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二十四、武汉“七二O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应十分强烈。
这个事件的发生，还得从军队“支左”说起。在毛泽东作出关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后，全军各部队便逐渐开始了“支左”。但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军区的领导的认识，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一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以支持“造反”为目的，而地方上的领导更着眼于当地的稳定。
在当时，武汉地区了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拥护军队。因此，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事实上，“百万雄师”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也可以说是在军区支持下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另一派，是被称为“三钢”（“钢工总”、“钢三司”、“钢九一三”）的造反派组织，“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以及“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这一派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他们在人数上尽管比“百万雄师”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汉还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已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带领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由于武汉的局势动荡，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特意先期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为毛泽东的到来作准备。
毛泽东到了武汉以后，听取了关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认为“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而“三钢”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汉军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决定了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命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只能照办。
在这之前，由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当周恩来还在北京的时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央去这些地区处理武斗问题。这个三人小组由谢富治带领，成员有王力和余立金。谢富治等人到达重庆以后，发现问题严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方向搞错了。他们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办到的，必须要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出面来解决。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就没有继续飞往昆明和贵阳去处理问题，而是转飞武汉，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重庆的问题。
这个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也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三号。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十六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朱洪霞、胡厚民放出来。他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要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转过来拥护陈再道。他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每天下午都在东湖宾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对“支左”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三司’、‘三新’平反，迅速将朱洪霞等人放出来，支持造反派。估计给‘三钢’、‘三新’平反以后，他们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开完这些会议以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处理。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的书面批示和“军委的八条命令”来作的，没有错。
事实上，由于当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非常严重，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使两派群众组织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陈再道下令抓起来的，现在又要放出来，还要平反，陈再道当然不会服气。况且，如果“三钢”、“三新”翻过身来，也必然要揪陈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三钢”、“三新”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几十辆车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字报贴遍了武汉街头。另一方面，“百万雄师”也不甘示弱，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这一下，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就进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还说，要为“三钢”、“三新”平反。王力讲话以后，“三钢”、“三新”就开始到处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揪出陈再道”的声浪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反对表王力的讲话，把反对王力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整个武汉。两派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两千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和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想质问王力：“百万雄师”究竟是不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错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见。军区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时，“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多人及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百花三号，强烈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但王力不敢去军区大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别墅，已经很近了。
这时，随同王力来到武汉的几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学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气势汹汹地开始辱骂群众，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于是，在一片轰叫声中，王力被抓了起来，塞进一辆小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百万雄师”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大街上游行。同时，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这一场大游行，导致了武汉三镇的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一时间，“揪出王力”、“揪出谢富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了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谢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次出动几百辆汽车，继续在武汉大规模游行。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七二O事件”。
王力被“百万雄师”弄到武汉军区大院的当天下午，军区领导设法将他弄了出来，并转移到了二十九师的驻地。不久，二十九师的领导又将他转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刘丰将他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毛主席虽然亲自在那里坐镇，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北京的领导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当“百万雄师”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以后，江青就非常担心武汉局势的变化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她只好找林彪。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 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关峰带领，在京西宾馆对面的军事博物馆前面集合，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七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公告》承认：“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打击压制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武汉军区还在《公告》中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的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变行动”，“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就在公开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姚登山原来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印尼共产党在印尼政变未遂，印尼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表现不错，受到了表扬。回国以后，曾作为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触较为频繁。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讲了一次话，公开动员他们起来夺权。结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之后，周恩来把王力讲话的记录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三个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集会后，冲进代办处内进行打、砸、抢，并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此事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 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他想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关锋要我派飞机去给毛泽东送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这封告康生的信。
这几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剧场审查“样板戏”。散场以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到毛主席的住处开会。接到通知，我们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赶到时，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已经在等我们了。由于林彪已经服下安眠药睡觉了，按照惯例他没有到会。
在会上，毛泽东指示：“王、关、戚三个人，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比较年轻，错误也比较轻，所以要把王、关、戚三个人分割开来，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戚本禹转过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王力和关锋。然后，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也对王力和关锋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议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时，原先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想来也是有点好笑，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居然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
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逮捕以后，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负责，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谁也不能插手。当时，对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设有专案组，唯独对他们三个人没有设立专案组。因为他们的问题一经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甚至还可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所以，对他们是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状，也没有进行任何批斗，只是把他们关起来拉倒。
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两个孩子没人养了怎么办？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
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O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亲自召集中央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 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学校里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好转。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她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他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他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了“党办”一个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他。以后，帮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积压文件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党办”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现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现，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识、工作情况怎么样。”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我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为一年。以后，林立果转正的支部大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我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一九六五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结果她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我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报头和题词，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的社长朱鸿。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空军报》这个报头的来历。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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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逐渐安定下来，筹备“九大”一事也被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连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又当了组长，实际上也就是军委秘书长。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杨成武大女儿杨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见一斑。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据我所知，对下属的子女如此关心，由叶群亲自出面安排工作的，仅杨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三十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总有症候。从表面上看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是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的，文章写好以后，杨成武在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曾亲自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陈伯达处。以后经陈伯达同意，这篇文章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文章见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电台一天三、四次地广播。我还记得，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高兴地对我们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以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
谁知道，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了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真理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各个地方的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八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八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杨成武和我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一起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也有半年多时间。本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间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们两个人之间却出现了矛盾。
矛盾是由扬毅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京西宾馆办公处理问题时，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一起闯了进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那天下午，他的老婆来到空军党办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提出的根据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縱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除此之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縱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我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我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縱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她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O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
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子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縱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縱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縱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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