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黨派之自由」是胡適和陳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陳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太林罪惡的分析。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太林罪惡的。但是二人又同時在這個問題上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大陸許多學者，受錯誤導向影響，認為陳獨秀晚年的這種民主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晚年思想的無知。陳晚年的民主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總結，還是歐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獨裁制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怎麼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升华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
在國、共、托圍攻中離世
以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多數是1939–1940年發表的。一貫隨着「時間性和空間性」的轉移而與時俱進的他，生命最後一年半中，在基本觀點（主要是「戰爭不能引發革命」及以上的民主觀點）未變的情況下，有些意見（主要是戰爭形勢和前途及蘇聯方面）有所改變，因為世界形勢在1941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在他最後第三篇論文所述︰「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使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53]
1941年6月22日，德國在橫掃歐洲大陸，謀取英國未遂（英國本土不斷遭到德機大轟炸）後，突然東侵蘇聯。7月，蘇聯終於改變對德妥協的方針，與英國簽訂對德協定，加入了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陣營。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也被迫放棄「觀戰」——「不加入」方針，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英美發表對日宣戰。接着中國國民政府也對日宣戰，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共自然也進入這個陣營。
世界形勢如此巨大的重新組合，突破了陳獨秀原來的有些估計和論斷，於是，國、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來攻擊陳獨秀的思想。
國民政府檢查機構針對陳獨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下手。此文雖然沒有再把蘇聯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陣營進行攻擊，但因為那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尚處於下風，如陳文中所說「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佔優勢」，所以，陳妄估此次大戰結果時，雖然「假定」了三種可能—一是雙方「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但在闡述時，較傾向於第三種，並且說如果「勝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佔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在這篇文章的續編《再論世界大勢》中，他更明確地說「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54]這種觀點與後來的實際相比，太不着邊際。奇怪的是，他還說在這個法西斯統治時期，「在經濟上和英、美勝利一樣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這在客觀上為將來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質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血的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
這種論調，與中共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期所說的世界大戰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托派中央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相比，何其相似乃爾！而其觀察問題的視角還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儘管他自稱要「跳出一切圈子」。
陳又說，若是上述第三種，則戰後將形成德、美為「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種，則形成英、美「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然後在這種對立中，醞釀下次的世界大戰。而其他國家都附屬於這四個領導集團，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現在的蘇聯，不但他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而中國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以上言論是在當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最困難的時期發表的。雖然不合時宜，但用意是好的。類似1914年寫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即正言若反，以激勵人們更努力地奮鬥。陳獨秀說︰
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與其閉着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徹底擊潰希特勒及其夥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蘇，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
但是，第一，陳獨秀的這種思維太複雜，不僅脫離了當時各黨派的認識水準，也脫離了廣大民眾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樣，引起了廣泛的誤解。因為無論是世界人民，還是中國人民，已經處於「五更寒」，受盡了法西斯的苦難。他們需要將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撫和激勵，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長的法西斯前途去打擊他們的鬥志；第二，與1914年相反，那時他的觀點很快被事實（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證明是對的，所以發生很大影響，成為他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前奏；但這次他發出以上言論後，第二年（1943年），戰爭形勢就轉折了。法西斯陣營開始走下坡路，中國抗戰也出現黎明，戰後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陳獨秀所說的那種格局。這表明陳的這次預言是錯誤的。
其實，陳獨秀這次失言並不奇怪。1914年，他因參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又較透徹地研究法蘭西民主主義學說，又在《甲寅雜誌》社工作，對世界與中國形勢特別是中國社會病根瞭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說︰「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牆院小山村中，不要說全國抗戰的形勢知之甚少，對世界大戰的形勢，更是「盲人摸象」，又帶着對蘇聯衰敗的某些偏見。在這種情況下，還做《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從心」了，哪有不錯誤的道理？於是，各方責難和批評紛紛襲來。
首先是國民政府，為維持與蘇聯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報》刊登陳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下篇）。因為此文較長，故分兩次發表。有的鐵杆國民黨員就乘機打擊陳。同月29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江津縣長羅宗文在江津東門外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有學生、工人、機關職工、人民群眾約四千人參加。羅主持大會，號召大家學習烈士們的革命精神，不怕犧牲，在各個崗位奮發努力，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講畢，雙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鐵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厲聲譴責陳獨秀亂寫文章投稿，散佈悲觀情緒，大大影響群眾的抗戰積極性，應群起而聲討之，云云，言詞異常尖銳激烈。羅宗文回憶說︰
散會後，《江津日報》社長張西洛（進步報人，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光明日報》經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辦日報的）問我︰「凌鐵老的講話，上不上報？」我說︰「沒有必要。」後來，重慶衛戌總部派遣在江津縣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問我︰「羅縣長為啥偏袒陳獨秀？」可見特務還是時刻盯住陳老的。我聽後一笑置之。[55]
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函告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根據四川新聞檢查處呈送的成都《新新新聞》緩登稿——陳獨秀的《輪廓》做出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覆函，答應照辦，並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56]這月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竟然驚動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出來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成都的《新新新聞》封面
共產黨在誣衊陳獨秀「漢奸」事件受挫、未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的情況下，又把另一罪名「右傾機會主義」，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1938年7月，剛入川的陳獨秀對中共餘怒未消，接連寫了四篇全面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毛澤東秘書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000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切入，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
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志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57]
《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甚麼八股」；「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
進而，批判陳獨秀在《論遊擊隊》一文中所說的「老實話」————「城市中心論」。針對陳說的「敵人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指出︰「在抗日戰爭一定時期中，由於本來敵強我弱，由於我方的進步還不夠，大城市的暫時陷於敵手，本來是抗戰中大家是預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終沒有認此即等於亡國；反之，卻認為是抗戰勝利、存國建國之不可免的一段艱苦過程如果說失掉大城市即等於亡國，這也就是等於說︰抗戰就不可免亡國，也就是抗戰亡國論」。
《評》文以此斷定陳獨秀是「抗戰亡國論者」，又無限上綱說陳「文不對題地對於目前抗戰遊擊運動進行混亂是非，企圖使同胞們對於遊擊隊和遊擊戰灰心失望『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而其一切目的就是歸結在於執行托洛斯基對其徒弟有名的指令︰『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國』。」——這就又把莫斯科審判中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材料，把陳獨秀和中國托派打成「漢奸」了。更有甚者，在接着批判陳的演講《資本主義在中國》中表現的「亡國哲學」和「亡國論的中國社會觀」後，竟然把陳說成是「全民族的公敵」、「國共兩黨的公敵」！最後，《評》文總結說︰
從陳獨秀上述的整個觀點看來，從陳獨秀對於中國前途觀點看來，他是反三民主義的。所以，在事實上，陳獨秀不但是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國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現在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完全是於日寇有利的，完全是為日寇服役，並且是假借反共的名義去在實際上反對國民黨的。這樣，陳獨秀還不是全民族的公敵！還不是國共兩黨的公敵！[58]
陳獨秀在中國抗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途問題上有失察之言，原因除上述因在閉塞的小山村，孤陋寡聞之外，還因為一生光明磊落、不願沉默、不顧對錯、有感即言的性格決定的。如他自己所說︰「我不懂得甚麼理論，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59]他不是明知錯誤而說，而是囿於主觀判斷和客觀條件的限制。
不過話又得說過來，當時中共對抗戰何時勝利，也是十分悲觀的。據當時在根據地工作的曾彥修先生九十歲時回憶說︰
日本佔領了東三省十四年，把東北變成了它最大的軍事基地。它正在把華東和部分華中地區變成它更大的戰略基地。甚至想據中國大陸以抗美軍。抗日戰爭的前途還是很艱難而遙遠的。日本投降之前的整整二年，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在胡喬木的耳提面令下主要編了兩年高中語文教科書，專供根據地農村使用，精神上已準備好還要在山溝裏呆一二十年，我從未聽說過要準備大反攻的半句話。原子彈一丟，便一切都變了，忽然如夢一般，日本投降了！單靠中國的力量要把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是很難的。[60]
1942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斥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理論》，重複陳伯達的邏輯，批判陳文「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任何光明前途」，是「漢奸理論」，甚至血口噴人地說，反映了「陳獨秀的漢奸本質」。更有甚者，文章還責問，這樣違背「抗戰到底的國策」、違背「三民主義」的文章，「為甚麼堂堂的《大公報》能為之刊載呢？為甚麼堂堂的檢查官能為之通過呢？」——這又重複了上次王明、康生的伎倆︰企圖借國民黨之刀殺人。
上述已經說明，早在4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已經命令全國各報禁載陳獨秀這類文章，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果真達到了「國共合作」。於是，這大公報上的半篇文章，就成了陳獨秀一生中逝世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上海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攻擊更加厲害了。
1941年1月10日，中央常委會專門通過《關於DS對民主和獨裁等問題的意見的決議》，對陳的「民主與專政」的見解進行系統的批判，批駁陳獨秀否認在這次大戰中有發展任何革命可能的觀點，重申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全部政策（如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失敗主義，前線雙方兵士聯歡等）完全是正確的」。《決議》最後寫道︰「DS 對於戰爭與革命的意見，對於民主與專政等問題的意見，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完全離開第四國際的立場，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DS完全放棄他的立場，就是他離開第四國際，離開革命，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61]
這個決議與其說是做給陳獨秀看的，不如說是做給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樓國華等人看的。因為他們知道陳不會「放棄他的立場」，而且決議對遠在大後方的陳獨秀沒有任何約束力。而這幾個人在理論觀點上是與彭述之等基本一致的，但由於感情上的關係，在組織上反對對陳採取極端措施——制裁和開除。所以決議的核心是最後一句︰「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為甚麼是這樣的呢？
鄭超麟回到上海後積極寫作，為托派的極左傳統觀念提出一系列理論根據，大力宣傳中國抗戰的「反動」性質，大力呼籲對國民黨領導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全國抗戰實行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堅持「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62]「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63]
恐怕在當時的中國很難找到如此把極左的言論與極右的結果相結合的典型了。儘管他解釋說所謂「失敗主義」並不是在對日戰爭中使中國失敗，而是使國民政府失敗，以造成他們進行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他是堅信在這次戰爭中是能引發革命的。正如他在批駁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你把『革命的失敗主義』誤解為禿頭無字的失敗主義了。『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說本國失敗比敵國失敗好些，而是說︰本國戰爭失敗對本國革命是有好處的。L.D.(即托洛斯基——引者)給革命的失敗主義下了一個『足夠的定義』說︰徹底實行階級鬥爭不必顧慮本國戰爭勝敗。」[64]陳在論述「戰爭與革命」和「民主與專政」的問題時，多次提到鄭的名字，進行批判。所以，鄭的這封信，對陳的意見也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與批駁。
不過，如果把戰後的三年視為「抗戰」的延長，鄭超麟的說法似乎也有道理。眾所周知，國民黨的確是在抗戰中被嚴重削弱的，而共產黨則是在抗戰中「坐大」的。在廣大敵後淪陷區特別是共產黨所在的廣大農村，在日軍燒殺搶掠極其野蠻的罪行面前，組織群眾反抗本是應有之義。但共產黨的目標並不只在抗日，還有推翻國民黨。1949年，共產黨終於實現了目標，奪取了全國政權。雖然這次革命的勝利並不是屬於托派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一種變相的「戰爭引發革命」的現象。所以勝利後，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友人時，半開玩笑實是真誠地向日本人表示感謝他們打敗了蔣介石，幫助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
彭述之則堅持原來的「保衛主義」立場，即承認中國抗戰的「進步性」，執行「保衛中國抗戰」但「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準備在戰爭危機（即失敗）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策略。為此，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在機關報上揭露導致抗戰不斷失敗的國民黨腐敗無能和共產黨的「背叛」上，反對國共合作。
鄭超麟的「革命失敗主義」主張提出後，就出現了「保衛主義」與「失敗主義」的對立。但所謂「保衛」，由於力量太小又沒有行動，也只是說說而已。彭述之原來處於少數。1941年初，李福仁根據托洛斯基指示精神，起草了一個決議，由「第四國際太平洋書記處」的名義通過後，帶到中國，支持彭述之的立場。[65]於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劉家良等人轉向彭的一方，使「保衛主義」成為「多數派」，控制了托派中央臨委。而王文元原屬多數派的，1941年世界大戰發生轉折時，發明了「中國抗戰變質論」，認為中國抗戰由原來保衛中華民族的正義戰爭，成為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爭奪殖民地戰爭的一部分，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於是，他與樓國華、陳其昌等人，轉而加入鄭超麟的「失敗主義」陣營。但他們在托派內部，還是「少數派」。[66]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控制的中央臨委會發出《通告》，要求在4月底以前，在托派內部，就抗戰性質和是否應該取「失敗主義」等問題進行討論。通告還附上以上陳獨秀和彭、鄭兩派的文章。兩派激烈爭論的結果，7月13日，彭述之、劉家良等人，在排除鄭超麟等4人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5月初的托派統一大會被稱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稱︰
年輕的鄭超麟
中國四年來抗戰所以遭逢失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一個能真正代表中國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革命黨今後只有集中力量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夠保證抗戰的勝利和工農的解放。而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的政綱沒有向資產階級作過任何妥協，我們沒有在反動的「階級合作」輿論之下低頭，因此只有它最有資格擔當新黨的組織任務。[67]
這也算是對陳獨秀所說的這次戰爭中不能引發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一個革命黨」的回應吧！但是，在遠離抗日戰場和國民黨統治中心的、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幾個人發出如此狂妄的聲音，的確如後來陳獨秀所說的「令人發笑」。
大會重新改選了新的領導機構，由彭、劉、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鑒）等人組成新「中央委員會」，樓國華、陳其昌從原臨委中被排擠出來，鄭超麟、王文元被排擠出《鬥爭》報編委會。他們提出抗議，並要求繼續討論政治問題，也被「新中央」拒絕。於是，他們也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並另出版一個機關報《國際主義者》。從此，中國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兩派︰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又稱「鬥爭報派」；鄭超麟、王文元為首的「少數派」，又稱「國際主義者」派。以後中國托派再也沒有統一。後來在1948、1949年大陸易幟時，分別成立「中國革命共產黨」和「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均隸屬於第四國際。然後把領導機關遷往國外，國內留下潛伏組織。
1952年12月22日夜，毛澤東一聲令下，中國大陸的托派組織及許多同情者被一網打盡，只留下香港組織和流亡到巴黎任第四國際書記處書記之一的彭述之繼續活動。至今香港的組織還可以以合法組織的身份，參加香港「特首」選舉。當然，由於「內部安排」，他們是不可能被選進領導圈的，僅僅是表達民意而已。
不過說句公平話，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為工農勞動群眾利益奮鬥的「無產階級政黨」，那些自稱是這樣的政黨，不過是少數知識分子精英利用工農群眾謀取私利的組織。一旦奪取政權，立即把工農群眾打入最底層。現在真正還能為工人說話的，也只有香港和各國的托派組織。雖然他們的組織有不切實際的左的傾向和特別衰微的致命弱點。而這種弱點是因為人類有史以來還不具備建立真正的工農國家的時代局限性造成的。
總結以上陳獨秀與托派兩派的意見，可以看到以下奇怪的現象︰
多數派與少數派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蘇聯問題上，意見基本相同，目標也相同，即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對當前抗戰性質（一是進步，一是反動）和策略（一是保衛，一是失敗）有些差異，二者就鬥得昏天黑地，但都限於口頭上，行動上誰也沒有跨出一步。少數派罵對方是「頑固的機會主義」、「愚蠢的機會主義」；多數派罵對方是「極左派」、「教派主義」、「長了鬍子的幼稚病」、「反陳獨秀機會主義上的中派主義、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最無骨頭的機會主義」等等。而兩派與陳獨秀的對立，才是真正實在的。
彭述之罵陳獨秀是「機會主義的民主白癡」。少數派出於與陳私誼，只講理辯論，不扣帽子罵人。他們認為對多數派的批判，也就是對陳獨秀的批判。少數派與陳獨秀觀點對立嚴重，但態度比較溫和，限於說理；多數派與陳觀點距離較小，但態度比較粗野，主要是背教條謾罵，而且用語相當刻薄、下流，極具侮辱性，於是更加引起陳的反感。一封至今未見公開發表的信——1941年12月7日陳獨秀致某某的信中談到托派分裂時說︰
文元等幾個人在上海開甚麼全國大會，已夠令人發笑了；他們（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國代表大會的名義，排斥別人是少數派，這是史大林派的態度活現，這更加令人發笑。他們自以為是多數派即布爾什維克。其實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的布朗基主義、德國此時的納粹主義，即舊的普魯士與新的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弟將繼續為文說明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有機會即公開發表。[68]
從以上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托派中央對陳獨秀的批判情況看，陳獨秀真是四面楚歌，好不孤立！特別是來自組織內部的孤立，是從來沒有過的。真是成了孤家寡人。如當時站在彭述之一邊的李福仁後來在《第四國際》雜誌上所提供的證言︰「一方面在四川鄉村中的陳獨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會，用書面進行爭論，結果陳獨秀居於單獨一個人的少數」；「陳獨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69尤其是與他私交很深的鄭超麟、王文元、陳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非但不擁護陳獨秀的主張，而且與他進行了最不含糊的爭辯，以致最後，這位『老人』發了脾氣，與我們絕交了。」[70]
陳獨秀不怕孤立，這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基本素質。如果同流合污或從眾而趨，就不是思想家了。早年，他寫過一首《感遇詩》，讚頌「夸父追日」和「精衛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執着地體現了這種精神，為了自己認定的真理，一息尚存，奮勇向前，即使是「孤軍奮戰」，也不退縮。
當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轉折，蘇聯加入英美反法西斯同盟時，陳獨秀在生前最後一篇所寫的文章《被壓迫民族之前途》中，修正了對蘇聯的一個看法，即只從民族利益還是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出發，對蘇聯採取了歷史的分析的態度，肯定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蘇聯」，依然否定史太林的獨裁統治的「後期蘇聯」。
筆者訪問現存的中國托派老人，發現他們以此說明陳獨秀最後還是擁護列寧主義，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仍是托派的同志。其實，陳獨秀只是講了列寧時期蘇聯的一點好話，肯定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持（如當時對中國放棄沙皇時期侵略的特權），也肯定了那時對俄國農奴解放的「三大旗幟」。至於在擁護民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他沒有也不可能作任何修正。
第一，把內容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恰恰是列寧，十月革命後建立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也是列寧。而陳獨秀一年前說過，制度是決定一切的，是這個制度產生了史太林，而不是史太林才產生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個制度不改變，「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第二，他對列寧領導時期的「前期蘇聯」根本沒有實際的瞭解，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雖然列寧宣稱說是「被打倒的、企圖復辟的敵人」，實踐上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局限在這個範圍內，而且「被打倒的敵人」也並非都是企圖復辟的敵人。例如俄國沙皇家庭數百人，早在二月革命時就被推翻，但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竟然對這些人（包括無抵抗能力的老人、婦女、兒童和僕人等）不經審判，「不受法律約束」（列寧之語），不分輕重，「一律就地槍決」、至於對新制度還不理解、不適應的如孟什維克派、資本家、富農中農等廣大人民範疇內的人，也多被這樣「專政」了，為史太林的暴政，做出了榜樣。
第三，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一切暴力革命的結果都是「以暴易暴」，暴政者必獨裁，在暴政—獨裁體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分清甚麼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切與獨裁者不同意見者都在「專政」之列。所以，陳獨秀不可能重新擁護列寧、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不可能回到托派的隊伍中來。
陳獨秀逝世時，托派朋友對這篇文章很感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由於陳在文章中強調：「只有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帝國主義」鄭超麟認為他至死也堅持托洛斯基的「世界革命」的原則，說陳還是一個「世界革命的老戰將」；他們與陳之間「有意見分歧」，但仍「視他為領袖」，「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且這樣總結其一生︰
「陳獨秀同志能夠從盧騷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斯基主義。這個繁複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中，而且每個階段的轉變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從盧騷到羅伯斯庇爾和巴貝夫相隔半個世紀；從羅、巴諸人經過傅立葉到馬克思也相隔半個世紀；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托洛斯基又相隔半個世紀。但歐洲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國於半個世紀之間就可以過盡了但中國這個發展縮在一個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幾年。」因此，陳獨秀「不愧為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俄羅斯二十世紀初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的同志，不愧為列寧托洛斯基的同志，不愧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托洛斯基黨的領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以自豪的！」[71]
鄭超麟當時能這樣評價陳獨秀，表現出他有一種豁達的胸懷，因為當時他與陳獨秀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問題上，分歧依然。33年以後，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國某大學歷史系演講時，進一步發揮上述鄭的觀點，在時間差距的估計上，比鄭說的更為巨大，他說︰
「先進國從啟蒙運動的年代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經過幾百年（如英法）。不夠先進的國家（如俄國）也經過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後的中國卻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實現在一個人身上」，「現代中國思想的躍進清晰地反映在陳獨秀的身上。」「給陳獨秀做一個總評價。照我看來，陳獨秀這個人，雖然政治上是失敗的，理論上有局限，但是他不僅是中國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家之一。」[72]「假使『天假以年』，陳獨秀獲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來臨，那末，不管他今天懷着的思想是多麼錯誤，在事變的刺激之下，他仍能顯出一個正確而光輝革命家來的。」[73]
以上兩位陳獨秀「晚年民主見解」的反對者，由於排除了陳晚年的「反托時期」，對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情有獨鐘，基本上是出於私誼的，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把陳獨秀與盧騷—托洛斯基相比，意在讚揚，卻是貶低。因為陳獨秀晚年的民主見解，意在否定列寧、托洛斯基、史太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盧、托不能相比。雖然在政治上，陳獨秀自己承認︰「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敗」。「我奔走議會運動，奔走革命運動，三十餘年，竟未能給貪官汙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說起來實在慚愧而又忿怒。」[74]但評價歷史人物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的。
自然，還有另一類評價，其中以毛澤東和彭述之為代表。二人的共同特點是，都肯定早期的陳獨秀而否定後期的陳獨秀。毛澤東的那段話是在本著「代序」中所引的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毛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創造了黨，有功勞」。
這一段評價的歷史時期，正是陳提攜青年毛澤東的時期，因此雖然明顯地帶有他個人的情感色彩，但也忠於歷史事實，應該說比較公正，評價也是高的。但是，他接着又說，大革命「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段評價是黨派偏見，毫無意義，而且危害極大，影響了幾代共產黨領導人，使陳至今沒有得到徹底「平反」。
彭述之妒嫉陳獨秀的威望，仇恨陳對他的厭惡，所以對陳評價最低，並且多用侮辱、謾罵的文字。他認為陳獨秀「有始無終」，「以一個光耀的民主主義者踏上中國的政治舞台，而以一個最不名譽的民主主義者鑽進他的墳墓裏去」；「從革命的無產階級陣營退到反動的資產階級陣營」；「我們確是無情地批評他，攻擊他，因而在情感上厭惡他，乃至仇視他為了挽救他免於悲慘的墮落。關於最後一點，我們失敗了。」[75]
以上鄭超麟、王文元、毛澤東、彭述之對陳獨秀的評價，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從個人好惡的私誼出發；二是都否定陳的晚年見解，特別是「民主見解」。而恰恰在這一點上，大半生與陳獨秀對立的胡適，如前所述，以理智的方式，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且越來越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病貧交加中在四川省江津縣石牆院小山村寓所逝世，於6月2日下葬。墓地在江津縣大西門外鼎山山麓之康莊。這裏是鄧蟾秋家的塋地。陳獨秀生前為躲敵機轟炸，曾到此康莊樓屋住過。這裏背依青山，山上萬樹桃花，遍地桔林；面對長江支流几江，江流湍急，日夜奔騰澎湃作雷鳴，風景十分優美。因此之後，陳獨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來登山，憑眺觀賞，這成了晚年的最大樂趣。好像有先兆似的，這年春天，陳夫婦偕江津白沙鎮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午夫婦到此觀賞桃花，陳俯瞰大江風騷上下，流連不忍離去。主人鄧蟾秋看出了他的心思，出於對他的敬重，就在他逝世後慷慨獻出墓地。如果說，陳獨秀活着時，如詩中自吟的「筆底寒潮撼星斗」，[76]那麼，現在葬於此地，乃是「足下奔雷地底傳，江山風月此長眠」了。
陳獨秀之墓
在當時十分困難的戰爭條件下，下葬儀式可以說相當隆重。據當時楊魯承家傭人吳元珍回憶︰
埋葬陳獨秀那天，來了好幾百人，有當官的，也有大戶紳士。雙石鄉公所還組織了上百個鄉丁來沿途護衛，一路放火炮，點沖天銃。從石牆院到埋陳獨秀的「康莊」要走30來里路，隊伍拉了好長好長。陳松年端着遺像走在最前頭，後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鎮的大紳士鄧蟾秋送的。陳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來，由楊二太太和吳白林的堂客扶着，我們這些當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後頭走。陳先生活着時我們沒覺得他有啥，死了，才曉得他了不起，連縣長那麼大的官，鞠躬時，還只能站在最後頭。[77]
這個情況與高語罕當時的記述是相符的：參加葬儀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鄉鄰壯丁不期而會者一、二百人，沿途護衛，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別之意。」[78]
又經過半年時間，陳獨秀墓落成，從以下墓道奠基時留下的合影可以看出，墓景也相當的堂皇。「獨秀陳先生之墓」的碑文，是由著名書法家葛康俞親自鏨刻，「書刻均具古法，頗有古姿也」。[79]
陳的墓道落成照
許德珩後來成為北大著名的學者。抗戰時期，陳獨秀寓江津時，許曾三次去拜訪。陳去世後，他有次乘輪船過江津幾江時，憑欄遙望河岸上那座顯眼的新墳，不僅感慨萬千，寫了這樣一首白話詩︰
得知陳獨秀，養病在江津。
船行到白沙，過此都停輪。
便道去探望，拜訪此老人。
別已十餘年，重見百感生。
今非昔所比，白髮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戰起得為民。
今住小山村，僕僕感風塵。
無人與往來。鄧初照顧頻。
曾談文字學，對此興趣真。
獄中有著作，此情實可欽。
拜訪已三次，師友結親情。
誰知三年後，客死在孤村。
陳獨秀在晚年兩篇文章中，承認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且「失敗」了。但是，另一個著名的學者、與陳獨秀有近30年昆弟交情的程演生得知逝世消息後，給了這樣的評價︰「他是一個爽直坦白有熱情的人，他絲毫沒有功名利祿的思想，是一個愛國者，是一個為中國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國政治的不良，社會的污濁，學術的不長進，士風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滌之。他現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績，是存在的。」[80]
陳獨秀的學生及後來成為文字學同好的陳鍾凡寫的挽聯，洋溢着一股悲壯情意︰
生不遭當世罵，不能開一代風氣之先聲；
死不為天下惜，不足見確爾不拔之堅貞。[81]
陳銘樞將軍可能感念陳獨秀在獄中還支持他的「福建事變」壯舉，也寫了挽聯。他請在書法上有很高造詣的佛學大師歐陽竟無書寫此聯，在葬儀上被稱為「雙美雙絕」：
言皆斷制，行絕詭隨，橫覽九洲，公真健者！
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與陳獨秀終身為友的同鄉高語罕，則看得更遠些，他在陳逝世前一年，就看出「老仲之病甚險」，並在致汪孟鄒的信中，預寫的挽聯曰︰
桐棺雖蓋，論定尚須十世後；
彗星既隕，再生已是卅年遲。
（彗星云云，紓傅斯年昔年論彼語）[82]
高的說法還是激進了。陳逝世至今已經52年，還沒有得到徹底的平反，更不要說公正的評價了。
陳獨秀去世時，思想上是極其孤立的。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6月，他的三兒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其棺木遷回家鄉安慶時，有人得知故舊和文化界「並無發動往接意思」，十分感慨︰「世界仿佛早已忘記了這個人」；說陳獨秀「江津寂寞，安慶亦寂寞」。[83]
其實，思想家必須擁有超越那個時代芸芸眾生的觀察與思考，所以肯定是「寂寞」的。但是，他最終又是不寂寞的。其思想必然為廣大民眾所接受，並發揚光大之。但是，這個過程實在是太長了，而且是在中國被人為地拖長的。直到1979年，即陳獨秀誕辰100周年，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人民才從壓迫深重的歷史深處發現這顆思想明珠。然後是至今已30年、在高壓下持續不衰的、一浪又一浪的「為陳獨秀正名」運動，並且得到了眾所周知的顯著的成績。本稿的撰寫，可以說是對這一運動的小小紀念。筆者相信，隨着歷史的發展，陳獨秀這顆明珠，必將發出更加光輝的異彩！
陳獨秀有「終身反對派」的一面，反對清王朝，反對北洋軍閥，反對國民黨政權，反對史太林，反對第三國際，反對屈從於史太林第三國際的中共，最終反對列寧—托洛斯基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甚至表示「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84]
同時，他也有一生追求不渝的信念︰從憂國憂民到救國救民，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而且，他是從提高國民性（即人權自覺）和國家決策科學化這兩個根本問題上來救國救民的。如果不抱黨派偏見，「不以成敗論英雄」，應該承認，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民主主義者、革命家、改革家與啟蒙思想家。
陳獨秀的主要生活在20世紀上半葉前40年，必然也刻上這個時代的烙印。這個時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和法西斯的國社主義風行一時的時代，也是民主主義式微化的時代。同時也是「革命萬能論」橫行一時，改良主義被邊緣化的時代。因此，陳獨秀在兩個主要時期——共產黨和托派時期，雖然與極左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但他自己卻一直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左傾圈子中打轉，從失敗走向失敗，最後才在民主主義的覺悟中，騰飛而起。
注釋
[注1]陳獨秀致陳鍾凡的信，轉自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
[注2]王文元譯注︰《托洛斯基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
[注3]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2月11日；7月8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4]王文元︰《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81。
[注5]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6月14日）及陳松年的說明，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6]《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羲1982年12月訪問並整理），未刊稿。
[注7]《青年嚮導》，第4期，1938年7月30日。
[注8]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9]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10]淮南病叟（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8月3日。
[注11]陳獨秀致陳松年的信（1938年8月9日），未刊，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12]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39年5月5日），未刊，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本著所有陳致楊的信皆如此，恕不一一註釋。
[注13]（重慶）《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注14]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44。
[注15]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手稿。
[注16]轉自《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316。
[注17]轉自葛康素（葛康俞之弟）︰〈談陳仲甫先生書法〉，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7期（1996），頁9。
[注18]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12月13日）。
[注19]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8月3日）。
[注20]抗戰勝利後，楊調往重慶任衛戌總司令參議，1949年在川西起義，解放後任教於西南美專，1954年因反革命罪被渠縣人民法院判刑20年，1968年病逝於獄中。1983年法院撤銷原判決。1980年，渠縣檔案館在清理各單位檔案時，從法院《楊鵬升案卷》中意外發現了陳獨秀40封親筆信。
[注21]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號），頁6。
[注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全宗號301，宗號395，冊號2。
[注23]鄭學稼︰《陳獨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海《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
[注24]許伯建︰〈陳獨秀拒收蔣介石捐款〉，中央文史館、上海文史館主辦，《世紀》，1994年6月號。
[注25]熊安東︰〈陳獨秀晚年是「清苦」的〉，《陳獨秀與中國》，總58期（2006年9月），頁7。
[注26]上海《革命史資料》，第7期（1987）。「武榮碑」是「漢故執金丞武榮之碑」的簡稱，民國時期出土，書法介於篆隸之間。
[注27]陳獨秀致楊鵬升的信，1940年1月31日。
[注28]陳獨秀︰〈警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5日。
[注29]上海《革命史資料》，總第7期（1987年8月）。
[注30]《贈程里鳴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注︰《陳獨秀詩存》（山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9。
[注31]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頁7。
[注32]陳獨秀致魏建功、台靜農的信（1942年5月1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33]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4]陳獨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1949年商務印書館清樣稿附件。2001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時，把附件部分刪去了。
[注35]〈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0、271。
[注36]〈陳獨秀致陳可忠〉，1942年2月26日，〈教育部陳部長致陳獨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及陳的回信（13日），影印件，台靜農先生遺稿及珍藏書札編輯小組︰《台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273。
[注37]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注38]轉自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頁207–210。
[注39]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23日），手稿，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所以，4月底國民黨只得令武漢市公安局長蔡孟堅秘密會見張國燾，爭取合作建立反延安的新共黨。陳堅決拒絕。
[注40]易嘯夫︰〈重慶稽查處內幕〉，《重慶文史資料》，第37輯（1992）。
[注41]此信手稿原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42]這次戰爭，俗稱「冬戰」。芬蘭作為小國，曾進行奮力抵抗，但終於難擋強敵，至1940年3月13日，芬蘭被迫向蘇聯割讓土地4萬平方公里。此後，蘇聯的史太林時期一直詭稱戰爭是由芬蘭挑起的。直到1989年11月30日冬戰50周年時，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尤里．格列米斯基才承認蘇聯過去對此次戰爭的「事實有所歪曲」；同日，蘇聯歷史學家鮑里斯．索科洛夫在《莫斯科新聞》也發表文章說︰「冬戰從芬蘭人的角度來講是正義的，芬蘭是為保衛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戰。」
[注43]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
[注44]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7。
[注45]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5。
[注46]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1942年2月10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5、13。
[注47]〈臨委對D.S.來信的決議〉，《保衛馬克思主義》（油印小冊子），頁29–31。
[注48]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4月24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0–31。
[注49]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5–6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1–32。此信原附在4月24日信之後，未署日期，據胡適在《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一書所寫的序言說「同年（即1940）給西流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大陸出版的目前最全的《陳獨秀著作選》沒有收入這封重要的信。
[注50]以上三條，均載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1940年11月28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
[注51]以上三條，均載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36–40。
[注52]《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經胡適推薦，由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突出了胡適的「序言」思想。在編排上，把原按論文與書信分類編輯的順序，改為按寫作時間先後的順序。
[注53]陳獨秀︰〈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1942年2月10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5、13。
[注54]陳獨秀︰〈再論世界大勢〉（1942年4月19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14。
[注55]羅宗文︰〈江津三晤陳獨秀〉，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5期（2006年2月號），頁6。
[注56]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檔案新指字第8452號公函，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57]陳獨秀︰〈說老實話〉（1938年7月27日），《青年嚮導》，1938年第4期，1938年7月30日。
[注58]陳伯達︰〈評陳獨秀的亡國論〉，《解放》，第61期。
[注59]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2。
[注60]〈曾彥修致唐寶林的信〉（2005年6月6日），唐寶林主編︰《陳獨秀與中國》，總51期（2005年8月），頁12。
[注61]《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油印小冊子，頁32–35。
[注62]意因︰〈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
[注63]意因︰〈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年4月16日。
[注64]〈意因寫給獨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節），《國際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國際主義派）機關報），第3期（1942年6月25日）。作者在按語中說︰「以上是我寫給獨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為了郵寄困難，至今未曾發出。」所以，此信在陳獨秀去世前沒有收到，但它的價值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被他稱為「極左派」思想分歧更加明確了。
[注65]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68。托氏在1940年8月被蘇聯特工用斧子砍死。
[注66]〈意因寫給獨秀同志的信〉（1942年立春節），《國際主義者》，第3期（1942年6月25日）。
[注67]《校內生活》、《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1941）。
[注68]油印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附錄《D. S.來信》，頁20。
[注69]《第四國際》（第四國際中央機關報，美國出版），1942年7、8月號合刊，頁241。
[注70]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國際主義者派）︰《致美國〈第四國際〉雜誌編輯部的信》（1947年10月20日），《第四國際》（第四國際中央機關報，美國出版），1942年7、8月號合刊，頁241。
[注71]意因︰〈悼陳獨秀同志〉，《國際主義者》，第3期。
[注72]雙山講述，方丈譯︰〈陳獨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觀察》，第6期。
[注73]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第3期。
[注74]陳獨秀︰〈實庵自傳〉，《宇宙風》十日刊，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敬告僑胞——為暹邏〈華僑日報〉作〉，《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注75]犀照︰〈悼陳獨秀〉，《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6卷，第1期。
[注76]取自《夜雨狂歌答沈二》一詩，
[注77]《訪問吳元珍記錄》，1994年10月8日，未刊稿。
[注78]高語罕︰〈入蜀前後〉，《民主與統一》，1946年第7期。
[注79]葛康素︰〈談陳仲甫先生書法〉，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7期（1996），頁9。
[注80]程演生︰《仲甫家世及其他》，未刊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8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82]高語罕致汪孟鄒的信（1941年4月21日），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83]史述隱致何之瑜的信（1947年6月8日），未刊件。
[注84]《陳獨秀先生晚年致鄭學稼教授原函墨蹟》，台灣《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