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今天我写到这里，不禁感概万千。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济南以后，看到了萧萧所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林立衡》，也不禁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当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扬的林立衡，为什么以后的遭遇如此之惨？个中详情，只有林立衡自己来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还问我是不是同意。我怎么说呢，只有表示坚决照办。
临散会，周恩来还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张春桥马上说：“好。”马上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后都喝干了。我不会喝酒，做了一个样子。喝完酒，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我回空军大院以后，先到空司指挥所了解情况，然后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发批判。我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我要负产主要责任。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九一三事件“表示愤慨。会议开到十二点钟，杨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时，杨德中就没有再来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检查了一次空军各部队的情况。结果还好，部队、机场、学校等所有的单位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打电话问我：“空军司令部有五个人跑到了广州，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广州军区查一查。”我说：“好。”
结果一查，是空司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我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们见到空司的这五个人，就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回北京。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五个人，说这几个人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九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我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五个人逮捕起来。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这个情况，我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五个人已经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话，请告诉我。”我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他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就在这天晚上，染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十七日深夜了。到这时，我才回到家。见到陈绥圻，我简要地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我说：“我对‘九一三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很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真是想不到，他们对我们竟然使用这种特务手段！”
陈绥圻还告诉我：“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王飞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他们把我们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对你进行封锁，连你身边秘书的任命都不通过我们。”说完，她就叫我赶紧休息，说我这几天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吃了一点早饭，就到空司指挥所去开会，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时，我要曾国华召集空军直属各大部的人开会，整顿空军直属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以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晚上八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于晚七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把空司的会议交由梁璞继续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经过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
散会以后，我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九一三事件”，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我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谈完话，已经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点饭，然后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通知空军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将会议记录上报，同时考虑进一步揭发问题。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错误，准备写出检讨，上报中央。
下午三点，周恩来通知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到人民大会党谈关于民航的问题，至于民航哪些人参加，要我们自己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参加会议。
下午四点，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我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我辨认一下。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我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我不认识。于是周恩来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便召开会议研究民航的问题。民航到会的有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由于他们三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周恩来便指示李德生负责进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谈话。
散会以后，我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文件。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军委办事组会议开完，我又回到空军大院。晚上周恩来告诉我，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我两人共同负责。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点，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九月到空六军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以后，李德生让我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三点，李德生又来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我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还确定，由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在亚疗负责接收。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地方准备好了以后，李德生给我来电话，要梁璞开始送人。等这件事情办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首先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接着我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我开始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人纷纷积极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对我的错误也进行批评，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涉及到我，只有梁璞说了一句：“王飞曾经说了许多假话来欺骗你，但是你过于相信王飞。”
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时，空军直属机关各大部，也分别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点，我听取了各大部的汇报。
当晚九点，周恩来打电话找我说：“要对空军和民航各单位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要立即向我报告。”
放下电话，我马上找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机场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谈完以后，已是晚上十点了。我当即将民航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从九月二十一日零点起，我开始向中央写检讨。我一边回忆，一边构思，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睡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转告刘锦平到京西宾馆去谈话。我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刘锦平。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体会。这天的会议，李德生、杨德中没有来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以后，双方团结的情况。一般地说，双方都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三点，我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的情况。周恩来说：“你们检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团结。”
下午四点，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晚饭是利用休息，在会议室吃的。开完会，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谈话，他当时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龙道权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精神，然后我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军区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要他坚决贯彻禁航的命令、严格管理部队、一切问题要多请示和报告广州军区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谈话，他当时也在三O一医院治病，要他回南京军区空军主持工作。我还特别交待刘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军和空五军的问题，因为王维国和陈励云已经被隔离，要他认真组织好这两个军的班子，以指挥队伍。
谈完话，我就在办公室主持起草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准备上报给中央。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态拥护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才在办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报告。下午两点，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对林彪等人进行了揭发批判。我的发言大约两个小时。我要张叔良记录我的发言，并据此草拟我向中央的检讨。
张叔良写完以后，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点，然后交张叔良重新抄录一遍，于次日凌晨四点由我签名以后发出。我在检讨中再次明确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并在检讨的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大约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我交代给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梁璞他们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报告作好后，我约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我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在这段时间，张叔良还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我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他都记录在案。我看了以后，表扬他主动作了这件事情，并告诉他，这个记录，我没有时间详细看，先由他负责，保存在案。
下一篇 第十五章 阶下囚
第十五章 阶下囚
一、人民大会堂被逮捕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想到这时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衛團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李作鹏跟着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候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
二、一觉醒来，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左右，我所乘坐的二号车同，随着前面的一号车从大会堂地下室驶向地铁，一直开到建国门，然后向东行驶。大约经过一个小时，把我送到了北京卫戍区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部。
到了以后，有一个高个子团长，把我领到了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楼上靠楼梯边上的一间房子里，叫我暂时在那里休息。那个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上面有军用棉被和草垫子。还有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我连日来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实在疲劳，一到那里就想睡，但是因为床太窄，一转身就有掉下来的可能性，我没有睡着。
到了中午十一点钟，团长用铝盆给我送来了一点面条和一点熟牛肉，告诉我说：这是请厨房做的。到了下午两点，我听到走廊里人声嚷嚷，并且听到锯铁条和焊接的声音，这时团长进来，我告诉他，这个床太小，请他给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床。他答应说：“好。”下午就给我搞了两张单人床拼起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就睡着了。
下午五时，我一觉醒来，那个团长就叫我搬到南面的一个屋子里。我一看，好家伙，整个屋子的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我焊好了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在牢房里，按照我的要求，用两张单人床给我铺好了一张比较宽的床铺，床上垫有一块草垫，放着一副战士用的被褥。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也从北屋搬到了这里。从此，我开始饱尝铁窗的风味，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团里派了一些干部，组成一个班，由团长带领，专门负责看守我。除了那个团长，其他人都同我一起在连队吃饭。
北京的九月下旬，天气渐渐变冷。由于走得匆忙，我身上只穿着一身单衣裤，唯一带出来的一件毛背心，也放在我原来坐的车上没有拿下来。因此，天色一近黄昏，寒意渐深，我就不禁冻得受不住了。
吃晚饭时，他们给我从连队的食堂打来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还有一点青菜。我只喝了一点稀饭，吃了半个馒头。团长问我：“你为什么吃这么少？”我回答说已经吃饱了。这时我看见，看守我的人员已经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的房间门口还增设了双岗。
那天晚上，因为冷，加上又比较疲劳，吃完饭我就睡下了。但是却翻来覆去地还是睡不着。到晚上八点钟，我向看守我的人员提出，请医生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随后就送来了药，但是一直看着我把药吃了下去，才走开。吃完安眠药，我这一觉就从晚上八点半，一直睡到了第二早上九点才醒来。
起床后，他们看我没有洗脸的毛巾和牙具，就给我买了毛巾、牙刷、牙膏和一个塑料杯。然后，带我上一个集体的洗脸室洗脸。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原先住的是一个班，如今却用来关押我一个人。我还看到，楼上的卫生条件极差，灰尘很厚，到处都是蜘蛛网。
早饭时，他们给我打来大半盆米饭，还给我炒了一点鸡蛋。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优待。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吃过连队的饭了，现在吃起来，就不禁想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感到有些亲切之感。进而想到了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现在的条件再怎么差，也要比那个时期好多了！再想一想，如果不好好吃饭，万一身体垮了，又怎么能应付今后大量的审查，说清楚自己的问题？想到这里，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一点，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中午碰上了连里炸油饼，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块，大红有半斤重。我吃了一半，还喝了一碗汤。刚吃完，团长就过来了，又问我怎么不吃了，我回答说：“实在吃不了。”
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员开始同我说话了。第一个同我说话的是一位指导员，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天气冷了，我没有带增添的衣服，冻得受不了。”他答应向团长反映。我又问：“你们都是干部吧？”他说：“我们都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以后，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的态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对这种生活也就习惯起来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着，那位团长进来了，突然叫了声：“司令员，身体怎么样呀？”我赶紧说：“你以后别叫我司令员了，叫我老吴就行了。这几天累了你了。”他说：“你刚来，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会逐渐给你改善生活条件，让你休息好。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陪你，你有事，随时可以通过卫兵来叫我。”我说：“非常感谢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天气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够，衬衣也没有换洗的。”他说：“我们已经向上面反映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团里先给你一套衬衣、衬裤和一条绒裤。”我说：“谢谢你们了。衣服和裤子我家里都有，能给我拿来就行了。”他听了后说：“那么请你开一个单子，我们向卫戍区写个报告。”
于是我开了一个单子。接着，我又向王团长提出洗澡的问题。他说：“团里的澡堂子坏了，要修理一个月才能使用。你现在先用点热水擦擦澡，以后再到我家里去洗，我家里有澡盆。”我说：“这样不妥吧？”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我在苏北就认识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给你反映。为了保证你的健康，我们已经把团卫生队一个比较好的医生调来，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你。”我说：“你们太忙了。请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会自杀和跑掉的。
从此以后，王团长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来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里。一个星期以后，王团长来告诉我说：“以后要逐渐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证你的健康。现在是住在一个连队里，将来要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这以后，每天连里在吃饭时，都给我另外炒一点猪肉，或是鸡蛋，以示优待。
整天蹲在牢记房里，没有事情做，我就请求给一套《毛泽东选集》看，他们立即就给我送来了。我没有报纸看，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向他们提出来以后，每天又发给我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叁考消息》。后来，我又开始写毛笔字。这样，我的情绪慢慢地就稳定了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于是，他们就在走廊上划了一块将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铁丝拉了一个隔离簾子，就叫我在这个地方活动，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钟。
我从来没有蹲过监狱，不知道什么叫“放风”。有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突然开门叫我出去“放风”，我不懂，就问他，什么叫“放风”？他解释说，就是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活动活动。我这才知道，这就叫“放风”。其实走廊上一点风都没有。他们说，以后给我找一个地方，到外面去活动。
又过了十多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由于长时间没有衣服换，换下来的衣服脏得很厉害。我想将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团里代我买一块肥皂，先记下帐，等我以后有了钱再还给他们。他们说，不用记帐，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团长又给我取来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这样，过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团长提出要点书看，请他向上面反映一下。他问我要什么书，我说要一些马列的书。我开了一个书单给他，过了一星期，我要的书全部都给我拿来了，而且还都是我过去看过的书，上面有我过去看书时划过的杠杠。看到这些书后，我知道老伴还在家里，心中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不是吗，别人是找不到我原来看过的书和衣服的，只有她才会这样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来，经过检查以后才交给我的。
拿来了许多书，我就有事情干了。这以后，我整天读书，每天晚上都一直读到九点。看守人员不断地叫我休息。我说：“过去战争年代，是一仗接着一仗。解放以后，又是忙于工作，虽然读了一点书，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得补上这一课。
大约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团长带了一辆吉普车来，叫我去洗澡。汽车先在团里的营区转了一圈才进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个营区，团部的一个小办公楼就在附近。
这是澡堂修复以后的第一次烧水，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团长、看守人员和我。我们在大浴池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王团长命令看守人员为我擦了背。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这时，我的监禁生活就走上了轨道。同时，我同看守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洽了起来，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也不时同我说一说。但我们从来不谈及别的。在人格上，他们对我是尊重的。
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次提审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团长来告诉我，说要有“中央首长”来找我谈话，要我有一点思想准备，等他们到了以后他再通知我。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座楼里。我心想，
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话，今天来的“中央首长”是谁呢？难道是叶剑英吗？要谈些什么呢？是他们搞清楚了情况来放我出去吗？因为我同“九一三事件”确实没有牵连，在一些问题上有失察的错误，顶多是撤销我的职务，总不至于把我关在这里长期监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书、写毛笔字。等到了中午十二点，“中央首长”仍然没有来。午饭以后，我就睡觉了。下午三点，团长来叫我，说“中央首长”来了。我随他走出房间，来到了上一层楼的一个大房间。我看见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了白布，并放上了热水瓶和茶杯。正面坐着团长说的两位“中央首长”，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他们二人的两边，又各坐着一个人，一个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个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吴忠都是经我们的手提拔起来的，但今天也摆起了“中央首长”的架子，难道毛泽东已经把他们提升为“中央领导”了吗？是不是已经补选成了政治局委员，有这么快吗？他们一脸阴沉地叫我坐下。接着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况。我说：“九月十二日晚上的问题，我同周恩来总理不断地通电话，对所有的情况，周总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还是要我再说一遍，我只好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说完后，他们就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以后还会再同我谈话的。这一次审问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看来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个审查是没有一个头绪。看来，我一时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团长来跟我说，已经正式来了通知，要我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我听了很高兴，他要我先过去看一看。我说不用了，搬过去就是了。王团长说：“车子就在下面，下午就搬吧。”我说：“好。”
下午五点钟，团长带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上车以后，车一直向西开，到了团部宿舍楼旁一座两层的楼房。他们要我上楼，我一看，二楼上一共六个房间，其中给我两间，一间放东西，一间睡觉，事先都安装好了铁门、铁窗。每个房间有两个窗户，铁窗外面有纱窗，里面有玻璃。房间都是刚粉刷过的，空气也比较好。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的木板床，铺着新的床单和两床褥子，被子是从我家里拿来的。还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帐。屋里有一张写字台，供我读书写字，还有一张三屉桌，供我吃饭用。另外，还给了我一个新的热水瓶和茶杯，一个沙发和一个软椅子，还有一个衣架、一张中国地图和一个温度计。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干部。我们所住的房屋之间，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墙。后来我才知道，这道火墙每年要烧掉四吨煤，都是公安部送来的。这道火墙的烟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风的时候，烟总会往里面倒灌，真是把我们呛得够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个大房间，也是我活动间，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里活动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两个房间都是储藏室，里面放了不少东西和取暖的煤，还有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间厕所。
看守人员都住在楼下，大约是一个班。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他们都是些连排干部，一共有三个副连长、七个副排长。他们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说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更不能说看守的是什么人。
他们在楼下安排了一间厨房，由看守人员轮流做饭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强粉。一般早上有油饼、咸菜和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他们还不时买点鸡、鱼什么的，给我改善生活。另外，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些茶叶、饼干、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烟，每个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吴忠两人又突然来到我的牢房里，问我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还说天冷了，要我保重身体。他们还告诉我，中央成立了专案组，由他们两人负责我的专案，所以他们今后还要同我谈很多次。今后就随便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话叫竹桶倒豆子——干脆。我说：“那就好，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又说，今天只是来看看我，就不谈了。说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审讯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吴忠又来了。这次主要是问，叶群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我跟他们说：“八月八日我奉周恩来之命，到叶群家里取一副毛泽东给林彪写的字，并且谈了谈林立衡的婚事，没有谈什么别的事情。”
他们反复追问：“有没有说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这样的话。我多次说明，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只有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在一次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斗不过他们”。我强调，林彪这样说，绝不是要搞武装政变的意思。
他们说：“庐山就是一场军事政变，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军事政变。我听毛远新说庐山是军事政变，但我想不出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知道毛远新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这次审讯还涉及到“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我说对这些事情我一无所知。他们也承认，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你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要问问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这时，天已经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李震说：“今天就谈到这里。记录整理以后，你要签字，你认为有出入还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虑，写一些揭发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万里，天气已经转暖。下午两点，团长来说：“今天下午‘中央首长’要再一次找你谈话，地点是在北京市里。”
我随王团长下了楼，看到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吉普车。我上了前面的一辆，坐在车后座的中间，身边是两个看守，团长则坐在前面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后面的一辆车是随车。出了营房门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县的公路，到了建国门以后，汽车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问：“不说是到北京吗，怎么又往郊外走？”王团长解释说：“‘中央首长’指定了一个地方，走到清河就到了。”
大约三点多钟，突然到了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这个地方我是认识的，门口有高大的铁门，我们的车一到，两个战士迅速地把大门打开，车一直向里开进去，到了办公楼后面的一座小楼前停下来。只见李、何两位副主任在楼下等我。我到了以后，就领我到了楼上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里边有很大的一张床，铺上摆了两床很漂亮的被子，挂着尼龙蚊帐。我不禁想：这是为谁准备的？因为“中央首长”还没有到，他们要我先在床上休息，还给我拿来茶水。
下午三点半左右，北京卫戍区的那位何副主任来叫我出去。我跟着他走过一个过道，然后进入一个大厅。厅里铺着地毯，四套沙发摆成四方形，我进去以后坐在南面，李震、吴忠、郭玉峰、杨德中坐在对面充当“法官”。我同他们几个原来都很熟，但现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开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谈话一开始，陪着我的团长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说：“你不要走，你可以听一下。”
于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情，从头说了一下。说完后，他们又叫来胡萍和我对质。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对质的结果和我讲的是一样的。胡萍走了以后，我对杨德中说：“那天你也在场。你是奉周总理的命令来监视我的，我当时的情况，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杨德中说：“十三号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O一医院去，这是为什么？”我说：“胡萍是在三O一医院住院，当然要他回三O一医院，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再说，我派车送他之前，也是经过你同意的嘛！”
我这一辩驳，李震索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
不久，吴忠和杨德中退场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俩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况再说一遍。我说完后天色已晚，他们说：“今天就到这里，吃完饭以后再回卫戍区。”
吃饭前，他们和我闲谈了一会。李震问我：“你知道这个地方吗？”我回答说：“不知道。”李震说：“这就是林立果所设的据点之一。原来是一个车库，他们在上面盖了一层，就成了楼房，还修得这样漂亮。”我说：“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但那时没有这样漂亮的房子。”
据我观察，当时的高级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监狱，门被换成了铁门，墙上也架设着电网。我估计，里面肯定关了一些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专案人员在另一个房间吃。给我这个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鸡、鱼、对虾和大米饭等。我好久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美餐了。我吃饭的时候，李震进来看了一下，说：“好好吃饭，身体还是要搞好的，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吃完了饭，他们就让我回通县的驻地。我上车以后，经过高级防校的院子时，看到有一些穿蓝裤子的军人在走动。我心里想：这里可能关押了不少空军的人吧，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我的株连呢！
我们从通县出来时，是个好天，到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卫戍区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雪。由于雪天路滑，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了通县的团里。回到房间里，团长又同我说了一会儿闲话。他说：“你不认识我，我从前是在新四军三师的一个部队里，你当时是政治部主任，我见过你。我姓王，现在任团长，今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警卫人员随时找我，我还给你找了一个‘放风’的地方，让你每个星期有两、三个上午，可以坐车到那里去活动。”原来他是三师的老部下，这让我很高兴，我说：“谢谢你！”他又说：“天已经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后，就带你出去活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油库，一般人是禁止到那里去的。我们这个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汽车很多。”说到这里，王团长看了看表，说：“已经一点多了，你休息吧。”
过了不久，王团长来通知我跟他去“放风”。我随他上了汽车，这个车的玻璃用布挡住，不让我看到外面，也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车子走了没多远，王团长就说到了。我看到这里是个油库，他们已经在一个草坪上用砖砌成了一个四方形的墙，上面没有顶棚，只有一个出入门，但从墙缝中还是可以看见四周的庄稼地，但离村庄很远。虽然如此，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真是很高兴。我一边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在墙中间散步、做体操。活动了一个小时以后，团长就要我回牢房。
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可以到那个油库放两次“风”。不过有时要车比较困难，就会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时，他们就让我在营区的马路上散步，两头放上岗哨，不让别人通过。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突然有人来把我叫醒。我糊里糊涂地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王团长叫我穿上衣服，说是有人要找我谈话，就在团部的办公室里。
我穿好衣服下楼，上了车。车一直往东开。在夜里也看不清，好像是在营区的最东面的一座楼，一上楼就是一间会客室，桌子上摆着一盆饺子，还有菜和酒。看来他们刚刚吃过夜宵，还喝了酒。
王团长叫我先在会客室里等候。这时我听到隔壁有人说：“你的问题就谈到这里，回去写一份材料给我。”我知道前面已经审讯过别人，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果然时间不长，王团长就来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里面。
我坐下以后，李震就问我：“你认识梁璞吗？”真是怪事，我一个空军司令能不认识自己的参谋长吗！难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吗？李震又说：“请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关系。”我说：“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工作关系，我一时说不完；要说私人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李震说：“梁璞交代说你们搞了一个作战计划。”我说：“空军的作战计划很多，有对苏联的，有对台湾的，有对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李震说：“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战计划’。”我问：“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李震不回答，只说：“你说说情况吧。”
我说：“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来华，进行中美会谈，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诺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时联合国也有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可能。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因此台湾必然要想方设法地破坏中美谈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研究对美政策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提出要防范台湾方面破坏中美谈判的行动。后来果然，军委总参和外交部不断地报来材料，说是台湾方面准备采取行动。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示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和作战部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认为，台湾方面有可能采取陆、海、空军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分析，陆军登陆可能有三个方案，第一、以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登陆，企图占领一个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个团的兵力打上来，占领几天就走；第三、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另外，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也有可能同时袭击我舰队港口、沿海城市和空军基地。侦察机也可能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其重点可能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会议以后，我们将情况以及对台作战的反击方案，都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批示照办，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画圈表示同意。”
我还告诉他们，梁璞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总参的指示，空军又召开了各军区空军首长会议，研究并确定了空军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对苏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则下，调整兵力如下：第一、调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配置地空导弹；第二、调四个高炮团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上报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准后，立即行动。这就是梁璞讲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又对他们说：“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保存有这个计划，你们只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这样说了以后，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写一个材料给他们。于是我就在办公室里写这个材料，一直写到天亮才写完。我把这个材料交给李震他们时，李震对我说：“这个计划是林彪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林彪要搞‘军事政变’，他要搞军事政变能这样明目张胆吗？几次召开会议研究，上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难道他就不怕暴露吗？我从来没有听说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起这件事情。”
李震和郭玉峰同时说：“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来找你证实这件事情。”我又问李震：“梁璞知道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吗？他说：“梁璞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个作战计划。”我又问：“你们掌握了什么材料吗？”李震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你就不用问了。”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这样捕风捉影。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决定的事情也成了“政变”吗？这未免太儿戏了吧！这种事情别人不清楚，难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清楚吗？
以后我听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很大的悬案。这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渲染了，被歪曲了。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只要说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说它很平常，很正常，人们就不相信。群众是这样，难道我们的领导干部也都成了这样吗？
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谈完以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就坐上吉普车，在两个看守人员的押解下回牢房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四月中，一天下午，风沙很大，王团长又来通知我说：“中央首长”又来找我谈话，地点是在清河，要我准备乘车前往。我随同他下楼上车，沿北京的环城公路向清河驶去。沿途看到路旁的树已经绿了，春意盎然。但是真不知道我在这牢房里还要过多少日子。难道这样长的时间中央真的还搞不清楚我的问题？真的不知道我和林彪的“政变”没有任何牵连吗？
大约下午三点钟，车到了清河。这次，只有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在等我。他告诉我，“中央首长”还没有到，要我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还给我沏上了一杯茶。
下午四点，李震和吴忠来了。李震问我：“身体怎么样？”我回答说身体还好。李震接着说：“准备给你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我们给你找了一所房子，有院子，可以散步，星期天可以会见家属。”我问：“是真的吗？”吴忠说：“是真的，房子在北京的东面。”
我想：这下可好了，大概我们的问题搞清楚了，可能放出来改为软禁吧。
接着，李震要我交代庐山会议的情况。我把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又说了一遍，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
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一共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王团长来看我，说：“今天就派一个班去替你打扫房子。”我问：“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就在东城外朝阳门南，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们保护你的一个班也搬过去，还准备配给你一个炊事员。现在都是连、排干部给你做饭，他们不会做饭。”我说：“这大半年辛苦你们了。”王团长说：“我们是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你不要谦虚。”
我亲眼看到王团长给宋参谋交代任务，让他带领六、七个战士去打扫房子。下午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说：“房子很不错，院子里有走廊，有草坪。你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
第二天宋参谋他们又去打扫了一天，回来告诉我说，已经搞完了。我心里想，大概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了。可是过了四、五天还没有消息。我不禁问宋参谋，准备什么时候搬家。宋参谋说：“检查了一下，说是暖气不行，要修理。”
又过了一个星期，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何副主任来找我，要我给一个人写材料。我问他什么时候搬房子，他说：“暖气坏了，现在正在修理，等修好了再搬。”我开始有所怀疑，是不是情况变了。但是上面的人说法又那样一致。心想也可能是暖气真的坏了。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消息。我想，搬房子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又过了两个月，公安部的李副主任来了，我又问他：“搬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到了现在还一直无声无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现在不行了。这所房子离城太近，容易被群众和外国人发现，准备另外再找一个房子。”我听了很生气，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
李副主任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给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的指示。不是我们要欺骗你，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前面要你去，后面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争取早一点把问题交代清楚。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团里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李部长反映。”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这是上面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来为人宽厚，做事留有余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意见。而江青和康生、张春桥他们向来不与人为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面一手遮天，我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关键是我的问题。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前面审查别人的人，过几天也受到了审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就说当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李德生，本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信任的人。整个“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派他到空军来监视、控制我。以后，他也一直负责处理中央和空军的专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时，他还被选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后来听说，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我们有牵连。
再说李震，当时是中央专案组的要人。我们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们的情况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细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现在，我这个“囚犯”还健在，他这个“法官”却早已作古了。关于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个疑案，到现在还有争论。公安部的结论是自杀，可家属的意见是他杀。这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信任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呢？许多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太知情的缘故。他的死，与我们以及林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空军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他们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曾经主持过一段空军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关押、审查，是他们负责办理的。但他们在空军主持抓人和关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开始审查他们的问题。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农场劳动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医”，到济南以后听说的。
所以，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政治上的问题，对错与是非，要留与后人去评说。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绝则过。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去了。黄永胜在被审判的时候曾说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他们去吧。”
以后时间长了，大概专案组看到我这个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没有必要派那么多人来看管我，影响许多人的工作，就让一些人回去了。王团长也走了，留下宋参谋负责。听口音，这个宋参谋是冀东人。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态度也很好。王团长还经常来看一看我，有时还带着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一起来，但是都不公开职务。他们走了以后，看守人员就告诉我这人是谁，那人是谁......。
四、囚徒生活
由于长期的监禁，没有事可干，为了消磨时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经他批准，把我家里原有的马、列著作全部拿来了。以后李震又转告我，周恩来说：“专看马、列等大部头著作太枯燥了，还可以看一些小说和历史书籍。”这样，他们又给我拿来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许多书。宋参谋为此还专门给我做了两个书架子。周恩来专门批准给我一台收音机。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广播和新闻了。
以后，周恩来又批准我听英语广播，学习英语。为此，宋参谋和医生给我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一些参考书及英汉词典。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听五次英语广播讲课。由于年纪的关系，我学起来非常困难，不少英语现在说起来别人也听不懂。不过在那个时候，总算有一点事情干，不去想别的。当时，除了写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学习七、八个小时。看守人员看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太长，就经常叫我出来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来往的汽车很多。他们这个团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可能有五百辆汽车。我看见过他们的乘车演习。
团里派来的医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随叫随到。小病他自己进行及时的治疗，比较重一点的病，他就找团里的卫生队长，或者请北京其它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每年还由北京卫戍区派医生来，给我检查一次身体。我关押在卫戍区的期间，心脏病发作过两次，氧气用完，就派人到空军总医院去灌。
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较安定一些，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有时候读不懂，我就反复地琢磨，以求能够初步了解。但是学了以后又用不上，也就渐渐地忘记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天气热了，读不下去了，我就改为看小说，先后看了《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看守我的人员，和我轮换着看。有时他们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们要，只有等他们送回来再接着看。有时午睡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床头上，他们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时候，还抄我的学习笔记，并经常向我请教一些繁体字。另外，还有两个干部，同我一起听英语广播。他们经常同我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讲一些历史故事，但是从来不涉及国事和政治。至于部队的情况，我也从不向他们打听。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轮流给我做饭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后来我提议固定一个人，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一个人做半年。我因为身体比较胖，不敢吃猪油，就请他们不要买肥肉。他们说，我的油票不够用，只能去买一点肥肉来熬油。有个时期买鸡蛋比较困难，他们就派人到农村去，买十几斤鸡蛋存起来。
有一次王团长当着我的面，交代看守人员去买一点饼干来。我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要节省一些。王团长则说：“这都是用你的钱。照现在这个水平，一年大约七、八百块，比你过去的生活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虽然寂寞，但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过去几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习，看一点书，以便分散和转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来夏天给我用的蚊帐、凉席和电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浃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经我的要求，他们每天给我的房间里打点“敌敌畏”。蚊子虽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咙也呛得不行，有时候整天感到憋气难受。这样，对我的身体也影响很大。原来的大米和富强粉，这时也被取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现在是一律吃标准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时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干净，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里。对这样的生活，我也逐渐地适应了，不再提意见，一切由他们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济南以后，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党籍，撤消了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了，前后生活的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
在监禁的时间里，使我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写交代和证明材料。除了中央专案组提审以外，找我写材料的人络绎不绝，每个星期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来，事前没有通知，来了以后，就在一间房子里等着。看守人员一声喊，我就得跟他们去。他们提出问题以后，不给我一点时间回忆，问了就要我回答，答了还要写，十分不好应付。在当时，我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只有听命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
来找我的人，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几乎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过。至于空军、民航、三机部来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有时，一个同样的材料要写许多次，大军区来一次，省军区来一次，军里又来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里、市里、县里来的人反复地问。有的人态度很坏，当然有的态度比较好，只是要求我帮助他们弄清问题。我认为，帮助弄清一个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但是来找我调查的人实在太多。当时，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同我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不拉，统统都要我一个一个地写出证明，说明与他们的关系。有的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触的人也要写，还要查几十年的关系。我十分不耐烦，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心想，这简直就是怀疑一切。我出了问题，和我有过联系的人就都有问题。难道同我有关系的人已经统统被打倒了？无一幸免了吗？他们不论是组织领导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一概都要追究。
特别是不少长期在空军、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成了他们调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在“三支两军”中派出了大批的干部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到这时，空军派出去的这些人，也同我一样受到了审查。那些专案人员到我这里追查，要我证明是什么时候派他们去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派他们去的，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专案人员甚至还说他们是我的同伙，是我派去篡党夺权的。当时，我为他们的主观无知感到好笑，又为因为我的问题这样地被无限扩大，伤害了很多人而感到伤心。于是，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三支两军”是毛泽东所赋予解放军的任务，中央曾经下达过不少文件，并规定了明确的任务。空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完全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在还派干部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去，是经过动员，反复说明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们才去的。现在说他们是吴法宪派去篡党夺权的，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况且“三支两军”的任务，不仅空军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执行了，这是很大的一批人，这些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历史情况。
据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的五年中，我写过的材料总在百万以上。真的是写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问题。
五、唐山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正在睡梦中，突然感到房子在摇晃，接着墙灰飞扬，楼上堆放着的蜂窝煤都倒了下来。在二十分钟里，连续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楼外人声呼喊：‘地震、地震！“看守人员急忙拉我下楼，我连衣服都没有穿上，就是一件背心和一个裤头。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给我拿来了衣服。
当时天没有亮，他们叫我蹲在一棵大树下面，谁也看不见我的地方。天亮以后，他们又带着我东躲西藏。最后，他们在两行树中间，用几根木棍支起了一个地方，四周用床单一围，里面放一把椅子，就叫我在里面坐着，他们则围坐这个简易的棚子外面。早饭和午饭，都是看守人员打来吃。
等到下午，传来了消息，说是在距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地震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只是通知暂时要住在外面，因为考虑还有余震。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冀东一带，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家里的安全。他们拦截住来往人员询问情况，但是谁也不知道。电话断了，公路也不通，因此无从查询。
就在这时，这个团的政委来看了一下。他决定调一辆大卡车来作为我的临时营地。他们把这辆卡车上盖上塑料膜，车厢内给我搭了一张床，并放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还给了我一个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两个看守人员搭了一块铺板，轮流和我睡在一起。其余的人员，则在地上搭铺休息。汽车白天开到树丛里，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后，王团长决定把汽车固定在一个地点。他选择了一个长有两行大树的地方，把汽车开进去，树荫蔽日，白天阴凉。在汽车附近，他们架了一个煤球炉子做饭吃，炊事用具都放在地上。厕所挖在不远的矮墙前面，四周用树枝围起来。整天不准我下车，晚上九点部队息灯了以后，就让我下来活动一个小时，由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在那里转圈。看守人员就在四周看着。
几十个看守人员白天不出操，不学习，天天打扑克，有时要打到两点。他们也搭了一个棚子，但是盖不严，漏雨。下雨时，在里面根本无法睡觉。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是雨季。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天天下雨。有时候是倾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泥泞，无法行走。
当时，部队和家属统统搬出了营房，大家都在树下面搭起了棚屋，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在北京市的家属，还一家一家地搬到营地来和他们一起住，就在部队吃饭，部队的负担很重。这样一来，营区内的清洁卫生成了大问题。天气又热，苍蝇、蚊子特别多。给我做饭的炉灶和汽车几乎都要被苍蝇包围了。晚上，蚊子咬得人满身都是包，我的肩上、腿上、脚上全都咬烂了。点上蚊香，打上”敌敌畏“，也都无济于事。最后，部队里传染病大发作，拉痢疾的人不少。我也被传染上了，幸亏有医生治疗，很快止住了。
这个季节是三伏天，几乎买不到什么青菜。我的伙食也就降低了，有时候就吃咸菜，但是他们还给我一点水果，维持我身体的营养。
我生活在车上，虽然车是停在两排大树的中间，但是夏日炎炎，仍然可以晒透。中午以后，车内常常会达到四十度，我在车上闷热难耐。用水又非常困难。早上他们给我一盆水擦擦身子，晚上只给半盆水洗脚。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我整整五十多天没有洗澡，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八月底，天气转凉了，但是仍然不让进楼房。由于外面睡觉很冷，有的看守人员就悄悄地溜进去睡觉。我请求回到房间里去，但是他们不同意，说是预测还有地震要发生，北京市区的人，现在也都住在外面和公园里。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天津的影响很大。天津的房子倒塌的很多，死的人也不少。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颐和园的围墙就倒了。至于唐山，基本上是没有了，他们猜测死的人有多少万，我在报纸上没有看见过公布确实数字。
地震以后半个月，看守人员的家乡开始来人了，他们说到地震的情况，有的房屋倒塌，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有个副连长，家里房子全部倒塌，但是全家十一口人都活着。以后大家纷纷叫家人来探亲，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地团聚，我也很高兴。
就这样，我们在外面一直到九月中旬，地震的警报终于解除，我回到了楼里。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太阳晒得很厉害，我热得浑身是汗，中午也睡不着觉。到了下午四点钟，宋参谋突然来告诉我，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要我注意收听。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不说，只是告诉我要穿好衣服。我想国家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接着，全体看守人员都上到汽车里来，坐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过了一会儿，电台开始播音，先放了一段哀乐，马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會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于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虽然在此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是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这个消息仍然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也许别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是毛主席把我们关起来了，但是我对毛主席思想感情上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听着听着，我的呼吸短促，心跳加速。旁边的医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脉搏都在一百三十以上。于是马上给我吃了一片镇静剂，叫我不要紧张。我坚持着一直听完了全文。
中国失去了毛主席，是让我难以接受的，同时我也担心，毛泽东健在，我们还有一条活路，一旦江青掌了权，我们就完了。好在接着又宣布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时，我的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但是，华国锋能掌握国家的命运吗？比他资格老、能力强的人有的是，这些人能服他吗？
当天下午，我一直躺在铺板上，一动不动，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伤，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的前途。晚饭时，宋参谋几次叫我吃饭，我都没有动。王医生在我跟前四个多小时，我没有说一句话。晚上九点叫我下车活动，我也一直在树下面坐着。从这以后，一连几天，王医生每天同我在一起，照顾我的身体。到了九月十八日，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才让我回到楼里，但是叫我住在楼下，防止地震的再次发生。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我从广播里收到毛泽东追悼会的实况转播。我听到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会议开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这样看来，华国锋是当然的接班人了，江青已经不可能成为头号人物，我的心里才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
到了十月七日，在报纸上公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待提请中央全会通过。看到这个报道，我的心里基本上平静了下来。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以为，毛泽东要把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大权。
在我这个在押的人看来，有些问题是不好理解的。第一是毛主席把林彪和我们都拿掉以后，张春桥是很有希望接班的人选。毛主席也对林彪表露过，对张春桥似有器重之意，但是又一下子把张春桥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当然地排在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后面成了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这是我第一个不理解。
第二是在国务院总理人选上。当时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个人显然都是有实力的，可毛泽东谁也没有选择，而是一下子把无论资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们的华国锋提了上来，一下子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这是我的第二个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担心，华国锋够压住台吗？
十月十八日，我突然又在广播上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真是让我欣喜若狂！我猜到这一定是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动的手。看来叶帅也是个统帅之才，处事果断，不负众望。我觉得，这一下中国有救了，我们大概也有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对宋参谋说：“‘四人帮’被逮捕，大得人心，我非常高兴。我愿意揭发他们的罪行，材料请你们代为上呈。”
那几天，看守人员也一直议论纷纷，同我说话的态度也好转了。一个副连长还对我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了，你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有可能叫你们出去，起码是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我说：“那就好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想，他的话有什么根据，或者他们听到了什么风声，不然的话他不敢这样说。
说实话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可能得到解决。这样，我吃饭也香，睡觉也好了。
七、反而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你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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