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11月初，丁魁楚接到隆武皇帝殉国的确实消息，问题就变得紧迫了。瞿式耜和丁魁楚强调国不可以一日无君，说服永明王于11月中旬在肇庆即监国位，肇庆曾是明朝一处封地的所在地，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的行辕②也设在这里。瞿式耜和丁魁楚成为新朝廷的大学士，湖广的主要官员被授以其他重要职位，各级武职则授与湖广、广西、四川和贵州的几十个将领。
先前，广东派出大部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去支援江西南部的防御。只留下少数难以控制的地方武装去对付（或参加）成群结队的土匪和海盗，自从 1644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广东后，他们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接着在 11月下旬，新监国得知赣州的义军已于12天前被清军击破，感到他和他的家室很不安全，就西去梧州。那里离清军的威胁较远而离广西忠于明室的军队较近。他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
这个时候，一批隆武朝廷的官员陆续到达广州近郊。这些人中有几个曾与永明王的支持者有联系；但都感到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参加那个政权，原因是个人的失意，他们做惯了大官，不屑做小官，或因肇庆集团对他们感恩戴德的隆武皇帝抱有成见。有的人还对这个新监国缺乏信心，特别是当他一看到危险，就那么轻易地离开广东之后。总之，当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于12月5日从海路到达广州后，人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迎接他。几天以后，根据弟弟可以继承哥哥的原则，他在广州称帝，即绍武皇帝。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一 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梧州的永明朝廷得知朱聿■称帝的消息时，立即决定永明王应回肇庆即①写史可法的书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庆的《史可法先生年谱》[472]（台北，1979年）。
②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年8月），第35—39页。 皇帝位，认为他的大臣们的较高的威望和较广泛的权力最终能使他的朝廷得到普遍的支持。于是，1646年12月24日，监国永明王在肇庆成了永历皇帝，并匆忙在肇庆与广州之间的西江各战略地点设防。
武力较弱的永历朝廷企图进行谈判，结果他们的使者在绍武朝廷被杀。
①
到目前为止，广州一直有广东土司的军队驻守，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区，这个情况增加了绍武集团的信心，尽管他们自己的军队主要由不可靠的山贼和海盗组成，是被说服在官方的旗号下作战的。永历和绍武两军之间接连发生两次战斗：第一次，在1647年1月4日，被永历的兵部侍郎轻易赢了；但三 天后的第二次，永历军队几乎全被歼灭。
两个朝廷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正当绍武朝廷为庆祝他们对永历军队的胜利，在1647年1月20日举行正式的军事检阅时，广州却遭了浩劫：清军骑兵只遇到惊惶而无组织的抵抗。他们从福建的漳州一路赶来，没有被全神贯注于别的事情上的绍武朝廷所发觉。由于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首辅遂自杀；他的大多数同僚投降。绍武皇帝企图逃走但被抓住，跟当时聚集在广州的其他许多明藩王一样，后来被杀。①当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肇庆的永历朝廷时，最初的反应是怀疑；但接着而来的报告驱散了一切幻想。1月下旬，永历皇帝匆忙离开肇庆去梧州。
从那里，他继续前往桂林，形成了一种望风而逃的格局。这个格局有效地排除了西南各地真正的地区支持的发展，特别是使广东的人民永远地疏远了。
清军初次突破两广
如此神速地侵入广州的清军，是两支军队的典型结合：可靠、有纪律的八旗兵小部队和不太可靠、纪律较差的前明军的大部队——他们在清军进入北直隶后就投降了。这一次率领清军的是佟养甲，他原是辽东的汉人，出生于镶蓝旗，最近跟随博洛出征浙江和福建。率领前明军的是李成栋，他自从 1645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福建。
广州平定后，佟养甲和几百人留下，李成栋继续取肇庆，他从那里派出两支小分队，一支沿北江而上，一支南下雷州半岛，后者后来渡过海峡到海南岛。同时，李成栋领着他的主力沿西江去梧州，于3月5日到达。他从这里派出侦察队到广西中部和西北方向的桂林，1647年4月15日，清军小部①几种权威资料说潞王没有正式就监国位。关于他7月1日就监国位的确实证据，见黄道周：《黄漳浦文逊[256]，陈寿祺编（1830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37，台北，1962年），第2卷，第161—163、282—283页，和祁彪佳（1602—1645年）：《甲乙日历》[69]（第1版，绍兴，1937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279，台北，1969年），第113页。又见张道：《临安旬制记》[40]（1885年序；台北，1967年重印），2。
①福王、潞王和“太子”于1645年10月被多铎带到北京。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他们一概处死，其中好像有潞王，这事发生在1646年6月和7月；《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494]（1672年；1739年修订；重印，台北，1964年，载《大清历朝实录》）26，第10—11叶，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将潞王的潞字写错。福王据说死于1648年春。谈迁：《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6，第6217页。 队的一次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桂林。
整个广东和半个广西在清军面前以惊人的速度沦陷。清军再次扩张得太快，这种局面在清征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发生。明朝政府的外部标志——官英衙门、城墙、岗哨——是容易接管的，只要这些地区的明朝政府已经失去威信。清当局常常发现比这困难得多的事是恢复社会秩序，特别是因为各种破坏分子都与抗清复明的忠臣义士结盟，开始打出正统的旗号。
许多地方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自动武装和组织起来杀一切入侵者——满族人、北兵、义军、明官军、土匪或海盗。佟养甲知道，广东的平定有赖于恢复从广州经湖广至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经江西至江南地区的贸易路线的畅通。那些现在在广东除了打斗和偷窃就无以为生的人，那时就可以找到建设性的工作。但这时佟养甲没有足够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
由于李成栋驻在西边，三角洲地区的土匪和义军不久就看出广州的清军只能勉强守住城市，无法应付这个府其他部分的武装起义。于是，从 1647年3月中旬直到11月底，著名的“广东三忠”（东莞的张家玉、顺德的陈邦②彦、南海的陈子壮）领导了一系列短期的抗战。他们无论与永历或绍武政权都没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在这个期间的所作所为应看成是一般地为了恢复明朝，而不是特别为了永历王朝，尽管这对后者有利。
当这些抗战活动一开始，佟养甲就命李成栋立即回到广州地区，他于4月初到达那里。从那时起直到秋天，他被迫疯狂地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镇压一次又一次起义。最后，他的军队优越的实力和组织占了上风。10月中旬，陈邦彦在清军围攻清远时被俘；11月初，张家玉在增城与李成栋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被杀；11月下旬，陈子壮在李成栋军占领高明时被俘。陈邦彦和陈子壮都在广州被公开地残酷处死。
这些爱国志士所以未能恢复明朝对广东中部的控制，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许多土匪和海盗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结果，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不能得到其他社会贤达的广泛支持。但是，通过迫使李成栋从梧州回救广州，并留在广东中部，他们成功地解除了永历朝廷受到的直接压力，从而帮助这个朝廷度过1647年的许多磨难，并生存下来。
流亡朝廷在广西和湖广东南
3月中旬，永历皇帝一行曾在桂林作短暂停留，广西巡抚瞿式耜的衙门即设在这里。鉴于离清军很近，朝廷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迁移，于3月20日溯桂江至全州，这里是广西和湖广之间的门户。这次迁移也有正当理由。现在明朝人数最多的军队是在湖广南部和西部；如果能把长江中游地区（现今的湖北和湖南）从清廷手中夺回来，那么，这里比更南的任何位置更有利于进攻。
但是，湖广各部队的供应基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总督何腾蛟在逃出左良玉叛变引起的灾难后，面临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即把被搞乱了的湖广各部队组成一支军队：第一，张献忠进犯时，有五支明官军隐藏在偏僻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脱离了中央的指挥和供应；第二，有三支原左良②江南从前是，现在仍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统称。从这个时候起到康熙朝初年，它也是省的名称，该省后来分为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玉的军队在江西向清军假投降后，反正回到湖广；第三，有一支从云南去支援南京的军队，但在途中弘光政权就垮台了；第四，李自成的残部，他们分裂成四支，每支都曾模棱两可地与清军进行谈判，后来接受了明朝方面的官职和头衔，先是从隆武朝廷，随后从永历朝廷。
湖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曾先后遭受张献忠和左良玉部队的破坏，不能承受这样大规模集中的军队，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现在，这些军队大多靠抢劫为生，甚至总督直接指挥下的军队也惯于用敲诈勒索的方式从已经一无所有的居民中榨取一点可怜的给养。各方面的镇将所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指挥权不受侵犯，他们互相提防，只有在牺牲别人以加强自己的供应和防御的前提下，他们才听从何腾蛟的命令。
在朝廷，瞿式耜规劝说，皇帝一听到风声紧急就仓卒走避，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但因为皇帝已经去了全州，瞿式耜就劝告他安心留在那儿，准备一 次“亲征”，经过湖广南部到武汉，他的莅临，会使湖广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但是，永历皇帝即将表现出他的两面性，这是他整个在位时期的特点。
一方面，他不喜欢他的心胸高贵的大臣们要他勇敢、坚毅、有远见的劝谏。
他怀疑他们的大言壮语，感到他们十分乐意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他心怀感激地投向任何一个军阀的怀抱，只要他看起来能保他和皇室的平安，唯一使他恼怒的，是这种保护常常强加给他种种限制。
这时，湖广最跋扈的镇将刘承胤说服皇帝于5月19日把朝廷从全州迁到湖广西南部他的驻地武冈。这样一来，皇帝不是去监督湖广的各镇将，而成了他们之中最受人憎恨的一个镇将的人质。在武冈，刘承胤和他的亲信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用强硬手段把皇帝和他们所反对的大臣隔开。
整个1647年，清军在湖广的进展慢于广东。首先，为了与他们自己的宣传相一致，他们把进攻李自成残部列为首要任务，而李自成残部在何腾蛟的同意下，已经从洞庭湖向西和西北方向转移。其次，为了稳固武昌的后方，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平定义军和其他不顺从分子，这些人控制了湖广东北部的许多堡砦。因此，尽管北京在1646年9月就已宣布出征湖广南部，但孔有德直到1647年3月才占领长沙。尽管何腾蛟对清军这次进攻组织的抵抗十分无力，孔有德仍然感到情况令人沮丧。他没有立即打听出永历皇帝的下落，他的军队直到9月中旬才向武冈进发。
在武冈外围进行了几天保卫战后，刘承胤在9月23日准备投降，允许永历皇帝及皇室逃跑。带着少数互不团结的随行人员，主要在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的帮助下，永历皇帝一路历尽艰险，绕道逃回广西。1647年，许多留在广西的大臣加入暂时留在象州的皇帝一行。
由于广东中部的抵抗增强，所有的清军均已撤出广西。但到秋末，李成栋镇压了“三忠”，并于12月再次占领梧州，从而使肇庆的朝廷可能受到攻击。于是决定，皇室中的妇女应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南宁，而皇帝则听从瞿式耜和其他人的劝谏返回桂林，他于12月30日到达那儿。
本来希望皇帝莅临桂林能促进几支湖广军队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孔有德的推进面前退下来的，现在正忧心忡忡地挤在广西东北一隅。不幸的是，①皇帝的到来只引来郝永忠的特殊请求，他对其他将领的战斗能力没有信心。
①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325]，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4月），第277—301 为了给继续撤退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他企图说服皇帝在他的护送下深入广西内地。在瞿式耜的坚持下，皇帝留了下来。但在1648年3月14日，郝永忠带着他的军队退到桂林，引起极大的混乱，并扬言清军骑兵已在附近。结果，瞿式耜被不守纪律的军队劫持，皇帝则在混乱中与郝永忠失散。后来，他向西南去南宁和他的家室团聚，瞿式耜设法回到桂林。尽管那座城市已被军队掠夺一空，但瞿式耜与何腾蛟仍能集合足够的军队打退清军在1648年4月 14日对桂林的第三次进攻。
这时，发生了完全出乎永历政权预料的事，解救了这个危局。
金声桓和李成栋反正
金声桓自从1645年夏随左良玉军在九江投降阿济格，到1646年秋攻克赣州，他在清军平定江西的战事中是一个关键人物。金声桓在这个时期的副手和亲密同事是副总兵王得仁，原李自成部下一个将领。金声桓、王得仁与清当局的关系，表面看来不错，其实是互相猜疑的。
清廷不久就知道金声桓喜欢夸大他的功劳，而且只报喜不报忧；王得仁由于以屠杀和抢劫著名，也在及早清除之列。因此，清廷觉得金声桓不加掩饰的非分要求是难以容忍的放肆。金声桓作为一个“发号司令”的将领，从暂时掌管文武大权中尝到了甜头。但是，清廷没有正式任命他担当这样的职务，使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发现他们不仅不想让他插手民政，而且还降低他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同这个省的其他投降将领没有区别。作为对他的让步，他最后被授予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事，但是清廷派到江西来的两个上司——傲慢的巡抚和巡按使他恼怒。
因此，金声桓决定归顺明朝。但他迟迟不行动，要等到同江西的义军和湖广的永历朝廷作好秘密安排。但王得仁得知一个清廷官员已经控告他在平定江西时的恶劣行为。于是，在他自己队伍中的义军分子的怂恿下，他逼使金声桓摊牌。1648年2月20—21日，清廷的江西巡抚在南昌被执，巡按被杀。金声桓和王得仁打起明朝的旗号，派使者去找永历朝廷，报告他们反正的消息。
尽管金声桓的行动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这个人也缺乏领袖的远见或才具，但他的反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江西义军纷起，而且远在湖广西部和福建沿海的官员也重新归顺明朝。湖广北部结寨固守的抵抗者再度活跃起来，沿长江而下直到南京都有同情者攻击清军阵地。但在赣州这个要害地方，官员仍然忠于清廷。在讨论战略上的选择时，有人劝说金声桓趁清军不备，进攻南京。但在赣州和通往广东的关口仍受清军控制的情况下，金声桓担心他的后方不安全。他决定在进攻江南之前先攻下赣州。
但是，最重要的反应来自李成栋。他也是很久以来就对清廷没有慷慨报答他和他的部下而感到失望。（1648年6月，佟养甲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而李成栋只得到广东的一个较低的官职。）传说李成栋的反正不仅由于受了许多被他屠杀的义军的赤诚的感化，而且他最后决定归顺明朝是受了他的爱妾②自刎的激发。也许李成栋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我们只能猜测他心中想的是页。
②中山八郎：《中国的发辫问题——清初薙发令的施行》[406]，见《中国史研究》，5（1968年），第1—24 什么。最可靠的证据说明他的基本动机是，害怕金声桓和永历朝的将领在江西和湖广联合起来以后，他就陷于孤立，容易受到攻击。
总之，李成栋在1648年5月初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商量好之后，胁迫佟养甲一起宣布归顺永历朝廷，也许曾威胁要杀掉佟养甲的八旗兵和所有采取满族生活方式的人。李成栋开始使用明两广总督的印信，又派人从梧州去南宁迎接永历皇帝还都肇庆。随后又送去一封书信，请求不要怀疑他是故设圈套。
但永历皇帝仍然没有赶紧返回广东。朝廷起初曾考虑瞿式耜所坚持的回 桂林的意见，但后来又同意了李成栋的理由，即皇帝若不莅临，他既不能安定广东的民心，又不能保证该省的安全。由于金声桓和李成栋如此明显地扭转了朝廷的命运，人们感到皇帝应回到肇庆以表示鼓励。这样，皇帝一行终于在1648年9月下旬到达肇庆；他们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与屈辱之后，高兴地看到李成栋待他们十分丰厚。
在北方，这些事态发展震动了清廷。一支完全由旗兵组成的军队，在满族和蒙古将领的带领下，从北京直奔金声桓而来。此时金声桓和王得仁尚未攻下赣州，不得不匆忙撤退，回救南昌。他们刚来得及在清军于7月9日对南昌发动第一次预定的进攻之前重新进入该城。但到8月下旬，清军的这种进攻并不成功，于是准备围困这座城市，用饥饿迫使它屈服。
与此同时，清军从湖广南部的前沿阵地往后撤；在1648年一年中，何腾蛟和几个原来被困在广西东北部的将领，因此得以收复湖广南部许多地方。
金声桓和王得仁曾向何腾蛟求救。但由于何腾蛟对所部将领并无多大实际控制权，不能从湖广东南部发动一次有效的陆地攻势进入江西西北部，因此援军一直没有到达南昌。南昌被围八个月之后，久已人相食，这时一些士兵秘密同意投降，清军得以在1649年3月1日攀登城墙入城。金声桓自尽，王得仁在战斗中被俘，并被处死。
同一天，在湖广中部，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六天后他在长沙被杀。接着在4月中旬，李成栋在江西南部涉水渡河时淹死。这是在一次收复赣州的艰苦战斗中被清军击败以后。何腾蛟的失败，是原左良玉部将领、李自成残部首领和他们名义上的上级湖广南部巡抚堵胤锡之间的一次争吵造成的。李成栋的失败，是因为清廷能接济与增援赣州，而李成栋一过梅关往北出了广东地界，永历朝廷就不能接济他。这样，三个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明朝的整个南方的人——金声桓、何腾蛟和李成栋，在1649年春一个月的时间之内，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回到广东后，朝廷的头一件事是封官进爵。这事的主要困难，是在分配官职和权力上要在两派人之间保持平衡，一派是在皇帝颠沛流离中的“扈驾元勋”，一派是跟随李成栋从广州来的“反正功臣”。但是不久，旧臣与新贵之间的矛盾就被更加典型的由同乡、师生和同寅关系形成的党派之间的矛盾所代替。为了生存和取得支配地位，一个党派必须在内廷、外廷和地方政府（这在永历时期就是各地将领控制下的机构）都有得力的成员。党派竞争页。 的目标是获取官职，特别是内阁中的高级官职，从而影响甚至控制皇帝的行动。
形成了两个大党。占优势的楚党的核心成员在都察院（外廷）。它在太监和锦衣卫（内廷）中也有拥护者和同情者。此外，它还得到了地方的军事领袖（主要是李成栋，他现在是整个东南的总督，和瞿式耜，他任兵部尚书，负责保卫桂林）以及宰辅的支持。这一党的领袖，左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加上御史刘湘客、蒙正发和金堡，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跋扈，被①称为“五虎”。
较弱的吴党从内廷获取支持：太监、外戚，特别是马吉翔，他作为锦衣卫指挥使，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随从和大臣。这一党在地方上的主要支持者是庆国公陈邦傅，他不断地并经常非法地扩张他在广西的势力。外廷的拥护者大多是各部的低级官员，在大学士中有两人被认为是吴党。
各党的名称，来自各党领袖的原籍，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即为什么在一 个岌岌可危的政权里，有那么多人得到了官职。他们远离沦陷的家乡，除去俸禄、当官的特权和政府官职提供的贪污受贿的机会之外，没有别的收入。
这一点对爱国义士和投机者都一样。前者可能很少想到个人利益；他们追求高官是为了对抵抗运动进行领导。后者追求高官是为了俸禄和可能收到的“遗赠”。他们还希望，当他们将来有一天向清廷投降时，清廷能承认他们从前的官品。但楚党决非个个都是爱国义士，吴党也不都是投机者。
在朝廷留在肇庆的一年另四个月中，楚党始终保持优势。一部分原因是朝廷依赖李成栋，他手下的将领控制着广东，他的儿子控制着锦衣卫，他死后也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楚党置根于外廷的官僚机构，他们竭力评弹时政，参劾官吏。这种直言敢谏，特别是金堡严厉尖刻的言词，可能使皇帝和那些（特别是吴党中的）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感到烦恼。但朝廷又需要以此来吸引大批真心实意的文官，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它名义上控制下的各省面前树立一个真诚政府的形象。换句话说，楚党代表了明朝的正统，而这是永历朝廷这时所最需要的。不幸的是，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和高官身上，而对省的管理注意得不够。
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锦衣卫马吉翔和其他与内廷有关系的人，亲自负责皇帝的安全，从而权势日增。他们在肇庆时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是永历皇帝胆怯的性格造成的。他对明朝统治结构的无知，使他把太监和马吉翔当作挡箭牌。他在耿直的朝臣向他提出的要求面前退缩。此外，某些楚党的批评是虚伪的或空洞的，因为由于与军阀勾结以施加压力，由于提拔私人和收受贿赂，他们也变成了他们所悲叹的贪污腐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特别说明这个时期统治与政策讨论的情形：张献忠义子孙可望由于宣布拥戴明朝，并听从朝廷要他把大军部署在云南的安排，要求封他为秦王。“现实主义者”主张迎合军阀的虚荣心甚至他们的领土野心，只要这些能增强朝廷的防卫；认为皇帝的封赐可以把潜在敌人化为有价值的盟①根据现存的世系档案推算，这两个藩王的祖先分别是太祖第9子和第22子。见理查德·C.鲁道夫：《明监国鲁王之真墓》[441]，《华裔学志》，29（1970—1971年），第487—489页；陈燕翼（1634年进士）：《思文大纪》[60]（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11，台北，1967年），2，第2— 3叶。这与《诸王世表》二、三中所记不同，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无论如何，朱聿键作为太祖的9世孙，被公认是太祖10世孙朱以海的长辈。 友。
但是，以给事中金堡为首的明制度的限制原则和朝廷尊严的捍卫者，激烈反对这种做法。首先，正如金堡指出的，明朝“祖训”不允许对异姓封王。
其次，朝廷因这件尴尬事情在百官心目中受到的威望上的损失，肯定超过从一个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的军事支持中可能得到的补偿。不论封王与否，朝廷都不可能实际控制孙可望；但如果朝廷的态度坚决，孙可望也许知难而止，②会自愿效忠并且服从。金堡的奏疏博学雄辩，但也迂腐之极；它中止了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达一年之久，直到楚党失势。朝廷决定改封孙可望为景国公。
但有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越权行动。堵胤锡和陈邦傅出于不同的理由，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各自伪造敕书，封孙可望为王。陈邦傅授他以①他所贪图的秦王，堵胤锡授他以郡王的爵位。当孙可望接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封号时，大为忿恨，派人去朝廷要求说明。于是舆论哗然，交章参劾，过了几个月，朝廷才决定批准堵胤锡的说法，但对这件事的处置失当，已经把与孙可望的关系引向灾难性的后果。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件事上，对两种做法没有任何认真的批评，而这在四年前的弘光朝是会受到严厉谴责的。这就是广泛授予文武官员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使一些人可以像土皇帝一样行事，对武将封官进爵不是出于奖励他的突出功劳，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忠诚。只有像陈邦傅那样明目张胆的要求（赐封浔梧等地给他世守）才受到强烈反对。
在这里指出其他一些对官僚权力的侵占，也许是有用的。武将现在对各种政治问题向朝廷上疏或直接对话，几乎跟文官一样自由，而没有引起异议。
皇室成员充任各种次要职务；有些被正式批准为军队领导，也许因为现在正规的官僚不再视他们为无能的闯入者而瞧不起，反之，他们相应的能力和忠诚与其他人相比，现在特别有价值。
我们还发现没有关于财政的讨论，偶尔的披露也限于州以下的。户部尚书的任命是走形式，他们极少行使职责。在永历朝廷和它下面的任何省份之间，没有正规的财政联系，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建立这种联系。没有集中的后勤管理，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有的尚诚实守法，但大多数横征暴敛。临时国都设在哪里，朝廷的物质生活就仰给于控制该地的军阀，没有一个朝臣把这当作问题。
1650年2月6日，肇庆得知明守军在听到清军靠近时，放弃了广东北方的屏障韶州。两天后，皇帝离开了肇庆，去广西东部的梧州。
朝廷的西逃
1649年，永历朝廷已经失去了对湖广和江西的控制。更早一些，在1648年10月，满族郑亲王济尔哈郎奉命消灭李自成残部中最大的一股李赤心部。
②但当他在1649年春在湖广南部开始进军时，发现推进他的军队并不难，难②严格地说，这条江仅在流入杭州湾的尽头一段称为钱塘江，但为方便起见，在这里将直到江西东北部的整条江均称作钱塘江。
①即浙江钱塘江以东和杭州湾以南地区。
②关于在绍兴即监国位的日期，原始资料的说法很不一致。见杨云萍：《南明鲁监国事迹的研究》[613]， 的是控制他已经通过的地方。而且，根本找不到真正的李赤心，他已经离开湖广，去了广西。经过1649年夏季，济尔哈郎的军队控制了湖广最南部的所有主要城市，但他们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很不牢靠。
不过，济尔哈郎实际上并未被授权入侵广东或广西，他也没准备这样做。
江西清军也仅限于占领南昌，解救赣州和消灭该省义军的活动。李成栋的军队在赣州附近崩溃后，清军只是守住梅关，没有进入广东。此外，在北方，清廷正在镇压另一起反叛。1649年1月15日，清军镇守山西大同的总兵姜瓖起兵反正，波及全省，包括靠近北京的一些地方。他最后被出卖，于 10月4日被杀。
尽管如此，1649年6月28日，北京的朝廷以隆重的形式命令三个藩王——都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出师征服两广。中间发生了一些耽搁，原因是耿仲明受到揭发，他的部下在军中藏匿逃人，罪当死，他在江西自荆他的儿子耿继茂代领其众，出征才按原定计划进行。1650年11月，孔有德从长沙向南，致力于重新占领广西东北部，与此同时，耿继茂和尚可喜通过梅关进入广东北部。
这次进军，清军比以前审慎，集中在少数目标上。全州至桂林的通路仍有危险，在广东中西部，关键要地仍在永历军手中。1650年4月间，孔有德在去全州的通路上巩固了自己的据点，但他直到秋天才向前推进。耿继茂和尚可喜则迅速前进。在3月向广州进攻。进攻失败后，他们在疟疾流行的夏天准备好进行一次艰难的围攻。
永历朝廷一到梧州，党争重新开始。皇帝以严厉惩治“五虎”中的四虎来发泄他的怒气和怨恨。（袁彭年以策动李成栋反正有功得到赦免。）他们被锦衣卫逮捕并非刑拷打，金堡受刑尤酷，大腿折断。罪名是图谋不轨，其实都是捏造的。抗议的奏疏雪片般飞向朝廷，指出这不是惩治言官的时候，一些朝廷所依靠的重臣向皇帝挑战，要求也惩治他们，因为他们与被关押的四人有联系。到仲夏，陈邦傅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把他的一部分军队开向梧州，支持那些想释放关在笼子里的“老虎”的人，迫害才告结束。金堡和丁时魁被谪戍贵州，刘湘客和蒙正发用钱赎罪，削籍为民。
同时，吴党有了取代楚党的机会，但未成功。虽然吴党的支持者重新入阁，许多吴党人士得到提升，但他们缺乏结成新的党派组织以进行统治所需要的才能和凝聚力。现在朝中没有为首的人，丧失了任何可称为目标或方向的东西，朝臣间的辩论降至极为琐屑的水平。湖广的军队自从何腾蛟死后便缺乏统领，朝廷就让他们各自为政。这样，当清军耐心地从北面和东面逼过来时，永历朝廷和军队统帅之间的事情都由于内部纷争和政治原因而更加恶化了。
一件有趣的事反映出此时内廷的焦虑，这便是王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庞天寿和瞿式耜曾接受耶稣教洗礼，也许是他们把德国耶稣会士安德烈亚斯·科夫勒介绍给皇室的。随后，科夫勒给两位太后、皇后和永历太子施行了洗礼，取了教名，并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寻求对朝廷的军事援助。但是，尽管他同皇室关系密切，对永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有什么影响。
在朝廷新近的一次逃亡中，实际上不是科夫勒而是他的助手波兰耶稣会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8（1976年5月），第34—36页。 士米歇尔·博伊姆跟随朝廷从肇庆逃到梧州。接着，博伊姆同意把老太后和庞天寿的两封信（写信日期为1650年11月1日和4日）带往梵蒂冈。这些信真诚地请求教皇为他们的灵魂和明朝的中兴祈祷，请求派更多的天主教教士来中国。到1658年，当博伊姆终于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一封在精神上鼓励但政治上含糊的信回到东京湾时，老太后已经死去，而永历朝廷也已经被迫迁往西南他所不能到达的地方。① 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孔有德利用明朝将领之间的一次普遍分裂和全州的一次兵变，在11月27日占领桂林。瞿式耜和一个忠心的助手一起被执，拒绝投降，遂于下年 1月被杀。12月2日，正当清军准备进入肇庆时，永历皇帝一行在仓皇逃往梧州的路上被抢劫，皇帝差一点被打算投降的明军所执。在西南250英里的南宁，重新组成一个缩小了许多的朝廷，进入它历史上的个新阶段。
①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552]（19世纪后期；1906重印；1966年台北重印），1。 监国鲁王的海上政权，1646—1652年监国鲁王在海上漂泊的复杂情况，在时间和距离上可与永历朝廷在陆上的颠沛流离相比。但是，与永历皇帝和他的朝廷对照，监国鲁王，一个快30岁的人，始终如一地表示，为了他的支持者和明朝，愿意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去冒千难万险；他的政权，尽管从官员人数和版图上说都是最小的，却始终博得它的拥护者的最高度的忠诚。这一政权虽未受到思想或党派分歧的折磨，但也确实同样表现出削弱每一个南明政权的努力的互相倾轧。
明朝在失去沿海省份后重建据点
1646年的夏天和秋天，虽有许多鲁王和隆武朝廷的官员逃进浙东和福建的山中，但幸存者中最重要的人物却奔向海滨，寻求各陆师和水师将领的援助。在浙江沿海，这些人中最强的是张名振和黄斌卿。在福建沿海，是溃散的郑芝龙部下的将领。不过，沿海地区还有其他武装力量——众多的海盗组织。实际上，许多明水师将领都是海盗出身，明朝在浙江和福建的政府垮台后，他们相互间常常为争夺好水手、基地和给养而争斗。不可否认，有些是忠于明朝的爱国志士；不过，支持朝廷的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削弱了鲁王政权的抗清努力。
这时最重要的军阀是黄斌卿。1645年，当隆武皇帝命他在杭州湾地区配合反攻行动时，他开始在浙江北部沿海的舟山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基地。后来，他只在对他有利的前提下与其他明水师将领合作。不久，他就以更爱跟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跟清军打仗出了名，但由于他的战略位置，这种态度被容忍了。
两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巩固了黄斌卿对基地的选择，即优先考虑海上基地而不是大陆基地。第一件事，1647年春，清松江总兵吴胜兆准备反正，黄斌卿参加了从外面去支援的尝试。但是，支援的舰队被台风吹散，后来当它到达长江口时，被清军防守部队歼灭了不少人。吴胜兆军队中的爱国志士拒绝因此而放弃他们的计划，在5月24日企图举事，但没有成功。许多文武官②员在这次事件后被处死。清当局于是决心制服湖“匪”、苏松军人中的叛逆和沿海的忠于鲁王分子这个煽动叛乱的渊薮。
第二件事，黄斌卿被说服带领一支水师去宁波，那里的爱国志士计划起义，把这个府从清的控制下夺过来。但密谋者被出卖，起义没有发生。接着①又有许多人被捕和处死。在这两件事以后，黄斌卿再也不参与对大陆的进攻。他甚至更不愿意让监国鲁王在舟山建立朝廷。
郑芝龙不能说服他家族中最重要的战斗成员跟他一起降清。在他被带往北京后一个时期内，郑家在安平（靠近厦门）的老家没有受到清军的袭击。
这种大度当然是清廷策略的一部分。但是，清廷以为只要郑芝龙活着并对他们有好感，他们就可以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到郑家其他人的支持。因此，郑氏②廖汉臣：《郑芝龙考》[338]，见《台湾文献》，10，4（1959年12月），第63—72页和11，3（1960年9月），第1—15页。
①《隆武遗事》，[365]，附录（清初；1911年—1912年上海重印；1968年台北影印），第11—12叶。 得以保持对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在厦门和金门岛上建立基地。接替郑芝龙的主要人选是他的弟弟郑鸿逵、他的族人郑彩和他22岁的儿子郑成①功。郑成功象征性地奉隆武正朔，并在时机到来时改用永历年号；他从不承认鲁王的监国地位。由于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开始积蓄进攻泉州和漳州所必须的经验和他所需要的人员。
在拒绝承认监国鲁王上，郑成功是个别的。重新集合在鲁王旗帜下的人，大约有一半属于从前的隆武朝廷，他们差不多全是从浙江、福建乘船来的，此外，南直隶来的约占一半。现在在东南沿海形成的明朝抗清力量的党派之分，不是先前鲁王派与隆武派对抗的继续，而是监国鲁王的新政权与变化中的郑氏集团之间的党派之分，后者最后被郑成功控制。
郑彩比较矛盾。他似乎希望有机会仿效早先郑芝龙充当隆武皇帝的保护者的角色，成为监国鲁王的下一个主宰者和供养者。1646年12月，他驶船到舟山地区，把鲁王接回厦门。郑彩与郑成功的对立，使后者更有理由不理监国鲁王，但郑成功由于还无力对郑彩采取敌对行动，遂不作任何要把鲁王从郑氏基地赶走的尝试。
福建阶段
1647年从春到秋，支持鲁王的军队进攻漳州府（在福建最南边）和福州府的清阵地，包括省治在内。进行这些进攻的，是郑彩与其他早先曾在鲁王和隆武政权下任职的水师将领。到9月初，为了更直接地鼓舞对福州的进攻，①监国鲁王已从厦门岛北移至长垣岛。从这时起到鲁王政权实际结束止，鲁王军队活动在从福州向东北到浙江一带，郑成功的军队活动在从泉州向西南到广东一带。这种划分不是正式商定的，而是情况使然。
11月，监国鲁王开始在长垣岛重建一个正式朝廷，任命了许多大臣，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绍兴朝廷，有的来自前福州朝廷。两个阵营的官员在一起工作得很融洽，当收复了福建东北部的几个地区时，精神都很振奋。福建山地的义军对鲁王在沿海的进攻作出的反应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年的秋冬两季，福建中部山区到处都有明藩王和当地义军领导的暴动。第一次这样的暴动甚至威胁到清军对他们的山区重镇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起来反抗。尽管清军设法保住或夺回一些要害地点，但对这个地区的征剿一直持续到1651年。
这次在福建对清军的挑战，并非一切都始终顺利。最带来损害的，是郑彩与监国鲁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和。郑彩是个军人，他想把持朝政的企图看来引起对他极大的不满。但除去这个问题，鲁王政权也缺乏足够的人力与内地的义军联合行动。再有，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清军更擅长陆战，在战术上比明军有更大的灵活性。
到1648年春，清军重新占领了几乎全部鲁王军队在福州府的据点。一年①在汉语中，志愿为事业而战称为“义”。在这里，“义”还增加了一层含义，即“义军”的领袖们与晚明政治中的“清流派”有联系。
①森正夫：《17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396]，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系列，20（1973年），第1—31页；21（1974年），第13—25页；25（1978年），第25—65页。 后，福建东北部已经收复的地方重又丧失。这时候，郑彩失去了支持鲁王政权的兴趣，回到厦门，希望与郑成功和解。监国鲁王留在海滨，直到张名振再一次救了他。1649年7月，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监国鲁王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阶段
鲁王朝廷从健跳所很容易与浙东南山区的各武装组织取得联系，他们是从1646年清军侵入周围地区后就在那里坚持战斗的。他们包括爱国志士和投机的地方豪绅。此外，与福建东北部毗连的温州府的各支义军也得到鲁王朝廷的鼓励和帮助。监国鲁王现在有两个机会在浙江建立一个陆上基地，但都没抓祝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能够坚持祝另一方面是因为鲁王政权缺少人力；而且，在新的执掌兵权者张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评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摩擦。
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人中，最强大与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个倔强的战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年春被清军打败后，重新拉起队伍，当鲁王朝廷到达健跳所时，他正处在他的力量的顶峰。但是，尽管他坚决反清，却不愿对张名振丧失他的独立。在鲁王朝廷与各山寨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供应严重短缺，事情很明显，监国鲁王的朝廷必须放弃它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张名振和他的部下这时与心怀不平的将领密谋除掉黄斌卿，把舟山岛作为监国鲁王朝廷较安全的驻地。黄斌卿失败后，于 10月29日在舟山自尽，鲁王朝廷于11月移至岛上。1649年以后，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并采取守势；它最关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战略是建立一支胜任的水师，与此同时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山中的明义军。除此之外，继续封锁与舟山的贸易，欢迎明军中的逃兵来归。1650年10月，清军对四明山中的抵抗者发动一次有计划的进攻，有效地摧毁了王翊的组织。1651年3月，由于琐屑的然而激烈的争吵，一个被暗杀的明将领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敌人报告了舟山的情况。这样，到1651年秋，清军怀着相当的信心准备进攻这个岛屿。
从10月4日到15日，清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夺取舟山的战役。这次战斗的主要冲击力量，是来自定海的一支清军，它在舟山海道上摧毁了明军的一支主要舰队。监国鲁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张名振离开舟山城，留在一只船上。10月15日，在坚守了10天之后，城墙终于被大炮攻破。
鲁王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荆随后，张名振带着监国鲁王沿海岸南行。1652年初，他们和朝中的少数幸存者在厦门被郑成功收留。这时郑成功或者已经消灭他在郑氏集团中的对手，或者已经将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此外，张名振现在力量很弱，不能不听从郑成功的统率。郑成功与两广的永历朝廷保持象征性的联系，接受永历的①封爵，并对永历的求援作出了反应，尽管不成功。鉴于这些情况，郑成功很可能是以藩王之礼对待鲁王，而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总之，监国鲁王在厦①关于隆武皇帝和皇后的最后命运有各种说法。这里的记述根据江日昇：《台湾外记》[74]（约1708—1718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60，台北，1960年），2，第94页和《清实录·顺治实录》[494]，29，第2叶（第341页）。 门岛定居下来，于1653年放弃监国地位。①从日本求援以水师支援监国鲁王的人，就是那些在晚明时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大规模非法贸易的人。郑氏集团不过是这种海盗贸易者中组织得最好的。郑成功在日本出生，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长期以来就跟受益于中国贸易的日本地方贵族和官员关系密切。尽管明廷在一世纪前就禁止这种贸易，并在16世纪90年代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仍然坚持与中国贸易。甚至在17世纪30年代，为了消灭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缩减并控制进入日本的欧洲贸易船只而实行一项排外政策时，这种情况仍然不变。
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终的1600至1615年之间的战争，使日本武士得到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断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是并不奇怪的。②首先向日本请兵的是郑芝龙，1645年12月，他的代表出现在日本指定的外事港口长崎。两个月后，隆武政权的一个将领来求兵和盔甲。对第一位使者的答复没有记载；对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则根据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器的条文予以拒绝。隆武朝廷的下一个使者似乎对江户幕府感到兴趣。1646年10月，黄徵明既作为郑芝龙个人的代表又作为朝廷的密使，想要获得一些日本最好的军队。这一次幕府的回答暂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领导人显然正在考虑某种军事行动，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把回答传达给黄徵明之前，福建沦陷和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江户。所有进行军事援助的想法都被放弃了。接下来是1647年春由监国鲁王的追随者担任的正式使命，但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借口拒绝了。
于是企图绕过幕府，直接求助于有势力的岛津氏族，他们从萨摩岛上的领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关系密切，对明朝抱同情态度。1647年夏，黄斌卿允许他的弟弟陪伴热情的沿海抗清战士冯京第去萨摩岛，也许是希望重提先前未达成的关于获得人员、粮食和武器的协议。据说岛津氏族的确送了大量明初的货币去舟山，但不是军事援助。
尽管接连失败，明朝爱国志士仍然希望通过贸易和文化渊源关系从日本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郑氏尤其坚持谋求以中国药材、丝、白银和其他货物换取日本的武器和给养（特别是制造黑色火药的硝石）。在舟山时，鲁王政权曾企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一座庙宇以博得好感。虽然这个使者未被接见，但据说后来日本人为解救舟山的饥馑，送去大量谷物。而郑成功，通过恭维和通过透露他的日本血统，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日本人对这些请求的具体答复，但看来他们大体上出于三个理由，不愿给明朝的爱国志士以直接军事援助：忙于国内问题；新近实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欧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对南明的能力估计不高。渡过公海进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可能严重破坏新的德川政府达到的脆弱均势。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增加在滨海地带与好战的欧洲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许多人还记得由于水师弱小，在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中日①清代和20世纪的许多记述称朱由榔为桂王。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的承袭并未批准。
②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阮元等编（1864年；1934年上海影印），18，第1叶；83，第28叶。 本遭受的失败。但是，最明显的是日本文献中触目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明朝力量和爱国志士的希望的夸大描述，一方面是通过长崎、朝鲜和琉球感觉到明朝的不团结和爱国志士的虚弱。日本人丝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满族人征服中国看成必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混乱，可以理解，他们不愿卷进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局势中。 西南和东南，1652—1662年 1652至1662年间，对明朝有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于帝国的南部边陲。
清廷把镇压看作令人讨厌的杂务，但又是财政与政治稳定所必须的。
地处内陆、发展不充分的西南——贵州和云南——与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青翠的东南海岛情况十分悬殊。在17世纪50年代，明朝的文职官僚机构在这两个地区都被军事组织所盖过，这些军事组织原来是在明朝控制之外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领导人员来自造反者和海盗，帝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它一贯的基矗“明”愈来愈表示一种抵抗外国入侵与征服的无畏意志。
张献忠的遗产
从1644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戏剧性事件，影响到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主要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崇祯时期没有被李自成消灭或吞并，1643年在湖广中部第一个称王。1644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国，定都成都。他从这里控制了四川广大地区中①①最发达的部分，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
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灭明朝的将领，他们幸存下来，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受到他的老对手李自成的威胁，然后是清军的威胁。1646年底，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但当他在四川北部一个地点扎营时，于1647年1月2日被一支清军所杀。
①
张献忠死后一个月，他的四个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试图收拾和带领残部去比较安全的贵州。他们攻克重庆，接收了大部分防军。
重新壮大了力量，1647年初春，他们继续南行，通过遵义，占领贵阳。一路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员的抵抗。但军队没有在贵州停留多久，因为张献忠的继承人共推的领袖孙可望不久就被一种非常情况吸引到云南去了。
有明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盛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非汉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①（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沐家是明太祖义子沐英的后代，沐英封于云南。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但在崇祯朝，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现袭黔国公沐天波让事权落入一个腐败的下属之手，此人的傲慢态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汉族僚属，也惹恼了当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属以及土司由于在外镇压湖①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173，第17叶。
①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100]，见《文史杂志》，2，7— 8（1942年8月），第51—54页。
①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314]，见《珠海学报》，3（1970年6月），第162—173页。
①原名郝摇旗。隆武皇帝赐予郝摇旗和李自成残部的其他将领新的名字，以表示他们从造反者转变为国家的忠仆。 广的汉族起义者和贵州的土著叛乱，逐渐滋长了野心。这些情况终于导致云南东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乱，他于1646年1月攻占云南府（今昆明），企图取代沐天波为世袭的都督。沙定洲篡夺沐天波的职务，打败或合并了他的大部分军队，胁迫明朝的民政官员服从。但他不能消灭在云南西北部坚持不走的沐天波。这个僵局由于一个本地的将军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而被打破，孙可望则由于平定沙定洲叛乱而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回到张献忠残部的首领的问题。1647年春，造反军借口为沐家复仇和恢复明朝的统治入侵云南。他们突破沙定洲的东部防线，将他赶出云南府，赶回他的老巢。整个夏季，李定国跟沙定洲的支持者作战，并镇压了云南东南部人民对造反者入侵的反抗，同时孙可望倾全力击败并俘虏了沐天波。沐天波怀疑孙可望自称的忠于明朝，但同意合作，条件是停止暴行和平定沙定洲。这一点由李定国在1648年秋完成了。
这时孙李之间出现不和。先前，李定国接受孙可望为领袖，因为孙是张献忠四个继承人中年龄较长的，可是他不喜欢孙可望，因为后者想抬高自己的权位，充当第二个张献忠。在孙可望这方面，则嫉妒李定国的将才和他在①兵士中的声望。孙可望向永历朝廷要求秦王的封号，它将正式肯定他高于他的“兄弟伙”。这意味着他继承张献忠的遗产，并为他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当皇帝铺平道路。当永历朝廷迟迟不给他封号，使他的计划受挫时，他就非常愤怒。
不过，造反者中间的一次公开分裂暂时被避免了。需要安定云南，重新占据贵州，进攻四川和湖广南部以阻止清军的推进。
1650年9月，孙可望派他的军队回到贵州，从那里向北向东进攻。
尽管在四川的战役相当成功，但孙可望的人不能得到在四川和湖广交界①①地区的李自成残部的合作。四川省仍处于无政府状态。
1652年，李定国在湖广南部和广西东部发动了几次战役，他在这些战役中很好地发挥了晚明流寇的长处。这就是依靠行动迅速的大部队的突然袭击，使用地区性的资源，如这一次，使用了战象和土著战士。他们的短处是依赖个别领导人，不愿或不能坚守领土。李定国的战役包括对桂林的一次突然袭击。清军统帅孔有德没有料到造反者的这次突然进攻，他在李军于8月 7日蜂涌进这座城市时自荆结果，清军在广西占领的所有地点尽归明朝版图，只有梧州还留在清军手里。此外，李定国占据衡州（今衡阳）时，他的军队伏击并杀死了北京派来救援的敬谨亲王尼堪。尽管有这些和其他一些快速的成功，李定国不能守住他所占领的城市。1653年初，当代替尼堪的人到达，李定国被迫撤到广东北部。
李定国得胜的报告，使孙可望又喜又忧，他这时已在贵阳设立第二个行政中心，并侵入湖广南部的宝庆地区。这些行动，可以被李定国看成是对他的支援，也可以看成是对他的威胁。事实上，据说孙可望曾几次派人去拆李①简友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桥考证》[78]，见《大陆杂志》，41，6（1970年9月），第1—19页。
①他们被公开地画成一只有五个部分的虎，五个人分别是虎头、虎牙、虎皮、虎脚、虎尾。何是非：《风倒梧桐记》[206]（顺治时期[1644—1661年]或康熙[1662—1722年]初期，见《荆驼逸史》（道光时期[1821—1850年]；上海1911年重印），2，第1叶。
①金堡：《岭海焚余》[86]（1645—1650年；《台湾文献丛刊》，302，重印，台北，1972年），第51—54页。 定国的台。总之，李定国留在两广，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再忍受孙可望的节制。
他避免公开破裂，也许是看在他从前与孙可望的亲密关系上，也许出于对孙可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的畏惧。
1653—1654年，李定国两次出征广东西部。第一次，他进攻肇庆，威胁到广州。但他很快从这个试探性的袭击中撤退，去广西作某些休整，路上想重占桂林未成。第二年春，李定国开始一次更加深思熟虑的推进，经过广西南部和广东进入雷州半岛腹地，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月，等到病愈。入秋，他继续推进到新会，这是他计划取广州的关键地点。由于在三角洲地区缺乏船只，李定国两次请求郑成功从福建给他的广东之役以支援，但由于各种原②因，没有及时得到这种帮助。1655年1月，李定国军队受到清援军的沉重打击，遭到严重损失，被追入广西南部。当李定国的军队在南宁重新聚合时，只剩下几千人。
与此同时，孙可望在湖广西部的战役遇到同样的结果。1652—1653年之间的冬天，他从沅州发动一次两路进攻。但在宝庆附近为清统帅屯齐所败，随即回到贵阳。1655年春，孙可望的一支军队再次深入湖广中部。但这时总督洪承畴已掌管湖广事务，他止住了孙军的进一步侵入。战争行动暂时停止。
清廷集中注意力于加强他们对湖广、四川北部和两广的全面控制，此时永历朝廷仅存的支持者——张献忠从前的一些部下却卷入了自相残杀的斗争。
孙可望和李定国控制下的永历朝廷
当孙可望巩固他在云南和贵州的收获时，永历皇帝一行已于1650年12月到达南宁。第二年春，孙可望派人率兵“入卫”，并建议皇帝去云南。这些人随即杀掉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等人。完全慑于恐吓，皇帝正式封孙可望为王，赐国姓和一个新的名字。
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取得进展，1651年10月，永历朝廷被迫逃离南宁，这次走了一条经过广西西南极边的困难路线。第二年3月，孙可望派人护送皇帝一行到贵州西南的安隆，此地是万山丛中一个荒僻的戍所。于是，朝廷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被隔绝在这里达四年之久，而孙可望则以王者的派头开府贵阳，设立六部，任命高官，并按他自己对于经书的解释开科取士，据说还阴谋废黜永历皇帝，建立他自己的“后明”。
李定国取得胜利和他疏远孙可望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两次密敕李定国救援。许封李定国为一等亲王，条件是让朝廷脱离孙可望的控制。但孙可望发现了这个密谋。1654年春，他派他的亲信入朝查问，企图找出每一个参与策划与李定国联系的人。永历皇帝禀性难移，不愿承认他自己的责任，而①让“安隆十八先生”被判处死刑。
在这个期间，李定国把全付精神放在湖广和广东战役上，不能照朝廷的要求去做。尽管他对永历皇帝和明朝的中兴事业忠心耿耿，但直到他在两广的战役中完全失败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安拢到这时，李定国的运气虽然不好，他在孙可望的同僚和部下将领中的声望却增加了。部分原因是李定国待②根据明朝成例，功臣封爵有公、侯、伯三等，不能封为王或郡王，只有公爵死后可以追赠为王。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影印，1964年），卷6，第1— 2叶。
①李赤心是李自成的侄子和养子，在与南明结盟之前用过两个名字：李过与李锦。 人诚恳，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也厌恶孙可望的帝王派头和他对永历朝廷的无礼。因而，当李定国1655年秋从广西西部撤退，前往安隆时，他得到孙可望派去阻止他这一行动的某些人的暗中合作。
1656年2月，李定国到达朝廷，几天后护送永历一行离开了安拢随后，他在云南府显示了一次力量，吓得那里的将领们承认了他的权威。3月下旬，永历皇帝被送到云南府，现在称为云南都城。为了努力显得像个政府，皇帝开始封官进爵，对象大多是李定国的部下和伙伴。
这之后，无论是孙可望还是李定国都感到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够安全，都行动起来反对对方。双方都发生了倒戈、变节和阴谋反叛的事。李定国几次想与孙可望和解，但他讲和的表示都被拒绝了。1657年夏末，孙可望被人说服发动一次对李定国的惩罚性战争，却不知道劝他这样做的人是同他的对手商量好的。9月下旬，孙可望的军队越过贵州西部，10月，他的军队在云南东部与李定国军相遇，两军于是交战。孙可望的主要将领这时按事先商量好的计策，倒过来反对他，孙可望的图谋全部化为泡影。他退回贵州，军队受到很大损失，自尊心也大受伤害。
又羞又恼的孙可望前往湖广，于1657年12月向宝庆的清当局投降，以发泄他对背叛者的仇恨。他强烈要求满族人给他一个“雪耻”的机会，让他带领清军出征四川、贵州和云南。清军统帅对他不大信任，没有给他这样的任命，但他们确实待他不错。
朝廷逃入缅甸
1658年，在孙可望投降后一个月，清军分三路出兵，吴三桂从四川西北、洛託从湖广西南、卓布泰从广西东北进入贵州。1658年6月下旬，三支军队在贵阳会合。随后，他们与洪承畴共商下一步行动。
在云南，永历朝廷调集军队抵御贵州的清军，但行动缓慢。到8月，才在贵州西南部选定三个防御阵地防守各渡口。但这些防御工事顶不住清军的协力攻击。从12月底至1659年1月，清军沿三条路线推进：吴三桂经七星关向北；铎尼（他的军队刚换下洛託的军队）从北盘江上游渡河；卓布泰从北盘江下游渡河。李定国在中央阵地死命阻挡卓布泰的推进，但受到沉重打击，匆忙回云南府安排将朝廷迁移到较安全的地点。
这时可以考虑迁移到四川东部或广西南部，但朝廷除了继续向西撤退外，实际上别无选择。少数人希望考虑逃过中国的西南边界；朝廷仍希望保持对大理以西领土的控制。1659年1月7日，当清军进入云南，皇帝一行离开了云南府。护送他们的是沐天波，他在一路上遇到的土著官员中仍有影响。
同时，李定国和他最好的将领们准备拖住清军的推进。
2月2日，吴三桂和卓布泰从昆明湖地区向西追击，摧毁所有的抵抗。3月10日，清军进入永昌，这时，一再遭到自己的护送军队抢劫的狼狈不堪的永历朝廷到达了中缅边界中国一侧的腾越。然后，李定国在怒江西边磨盘山中的羊肠小道上停下来，对清军进行最后一次顽强的抵抗。在那里，清军险些中了精心布置的埋伏，接着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李定国和他的残部设法南逃至边界地区。饱受兵变折磨的永历皇帝一行，在3月 ①下旬通过一处边关进入缅甸领土，从腾越出发时有4000人，这时只剩下三 分之一。磨盘山伏击削弱了清军并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他们的追踪，过腾越不远即止，没有穷追。
当李定国和他的伙伴白文选分别在缅甸东北地区恢复元气时，清廷在云南府周围和其他地点派兵驻守。在总督洪承畴的指引下，清廷暂时集中注意恢复农业，学习驾驭土著领袖，并向缅甸人施加外交压力。他们希望失败、饥饿和疟疾将最终毁灭李定国剩下的军队。
永历皇帝在缅甸的困境
在边界的缅甸一边，几乎已被所有的兵士抛弃的永历一行，在继续前进之前，被迫放下武器。几天后，皇帝和646个随行人员在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岸的蛮莫上船。其余的人陆行，相约与皇帝一行会于缅京阿瓦。但皇帝一行在井梗被暂时扣留。陆行者也许被误认为入侵者，于5月初在阿瓦地区被杀，只有几十人逃进了荒野。1659年6月，永历皇帝一行到达阿瓦，被安置在京城对岸一处简陋的营地。皇帝一行长时间受到缅甸政府的冷遇。虽是粗茶淡饭，但还过得去，皇帝的随行人员努力适应主人的愿望和缅甸的风俗。
明代中国所称的缅甸，仅指这个地区的几个“蛮夷”国家和部落联盟之一。在洪武和永乐两朝，通过设置“宣慰使司”（指定宣慰使但不指定僚属）令其朝贡和配合军事行动，对这些政治实体建立了名义上的宗主权。缅甸各部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有一个时期缅甸不复存在，到 16世纪中叶才再度出现。万历时期，缅甸向北扩张的战争侵入了云南。特别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缅甸和云南当局经常发生战斗，争夺边界上的小州县。17世纪初，缅甸再次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关系紧张，在万历朝结束后没有来往。实际上，这时上缅甸各部屈服于缅甸，并开始接受阿瓦的缅甸政府的行政管理。①现在的缅王他格利远比他具有革新精神的前辈软弱，出于人道考虑，允许永历皇帝避难，但他拿退入缅甸的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这主要是李定国和白文选的队伍，他们不仅在缅甸东北部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以煽动边境的部族叛乱相威胁。事实上，从1660年春开始，这些军队几次进逼阿瓦，要求迎归永历皇帝。这使缅甸人感到恼火，因为即使交出皇帝，也不能保证他及其难以驾驭的支持者愿意或者能够离开缅甸；而他格利控治下的阿瓦，没有能力将他们赶出去。遵照主人的要求，永历朝廷的一些人以皇帝的名义敕令入侵者离开，但两位中国将军干脆予以拒绝。
随着对缅京军事入侵可能性的增加，缅甸人对永历一行就不怎么客气了。到1660年中秋，朝廷处于极度匮乏的境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用来换了①保罗·佩利奥特：《米歇尔·博伊姆》[420]，《通报》，第2辑，31，1— 2（1935年），第95—151页。
弗里茨·耶格尔：《瞿式耜的晚年》[278]，《中国》，8，5— 6（1933年），第197—207页。桑原骘藏：《明朝庞天寿致书罗马教皇》[301]，见《史学杂志》，11，3（1900年3月），第338—349页，和11，5（1900年5月），第617—630页。
①后来同情爱国志士的记载，指认只有十几岁的热情的抗清者夏完淳为文官密谋者中的主要人物。见查继佐：《东山国语》[16]，沈起增订（1669—1676年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食物。1661年6月，缅王弟猛白弑兄自立，情况就变得更坏。猛白比乃兄有②魄力，准备同中国入侵者开战。不久，永历的全体官员被邀请参加向新王效忠的典礼，并安排这个朝廷的最后解散。这件事变成了一次大屠杀，所有健壮的人均被杀害，其余许多人自荆患严重气喘病的皇帝现在只有少数亲属和随从陪伴，虽然活着，但处境极坏。所有这些不仅是新的缅王表示决心而已，而且可能是在执行清廷的要求。
1659年12月，北京命吴三桂总管云南事务。他建议采取坚决步骤立即根除永历朝廷及其支持者，因为他们一直在煽动云南人抗清。北京的朝廷纯粹出于财政上的原因，迟迟不批准这个行动。166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财政和后勤问题，直到9月才最后批准出征缅甸。
从1661年12月下旬至第二年1月，吴三桂和内大臣爱星阿经木邦入缅甸。他们击败了李定国最强的伙伴，迫使李定国向东撤退。1月20日，清军到达阿瓦东南约20英里的地方，几天后永历皇帝被交给吴三桂手下的人。不久，皇帝开始了三个月的跋涉，回到云南府。1662年5月下旬，他和他的十 ③几岁的儿子被秘密处死，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引起了安全问题。李定国甚至被认为不值得追赶，大约在8月，在云南和今老挝边界附近的某个地方，①他在绝望中死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被满洲人封为亲王。
郑成功的崛起
在中国和日本，郑成功是一个使历史家、剧作家和说书人着迷的传奇人①物。他的名气来自几个因素，包括政治事件、生意才于和个人魅力。
第一，郑成功仿效他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组织。尽管有官方的禁令与阻挠，中国沿海与东亚和东南亚各货物集散地之间的贸易额，到16世纪末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受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具侵略性的贸易和航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居民，直接或间接依靠海外贸易和国内的沿海贸易为生。这些人似乎愿意服从任何种类有组织的控制，只要它能保护他们不受到太大的干扰。明朝政府留下的这个空白，就由像郑芝龙这样的人及其族人所填补了。
郑成功利用海上贸易的收益，加上他在商业上的一大部分人力、制造技术和商船的总吨数抗衡清廷。但是，一个人能在什么程度上领导松散的海事集团进行战争，是有限度的。事实上，这个时期有许多中国人逃避郑成功的勒索和军事化，而移居台湾、暹罗、吕宋甚至南美洲西海岸。
郑成功崛起的第二个因素，是他抓住了清廷在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弱点。
满族人以其骑战传统为最大骄傲，在陆上他们是杰出的。虽然他们很快适应了江河与湖泊上的战斗，但对于大海他们感到困惑和害怕。在陆上和内河战②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283]（1655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③见本章，《两个朝廷的并存》。
①长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岛屿的合称，其中最大的即今马祖岛。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469]，《学术季刊》，4，3（1956年3月），第51—52页。
①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国立北平大学国学季刊》，3，1（1932年3月），第94—97页。 无不胜，使他们有能力完全征服中国（除去东南沿海一带），俘获明宗室的最后一个代表，并“剿灭”被指责毁灭了明朝的造反军。因此，满族人在一 帮对海事同样无知的中国官员的劝告下，最后才选择消灭郑成功一途，是可以理解的。
即使清廷迅速克服了它对沿海地区的厌恶，财政上也受到阻碍。浙江东南部、福建和广东最东部的难以进入和有限的农业资源，使得运送军队到那里去和维持大量驻军费用太大。如果采取驻防的办法，那么就需要极大数目的兵士驻守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中心以对付“海盗”的进攻。实际上，与海上的造反者打交道，将需要一大笔投资——亦即建立一支水师。所以并不奇怪，清廷最初企图跟郑成功谈判，并且选择了依靠陆地（把居民迁往内地）②的战略，直到17世纪60年代他们才终于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的战场上来。在这样做时，清廷的目标不仅要夺取郑成功军队的一切陆上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釜底抽薪，断绝一切日常供应：从居民得到产品和服务——粮食、食品、木材和造船技术。③郑成功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他的自觉。从 1646年他拒绝跟随他的父亲降清起，他就开始训练他自己的小队战士。他对个人命运有一种不寻常的意识。此外，与这种意识相结合的，是相当的管理技巧、商人的精明和竞争性。
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以及他的超凡魅力，使他能用铁腕约束部下。他在招纳从前的对手上取得明显的成功，用这种方法得到几个最有价值的将领。但是，他对部下所犯的即使是比较小的错误进行过分严厉的惩罚，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与关系的亲疏，导致部下的变节，从而削弱了他的运动，损害了他的利益。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郑成功聪明地打出明朝正统的旗号，尽管他离朝廷很远。他与隆武皇帝的亲密关系、他的接受国姓和他的殊荣，前面已经谈到了。同朝廷的这种直接联系对郑成功决定献身明朝的事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领导下的机构逐渐壮大，他采用明朝的各种制度形式，只略①作修改以适合他的情况。他以完美无缺的礼节和谦卑处理他同遥远的永历朝廷的关系；但他也学会只在符合他在东南战场的企图时服从命令。对他来说，献身于明朝的事业更多地出自抵抗异族征服的本性，而不是为了维护一种政治制度。这样，他从一个适合于他的个性的象征中得到力量，而又不受制于皇帝的官僚机构或一个真正的君主。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把他的集团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等同起来。
郑成功的崛起有三个阶段。在 1647—1651年间，他以一个无可争论的海上领袖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从1652至1655年，他建立了一个强固的基地，并增加了人力；从1655至1659年，他试图把他所控制的范围从沿海扩大到中国腹地。
第一个阶段包括一系列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起初，当郑成功直接指挥②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令人满意地记载了监国鲁王的到达日期，或他在厦门被接待的情况。关于第二手研究，见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113]，载《台湾文献》，2，1（1951年3月），第30—31页，和第234—235页、242页的注释；以及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39]（台北，1965年），第46页注释。
③石源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之研究》[276]（东京，1945年），第1—187页；林春斋编：《华夷变态》[199]（东京，1958—1959年），I，1，第11—45页。
①明时四川包括令贵州北部的三分之一、今云南东北角和近代西康东部三分之一。 下的兵士逐渐增加时，他和他的族人在漳州和泉州协力作战。清廷为了报复，于1647年春袭击了郑氏的老家安平，在这次行动中，郑成功的母亲自荆随后，在1648和1649年，郑成功在广东潮州独立作战，在后勤、战略和补充新兵方面取得宝贵经验。当他于1650年9月从这次出征回来时，他已经强大到能从他的族叔郑联和郑彩手中夺过控制权。①两个月后，郑成功接到永历朝廷的请求，要他支援长期被围困的广州。
1651年3月，他为这个目的开始西征，但在海上为暴风雨所阻。4月下旬，他听说清军趁他不在时对厦门进行了一次破坏性袭击。郑成功半途终止了西征广州，立即赶回。5月底，他将负责厦门防务的旅叔斩首，迫使另一个族叔隐退。
这样，到1651年夏，郑成功已经排除或完全制服了他在郑氏家族中所有的对手。此外，在这年年底，他合并了绍兴的鲁王朝廷失败后幸存的水师。
这标志郑成功崛起的第一阶段的结束。他这时是27岁。
经过这些年，郑成功已经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领袖。到1654年，他控制了整个漳州，轻易地击退清军的反扑；1655年初，他北移至毗连的泉州。在这个时期，郑成功没有忽视训练和正规化问题。他照明朝的体制分军为五，②自为中军，到1655年，共有军队33镇，大约165000人。在此时期他接到李定国求援的要求，当时李定国正企图夺取广州。但郑成功懂得，在他的基地周围有一条坚固的防护带之前，他不能离开。所以他只派去一个代表，而继续巩固漳州和泉州周围地区的防务。
1655年以后，郑成功集中全部注意力于准备到目前为止的他的最富雄心的事业：“北伐”浙江和南直隶。他最后集合了250000多人（50多镇）和至少2300只船。1655年，他照明朝的样子建立他的行政机构，尽管大多数③文职人员主要地管理军事事务。而且，他从永历朝廷接受了他此后最为人知①的封号延平王，把他在厦门的主要基地中左所更名为思明州。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他开始教育他的军队洗去海盗的名声，以赢得外省人民的心。
同清廷谈判
从1652年起，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那年秋，顺治皇帝开始了一个历时两年的交涉，目的是软化他。在这里，我们看见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这些是难以回答的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文献材料本身的模棱两可性质。
但是，有几点是无可争论的。
第一，双方都抱有怀疑。清廷自然想用父亲郑芝龙来使儿子顺从。但他们对郑芝龙很不信任，于1652年9月1日，以保护为名，将他软禁起来。1646①詹姆斯·B.帕森斯：《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年》[417]，载《亚洲研究杂志》，16，3（1957年5月），第387—400页。
②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上海，1960年）。他们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并赐姓称王。
③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621]（重庆，1944年），第2章。
①见本章，《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年他投降时，清廷答应任命他为“闽粤总督”，晋封为“三省王爵”，但被带到北京后，这些官爵都成了泡影。郑芝龙受到的这种对待，并未逃过他儿子的注意。1653年2月，郑成功忽然接到郑芝龙的一封信，信中宽恕他对清军入侵的对抗，但力劝他停止敌对行动。郑成功直率地问他，他是不是真的期望他的儿子会那么天真，竟会步他的后尘，钻进同样的圈套。这个奚落在以后的通信中一再重复，表明当儿子的绝对不会在孝顺的名义下上当受骗。
第二，清廷是在他们的军队不能调动或无能为力时发起和议的。因此，尽管郑成功对郑芝龙的答复是否定的，清廷仍发现有乐观的理由，并于1653年6月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封他为海澄公，任泉州总兵，对沿海有广泛而明确的职权，清军从沿海地区撤退以示信。顺治皇帝还在一道表示和解的敕令中，谴责已死的摄政王多尔衮和某些作恶多端的地方官员过去给郑成功造成的不幸。郑成功的拒绝是傲慢的和轻蔑的，但清廷仍认为，四个州的地盘和将军的印信，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这些让步是在郑成功显示出他真正的力量并具有扩张到福建以外的能力时提出的。郑成功发现清廷急于讲和并迅速作出让步，就充分利用他们的这种姿态和需要与北京通信而拖延的时间。他在对清廷1653年的第一次建议作出答复后，相信在谈判结束之前不会受到攻击，立即开始把军队转移到沿海地区。在郑成功的鼓动下，1653和1654年，张名振三次带领远征军进入长①江口，在大运河与长江的汇合处镇江骚扰运河上的交通。虽然郑成功后来声称他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约束，实际上却利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阵地并对清军保持尽可能大的压力，而没有导致谈判过早破裂。清廷使他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的优越。
第三，清当局和郑成功对谈判的看法相去很远。郑成功把“和议”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这样，双方永远达不成协议。
总计，在1654年，郑成功同清廷的和议代表以及派来说服他的郑氏族人纠缠了差不多有八个月之久。清廷的官员抱怨他没有投降的诚意。1654年8月，顺治皇帝要他表明态度，打定主意不允许郑成功所要求的沿海省份的特殊地位，并在需要时用武力平定福建。郑成功则指责清廷的官员傲慢无礼，对他进行威胁，威胁不成就欺骗。郑成功写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在1654年12月22日被交给清廷；这封信排除了和议的任何可能性。
要理解郑成功的行动，需要考察他的意义含糊的陈述。他要求建立某种类似朝鲜或交趾那样的半独立或封建王国，由福建、浙江和广东组成。郑成功可能把这样一种安排正式通知了清廷，同时他不薙发，甚至可能仍奉明朝正朔。很难说他是把这个领地想象成清廷的一个永久同盟呢，还是一个策划明朝中兴的地方。当然，从清廷方面看，这样的要求是荒谬的。但郑成功了解他自己的力量和满族人的虚弱，所以他公开训斥清廷低估了他，并宣称要进攻他们所控制的长江地区。
当和议的希望逐渐消失，郑芝龙、他的族人和他在北京的家属相应地成了清廷的负担。现在要加给他们图谋不轨的罪名，证明是容易的。郑成功知道，如果和议破裂，他的家庭的未来将是悲惨的，但他仍然明白地回答他们①赵俪生和高昭一编：《“夔东十三家”考》[47]，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上海，1955年），第154—162页。 的请求。由于选择政治上的忠诚作为更高的原则，他似乎对父亲缺乏同情。
在郑成功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
北伐
早在1653年，郑成功就开始认真考虑把战争推进到长江地区。同清廷议和，使他的计划耽搁了两年，但在1655年，他显出比以往更大的决心，要把计划付诸实行。为此可以举出几个理由。最根本的，也许是郑成功自视甚高；他感到他有义务把他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东南海岸之外。还有就是，处在西南一隅的永历朝廷，愈来愈与外界隔绝，因此，使明朝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广为人知，是值得一试的。清廷议和在三方面鼓舞了郑成功北伐的雄心：使他得以增加粮食储备；在清廷能够对他的不妥协进行报复之前，使他得以增强他对浙江和南直隶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的威力；使他更加急于显示他的杰出才能并使清廷对拒绝他的条件感到后悔。总之，在议和失败后，双方都急于一决雌雄。
1655年1月，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
从仲夏至秋，郑成功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连厦门本身也撤空了。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这样，就划出一条战争地带，增加了对附近人民或在海上工作的人的损害。济度于1655年10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5月9日，他才能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这证实了郑成功的看法，即清廷占领并守住福建的代价将高到它承受不起。
在海上失败后，清廷转而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扩大了沿海地区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禁令，同时对投降的“海贼”实行特赦和其他引诱。这些政策取得成果，郑成功的一个将领降清，并交出海澄的军火库。这个据点的丧失，可能迫使郑成功提前开始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实际上，北伐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中间有间断的行动，形成四个阶段：舟山和福建东北部，1655年11月至1657年4月；浙江台州， 1657年9月至11月；浙江东南沿海，1658年6月至1659年6月；长江下游地区，1659年6月至9月。②为了建立一个在战略上更适合的基地，郑成功在1656年秋占领了闽江的闽安城。他从这里对福州的邻近地区发动进攻并向北推进到三沙湾周围的地区。在那里，他于1657年2月歼灭了一支八旗兵有生力量并杀死三个著名的清军将领。这些轻易获得的成功增强了郑成功认为清军不是对手的看法。
1655年8月，郑成功派他的一个福建水师将领随同张名振远征敌人的“心腹之地”——即进攻清军在浙江和南直隶的海岸设施。但由于天气不好，这①次出征只到舟山为止，张名振于1656年1月在那里死去。此外，那年清军再克舟山时，另外两个重要的义师将领被杀，第三个投降。这样，到 1657年秋，就再没有前鲁王的水师将领来引导郑成功进入杭州湾以北和以东他所②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东方杂志》，31，1（1934年1月），第171—181页。
①见下《郑成功的崛起》。 不熟悉的水域了。因此，尽管郑成功在扩大他在福建的作战基地方面获得成功，他还是回到厦门，从而结束了他的北伐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时间最短。1655年夏末在福建为搜集给养进行袭击之后，郑成功直接扬帆北上，进入浙江的灵江口。他于10月初轻易攻下台州。但这时闽安为清军所袭。郑成功迅即回救，但为时已晚；11月，他再度回到厦门，遣散了远征军，准备过冬。第二年春天，他开始一个新的训练计划，第一次创立了著名的“铁人”军——披铠的壮士。
1658年6月中旬，郑成功再度进入浙江。温州被围困了一些时日，但在搜集了足够的给养之后，郑成功即把舰队带往舟山，这时的舟山已被清军撤退一空。当他北去长江口的崇明岛时，他的舰队中途停在羊山岛，在这里遇上猛烈的台风，损失惨重。仅在一只船上，就有230名郑氏亲属和家人牺牲。
战士的士气十分低落，舰队的残余部分回到浙江东南沿海休整。1658年 12月，郑成功占据温州附近的瓯江口，把军队分散到沿岸的管辖地过冬。尽管郑成功这时处境不好，但清军未能将他逐出温州地区，使他能够驻在那里直到1659年6月。
然后，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北伐。他首先在宁波取得物资，并使附近定海的清水师失去战斗力。7月7日，他的舰队到达崇明岛南面的沙岸。他让舰队把守长江宽阔的外口，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对附近的乡村进行有限的但必要的劫掠。
郑成功通常对他的谋略守口如瓶，因此，他对这次出征长江毫无掩饰之意是值得注意的。从 1653年起，他的水师就在他的命令下骚扰长江口，从 1655年起，他不只一次直截了当地告诉清廷，他想进攻南京地区。现在，他在沿江而上之前拖延了21天，随后又采取了较慢的行动方针，似乎不在乎给清军以结集防御力量的时间。
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郑成功太自信了。他想进行一场尽可能的大规模战斗，这样，他的胜利将在汉族人民和满族领导层中产生相应的心理影响。
他在前几次征战中也都坚持这一战略；但将它用于江南时，由于过分自恃而遭到失败。首先，清廷在别处的控制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已经崩溃，而南京在任何情况下都驻有重兵，不像沿海的州县。此外，近几年来张名振和其他人一再威胁长江三角洲地带，使清军有了经验，促使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阻止敌船通过镇江。郑成功来得太晚，如在一年以前，当清军的主要力量在西南各省作战时，他可能获得成功。但当他在1659年夏天到达时，这些远征军的大部分正陆续回到南京。
然而郑成功拥有重要的军事手段以及广为传播的名声。他的兵力强大——约2000只大小船只，运载约2000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他的军官富有经验，如果对生疏的长江地区略感不安，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在这次战役中郑成功依靠一个对长江具有宝贵经验的人，一个一心一意献身明朝中兴的人。张煌言在监国鲁王和永历两个朝廷都担任兵部尚书之职。自从1646年浙江和福建沦陷后，他就积极参加进沿海的抗清运动，他曾长期担任张名振的助手。①因此，当郑成功终于进军长江时，张煌言率所部先行。他的英勇行动，使郑成功能在1659年8月4日占领瓜洲。然后张煌言带领一支水军沿江而①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101]，《国学季刊》，2，2（1929年12月），第237—259页。 上，郑成功则进攻镇江，这座城市在8月10日投降。接着他围南京，他的大军于14天后即8月24日到达。
郑成功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南京城外西北角，不去阻止清军增援部队进入①城内。虽然有惊人之多的地方派代表向郑成功和张煌言表示拥护，但既无一 个现成的政治计划又无一批行政官员去对这种表示作出任何有组织的回答。
张煌言深信地方父老同仇敌忾的精神能够改变事件的进程，而郑成功只寄希望于他的战士和赢得胜利，这使张煌言十分惊愕。
郑成功的战略是等待敌人完全作好准备，然后给他们彻底一击。这明显地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同时使郑成功的军队松弛下来。结果郑成功中了敌人的计谋，被优势的清骑兵和步兵击败。9月8日清军开始进攻，接着在第二天发生激烈战斗，郑成功失去几个他最得力的将领。他的军队伤亡惨重。
幸好水师没有受到损伤，得以把郑成功和剩下的人运到镇江，然后去崇明。张煌言被困在上游，被一支清水师所败。郑成功进攻崇明驻军，同时向清廷提出新的和议。但他的军队士气太差，打得不好，而清廷拒绝了谈判。
因此，当张煌言从江南西南部经陆路拚死逃至浙江沿海时，郑成功从海路回 到厦门，时为1659年秋。
退到台湾
回到厦门不久，郑成功开始准备对付清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当 1659年8月，他侵入江南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清廷遣将军达素率领援军南下。当达素于1660年2月到达福州时，郑成功召集他的仍然不算少的军队和水师保卫他家乡的岛屿。但是，尽管他的兵力仍很强大，信心却因南京的失败而动摇了。
6月，达素从泉州和漳州发动对厦门和金门岛的进攻。像以前那样，清舰队被击败，但这时郑成功没有理由庆祝胜利。因为清军的准备工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而他自己的战士的表现则不能使他满意。他还知道，清军此时已在其他各战场取得胜利，因此能够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福建，进行不断的进攻。的确，在8月和9月，清廷派靖南王耿继茂镇福建，并派难以对付的安南将军洛託做他的助手。郑成功要在强敌的反复进攻下保住这块弹丸之地，看来是不可能的。
于是，在 1661年春初，郑成功要他的将领接受一个早先被否决了的建议：把郑氏的主要基地移到台湾。有人反对说，台湾远在海中，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但郑成功之意已决，因为他需要一片比从前更大和更安全的领土，这片领土仍然要靠近东亚的贸易路线。也许他这时轻信地回想起关于台湾是如何富饶的夸张描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中国雇员告诉他的。
从1624年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他们称为福摩萨）的西南海岸保持一个贸易殖民地。他们同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① 1659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历之间的歧异而变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年，1650—1651年，1653年，1659年和1662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台南，1962年），和傅以礼：《残明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第6卷（上海，1937年），第8841—8845页。 不好，因为后者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公司的许多办事人员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在这个殖民地日益增加的中国移居者中发生过一次反抗，被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从那时起，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准备都引起新的谣言，说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但设在巴达维亚的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警戒部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1661年3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月21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月30日①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饥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月1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摆开了战常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
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的疾玻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
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月12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月16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月27日，总督揆一和议事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年2月1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
①
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订税制，规范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年 3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①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北京，1937年），第19—23页；维克托·B.利伯曼：《缅甸洞吾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1980年），第548—549页。
①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年），第149—150页。 1662年6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
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 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
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上他父亲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年6月23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②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症。时年37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年12月23日死于气喘玻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③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②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月19日和25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监笔记》[610]（康熙时期（1662—1722年）；重印，上虞，1916年），第28叶，和邓凯的《也是录》[508]（晚明时期[1368—1644年）；上海重印，1896和1936年），第351页。
③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30、186页。 第12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引言：若干普遍趋势明朝统治的将近300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①间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①也与之相等。”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再也不能企及。②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①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纳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年）。
①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年），附录Ⅱ，第290—328页。
②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年3月），第55—66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1.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2.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3.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4.纪事本末体史书 5.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6.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7.传记 8.职官志 9.政书 10.地理志，包括方志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1.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2.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①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明朝头100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间，随即刊樱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历代名臣奏议》，1416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①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12000册到18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 （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1331年）和其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①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②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①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 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页。
①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②的成就。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修汇编的传统，如1456年和1461年的官修地理学，1503年和1587年的《大明会典》，和1530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③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16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1459—1566年间的郑晓（1499—1566年）的《吾学编》（2.1.1）或刻于1574年的薛应旂（生于1500年）的《宪章录》（ 2. 3. 1）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①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①充。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16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开始逐渐采用陈白沙和稍后的王守仁的新方法，他们愈来愈多地知道了文献资料和故事传说的根本区别，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文献资料未必总是提供真实的信息，而各种故事传说也可能包含一些真实性。向新方法过渡的最早的代表之一是祝允明（1461—1527年），他是一位反对朱熹学派的非正统思想家。他的各种杂记集（如4.5.8）把有价值的信息与无法证实的传说结合在一起；但他1499年刊行的苏州杰出人物的传记集《苏材小纂》（3.5.1），基于墓志、履历和其他的文献资料，被看成是可信的著作而受到赏识。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中，他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见解往往与传统的看法大相径庭。据说他的著作对于李①贽的《藏书》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明代历史著述的这个新趋向，在王世贞（1526—1590年）这样的作家②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③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①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①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的著作中才有了充分的表现，他也来自苏州地区。不像明代早期的作家，王世贞有机会接近实录，他1590年刊行的《弇山堂别集》（ 2. 2. 6）和1614年刊行的《弇州史料》（ 2. 2.8）中发表的各种历史论文，就主要根据这些实录。他的论文《史乘考误》，清楚地显示出他对各种资料的相对价值和需要选择与批判性评价的理解。例如，他在这篇论文的前言中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
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在这篇文章里，王世贞把他对历史著作不加选择地引用其他著作的一般批评具体化了。在1594年刊行的《国朝献征录》（3.1.2）中也看到对原始①文献资料的很大重视，此书是焦竑（1541—1620年，编的一部由墓志铭、纪念碑和明代杰出人物的讣告组成的庞大的传记性汇编。
焦竑大为称赞的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最独特的非正统历史著作①家。他的刊行于1599年的《藏书》，是一部上起周代下至元代的杰出人物分类传记集，在这部著作里，李贽用全新的标准和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藏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一开始就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①非人也，亦无定论。”照李贽的话，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持的意见和判断差异很大。他说，如果孔子复活，他的观点将与他在2000年前发表的观点很不相同。这些看法还不足以作为依据把李贽归入反儒家一流，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他反对朱熹学派所创立的官方的正统理学，照后者看来，孔子一旦作出判断（不论真是他作出的或据说是他作出的），就必定是一切时代的唯一准绳。
在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立下一个榜①样，在明朝至少受到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李贽坚持他的基本观点，对不少历史人物的评价必然与正统的评价相矛盾。例如，李贽尊秦始皇这个直②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儒家历史编纂学深恶痛绝的人为“千古一帝”。他的《藏书》只涉及明以前时期，但三年后，在1602年《续藏书》（ 3. 3. 15）刊① 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 4页。
①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①李腾嶽：《郑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②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 行。在这部著作里，李贽对明朝人物同样作出独立的非正统的评价。虽然李贽不得不承受他在著作和公开谈话中发表的非正统思想的后果而在狱中自尽，但在清初，当他的书被禁时，他的著作却被重印并大为流行。
1676年刊行的黄宗羲论明代思想史的伟大著作《明儒学案》（ 3. 4. 6），①代表了历史著述另一类型的革新。《明儒学案》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①一部激起了全国兴趣的著作。它是按照思想派别排列的。介绍的每位学者先有一篇小传，然后是对他的思想的陈述。这样，明代的思想趋向的过程就变得很清楚。在中国的目录中，这部著作通常被分在传记类，对它的特点估计不足。黄宗羲还开始编著一部关于宋元时期的类似著作《宋元学案》，他死后由其他人完成。
16世纪时，政府部门也开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编纂关于他们自己的机构与活动的志书。它们保存了关于体制和行政事例的详细记载。1620年刊行的《礼部志稿》（ 6. 2.1），资料丰富，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这种新出现的对文献资料的重视的另一个结果，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著作（经世文或经济文）的收集。最重要的经世文是大都市或地区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实情并提出对策的奏议。除此之外，向皇帝提出的其他形式的建议、请求或报告，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咨文，也可以收入这类专集中。
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在16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16世纪中叶。最突出的例子是1638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5.1.8），在任何时代这都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 16和17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1630年的《皇明世法录》（6.6.7），王圻刊行于1586年的《续文献通考》（ 6. 6. 2），冯应京刊行于1604年的《皇明经世实用编》（6.6.4），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但1628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①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年序；1969年台北影印），1和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页，引文在第203页。 从16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 17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②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8.3.2）根据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至1640①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剩顾炎武刊行于166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8. 1. 10），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②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涉及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16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
③
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1590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④⑤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它后来被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见本章注[92]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1644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②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年），13，第605—607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84（1958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年），13，第617—622页。
①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年）。
①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年）。
②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页。
③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年），第340页。
④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页，注3。
⑤译者按：应为11095册。 国史馆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①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
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 7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①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翰林院。早在1367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①修等史官。1381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名，从六品，编修4②名，正七品，检讨4名，从七品。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③④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例如，在1529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名。但有时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②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
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③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据说像宋濂、①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郑晓：《吾学编》[65]（1567年），11，第42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4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172]。
①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年），第211—241页；和陈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92—397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1978年），第302—444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I，第145—146页。
②《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页。
③李贽：《藏书》[317]（1599年；1959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年）：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年）。
④奥托·弗兰克：《<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年），第103—144页。
①《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
②《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354页。
③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伦敦，1965年），第19页。又见朱莉娅·金：《<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1976年12月），第191—211页。 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它的重视。①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 1367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②级。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③几次变动，在1381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若干年后，这个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年）呈递的奏议，1575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④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这篇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⑥纂的。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 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
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
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4.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
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①《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4—316页。
②《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21—426页。
③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31—32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顾炎武（1612—1682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1968年），第114—156页；和29（1969年），第201—247页。
④《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1—1535页。
⑤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56—357页、371—372页。
⑥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68—370页。
⑦《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 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的褒贬意见。
5.（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① 6.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因为它被妥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
②
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7.（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8.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1573和1574年）和第三年（1575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取自六部的奏议，它们也通称时政记。③官方的时政记现在尚存一个残缺的样本，时期是1127年。明代有一种类④似的著作不是官方文献，而是有接触政府档案机会的官员的私人著述。有许多万历、泰昌和天启时期的残缺不全的起居注抄本，保存在中国和日本的几⑤个图书馆里。起居注是后来编撰实录的基矗但是，某些时期在起居注和实录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日历，它只涉及几年。我们知道，在 1373年曾命翰林院选出一个班子编纂《大明日历》。这项工作是在监督之下在宫中一个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的特殊部分进行。
清晨，班子成员一起去到他们工作的屋子。吃饭也在那里；到傍晚才一起回 到翰林院的集体宿舍，也是与外界小心地隔开的。从1373年9年20日至1374年6月11日差不多9个月中，当工作进行时，编纂者不许与外人接触。整个事情严格保密，这是为了防止有利害关系的人企图影响编纂者。要求他们只能把他们的编纂建立在可以得到的文字材料的基础上。这是根据皇帝颁布的规章，规章还说，著作完成后应受皇帝审查，保存在金匮中。然后把一个副本存放在秘书监。①①奥托·弗兰克：《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169]，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23（1925年），第276—309页。
②《礼记》[313]，郑玄注本（2世纪；1936年上海重印），1，第5页；李雅各译：《礼记》[310]，见《东方的经典》，27（牛津，1885年），第2页。
③威廉·洪：《公元708年前的唐史馆》[27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92—107页。
④《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1966年重印），第338—339页。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73，第1787页。
⑤翟善编撰：《诸司职掌》[17]，（1380年；重印，《玄览堂丛书》，第43—50卷；重印，台北1981年），第19叶和第56—57叶；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1964年重印），2，第34叶（第79页），和10，第8—10叶（第196—197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40页。
①《大明会典》[465]，2，第34叶（第79页）；《明史》，73，第1787—1788页。 史官的主要任务是编撰实录；其他工作只是为这一任务作准备。但是，掌管编撰工作不专属史官，还有一个广大得多的官员集团参与其事。根据《大②明会典》中制定的规章，大学士要担任总裁，翰林院学士担任副总裁。他们③由皇帝任命，任务是规定纂修条例，检查纂修官准备的草稿，纂修官是从内阁、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和司经局选出的。崔纂和誊录则是诰敕房和制敕房选派的。
实际的纂修者名单表明，这些规章从16世纪初起就被严格遵循了。即使在更早的时期，做法也似乎大体上跟后来的规章一致。纂修官总是翰林院的居多。有时候，显然有20或20多个编修。
只有很少的——有时没有——纂修官是从别的部门来的。此外，誊录和崔纂主要选自品级较高的官员，或者，至少也是国子监的生员。总之，参加纂修工作的人的数目相当大。例如，纂修于1522至1525年间的《武宗实录》④开头的名单，记录了参加纂修的97人的姓名和官职。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职员、随从和仆人。
这项工作的挂名领袖是监修。名义上他是总裁的上级，但实际上对工作似乎无多大影响。他必须从世袭贵族的最高等级公或侯中选出。以《武宗实⑤录》为例，监修是公。3个总裁是大学士兼尚书（正二品）。2个副总裁，1位是翰林学士（正五品），另1位是侍讲学士（从五品），40个纂修，8位是侍读（正六品），3位是修撰（从六品），21位是编修（正七品），8位是检讨（从七品）。3个崔纂是太常寺卿（正三品），尚宝寺卿（正五品）和中书舍人（从七品）。47个誊录，2位是尚宝寺少卿（从五品），1位是吏部员外郎（从五品），3位是大礼寺右寺副（从六品），6位是中书舍人（从七品），1位是翰林院待诏（从九品），1位是光禄寺署丞（从七品），3位是鸿胪寺主簿（从八品），12位是鸿胪寺序班（从九品），2位是译字官（无品级），可能来自四夷馆，15位是国子监生员，1位是翰林院秀才。最后，有一个官员掌收一应文籍和一个尚宝寺少卿（从五品）。
对整个《明实录》来说，得不到像这样详细的参加纂修工作的官员的名单，但从《太宗实录》起，尚存的名单中开列的60至100个官员的名字，他们的官衔与纂修《武宗实录》的官员的官衔相似。因此，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全部《明实录》的纂修班子的典型。指派数目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参与纂修工作，也表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誊录中发现有品级高至从五品的官员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做抄写工作。专门的史官只做小部分纂修工作，它主要是由翰林院和内阁在其他几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的帮助下完成的。实录的纂修是在最有权势的政策制定官员——大学士的监督下进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②《明史》[41]，73，第1788页。
③《明史》[41]，70，第1695页。
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4.8.2）（清初；香港1965年重印），32，第1叶。
⑤《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181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文章：《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年），第587—662页。 团的观点。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⑥但是，大学士在规划当前的政策上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只能偶尔过问纂修工作。他们参加决定凡例的工作，但不得不把直接的监督任务留给副总裁，后者没有多少别的任务，从而在纂修工作的监督中处于关键地位，因为他们是纂修官的上级。崔纂的名字总是列在纂修官之后，他们的作用也许仅限于纂修的组织和技术方面。他们对内容没有影响。除去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的实录（均用了10年）外，纂修工作通常用3至5年。
实录不是为了刊行。在一朝的实录纂修完成后，将正本在一个精心规定的仪式上呈给皇帝，仪式的规则最初是在1403年确定的，后来在1536年和⑦⑧ 1577年作了修改。实录和宝训在一个庄严的行列中从史馆送到奉天殿和华盖殿。纂修班子的全体官员身着朝服跟在后面。然后，在皇帝面前和礼乐声中，将实录和宝训置放于华盖殿。第二天，它们在另一个有皇帝参加的庄严行列中被送到皇史宬，在皇帝面前封存。
这些记录不允许再拿出来。它们是供后代纂修正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一 两天后，设官宴邀请纂修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每人都得到赏赐，有时以升官①的形式出之。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均有严格规定。②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
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③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常在纂修实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1492年，大学士丘濬（1420—1495年）在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①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40多年以后，⑥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698、43—44页。
⑦《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页。
⑧《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页。
①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 9叶。
②奏议的日期是1575年4月7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台北，1982年），第42—43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105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1596年；东京1975年影印），8，第14—15叶，和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373，第1— 5叶（见本章，《经世文》）。
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309卷，台北，1968年）的原文，4，第53—56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825—831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29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年；1961年重印），第165—166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620页引证了全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叶（第2040页）。
③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31《东京，1971年），第1—134页。
①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5]，第31页，注4）。 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1475—1539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②前诸帝的实录。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1534至1536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①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并在② 19世纪初彻底翻修。这座建筑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它的厚墙是用坚固的砖头砌的，墙上只有很少的小窗口，原稿放在100多只金属箱子里。
在20世纪30和40年代，这座建筑仍在那里，保持着它原来的样子。它座落在皇宫东南，南池子南段路东。③纂修正史——官修史书的最终产品，是史官的另一个任务。元朝的正史④是设在南京一座佛寺里的一个史馆纂修的。 1594年，开始了纂修到这年为止的明朝正史的工作。像修实录那样，任命了一个班子，以王锡爵（1534— 1610年）和其他大学士为总裁，另外一些高官——大多数是翰林院以外的—①—为副总裁，和19个纂修官，多数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或检讨。但1597年宫中失火，烧毁了所有的草稿和资料，这项工作就搁置起来，显然再也没②有恢复。由于那时没有进行修实录的工作，实录的纂修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重印，1959、1980年），9，第247—248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1961年），第87—103页，特别是第95页。
②见司马迁：《史记》[477]（约纪元前90年；北京重印，1959年），130，第8叶；巴顿·沃森译：《中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史记>》[559]（纽约，1961年），第50页。
①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46）。但这个推测不能证实。
②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家》（伦敦，1961年），第45页。
③沈德符：《野获编》[468]（1619年；1869年重印），8，第25—26叶。
④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597—615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文史杂志》，4，7— 8（重庆，1944年），第54—56页。
①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1560至1566年间的《翰林记》[258]（6.2.7），第13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1966年），第159—160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仅第1507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6年九月四日（1373年9月20日），和第1573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7年五日一日（1374年6月11日）。又见宋濂：《大明日历序》[489]，载《明文在》，薛熙编（1889年；台北重印，1968年），第353—354页。
②《大明会典》[465]，221，第3— 4叶（第2938页）。 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③明朝官修史书最重要的产品是《明实录》。本来，实录是准备秘密保存于宫中而不是打算出版的。然而，有几种私人抄本保存下来，现在可以得到其中两种抄本的影印本。对所有的明史研究者，它们都是最重要的资料。①只在有了一种与新版二十四史相类似的新的校点本后，才可能对这种资料作出更充分的评价。
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现存13个皇帝的官修实录。建文帝和景泰帝的实录，分别包括在《太宗（成祖）实录》和《英宗实录》中。由于明朝的灭亡，没有为最后一个皇帝修实录。包括在印出的实录中的所谓《崇祯实录》是私人纂修的。没有必要在这里对13部实录一一加以讨论，因为这个工作在②别处已经做了。按照涉及的时间，篇幅的变化在8至596卷之间。它们总共将近3000卷，分为500册（1940年版本），或133册（1963年版本）。
在材料的安排上，实录遵循编年体。它严格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录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采取的行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事件。这些记录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对帝国政府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事实大多以奏议摘录的形式出现，因为主管官员是以这种方式把事件向皇帝报告的，再有就是有关诏令的摘录。此外，高级官员的任命、调动或停职，跟惊人的自然现象一样，通常均有记述。
但是，没有必要把事件记录在它们实际发生的那个日期下，而是记录在向皇帝报告和在皇帝面前讨论的那个日期下。如果事情发生在很远的地方，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和传到朝廷之前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报道一个高官死亡的那个日期下，通常附有他的小传。每年年终，有关于人口、岁入和外国“进贡”使节等等的统计资料。
从明代实录的纂修组织来看，显然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有些总裁和纂修官因表现出由于个人好恶而产生的偏见，受到后来作者的严厉谴责。
由于实录的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文献的原文和有关政府活动的枯燥报告构成，作者表示个人意见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选择某些文献和压下另一些文献。这样，事实和事件可能被大大地曲解。此外，也可以用压缩文献的方法来故意歪曲原意，即使这违反了规章。除了这些之外，就很少有机会塞进非常含蓄的褒贬暗示了。还从来没有过对任何故意伪造文献的指责。如果文献本身（如奏议）包含了错误的陈述，纂修者也没有责任去改正它。无心的错误在实录中决不在少数。
上面提到的偏见，不仅限于按照儒家政治伦理观的一般标准进行褒贬，就像一切中国历史家所普遍承认并运用的那样，而且与高层的许多集团和个人有密切联系，他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互相进行斗争。至少有一次皇帝本人也被卷入了。这不仅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大学士之间发生了重要变动，正在纂修中的实录要修改，而且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两个已知的例子③用Compiling of ficer译纂修官，是为了区别于Compiler——史馆的修撰和编修。
①这份名单在《明实录》[38]的台湾新版（1961—1966年）中有，但在南京版中没有。《实录》在纂修敕命的日期下有不完全的名单，各种《实录》研究中的名单均引自这里。特别见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
②不同官职的品级载《大明会典》[465]，第10章。 中，已经完成并封存起来的实录，也一反惯例和常规，又拿出来重写。
第一个皇帝太祖的实录就是这样处理的。第一次纂修是在太祖的孙子和继承人建文皇帝统治时完成的。事情很明显，1402年篡夺了王位的燕王，他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和建文皇帝的叔父，不能让他父亲朝的实录原封不动。
因为它宣称他的侄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从而给他打上叛逆的烙印，并把他篡位的事传给后代。所以他下令重修。
新稿完成后，据说旧稿被销毁。但即使这个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新稿，也不能令皇帝满意。几年后他指出，纂修者没有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他们完成得太快，因而不彻底。第三稿在工作了七年之后完成，这是唯一传下来的。到了明代中期，它已经是所知的仅存的一部。这最后一稿由于它的许多错误而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早在17世纪，钱谦益（1582—1664年）在一篇渊博的《太祖实录辨证》（1.1.1）中，即批判地讨论了它的可疑章节。
出于同样的理由，建文皇帝（统治时期1399—1402年）的实录的真实性是可疑的。据一些人说，这个时期的一些事迹在万历朝被补充进《太祖实录》。
它们不包括在这些实录的现存抄本中，而构成了《太祖实录》的头九卷，有些抄本有副题《奉天靖难[事]迹》，在这个标题下叙述了燕杰的篡位。由于这几卷用了建文皇帝的年号，而这个年号在万历朝之前没有正式用过，因此不清楚它们是同《太祖实录》的其他部分一起纂修的呢，还是后来补充进去的（见1.1.2）。
景帝朝的实录也有类似的问题，景帝是在他的哥哥于1449年被蒙古人俘虏后即位的。统治了八年之后，他被一次支持他哥哥的政变所废黜，这时他哥哥已被释放回来；他在几天后死去。《英宗实录》（1.1.5）包括从1436至1464年的三朝，景泰朝的实录（卷187—262）跟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实录同样详细，但有一个特别的副题叫做《废帝郕戾王附录》，并分开立卷，即卷5—91。偶尔有一些明显反对景帝和这时起主要作用的于谦（1398—1457①年）的偏见。正是他在这危急的日子里，在英宗皇帝被蒙古人俘获后，挽救了明朝，使其没有过早地灭亡。于谦在1457年的政变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
但是，早期的批评没有特别指责《英宗实录》的这一部分，像它们指责建文时期的实录那样。16世纪末，有一篇奏议要求为惠帝和景帝纂修单独的实录，奏议的作者沈鲤没有举出任何内容上的缺陷作为这个建议的根据，而只是从规格上强调，后来被承认为合法的皇帝的实录应单独纂修，而不应附在别的皇帝的实录中。②最严重的争论是围绕《光宗实录》（1.1.12）的争论，光宗是明朝统治时期最短（仅一个月）的一个皇帝。这些争论是由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与他们的对手之间的政治斗争激发起来的。进入17世纪后，这个斗争愈演愈烈，《光宗实录》遂成为党派论争的牺牲品。这部实录最初是在接近东林集团的③人士的主持下纂修的。但当反东林集团在臭名昭彰的宦官魏忠贤周围团结起①例如，见吴晗《读史劄记》[594]（第156—161页）和本文作者《明代（1368—1644年）的实录》[175]（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家》，第66—73页）所引。
②见俞汝楫：《礼部志稿》[622]（1602年；重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第73至77函，上海，1935年），22，第16—21叶；和《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4—4006页。
③关于宝训，见本节下文。 来以后，东林党人大都被从政府中清除了。于是发出了一道圣旨，纂修一部类似于“白皮书”的《三朝要典》（2.8.4）。它的主要目的是指责东林党，为反东林集团的政策辩护。这项工作在1626年完成。于是，已于1923年完成并保存在皇史宬的《光宗实录》被启封，按照《三朝要典》进行修改，尚①未完成的万历朝实录的有关部分也一起进行了修改。这一不平常的做法，只有永乐朝修改《太祖实录》可与之相比，但后者的主使者是皇帝本人，而前者则是在官员中的一个党派集团和宦官的怂恿下进行的，皇帝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
嘉靖时对《孝宗实录》（1.1.7）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它是在大学士焦芳②主持下纂修的。由于批评者一致谴责焦芳歪曲事实和诽谤他所不喜欢的人，建议修改实录并非没有理由。皇帝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仍然不愿照建议去做。
③在《光宗实录》问题上，皇帝显然既无决心也无实权阻止有利害关系的集团进行别有用心的修改。
天启皇帝死后，当东林党人重新掌权时，《光宗实录》再次重写。先前的改写本连同《三朝要典》被销毁。现存的1628年本，偏见一点不比第二次稿本少。这些争论也涉及《宪宗实录》（1.1.11）的最后一部分，但全部修改在纂修完成之前就开始了。
除去这两桩官方重写已经完成并已保存在皇史宬中的实录的公案外，还应提到一桩私人干预实录的已知公案。在保存的《熹宗实录》（1.1.13）中，天启四年和七年（1624和1627年）有几个月的记录不见了。这一短缺早在清朝的最初几年就被注意到了，当时纂修《明史》的准备工作刚刚开始。
④
据当时的人朱彝尊（1629—1709年）记述，这几部分据传是在顺治初期被明朝变节者冯铨删除的。冯铨曾是魏忠贤党羽，在纂修《三朝要典》和迫害东林党中都超过作用。早在1644年他就听命于满族人，1645年被征服者任命为大学士。同年在为准备纂修正史而启封实录时，他趁机秘密消除了包含有不利于他的章节的部分。对《熹宗实录》失踪部分的这个解释，被后来的学者所接受，再未认真地提出过疑问。⑤在纂修和对待实录时所持的政治偏见，很早就引起强烈的批评。明代的①②作家如王鏊（1450—1524年），郑晓（1499—1566年），郎瑛（1487—约③④ 1566年），沈德符（1578—1624年）和其他一些人从总体上谴责《明实录》。
①例如，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0]，第935—939页；《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15—4016页；黄佐：《修书陞赏》，见《翰林记》[258]，13，第168—174页。
②《礼部志稿》[622]，39，第10—11叶；37，第5— 6叶。
③见吴晗的引证，《读史劄记》[594]，第180页。
④《明实录·孝宗实录》[380]，第1209—1220页，特别是第1218—1219页；《礼部志稿》[622]，46，第8— 9叶。
⑤《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3635—3637页。
①《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4001—4010页。
②见本章注[47]的有关正文。
③《大明会典》[465]，221，第4叶（第2938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叶；神田信夫：《皇史宬》[281]，《历史辞典》，Ⅲ，第239页。关于皇史宬的实际情况，见袁同礼：《皇史宬记》[624]，《图书馆学集刊》，2，3（1928年9月），第443—444页；今西春秋和小野胜年：《文渊阁、寿皇殿、皇史宬参观记》[274]，《东洋史研究》，5，1（1939年），第78—79页和第81—82页。皇史宬的 ⑤《国榷》（1.3.7）的作者谈迁（1594—1658）的批评，可以看成是比较宽厚的。他写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尚不见其里。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载笔者，皆逆奄舍之人。⑥最后一句话透露出，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的成员，所有的官员都有的对宦官的偏见。尽管有些宦官出身于上等人家，尽管有许多官员或甚至大多数官员同宦官合作，利用宦官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们总是热心于为他们的干①下坏事的同僚在宦官中找替罪羊。虽然某些宦官被认为是“好太监”，但总的来说，几乎在一切历史著述中，不论是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对宦官的强烈偏见是明显的，因为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官员，或至少也是绅士阶级的成员。他们中的极少数（例如沈德符）表现出某种比较宽宏大量的态度，企图做到公平，甚至超越了他们自己的阶级的限制。宦官写的书尚存少数。刘若愚的《酌中志》（约1638年）（4.2.7），是最重要的之一，其中包含有许多只有太监才知道的宫廷生活的细节。
明代作家在时间上离他们所写的事件仍然相当近，对它们有个人的看法。这样，他们更有可能强调《明实录》的消极方面而不是它的积极方面。
清代历史家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也许，他们生活的年代距离实录中涉及的事件越远，他们越能作出更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判断。《明史》的主要纂修者②之一徐乾学（1631—1694年）写道：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
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59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之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被誊写。但因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往往粗心大意和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到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这样有了改变，当然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这③特别适用于嘉靖皇帝及其后的实录。在现存的实录抄本中经常并大量存在的①①不一致，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照片见张国瑞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36]（北平，1934年）。
④黄佐：《翰林记》[258]，13，第165—166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第3— 4页。又见牟复礼：《诗人高启》[399]（普林斯顿，1962年），第147页以下各页。
⑤《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038—5040页；《明史》[41]，217，第5731—5732页。
⑥《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5817页。
①论《明实录》[380]的著作，见傅吾康：《介绍》[172]，第8—23、30—33页和列出的参考资料。最近的是间野的《明实录之研究》[370]，1963年修订本，第1—133页。
②傅吾康：《介绍》[172]，第23页。
③傅吾康：《介绍》[172]，第30—32页；更全的，见他的《明实录的纂修与传统》[171]，载《汉学研究》，1（北京，1943年），第12—33页；新近的有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6—69页。
①《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08—1612页。 这是明代所著的最完全的书目（它的分类法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有所不同）——在第二类（史部）的开头有名为“国史”的细目。这个细目依次列出实录、《大明日历》（这在17世纪大约还在）、《宝训》、一些不再存在的《圣政记》和明朝早期的《年表》、《明伦大典》（6.4.2）、《三朝②要典》、万历朝起居注，和一种《内值日记》。
明史馆的其他成果首先是212卷的《元史》。它是在1369至1370年间总共不到一年的时期内完成的，这部历史没有给明史馆增加声誉。它被认为是一部编得拙劣、不完善和不准确的作品，是官修史书中最差的一部。③ 1473年奉敕纂修、1476年完成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也不比《元史》好多少。它被看成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续篇，根据的是他的著名的凡例，包括宋元两朝，大致上从960至1367年。它也跟朱熹的著作一样没有历史资料价值，不过可以看出它是怎样用官方的理学观点去评价宋元时期的，这种观点正盛行于当时。
另外许多与明史特别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是皇帝命令在史馆之外纂修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作品：皇帝有关明朝的基本政策和亲藩体制的指示，以及对子孙的告诫，初次刊印于1373年，此后经过反复修改（6.2.12）；①明朝第一个皇帝对臣民发表的公告（大诰），其中包括告诫、禁令和惩罚条款，分发给各级官吏，刊印于1385至1387年（6.3.2）；1397年的《大明律》及其前身1368年的《大明令》（6.3.3）；和目的在于加强农村居民的组织和管理的《教民榜文》（6.1.5和6.1.6），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用于教育目的的官方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是打算通过宣传正统理学“钦定儒学”来提高皇帝的威信，培养忠臣顺民——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尊美屏恶”。所以它②们属于“善书”一类。所有这些皇帝倡议的出版物构成了解明朝特别是它的第一个皇帝的统治特点的基本资料。
1393年，第一次编出10卷《诸司职掌》（6.1.1）的法规供中央政府各机构使用。这部作品后来为更为详细的《大明会典》所取代，分别出版于1503和1587年，各有180和228卷（6.1.2）。各种正式仪式的规则包括召见和接待外国使节，单独出版于1530年，名为《大明集礼》，53卷（6.4.3）。
这部作品包括祭器和仪式安排等等的具体说明。
这些作品与过去朝代的汇编相似，不过更为详荆它们成为后来清代编纂类似作品的样范。1456年的24卷《寰宇通志》（8.1.1）和1461年的90卷带地图的《大明一统志》（8.1.2）也是这样。
还应提到一类文献。明代出版了许多“白皮书”。“官报”包含为政府的政策提供根据的皇帝批准的文件。有一部作品是关于嘉靖皇帝的父亲的庙号的争论的，这就是1528年24卷的《明伦大典》（6.4.2）。另一部作品涉及天启时期采取的反东林党行动，这就是 1626年 24卷的《三朝要典》①《礼部志稿》[622]，97，第8—11叶；沈鲤（1551—1615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16页。菲利普·德·希尔博士关照本文作者注意《实录》中的实际偏见。
②《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
③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13，第18—26叶；刘心学；《四朝大政录》[348]（2.8.18）（17世纪初；重印，《国学文库》，46，北京，1937年），第38—42页。
①《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3—234页。
②沈德符：《补遗》，见《野获编》[468]（1619年；1959年重印），1，第801页。 （2.8.4）。 关于个别政府机构的半官方著作官方的汇编和出版物不限于由皇帝倡议并在翰林院的监督下完成的作品。到16世纪下半叶，个别政府部门开始编纂有关它们自己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专著。不幸的是，它们很少保存下来。它们中最重要的之一是1620年的《礼部志稿》（6.2.1）。它是在前任和现任礼部领导官员组成的纂修班子的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一部100卷的综合性著述，包括行政与礼仪规定、诏谕、奏议和其他有关礼部及其下属机构的文献。还有从开国至天启初在礼部任职的高级官员名单。此外，还提供这些官员的传记资料和在礼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的传记。有专文谈到这样一些题目如典礼、仪式、祭品、考试、礼节、与外国人的关系，以及公共设施如庙宇和学校，只要是在礼部管辖范围之内，都包罗无遗。这部著作含有实录或《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所没有的重要材料。
有些关于其他部门的专著是私人主动撰写的。这些著作现存的有关于南京户部和刑部的（6.2.3和6.2.5）。其他的则论述主管作坊和仓库，或者南京城外的船厂的具体部门（6.2.2和6.5.1）。也有谈翰林院的专著（6.2.7和 6.2.9）。所有这些著述都包含有官方文献，它们必定是作者在他们仕途中的某一时期曾经接触过的。
这种半官方类型的一部独特的著作，是《万历会记录》（6.5.1），这是一本政府收支的官方记录，特别提到来自明帝国不同地区的各种赋税收入。
它是由户部的五个大臣编就呈送皇帝的，刊印于1582年。这部著作包含统计表，并对隆庆末年的岁入提供了精确的数字。它提出了其他著作包括实录在内所没有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明经济史资料。
正如明代最完全的书目《千顷堂书目》的有关部分所表明的，有一大批关于财政管理和政府经济事业的这种半官方汇编，它们在清初尚可得到，但今天其中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除去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论述关于食盐管理（6.5.12和6.5.13）、关于灌溉和航道特别是大运河以及通过运河和海道运送的漕粮（6.5.4—9）、关于官用马匹的供应与扶养的组织和管理（ 6. 5.16）、关于预防和解救饥荒（ 6.5.17—19），以及关于少数其他问题的专著。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③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①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有许多历史著②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
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存的有，16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年郑晓的《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年何乔远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记”（应为37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