联系与舒婷女士见面。我很高兴，立刻取消了其他的活动，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文学社的同学出发了。
驱车来到海边，鼓浪屿就在咫尺之遥。从此岸望去，绿树婆娑之间，掩映着一幢幢红瓦白砖、错落有致的西式小洋楼。在轻柔的海浪中，视线仿佛在晃动，而鼓浪屿似乎也在晃动。陪同我的几位同学说，如果是晚上，站在这里眺望鼓浪屿的灯火，更是充满的诗情画意。
乘渡船抵达鼓浪屿，只需数分钟的时间，刚一眨眼就到了。细细的沙滩上，纤尘不染。光滑的石板路，延伸向一户户的人家。如果说上海外滩豪华建筑的富丽堂皇得让人感到压抑，那么鼓浪屿上洋房的小家碧玉却使人恍忽产生回家的感觉。小岛上没有任何一种机动车辆，甚至没有一辆自行车，因此听不到一点机械的噪音。岛上的居民和游客全部依靠步行，安步当车。在这样自然风光与人工建筑完美融合的小岛上步行，丝毫不会感到劳累。每走一步，眼睛里都会摄入一幅清清爽爽的画面。海涛声从身后传来，浑厚而悠长。空气里有淡淡的海风的腥味，而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花草的香味。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都是只有鼓浪屿才有的景色、声音和味道。与喧嚣的对岸相比，这里是一方净土。
按照舒婷给的门牌号，我们在曲径通幽处找到了一座小洋楼，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地敲了敲门。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来打开门，引导我们进去。一进门就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小花园。虽然是在冬天，但这里的亚热带气候使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舒婷已经在楼梯口上迎接我们了，她穿着绿色的毛衣，蓝色的碎花长裙，谦和地微笑着。走上仄仄的楼梯，是一间陈设典雅的客厅。待我们一一坐下，舒婷和丈夫便热情地为我们端茶水、拿水果。她忙碌着，完全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模样，对家里的每一盏茶杯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张罗完这一切后，她缓缓地坐下来，开始跟我们聊天。她的丈夫，也是一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便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他比舒婷还显得腼腆，含笑倾听着我们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偶尔才插几句话。
《神女峰》中的大悲大喜和激情澎湃，已经沉淀下来，成为宁静与安祥。就像火山灼热的岩浆，凝固成坚硬的岩石。舒婷向我们谈起她刚刚上大学的儿子，他的儿子只比我小几岁，因此她也细心地询问我在大学中的生活情况。这是一个母亲最寻常也最伟大的心思。这个时刻的舒婷是最美丽的。
我记得舒婷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与其说生活是诗，不如说诗就是生活。有意地把生活“提炼”成诗歌，那样的诗歌就成了二流的诗歌，那样的生活也就成了矫揉造作的生活。相反，如果让诗歌渗透到生活之中，那么就像贝壳结晶出珍珠一样，将自然而然地诞生伟大的诗篇。舒婷当年是灯泡厂的锡工，因为住在鼓浪屿上，上班要比别人多花半个多小时等渡轮，所以曾经“怨恨”过鼓浪屿。美丽的景致与严酷的现实常常发生尖锐的对立，这时候诗便产生了。
舒婷向我们回忆当年朦胧诗潮中的往事，从容中却有一种高贵和尊严，这种气质是其他人学也学不来的。我不喜欢“新生代”女作家们的张狂和飞扬，我却被舒婷的安静与温柔深深地打动了。舒婷递给我一粒新鲜的小西红柿，宛如樱桃般大小，晶莹剔透又像是玉石。她说这是鼓浪屿上产的，吸收了鼓浪屿的灵气，很好吃的。我试着尝了一颗，果然又甜又酸，汁水丰满，与那些在温室中种的味道绝不相同。舒婷看我很喜欢吃，像母亲看到孩子一般，高兴地笑了，又抓了几粒，送到我的手中。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苍老的照片，是几名身着洋军装的青年，英姿飒爽的模样。舒婷告诉我们，这是她的祖父，当年南洋水师的将军，留学欧洲学习海军，回国来希望通过军事来挽救国家的命运，可是理想被现实撞击得粉碎。窗外可以望到茫茫大海，叱咤风云的前辈已经随风而逝，却留下了这幢漂亮的楼房。风吹动着阳台栏杆旁边的树叶，点点滴滴的阳光闪烁着，像顽童在跳舞。在这幢住过四代人的老房子里，舒婷讲述着往事与随想，她的讲述像一条平静的河流在自由地流淌。
一九八零年，《福建文学》举办舒婷作品讨论会，在研讨会上，舒婷曾经因为自己的诗歌被思想僵化的评论家们“歪曲”而当众失声痛哭。这件事情在当时的文坛流传甚广。用眼泪捍卫诗歌的尊严和自由，这是舒婷自己的方式。这不代表懦弱，相反，这是另一种勇气。舒婷在散文《生活、书籍与诗》的结尾处写道：“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其实，包括舒婷在内的所有平凡的生命，都与那只甲虫一样，有着对自由无限的向往和渴求。我们也正是为这一向往和渴求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也是值得的代价。
曾经有一位读者写信给舒婷说：“正是鼓浪屿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相信他所说的不只是鼓浪屿的景色。住在鼓浪屿上的舒婷，与鼓浪屿一样，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到一种透彻的温暖。
（本文刊载于《创作》，2001年第3期）
君·吏·士
——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1《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酷吏列传》短短数千言，描画出十名酷吏的形象。十名传主都具有共通性，即以“酷”为施政手段，以残暴来获取升迁的机会。“太史公传酷吏十人，皆以严峻为能事，至今读之，犹使人不寒而栗。”2今天我们已然能够感觉到，在司马迁描写酷吏的文字里，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寒气。对于酷吏的事迹，司马迁既能“现”又能“隐”。所谓“现”，是指司马迁有史家之胆，毫不隐讳地揭示出酷吏斑斑的劣迹。他触及的是一般史家不敢触及或者很少触及的题材“禁区”。这一点，后人也极为叹服：“想太史公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笔直书，善恶自现。”3对本朝的历史秉笔直书，在专制时代非同寻常。所谓“隐”，是指司马迁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采取了比较冷静的笔法来处理那些让人很难冷静的材料。一篇之中，要把十个人写活，要把十个行径相差无几的酷吏各自的性格差异鲜明地表现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写法上以一木见森林，取各自的典型事件来表现。《酷吏列传》全文如女子绵密的针脚，针针相连、环环相扣。此篇文字与其它篇目有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后世很多读者都注意到了：“《酷吏列传》别是一种笔墨，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阴惨之气。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狱断狱。太史公可谓文中之酷吏也。”4文章分风格与内容可以说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酷吏列传》的阴惨冷峻，与《刺客列传》的慷慨悲歌、《游侠列传》的潇洒流丽对照鲜明，让人如同进入深幽的山洞，同时感受到视觉上的黑暗与触觉上的寒冷。
以片言只语而能胜过千言万语，《酷吏列传》堪称一字千金。如写酷吏周阳由：“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一个“挠”之，一个“取”之，周阳由的形象呼之欲出。法律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写酷吏宁成：“宁见乳虎，无值见宁成之怒。”从侧面来烘托，虽然是虚写，却笔力千钧，让人感受到“猛于虎”的苛政的压力。写酷吏温舒，杀人如麻，还感慨国家规定的执行死刑的时间太短，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亦！”这一句话就让一个酷吏“活”了起来。这一句话的背后，又有多少的冤魂！《酷吏列传》中的十个酷吏，被司马迁写得如同剥茧抽丝。他们的行径辗转相效，而又“青出于兰胜于兰”。酷吏残酷性的加深，也正说明汉代政治专制的加强。后一个酷吏常常是以前一个酷吏为老师：“治效郅都”、“治效于禹”、“声甚于宁成”、“治仿尹齐”、“治于宣相仿”、“治大仿张汤”、“酷甚于温舒”……这种写法，不露生色，而褒贬自现，同时将似乎各自独立成篇的传记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篇章，“略以年代之先后为次而十人之出身进用废黜死率本末，分合错综，贯串穿插，总成一片文字，盖有不得然者，非故为此钩连缨搭之奇也”5。整个篇章的“有机化”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自然天成。
汉代的酷吏，当然不止《酷吏列传》中详细描述的这十个人。这十人只是酷吏中较有典型性的代表而已。司马迁在结尾处写道：“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减棰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可见，酷吏之多，已经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两个“何主数哉”的感叹，说明司马迁已然意识到酷吏的泛滥不仅是人的品质的问题，而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当代政治体制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有历史良知的士人，紧紧抓住当代的问题，对当下的现实发言。晚清的郭嵩焘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太史公之传《酷吏》，不上及于战国暴秦之时，其旨微哉！”6从战国开始，酷吏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在秦朝胥吏取得了对士人的绝对胜利。但是，司马迁不是着眼于对前代的反思，而是注重对本朝的针砭，所以他笔下的酷吏全部是汉代的，尤其集中在武帝一朝。由此可见，太史公更加看重“当代史”。他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当代。
在汉代初年，酷吏的力量并未彰显。秦朝的教训让新的统治者引以为诫，同时新兴的王朝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当时，君主的权力相对较弱，胥吏的权力自然也就更弱，也就导致了士人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此时，君主、士人和胥吏的关系是相对均衡的。司马迁在描述这段时期的状况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是十分赞同汉文帝、景帝的政治的。而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方略有重大的改变。一方面，武帝竭力统一、整合社会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任用大量的胥吏，对社会个阶层进行严厉的管理。从表面上看起来，两种措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专制时代政治的核心思想：儒表法里。汉武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
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这样，士人的空间就变得极端仄迫。在酷吏杜周当道的时候，“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他说：“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可见，君主与酷吏是亲密无间的。酷吏能够坚决地贯彻君主的意志，因为酷吏背后没有儒家理念的支撑，他们只是相信权力，所以能够对君王的命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相反，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背后有一整套价值观念，不时与君主的立场产生冲突。士人与君主进行合作的时候，不会像胥吏一样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于是，专制君主更倾向于选择胥吏作为合作伙伴。对士人来说，严酷的法令只是教化之外的辅助手段；而对君王和酷吏来说，严酷的法令则是巩固帝国的根本。这正是太史公所揭示的君王与酷吏的“切合点”。对此，唐顺之论述道：“酷吏十人，行多相类，而叙不同，笔力极其变化。太史公语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清浊之源’，一篇大纲。说到‘奸伪萌，上下相通’，即借法为欺。未尝不依法行从事，而无情实，故至于不悔。乃此时，非酷吏收止，安能偷少顷之快！”7司马迁对严刑酷法的作用有着清醒的体认。酷吏表面上的“大治”隐含着深重的危机。
君权的扩张，带来酷吏势力的扩张。同时，原有的贵族大臣和正统的士人则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杜周当权的时候，“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臣权衰落，吏权乃大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至十万余人。”司马迁对此是相当忧虑的。他希望文官制度能够得到保障，能够通过士人的价值立场对君王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这种制衡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有利的。许倬云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的时候说：“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中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是工具性的结合，而且有儒家意念参和其中。”8司马迁看重的，正是这种“儒家意念”。
相反，酷吏往往都是缺乏起码的儒家意念的人。从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看出来。如酷吏义纵“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酷吏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为廷吏。”显然，他们都是一群以儒家经典无缘的人物。《酷吏列传》中，张汤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关于张汤小时候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是“刀笔吏”的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他掌握的是断案的“技术”，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他这样的胥吏，“能力”来自于“实践经验”，当然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在君王和酷吏的权力高张的时刻，士人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取得了最大的交集。太史公对张汤有两种评价，一个评价是“国家赖其便”，另一个评价是“张汤死，而民不思。”两相对照，让人深思。国家，是君王的国家，张汤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对君王的专制有利，对王权的畅通有利；相反，民众是深受其害的，又怎么会哀悼张汤呢？君王对张汤之流的酷吏的态度与民众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太史公是站在民本主义的立场上下结论的，而写《汉书》的班固则百般为张汤掩饰，因此明代学者杨慎说：“太史公谓‘张汤死，而民不思’，一语至矣。班固及称其推贤有后，力雪其酷吏之名，异乎太史公之直笔矣。班马优劣，此矣可判。”9司马迁基本上是站在民众与士人的立场上，而班固更多的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所以，在明代对专制主义政治有着相当清醒的体认的杨慎，从这一细节处发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
批判酷吏是远远不够的，形成酷吏现象的根源在于专制君主。太史公敢不敢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呢？《酷吏列传》可以说就是武帝朝政治黑幕的大曝光。在写酷吏赵禹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张汤时，司马迁说：“于是上以为能”；在写酷吏义纵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王温舒时，司马迁说：“天子闻之以为能”；在写酷吏尹齐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杨仆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能”；在写酷吏杜周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司马迁写酷吏，笔在此而意在彼。这里，反反覆覆出现的“上以为能”，直接点出汉武帝是酷吏的后台老板，史家秉笔直书的品格表露无遗。后世细心的读者自然能够读出太史公的心思：“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10司马迁在这一系列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对汉武帝政治的深刻谴责和嘲讽。经过自己的观察和检讨，司马迁一眼看出了酷吏横行的根源——“张酷吏之威者天子，流酷吏之害者政治”。11
在专制时代，有没有勇气批评最高统治者、在怎样的层面上批评最高统治者，是士人品格的试金石，更是史家品格的试金石。班固批评《史记》是“谤书”，王若虚也不满地说：“然则是非之谬，岂特《游侠》、《货殖》之论哉！”而清代的袁枚更是看出了《酷吏列传》的文眼所在：“且序酷吏必屡称天子以之为能，未免露谤书之意。”12这些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批评，正反衬出司马迁的伟大。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家中敢于批判当朝皇帝的最突出的一个，“太史公不慊于武帝，《史记》多冷刺语。”13司马迁有着深厚的儒学及黄老之学的背景，他主张对君权进行适当的制衡，希望君王给予士人较多的表达意见的机会。然而，武帝朝的政治与他的期望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观点在酷吏们看来，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司马迁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认为严酷的法令只能导致恶性循环，而不可能出根本上解决上层与下层的尖锐对立和矛盾。正如黄震所说：“于今《酷吏传》，先之以吏治烝烝，民朴畏罪，然后论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随之以民益犯法，盗贼滋起。然则匈奴盗贼之变，此帝穷兵酷罚所致之，威刑岂徒无益而已哉！至于祷词百出，则各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求仙无方，则各随以终不可得之言。迁之微文见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14
酷吏的行径和武帝的政治，是违背“道”的。司马迁对“道”的坚持与汉武帝极其酷吏的“无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司马迁所传承的“道”，来自于先秦以来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有“道统”在背后支撑，太史公才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政统”。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阶层自春秋战国初出现与历史舞台之时已发展出一种群体的自觉，而以文化传统的承先启后自任。这就是当时思想家所说的‘道’。从此以后，‘道’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根本依据，而且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理想主义的托身之所。”15司马迁的批判资源正是来自于“道高于势”，尽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在皇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这就是“道”。假如君主违背了“道”，那么对君主进行批判完全是合理的。
“道”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上，也就是具体操作层面上，以什么作为载体呢？余英时认为：“在汉代统一帝国的格局之下，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基本上是怎样建立并维持一种合理的群体秩序。”16由君王与酷吏所建构的统治秩序显然是司马迁所不能接受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尽载当时所不尽人情，流血千里，若奸宄无以自咎者，而终之以大群小群轻犯法而不可禁”17，目的还是为士人寻求一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让士人真正成为权力关系中起制衡作用的重要的一极。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所体现的，是以文化的传薪自任，高举着理想主义的火炬，秉持理性思考的特质，发为文章，为天下清流，发展出对整个文化与社会的深厚关怀。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评论》，2001年第4期）
我为什么写《香草山》？
——答客问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
问：在读者们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一个写作者的生命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剑拔弩张”的。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这些气质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所忽视，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中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就是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上发现我的这一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我对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对人生来说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在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圣经》中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5：8》）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朋友们更加珍惜和重视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书中涉及到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司等），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真实的；而涉及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的女孩，而现在她就在我的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上帝让她进入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提升我的生活。
《三国演义》标榜说“三分历史，七分虚构”，而《香草山》则可以倒过来说，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小说的名字——《纪实与虚构》。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够走多远。《香草山》有很大的自传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香草山》描述的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失望的。
我想写作一种新的小说
问：我发现，《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小说”？
答：小说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原生态”的意义，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精心安排和设计。全书分为九章，每一章又分九节，一共九九八十一节。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阅读，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而所有的章节像多米洛骨牌一样，连接起来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小说”，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在我的心目中，小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我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香草山》成为一个“四不象”。
同时，我认为，经过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发展，小说离传统的形态已经很远了。每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的出现，都是对小说外延的一次拓展。在二十世纪，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与这个世纪所发生的革命一样，让人目不暇接。许多以“怪”的方式轰动一时小说，后来却成为一种经典、一种范式。
小说本来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我们自己又岂能执著于“什么是小说”的“伪问题”，并因此而“作茧自缚”呢？
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小说、诗化的小说。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他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他认为，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小说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可惜的是，后来他的这一尝试被迫中止了。
我认为，“小说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小说观念。这也是导致中国小说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我愿意承接沈从文先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大家对小说的既定观念、改变大家单一的阅读习惯。我想通过这本小说告诉读者朋友：读小说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小说。
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我自己认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丝毫不担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我与李敖有着本质的不同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小说，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爱情小说。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曾经说过，李敖的第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政论。正如我前面所说，小说中不是不可以议论，但是小说也不能只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的长项。
台湾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中国时报》总编的高信疆先生不久前说：“二十八岁的余杰的文章，比李敖二十八岁时还要写得好。”高先生是李敖的好朋友，他很熟悉李敖的文章。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够自信地说：我的小说比他的好。
问：在《上山·下山·爱》中，李敖有大量“色情”的描写，而你在《香草山》中却只有“爱”而几乎没有“性”。从这一区别中，是否能够看出你与李敖对爱情和性都有不同的看法呢？
答：我对李敖近年来的许多文章和言行都不认同。
我们对爱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李敖在内心深处不尊重女性，他在自传中肆无忌惮地描写自己放荡的性生活，并发表诸多女友的照片。我认为，这对那些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我认为爱与性是完美融合的，而且爱的前提是尊重对方。
李敖认为一生可以爱无数次，我认为真爱只有一次。李敖认为爱情是游戏，我认为爱情是真理。李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显著的地位上，他是一个中了传统文化的毒的“男权主义者”；而我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我最厌恶的就是大男子主义。
问：写完这本小说之后，你是否会把自己创作的重点转向写小说？
答：写小说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今后我肯定会继续写小说，当然是写与《香草山》迥然不同的小说。
我会不断地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传记、报告文学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也将努力突破旧有的文体上的划分。
我不会放弃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脱离了学院和学术界，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发表多少论文来获得学位和评定职称，也无须得到权威人士的承认和褒奖，我更愿意做一种有“野狐禅”特色的学问、一种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学问。
当然，我还会继续杂文的写作，在杂文写作中也要求新、求变。这是一块我所喜爱的“自己的园地”。
第二辑 舌头的功能
近来来耳闻目睹之怪现状
大官傍大哥
“大官傍大款”一度曾经是报刊上报道腐败案件时常用的一句话。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前社会存在的“权钱交易”的状况。官与商之间有着鱼水般的依存关系，而且官以商为圆心转圈，“官本位”直接指向“钱本位”。而今，短短数年之间，“大官傍大款”已经“更上一层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大官傍大哥”。
长春黑社会老大梁旭东案发以后，调查发现在几年之内，梁旭东对一大批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了一个个的红点：十二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十名警官、五名检察官、四名法官、五名司法警官……这些官员全部是他称兄道弟的“哥们”。梁旭东虽然劣迹斑斑，却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之所以能够混入警察队伍，据说是长春的最高领导人亲笔给公安局长作了批示。梁旭东在长春风光一时，一呼百应。身为普通刑警，他却身穿名牌服装，驾驶高级轿车，长年包租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出席宴会常常有高级官员作陪。即使在被刑事拘留之后，他还叫嚣：“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
“大官傍大哥”是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梁旭东案件决非单一的、偶然的现象。同样的要案大案，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身份：沈阳市人大代表、著名民营企业家。被这个身负三十一桩血案的大哥拖下水的大官，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来：沈阳市财政局长李经芳、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郭久祠、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传、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城建委主任宁先杰、市政府副秘书长迟若然、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及沈阳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大哥被逮，大官纷纷落马，一时在沈阳蔚为大观。黑社会喽罗作鸟兽散，而政坛也引发了一场几乎同步的“地震”。浙江温岭张畏黑帮集团，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法，网罗和控制了一大批地方官员。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和公安局长杨卫中，对这个大哥的关怀就是“无微不至”的。张氏的别墅外面，甚至公然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公安部门居然公开替黑社会“保驾护航”，堪称新时代的“天方夜谭”、“拍案惊奇”。广西百色，在现代史上曾经是震惊全国的“百色起义”的发生地，如今却沦为以周寿男、丁旭为首的黑社会的天下。他们开设赌场疯狂聚赌，武装逼债，无恶不作，并先后三次持枪到澳门抢劫钱财。就是这伙打死、打伤、打残六十八人之多的黑帮，却把地方政府当作保护伞，从容面对外地警方的追捕——广州、澳门警方多次来百色，都遇到重重阻挠，无功而返。对于大哥们来说，家乡总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当地公安局的领导每月从他们那里获得巨额的“保护费”，有时多达每人每月四万元。于是，一个荒谬的怪圈形成了：黑社会收取老百姓的保护费，公安机关收取黑社会的保护费。
以上几个案件只是沧海一粟，然而每一个都触目惊心。外地人会感叹“国将不国”，而深受荼毒的本地人则连呻吟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从“大官傍大款”到“大官傍大哥”，其危害性可以说是成千百倍地增长。如果说“大官傍大款”败坏的仅仅是吏治和经济秩序，那么“大官傍大哥”则直接危害到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前者造成了官僚阶层的暴富和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后者则严重挫伤了普通公民对政府的信心，恶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前者伤害的是人的四肢躯干，后者伤害的则是人的五脏六腑。以梁旭东案件为例，这个有大官为后援的大哥，手上血案累累，却照样大摇大摆地出入政府机关，结交机要官员。他亲近官员如同兄弟姐妹，他践踏法律如入无人之阵，他蔑视百姓人命如草芥。他想灭谁就是谁，他想摆平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一时间，偌大的一个长春，老百姓竟然感到“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一面是大哥的嚣张狂妄，一面是政府威严扫地、法律威严扫地。此时此刻，可怕的“雪崩”在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了：一个是“看得见的层面”，即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另一个是“看不见的层面”，即世道人心的迅猛滑坡。前者使用严刑峻法可以暂时遏制，后者则如同恢复沙漠化的土地，非几代人的努力不可。
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知名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在分析腐败的代价时，论述到腐败导致的几个最严重的后果。我发现它们都与“大官傍大哥”有关。其一，腐败会滋长消极的外部后果，即“公害”。它有损于信任、信心及法规。当它们对安全及环境造成危害，破坏考绩制度或危害广大公众利益时，它们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其二，腐败有时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方式，然而它还能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它可以是收买政治忠诚的一种机制，间或还会因此而实现某种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参与，如果广泛采用这种手段，会导致普遍的离心力和政治不稳定。其三，敲诈勒索是一种特别有害的腐败形式，它会激怒受害的公民。腐败越是对普通百姓有害，越是直接地影响他们，他们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总而言之，“大官傍大哥”的两种趋势，即官僚的黑社会化和黑社会的官僚化，都将危及整个社会安定和繁荣的根基。
斩断大官与大哥之间相互扭结的“吸盘”，是反腐败利剑必须亮出的第一招。所有生活在恐惧中的公民，都在等待着手起刀落的那一刻。
（本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5月10日）
两种“伟哥”
我在一家药店的门口发现一个巨大的广告招牌，上面写着“咱老百姓自己的伟哥——‘雄风’壮阳口服液”。看到这个广告，我真是忍俊不禁：连大名鼎鼎的“伟哥”也分出不同的等级来——有老百姓的，也就有官老爷的，大家各取所需。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的一大奇观。
我原来以为天下的“伟哥”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只能说明我的天真和无知。既然人分三六九等，“伟哥”自然也分为三六九等。有报纸报道说，目前市面上流传的“伟哥”有九成以上是假货，而每一粒“伟哥”的价格已经被哄抬到八百元左右。黑市上依然供不应求。八百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它也许仅仅是月薪近万元的网络公司工程师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市民生活“最低保障线”每月两百元的四倍、是某些西部落后地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我算了一下，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居民四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以及更加贫困的山区农民一年的基本生活费用，不过相当于达官贵人们片刻快乐的代价罢了。
在我的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一百元的学费，而被迫辍学了。辍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就意味着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农家出身的大学生李永清，在《南风窗》上对政府忽视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提出抗议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写进了我国的法律，但我家乡那么多只有十四、五岁的初中毕业或未毕业的未成年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修整着地球，做着奢望下一代比自己过得更好的梦……不少大城市动不动准备花十几亿来建一幢什么馆作为其标志，而当地农村却仍有许多学生在危房中上课……”对于这样的对比，我们该作何种感叹呢？
“伟哥”刚刚问世，在中国便掀起了一股“龙卷风”。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受饥饿折磨的国度里，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巨大的对“伟哥”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国度里隐藏着庞大的患有“难言之隐”疾病的人群。刚刚逃脱了饥饿的威胁，立刻就成为“阳痿之国”。这个国家消费需求的变化，宛如一出快节奏的喜剧。
虽然许多人都有着对“伟哥” 强烈的需要，但是人与人毕竟不一样。工薪阶级只好选择便宜的“雄风牌”，有资格使用真“伟哥”的仅仅是某些特权阶层和暴发阶层。在普通人望“伟哥”而兴叹的时候，官僚和富豪们正在拼命地咀嚼一瓶又一瓶的“伟哥”，以应付他们的二奶、三奶乃至于四奶、五奶。
果然，我在《成都商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九九九年，当成克杰案件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专案组顺藤摸瓜查办了一大批广西的贪官污吏。
当中纪委的办案人员传唤广西自治区主席助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的时候，这名“财神爷”趾高气扬地来到办公室，顺手将鼓鼓囊囊的皮包放在桌子上。财政厅长是何等人物，从来都是人家求他办事，这天他还以为又是哪个部门来向他要钱，便摆出了一副惯有的大大咧咧的神态来。当中纪委的官员向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财神爷”才紧张起来，额头上汗如雨下，眼光不断地去瞟桌子上的皮包。来办案人员眼睛一亮，立刻意识到包里有鬼，命令他将皮包打开。“财神爷”战战兢兢地打开皮包的拉链，皮包里的东西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一大叠现金足有十万之多、金银和珍珠的首饰若干件、女用避孕套和一大盒“伟哥”。这名财神爷的“色胆包天”，就连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也不禁目瞪口呆，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按照皮包的物品来推测，皮包的主人应当是黑社会的老大，而不应该是堂堂的财政厅长。
后来，这名贪官交待，他之所以随身携带这么多的现金和避孕套、“伟哥”等，不仅供自己享用，还要提供给上级领导——财政厅长永远是成克杰等主席大人们的“买单者”。厅长大人还交待，包里的“伟哥”是他通过特殊渠道从美国带回来的，是“如假包换”的真品，购买这些“伟哥”的费用他大笔一挥就在财政上报销了。
掌握着一个省区财政大权的财长，丝毫不会想到国库里的钱是纳税人缴纳的，是山区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转化来的，是城市工人挥汗如雨生产的产品转化来的。他把财政收入当作几个特权者私人的金库，想怎么用，就这么用。于是，国库收入的一部分，成了他们特定的“伟哥”专用款。
在隐蔽的“性消费”中，官僚们的“公款消费”占了相当的部分。性的放纵，背后需要巨额的金钱来支撑。因此，性的紊乱往往是腐败的开端或者腐败变本加厉的标志。学者谢泳指出：“官员的婚外性关系，可以说是官员腐败的一个基本逻辑，他们总是先在这方面出了事，才有其他事的。官员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始，这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一个定律。”与之相比，大部分老百姓渴求“伟哥”，仅仅是为了满足夫妻之间基本的性生活需要。不该享有“伟哥”的人偏偏能够享有“伟哥”，真正需要“伟哥”的人却由于经济、购买渠道等原因，不得不使用“伟哥”的代用品，如“雄风”之类的药品。至于有没有效果，那就很难说了。
两种“伟哥”，两种生活，一面镜子的正反两面。
也许，对于人性的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也许，对于制度的漏洞，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本文刊载于《广州日报》，2001年3月13日）
群丑乱舞
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影视屏幕上，充斥着大群大群的“丑星”。他们逐渐成为媒体的宠儿，大众的情人，他们凭借着自身丑陋的面容和夸张的表演，捞取了巨额的收入，并且“演而丑则商”，纷纷进军广告行业。这批“丑星”的名字我们大都耳熟能详：赵本山、黄宏、潘长江、宋丹丹、陈佩斯、尹相杰、葛优……由于他们的空前活跃，在谈论大众文化的时候，我将整个九十年代形容为“群丑乱舞”的年代。
审丑是审美的背面，它也是人类欣赏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对审丑这种现象并没有本能的反感。但是，如果它不是作为“美”的同构部分，而仅仅是“为了丑而丑”，那就只能是“目不忍睹”了。以上这批出镜率极高的“丑星”中，我最讨厌的是穿着深蓝色中山服、脸上蓄着小胡子的赵本山。打开电视的时候，我一看到他那张表面纯朴实质上狡诈的脸，一听到他那东北腔调的声音，我就赶紧换台。
有人说，赵本山的小品表现的是农民真实的生活，我却认为他是在玩弄农民，他对农民极尽嘲讽之能事。本来是农民的忧愁、农民的苦难、农民的辛酸，到了赵本山那里，却统统成为笑料。我感到无比愤怒的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捉弄农民的节目，就能够获得满堂喝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吃着农民种植的粮食？最卑鄙的行为就是忘恩负义。在我看来，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这类小品，都是这个时代可恶的文化垃圾。
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没有创造出真正能够表现农民生活的文艺作品。那种对农民兄弟灌注了爱、悲悯与感激之情的作品，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很难看到。那些腰缠万贯的“丑星”们，乃至知识分子自身，对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究竟有没有切肤之痛呢？新闻业者蔡咏梅女士指出，由于贫困，由于贪官污吏当道，由于无土地可耕，上亿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干城市人不愿做的苦工脏活，但不能享受城市人的权利，结果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和贱民，被称为盲流或民工，受歧视，受剥削，还要被城市官员敲诈，比如缴城市居住费，工作许可证费。而且城市当局还可以随时将他们驱逐出城遣返回乡，好像他们不是这个国土上的公民。
有一位农民子弟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为自己父兄的权利抱屈说：“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在拥挤的火车上咒骂这些使你的旅行很不舒服的民工时，你可知道，他们四处漂泊，为的是寻找能够让他们一家活下去的一丝希望呀！在一些‘人民公仆’的眼中，这些人的生命不会比一条狗更尊贵。”在某些“丑星”的种种得意的表演中，何尝又不是如此！爱与怜悯是他们嘲笑的品质，他们或者着力于表现农民的无知和愚昧，其实真正无知和愚昧的是他们本人！他们或者无耻地为这个时代涂脂抹粉、增光添彩，让人们在哈哈一笑中，忘记身边的残酷与冷漠。他们充当着邪恶的先导和律师，在他们的插科打诨之中，善与恶的界限被混淆了，真与假的区别也被取消了。没有任何底层生活体验的他们，却成了“底层大众”的代言人。他们自身也就成了恶势力的一部分，他们浑然不自知地歌颂着恶。
《圣经》中说：
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同草快要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37：1-2》）
他们的名声和金钱都不会长久。他们侮辱了别人，最后唾沫会飞会来，落到他们自己的脸上。
正如真正的丑必然与美血肉相连，真正的喜剧也一定蕴含着悲剧的因子。每当我看到一个个浅薄得让我恶心的小丑时，我就想起了卓别林——他是一位伟大的丑星。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充满感叹地说：“他让全世界都发自内心地笑了，而他自己却深深地陷入在孤独之中。”卓别林不仅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深味人生苦乐的哲学家。卓别林在观众开怀大笑的时候，自己的眼睛里却饱含泪水；他在布置满道具的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把自己的心灵也全部地投入了进去。他向那些挣扎在底层的观众们呼吁：用笑容来对抗苦难，用欢乐来消融绝望，用愉悦来弥补创伤。
卓别林是一个严肃的艺人，他拒绝游戏人生、愚弄观众的态度。因此，他的喜剧艺术达到了悲剧所拥有的震撼性魅力。卓别林获得了观众由衷的尊敬，也获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可惜，我们没有自己的卓别林，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向着卓别林的方向靠拢的“丑星”。我们只有一群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优孟”。他们都是没有任何思想文化内涵的“扁平人物”，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盏走马灯而已。他们跟美与丑都没有关系，跟艺术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别无所爱，他们除了权势之外别无所慕。
我不是审判官，我没有权力对他们进行审判。但是，我有权利表达我对他们的厌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们的脸蛋时，我立刻按下遥控器换台。
（本文刊载于《广州日报》，2001年3月9日）
酒店女郎
在都市的最繁华处。在金钱如流水般汹涌的酒店。她们，匆匆地来来去去，一把一把地挥洒着青春。她们，香风阵阵，吸引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辛弃疾的华美的词章。那时候，楼高不见章台路，暖风熏得游人醉。几百年以后，在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纪末，美丽的女子们从宋词里走出来，走进一座又一座高耸入云、华灯灿烂的酒店里。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海口，在西安……在无数急剧变化着的都市里，在沿海或内地、高度发达或者正在发展的都市里，隐藏着一群又一群昼伏夜出的“酒店女郎”。公正地说，她们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也是这一行业里的佼佼者，这是由她们自身的“素质”决定的。这种素质，不仅指外貌和身材这些天赋的条件，而且包括其它许多无法归类的、对这一行业来说相当重要的东西。她们身材高挑，貌美如花。她们穿着最昂贵的衣妆，乘着最名贵的轿车，住着最豪华的房间，挽着最有权势和最有金钱的男人。她们柔情似水，她们风情万种。
在北京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坐在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等待会见一名朋友。短短的半小时里，我看见这类女郎们出去又进来，香风阵阵。红色的旗袍和褐色的狐裘，黑色的高跟鞋和亮晶晶的钻戒。她们昂着头，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对于到哪个房间去胸有成竹。小巧的手机在精致的挎包里响起来。是另一个酒店里有客人在等待吗？门厅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女郎都有上画报的资格。她们神情冷傲，一进大堂便极其自信地环顾一遍，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除了酒店的经理和服务生，大概没有谁比她们更加熟悉了。实际上，酒店确实是她们的大半个家，她们呆在酒店里的时间比起“家”来，要多得多。
那些星光灿烂或者乌烟瘴气的夜晚，她们在珠光宝气的套房里，慢慢地品着洋酒，旁边还有“成功”的男人。男人把她们搂在怀里。整个城市仿佛在他和她的脚下。这时，城市里大多数白天为了生计拼命奔波的人们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而她们开始了工作。男人压在她们的身上，她们睁着眼睛吞云吐雾。窗外，车水马龙。城市太大了，那么多让人愤怒、让人感动、让人忧愁、让人绝望的事情同时在发生着。
这种职业源远流长，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掩饰和否认。从酒店的总统套房到村边的草棚，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在这个行当里，跟其他行当一样，也是严格地分为三六九等，常驻酒店的女郎显然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最下层的是路边的“野鸡”，是不计其数的来自农村的女子，丑陋而粗俗，她们的客人是司机或者民工，她们每天需要接待好几个客人；比“野鸡”地位高一等的是小县城里歌舞厅、洗脚房里的小姐，她们的客人是工薪阶级；再高级一层的就是都市里在夜总会一类的场所“签约”的女子，她们的客人则是中产阶级、小官僚、小老板。
最后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是一群堪称“精英”的女郎，她们出没于酒店，而且只出没于酒店。她们的工作没有其他三类姊妹那样艰辛，她们或者有固定的客人，或者休息一阵工作一阵，享有相对意义的自由。她们的客人一般相当挑剔，而她们也不是一味地俯就，她们对客人也有“要求”。客人往往都是一掷万金的客人。因此，她们进入这一行列不久便能够拥有让普通人眼红的物质财富。
我的一位在酒店担任客房部经理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酒店女郎的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比起他们这些都市高薪阶层来，不知高出多少倍。这位朋友说到这里，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来。据说，她们一夜的收入一般在数千元左右，而且不用纳税——税务人员潜不到这么深的海底来。以前人们说“逼良为娼”，而对于酒店女郎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自觉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她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优越，也有本领通过其它方式求生活，但她们还是选择了这一行业。从事这个行业是她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她们觉得这是一桩最容易做的生意，付出最小，而收入最大。没有任何人逼她们。当然，她们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纳“保护费”，要贿赂酒店的管理人员，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让下岗工人们瞠目结舌了。酒店女郎中甚至有不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高雅的气质，走在街头，俨然就是一副白领职业女性的派头。不张扬，不鄙俗，与酒店高雅的氛围融为一体。朋友甚至说，是不是这个阶层的女子，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种气质，那种自信，二流的“小姐”学也学不来。
女郎们的美丽成了酒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有这道风景线的酒店大多是生意不景气的酒店。有多少亮丽的女郎与酒店的繁荣成正比。这些带着星级的酒店，组成一个远离“中国”的世界。交易双方的他们和她们，都外在于“中国”，外在于“希望工程”的中国和嚼菜根啃土豆的中国，外在于露宿街头的中国和在冷板凳上做学问的中国。酒店外的世界，与她们以及她们为之服务的男人无关。她们不属于“我们”。
但是，我常常想，这些自信的酒店女郎们，在离开酒店的时候，是否也会被忧伤所困扰？她们仰首看天的明眸，是否也有流泪的时刻？她们对挥斥方遒的客人们是爱还是恨？她们都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旧事能够轻易地忘却吗？
许多日子里，我总在这样杞人忧天的想着。
（本文刊载于《文化时报》，2000年8月11日）
“孝子”教育可行吗？
“虚心接受父母教育，体谅尊重父母，理解父母，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尊敬父母，符合此条件的初中学生，就可以评选学校的‘孝顺儿女’，每期只评5名‘孝子’。”这是成都猛追湾中学为了规范学生言行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这一举措刚刚颁布，老师、家长、学生和媒体等几方就各执一词，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该学校的邓副校长详细介绍了评选的方式：“我们每学期评选一次，先由学生家长向班主任申报。符合‘选孝’标准的学生，由班主任具体掌握，在全校范围内只评选5名。”他进一步阐述说：“孝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如果孩子不孝顺父母，这是与我们的教育宗旨相违背的。在学生在开展‘选孝’是可行的。”
而许多学生家长对这一做法基本表示赞同，同时也表达出一定的忧虑：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在背后夸耀自己是一个“孝子”，不愿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学校在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中评选“孝子”，评上了的学生，心里自然高兴；但没有评上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孝子吗？他们的是否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心理包袱呢？
一些直接受到这一举措束缚的学生，则对这道突然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非常的反感。一名姓李的学生对记者说：“学校开出的‘选孝’标准有偏差，完全是将父母、大人的意志放在首位，学生、孩子只有被动接受的份。难道家长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有缺陷甚至错误时，做孩子的就不能提出修正意见、或是反对，而只有低头‘虚心接受’？”
成都《天府早报》将此新闻放在“首页聚焦”之中，以示相当的重视。记者将这一做法形容为“规范学生行为的偏方”，“偏方”也就不是“正道”，其是非判断十分鲜明。
读到这则报道，我顿时感到专制时代的幽灵再次在教育界沉渣泛起。
我所理解的作为现代道德组成部分的“孝”，是一种经过现代文化洗礼的“孝”，它应当与“慈”相对应。作为子女，孝顺和尊重父母师长，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是整个人类都遵循的生活原则；同时，作为父母师长，也应当把孩子看作有完整的人格尊严的“人”，给予孩子相应的慈爱和尊重。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这我看来，在中国漫长的以专制主义为主导的历史之中，最缺乏的不是“孝”而是“慈”。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孝”片面的、无条件的宣扬，导致以“孝”的名义扼杀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从鲁迅深恶痛绝的《二十四孝图》到巴金笔下阴森恐怖的“家”，体现出的都是“孝”的负面意义。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学者施存统首先提出“非孝”的观念。这一观念像惊雷一样鸣响在一代青年的心头。对于“五四”那代启蒙主义者来说，“非孝”乃是“救救孩子”的前提。
“孝”如果推展到极端，其结果必然会对孩子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伤害。《二十四孝图》中的画面，并不仅仅是遥远的传说。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孩童时代就曾经亲自尝试过这种伤害。那时，为了医治母亲的病，少年蔡元培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后来，蔡元培在自传中写道：“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都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弥留之际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也许正是因为这段惨痛的经历，蔡元培才一生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教育，让中国的新一代青年都成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完整的人格的人。
当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今天，我们的成人世界依然没有解决该怎样做父亲、母亲和老师的问题。究竟有几个大人扪心自问过：自己是否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母亲母和老师？如果我们自己都算不上是合格的父母和老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通过“孝子”的评选来“规范”孩子的行为呢？
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美国。仅仅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七岁的女儿就对孝、爱、法这样的一些基本观念有了崭新的体验。有一次，女儿打坏了一个碟子，父亲一时生气，抡起手掌来想给女儿一耳光。没有想到，女儿立刻跑到电话旁边。父亲觉得很奇怪，问女儿说：“你想做什么？”女儿说：“如果你打我，我要打电话报警。”这位父亲是一位人文学者，对此他感触颇深：自己虽然读书破万卷，但在尊重人这个问题上，却还比不上小小的女儿。于是，他立刻向女儿道歉，感谢女儿给自己上了一课。按照成都猛追湾中学某些老师的观点来衡量，这个女儿不仅算不上“孝子”，而且简直就是“逆子”。然而，我却愿意真心实意地向这位小女孩致敬，因为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巴金早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那代人的面前：究竟是做觉新，还是做觉慧？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答案应该简单明了。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显然不是在长辈面前唯唯诺诺的、绝对服从的“孝”，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健康明朗的心理素质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孝子”教育可休矣，因为孩子们都不愿被这一纸扎的牌坊压弯腰、压驼背，孩子们有权利昂首挺胸地走向属于他们的未来。
神童是怎样诞生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四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了十八岁的成都女孩刘亦婷。最后，刘亦婷选择了去哈佛大学。于是，“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近两年来教育界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由刘亦婷的父母张欣武和刘卫华所写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讲述了被哈佛大学喻为“不寻常的优秀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刘亦婷的培养过程。这本书一上市即成为畅销书，至今已经印刷多达十八次。在许多家庭里，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使用的口头禅就是：“看看人家刘亦婷，人家能够做到的，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继刘亦婷之后，成都又出现了陈雪潜、马欣、郑扬三个类似的高中学生，她们不参加国内的高考，而直接被美国的大学所录取。成都的《天府早报》用了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这几名天才少女的故事，并提炼出“刘亦婷通道”的概念。一时间，看到报道的家长们个个像害了红眼病一样，恨不得自己家里的孩子立刻也摇身一变成为又一个刘亦婷。为了迎合这一浪潮，许多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打出“神童制造商”的广告来招揽生源。
我翻阅了一下《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本书，想知道神童究竟是怎样诞生的。我发现了刘亦婷的父母教育女儿的一些细节：比如为了克服女儿粗心的问题，就有意让她抄写电话号码本；通过命令女儿握冰十五分钟，来锻炼女儿的意志。看到这类细节，我颇不以为然：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中，女儿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究竟在哪里呢？握冰十五分钟，会不会伤害女儿的身体呢？父母是否真有权力强迫女儿接受各式各样的锻炼？刘亦婷的父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里残存着不少那个时代的毒素，他们对子女“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是否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全的新一代？
“神童”的诞生，似乎都要经历一段荆棘之路。武钢十七中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唐嘉琪写了一篇题目叫《课堂上的哭声》的日记——
今天上午第二节上数学课。刘老师抱着教材和一堆试卷走上讲台，还没有等他开口，教室里就爆发一阵喊叫声：“啊，又要考试！”“我都要靠糊了！”“命真苦呀！”
于是，刘老师破天荒地让大家发表意见。
一开始，只有几个人举手。王丽是数学课代表，学习成绩总在前三名，刘老师就点她发言。她站起来说：“每次拿试卷回去家长签字，如果没高分，父母就会打我，骂我，骂得很凶。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带我去学这学那，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说着，她忽然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这一说一哭，竟使许多同学跟着哭了起来。一时间，班上哭声一片。
这样说说哭哭，一节课便过去了。课间休息时，许多同学比上课时哭得更凶了，成绩好的、差的无一不哭。
这片哭声难道不让人心酸吗？唐嘉祺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小孩子又不是机器人，也不是为父母争光、被用来炫耀的工具，我们是人！我们拥有一颗纯洁的童心，拥有对大千世界的向往，拥有着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但大人们关心的只是分数、名次……”
如果说成为“神童”必须先成为“非人”，那么由家长和老师所组成的成人世界对此应当开始反思了。“知心姐姐”卢勤说：“我们不要老是教育孩子做人上人，也不要教育孩子做人下人，而要教育孩子做人中人，教育孩子要用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家长和老师先要有一颗平常心，孩子才能够有自己的平常心，有自己幸福的童年。
诗人北野对孩子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法。有一次，老同学提醒他说：“你家小子如不加紧管教，将来上学就业都是包袱。”
北野回答说：“随他去吧。我不愿意主观武断地替他设计未来，或者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教条来约束或扼杀他的活蹦乱跳的天性。如果他天赋高，他总有开悟的时候；如果他慧根浅，再教也是个白痴。再说，你看看我们同学的情况吧，当年凡是刻苦读书的现在都是穷光蛋；凡是调皮捣蛋的如今都成了大款。”
假如我有个孩子的话，我一点也不希望他（她）成为神童、成为刘亦婷，我只希望他（她）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没有资格强迫孩子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克服的是自己的虚荣心，然后虚心地学习怎样做父母、老师以及孩子的朋友。还是北野说得好：“我希望孩子吃饱穿暖，健康成长，就像一个幸福的庸人安享一生。” 自嘲“教子无方”的北野，其实才是真正“教子有方”的人。
（本文刊载于《大连日报》2001年8月18日）
谁知盘中餐……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古代诗人的名言，也是以稻米为主食的中国人的人生信条——国以粮为本，民以食为天。时至今日，这句古语大概要改写了，改写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剧毒”。
这就是最近新闻媒体中频频曝光的“有毒大米”事件。
“有毒大米”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人谈“米”色变。
两千年十一月三日，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粮食批发市场购进掺有石蜡油的东北大米五十五吨。这是我在媒体上见到的第一起有毒大米事件。这批有毒大米来自于河南新乡市原阳大米市场。于是，有关执法人员赶赴新乡查堵。
十一月二十七日，山东省济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济宁市鱼台县查获了一起在大米中掺入有毒工业基础油的恶性案件。在检查的二十五家大米加工户中，发现十四家不法户将工业基础油喷洒到大米之中。执法人员当场查封了六十吨有毒大米。
十二月四日，广东省江门市发生了一起食用大米中毒事件。一家五口吃饭以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泻、头晕等中毒症状。经卫生防疫部门检验，发现这家人食用了掺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矿物油的大米。
五天后，佛山市又查获了五十吨有毒大米。接着，南海、顺德、高明等地也发现了毒米。
继广东之后，上海等地也发现了大量有毒大米。这些被曝光的毒米仅仅是“沧海一粟”，已经流入千家万户的，显然远远比被查获多。
那些不知不觉食用有毒大米的消费者，真个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口中来”。连吃米也变得提心吊胆，基本的生存权也就失去了保障。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严厉打击在食用大米中掺入工业用油的制假售假违法活动，坚决摧毁加工、销售的窝点。
当我们对自己的“盘中餐”感到“不敢下筷”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地毒化了。市场上不仅充斥着有毒大米，还流通着诸如有毒白酒、有毒猪油、有毒饼干等“隐形杀手”。除了有毒的食品之外，诸如假药、假烟、假农药、假种子以及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建筑等等，它们已经充斥满了我们整个的生活。那些制造假货毒物的人们，不仅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完全跨越了做人的伦理底线。他们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各自的地方上，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约和惩罚，反倒受到各方面力量的保护与包庇。利益成为官与商等不同的群体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并紧紧地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所谓“正义”、所谓“良知”、所谓“法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轻如鸿毛。
有毒的不仅是大米、白酒、猪油和饼干，有毒的是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受到伤害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而且是社会心理的稳定与健全。没有值得我们敬畏的东西，也没有我们遵循的社会准则，我们像一群野蛮人一样生存着——生存就是一切，即使撕咬和戕害同类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凶手不是寥寥无几的极少数人，无数的凶手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而普通人都司空见惯的时候，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当“损人利己”成为大家默许、认可甚至羡慕的行为的时候，道德也就是丧失了拥有的约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