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天地間無論甚麼事，能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興旺，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我中國人都是聽天由命，不肯盡人力振作自強，所以一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洋人佔奪去了，也不知設法挽回哩。我看日後洋人來滅中國，中國人做奴隸，扯順民旗的，少不得又是這班聽天由命的人了。
據他對國民性質的分析，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民主與科學。民主問題，當時突出表現在對「國家」的認識上︰國民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也就不關心國家危亡形勢，不參加救亡運動。陳獨秀認為︰
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行使主權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甚麼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
他在解說「亡國」二字時指出︰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這國裏無論是那個做皇帝，只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家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佔去，這才算是「亡國」。[57]
在「革命排滿」論高揚的情況下，能用這樣明白的語言說出滿清皇帝也是中國人，滿清滅明不是亡國，是要有很大的理論勇氣的。把亡國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國民性不好，這國民自然包括漢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漢民，更要有勇氣。可貴的是，他接着還說：
不但亡國與換朝不同，而且亡國還不必換朝。只要這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外國佔奪去了，也不必要外國人來做皇帝，並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換，而國卻真是亡了。
這是多麼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只是，真理往往曲高和寡，不為世俗所理解。在革命風潮到來時，「排滿革命」的口號，不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而且比「國民啟蒙」更能吸引民眾。這大概是陳獨秀雖然參加反清鬥爭較早，但在辛亥革命中卻少有作為；與同盟會元老關係密切，卻始終不參加該組織，直到1922年才奉命加入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吧！
從現存二十二期《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來看，內容十分廣泛，有政治、礦務、民俗、教育、歷史、地理等，說明他知識廣博；同時緊扣兩個主題︰一、政治上反帝愛國救亡；二、文化上宣傳民主、科學。對象是廣大民眾，反對國民對國家危亡形勢的麻木及思想意識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後。為了改善國民性，陳獨秀向一切惡化國民性的思想、觀念、制度、習俗開火，進行了一場新文化運動的預演。
《安徽俗話報》具有如此特殊的內容、特殊的風格，很快聲名鵲起，發行僅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城市如南京、上海、鎮江、揚州、武昌、長沙、南昌等，均有代派處，「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58]特別在安徽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強烈影響。著名革命者吳樾、朱蘊山等都從此報中接觸「新學」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從而走上革命道路。[59]
必須指出，文化知識是在繼承中發展的。《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已是中國白話運動的中期。陳獨秀看到的幾種白話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分別是1901年6月和10月創刊的《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還有1903年11月和12月創刊的《寧波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各報對於民間惡俗，也都痛加批判。各地惡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對象也都有差異。如《寧波俗話報》主要批判寧波流行的賽會風、厚葬風和賭博風。各報都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人力，宣傳各科科學知識。對於教育也都極為重視，甚至有教育救國論者，主張德智體全面發展。所有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比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上的相關內容早一些時候或前後刊出，明顯有相互影響，異曲同工之妙。內容安排上，反復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歷史故事新編」和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乃是《安徽俗話報》的先導。
傳統的「左傾觀念」指責白話報運動是「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數排滿派除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如此探索中國衰弱的原因並提出種種救國方案，滿腔熱情地公開宣傳，表現了一種先知先覺的品性，是十分可貴的。
《安徽俗話報》合訂本封面
注釋
[注1]〈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注2]〈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注3]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注4]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注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
[注6]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注7]〈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文中所述陳獨秀《自傳》的內容，均引自該作，恕不一一註釋。
[注8]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
[注9]張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頁17。
[注10]參見劉祿天、李永堂訪問整理︰〈陳松年同志談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5期（1979）；沈寂訪問整理︰〈再訪陳松年談話記錄〉，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期（1980）；〈陳獨秀的生平和家世——日本學者橫山宏章訪問陳松年及有關人士的記錄〉，載張湘炳︰《史海抔浪集》，頁22。
[注11]任建樹著︰《陳獨秀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4。
[注1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徽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安徽省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
[注13]三愛︰〈婚姻〉（上），《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4年5月15日）。「三愛」是至今發現陳獨秀最早用的一個筆名。專用於他主辦《安徽俗話報》期間。從其用此筆名所發表的文章內容看，「三愛」似乎指「愛國家、愛人民、愛家庭」。是否如此，待考。
[注14]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
[注15]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
[注16]張湘炳︰〈陳的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評介〉，《社會科學戰綫》，第1期（1982）。
[注17]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18]如日本學者多波野乾一的《中國共產黨資料集成》、周策縱的《五四運動研究指南》、美國科托馬斯的《陳與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郅玉如的《陳獨秀年譜》等。
[注19]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
[注20]參見孫雨航︰〈胡適的白話文運動〉，《安徽文選》（季刊），第1、2期合刊（1973年7月），台北。
[注21]參見《ある中國人の回想》（東京︰東京美術社，1969〔昭和四十四年〕），頁7。
[注22]陳由己︰〈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6日。
[注23]三愛：〈說國家〉，《安徽俗話報》，第5期，1904年6月14日。
[注24]《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
[注25]〈紀愛國新報〉，《大公報》，1902年4月19日。
[注26]〈壬寅東京青年會成立攝影〉，陸月林編︰《逸經》，第1卷，第31期（1937）。
[注27]章士釗︰〈疏《黃帝魂》〉，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29。
[注28]〈呈外務部電〉，《蘇報》，1903年4月28日。
[注29]〈寄各國外務部電〉，《蘇報》，1903年4月28日。
[注30]潘贊化︰《辛亥安徽革命運動回憶錄》，手稿，安徽省博物館藏。
[注31]〈安徽愛國會知啓〉，《蘇報》，1903年5月25日。
[注32]〈安徽愛國會知啓〉，《蘇報》，1903年5月25日。
[注33]《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
[注34]《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
[注35]《蘇報》，1903年5月30日。
[注36]上海︰《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9日。署名︰由己。
[注37]上海︰《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17日。署名︰由己。
[注38]《中外日報》，1903年6月7日。
[注39]闕名：《安慶藏書樓革命演說會》，未刊稿。
[注40]《蘇報》，1903年6月7日。
[注4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第3期（1979）。
[注42]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35。
[注43]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枰記〉，《甲寅雜誌》，第1卷，第4期。
[注44]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注45]章士釗︰〈初出湘〉，《文史雜誌》，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注46]《江蘇》，第6期，頁145。
[注47]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4、285。
[注48]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3。
[注49]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注50]柳亞子：〈記獨秀先生關於蘇曼殊的談話〉，《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上海：北新書局，1928），頁283。
[注51]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注52]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注53]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之回憶《俗話報》〉，《安徽革命史資料》，第1輯。
[注54]汪原放：〈陳獨秀與上海亞東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5期。
[注55]〈在科學圖書社二十周年紀念冊上的題詞〉，轉引自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200。
[注56]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19期，1904年12月7日、1905年6月3日。
[注57]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注58]三愛：〈亡國篇〉，《安徽俗話報》，第8期，1904年7月27日。
[注59]李正西等著：《朱蘊山》（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社，1988），頁11。
二
在早期民主革命中（1905–1914）
參加無政府主義暗殺團
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許多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實行暗殺的個人恐怖。此外，以孫中山為首者，則主要從事大規模的武裝起義發動。二者實際上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即，少數人想純粹靠暗殺進行革命，多數人只把它作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很難分清誰是暗殺派，誰是起義派，往往是一人兼而有之——既主張起義，又參與暗殺。
陳獨秀1904年秋主編《安徽俗話報》期間加入過暗殺團，並與蔡元培（孑民）共事過一段時間。他在哀悼蔡逝世時說：
「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1]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暗殺團成立後，首先以慈禧太后為目標。為此，楊篤生親率何海樵等六人潛入北京伺機行刺，因無下手機會，經費不支而放棄。上海愛國協會的暗殺團分會成立後決定分地區活動：北方以北京為中心，楊篤生、何海樵、張繼負責；南方以上海為中心，由蔡元培、章士釗、陶成章負責；中江（長江中游）以安徽為中心，由陳獨秀負責，成員有劉光漢、柏文蔚、李光炯、倪映典、鄭贊丞、宋玉琳等。暗殺頻頻發生，又每每失敗。其中與陳獨秀有關的，是吳樾謀炸清廷出國五大臣事件。
吳樾（孟俠），安徽桐城人。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師範學堂，與陳獨秀少年時代好友張嘯岑同窗。得知陳在安慶的活動，對其十分敬仰。1903年回家度假時特意轉道上海，訪陳於《國民日日報》社，議論國勢大計，十分投機。後來革命黨刺殺鐵良未遂，吳便萌生了除掉鐵良的念頭，典當了衣物，購買了日本手槍，急於行動。[2]這種情緒可能被陳獨秀所察覺，託潘贊化乘考察北洋警察到保定的機會進行指導。[3]潘轉達陳的意見——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謹慎而不懦怯，有勇氣而不急躁」。[4]
有證據表明，陳不主張急於進行個人的暗殺行動。但是，吳樾恰恰認為當時由於孫中山革命派策劃的多次起義的失敗，中國還不是「革命時代」，而先要有一個「暗殺時代」。他根據歐洲和日本的經驗說：「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以布其種子者」。吳還是一個極端的仇滿主義者。對此，陳獨秀是不能苟同的。
不久，趙聲借考察北洋新軍之機來到保定，與吳會面。趙聲（伯先），江蘇丹徒人，1902年與陳獨秀識於南京陸師學堂，此後二人關係密切。趙的思想更接近於陳獨秀，主張以發動起義為主，但並不絕對排斥暗殺論者，反而樂助其成，因為二者的目標畢竟是一致的。鑒於此，趙聲就把吳樾介紹給了楊篤生。在楊的指導下，吳做了一系列暗殺清廷重要大臣的準備工作。1905年春，吳樾決意赴京刺殺鐵良。為此去蕪湖拜訪陳獨秀、趙聲，進一步研究了暗殺計劃。趙還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5]於是議定，即時置酒，慷慨悲歌，如荊軻刺秦王，以壯其行。
不久，清政府宣佈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備實行憲政。吳樾認為，這是清廷欺騙民意。於是與楊篤生商量後決定，改狙擊對象為五大臣。一切安排妥當，吳樾寫了絕命書性質的《意見書》，連同其著《暗殺時代》交給張嘯岑保存。據張回憶，吳的囑託是：「在他完成任務以後，如果離開人世，就設法交付可以發表的人，如果仍在世間，即將其焚毀，免得牽累。萬一無法發表，便交湖南楊篤生，或者安慶陳仲甫先生」。[6]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車站轟然一響，爆炸終於發生。由於是自製炸彈，性能不安全，因火車開動時的震動而自爆，傷載澤、紹英二人。吳樾被炸得面目全非，當場殞命，清廷一時難以查清兇手是誰。遠在南方的陳獨秀致函張嘯岑：「北京店事，想是吳兄主持開張。關於吳兄一切，務速詳告。」[7]張即把吳樾的《暗殺時代》和《意見書》寄去。陳又將其轉寄日本東京的革命黨人。此前，吳樾還曾將自己的部分衣物託人轉交陳獨秀，再轉楊篤生，以作為同謀者的紀念。陳收到後，即將其交給蔡元培。辛亥革命勝利，蔡元培在吳樾烈士追悼大會上說：「吳樾死難之後，有陳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內有西式外套一件，此係烈士之遺物。當時係贈楊君以為絕命紀念者。」[8]當時，陳獨秀作為安徽省代表參加了大會。
陳獨秀寫過紀念吳樾的詩，讚揚其犧牲精神。不過，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是不贊成暗殺這一無政府主義手段的。孫中山說過，暗殺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也」。[9]在吳樾謀炸五大臣事件18年後，陳獨秀撰文對暗殺做過如下評價：
「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階級的善，可以去掉社會的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之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跡，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10]
綜觀陳獨秀1901年至1905年間的思想，反帝、愛國是主旋律。清政府腐敗，不能依靠它來救亡圖存，也逐漸明確起來。至於革命主張，就相當駁雜了。既有法蘭西共和思想，又有皇帝也是一國之人，政府代表國民的君主立憲因素；既有喚醒國民起來的大眾革命思想，又有參加暗殺團的無政府主義影響。這是正常現象，人的成長是在實踐中逐步發展和提高的過程。
辦學任教與重組岳王會
謀炸五大臣失敗，實際結束了吳樾所說的「暗殺時代」。此後革命黨更加重視集合團體力量、準備群眾起義的組織工作。「中國同盟會」應運而生。1905年8月，集合國內十四省、代表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的100多位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了同盟會成立大會。陳獨秀則從1905年8月開始，結束了在《安徽俗話報》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安徽公學」、「安徽初級師範學校」和「岳王會」的事業中，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為革命黨培訓骨幹。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一直沒有參加同盟會。
陳獨秀辦的第一個學校——安徽公學的前身，是李光炯、盧仲農在長沙開辦的「安徽旅湘公學」。李、盧都是比陳大二、三十歲的教育界老前輩。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舉人，隨當時學界鉅子、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1904年春，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第2期上為「安徽旅湘公學」宣傳：「我想安徽有志求學的青年，很可以到那裏去學習哩！」[11]
這是一所被革命黨人掌握的學校，黃興及趙聲、張繼等陳獨秀的至友都來任教。如此貴重的師資，辦在湖南長沙而專收安徽人，勢必發生種種困難。同年10月，黃興等華興會骨幹策劃起義計劃事泄，安徽旅湘公學受牽連，搬到省內第二重鎮、陳獨秀所在的蕪湖市。據從那時成為其終生朋友的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2]學校也改名為「安徽公學」，於1905年2月開學。為此，《安徽俗話報》刊出招生廣告：
「本公學原名旅湘公學，在長沙開辦一載，頗著成效。惟本鄉人士遠道求學，跋涉維艱，茲應本省紳商之勸，改移本省。並稟撥常年鉅款，益加擴張，廣聘海內名家，教授倫理、國文、英文、算學、理化、歷史、地理、體操、唱歌、圖畫等科。」「（報名者）必須身體健康，心地誠樸，志趣遠大，國文通順」。[13]
該校聘請安徽同鄉，前駐英欽使李經邁（李鴻章之子）和淮揚道蒯光典為名譽總理，著名鐫刻家鄧石如後人鄧藝蓀（繩侯）為副總理。所聘教員多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劉師培、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贊化、潘璿華等。1906年8月，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對安徽公學所作的《履勘調查報告表》發現：該校「並無編輯講義」。試問，宣傳反清革命的內容，何以能編成講義呢！知府大人可能已經嗅到點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在「總評」一項中，自圓其說地寫道：「該堂教員、管辦員及學生均各精神奮發，志氣軒昂，可推府屬學堂之冠。惟教員多因出洋剪髮，學生薰陶所及，去髮辮者甚眾，談論舉止，饒有重外輕內思想，若能歙才就範，講求倫理，尊君愛國，宗旨一歸純正，則將來造就未可量也。」[14]
實際情況是，該校為長江中游「革命之策源地」。[15]招生不限於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時又與東京同盟會總部、南京、上海、安慶、合肥等地革命組織互通聲氣。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蘊山說：「這是安徽革命運動的序幕。」[16]同盟會元老馮自由亦稱：「皖人之傾向革命實以該校為最早。」[17]
1906年4月，陳獨秀親自創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這一史實過去鮮為人知，後來發現一份與太平府報告表相似的對公立徽州初級師範學堂的《履勘調查報告表》，[18]才發現陳獨秀還擔任過該校監學，並任教育、地理、東語（即日語）課教員。各科教員幾乎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如倫理兼心理教員金紹甫（劉光漢）、理化教員潘璿華、博物生理教員潘贊化、算學教員盧仲農、經學國文教員汪宗沂等。其課程設置、教材也與安徽公學相同。報告特別指明：「教授均用新舊書籍，並無編輯講義。查經學一科，教授鐘點過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因為學校已經放假，汪昌麟可能從課程表的安排和口問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此外，皖江中學與上述安徽公學、師範學堂情況類似。知府汪昌麟對這三校一起履勘後，表示要進行整頓。陳獨秀也在皖江中學任教或代課。關於這一點，有些學者根據1906年蘇曼殊給劉三的信和柳亞子所寫的《曼殊全集》序，認為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1905年夏，安徽公學基本穩定，陳獨秀與柏文蔚等走訪淮上各縣，串聯革命黨人，重建反清秘密團體「岳王會」。
過去史家都認為岳王會是陳獨秀所獨創。有研究者經過詳細考證發現，岳王會創立於1898年冬的安徽壽縣，是豫皖間哥老會的別部，以反清為目的。陳獨秀這次不過是重組而已，較早入會者有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範傳甲、鄭贊丞等人。名門之後孫少侯（毓筠），其祖父孫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及光緒帝師，看不起幫會組織，不參加岳王會，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資助。1903年，該會已處於散漫狀態。[19]
據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憶：安徽公學成立不久，在成立黃氏學校從事暗殺工作的同時，大家以為「排滿革命，徒從宜多，主義雖定，宣傳宜廣」。於是，陳、柏遍訪了原岳王會成員，會晤孫少侯等各路豪傑。發起重組岳王會，「秘密結合，採取燒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對外不發表文字，也沒有甚麼政治綱領」。[20]
在蕪湖的岳王會總部
此後，岳王會規模迅速擴大，深入各個階層。常恒芳成立安慶分部，柏文蔚成立南京分部，皖北也成立了分部。陳獨秀則坐鎮蕪湖，任總部會長。這些分部又有周邊組織，勢力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進而與同盟會結合，發動一系列重大行動。1906年春，吳暘谷奉命從日本回國建立同盟會安徽分部。他動員大部分岳王會南京分會、安慶分會成員加入同盟會，岳王會已名存實亡。有一種說法稱，同年夏，岳王會總部正式作出決議：接受吳暘谷等介紹，全體加入同盟會。但是，鑒於總部會長陳獨秀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這個決議值得懷疑。岳王會是鬆散的幫會性質團體，總部與分部及會員間並沒有嚴密的組織關係，各自獨立活動。大多數會員被高舉「反滿革命」旗幟的更為激進和嚴正的同盟會所吸引，不足為奇。這些會員成為同盟會及後來國民黨的重要骨幹，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此後他們在江淮地區策劃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最著名的是1908年熊成基等舉行的安慶起義。陳獨秀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在1907年徐錫麟起義後避赴日本。
人們不禁要問，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甚麼在起義不斷時卻不見蹤影？從表面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的暗殺活動，對岳王會、同盟會一類組織及其策劃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他有甚麼看法？
岳王會成立後，只看到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蕪湖總部的活動和陳獨秀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總部被架空了。1910年，陳獨秀在紀念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首》中，只有一位，即當時還活着的鄭贊丞曾是岳王會的幹事。柏文蔚、常恒芳這種遠在鄭之上的重要人物，卻不在詩中。同盟會那樣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不能說陳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
（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瞭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
（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21]
這裏的總結，「單純排滿的種族革命而不反帝，單純軍事行動而不發動民眾」點中了1922年與共產黨合作前的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的要害，似乎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陳獨秀拒不參加同盟會（後來對加入國民黨也不積極），也不積極參加他們領導的武裝起義，自己也不發動起義的主要原因。
學習、思考、彷徨的三年
1906年下半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加強對安徽公學及初級師範學堂的管制，更對陳獨秀與革命黨人聯絡機關科學圖書社嚴密監視。安徽巡撫恩銘也注意到了眼皮底下的革命黨人。據說，「奸民候補道汪雲浦告密於恩銘，恩銘大怒，欲窮治之，羽書連下」。[22]於是，蕪湖偵探密佈，兩江總督端方還擬出了逮捕的名單。革命黨人紛紛離開學校，李光炯也暫避九華山。捱到1907年春，陳獨秀不得不再度赴日。
1901至1915年，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大批革命黨人多次赴日留學或逃亡避難。日本是培養中國早期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知識份子和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者的搖籃，而且當時的出入境手續遠沒有現在這樣的嚴格與繁瑣。留學生龔德柏回憶說：
日本是外國，自不必說。拿現在的標準來說：赴外國留學，不知在國內先要費多少時間，辦理出國手續；並須請駐在中國的日本領事官，為我們簽證護照，方能起程。但那時候一切手續都不要。中國政府對於出國的人民，都絕對不管。只要你有錢，甚麼時候願意去日本，你就去；甚麼時候願意回國，你就回。絕對不受留難。而日本方面，對於中國人，也絕對許其自由出入，不要護照。[23]
去日本的旅費也不貴。以1915年龔赴日為例：由上海乘日輪到日本橫濱船票，統艙，只需15元國幣。而坐船由上海到長崎，再乘火車到東京更便宜：船票7.5國幣；火車7.5日元。當時清朝國幣與日元幣值幾乎相等。
陳獨秀這次赴日，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專攻英語。2004年，筆者應日本東京大學佐佐木か和慶應義塾大學教授長堀祐造邀請赴日訪問，曾參觀正在移地擴建中的該校，現已成為日本著名的多語種外語大學。從該校提供的歷史資料表明，陳獨秀在校期間，用的是該校創辦人自編而各個大學普遍使用的模範英文教科書。正如著名史學家王森然所述，以陳獨秀的天賦，力求創新的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不論哪門學問，只要被他用心關注，必然成績優異而且總有獨到見解。三年後，他竟然編了一部《模範英文教本》（四冊）。當時的廣告這樣寫道：
陳獨秀著 模範英文教本
是書英名Lesson，乃揉合會話、文法、翻譯而為之，且譯之以國文焉。蓋習外國文與本國文異趣，必於讀書文法外加讀是書，始易於曲喻而灼解也，其編制體裁，係由淺入深，由簡之繁，別為四冊。第一冊釋八種詞之要略，第二冊釋各種詞之不規則法，第三冊釋各種詞之特別要點，第四冊動詞之各種用法（mode、infinitive之類）及各種前置詞之用法，措辭嚴潔，引例顯豁，先生得意之作也。
陳獨秀這次留學日本的時間最長，除次年秋天短期應邀回國之外，在彼約有兩年。除英文外還學習了法文，這無疑是與他獨鍾法蘭西文明，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有關。後來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名《新青年》），封面上用的刊名就有法文的「青年」，即——LA JEUNESSE。
《新青年》的封面上的LA JEUNESSE字樣
過去對陳獨秀1907–1909年的行蹤不清，有人曾以為他到法國去留學了。為此，1902–1912年先後在法國的李石曾和李書華寫信給正在作《陳獨秀年譜》的郅玉如先生證明：「未聞彼曾遊學法國」。[24]日本學者中島長文在《陳獨秀年譜長編初稿》中說陳1914年在日本「雅典娜法語學院」學過法語。筆者2004年訪問該校，發現1913年其尚為東京外國語學校的一部分，開始課程是「高等法語」，次年加設初等科。正如陳獨秀所主張的那樣，該校教學相當靈活，有入門科、本科（初級、中級、高級）、專科、視聽會話科、夏秋旅遊研修課等。所以，陳獨秀在該校學習法文是可信的。
凡與陳獨秀有接觸的名家，都說他會法文，而且水準不低：胡適說：「陳獨秀英文和法文都可以看書。」[25]王森然說：「先生書無不讀，又精通日文、法文。」[26]柳亞子甚至說：「曼殊生平第一個得力的朋友是仲甫，大抵漢文、英文和法文都曾受他指教。」[27]
這兩年，除了參加「亞洲和親會」外，陳獨秀沒有甚麼政治活動，這是完全符合他當時思想狀況的。該會由中國人與印度的缽羅罕保什等首先發起，日本、緬甸、菲律賓、朝鮮諸國的革命者陸續加入，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聯合戰線組織。中國參加者，除章太炎（炳麟）、陶冶公（鑄）外，還有張溥泉（繼）、劉申叔（師培）、何殷振（震），即劉申叔之妻、蘇子谷（元瑛），法名曼殊等人，多是陳的好友，陳多數時間也與曼殊同居一屋。和親會約章規定：「亞洲諸國，或為外人侵食之魚肉，或為異族支配傭奴，其陵夷悲慘已甚。故本會義務，當以互相扶助，使各得自由為宗旨」；「亞洲各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28]
日本參加者有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榮等。有諷刺意味的是，山川均後來在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時，竟然變成擁護侵華的「愛國主義者」。為此，陳獨秀30餘年後撰文譴責他的背叛。[29]
和親會規定：會員每月聚會一次，實際上，除幸德秋水搞了一個「星期五演講會」，劉光漢與張繼搞了一個「社會主義講習會」（1907年）、又與何震夫妻倆創辦《天義》、《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外，沒有搞甚麼活動。章太炎與張繼忙於主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劉光漢熱心向上海的《國粹學報》寫文章，鼓吹「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總之，實際上誰都沒有精力主持會務。該會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組織國際反帝同盟的最早嘗試者。這樣的組織，只有各國政府出面，才可能有所作為；若是民間人士組織，肯定不會有結果。況且，《約章》表明這個組織是一個思想上的大雜燴：「凡亞洲人，除主張侵略主義者，無論民族主義、共和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皆得入會。」這樣，思想上就沒有共同語言，開起會來就變成「吵鬧不休的俱樂部」，怎麼可能會有統一的行動？不到一年，該會就無形消散了。
在辛亥革命發生前的三、四年中，對於中國革命應該走甚麼道路，陳獨秀既不盲從，又無適從，處於彷徨狀態。民國理論家傅斯年說到這一時期的陳獨秀思想時說：
清末陳氏在日本時，加入革命團體，而與當時長江革命人士一派較親密，與粵浙各部分較疏，又以他在學問上及著文的興趣，與國粹學報、民報諸人同聲之來往最多，然而因為他在思想上是膽子最大，分解力最透闢的人，他永遠是他自己。[30]
於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漢學和西方新學的學習和研究上。1915–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時期對東西方文化、思想、學術有精深的研究和獨見，看來主要是這一時期研究的結果。具體說來有：
對西方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對儒家思想的研究；
對佛學的研究；
對詩詞字畫的研究；
對音韻學和文字學（古稱「小學」）的研究。
這些研究的狀況和成果，以後各章會陸續介紹，這裏只敍述他與蘇曼殊對梵文和佛學的研究狀況。陳與蘇二人，無論從狂豪不羈的性格上，還是對佛學、文學（特別是外國文學）、詩詞字畫的興趣方面，都有共同的愛好，甚至到癡迷的程度。柳亞子說：蘇曼殊信佛，甚至削髮為僧，於是學梵文。陳獨秀送他一本英文版《梵文典》，蘇竟把它翻譯了過來，出版了，還請參加亞洲和親會的印度革命者「法學士波邏罕居士」、章炳麟、劉光漢、何震、熙州仲子（陳獨秀）題詞寫序。
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在仲甫先生遺篋中，發見一本《初步梵文典》的手稿，字跡很像仲甫的手筆。我就去問鄧仲純，他告訴我，他和曼殊和尚、仲甫先生二人，共同住在東京一間小房裏，曼殊向仲甫學字，學詩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詩，不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而仲甫則向曼殊學英文、梵文，每天嘟呀也呀，他很討厭，時常還因此吵嘴。」[31]可見，陳與蘇達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對佛學的興趣達到了旁若無人的程度，即使朋友「討厭」、「吵嘴」也不在乎，真是兩匹不羈之馬！
蘇、陳這時如此癡迷地信仰與研究佛學，與參加亞洲和親會有關。和親會約章規定：「振武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即把佛教、孔教、老子的道教，視為拯教東方各國社會道德的祖傳藥方。為此，他們曾成立「梵學會」和擬建「梵文書藏」。應者廖廖，不了了之。
陳獨秀、蘇曼殊的友誼可以說達到如膠似漆的程度。二人不僅合譯《慘世界》，合譯《梵文典》（由陳獨秀協助），共研佛學。1906年，蘇、陳在蕪湖皖江中學任教，與鄧以蟄關係密切。該年暑假，三人去日本旅遊。回國時在船上閒聊，曼殊說到在日本與女友親昵之事。陳、鄧二人開玩笑，表示不信，逼得蘇把女友的髮飾等物給他倆看。不能與心愛之人長相守，曼殊把情物拋入海中，轉身痛哭起來。陳獨秀表示同情，題詩以安慰蘇。1913年，陳獨秀從滬回皖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巧遇因赴日本江戶省親過滬的曼殊，激動不已，題詩一首：「春申浦上離歌急，揚子江頭春色長。此去憑君珍重看，海中又見幾株桑。」[32]
蘇曼殊對陳也是情深誼長。1909年5月，蘇作《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33]1913年底，蘇曼殊東行，在滬巧遇困居上海的陳獨秀。這時反袁鬥爭失敗，陳「靜待餓死」，只得匆匆離去。蘇作《東行別仲兄》曰：「江城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台？」[34]
事業失意，隱遁杭州
從1902年在日本加入青年會起，陳獨秀以滿腔激情投入一系列愛國救亡、反清革命的運動之中。其結果是不斷失敗，遭到清政府的通緝，諸多戰友被殺或被迫流亡而去；所辦報紙、學校紛紛解散，岳王會的同仁幾乎是集體加入被他看不上的同盟會；自鳴清高而不能隨「俗」，陷於自我孤立；獨自探索喚起民眾、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
對於同盟會內部勾心鬥角的矛盾，陳獨秀很有看法。以與其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張繼、劉光漢三人為例：章是光復會發起人，發表過大量極端的仇滿言論。博學的國學基礎、《蘇報》案的影響、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並領導與保皇派的論戰，其在革命派中影響之大，不亞於孫中山。在革命戰略和策略上，由於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他和張繼、劉光漢都與孫發生矛盾。孫出於利用矛盾的考慮，不主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他們反對；孫提倡民主立憲，他們反對任何立憲；孫主張「平均地權」、「發展實業」，劉光漢主張農民群眾自發行動，「殺盡資本家」，等等。章太炎還為《民報》經費問題與孫大相齟齬，把這些矛盾公開暴露出來，抨擊孫中山，甚至醞釀改組同盟會。1909年，章太炎終於與陶成章重組光復會，自任會長，與同盟會分道揚鑣。
劉光漢心術不正，從極端一變而為叛徒。他不僅反對孫中山，繼又與章太炎、陶成章鬧翻，與革命黨人關係全面惡化，並挑撥同盟會內部各派常起糾紛，進而提議改組同盟會總部，妄圖奪取幹事職權。此議遭到拒絕後，竟萌生異志。1908年，兩江總督端方為分化革命黨，派人到東京用官職金錢暗中收買同盟會會員。劉光漢夫妻及其姻弟汪公權（均為同盟會會員），三人隨即變節，成為密探，後來幹了不少壞事。陳獨秀雖然當時不知這些人墮落到那種地步，但對他們的為人和活動，肯定是不以為然的。1910年，他寫《存歿六首》，懷念最親密的十二位朋友，沒有章、張、劉三人。
所有這些，使他從1907年起逐漸陷入寂寞、消沉、苦悶、彷徨之中。辛亥革命爆發前，因親愛的兄長陳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趙聲等人相繼辭世，孤苦的情緒加重到極至。
1909年9、10月間，陳獨秀由日本返國，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訊，即到瀋陽護孟吉棺木返回故里。憶及早年兄和母親撫育之恩，不禁淚如泉湧，作《述哀》五言長詩痛悼。這次不像1903年《哭汪希顏》那樣，化悲痛為力量，抒發豪情壯志，而是述說「兒命青絲懸」，[35]希望與兄同去「雙還」，表示悲傷之深，說明志氣之消沉。
陳獨秀這次住家，時間較長，約有兩三個月時間。在此期間，他與胡淵如曾去拜訪程演生，二人結為終身友好。程與陳是同鄉，曾遊學歐洲，學識廣博。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安徽學院院長，任外交部特派員期間還先後出使法國、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羅（泰國）。「五四」時期，他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合作者，曾親自支援陳對文科教學進行改革，囑陳「萬望鼓勇而前勿為俗見所阻」。[36]
程演生於1932年4月接任安徽大學校長，並兼安徽通志館副館長
好像是對這十年中國最初的民主革命作總結一樣，1911年初春，陳獨秀把這一時期最親密的戰友（死去的六位和活着的六位）的懷念壓縮在一首六絕句中，權作紀念：
存歿六絕句
伯先京口誇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
仗劍遠遊五嶺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為丹徒趙伯先，歿為桐城吳孟俠）
何郎弱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
（存為長沙章行嚴，歿為福州何梅士）
夬公說法通新舊，汪叟劇談騁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論才慟惜老成心。
（存為壽春孫少侯，歿為徽郡汪仲伊）
老贊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愛譚兵。
蜀丁未辟蠶叢路，淮上哀吟草木聲。
（存為霍邱鄭贊丞，歿為正陽熊子政）
谷士生前為諍友，彤侯別後老詩魂。
塚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雜酒痕。
（存為歙縣江彤侯，歿為績溪章谷士）
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
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
（存為廣州曼上人，歿為同邑葛循叔）[37]
以上十二人中，趙聲（伯先）和吳樾（孟俠），已在前文吳樾案中說過；章行嚴（士釗）、何梅士、曼上人（蘇曼殊）、孫少侯（毓筠），也有較多的敍述。汪仲伊大陳獨秀42歲，在蕪湖辦《安徽俗話報》時，由汪孟鄒引薦，與陳結忘年交，1906年與陳合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汪任總理，陳任監學。因培養造反者，不久停辦。汪也隨之謝世。鄭贊丞與葛循叔，與陳曾共同發起安徽藏書樓演說的拒俄運動，成立岳王會，參加反袁鬥爭。章谷士是陳辦《安徽俗話報》「朝夕晤談的好友」，而熊子政曾任此報正陽關發行代辦。此詩之簡繪十二人物與陳獨秀的深切緬懷，手法之簡練，意境之高雅，輿論一時轟動。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見章士釗時，竟能背誦，一字不訛。[38]
在杭州的這段清苦生活中，給陳獨秀情趣的，就是與義士劉三、沈尹默以及馬一浮、謝無量等人的友誼。除了遊山玩水、吟詩作詞之外，還觀賞和研究書畫、文字學等。
陳獨秀這時已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他在無意中幫助沈尹默書藝大進。沈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寫字，祖父和父親都擅書法。他回憶說：
陳獨秀（那時名仲甫）從東北到杭州陸軍小學教書，和同校教員劉三友善，劉三原名劉季平，松江人，是當時江南一位著時望的文人，以劉三名，能詩善飲，同我和沈士遠相識。有一次，劉三招飲我和士遠，從上午十一時直喝到晚間九時，我因不嗜酒，辭歸寓所，即興寫了一首五言詩，翌日送請劉三指教。劉三張之於壁間，陳仲甫來訪得見，因問沈尹默何許人。隔日，陳到我寓所來訪，一進門，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
初次見面，就直率到如此當頭一棒，也只有陳獨秀才能做得出來，而不管人家的感受如何！還好，沈先生畢竟是一個有自知之明和「大肚能容」雅量的士大夫——「這件事情隔了半個多世紀，陳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當時，我聽了頗覺刺耳，但轉而一想，我的字確實不好，受南京仇淶之老先生的影響，用長鋒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寫不好，有習氣。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當頭一棒的刺激吧，從此我就發憤鑽研書法了。」[39]
據當時同在杭州，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馬一浮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