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注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注20]參見愛德華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校：《卡德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73。
[注21]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2]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3]唐寶林︰〈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參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討論會側記〉，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6期（1999），頁20。
[注2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0。
一
早年傳奇（1879–1905）
出生書香門第「大世家」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安徽安慶懷寧縣城。這一年是中國陰曆兔年，在遠方的俄羅斯，10月26日托洛斯基出生，12月21日史太林出生（不過根據1990年公佈的檔案，史太林出生於1878年12月6日，也即實際屬虎）。史太林直接製造了陳、托這兩隻「兔子」的悲劇命運。此外，比陳大一輪出生的蔡元培、小一輪出生的胡適，這兩隻「兔子」則扶助了陳前半生的喜劇命運，鑄就了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輝煌——新文化運動。圍繞着陳傳奇一生總共「五隻兔子」的故事，也算是一種巧合，一種傳奇。
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後來，自己取名，用作化名、別名、筆名的，現已查明有40幾個，其中重要的有︰獨秀、眾甫、CC生、三愛、陳仲、山民、隻眼、王坦甫、致中、T. S. CHEN、撒翁、頑石、雪衣、三戶、鳦兒、孔甲、明夷等。每一個名字中，都有一個深刻的故事。本著在以下這些名字出現時，再作交待。
懷寧歷來屬於安慶。1760年至1937年，安慶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慶府治和懷寧縣治所在地。所以，說陳生於懷寧或安慶均可。懷寧境內有獨秀山，陳獨秀這個名字來自1914年起的筆名獨秀山民，是否與斯土斯鄉相關，乃是一個謎。
獨秀山風光
與陳獨秀共同領導中共與托派兩個風火歲月的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陳獨秀傳》殘稿中曾提出陳家在懷寧「已有好多世代」。安徽史學家張湘炳先生正確列出了陳汝公到陳獨秀再到其兒子共20世的世系表，其研究學問的功力不小。《江州義門陳氏宗譜》載到陳父親陳衍中一代，已經「習儒業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顯」。這樣的舊家，有一套嚴密的宗族制度。為族長辦事的名為「戶差」，執行族長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時還有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是專門利用神鬼迷信騙錢的。陳獨秀在自傳中說︰
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託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託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1]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2]
陳獨秀寫自傳時才明白，這種現象雖是人性的一個弱點，卻普遍地存在着，連他這個硬漢有時也不能免。比如大革命中，他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錯誤路線，多次對國民黨作出對共產黨致命的讓步，這表明了社會和人性的複雜性。陳把這說成是母親性格的「遺傳」，似乎有點道理，但也是簡單化了，因為這種情況還發生在許多沒有母親遺傳的人身上。
關於陳出生在一個甚麼樣的家庭，學術界曾有過一些爭論，主要是陳本人在1937年發表的《實庵自傳》中說的一句話引起的。陳在其中詳論了科舉制度在舊社會的重大作用後說︰
我們這一家姓陳的，在懷寧本是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
於是，不少學者（包括筆者以前的論著）都說他出生於「小戶人家」。在科舉為上的社會中，衡量一家是大還是小，重要的標準是有沒有考取功名。陳出世以前，「小戶人家」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生父陳衍中考中秀才，叔父（嗣父）陳衍庶在23歲時考中舉人，之後官運亨通，先考取謄錄館，議敍候補知縣，在山東治理黃河有功，被山東巡撫張曜保舉薦直隸州用；後調往盛京（即今瀋陽）辦理文案，又得將軍裕祿賞識，奏留奉天（今遼寧），署奉天府軍糧同知，歷任懷德、柳河等地知縣。據《懷寧縣志》記載，他為官很有才幹，以柳河署為例，「柳河固新設治，凡創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轉輸為籌鉅款，並蠲廉設局以貸，行十餘年無弊。」在一次賑災放糧活動中，「一晝夜理訟卷三百餘件，悉得民隱」。
陳衍庶是一個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升官發財之後，就開始收藏、經營書畫古玩業，在瀋陽、北京都開設有古玩店，北京這家店名為「崇古齋」。陳出生在官宦之家，對這一點，凡是與陳交往很深的朋友都瞭解。1942年陳逝世後，鄭超麟應陳的終身至交汪孟鄒的提議撰寫《陳獨秀傳》。鄭擬出的提綱中，根據陳的自傳，有一句「陳出生於小戶人家」，汪看後很不以為然。胡適明確說「他家是所謂大世家」。[3]章士釗說︰「陳獨秀，懷寧世家子，自幼讀書有聲。」[4]最早為陳獨秀立傳的王森然則說︰
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誤，應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資豐厚，為安徽懷寧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廠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華胄公子也。[5]
陳家在陳衍庶當官以前，由於家貧，都是自家人課授後輩。陳衍中（字象五）比陳衍庶（字昔凡）大三歲，從小帶着弟弟讀書。據《宗譜》記載︰
先是太恭人（即陳祖母勞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為慮，象五承母志，訓誨季弟，無微不至。距太恭人喪不數年，昔凡舉於鄉矣，而象五之心始慰。
秀才哥哥教出舉人弟弟，可見手足情深。無獨有偶，陳獨秀也經其兄陳孟吉輔導考取秀才。陳不滿二周歲喪父後，隨即立嗣給陳衍庶。童年和少年時代實際上為陳衍庶所養育，特別是經濟上。陳衍庶在東北為官期間，一度還把陳帶在身邊，曾教陳練過字，幹過一些文案工作。陳後來一手好書法，此時打下基礎。因此，陳是貨真價實的官家子弟。不過要說明的是，陳衍庶的官並不大，最高至道員一級。
問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陳獨秀自己卻不以這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為榮，更拒絕享受庇蔭，一生過着清貧險惡的生活。上述胡適在北大的講演說︰「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即古玩店——引者）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陳後來多次宣稱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還把這句話作為自傳中第一章的標題。
陳獨秀為甚麼拒絕接受這個家庭出身？這個家庭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儒家倫理道德文化的產物，把「忠」「孝」視為最高準則。「忠」即無條件地擁護統治者，特別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陳衍庶，對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則無條件地聽從家長的意志，特別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而陳是個天生「不忠不孝」的「亂臣逆子」，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更是離經叛道。事業上，母親和嗣父曾寄與厚望，他卻偏偏厭棄科舉，當了職業革命家；在婚姻上更邪了，竟然在與元配保持夫妻關係的情況下與妻妹雙宿雙飛，在家長眼中簡直是「亂倫」。於是，嗣父與其脫離關係，並把這對小夫妻轟出家門。胡適的說法則是：「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6]幸虧陳的親生父親去世得早，否則也會被活活氣煞。
「選學妖孽」蒙中一個秀才
成年後的陳獨秀可以拒絕家庭出身，但是誰也擺脫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人對教育的承受一般採取兩種模式︰正面承受與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單純的繼承，即所謂「聽話」，當「馴服工具」，一般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沒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繼承上有所發揚，才可能成為傑出人物；後者的逆反承受，若無理性指導，必成為罪犯一樣的破壞者；若順應時代突變和飛躍發展的潮流，則可成為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偉人。陳獨秀從小就是這樣的逆反承受者，直到去世前一天，還保持着這樣的品性。胡適送了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諢號，他竟然樂意接受。
在十二世業儒的家庭裏，陳獨秀從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可想而知了。自傳中說，從六歲開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三個人︰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六歲到八九歲，由祖父親自教他讀書。這位飽經風霜，一生不富，官運也不通的老者，晚年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陳獨秀身上——望孫成龍。尤其看到小孫子比大孫子聰明，更是心切而嚴狠。
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7]
青年陳獨秀
母親對他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他見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兒子揩眼淚，一面責備道︰「你這孩子，爺爺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1937年，陳獨秀59歲寫自傳時還說︰
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不能說這時陳獨秀對祖父的對抗是針對科舉制度的，除了根本達不到不切實際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外，主要是兒童的興趣，不喜歡這種枯燥乏味的書和死記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這樣，在這種逆反承受的啟蒙教育中度過了三四個春秋。祖父在世的時候，他不適應，也得忍着；祖父去世後，情況相反了，連續請了幾個塾師，他都「大不滿意」，辭掉了。當時的陳獨秀，雖然還是個孩子，卻由於他過分的聰明，反抗、倔強、淘氣、刁鑽古怪，一點也不老實，活像一個解除了緊箍咒的孫悟空，那些書塾老師自然對他沒有辦法。
到了十二、三歲時，由被他稱為「阿彌陀佛」的大哥陳孟吉來授課。大哥老實厚道、善良順從，完全符合那個時代最佳子弟「孝悌」的標準，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他沒有弟弟那樣的才氣，對弟弟的淘氣更是沒有辦法，又不得違抗母親的重託和嚴命。於是，只得順着弟弟的性子來。自傳這樣寫道︰
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
陳獨秀不喜歡四書五經八股文，而喜歡《昭明文選》。這種人，被正統的儒家學者稱為「選學妖孽」。為了應付考試，哥哥輔導他讀了金黃與袁枚的制藝。總之，在祖父啟蒙教育的基礎上，在成年（考秀才）前的四五年中即人生汲取知識最重要的年代，由哥哥幫助打下了堅實雄厚的舊學基礎。由於逆反承受的法則威力，反而比一般人學得更深刻。因為要反對它，必須要更深入地研究它和實踐它。尤其在書法、詩詞、文字學以及對諸子百家的研究等方面，陳獨秀造詣之深，可以與同時代一流學者相比。
陳獨秀對哥哥的感情十分深厚。1908年陳孟吉因肺病死在瀋陽，陳長途奔喪到瀋陽，抱其遺骨歸葬故里，還特地寫了一首五言長詩《述哀》，表示對兄長的深切緬懷之情。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充滿着神奇的偶然性。按那時的規定，十七歲的陳獨秀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秀才了。以他對八股文和考試的態度，可想而知，不會考出好成績的。故縣試、府試都是勉強通過。到院試時，宗師出了一道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是科舉考試中的截搭題，即是截取《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兩句話中的各半句接搭起來——「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不可勝用，」看來，當時的孟子頗有環保和生態平衡意識。在這方面做一篇好文章，對於陳來說不會是很難的。
可是，陳偏偏在這關係到個人命運的第一個關口，別人都唯恐認真對付也不好通過的時候，他卻開玩笑似地胡來了一下︰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魚蟲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大哥看完文稿，皺着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甚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就這樣，陳獨秀蒙了一個秀才。陳一生有許多奇迹，這可算是第一次。陳用哥哥的反應來旁證那篇文章的確「不通」。但是，有的學者如馮建輝教授認為這是「對陳的很大的誤解」。因為「截搭題」是用以考察學生對四書五經的熟悉情況（即知識面），以及巧妙的構思能力和發揮議論的能力。陳能夠考中秀才，說明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並且思路敏捷，議論上乘。後來陳反對八股文正是「殺回馬槍」，也正因為如此，才顯得更加深刻有力。[8]
馮教授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些誤解。第一，說他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了一個秀才，並不抹殺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因為是故意用「不通的文章」戲弄「不通的宗師」，並不代表他的實際水平。第二，陳說他那篇文章「不通」，一是可能晚年寫自傳時的自謙，二是按當時正統的標準來衡量的。而考試成績的好壞，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往往因判卷的老師不同而不同。看陳那篇文章的宗師肯定不是被「蒙住了」，糊里糊塗給了第一名的。陳說︰
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着實一嚇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問我幾歲，為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
這說明這位宗師認真琢磨了陳獨秀的考卷，隨後給了他第一名。這裏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宗師從這份考卷中的確如馮教授所說的看出了考生「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二是宗師也與陳一樣，不喜歡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中死讀書、讀死書，而喜歡《昭明文選》、《康熙字典》那樣，博覽群書。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總之，世界上的事，有些問題只能見仁見智，是不必非求統一的。說這位「山東大個兒李宗師」是第一個發現陳獨秀是千里馬的伯樂，也未尚不可。
沒有愛情的婚姻
陳獨秀第一次考試就得中秀才，立即在親友鄰舍中引起轟動。特別是一些被認為「眼皮子淺」，看不起陳家的人們，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還造出許多神話。比如說陳家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安慶的標誌性建築）是陳家祖墳前一支筆，還說陳獨秀出世前夜他母親做過甚麼甚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看中了這位新秀才，爭先恐後的託人上門說媒。母親因此「大樂而特樂」。陳說︰「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那時年青人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連陳這樣有主見而倔強的青年，也對這個陌生的領域不知所措，最後聽從母親和叔父兼嗣父的陳衍庶之命，與安慶府統領高登科的大女兒高大眾結婚。高登科原是一個貧苦農家的孩子，託福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度，與陳衍庶同科考中舉人。後鎮壓太平軍立有軍功，清廷曾賞賜黃馬褂，且給以世爵；作過南宿州的遊擊，繼任安慶統領（相當於後來的旅長），後升至副將（相當於後來的警備區副司令），家有四千多畝土地。這位軍方高官看上陳家，實令對方誠惶誠恐。於是，陳獨秀在兩親家的抬舉下，稀里糊塗地娶了一個與自己人生態度、性格興趣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妻子——高大眾。一個有着奇怪的名字的女人。
大眾是她的乳名。不少學者說她正名高曉嵐。張湘炳先生指出︰
當今史學界以大眾名曉嵐，其實是張冠李戴，弄錯了人。筆者曾對此作過深入調查和考證。查得霍丘確有個曉嵐，也是一家富門望族，但與高家毫無干係，霍丘縣志載她1907年尚在美國留學。[9]
她的三兒子陳松年多次受訪問時說過︰「我的親母姓高，無名字。」[10]陳氏宗譜上也沒有，不知道甚麼人給她取了「曉嵐」這個名字，後來就流傳開來，並列入所謂陳家「世系表」。[11]其實，陳松年的說法是符合當時的風俗習慣的。中國舊式女子大多沒有名字。在娘家時，在姓後面加一個氏，她即為「高氏」；嫁到夫家後，應稱為「陳高氏」。所以，乳名「大眾」倒可能真實。為了敍述的方便，暫時以此呼之。
高大眾比陳獨秀大兩歲，由於年幼喪母，受繼母亓氏虐待，在家中處於奴婢地位，只能穿布衣，吃粗飯，幹重活，當丫環使喚。高登科常年在外，後來知道大眾的處境後，由於自己童年時期也有類似經歷，十分同情女兒的遭遇，於是嚴斥亓氏一頓，把大眾帶在身邊，親自教養。然而，一是忙於軍務，二是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他也沒有怎樣特殊的調教。因此，大眾長大後，成了一個目不識丁、三從四德的典型的舊式女子。但是，大眾十分勤勞樸素。據她的侄媳婦鄔蘭芳回憶︰「她個條很高，總是穿着長長的大襟褂子，老藍布的或是由洋藍布做的，長褲的褲管用小繩子紥緊着，是一雙小腳。我沒有看見她穿過鮮艶的衣服。」
陳獨秀的早期至友潘贊化對高大眾的評點是︰「完全舊式的，與陳思想相隔距離不止一世紀」。陳是一個性情中人，思想距離導致感情不融洽，話不投機半句多，「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留洋，欲借其夫人十兩重金鐲作為游資，堅決不肯，時常吵嘴。」[12]大眾特別不認可丈夫在外奔波而不顧家庭。其實這是一個妻子的普通要求，只是這種要求對陳而言太文不對題了。他這時已經眼觀中國，心懷世界，小小的家庭，豈能籠住這只雄鷹？再加上婚後聚少離多，雙方都飽嘗了包辦婚姻之苦，這是陳後來浪漫情史的根源。高大眾卻只得終生不離家門一步，奉養老人，撫育子女，竭盡一個媳婦和母親的責任。在愛情和婚姻的世界裏，她一生落寞，淒涼之至。
潘贊化（1885～1959），字贊華，號世璧。現代知名人士、詩人
也許正因於此，陳婚後不久寫的批判包辦婚姻的文章特別深切感人︰
夫婦乃人倫之首，為人間第一件要緊的勾當，若無夫婦，便沒有世界。偏偏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原來人類婚嫁的緣由，乃因男女相悅，不忍相離，所以男女結婚。不由二人心服情願，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強逼成婚，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嗎？若是配得兩下裏都還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樣不合式，便終身難以和睦，生出多少參差，鬧出許多新鮮的笑話兒來男女婚姻，乃終身大事，就是這樣糊塗辦法，天下做老子娘的，豈不坑害了多少好兒女嗎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愛情，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13]
「我們中國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雖有七出的權利，男子不好，卻沒說女子可以退婚，這不是大大不平等的事嗎？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麼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我們中國還有一樣壞風俗，說起來更是可惡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續弦，人人不以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若是夫妻恩愛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這也是她的戀愛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這本是不通的話。但是，她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從1897年稀里糊塗地接受舊式婚姻，到1904年以「三愛」筆名寫了三篇《婚姻》文章，七年中他對男婚女嫁問題，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作了廣泛的調查和思考，在這個問題上是想通想透了。文章涉及說媒、婚禮、婚後生活等有關婚姻愛情的廣泛領域，對於封建的婚姻傳統觀念和習俗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揭露和批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再也無所顧忌，成為一個徹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世俗者瞠目結舌的事情來。
從「康黨」到「亂黨」，從東北到東瀛
1897年8月與高大眾訂婚以後，陳獨秀到南京參加鄉試。若考中舉人，就可以當官了。如果說上次考中秀才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回該應着「有意栽花花不發」了。本來，陳獨秀是作了準備希望中舉的，倒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再上進（指進京考狀元——引者）」。為此，在中秀才後約一年的時間裏，據陳獨秀自己說，雖然多病，也還着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而且，對這第一次離家遠行去考試，全家着實是隆重安排了一番，竟有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同行，頗有一種保駕護航、保送考中的架勢。
但是，這次命運之神不再照顧他，落榜了。奇怪的是，他非但不沮喪，反而有一種解放感。因為，不管怎麼說，為了應付母命，十年寒窗，讀那自己不喜歡的四書五經和練八股文的苦日子，現在終於結束了。少年陳獨秀對考試不僅厭惡，更是害怕。請看他在自傳中對這次災難的回顧︰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考場了。我背着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面是要低頭彎腰的。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枱，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
陳在寫此自傳時，正在獄中。過去他也坐過幾次牢，從來沒有見他講述過在獄中生活如何難受到這種地步，可見這考試的「災難」在他心目中留下多麼難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着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着，拖長着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本來對科舉制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現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可見，他事先作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麼能考中。自傳中說：
「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這裏說的思想啟蒙，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
鄉試結束後，他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14]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舌戰群儒，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15]
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
陳獨秀這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充分地表現在迄今發現的陳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中。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面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這部石刻竪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乾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1897年）冬，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着，採摘着，咀嚼着。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16]
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但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陳獨秀的早期好友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這本書，「後面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17]
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18]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彼，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19]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產生影響的刊物。
《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
當時的《譯書彙編》封面
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利於我們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材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資料，學甚麼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考查，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方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游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嗣父擅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不同樣愛好的獨秀在這裏受到熏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20]
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有人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2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志》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因母親病逝，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1900年春天，八國聯軍入侵，沙皇俄國以「護路」為名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22]
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只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聞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3]
這時梁啟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只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道，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24]
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
此後，陳獨秀準備去日本留學。他原來說要去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費用經濟和路途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赴東瀛求學，可以滿足陳獨秀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我們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入學不久，陳獨秀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志會」。但是，這時「勵志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以自立軍失敗為轉機，秦力山等人拋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這些人都因《勵學譯編》的關係，成了陳的朋友。陳的思想日漸左傾。再加上戊戌政變、「勤王」起義失敗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揮之不去，他急於採取行動。不久即退出勵志會，於1902年3月回國，約熱血青年何春台、潘贊化、葛溫仲、張伯寅、柏文蔚等在安慶姚家口北的藏書樓拉開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志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當時的《大公報》還報道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25]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道。1902年這些活動，標誌着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初出茅廬，拒俄、辦報
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里、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意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意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26]可貴的是，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迹的真實史料。
在留日學生中創立青年會，前排左起第四人（半蹲者）為陳獨秀
青年會創立後，陳獨秀即積極參加或組織身邊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動。鑒於當時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無理壓制學生正當權利，並阻撓學生學習軍事，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墮落，強佔老師之妾，敗壞了中國人的聲譽，有損國格人格為由，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發抒割髮代首之恨，並訓曰︰「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然後還把姚的辮子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樑上，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27]使姚威信掃地。
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可是，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匯入到更加廣大和激烈的革命風暴之中。
按1902年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國應於1903年4月撤退在東北的侵略軍。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獨霸東北。消息傳出，上海士商汪康年會同蔡元培、吳敬恒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組織，在4月27日，發動千餘群眾，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張園集會抗議，並致電清朝外務部，表示︰「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28]同時致電各國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29]
上海又與東京留學生互相呼應。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回國的潘贊化回憶，被驅逐回國的陳獨秀這時也參加了上海的運動︰「留學生返國者，始在上海組織（加入）愛國學社，於英租界跑馬廳旁。蔡元培、吳敬恒、章炳麟、鄒容、陳獨秀主持之。未幾，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章士釗、陶嚴兄弟、秦力山等十餘人也來加入軍事，聲勢浩大。」[30]
但是，可能陳在當時上海名氣還沒有別人大，並且，上海人才濟濟，他作為後來者也插不上手，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行動，所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一般都沒有提到他。可是，緊接着陳獨秀到安慶響應上海、東京而發起的安徽拒俄運動，他就成了當然的領袖。而且，在當時報道的各地響應掀起的拒俄運動中，安徽拒俄運動也較為突出。
1903年5月初，陳獨秀回到安慶，就與潘贊化、潘璿華、王國楨、葛光延等人，以「皖城愛國會同人」的名義，在各學校及鬧市區廣為散發張貼陳獨秀起草的《知啟》︰
我神州血性男子須知︰國與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時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觀，聽天待斃，則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慘，奴隸牛馬，貽子孫萬代之羞。神州大陸，忍令坐沉；家國興亡，在此一舉。[31]
5月17日，雖然大雨滂沱，但在陳獨秀等人的積極發動下，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等校師生及其他群眾三百多人，還是冒雨來到藏書樓舉行拒俄集會。據報道︰樓內容納不下，「多立門外而聽，眾情踴躍，氣象萬千」。[32]
報道說︰大會由陳獨秀主持。適值湖北學生轉寄來北京師範、仕學二館學生與各省學堂公函，言之沉痛。陳獨秀當場宣讀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陳獨秀並當場宣稱愛國會「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結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侵凌，云云。」[33]
接着在「各學堂魁傑」演說後，當場公佈陳獨秀、潘贊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愛國會擬章》，宣佈宗旨為︰「本社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此愛國會章程公佈後，「立經全體贊成」，當場在《愛國會會員名簿》上簽名入社者126人，並公推陳獨秀等七人組成幹事會，分理會計、書記、體操、報務等事宜。
陳獨秀這次發動的安徽拒俄運動，猶如一聲驚雷，震動江淮地區。當時報紙報道就有這樣評論︰與會人員「旨趣皆相同，而規則整嚴，精神團結，此吾皖第一次大會，而居然有如許氣象，誠為難得。」[34]
陳獨秀的演說，激起學生愛國熱情，「各學生印入腦筋，勃發忠義，走相告語，或擬請撫皖電奏，或擬公電上達政府。數日之內，紛紛告假，多有不上課者」。[35]這時的陳，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深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並能與眾多知己一起參加到崇高的救亡運動中來而熱血沸騰。這種心緒，熱烈洋溢在這年8月發表的兩首詩中︰
哭汪希顏三首[36]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州遊獵圖[37]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汪希顏是陳獨秀兩位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編輯汪原放的兄長和父親。他與陳都信仰維新，二人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另外，章士釗是汪希顏在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的同學。1902年3月陳獨秀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認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當時報紙報道︰「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38]
安徽巡撫聶緝槼親自出馬，宣佈學生不准「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兩江總督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39]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干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在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是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道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志士之一紀念，故錄之。」[40]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41]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正籌辦《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了《國民日日報》的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余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
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42]
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以下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里《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凌晨，習以為常。[43]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44]（俗話說「蝨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45]
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麼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了。
《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准商民售閱。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卻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忌，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46]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但卻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兩位特殊的早期友人
1903年辦《國民日日報》時期，與章士釗、陳獨秀同居的是何梅士。何是福建人，擬東渡日本習陸軍未就，暫住此處。此人立志高遠，品性豪放，情趣浪漫，與陳相見恨晚。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門閨秀，與何梅士一見鍾情，似膠如漆。沈家嫌何窮，棒打鴛鴦，將棋卿強行送返原籍，以斷絕二人往來。此事激起陳、章深切同情。次年，何梅士在東京患腳氣病逝世。陳、章誤以為何為沈殉情跳海，章以何、沈原型創作了小說《雙枰記》，陳則寫了情真意切的懷友詩︰
哭何梅士
海上一為別，滄桑已萬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塵裏，吾生彈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47]
章士釗得此詩後，一面告訴陳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詩兩首，並披露陳、章當時已經以「革命黨」自居。
何沈被拆散，在陳獨秀的頭腦中產生揮之不去的悲情。他顯然把控訴和批判包辦婚姻剝奪青年戀愛自由權利的事件，看成與救亡同樣重要的革命內容。在5月《安徽俗話報》「惡俗篇」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發表於9月）。
這時期與陳獨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還有蘇曼殊。陳與蘇的相處也主要在《國民日日報》時期，也是短暫的，但友誼基礎要比陳與何廣泛深刻得多。陳與何的友誼主要建立在反對包辦婚姻的基礎上，陳與蘇的友誼則建立在反對「孔子的奴隸教訓」和「搶奪他人財產」的基礎上。此外，陳與蘇還有共同的愛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處世、憤世嫉俗的性格。
詩僧蘇曼殊
蘇曼殊也是一個怪才。父親是旅日僑商，母為日本人（另一說母是中國人黃氏），1884年生於橫濱，6歲時回歸原籍廣東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他一生漂泊，未受父母之愛。有人說他與陳獨秀有共同的「仇父情結」。陳因婚姻、愛情和革命，與嗣父決裂，「拒認家產」。1904年蘇父病重去世時，蘇「拒奔父喪」。陳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蘇深愛過一個日本女子，也未成功。這些都是使二人成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
1902年，蘇曼殊在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時，與陳獨秀等共同發起青年會，與陳相識。後又與陳住在一起，為《國民日日報》撰寫小品。此人絕頂聰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愛讀並翻譯拜倫、雪萊的詩作和雨果的小說。他還長於繪畫和作詩，風格清麗，間有俊逸豪放之作。蘇與陳有許多共同語言，並相互切磋，共同提高。與其有深交的詩人柳亞子回憶蘇在某些方面曾深受陳的教益，甚至說蘇是受陳的影響而啟發了自己的天才。
蘇曼殊很喜歡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決定將其翻譯成中文並連載於《國民日日報》。連載時譯名為《慘社會》，作者譯為「囂俄」。這時蘇的漢文根基尚差，柳亞子談到陳對蘇的幫助時說︰
「字字句句間為他指點、修改不少。此後，獨秀與曼殊時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來，過從極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這樣曼殊就因獨秀的影響，而啟示了自己的天才，成為一個超絕的文人了」。
蘇曼殊身世飄零，受佛教和西方悲劇作品影響，佯狂玩世。與陳一起加入「青年會」後不久，即厭世而削髮為僧，法號博經，世稱曼殊上人。又耐不住寂寞，以僧裝還俗，加入《國民日日報》工作中來。他生活無節，嗜酒暴食，1918年35歲時即英年早逝。那時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獻身革命，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個人自由，與現實專制社會格格不入，缺少社會（包括家庭、親友、戀人）溫情，因此備受折磨。體質稍弱者，往往早逝。與陳這段時期有接觸的就有汪希顏、鄒容、何梅士、蘇曼殊、吳孟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陳對重要親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寫詩或作文悼念，有的還寫長詩，並非一般應酬，而是揮灑真情。如早年寫的《哭汪希顏》、《夜夢亡友何梅士而賦此》、《述哀》（哭兄）、《存歿六絕句》，晚年寫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陳獨秀後來對蘇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憶。1926年9月6日，他對柳亞子說︰
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兒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
陳獨秀還講到同盟會中章太炎與劉申叔的衝突及反對孫中山的活動。當時蘇曼殊與他們住在一起，不肯隨時俯仰，只裝做癲癲瘋瘋的樣子，以佯狂免禍罷了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麼事不去迴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只偷偷地跑來告訴自己。陳最後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47
在曼殊去世17年後的1935年，柳亞子寫詩說︰
名揚畫虎惜行嚴，孤憤佯犯有太炎。
要憶囹圄陳仲子，曼殊朋友定誰賢？
關於陳獨秀與蘇曼殊翻譯《慘社會》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劇意味了，可見二人友誼的思想基礎。
《國民日日報》停刊時，《慘社會》只發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鏡今書局的老闆陳況全對陳獨秀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們願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48]當時，陳與章、何、蘇曾在上海賃屋同住過一段日子。不久，喜歡浪迹天涯的蘇曼殊去了香港。於是，陳就接受了整理《慘社會》並接翻譯下去的工作。《悲慘世界》原著是法文的。在當時的日本，這樣的名著，肯定有英譯本或日譯本。現在不知道蘇曼殊所譯的書是法文還是英文或日文。陳獨秀在日本留學，自然首攻日文，同時也精通英文，因為幾年後他還出版了一本《模範英文教科書》。但有人說他還通法文，就無從查證了。這時，陳兩次留學日本的時間加起來已有約12個月。以他的天賦，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譯外國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把《慘社會》從十一章下半回續到第十四回。鏡今書局在這年（1904）年底印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為「蘇子谷、陳同譯」。
這本書出於這樣兩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國第一次翻譯雨果名著，所以不僅以後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義的是，蘇、陳二人並不把這當作一件純文學的工作來做，而是有意把它作為一件載體，載負上揭露現實黑暗統治，宣傳革命造反的思想。從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沒有的一個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過他來說出許多宣傳革命的話，這又是我國翻譯史上絕無僅有的事。這種事也只有具有這種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幹得出來。所以，章士釗說︰陳與蘇共譯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顔曰《慘社會》，所懷政想，盡與此相同」。[49]
關於蘇曼殊譯《慘社會》，陳獨秀說過︰我曾經潤飾過一下。曼殊此書的譯筆，亂添亂造，對原著很不忠實，而我的潤飾，更是馬虎到一塌糊塗。[50]說明蘇開始翻譯該著時，陳就知道並參與了這項工作，他是同意從第七回開始添加進去這麼一個故事的。最後三回多，由陳繼續「亂添亂造」下去：第一，稱頌立志要鏟除人間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第三，宣傳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隸思想。
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完全代表陳獨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有人把這說成是陳獨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表現，顯然是誤解。當時日本流行的社會主義新思潮中，對中國留學生影響最大的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如張繼、吳敬恒、劉光漢及其妻子何震、蘇曼殊等，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和鼓吹者。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前，人們不注意馬克思的學說，最崇拜的是克魯泡特金。至於用暗殺等個人恐怖的無政府主義手段進行革命，則信仰者更多，蔡元培、秦力山等領導的軍國民教育會甚至把「暗殺」列入綱領。所以，陳獨秀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是不奇怪的。
但同時必須指出，如上所論，這時期陳獨秀本人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即使贊成個人恐怖手段，也主要發生在1905年的一個短時期內。硬把《慘社會》與陳當時的思想聯繫起來，就像把反清革命塗上「反滿」色彩那樣，是欠妥的。譯文中的思想主要應該視為蘇曼殊的思想，陳獨秀即使同意，在他當時駁雜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時應該肯定，這種思想表達的建立一個政治平等、反對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的主張，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許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是贊成的。
創辦《安徽俗話報》——對國民性的初步探索
1903年底，陳獨秀從上海回到安慶，經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學堂。這個學堂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去日本考察學制後創辦的新式學校，聘用陳的兩位友人——房秩五、吳汝澄為學長。陳經常向他們宣講形勢，房秩五回憶說︰獨秀幾無日不來校，縱談時事，極嘻笑怒罵之雄，意氣甚豪。有一天，陳終於說出想法，「約共辦安徽俗話報」。[51]
但是桐城學堂要遷回桐城，改名桐城中學。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學，吳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課。於是，陳獨秀即寫信商之於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寫信給在蕪湖經辦「科學圖書社」的汪孟鄒。胡對當時只有25歲的陳也極為推崇，信中說︰陳君重甫擬辦《安徽俗話報》，其仁愛其群，至為可敬、可仰此事應如何應付，本社諸同志與棟老（注：汪希顏之親家周棟臣）會面時當可妥商也。經汪孟鄒與圖書社同人議妥後，歡迎陳獨秀到蕪湖辦理，並以圖書社作為發行機關。[52]
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
1904年初，陳獨秀背了一個包袱，拿了一把雨傘，來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科學圖書社也創辦不久，以販賣新書報、教科書為業。陳獨秀一到，就在牆上寫了一副對子︰
推倒一時豪傑 擴拓萬古心胸
從此，陳與汪孟鄒及其圖書社（後改名為亞東圖書館）結下了永恒的友誼。直到陳逝世，幾十年中，汪孟鄒及亞東給了他許多極其寶貴的幫助，特別在經濟與出版上。
開始時，由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汝澄負責小說欄，其餘各欄均由陳獨秀一人負責。陳還負責全部排版、校對等工作。[53]因蕪湖科學圖書社無印刷設備，所以由陳將稿件匯齊後，寄上海章士釗創辦的大陸印製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陳獨秀親自動手分發，捲封，付郵。[54]不久，房去日本，吳赴桐城，報務遂由陳一人負擔。陳後來回憶說︰
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55]
在創刊號文章《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中，宣布辦報的宗旨是︰
第一是要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裏，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況且現在東三省的事，一天緊似一天，若有甚麼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這報上，告訴大家，大家好有個防備。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可以長點見識。
此報每期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用「三愛」筆名發表。第一期第一篇重要的文章《瓜分中國》講道，
把我們幾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國，當作切瓜一般，你一塊，我一塊，大家分分，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國」。照他們的瓜分圖上，說是俄國佔了東三省，還要佔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德國要佔山東、河南；法國要佔雲南、貴州、廣西；日本要佔福建；義大利要佔浙江；這靠着長江的四川、兩湖、三江幾省，就分在英國名下了。
大家睡到半夜，仔細想想看看，還是大家振作起來，做強國的百姓好，還是各保身家不問國家，終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國的百姓好呢？
陳獨秀並不滿足於這樣的救亡宣傳和鼓動工作，他的重點是尋找導致中國衰亡的原因，企圖從根本上來做救亡工作。探索的結果認為：
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強，也不是財力不足，也不是外國欺負中國，也不是土匪作亂，依我看起來，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着國民性質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
為此他寫了《亡國的原因》，[56]舉了兩種不好的國民性質並進行分析批判︰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無非想弄幾文錢，回家去闊氣，至於國家怎樣才能興旺，怎樣才可以比世界各國還要強硬，怎樣才可以為民除害，怎樣才可以為國興利，這些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至於士農工商各項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話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說起國家的事，他總說國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只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