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永胜三人的检讨上，毛主席还批了一段说：“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这个话周恩来又传给了我们。毛主席还指示：”要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要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会议，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参加。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这样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办。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扶康生去上厕所，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康生离开书房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宣传起了康生。他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其实康生在苏联时根本谈不上反什么王明，相反还是王明最大的拥护者。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康生在庐山会议立了大功。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六、周恩来带领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十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车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车。我坐这样的专车还是头一次。我在空军多年，“近水楼台”，只坐飞机，没有坐过专车。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毛主席不坐专机，只有建国初期坐过几次伊尔－14型专机。那是由刘亚楼司令亲自陪同。以后怕出危险，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只坐火车不坐飞机。这是题外的话。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批一下康生、张春桥，但是反而倒了一个陈伯达，又引出了黄、吴、叶、李、邱一大串，这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象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又召集我们到他那里开会，想了解我们到北戴河的情况。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林彪批评了我们了吧。这时没有人吭声。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几个都表现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声的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和爱护！”
毛泽东又问我：“你的检讨写好了吗？”我说：“明天送主席。”他却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
之后，他又要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问题，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会等等。周恩来说：“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写一个报告。”
这些问题说完，毛泽东站起身，向我们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我们任何人握手。我们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时，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这一次，能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一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说：“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可还是不行。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批示）是一样的，要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国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周恩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规定由我们几个人在会上作检讨，并要我第一个发言。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我还在西南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原来的大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毛泽东决定，把我们的检讨发给每个人先阅读，以后再开小组会议批判我们。
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同志对我们没什么积怨，这时的会议气氛显得比较缓和，各组都批不起来。这与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态度大大不同，那里大家一哄而起。可现在大家却都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们。
会上也有很积极、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就点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组的正、副组长张国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周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曹轶欧商量，说要猛斗我两天。曹轶欧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们的意见被曹轶欧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轶欧的意见非同一般，她说不行，张国华和周兴也就那样办。
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张国华他们不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而是听曹轶欧的，也很会见风使舵。当时，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他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们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人，积极性蛮高。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我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我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人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王辉球和王秉璋来找我向我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是在会议上被逼的，讲过以后又道歉，说是不应该讲。我说：“你们讲嘛，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讲的实事求是就行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又紧接着召开第二个会议，原班人马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首先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时候，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世乒赛以后，美国队来北京访问了，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一九七O年十二月，斯诺在北京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作中间桥梁，经过他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经过慎重的研究，毛泽东决定同意基辛格来谈。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周恩来让外交部通过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断与美方联系，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准备把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趁当时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一起开个会议，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会议的人员编组都不变，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这里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林彪和我们是因为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反对中美建交而投靠苏联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据说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说过：“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很显然，毛泽东这里指的是林彪，但他的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和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O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他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是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
与之相对应，在当时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坚决主张防范苏联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中苏两党的关系便逐渐破裂。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蒙、中苏边界调兵。考虑到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建议。这个问题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纳。第二、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体系。把重点战略防御目标从南面防御美、蒋转到了北面防御苏联。第三、为了防止苏联方面的核突袭，以及苏联机械化作战的强大实力，林彪考虑了一套“山、散、洞”的构想。即靠山、分散、洞库隐蔽的防御作战方案。这个设想，当时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地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迷。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十、庐山会议以后的江青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等人反而对我们几次故作姿态，表示友好。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我们。江青是从来不到军委办事组来的，但庐山会议后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和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对我们客气过。她说她是支持军委办事组同志们的，然后又同我们哼哼哈哈地扯乱谈。在我的记忆中，她呆了个把小时就走了，我们也没有留她吃饭。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请林彪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泽东的著作，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就登在《人民画报》上，以表示团结。
大概是一九七O年十一月，周恩来要我亲自送江青到海南岛去休养。以前，江青每次乘飞机外出，周恩来都要我陪同，可在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就不叫我陪同了。但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飞机，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扑克。我没有这个心思，就推说我要保证飞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坚持要我参加，说：“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只好从命，打完了扑克，她就开始追问我，到毛泽东那里究竟告了她一些什么状。我只好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她接着又说：“你还写了两次检讨，黄、李、邱他们根本不作检讨，一点责任也没有，太不象话！”我一听，心想，她这话，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好来了个不吭声。
到了三亚，江青一个人独占一座专门给中央领导修的房子，我则住在海军招待所。一天之内，江青要我到她那里去好几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安排警戒呀、车辆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还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适合江青住的房子。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我才算了。
处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结果回来没有几天，周恩来又要我再去三亚，把江青送到广州去。原来是因为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我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
在广州，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里，我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这一次江青不让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问题。江青住的房子虽然好，却由于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
到了第二天，江青坐着汽车，一下子到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他们俩口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来的话是必须照办的。我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我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为了江青的事情也是两头为难，为毛泽东的这个“家庭问题”费尽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意见要坚决照办，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连我们都感到为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来突然要我和李作鹏一起，送江青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海军的一个基地，周恩来让李作鹏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顾江青。我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让李作鹏一个人去就行了。周恩来不同意，说：“你是管飞机的，你不去行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李作鹏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岛。为了一个江青，周恩来竟然要我们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一到青岛，江青就到处跑。一天，她跑到了一个公园里，让当地的群众发现并围了上来。群众围得越多，江青就越高兴。可是我们却十分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爱出风头，感觉还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胶州湾去看看。为此，海军方面调动了四、五艘舰艇，让她乘着军舰去胶州湾看了阵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来潮，要海军组织演习给她看。李作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了一场演习。李作鹏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身海军军装。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叶群回到了北京，说可能得了癌症。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赶到了青岛，来看望江青和我们。我和杨得志也是老搭档了，我就把江青交给了他和李作鹏，立即返回北京。
刚刚回到北京，又听说江青把手摔断了，周恩来要我立即派飞机，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岛为江青看病，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江青非闹着要回北京。周恩来又要我去青岛把江青接回来。到了青岛后我问李作鹏，江青是怎么把手摔断的。他说：“什么摔断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觉不注意，从床上掉了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说：“江青难伺候，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让我们把几个海水浴场的人都赶走了，让她一个人到那里游泳，可她还是不满意。她到海军的任何单位，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她。她吃完、喝守，抺抺嘴就走，完了还骂人。”李作鹏对她也非常不满意。
就这样我们把江青接回了北京。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联，要拿掉我们，而我们则完全蒙在鼓里，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泽东的夫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叶群因为在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害怕是癌症，回到北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那几天，我正好奉周恩来之命，同李作鹏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岛玩。听到这个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就和陈绥圻一起到毛家湾去看望。
当天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要我和邱会作一起到毛家湾去找叶群，向她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幅“龟虽寿”的字。周恩来告诉我们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后来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的“龟虽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回来，作为范本。
我和邱会作就到了叶群那里。只见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和张清林也在那里。我们说明了来意，叶群就要林办的秘书去找那幅字。然后，叶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张春林，宣布他们两个当天就要订婚。我和邱会作立即就向叶群表示祝贺，一个是祝贺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个就是祝贺叶群经检查不是癌症，这真是双喜临门。
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知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中央来作。”“当然还是要挽救，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救得过来救不过来，也难说，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了没有？改也难。”
在这之后他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当然这些是整理以后的毛主席的讲话。我还听说，当时见过毛泽东的一些人说到，毛泽东当时直接点我们的名，对他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和黄、吴、李、邱的关系是很好地呦。”他们当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紧张得忘记了表态。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自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来到济南以后，听空军的同志告诉我，当年陆军进驻空军机场以后，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空军的人出入机场，甚至连上街买菜都不允许，以至连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林彪跑了，与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无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我关于民航的情况，我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集会议解决？”我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两人共同回忆的林彪过去的十六条错误。我记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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