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明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14世纪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讲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 1662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1644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20年了。
从14世纪的40年代起到17世纪的60年代止的大约300年间，精确地说是从1368年到1644年的277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1126年自从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直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 更替当然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史上却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生活将在第8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南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办法来恫吓文官政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到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到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者打算的那样形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宁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驱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 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国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化，使官员的行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际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多么不近乎常情，即这个工作体系老是需要修修补补，而从不接受彻底而合理的纠正。这里可同时看到对这两种观点的反剩但是，不管这些作者们偏重于采取哪样一种判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明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因为它承担的这项工作是宏伟无比的，行政的专业理想是崇高的，而其平时治理工作中所特有的理想的形式和实际的形式的相互作用又是特别复杂，令人难以处理。
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的。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不变的。它300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可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且他自认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要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极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审定一 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御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 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自从明王朝在17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1380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及其秘书和顾问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中国的中央政府呈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已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有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举是纯粹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在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为14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的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1398—1402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祖于1402年到1424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决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的进士为翰林学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打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府的准则时，这经常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15世纪40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15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际贸易或搞海上转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1380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 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内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受挫的压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地涌现的。每隔10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
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14至17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方邻居满族在17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人；在15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15世纪头25年曾一再出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 1449年和1550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 击。到了15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行到中国，他们是1517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 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15和16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13世纪50年代曾征服这个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被改为行省；安南在15世纪20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的流动股匪而使17世纪30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年和1644年之间有16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直到1662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 12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后来居上。 明王朝诸帝姓名年号庙号朱元璋洪武（1368—1398）太祖朱允炆建文（1399—1402）惠帝，惠宗朱棣永乐（1403—1424）太宗，成祖朱高炽洪熙（1425）仁宗朱瞻基宣德（1426—1435）宣宗朱祁镇正统（1436—1449）英宗朱祁钰景泰（1450—1456）代宗，景帝朱祁镇天顺（1456—1464）英宗朱见深成化（1465—1487）宪宗朱祐樘弘治（1488—1505）孝宗朱厚照正德（1506—1521）武宗朱厚熜嘉靖（1522—1566）世宗朱载垕隆庆（1567—1572）穆宗朱翊钧万历（1573—1620）神宗朱常洛泰昌（1620）光宗朱由校天启（1621—1627）熹宗朱由检崇祯（1628—1644）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南明朱由崧弘光（1644.6—1645.6）安宗朱聿键隆武（1645.8—1646.10）绍宗朱常淓潞简王监国（1645.6）朱由榔永历（1646.12—1662.1）朱聿■绍武（1646.12）朱以海鲁监国（1645.8—1653） 明代度量衡制Ⅰ长度 1尺 =10寸 =12.3英寸（近似值） 1步（双步伐） =5尺 1丈 =10尺 1里 =1/3英里Ⅱ重量 1两 =1.3盎司 1斤 =16两 =1.3磅（近似值）Ⅲ容积 1升 =0.99夸脱（近似值） 1斗 =10升 1石／担* =10斗 =99夸脱 =3.1蒲式耳Ⅳ面积 1亩 =0.14英亩 1顷 =100亩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斤的重量单位。 总编辑序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矗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劲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黄沫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引言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①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在14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于1328年10月21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
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40年以后起而统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 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14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6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元朝的宫廷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①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和的分裂。后一个集团在1328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在位，庙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党羽所杀害。他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弟，名亦璘真班，死时为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后不久，他的13岁的哥哥妥懽贴睦尔于1333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的直到1368年的35年的统治大大超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年间七位君主平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得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在当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佚的怪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夸大的程度究竟多大。有几位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成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要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元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①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 自从13世纪末以来，元政府的军事力量已处于衰落之中。在13世纪70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和亚洲内陆军队的主力都戍守在黄河平原上，以拱卫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队则因需要而定被派往战略要地，但是它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13世纪30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有些是13世纪70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队不管是在蒙古人统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
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中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13世纪末，管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14世纪40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叛乱和土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①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从14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已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的领袖和地方盗匪都能够起到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独立于合法的政府军队之外，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的自由和争取支持。那些真正关心地方防御的人通常都是代表地方精英阶层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团有联系的人，但并不是必然出身于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总是对重新强加在头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虽然他们要经常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便继续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
另外一些自治运动代表着从土匪发展为公开叛乱的某个阶段，它们也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出发点来谋求合法的一官半职，以答应要和这个绝望的政府合作为交换条件。还有一些集团是利用民间宗教和秘密教义作为自己的凝聚力和作为自己发动暴乱的理由，在它们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们大多数则不具备搞这种妥协的条件。①退化过程开始于行政官员们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最后导致形成各种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它特别和元末军事力量的问题有关。这种退化过程使得对全社会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会秩序基本上是赖它维持的，因此取代①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年），第62—63、46—47页。
①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诉诸武力了。它促成了一个大变动：使平静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人开始拥有并学会了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长，人人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在从14世纪30年代起的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从最寒微的底层产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几个赫赫有名的卓越军事领袖。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投效政府军，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叛乱运动之中效力。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用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从大约1330年起到14世纪80年代朱元璋变成重新统一中国时为止的支配中国生活的那个过程。作为军事史，这个过程见德雷尔所执笔的本书第2章。
精英阶层和政府
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的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影响。忽必烈汗在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①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来吸收官员。
1313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 1320年）——宣布，于1315年恢复宋代型式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1130—1200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汉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1328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
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①来），绘画，并且写得一笔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汉字。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金王精通汉族文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后，汉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①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1370年；重印本，北京，1976年），76（不标明页或叶的数字一般表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1952年），第28—41页。 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②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③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到了14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14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 14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
②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73]（台北，1981年）。
③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特别是第169页以下。又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1978年11月），第99—116页。
①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3章。 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义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种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是平民阶层——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中央权力的瓦解关于14世纪中叶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
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布自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利，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封赏。
（4）秘密会社运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权力源泉，显示着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 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复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能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在明王朝崛起的历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约1330—1375年）。
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年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蛮部的第四代酋长；他们原住在河南东部边境的沈丘县。自从察罕帖木儿的曾祖父在13世纪初帮助蒙古人平定了河南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安全了。
虽然在元朝对中国居民的管理体系下他们被官方划分为中亚人（色目人），但乃蛮已高度蒙古化；到了第四代，这个家族看来已同时被蒙古和汉文化所同化。察罕帖木儿曾经赶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士（即最高的学位）及第。
他有时用汉姓李。在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开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应过试。
总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轻文的。当战乱蹂躏了华北平原而从14世纪40年代起它又从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邻近的河南的时候，他开始创建了一支保卫家乡的兵力。他接着镇压了红巾军，后来又试图在河南建立一个地区性根据地，其首府则设在安徽河南边境上的几个流动地点上，而在1358年和1359年竟然一度设在开封。他在1352年带了几百人的队伍第一次上战场，并打了一系列胜仗；那时，红巾军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横扫各府州县，事实上没有遇到政府正规军的抵抗。朝廷自然给察罕帖木儿又 当官又封爵，鼓励他扩编自己的军队，准许他主管全行剩他早期的胜利是靠与李思齐合作而获得的；李思齐是河南南部罗山县人，也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地方亡命之徒。这两个人是地区性军阀这种新现象的典型代表，即名义上支持朝廷的权力，但却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自己的根据地。
到了14世纪50年代之末，察罕帖木儿是奉蒙古人旗号的最有势力的地区性领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首脑（平章），其势力已扩及山西、山东和畿辅行省，甚至也远及陕西。他的被保护人李思齐以陕西为根据地也在西北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地位。阴谋和派系冲突使丞相脱脱于1355年1月被解职，虽然后来在高邮（今江苏北部）对张士诚（1321—1367年）叛军的征讨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丧失了它最后一位能文能武的领导成员。朝廷步履艰难地在恶毒的斗争中运用仅余的一点帝国的权力。察罕帖木儿在各行省都有对手，因为他们支持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区性领导权应该导致他去掌握朝廷的命运，如果他有这种野心的话。但是他厌恶宫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认为掌握他正在华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扩大的、兼有文武两方面功能的政府会更加安全。可是，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性军事领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份都妒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他最重要的敌人是蒙古的孛罗帖木儿（1365年死），即皇后的父亲和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他不想让察罕帖木儿享有该地区重要的剩余粮食。他斗争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儿，然后消灭扩廓帖木儿；这种活动左右了朝廷并使政府陷于瘫痪，一直到孛罗1365年死时为止。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忽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和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无意控制朝廷，也不想取代朝廷，即令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根据地，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1361年初投降了山东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他请他们再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节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
1362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都是省会济南以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迫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然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感到宽慰，察罕却在身后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们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他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他的孩提时期就扶养了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己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然他承受了双重文化遗产，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的理想的兴趣。1361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今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对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 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汉族身分认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受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势头。这就使得朝廷给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要胜利地完成用兵力扫荡山东的任务。他立即着手准备攻占叛军现已孤立的据点——益都；这个任务似乎是他的养父不急于完成的。在围困了这个城市几个月之后，他用穿地洞越城墙的办法拿下了它。有两百名叛乱领袖被送往京师行刑，但是，杀害察罕的两名变节将领田丰和王士诚则留待扩廓自行决定。他挖出了他们的心，以此祭奠了他养父的亡灵。从山东半岛一直到极西边的陕西这片华北地方现在是安全的了，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罗帖木儿继续在宫廷与一个想换掉太子的派系搞阴谋活动，即他们想换掉爱猷识里达腊王子，因为他不是孛罗之女——即皇后——所生之子，而是皇帝一个宠妃所生的儿子。孛罗还继续告发他的宿敌察罕的儿子扩廓。这就使得扩廓不可能超然于宫廷派系斗争之外。孛罗和扩廓两军交战的焦点是在争夺山西，1363年战局变得对扩廓有利，并把孛罗驱赶到京师，促使他本人在1364年控制了京师。爱猷识里达腊王子怕遭孛罗的毒手，因此逃走并把自己置于扩廓的保护之下。孛罗对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终于使消极的皇帝转变态度并下令把他刺杀。1365年8月当孛罗在去朝廷的路上，他被一 把斧子砍死，他的头后来被装在一个盒子内送往爱猷识里达腊，要他相信他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师了。扩廓把他护送回来，并在京师逗留了一段短暂时间。
他被封为河南王，然后奉命去清除长江流域的叛军。扩廓很可能留在朝廷并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汗几年前的表现一样，对宫廷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返回了河南，并作为华北的主宰而扩大了他的军政力量。
扩廓也受命指挥西北的某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别是李思齐，都对察罕的养子心怀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无需对他效忠。这就又引起了一场内战，这一次是在扩廓和四个陕西军人之间打的（除了李思齐以外，还有张良弼、脱烈伯和孔兴，后面三人都是孛罗原来的旧战友）。这就有效地阻止了扩廓去执行清除长江叛军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的。他在这时把军队向南开动，就会把他的河南根据地暴露在西北军阀的面前；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军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另外，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元末的一个大弱点：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是它的主要仆人，使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14世纪60年代之初起直到1375年他死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强大的、作战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军事领袖。
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人。他的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后20年为维护元王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等的复杂艰难。①元王朝其他的地区性领袖因中国中部普遍兴起的叛乱而与华北相隔绝，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地卷入宫廷政治中去。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不同的情况。
陈友定（约1330？—1368年）是一个孤儿，身躯高大结实，本为福建福州府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他于14世纪50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被①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章和《后记》。 迫从军。他被一个地方官员所征募，最初负责一个警察治安队的工作，如果是在平时，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是，南方红巾军进犯江西行省时他被征调去打仗，他再三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质，因此升赏极快；这在国家纷乱的时期是很常见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县里的小官员升为掌管一省的政务的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培养了一些学者，并想获得基础的学识，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儒家的绅士。
他具有独裁者的性格；他喜欢采取严厉措施，而且当下属坦诚地发表不同意见时他又以暴力行为来维护领导的地位。他有两种特出的品质，即在军事上确有能力和对元朝政权怀有强烈而坚定的忠诚。他的粗暴态度使许多伙伴离弃了他。当他在1368年被明军俘虏并解送去南京时，朱元璋这位新的明王朝的皇帝指责他杀害了衔命劝他投降的明军使节，但是朱元璋仍然准备赦免陈友定，给他以某种荣封；明太祖对勇敢的对手有好汉惜好汉之意。可是，陈友定对败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动摇，他向明朝皇帝大声嚷叫道：“国破家亡我可死，尚复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马上命令对他行刑，另外还处死了他一个自愿陪他来送死的儿子。
在邻近的广东省，何真（1322—1388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孤儿，但出身于一个能给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在培养亡命之徒的传统下造就出来的年轻人，他拥有同时使剑和用笔的资质，而且爱惹是生非；这个年轻人具有在乱世中谋求发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时期地在当地政府中供职，后来被撤了职。后来和许多别人一样，他也获准以私人身份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方自卫队。作为这支私人部队的领袖，他从土匪手中收复了州城。现在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以官职。他继续建立了州城的防御部队，并因领导他们打仗而在州署内赢得了更高的职位。1363年，他全权指挥全行省的军队从沿海的海盗手中收复了广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为左丞，1366年又升为行省官署的首脑，这时他的军事力量已能使他对该行省机关发号施令。因此，他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地方私人防御领袖中是唯一从那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区性领袖的人。
1368年夏当明军到来时，这个前此一直是毫不退缩地镇压土匪和攻打叛乱分子的人轻轻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晋谒朱元璋；这位新皇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1387年65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号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1382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的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14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1388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朱元璋于1355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纳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1368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县一级地方诸领袖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14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的论述可以引用14世纪的史料予以生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 14世纪40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1366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很有分量的信息，它说：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①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②之倔强者。”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①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1330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其他数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年）便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①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页。
②《辍耕录·忠烈》[501]，第14页；《元史》[490]，193，第4388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①《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②《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页，明玉珍传；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页。钱谦益系此事于1352年或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了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无足轻重，但手下有1000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的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事例，说他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军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荆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
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抗拒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理于众口的行为。1735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平凡的一生：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②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 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6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性。
盗匪
1353年。
①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第3717页。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1319—1374年）。张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
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常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不缴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26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收的 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年当张士诚32岁的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扬州以北25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 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
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11月24日包围了高邮。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年1月7日，一道签署日期为12月24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 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交了好运。1355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 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注意力转向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而且直到此时为止又相对地平静一些。张士诚对此颇费踌躇。苏北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历史，他对南方地区这个被称为吴的地方无亲切感。可是，他在1355年底派了他最能干的弟弟张士德带兵渡过了长江，让他在南岸试探发展的可能性。7月11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时在其西边100英里处的太平渡过了长江，后来他又想攻占南京。张士德在1356年2月攻下了他的第一个大城市常熟，3月份又拿下了苏州。张士诚于4月13日从高邮抵达苏州，搬进一个大的佛教寺庙内，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临时的王宫。苏州此后11年内就成了他的老家。
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战斗部队都移到了长江南岸。在张士德的强有力的和干练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攻占了常州以东的一些州府，并南进到浙江北部。张士德甚至在1356年夏末攻进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张士诚的大周王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权。他的重要敌对势力一为朱元 璋的新的强大的叛乱基地，即北方红巾军势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区的南京（朱元璋已于1356年4月中旬最后拿下了此地），一为元政权在华东中部留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即省会杭州。在长江以北，张士诚还与察罕帖木儿的领土搭界，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威胁最具危险性。
1357年夏，当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军交锋争夺一个江防战略要点（苏州之①北，常熟县内的福山港）时，张士德被俘，并被解到了南京。朱元璋想利用这个俘虏做一笔交易，即劝张士诚投降或者合作。张士德给他的兄长秘密写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决不与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顺他，但是如果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宁可投降元王朝。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死，倔强地藐视俘虏他的人。
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士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最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一 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了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士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在张士诚驻扎在高邮的时候，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张士诚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1357年末在条件经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盛县级任官，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15％的粮米。
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东南受战乱之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苏州、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张士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士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状况还要好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
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因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①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页引用了钱谦益关于此事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他合法地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可是事实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中号称受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却使得他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在现时要具体分析他的失败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家今天仍必须依靠17世纪历史学家们所汇集的极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来进行工作。①说到张士诚的最后一段历史，正像人们许久以来期望的那样，他在1363年秋天又一次背弃元政府了。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并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是他自1358年以来在各种情况下早已占有了的。那一 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发动攻势扩大长江以北的地盘，攻击了朱元璋在安徽的侧翼，而朱元璋此时正忙于与长江中游陈友谅（1320—1363年）的红巾军王国作战。
可是到了1363年底，朱元璋已经战胜了陈友谅，能腾出力量来注意东方战线了。他摆出挑战的架势，也就是说，到了1364年的新年他自己要称制为①吴王。他跟张士诚搞了几乎两年摩擦，但双方都没有发动大战。后来，在 1365年末，朱元璋发动了攻势，以求最后解决张士诚的问题。张士诚的地盘，一府又一府地失陷给了朱元璋的侵略军之手。苏州本身被围，并在 1366年 12月27日缩紧了包围。它的防御在1367年10月1日最后被摧毁；它的陷落成了饥饿无告的人民——他们被困在最近加以重修而坚不可拔的城墙内（这时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经历的恐怖的典型事例。到了最后，张士诚的一群妻妾都忠贞不二地爬进装满可燃物的塔内由其嫡妻点火焚烧，然后这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张士诚也自缢于宫内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来，后又被明军把他救活了。他立即被装进囚笼内用车送往南京，几天以后在囚室内自缢身死，时年46岁。
张士诚为什么失败？在张士德死后，他的将军们除一、二人以外，都变得不那么有冲劲了，军队中的纪律和元军一样也松弛了。据当时传说，张士诚的将帅们奉命上战场时都会装病，然后要求财物赏赐，才接受打仗的命令。
不论什么时候战事一不顺手，他们就会放弃阵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打了败仗而受到惩处。他的政府在开始时很严厉和依法办事，后来懈怠下来了。行政事务由他的幼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掌管，他们两人的不负责任、贪婪和弄虚作假的作风毁掉了军队的士气和政府的法纪。
他们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们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他没有真能效命以帮助他变成中国皇帝的顾问集团，也没有由密谋者和计划者组成的核心内阁来推动他的政府机器。而最重要的是，张士诚自己没有了进取心。他从一个热情的、活跃的、火气很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40岁就悠闲自在地寻欢作乐的人，希望别人替他维持日常政务。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敌——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一 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并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①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12章为第1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①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页。 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关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①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黄岩县的人。他的家庭是当地的船户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资财，但是方国珍却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气势威武，是好斗者的天然领袖。他和他的家庭无疑地深深卷进了非法的沿海贸易，或许也卷入了海盗活动中。有个著名人士曾经指控——也许并非事实——他与臭名昭著的海盗相勾结，他就杀了这个人，这样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了叛乱中去。既然犯有杀人罪，他在1348年就和他的一个兄长、两个弟弟及邻村几个同伙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于近海岛屿之间这个长期为海盗喜欢出没的地方。方国珍开始组建了一个海盗团伙，他们靠劫掠沿海城镇为生。
方国珍做海盗很得手，但他有时受元军的压迫，有时又被以宽大条件诱降；方国珍在1349年和1353年都一再投降过，1356年又投降过一次。元朝廷特别急于要他帮助把粮食从海路运到大都来。当他在1356年最后一次投降时，他被授予海道漕运万户之职，他的兄弟们也封赏有差。据说那时他的舰队有各类船只一千余艘；他用这支舰队摧毁了政府的水军，使自己称霸于海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个沿海的府，即庆元（今浙江处州）、台州和温州，以及今浙江从宁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带。此外，他还事实上占有了杭州湾岸上宁波和绍兴的大部分地方。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蚕食浙江政府所辖的地面。到了14世纪50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年末决定投降元朝，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是，方国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的利益。
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运用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是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 在1360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①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卷（上海，1932年）。 量。方国珍于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 14世纪50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赏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在南京，直到1374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术，改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挥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秘密教派运动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世纪30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 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用武力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发展。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
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部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织上的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不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 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军标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而重要的运动。
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是14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者。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 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创立了红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久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①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一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的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年。在这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②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从1340年起，淮河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③部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个地区更形动荡不安。
1351年，从贫苦农民中征发民工15万人从事一项大工程，即使黄河改道并重开大运河；这两条河流在山东西部相交叉。（这是水利专家、将军和总督贾鲁在工程上的伟大胜利。）韩山童很久以来就是栾城（今河北东北）秘密教派的领袖。他的祖父被认为是白莲教一个秘密教派的领袖，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被流放到河北省的南端。经历了两代人之后，我们看到他的孙子在那里成了红巾军的卓越领袖，据推测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白莲教世家与性质相同而更偏重政治的彭莹玉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了。韩山童已经有一个政治顾问刘福通；此人后来变成了北翼红巾军叛乱的推动力量。刘福通密谋在黄河工地上的那些胸怀不满和备受折磨的大队民工中招收追随者。他干得很成功。从1351年起可以明显地看出红巾军活动呈爆炸性蔓延之势。韩山童被捕并被处死，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被称为“小明王”的幼子（又被认为宋朝皇帝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监护下逃脱了。作为这次叛乱的傀儡领袖的保护人，刘福通在今安徽西部的颍州（与河南交界）建立了“首都”，把这里称为红巾军叛乱政府的中心。
南翼红巾军，1351—1363年
就在1351年的夏天，彭莹玉或者他的主要军事追随者邹普胜为新的红巾军叛乱找到了一位傀儡领袖，这个人是个自命不凡的布贩子，他有英雄般的身材和气质，但确实缺乏做领袖的其他品质；此人名徐寿辉。在1348年底到 1352年末的几份关于彭莹玉被捕和被处死的报告中，有一份说他在1358年①被陈友谅所杀死（详下）。所有这些叙述不可能依据当前可资利用的材料予以证实。很难相信他不是拥立徐寿辉为天完帝的权威人物，但是，事实不十 ①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I（1977年7月），第25—28页。
②关于这些教义的内容，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载《中国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③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8、86页以下。
①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杭州，1983年），第28页。 分了了。
9月份，邹普胜领导的叛乱分子攻下了湖北南部的蕲水县城，把它定为红巾军王朝——国号天完——的首都，而以那个相貌威武的布贩子做它的皇帝。他们设计了一套新的正朔历法，年号为治平。这个新的叛乱向南方扩张，曾经在1352年一度攻下汉阳及其邻近的汉口和武昌城，但后来被逐出。邹普胜作为叛军军事领袖的地位在1355年被野心大得多的元帅倪文俊所取代；倪文俊在1356年初克复了汉阳，随即把叛军的都城移来此地。这个江汉之交的基地是战略重镇，天完王朝的领土从这里迅速地扩张开来。1357年末，倪文俊密谋杀害徐寿辉，想取代他的地位，但没有成功；结果是，他被整个南方红巾叛军的一个新的军事领袖陈友谅所杀害和取代。在陈友谅的坚强领导下，他们的土地向东扩展到了安徽和江西，向西北进展到了汉水流域。另一 名将领明玉珍率叛军进入四川，沿三峡而上一路征战，攻占了重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明玉珍占有了整个四川。
和倪文俊一样，陈友谅也不愿意留在像徐寿辉这样一个无用的傀儡下实际掌权。1360年，他成功刺杀了徐寿辉并取得了他的帝位。他重新把南方红巾军王朝改为汉王朝，年号为大义。他接着立即对南京发动进攻，但受到遏制，旋即折回他的武昌首都——这里与徐寿辉原在汉阳的首都隔江相望。（今天，汉阳、汉口和武昌形成了大武汉三镇）。
在没有悲悯心和永不满足的优秀领导人陈友谅的领导之下，南方红巾军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权力。陈友谅无情地向下游扩张，迫近了朱元璋也在发展中的较小的根据地南京，他最后在1360年向朱元璋挑战了。第二年他被打败并被赶出了他的江西根据地，他在1360年又作了最后一 次努力。陈友谅调动他由战船组成的庞大的无敌舰队和庞大的陆军，浩浩荡荡开进南昌附近的鄱阳湖，即该湖最南端的正西处。朱元璋从南京带来了他的大部分水军和陆军，经过一个漫长夏天的交战，陈友谅有点意外地被打败了，而且在战斗中被杀死，留下了一个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和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朱元璋此时名义上还属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王朝这支北翼红巾军的领导；自从刘福通被俘和被处死以后“小明王”即在他的监护之下。朱元璋控制了整个长江水域，从湖北宜昌以西的三峡起直到南京和苏州半道上的常州为止。南翼红巾军已经被消灭了。①四川明玉珍的夏国，1357—1371年明玉珍已在1357年举着南方红巾军的旗帜进入四川，并从无能的蒙古防军和北翼红巾军残余土匪手中征服了这个富饶而半隔绝的地区。他仍然忠于徐寿辉，拒不承认篡夺者陈友谅。他宣布四川为独立的红巾军王国，国号夏，但受一个有学问者的儒家士大夫刘禛的强烈影响；后者有几年左右了他的政治建制，让它古怪地采用一套古代制度。夏国的历史被人们研究得不多；它的指导精神似乎仍是以佛教为主。明玉珍一直统治到1366年他病死于35岁的时候。他很小心翼翼地治理他的国家，聘用了一些学者给他服务，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戴。但是，他没有能够搞出一套推行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他曾经想征服云南的蒙古领主们，但因人员不足和计划不善而失败。他死后由他的九岁儿子明昇继位。这个政权于是失去了强有力而统一的领导的外貌，被①见爱德华·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内陆水军大战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47]，载《中国的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页，以及本卷第2章。 动地苟延残喘，直到1371年它很快地向侵入的明军投降为止。
北翼红巾军叛乱，1351—1367年
关于红巾军的活动，现在必须转而叙述颍州的韩林儿和刘福通在 1351年的情况了。和南翼红巾军相比，北翼红巾军运动保留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对它的傀儡皇帝有更多名义上的依附关系。韩林儿在1355年3月16日于亳州（今安徽西部的亳县）登极为复辟了的宋王朝的皇帝，改元为龙凤。
他的北翼叛乱对它的随从的控制也比南翼更有保证。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该运动的主心骨刘福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保留控制达八年之久，彭莹玉则早已在南方的舞台上消失。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的儿童皇帝一直生活到1367年；它宣布自己为复辟的宋王朝也在老百姓心目中取得了某种合法性和信任感，也使人们感到它是反元运动的重心。南方的红巾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所提出的主张都比较模糊，同时，对徐寿辉连续预谋的和最后得逞的刺杀所引起的愤世嫉俗情绪导致了变节行为和派系斗争，并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刘福通没有成为成功的独裁者，他不能给北方红巾军搞一个严密的组织上的大联合。反之，他只能依附于韩林儿有权取得的多种称号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韩林儿号称宋王朝的继承者、白莲教的第 14代领袖、红巾军皇帝以及“小明王”，即不久将再世的弥勒佛的先驱——这弥勒佛乃是强大的佛教和明教民间宗教诸因素的化身。刘福通没有施加强有力的军事控制，只是短暂地取得过军事胜利。1358年6月11日他带兵攻占了开封。从公元960年直到它在1126年陷落到女真人手中为止，这个城市一直是北宋王朝的京师；韩林儿自称是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个皇帝的第10世孙。在胜利以后接着的热情澎湃的支持下，他能够命令忠于他的将领们攻下安徽和山东的重要目标，并在毛贵指挥下进迫大都。但是在1359年9月10日，察罕帖木儿在河南发动反击，夺回了开封。刘福通和他的宋朝廷最初被赶回他们原来的旧首都，即亳州的一个边远而不重要的县城，继而又迁往安丰（二者都在今安徽西部）。他们留在安丰，一直到张士诚于1363年派军攻打安丰时为止。
因此，刘福通从北方红巾军一个中部首都所领导的军事扩张活动，到了1359年就或多或少地近于结束阶段。自此以后，尽管叛乱分子们仍然广泛地承认韩林儿的政权，但军事和政治领导已出现裂痕，并且从未再有效地统一 过。重要领袖们和山头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彼此攻战不已，并且遍布于整个淮河流域的许多地方，直到14世纪50年代的后期为止；例如1352年以前有芝麻李活动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从1356年到1359年有河南西北部和陕西的山头，直到察罕帖木儿把那里的红巾军赶入四川时止；1357年到1362年有山东的益都的山头；在从1358年到1362年间毛贵进军大都失败之后有察哈尔和满州的山头。总而言之，他们在14世纪50年代初创立了一条从山东向西南直到安徽-河南边境的战线，把华北和长江隔开。有时候他们也向这条战线以北扩张，最后在1358年和1362年之间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遏制。从那时以后，对于历史来说，特别是对于明王朝的出现来说，重要的发展是在这个地区里的红巾军政权瓦解了，其势向南发展到长江下游而从1356年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半自治政权兴起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转而叙述朱元璋的生平。 朱元璋的生平，1328—1367年他的权力的兴起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 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在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县（今安徽中部凤阳县，在重要的铁路交叉线和工业城市蚌埠的正东南）的钟离村，他的幼年非常困苦。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拖欠税款者，在淮河流域到处躲债，想方设法找一个地方做佃户，以便在这块干旱和时疫肆虐的土地上过仅能餬口的生活。他在他父母的四子二女中是大难不死的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以外，其余孩子都因家庭无力抚养而已送人扶养或嫁出。到了14世纪30年代淮河地区已经变成了红巾军叛乱的摇篮，它的弥赛亚式的教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遭受痛苦折磨的人们的支持。人们相信，在这个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会发生转变，重新出现明教的光明，而弥勒佛会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年轻的朱元璋的外祖父——一个算命先生和在13世纪70年代反抗过蒙古最后征服阶段的汉人军队的老战士——给这个童子的耳朵里灌满了魔法事件和高度冒险的种种奇妙故事。这些就是朱元璋幼年成长时期的环境。
1344年当朱元璋16岁的时候，在5月份和 6月份的三个星期内，时疫并伴随着夏季的蝗虫和旱灾夺去了他家大部分成员——他的父亲、母亲和还生活在家里的已婚的长兄——的生命。他的长嫂及其幼子和另一分居的已婚哥哥是除他以外仅有的幸存者。苟活下来的人因太穷而不能很好地埋葬已逝的亲人，更不用说去扶养朱元璋了。10月末，他因此被送入了附近的一个佛教寺院做小行童，当杂差，以实践他在幼儿生病时他父亲许下的愿。与此同时他已长大成人，变成了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其显著特点是脸面有皱纹而痘点斑斑，颚部突出，这副奇异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而且看起来预示将来有不凡的品质。他无疑地具有这些品质，可是他兴起于赤贫而无文化的农民之家，而后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新兴伟大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个故事就有些像虚构小说那样的不真实。
①
几个星期以后，即1344年12月，皇觉寺（当时可能叫玉觉寺）的僧徒们被迫把所有小行童放出去行乞。据我们所知，朱元璋在1345到1347年在淮河地区做游方和尚游荡了三年，也可能他因此熟悉某些军事生活，并且一 个时期当过兵——可能是在蒙古军队中当兵。除此之外，可以肯定他很了解叛乱的内幕和对叛乱镇压的情况。在1347年或1348年他回到了寺内，在那里大约从20岁呆到24岁。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
到了1352年，叛乱在淮河中游到处爆发，它们采取了许多形式，当然多数是红巾军运动。在钟离村以西与之紧邻的濠州县城在1352年2月16日被一股红巾军徒众所攻占。叛乱领袖郭子兴（1355年死）是一个算命先生与一 个富人的盲女儿所生的儿子；这个家庭据说很善于积财。郭子兴被认为是一 ①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26页。 个勇敢和能干的战士，但脾气不好，跟别人合不来。他相信弥勒佛教义，所以他深信那个乱世预示着要有一个大变动。为了应付大变动的到来，他花钱大方，广交朋友，以便约集志同道合的人和忠诚的战士。郭子兴和他的四个伙伴自称元帅，率众攻打了濠州。郭子兴可能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别人马上成了挑战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
元当局并不想立即收复濠州。相反地，他们派出无纪律的部队四出骚扰无辜乡民，焚烧寺庙，把抓来的老百姓指认为红巾军，以便邀功请赏。朱元璋所在的那个农村寺庙正处在战火纷飞的地带；1352年2月它不知被哪一边的士兵放了火，并被劫掠一空。朱元璋和其他和尚及行童均四散逃逸，但后来又回到了这些被毁的建筑物内，因为没有地方可去。他后来在写到这段经历时说，他好多次收到叛军内朋友们的信息，警告他有危险，并劝他参加叛军。4月15日，这个年在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和尚来到了濠州城门附近，要求加入郭子兴的部队。这是他一生命运中意外的转折点。他马上变成了一个受宠遇的徒众、受信任的帮手、弁目（亲兵）和郭子兴家中的一名成员。郭子兴有二妻，年长者有与朱元璋年岁相当的两个儿子。年轻些的妻子劝郭子兴把这个年青有为的人和他们郭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以招他为他们的养女之婿。这名年轻的女人当时有19岁，是一位马姓密友的女儿；马某临死之前不久把他唯一的孩子托付给了郭子兴照管。她就是后来的马皇后。
朱元璋和郭子兴这位年轻一些的妻子的关系后来显得很重要；在朱元璋和郭子兴的儿子们有纷争时她最后站在了他一边，他也把她的女儿纳为妾。
1352年和1353年，朝廷派出的元军企图肃清被叛军占领的淮河地区的中部和东部。将近1352年底他们把芝麻李从他在江苏北部徐州的根据地赶走，而到了1353年初他的两名将军投奔濠州避难，使这个小城市本来已经很紧张的资源更形拮据。他们自己称“王”，盛气凌人地要高踞于郭子兴及其伙伴元帅们之上。派系斗争发展了。郭子兴支持了其中的一人，另一人便把他拘禁了起来。从远征战场上回来的朱元璋发现了这个情况。他随身带了郭子兴那位年轻妻子及其孩子们亲赴另一派领袖的营寨内，终于找到了挽救的办法，救了郭子兴一命。
从1352年冬末起直至1353年6月，濠州被从徐州派来的元军所包围。
元军野战指挥官（中书左丞）、水利专家贾鲁（他在1351年曾领导治河工程）之死，使濠州解了围，因而挽救了这块根据地。后来，朱元璋离开了军中回 到他的村里，他在家乡招募了700余人的部队，由24名他往日的朋友和童年的伙伴——包括他将来的幕僚长徐达（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在内——带领。
这个军事领导集团在以后20年中形成了他私人随从的核心。在往后的几个月中他继续参与范围广泛的出击和野战指挥活动，学习为将之道，并形成了他自己的战术意识。1353年秋，郭子兴给了他一个单独的任命，许他脱离濠州日益紧迫的派系斗争。这是独立活动的事业的起点；他的官衔是镇抚。
在接着而来的战斗中，他最初拔掉了南边的定远县城。他甚至更向南前进，沿途收容了大量败兵和逃兵，并赢得了几次重要战斗。到了年底，他占领了滁州（在安徽和江苏边界附近）及长江北岸上的附近各县。他在滁州滞留了整个1354年一年，并一直呆到1355年上半年。这里成了他的大营根据地，他在此建立了忠于自己的军队，据说其数已达3万人，并且开始凑集了一个地方管理班子。李善长（1314—1390年）是他的第一位顾问，他原是乡村中的精英人物，业儒，他于1354年投奔朱元璋，并开始以历史教训来影响 这位热心向学的青年学子。李善长被他任为掌幕府书记。
在1355年的最初几个月他胜利地保卫了被元军围攻的和阳（或和州，在长江北岸，今和县）之后，开始注视着富庶的长江南岸了。最重要的是他看中了大城市南京——当时称为集庆，此地控制着长江下游地区。1355年初郭子兴已死于和阳。郭子兴的儿子们认为自己是他们父亲的后嗣和继承人；红巾军宋帝韩林儿授予郭子兴年长的儿子和郭子兴的一位旧军官张天佑——即郭之妇弟——以高级职位，而任命朱元璋为他们的副手。但是，朱元璋下面又围绕着24名伙伴，还另外有一些从其他叛乱中跑来归顺他的重要军事领袖；这是靠朱元璋的个人威信而不是靠红巾军的旗帜把他们团结到他周围来的。在这些新归附的人中有常遇春，他在后来的岁月中是朱元璋军中最进取有为的将军，被信任的程度仅次于徐达。另外自动来投奔朱元璋的有沿安徽内陆水道的舟师头目廖永安和俞通海。他们用小舟和驳船组成的船队给了朱元璋以渡过长江的手段，使他能用水师和陆军在广阔的前线作战。
1355年7月10日预期已久的渡江行动开始了。接着在8月中旬首攻南京。初战未得手，但朱元璋的军队逗留在南京未去，荡平了周围地区一些小城镇。10月末第二次攻打南京，郭子兴的在世的年长儿子和张天佑被杀，这样就去掉了朱元璋的两位顶头上司。整个指挥权此时就由他一人掌握了。
明王朝的建立
1356年4月10日，经过多次接战之后朱元璋终于拿下了南京，马上把它定为新的首都，并立即给它改名为应天。就在那同一个星期之内，张士诚也渡过了长江，把苏州定为他的首都。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倪文俊拥立徐寿辉为南翼红巾军的皇帝，国号天完，其新首都定在长江岸上的汉阳。攻下南京后的下一个月，韩林儿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省平章，郭子兴仅存之子则当了他的副手。郭子兴的这个儿子谋叛被发觉，因而被处死。朱元璋现在成了以长江为根据地的北方红巾军中无人敢与争锋的领袖，也是整个北方叛乱军中那位傀儡皇帝的守护人。他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成为佼佼者了。
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时期，人们还可能看出朱元璋会由一个民间教派的叛乱领袖变成一位企求传统合法性的政治运动的领袖。现代历史学家已充分地①讨论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在这里再多费笔墨。可是，简单考察一下这个转变过程的某些方面是有用的。
人们已注意到，朱元璋在1354年得到李善长做他的第一位文人助手。这时他已踏上攻占滁州的征途，因此摆脱了濠州那帮无能的红巾军领袖间的令人难受的争吵。换句话说，朱元璋已自奔前程去了。李善长出身于定远——朱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个打下的县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长最多不过是起码的传统学者-精英人物。他这个人没有多少学识造诣，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却①王祟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537]，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57—71页；吴晗：《朱元璋传》[587]，第4和第5章；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年），第1—78页；达迪斯·《弥赛亚式叛乱的转变和明王朝的建立》[135]，载《亚洲研究杂志》，29，3（1970年），第539—558页；达迪斯：《儒教和专制制度：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83年）；本书德雷尔和小郎洛瓦分别执笔的第2和第3章。 与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显的不同。他能够与朱元璋谈论历史和礼仪——这是中国人讲治平之术的两大支柱；他够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领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这两方面所必需的机构。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 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为中书左丞相。
李善长是从此以后被积极召募的这个日益扩大的文官集团中的第一个人。在每次攻下一个行政城镇时，当地的文人不管是在敌人那里服务的或是过隐居生活的，都被召来接见并常常给予官职。比如，1355年在太平当朱元璋初渡长江和得到杰出的陶安的帮助时，这个办法就付诸实行了。在攻下南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县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别是朱元璋对那些曾服务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阶层中他的“级阶敌人”都采取明显的概不歧视的态度。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
他的出身确实是“被压迫群众”中最贫苦的阶层。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了，因此他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们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纪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为榜样（汉高祖的出身虽然不像朱元璋那样低下，但他可以成为很近似的榜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圣明之君。朱元璋在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标准的圣明之君，这表明他非常勤奋好学，颇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团顾问们真心实意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这显示了他们是信奉开放社会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时的历史学家们指责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阶级出身，因为他背弃了促使他发迹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妨碍把叛乱变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教义的改变进行得很小心谨慎，因为他认识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军人随从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区的民众中间是有份量的。可是，他渐渐地能够搞起妥协折衷来了。
到了他实际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他能够公然斥责红巾军的思想意识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异端。然而，直到他临死他都一直骄傲地谈及和写到他来自充满天灾人祸的淮河地区而作为贫农儿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对只知道过精英阶层那种悠闲自在生活的人表现了越来越多的蔑视，甚至还表示愤慨。可是，从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时为止的这些年中，他表现为一个孜孜不倦和心胸开朗的好学之士，不断地开拓着他的视野。
那个时期的军事方面的历史将在下一章详加描述。保证他的早期国家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军事任务左右了那些年的岁月。朱元璋建立了开创一个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这一章结束时将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步骤。
据认为，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①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传说受到了挑战。人们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所添枝加叶的结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以显示天命的正确作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从原则上说来，天命应该归于那个最能体现以同情心治国这种理想的争夺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无疑地被后来的说教夸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①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特别应看王氏在第30—31、38、44—45和53—54页的评注。 顾问们，从1354年的李善长和1355年的陶安起，经常给他讲授这种道理。
这可能在促使他重视安置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起过某些作用。特别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尽力创造一个未来的贤明统治者的形象：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惩罚他自己军队中的掠夺者；以及和奖赏自己队伍中的追随者一样，也嘉奖为元王朝忠诚无私地效劳的人员。不管准确与否，他能够以这样的形象同蒙古官员们，同他的大部分对手的放纵恣肆行为，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不关心人民疾苦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为他的敌人服务过的人所表现的忠诚的优秀品质。
他从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战，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个时代应该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当敌人的军事领袖因抵抗他的部队而殉职时，或者当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顺从他时，他对这些人都葬之以礼，甚至往往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①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问题，因为他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时间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专心致志于对他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的即将到来的最后战役作准备。2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不顾他的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者-顾问刘基（1311—1375年）的严厉劝告，他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自（由徐达去打头阵）带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迁往滁州：现在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哥儿们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1367年1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①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第65—102页，以及《明太祖的兴起：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第679—715页。 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整个地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创建南京（1356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
1356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①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时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1356年到1359年之间所建五 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在今安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 1361年实际发生的那样。①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 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 1358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
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1362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袖中的佼佼者，因为他很认真地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政府。每当他访问他迅速前进的军队所占领的新地区时，他经常和社区领袖及乡村父老们讲话以消除疑虑，派代表叫他们恢复和平生活和生计，同时他作为贫农的儿子能懂得他们的需要，所以允诺要实现一个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①罗梅因·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旧金山，1975年），第38页。
①虽然学者们在继续争论这一点，1361年是个准确无误的时间，潘柽章已在《国史考异》[414]（1，5）中予以指出，这一点尚未被人废弃，又可参照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46页。 任命从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员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过来的康茂才去他认为应该升格的江南行中书省中的一个机构任职；这个官署就是都水营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时嘱咐康茂才道：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①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顾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确是个争论之点：像这样的事情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无论如何，他在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实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年他新设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度。1362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江南行湿—事实上是14世纪50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
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题，同时指示——而非领导——进一 步开展战役，扩充地盘。他积极地征聘——人们也可说是讨好——许多杰出的学者，这里在当时因人才济济而出名。他礼贤下士，宴请他们来他的大本营，向他们询问怎样获致儒家著作的引导等严肃的问题，同时严肃地（又是公开地）警告将领们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抢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学者终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应邀到南京就职。《本纪》上写道：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①朱标，朱元璋未来帝位的未来太子，时年八岁。虽然没有活到当上皇帝的年岁，这一事件却预示着具有儒家治国论特殊传统的金华学者群同明国家之间将要发展起来的重要关系。②在他在 1363年夏秋之间于江西鄱阳湖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打败了陈友谅③之后，朱元璋于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号，改组了他的政府。他自称吴王，这与位于长江下游苏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强劲对手的张士诚同一称号；张士诚①引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54页。
①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第42页。
②见本卷第3章的《引言》和《强化监视和恐怖的年代》。
③详见本卷第2章的《明-汉之战》。 是在前一年10月自称吴王的。可是，朱元璋仍旧用他的名义上的君主韩林儿的龙凤的年号，虽然这位可怜的人物已在他掌握之中，在南京的长江对岸的滁州受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王国的首脑，尽管他要在名义上继续奉戴北方红巾军运动，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实的官署机构，对它们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国、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职责俨然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尚书和都指挥使。
官衔和官阶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现行形式而以右为尚（右相国、参知政事李善长品位高于左相国、大将军徐达），仿蒙古体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响亮声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员们表态，告诫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元朝失败的原因。他这样说道：“礼法乃维系国①家之纪纲……今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因此，在这时朱元璋的心中很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它无疑地比他此时刚建立的行省那样大小的吴王国有更远大的要求和抱负。除此以外，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国的正式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以建立一种他与他的老战友及还在继续投奔他的文武领袖们之间的新型的、失去了个人色彩的正常关系。他们现在都已各有明确的岗位，各人有规定的职责、义务和特权。他们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
在完成一个更有组织而又迅速扩充起来的政府结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朱元璋的吴王国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区的行省一级政府（按元代的用语即“行中书时）：江浙，1366年重新组建，取代了他从前的江南行中书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设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设；湖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1364年设，并入了长江中游陈友谅的汉国；以及以庐州（今安徽合肥）为行政中心的江淮临时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1366年5月收复了红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国家的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弃了。
1358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儒生朱升，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给了他三句精练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①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地地区，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
大约在1366—1367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吴的历法了。
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10月1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
①关于达迪斯对这些问题和朱元璋其他治国论的讨论，见他的《儒学和专制主义》[133]，特别是第196页以下。
①《明史》[41]，第3929页。 在1366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因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年12月颁行，第二部新的历法——这一次叫大明历——也在1368年1月20日开始的年关时节公布。1月12日，经过三次礼仪上的谦让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请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虑了传统的方式，使之合乎历史悠久的法统标准。
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年的统治的政治特点将详见下面各章，我们可以见到它们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 第2章 明代的军事起源引言明王朝的建立是14世纪50年代反元农民叛乱的结果。叛乱本身是汉人长期不满蒙古人统治这一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这种不满在精英阶层方面表现为拒绝给政府服务，在人民群众方面表现为搞秘密的教派活动。叛乱的触发之机则是元政府没有能应付好14世纪40年代范围广泛的大饥荒。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令人不解的是元朝统治精英阶层却已经大大地适应了土著汉人的政治传统。
叛乱迎来了一个政治动荡不定的时期，其最终结果可能使中国分裂，而不是重新统一起来。叛乱在最初阶段只摧毁了元王朝的基础，而不能建立一 个稳定的后继政权。那些临时纠集起来的民兵在摧毁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游原来叛乱运动的主力之后又荡平了主要的残余势力，但它们大部分在 1353年以后变成了地区性军人政权的核心。朱元璋这位未来的明王朝开国者，在1363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利用他取得的胜利，征服了长江中、下游并逐步加强了他的控制，在1367年夺取苏州之后便完成了这个过程。后来，明军迅速地征服了中国本部的其他部分。四川于1371年归顺。1372年明军大败于蒙古人之手，从而标志着明军向长城以北迅速扩张的局面被遏制下来。1382年之征服西南标志着明朝加强军事活动的结束。 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我们在第1章已经叙述了中央集权的元政府的垮台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叙述了地域化政治权力的分裂割据形势；还叙述了广泛出现的叛乱运动。在局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元政府试图恢复它的权力和在全中国的社会中恢复秩序，因而使得它的政策特别具有军事性质，并且其政策取决于在大都（即今北京所在地）的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
自1340年起，掌握元朝中央政府的丞相是蒙古族的蔑尔吉■氏的脱脱；他之能掌权是得力于元帝妥懽贴睦尔（1333—1370年在位）支持发动的一次政变。从文化上说，脱脱在儒家关于国家的概念同传统的蒙古价值的斗争中是支持儒家观念的。在那个时期儒家治国论的背景下，脱脱主张，国家应该雷厉风行地“利民富国”。作为丞相，他很想实现修复和延长大运河的计划，以期确保京师大都能得到长江三角洲剩余粮食的供应，其运输方式或者是从大运河运来，或者是从海路运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成功，并且随后又发生社会混乱和天灾，这就使得脱脱政权遭到那些对这个计划持另一种儒家反对观点的人的激烈批评。面对着这种反对意见，脱脱于1344年6月挂冠了。
1344年夏黄河开始改道：它冲决了山东西部和西北地区的堤防，最后在半岛的北部出现了一条入海的新河道。从前，黄河是与淮河汇合的。1344年改道之后，旱灾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的淮河流域不断肆虐，而在受灾地区的北边又大水成灾，使大运河不能通航。
旱灾肆虐的地区就是人民反抗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在12世纪20年代曾被金兵蹂躏。一个世纪以后它经历了蒙古大军的征服，因此这里从13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当忽必烈汗最后完成征服中国时所采用的较温和的统治方式中得到的好处不多。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镇压李璮叛乱的时候，这里又受到了惨酷的兵祸。当汉人文化精英愤愤不平而吏胥和士兵又与蒙古人沆瀣一气的时候，农民群众要表示他们对蒙古统治的不满就只有用传统的当盗匪和搞秘密社会活动的方式了，这就是按异端宗教教义组织起来，而这时这种教义里面又掺杂了兴复宋朝的颠覆性的内容。
1344年脱脱的辞职是群众对于他的建设大运河计划的反抗所促成的，但是，其后的别儿怯不花所控制的保守政权却对于往后年代中的水旱之灾和饥馑并无肆应之方。在1348年，一个更直接的危机吸引了朝廷的注意。由于大运河已被弃置和不能使用，京师所仰赖的长江三角洲的粮食是靠海路运来。
1329年的粮食运量曾达到330万担，1342年则下降到260万担，后来的几年甚至更少。蒙古人的水军战斗总是依靠被征服的和结成联盟的各族人民。1348年方国珍在浙江起事（见第1章）。方国珍用他的海盗船队阻截大部分漕运，打败了所有政府对他的讨伐队。别儿怯不花政府试图给他以影响，允许他名义上“投降”，给他以官衔，但方国珍仍然保留着对他的舰队、对他在舟山群岛上近海基地的控制以及阻截漕运的主动权。
对别儿怯不花的领导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批判以后，脱脱于1349年8月又掌了权，这一次又得到了皇帝妥懽贴睦尔的积极支持。政府对待方国珍的态度暂时还没有改变，虽然脱脱是利用这个问题把别儿怯不花弄下台去的。可是，脱脱的基本政策是绕过方国珍问题而重新恢复和完成大运河的改 建计划。时局现在不很顺当，因为淮河地区从1344年起就灾祸频仍，但是显然必须有所作为；而且甚至保守的反对派现在也赞成重建大运河了。
在1351年4月，脱脱最后认为自己够强大了，能够宣布他自己的更全面的计划来完成这个任务。自此以后直到12月，从淮河地区征调了2万名军队和15万名平民来筑堤和挖泥，工程的指导者是杰出的水利专家贾鲁。这一次他们的努力成功了：黄河新道被固定在山东半岛之北，充满淤泥的大运河段或者加以疏浚，或者绕道而过。批评脱脱的保守派人士指出，如果这么多农民集中起来施工，怕有出现民众叛乱之虞，特别在一个以反王朝骚乱的中心著称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果然不幸而言中。叛乱军队趁机在淮河流域煽动起了大批附和的群众。他们以红巾为号，因而称为红巾军，或者也称香军，这名称是从他们的有佛教渊源的民间宗教礼仪中得来的。
在最初，元王朝的正规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它们的带兵官也被红巾军的规模和凶猛所震惊。即令是这样，如果他们能够保住州城，他们还是可能对付得了这场叛乱的。在这里，元朝一贯的政策是让城墙倾圮，对那些原来被攻破了的城墙缺口也不再修复，这就使他们吃尽了苦头。一时间叛军所向无敌，攻取了一个又一个城池。1352年，湖广地区的南方天完红巾军向西进军，攻取了武昌、汉阳及其上游的其他城市；另一支部队攻占了从九江开始的江西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只把省城龙兴（南昌）留在元军手里。刘福通的军队横行于河南南部。彭大和赵均用起事于江苏北部的沛，并夺取了徐州，从而截断了大运河的航路。到了1352年末，原来受白莲教地下活动影响的地区也有了叛乱，并且使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虽然白莲教运动没有能够把它的暂时胜利转变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使之与元王朝分庭抗礼，但到最后，那些以重新设防的州城为基础而再建的地方上的控制并没有使元朝受益，它们反而为形形色色地区性政权提供了基椽—这些地区性政权要么誓死与元朝为敌，要么只是对元朝名义上表示忠顺。
除了白莲教的叛乱本身以外，在14世纪50年代之初，另外有两种军事化形式在华南的骚乱中出现。一是与白莲教本无瓜葛的地方上的不满分子借此时机搞叛乱；一是地方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包括汉族文人精英在内——举办民兵组织来保卫家乡，反抗叛乱。实际上，这第二种军事化形式有发展成为主要的叛乱活动的倾向，因此它更促进了元帝国的四分五裂。
在叛乱分子取得初步胜利后，新组成的元军能够打败叛乱运动，并把它们的大多数平息下去。1353年，元军收复了杭州以及浙江和江西的一些次要府城。其他的元军收复了蕲水、武昌和汉阳，从而把徐寿辉和天完军的领导变成了湖北乡下的流窜队伍。华北平原原来的红巾军运动也受到挫折，最后他们丢了一切地盘，只剩下首府，即位于安徽西北端的毫州。
取得这些战果的新元军主要是由汉人组成，但召募者和带兵官最初主要是久住中国农村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有他们的汉族合作者。汉族文人精英分子认为自己必须支持王朝来反对红巾军等运动，但是，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和半心半意的。这些新的非正规军的带兵官们如果打了胜仗就有奖，如果打了败仗可以不受罚；这和王朝的正规军官大不相同，后者在吃了败仗之后就等待受处分。亲元军队中间的地方分裂倾向的危险已暂时有所抵销，因为此时脱脱自己成功地掌握了这支新军，其中许多部队是由他的亲属和亲信带领的。
脱脱本人率军对付主要的目标，即力图恢复大运河。1352年10月，他 收复了徐州，彭大和赵均用都漏了网，南逃到濠州，在这里他们的活动终于与起兵初期阶段的朱元璋会合在一起。脱脱花了1353年一整年时间来招兵买马和重建他的军队，并恢复了他的日常政务活动。1354年末，他移师去攻打张士诚；几个星期之后脱脱把张士诚围在高邮城内，想把他活活地饿死。王朝的部队作好准备要给叛乱运动以致命的一击了。①以维护秩序和治安为目的的自发的地方武装，已经成为对于红巾军叛乱的爆发的广泛反应。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城市——濠州（凤阳），由于这里是明代开国之君起作用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反应超出了地方性质。1352年春天，郭子兴、孙德崖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得到地方精英的支持下纠集了民兵，并控制了城市。徐州的白莲教叛乱领袖彭大和赵均用为了逃避脱脱的攻势（而且又彼此不和）投奔而来，在元政府看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濠州更清楚地同红巾军的总运动合流了。郭子兴依附彭大，他的其余四个同伴则奉赵均用为领袖。许多城市被这种不稳定的军事联盟所统治，这在1368年以前是屡见不鲜的事。
1352年4月15日，像第1章已叙述过的那样，朱元璋来到了濠州。朱元璋召募了一支由24名童年伙伴组成的部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明军的重要带兵将领。到了1353年初，朱元璋把他的这支部队扩充到700人，他变成了郭子兴最忠诚的部将。
朱元璋的早期生涯足以显示出那时全中国组建军队过程中较低一级的情况；他只是因为没有多少亲属而显得与众不同。那时的军队在下层领导中靠家属关系维系在一起，而在中、上层领导中则靠带兵官同他们的直属上司和下级的忠诚与信任来维系团结。如果这种个人关系变得紧张或者破裂，那么，下级就会带着队伍跑掉。因此，军事计划不得不处理自己队伍中和敌军中的基本的政治关系，就像处理狭义上的军事问题一样。基层的军事指挥权逐渐成为世袭的，而重要的军事头目们在别的大部队来投奔时就以提升自己的亲属和原来的最信赖的伙伴来统一自己部队。
彭大和赵均用的对峙最后变成了濠州领导集团内部的公开战斗。郭子兴被赵均用和孙德崖绑架，并被拘禁起来。当朱元璋返回城里时，他和郭子兴的儿子们一起袭击了孙德崖的家，放出了郭子兴。结果是郭子兴更加倚靠朱元璋了。元军在1352—1353年对该城封锁了几个月，这期间濠州的领袖们才被迫暂时停止了他们的争吵。
在元军征讨叛军的大背景下，脱脱的反击取得了势头；到了1354年12月高邮陷落在即。脱脱让该城困饿而不马上攻克它，因而使朝廷中的政敌趁机以他延误军机之罪进行弹劾。1355年1月，一道诏旨送到了脱脱的总部。
他被免除一切职务，他的军队也拨归其他将领指挥。他的下属劝他搞叛乱，但是脱脱还是服从了皇帝的命令。围困高邮的军队像脱脱的整个新征募的庞大军队那样，马上四分五裂。
皇帝为什么要罢脱脱的官，我们只能加以猜测。从1328年以来，元朝的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贴睦尔自登极以来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脱脱曾几乎拥有皇帝所能给予的一切勋爵和荣衔。脱脱已权势迫人，随着镇压了叛乱，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①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特别是第05—105、119—122页。 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领土已注籍的约10300000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师运糟粮110000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年为止都是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吴”字在这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世纪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里在1393年拥有总人口250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年，湖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年，整个湖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年时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 1371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 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年到1359年，陈友谅集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年年中，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年直至1365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赵普胜（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他还认识彭莹玉（见第1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 1355年渡过了长江。可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年晚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
1359年9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万；他的政权（汉）因此在潜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①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年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25—31页。 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来。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
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年1月，由于元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
到了1357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 14世纪60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
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事实上文人阶级是在很晚的时候和半心半意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
1359年，华北平原的红巾军突然瓦解，因为察罕帖木儿新兴的民兵军队给他们以重创。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齐在红巾军发难之后已在河南兴办民兵军队。紧接着1357年红巾军的主要攻击之后，他们把红巾军逐出了陕西，并且就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1359年，察罕向东推进，通过潼关，又返回了华北平原。夏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刘福通，把他赶进了开封城内。刘福通在开封坚持了三个月，后来在9月份突围，并偕韩林儿和数百名士兵逃往安丰。开封变成了察罕未来扩充地盘的总部。由于察罕的下一个目标是山东，1363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小府城安丰苟延一时。可是，1359年以后红巾军帝国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正在扩张中的朱元璋地区性政权还在名义上归附于它。红巾军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华北平原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在1355年到1359年的关键性年代中吸引了元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这个关键年代中长江的诸地区性政权日趋成熟。①朱元璋的兴起从1353年起，朱元璋在濠州政权内取得了领导权，这使他从前的庇护人郭子兴黯然失色。1355年，即郭子兴死的一年，朱元璋跨过长江，并且在长江南岸地带征服了一个地区性权力基地。在这个原型的明政权兴起的同时又出现了朱元璋的两个主要对手，即陈友谅和张士诚。虽然保留的史料比别人更为详细，朱元璋兴起的故事在元明之际的过渡时期在各种类型武人的经历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元军对1352—1353年冬季的濠州之围一旦被解除，濠州领导内部重新爆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1—33页。 发了内江。彭大之死使赵均用成了最强有力的领袖；郭子兴和朱元璋从此以后与其余的领导人严重地不和。赵均用带了郭子兴和他的人马东进去淮水攻击盱眙，希望最终能恢复他原先在江苏北部徐州的基地。与此同时，赵均用已派遣朱元璋南下，希望他会毁灭自己，从而使赵均用能刺杀郭子兴。反之，朱元璋夺取了定远，征募那里的降兵入伍，并且继续攻打长江北岸附近的滁州。他现在带的队伍有两万多人。他通过某种方式传话给郭子兴，郭子兴于是从赵均用的军队中抽出他的一万人马，来滁州会合朱元璋。郭子兴是朱元璋的岳丈和老庇护人，而且在红巾军政权的体系中比朱元璋的地位高，但是元朱璋指挥着更多人马。
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朱元璋想更向南推进，并且拿下长江上的和州；像此时的张士诚那样，他也希望离开荒芜的淮河流域，而到江南寻求安全和机会。郭子兴在1355年初同意了这个战略计划，但是他派了他自己的人去攻打和州。朱元璋于是派他的幼年朋友汤和率军赴援；汤和在一场不流血的突然行动中控制了和州。元军进行反击，并封锁和州达三个月之久。在他们撤退之后，朱元璋让当时逃离北方战斗的孙德崖进了和州城。孙德崖是郭子兴在濠州时期的宿敌，所以这个行动增加了郭子兴的不快。郭子兴正死于此时，这可能防止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冲突。由于这个时期的军事组织带有世袭的和以家庭为中心的性质，毫州的宋朝朝廷为了对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的访问作出反应，便正式地明确郭子兴的长子为继承人，而以张天佑为第一副手，朱元璋为第二副手。关于第二年的史料，可能是为了有利于朱元璋而作了变动，说朱元璋已在郭子兴死后立即掌握了全军军权。大部分军队事实上由他征募而来，也都听令于他而不顾混乱的红巾军政权的具体的办事程序如何。据称，朱元璋是渡过长江和袭取南京这一关键性决策的负责人。
朱元璋的本意是要弄一支军队过江，在南岸建立起一个地区性根据地；这里在 1355年仍一直未受到战火的洗礼。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支舰队。巢湖叛军的水师现在受制于左君弼：此人跟湖北的天完叛军联合在一起，而且现在控制了安徽中部的庐州地区。巢湖水军的俞通海于1355年7月初来和州拜访了朱元璋，朱元璋也冒着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去回访了他。当舰队离开巢湖的时候，多数船只跟随了赵普胜（双刀赵）：此人最终投奔了陈友谅，并在1359年在安庆被害。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船只由俞、廖两家率领，投奔了和州的朱元璋。
7月末，这支水陆联合军队离开了和州，渡长江，在采石登陆。他们向南进发，夺取了太平城（今当涂）。元军的地方指挥官陈野先企图夺回太平城，但他本人被俘，并向朱元璋投诚。两个月以后，郭子兴的长子及其忠诚的追随者和陈野先的军队一起拔营去攻打南京。陈野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们，郭子兴的儿子及姻兄弟均被杀，而陈野先本人不久也被神秘地杀害。朱元璋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不清楚，但其结果是加强了他的权力。
郭子兴的长子和继承人同郭子兴的姻兄弟张天佑——即毫州宋朝廷官制中的副元帅，现在已双双死去。此后不久，朱元璋以破坏军纪罪处死了郭子兴的次子。这种种事态的发展提高了朱元璋在他的军队中的权力，但是直到1363年大胜利之后，他才感到他的将领们的挑战对他已没有威胁了。他的大多数将领仍然矢忠于韩林儿，效忠于红巾军运动的宗教约言，甚至在 1363年以后也是这样。朱元璋必须步步小心谨慎。与此同时，他从太平地区扩充了他所控制的地盘。1356年3月，他的军队在采石打败了蛮子海牙的元军长 江舟师。朱元璋现在认为他已强大到能再次试图攻打南京了。当他的军队到达南京近郊时，蒙军指挥官陈兆先（他是从已故之叔陈野先手中继承军权的）率3.6万人投降。南京戍军不足，现在很难防守，只经过一天的激战，朱元璋的军队便在4月10日突进了城内。大部分守军投降。朱元璋把此城从集庆改名为应天府，此名称一直通用于明、清两代。（从此时起，朱元璋的政权将称为“明”，虽然它要到1368年才正式定它为国号。）南京曾经是一个帝王古都：它是公元220年到589年统治中国南方的六 朝和十国时代的南唐作行将终结的帝王梦之地，其统治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如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的地区，它的战略位置也不像附近的扬州那样令人满意。它的北面和西面为长江，它的东面有俯瞰城内的紫金山，襟带江山，形势险要，因此它赢得了一个艰难时期的强大要塞的美名。3世纪初年，曹操和其他北方统治者曾经经常扎营于长江北岸，但南京总是逃过了陷于敌手的命运。南京在14世纪有50万人口，因此它是一个很大的战利品，使得朱元璋在表面上给人印象深刻的红巾军帝国内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①中国从前从未被以南京地区为基础的力量所征服过，但是，朱元璋在 1356年却没有什么理由要把问题看得这么远。元王朝的前江南御史台变成了他作为江南行中书省首脑的官郏他开始以他自己的权力来任命和提升文武官员，班爵禄，赐官印，但他在1367年以前还是用的红巾军正朔。7月28日，他又建立了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他自任他的行省大小的政权里面这两个文、武机关的首脑。可是，明行政机构的大部分这时还是军事性质的。朱元璋的军队现在已接近10万人员的大关；他的二十几位原来的伙伴以及数目较小一些的巢湖领袖，都纷纷晋升为方面军的将领。这些方面军称为“翼”，是仿照元朝非正规军的标准编制。南京自己军队的组成有八个翼，而在其他每一个被攻克的府城通常都有另一个翼；它们的元帅这时全面行使军政大权。②在1356年的其余时间和1357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明政权向苏州扩充，打击了张士诚的领土野心。明军夺取了镇江、常州、长兴、江阴和常熟，最后夺取了扬州。徐达指挥了其中大多数战役。明军在长江三角洲的扩张以夺取扬州告一段落。从这时起直到1366年的明军大反攻为止，明和吴两国之间在江苏的边界一直比较稳定，双方都深沟高垒，重兵把守，无论何时都能够抵御敌方的围城战役。
安徽南部和浙江仍然是有待征服。朱元璋在1357年5月12日亲自统军攻占了宁国。据称，在这次战斗中有10万敌军投降，并加入了明军。三个月以后，明军由胡大海带领攻占了徽州；又在11月13月，常遇春攻占了池州。
池州之捷是导致朱元璋和陈友谅准备大战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但是就此时而言，明军已经赢得了对于安徽南部的控制权。
1358年，胡大海全权率军去征讨浙江。邓俞攻占了严州。胡大海的主力在11月份封锁了金华这个内陆的主要城市；金华一直坚持到1359年1月。
朱元璋于1359年11月亲自来金华统兵，于12月成立了浙东行中书剩1359①关于明代南京的特殊地位的讨论，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6年），特别是第51—55页。
②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年），第1—78页；以及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3—39页。这两书都讨论了此时原型的明国家的组织问题。 年12月3日，胡大海从元军石抹宜孙手中夺取了处州。这样就在元帝国的后继诸国中间完成了分割浙江的形势。明军这时不得不满足于占有四个比较贫困的内陆的府，另外四个北部沿海的富饶的府则仍在张士诚紧紧控制之下，虽然明军的将领常遇春曾企图突袭杭州，但未成功。方国珍和他的舰队继续控制着浙江的东部海岸。
到1360年伊始，朱元璋的明政权拥有江苏的一部分、长江以南的整个安徽，再加上浙江内陆部分。这些领土在1363年约拥有人口780万；但张士诚的吴和陈友谅的汉在潜力上都比他大。在1360年以前，长江流域的几个主要政权都以打击元朝的非正规军和一城一地的地方势力（像开始时的濠州政权那样）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一般说来，元朝的地方势力彼此不能合力同心，因此不能阻止这三个大军事头目滚雪球般的扩张行为。可是1360年以后，在中国南方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再进行这样的扩张了。汉、明和吴之间已把三峡以下长江流域的盆地瓜分完了。中国南方所余的大部分地方则受制于一些较小的地方割据者，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方国珍和明玉珍（四川），以及陈友定（福建）、广州地区的何真和云南的蒙古王公把匝剌瓦尔密——这后面三 个人都是元朝的忠实干将。这五个人主要建立了行省大小的政权，其力量不足与那些大的政权争衡，但能力战去保卫自己的领土。每一个小一些的政权都坚不可摧，除非某一个大政权倾全力来征战，但这又会遭到其他两个大政权之忌而不被容许。这三个大政权的人口对比也使得其中的一个更不可能摧毁另外两个。中国这时似乎朝着能使人联想起10世纪时的情况发展，那时在南方是地方割据的均势局面，北方的军阀们则在为争夺帝号而战。 明-汉之战，1360—1363年明-汉战争的决战高潮从1360年延续到1363年，它打破了长江流域的均势。朱元璋出乎意料的胜利使他能吞并陈友谅的领土，并收编了他余下的人马。这就使得明军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以制胜吴，而并灭了吴又进而使明军能在1368年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张。除此之外，朱元璋于1363年在鄱阳湖的决定性胜利使他有了他需要的威望和崇高形象来克服他自己政权内部的离心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当时全中国军人性格的特点。因此，朱元璋必须率领他的军队在一场主要出于军事考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是这场斗争也解决了红巾军两个继承人之间的争端），从而使拥有明确制度和政策的明帝国得以建立。他的主要对手陈友谅也受到这种种类似的约束。
自从1351年的叛乱爆发以后，军事争夺的条件大大起了变化。从社会上和组织上来说，1360年及其以后各地的军队仍然是前此时期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但是在作战上他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了1360年，城垣已经普遍修复，要攻克一座城池只有靠长期的封锁或伤亡很大的攻势才行。城池——特别是那些州府城池或建制更高的城池——仍然是主要的军事目标。每一座城池都统治着它四周的乡村；在这个时期，仅仅依托农村的部队必然被驱来赶去，弄得疲惫不堪和直至毁灭，除非他们能夺取一座城市为根据地。然而，不管是围城还是野战，正在运用大部队进行，而他们的运输和供应的最方便的方式莫如利用长江纵横交错的水网上的船只。渔民和其他浮家泛宅的社团在爆发起义时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到了 1360年，真正的战斗舰队发展起来了。它们不仅运送军队去围城，也彼此在水上打仗，不让敌人取得水上通道。
①
1360年陈友谅袭击南京
1360年陈友谅把他个人的内陆水军拿来做赌本（这水军是他个人权力所系的命根子），企图拿下南京，一举摧毁朱元璋的势力。按照史料的暗示，陈友谅是鲁莽灭裂地进行攻击的，但是应该注意，陈友谅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是最能认识内陆水军的潜力的；迅速地移动部队，搞战略性的突然袭击，是使用他的强大得多的内河舰队的最好的办法。对于陈友谅来说不幸的是，他在南京中了埋伏，使他损失了很多士兵和大部分船只。朱元璋通过夺取陈友谅的一支完整的舰队而扩大了自己的水师，这就使得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主宰着长江中游的水域。其经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陈友谅在害死了赵普胜以后，便做好准备马上要向东扩张，侵入安徽南部的明政权的领土。明军的间谍使南京对陈友谅的动向了如指掌。据猜测，这些谍报分子就是来自那些不满于赵普胜被杀的巢湖分遣舰队中的人；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明军的谍报在1360年总是那么详尽无遗，而在后来又是那①关于对这些背景因素的讨论，见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载《中国的兵法》，费正清和小基尔曼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39—52页；泰勒：《卫所制的元代渊源》[507]，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1969年），第23—40页。 么的不灵。当明军在常遇春带领下攻克池州的时候（1359年11月），陈友谅计划来一次突袭以收复它。朱元璋得知这消息后派徐达前往池州，并命常遇春放弃他在杭州前面的炫耀武力的行动（这次行动已持续三个月而毫无结果）去与徐达会合。这两位明军将领伏击了入侵者，并捉了3000俘虏；常遇春杀了他们的大多数人；并派回少数几个人去向陈友谅报告军情。
这个报告激怒了陈友谅，促使他要用手头的部队去攻打明军。它达到10万人马，是一支很大的部队，但没有超过明的南京军队，而且它只代表陈友谅领土上整个军事潜力的一部分。陈友谅的舰队向下游行驶，并于1360年6月11日抵达太平。指挥3000名守军的明军将领花云拒不投降。陈友谅的士兵向面向陆地的城垣进攻了三天，都迄无成效。陈友谅于是想用他舰队中的更大船只来突击面江的城墙：即叫他的士兵从高高的船尾去攀登城墙。只要攀上了城墙，他们就能轻易地制服弱小的明方守军。花云被俘，但拒绝降顺，壮烈牺牲。陈友谅很欣喜他的胜利；这种战法可通用于整个长江水域。他继续往下游航行，于6月16日命令他的舰队泊锚于采石码头；这里是明军在1355年过江的地方。他在这里把天完的傀儡皇帝徐寿辉打死，自己称帝，建立汉王朝。登极的仪式是在一个为此目的征用的庙宇的庭院中举行的，但被一场夏季暴雨所打断。新皇帝派了一个使节去见张士诚，请他从背后夹击南京；陈友谅则准备自己率舰开往南京。
明军领袖获悉太平已于6月18日失陷。他们的士兵固然和汉军的士兵一 样多，但他们的水军只有人家的1/10，从1355年以来他们的大多数扩张都在陆上进行。汉军能够在江上随意航行，攻打像太平那样的沿江城市，其中包括扬州（运河上的江北城市）、镇江和江阴（靠近吴的边界）。如果明军在陆地上追击他们，明军就会冒消耗力量和遭受汉军攻击的危险。朱元璋的将领们提出了孤注一掷的建议：有人建议陆上进军太平，另有人建议放弃南京，坚守城东的紫金山。
朱元璋否决了这些建议而实施李善长和康茂才所拟的一个计划，其中包括把陈友谅诱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地点，设伏打他。康茂才在1356年投降朱元璋以前曾在陈友谅军中服过役；他有一个做两面间谍的仆人：此人一面向陈友谅报告军情，一面又把汉军的动态带回到明营。很显然，他只忠于康茂才。康茂才利用他带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并将把从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木制江东桥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这仆人带回了陈友谅的口头允诺，据史料说，朱元璋为此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这样，朱元璋就有意地破坏了他自己的计划，但是他已经算计出了陈友谅在康茂才如果不倒戈时的应变计划，因而这就使得有可能进行一次更具决定意义的伏击。
朱元璋预先在大胜关埋伏了杨靖，在江东桥埋伏了康茂才，在新河河口埋伏了赵德胜：这三支人马是防止汉舰通过沿南京西面城墙流到长江的那些狭窄的河港网络驶抵南京城墙。他们把些尖头的“莲花”桩打到岸上，防止敌船运兵登陆。当江东桥的埋伏正在实施的时候，陈友谅的幼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往下游驶来。他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袭击并俘获了驻守在城正北方的邵荣的明军。他于是竖立了栅栏，等待大军的到来。
龙湾是比江东桥好得多的一个伏击的地方，因为龙湾和新河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可以使大多数汉军上岸，而设伏的明军仍能借平原之北的石灰山作屏 蔽，如果进行得顺利，随时可以在后面打击汉军，还可以切断它与长江的联系。朱元璋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康茂才的倒戈没有兑现，陈友谅会在龙湾上岸。他派了常遇春带三万人去石灰山静候伏击，让徐达兵团等在南京的南城外面，如果必要他从这里可以驰援杨靖和康茂才，然后朱元璋自己带领预备队驻扎在城墙西北处当时称为卢龙山（人们通常称为狮子山）的地方；他在这里俯瞰长江和整个战区。朱元璋下令，挥动红旗表示敌军的到来，从他的卢龙山驻地挥动黄旗时则是命令石灰山的部队出击。明军水军被派往下游，陆军则到达指定地点，等待天亮。
6月23日晨，陈友谅率舰队向下游行驶，攻打大胜关。这里的港汊因太窄而不能用，特别是在对付杨靖的坚强抵抗时更是这样。陈友谅突然停止行动，向江东桥驶去。他看到这桥是石头的，康茂才也没有来接应他。他怕江东桥这里有埋伏，就向长江返航，并直驶龙湾。汉军在龙湾弃舟登陆，在平原上整队。朱元璋在卢龙山顶上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下令他的士兵吃好喝好和休息好，准备战斗。
下午的天气闷热不堪；当一阵雷暴来时，朱元璋挥动红旗，让他的军队向北跨过平原，直指汉军栅栏。汉军的反应是向他们开过来，离开了长江；陈友谅正在抓住另一支貌似孤立的明军部队不放。当暴雨停止的时候，朱元璋命令击鼓进攻，然后又命令举起黄旗。朱元璋和冯胜的军队攻进汉军后卫，迅速打赢了这一仗；汉军阵线七零八落，它的士兵纷纷逃命。那些逃到江边的兵卒发现已经退潮，他们的许多船只已搁浅在泥滩上。
明军因此俘获了 100艘大舶和数百条小船，可能占汉军舰队的半数以上。这些船只使明军在1361年和1362年的长江战争中稍稍占有优势。陈友谅及其大多数人马挤进那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他们多数人逃到九江，尽管有明军跟踪追击。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具尸体，7000名俘虏；这些俘虏中的多数人是赵普胜的部下，他们都高兴地又同朱元璋部下的老战友们会合在一起了。陈友谅在江西的地位因他的失败和他个人部队的损失而受动遥主动权转到了明军手里。在龙湾战斗尚在进行的时候，胡大海从浙江进犯江西，夺取并守住了广信府府城。这个行动打开了明军在陆路攻占江西全境的前景。
朱元璋企图征服江西，1361—1362年
朱元璋由于仍在全神贯注于同张士诚的长期冲突，他一直等候到了1361年年中才试图利用1360年对陈友谅的胜利。1361年朱元璋向上游进军，胜利地把陈友谅赶出了九江；并封锁了他在武昌的残余部队。朱元璋于是花了1361至1362年的冬天降服了江西各城池。他如果吞并全江西，这本来会使得朱元璋在力量对比上极占优势。可是，朱元璋也很失策。他在江西完全到手之前却离开了南昌，因此他只能调回武昌地区的部队来镇压随后出现的叛乱。当他离开南京的时候，浙江爆发了叛乱，接着在他的最高级指挥官中发生了叛逆事件。其结果是陈友谅得以放手重新武装，并进攻摇摇欲坠的明政权。
陈友谅在回到九江以后，胜利地重建了他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失败，他的威望大不如前。朱元璋也正在这时回过头来专心应付吴军。他给江西留下来的兵力却不足以瓦解汉政权。胡大海任命他的养子胡德济为广信府同 佥；他们父子两人击退了汉军想重新夺取此城的企图。邓俞促使江西中部的浮梁县城叛而投明，但其他州府城池未起而效尤；它们的领袖们仍然忠于陈友谅，虽然他们在1360年或1361年并未给他以任何支持。到了1361年年中，情况已经变得很明显：除非明军主力大举进犯，这些城市是不会投降的。后来，在1361年8月24日，汉军方面的将军张定边以突袭手段重占安庆。明军巢湖将佥院赵仲中逃往南京；朱元璋杀了他，把他的职务和他的巢湖徒众转交给了他的弟弟赵庸。以前龙湾战斗的结果之一是安庆落到了明军之手。
它再次被对方拿去则是一个严重的挫折，这件事最后使得朱元璋相信，尽管在明军远离南京在外作战之际有吴军进攻的危险，明军也必须全力进攻汉军。
1361年9月11日，朱元璋率水军从南京启航上驶。他们于19日抵达安庆，并摧毁或俘获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他们没有拿下城来，但是他们绕过了它，继续上驶，并于23日到达鄱阳湖的入口处——湖口。明舰到来的消息使得本来摇摇欲坠的汉政权更加震动不已。在航程的中途，两名汉军将领丁普郎和傅友德率他们的舰队投奔明军。汉军巡逻艇发现了在湖口外的明军舰队，把消息及时带到了九江，使陈友谅能部署自己的水军迎战。占优势的明水军从两侧包围汉军阵线；在损失了一百多艘大小战船后，陈友谅把舰只撤退到九江以南湖内的天然良港中去。那天夜里，他又叫士兵们上船，再次出航，躲过了敌舰的耳目。他上驶至武昌；在这里他的权力仍然是未受到挑战的。
次日，明军从江面上猛攻九江城垣，利用架在船尾上的云梯。拥有这种装备的这种船只可能本来是陈友谅的，并且是在头一年攻打太平时就已经这样装备起来了的。朱元璋于是派徐达带领一支舰队去追赶陈友谅。徐达没有能阻止陈友谅到达武昌，因此抛锚于汉阳城外；他攻城，但没有拿下汉阳。
可是，他利用这种形势一直封锁陈友谅到1362年4月。
朱元璋自已在九江督率主力部队，他同时发动了一场基本上是政治的攻势，想迫使江西各州府城池投顺过来。到了10月2日，南康、饶州和建昌都派了使节来拥戴明政权，湖北东部也有三个城市已经这样办了。朱元璋这时不想把他自己的军队放在这些城市，因为那样就会不利于其他人投降。他继续谈判，想让南昌这个省会和重要城市投顺。等待政策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张士诚最后有了活动的迹象，派兵围了太湖东南边的长兴，使常遇春于 12月不得不被派前往救援。明军一方面要阻住张士诚，一方面要牵制陈友谅，同时还要拿下江西：他们的战线确实铺得太长，太危险了。
当邓俞于12月9日攻占了抚州（今临川，距江西的南昌东南仅60英里）的时候，汉军驻南昌的总指挥官、行省丞相胡美最后请求议和。他的主要要求是这样的：他的部队参加明军，但必须保持原建制，由他自己统率。朱元璋允许他保留他的大部分军队，条件是要他放弃南昌，在明军主力部队中服役。胡美同意了这个条件，他后来在明朝被封了爵位，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他所有的部下。1362年2月10日，朱元璋把明军主力开进了南昌。在下个月，袁州、吉安和江西的另外几个小城市也都效顺了明政权。
由于占领了九江和南昌，朱元璋实际上接过了陈友谅原先在江西的主宰地位，也接过了它的一切包袱。其他府城的同佥都是天完叛乱以后地方军事化过程的产物。当每一个同佥“投降”以后，他就被委以管理这个城市及其附属之县，不然就不能再有归降者了。这种对待降者的办法确实保证了他们 能熬过任何一次危机，例如在1361年和1363年就是这样。朱元璋还不够强大，没有多少时间来在他的主力军和各城市戍军之间强制执行军队的改组，而这是统一明军和由中央控制府城所必需做的事。他已经离开南京太久了；1362年3月11日他开始返航。当他行驶于江面上的时候，他的权力正濒于崩溃。
早在1361年12月24日，常遇春已经解除了吴将李伯升对长兴的包围，并在此后已返回南京。吴军再一次蛰伏起来，浙江内陆被明将胡大海攻占后似乎牢牢地在他手中。可是，杨完者手下的苗族非正规军变得极其不安分了，其原因不见于史料，但它似乎影响了整个苗族的军队。在明军攻取浙江之前这些军队就在元军中服役，他们多半戍守在金华和处州。当朱元璋远在长江上游之时，苗军就互通消息，准备一致行动，参加叛乱。1362年3月3日，金华的苗军开始叛乱，并杀死了胡大海；四天以后，处州的苗军也叛变，杀死了城防守将耿再成。叛军可能是受吴军的煽动，在四个府城有两个已落入叛军手中的情况下，明军在浙江的整个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一回到南京，朱元璋于3月16日任命他的外甥、当时任严州府城防守将的李文忠为浙江明军大都督。李文忠马上夺回了金华，但是苗军从金华逃走，投向了张士诚的部队。张士诚派他的兄弟张士信统大军攻打明军的外围堡垒诸全。既要抗拒入侵，又要对付叛乱，李文忠为此用了很大心计。朱元璋已派邵荣带兵去收复处州；李文忠不可能期待从南京得到增援了。尽管邵荣在龙湾战斗中失利，他仍是明军最高将领，其地位甚至在徐达和常遇春之上。
李文忠于是放出风声说，号称难以对付的邵荣正来救援诸全，但实际上他派胡德济带领他的广信军驰援。当后者开到诸全时，张士信和他的人马被一股宣传声势扰乱了军心，致使他们容易被守军和援军的联合攻势所打败。与此同时，邵荣收复了处州。
在浙江被逐步绥靖的时候，江西的战火却越烧越旺。朱元璋曾经给邓俞留下不足的兵力守卫南昌，而把大部分降军带回了南京。他曾经下令胡美的两员下级军官——祝宗和康泰——带着他们的队伍去上游增援汉阳城外的徐达。只是在明军主力部队离开了南昌以后，朱元璋才发现祝宗和康泰始终反对胡美的投降，并且计划搞叛乱。这两名将官在江上游弋，4月12日傍晚他们的水军来到南昌城墙边。他们突袭了守军，用大炮摧毁了新城门，并洗劫了这座城市。邓俞仅以身免，只身逃到了南京。朱元璋现在只得让陈友谅在湖北和湖南重建他的权力，以使明军能恢复在江西的地位。他命令徐达放弃对武昌的封锁，向下游行驶。5月13日，徐达收回了南昌。与此同时，常遇春修复了安庆城垣，把它再度置于明军控制之下。安庆可以屏障明军的心脏地带，挡住汉军再度发起的攻击，但是，如果明军想最终确实控制江西的资源，他们必须加强对南昌的控制。朱元璋任命他的另一名侥幸活下来的侄儿朱文正总统南昌城守，而以邓俞为副。守军增加了人数，城墙得到了加强，并从江边往后挪了一段地，使城墙不能从船上攀登。
如果不是邵荣在仲夏的叛逆行为，早在1362年朱元璋可能会冒另一次与汉军作战的危险。虽然邵荣也是朱元璋起事时的老伙伴，在明军将领中也身居高位，但他在见于史籍的有名战役中未被声名赫赫地提到过。他在苗人手中收复处州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独立作战的战果。当他的战功未被承认时，他增长了不满情绪，并与另一胸怀不满的将领赵继祖密谋发动政变。按这两位密谋者的计划，当明军于8月3日回师南京时，在一次阅兵以后，把他们的 队伍安排在行军纵队的前面。他们打算，在他们的队伍随朱元璋进城以后便关上和守住城门，乘混乱之机杀害他。这个阴谋失败了。一面旗帜被风吹起，卷住了朱元璋的身体，这个兆头使得他从另一个城门进了城。情报员后来揭发了这一阴谋，邵荣和赵继祖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后来朱元璋有些犹豫，他征询了其他将军的意见，常遇春直抒己见，坚持把邵荣和赵继祖处死；结果就这样执行了。可是，这个事件的结果是使得朱元璋在往后一年多的时间中要依靠高级将领自由发表意见办事了。
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
陈友谅又调集了一支新舰队，于1363年再次展开攻势，企图像1360年那样从江上攻取明军领土。但事与愿违，陈友谅因围困南昌三个月而深陷泥潭，他在一场主要在江西鄱阳湖的水战中被摧毁了。朱元璋在这里的胜利是他将要掌握政权的关键性转折点；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与他相匹敌或更高明的对手了。鄱阳湖之役以后朱元璋夺取了江西和湖广，这使得他拥有的人员数量满足了他打败张士诚的需要，而吞并了张士诚的土地以后又使得明军能在1367年及其以后迅速扩张其势力。
像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到 1362年末，叛逆和叛乱曾使明军失去了因1360年胜利而获得的主动权，并且危及1361年所取得的战果。在明军尚不知情的情况下，陈友谅正在武昌调集他的无敌舰队，张士诚的活动也日益咄咄逼人。朱元璋视野内唯一光明的地方是在华北：1362年7月6日察罕帖木儿被刺以后，那里又一次陷入了混乱。察罕之被害意味着，迟至1363年，元朝勤王军方面再也没有足够的联合力量能够摧毁明方的军队了。
那一年刚开始便有吴军突袭红巾军运动对它有感情的中心之举。1363年2月16日，作为吴的三位野战军指挥官之一的同佥吕珍突入安丰，杀死了它的实际统治者刘福通，并俘虏了傀儡“宋”帝韩林儿。整个宋帝国这时已经成为明政权；不过加上了安徽-河南边界上这一片人烟稀少地区中的这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而已。朱元璋的追随者现在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希望明军和红巾军要拉开一点距离；这些人士中有著名的刘基及其浙江同乡文人学士。这些人现在刺耳地和言之成理地说出他们的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而不是从文化思想上考虑的反对意见，即明军不应该分兵去再占安丰。但是，明军中仍有很多人崇敬韩林儿，这就使得救援工作成为必不可免的了。
3月份，朱元璋率明军主力北上去安丰。徐达和常遇春攻城，赶走了吕珍，总算活活地救出了韩林儿。朱元璋随即带兵回南京，安丰成了一座空城，由元军占领。但不幸的是，这并未结束战斗。1355年曾经从家乡把巢湖分遣队赶走的庐州军头目左君弼曾派过一支人马来帮助吕珍的入侵。明军将领们坚持必须给他以惩罚，朱元璋未能说服他们，尽管有刘基犀利的反驳言论也枉费口舌。结果是，徐达和常遇春用了1363年4月到8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徒劳无功地围困了庐州府城，而陈友谅却未受干扰地执行了侵犯江西的计划。
陈友谅动员了湖北和湖南的所有丁壮，并建立了一支新水军。史料上没有交代他是怎样完成这些事情的，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徐达撤走他的封锁部队帮了陈友谅的忙，因此他能在对明军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他的准备工作。
他的舰队的主力拥有漆红色的三层甲板的大战船，上有掩护弓箭手的包铁塔楼，它们的船尾高得可以爬上任何城墙。有一件材料说，每一只这种战船可 载二、三千人。它们还附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陈友谅的个人行动作风是一贯强调他在主力部队中的个人领导形象；他现在孤注一掷地创建了这样一支大舰队，使之足以在任何情况下克敌制胜，但是它的失败也意味着他无可避免地要丧失他的根据地。
陈友谅把他的军队及其家属、马匹和供给全都放到了船上，在春汛时他开始顺流而下。史料说他带有60万人马；大概此数之一半较为可信。汉军的无敌舰队现在与明军主力相比，舰只又大得多，数量和人员又多得多。陈友谅的计划是要求多次重现1360年太平之役的胜利；他将从船尾上突袭这些沿江府城。1363年6月5日，汉军舰队出现在南昌水面上。如果南昌陷落，陈友谅就有理由希望江西的各地城防守将（他们多数人原来是拥戴他的）会回 心转意，重新回到他的麾下。这种发展会重现1359年末的领土形势；从他在湖广的措施来看，在他又进军反对明军之前，这一次他大概已经不遗余力地调动了江西所有的军事潜力。
南昌面江的城墙在1362年经过改建，这使得他不可能从船上袭击来夺取该城，从而打乱了陈友谅的时间表。他被迫封锁南昌，改用常规攻击方式。
明军的守军打退了所有汉军的攻击，显然给了攻击者以重创，而且用出击方式给以进一步的打击。6月9日，汉军破坏了一段长300多英尺的城墙，但邓俞的士兵用火力击退了他们，同时在被毁的那一段城墙之后又建了一段半圆形工事。6月19日明军出击，打垮了陈友谅对新城门的一次进攻。6月24日，对水门的攻击无功而罢。围城还在继续时，季节性的江湖低潮时期即将到来，战略主动权正在从陈友谅手中滑走。可是，损耗和饥饿削弱了南昌的守军。即令他在1363年不再做任何努力，下一年南昌的收复也会使陈友谅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重开战端。
7月24日，明军的南昌将领们答应在以后某个未具体约定的日期投降，因而获得休战的机会。他们同时又派遣了信使偷偷溜出汉军封锁线前往南京。8月4日信使到达南京之事是史料中的第一个暗示，表明朱元璋甚至意识到了江西的局势，虽然南昌已被围达两个月之久，而通信的阻隔也应该说已经给了朱元璋某些启示。和1360年大大地不相同，明军的情报在1363年非常糟糕。到了1363年的6月至7月，朱元璋仍被两件事捆住了手脚：这就是被围的庐州还拒不投降；再就是靠近吴军边界的浙江诸全要塞的明军同佥谢再兴在6月8日叛变，此人跟吴军的秘密勾结已经真相大白。胡德济又一 次率军从广信长途跋涉到诸全；他围困了此地，但未能把它拿下来。到了8月6日，他撤围而去，回到了广信。就在那一天，可能是由于原来就强烈反对庐州之役的刘基的呼吁，朱元璋最后终于出面反对他的高级将领们。他命令徐达和常遇春撤庐州之围，要他们把军队重新在南京集结，并派胡德济走陆路从广信驰援南昌。
明军舰队把重新集合起来的主力军队在8月15日运离南京。如果根据一 ①条史料说它大约是“千船载十万人马”（的确，多数材料说是二十万），那么，它的人员大致与1360年的明军主力相当。可以假定，自从1360年以来，明军扩军的部分已经用于补充浙江的军队、南昌的戍军和加强南京的常备守卫部队。在这里，明军的情报和计划又一次出了问题。陈友谅甚至在被围之中兵员受到损失和他派部队进行江西中部战役以后，其兵员数量还大大①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第217页，以及第6章注30。 超过明方远征军。此外，明军也不能和汉军的巨大战舰相抗衡：后者的高度虽然是为了攻城来设计的，在接近和攀登敌船的战斗时拥有巨大的优势。水位至少在下降，明军的水军领袖们相信这对他们有利。即令如此，他们还是要同时在两线作战，而且由于要驶向上游去打一支占优势的敌人（和1361年相比截然相反），明军已在进行一场殊死的赌博。
8月24日，舰队开到了湖口。明军在长江北岸与鄱阳湖口相对的泾江口建筑了防御阵地，又在鄱阳湖湖面至长江上的湖口的狭窄水道上的南湖觜也建筑了防御阵地。他们希望这些阵地能阻止汉军船只离开鄱阳湖。如果说陈友谅已派任何巡逻船只到湖口的下游去，那么，它们未曾向他警告关于明军的到来，他现在已是在湖中陷入重围了。可是，明军此刻的主要目的是救援南昌，所以明军舰队不是仅仅株守在湖口，而是向南行驶，于28日进了湖内。
同一天，陈友谅解除了南昌之围，让他的军队上了船，也北驶入湖。8月29日很晚的时候两支舰队相遇于康郎山。它们等到日出时开战。
经过四天的水上鏖战，明军给了敌人以重创，但没有能够摧毁汉军舰队，也没有在数量上取得优势；明军最后还是放弃了鄱阳湖。8月30日晨，朱元璋把自己的水军分成11队。重型舰只摆在中央，由徐达和常遇春及他本人统率，轻型舰只摆在两翼，由俞通海和廖永忠率领；后者是两位明军领导层中出身于巢湖的有经验的水军将领。明军阵线向前推进并发动攻击；俞通海的舰队占据了上风的一面，用石弩发射火药筒，摧毁二十多艘汉军舰只。可是在中央部分，高大的汉军舰船把明军阵线逼向后退。朱元璋的旗舰几次受攻击，徐达的舰只则严重受损。明军舰队退到一个浅水区域，使汉舰不能追击，因此能够脱离战斗，虽然有几只船已经搁浅。第一天的战果使明水军士兵都感到气馁。夜里，朱元璋命徐达把受损的战舰带回了南京。
次日晨，明军将领很不愿意与“屹立如山岳”的汉军战舰作战。朱元璋果断地处决了几个下属之后阵线有所推进，但明军舰队再一次被迫后退，而且损失了几个重要的人物。直到此时以前，明军不能打赢那种以舰只对舰只的仗。由于受到前一天俞通海用火炮攻击而取胜的鼓舞，又由于看到了汉军舰队的阵形非常密集，朱元璋命令常遇春准备一些小船只，故意用做火攻船只。常遇春准备了七只渔船，上面装满了一捆捆填充了火药的芦苇。当下午风势转变而从明方吹向汉军的时候，这些由特别挑选的“敢死队”水手操纵的小船驶进密集的汉军舰队，放起火来。密集的汉军队形使它的巨舰能在近战和攀登船只之战斗中发挥最大的效果，但是也使它们容易遭受火攻。纵火的结果，几百条汉军大小船只被毁，死亡士兵约60000人，相比之下，据说明军的损失为7000人。陈友谅的两个兄弟以及另外几名水军将领均被杀，这就证明了汉军损失的惨重。但是明军也损失不小；双方舰队在次日略作休息和修补。
9月2日早晨，战事又起。汉军舰队尽管遭受了损失而仍比对方强大，虽然它的相对优势已大为减校这一次汉军的队形是散开的，足以防止对方再用火攻，但一股股明军小船却可以包围和摧毁孤立的汉军船只。忽然间有一支六条船的明军小舰队插入汉军阵线，绕过了它的一端，并重新与明军舰队汇合在一起。可是，这个突发性的行动显然不能招致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在中午前后，朱元璋迫于他的将领们的压力而下令脱离接触，退出湖面。
主张撤退的俞通海说，湖中的浅水妨碍了明军船只的活动。跟强大的汉军打一场旷时持久的消耗战，不仅不大可能使明军有获胜的前景，甚至大有被打 败的危险；很显然，明军不能指望再用火攻搞战术性的奇袭了。明军最初驶入湖内的目的是解救南昌。但是到了现在朱元璋似乎已经听到，胡德济的军队已经自广信从陆路解了南昌之围。这一发展使明军决定放弃战斗，改而采用把汉军舰队困在湖内的战略。
9月2日夜，每只船尾上都挂起一只灯笼，明军舰只成单行纵队开向鄱阳湖的湖口。汉军舰队在天亮以后跟踪而至。由于没有在湖面战斗中歼灭明军，陈友谅因早先未能守住该湖湖口而现在落入了陷阱。汉军领袖们互相争吵：到底是用船只夺取湖的出口处呢，还是改取陆路径趋武昌。陈友谅的左，右两名金吾将军投向了朱元璋；后者送了一些侮辱人的信来刺激以性情暴烈出名的陈友谅出战，但同时又静待陈友谅弹尽粮绝。甚至在这个时候，某些明军将领们却变得紧张起来，想返回南京，但是常遇春这一次又竭力支持了朱元璋的权威。明军舰队一直留在一起，没有再犯1362年事件的错误，那时明军曾被迫在第11个时辰给陈友谅让开了一个口子。
陈友谅等了一个月的时间才突围。他的舰队凭借南湖觜的地位很容易发动攻击，10月30日便出现在湖口，然后沿江上驶，希望开抵武昌。朱元璋早已在湖口上游摆下了舰只专等这样的机会到来，并且还准备了火攻船。当这些火攻船放出漂泊时，汉军舰只马上向下游散开，明军船只紧追不舍。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一簇簇互相咬住战斗的船只漂流到了泾江口，埋伏在这里的明军又投入战斗。陈友谅在战斗的这个节骨眼上被杀；当他在一叶小舟上穿行于船只中间时被箭射穿了眼睛。他的死讯迅速传遍战斗中的船只，明军大奋，打击了汉军仅存的一点点士气。入夜，汉军舰队土崩瓦解。张定边率领他的小舰队逃走，把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也携带而去，在逃回武昌时让他登了汉帝之位。次日晨，其余的汉军舰队——总数有5万人——就投降了。
10月8日，朱元璋率舰队和俘虏一起回到了南京。
明-汉之战的决战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它本身是导致明王朝建立的一系列发展中的关键性事件。陈友谅之死和他的大部分舰队的被毁或被俘，使朱元璋取得了他在1362年的挫折中未曾得到的完全的胜利。在此以前，明军一直在与在事实上或潜力上占优势的汉军作战，同时还要对付东面吴军进攻的危险。现在，由于陈友谅已被消灭，明军能够马上着手吞并江西，并最后拿下湖南和湖北。明的人口因此扩大了两倍，长江地区在1360年的那种持久不决的势均力敌的局面就被排除了。
从1364年起，明军控制下的人口数量使得它能征集到两倍于吴的军队，所以明军就以并灭吴为下一个目标。明军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地区性力量，它的军队可以在几条战线上作战，其结果甚至又加强了它的力量。另外，鄱阳湖之战使朱元璋在他的政权内部也增加了权力。有些文人仍不太心甘情愿地给他服务，士兵们仍然温情脉脉地看待韩林儿，但是，这两种人现在都把朱元璋俨然当做未来的皇帝。1363年9月的企图是明军军官们藐视朱元璋的意愿的最后一次；后来，他以他提高了的威望和他在被征服领土上分配俘虏部队和分配指挥任务的权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他终于叫他的将军们俯首听命了。到了1364年，明政权已经变成了元帝国明显的继承者，当然，要确认这种继承权还得有几年仗要打。①①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147]，特别是第202、239—240页。 明军在全中国的胜利，1364—1368年当明-汉之战的决定性阶段正要见分晓的时候，张士诚仍然是明军的死敌，但是在明军主力部队在别处作战之际，他却没有充分利用一再出现的天赐良机。1362年和1363年吴的半心半意的攻势没有给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
不清楚张士诚在什么时候才认识到明军在鄱阳湖的胜利的规模，但从他后来的行动中显然可知，他认为陈友谅的垮台是他和朱元璋摊牌的序幕。现在，和1356年大不相同，张士诚无意要和朱元璋搞好关系。张士诚终止了向元大都输送粮食的漕运，声言他自己需要这些粮食，同时在11月5日他自称吴王，这是直接向朱元璋挑战，所以朱元璋的回答是在新年（1364年2月4日）也自称吴王。
其他二等地方割据者对明军胜利的反应则各不相同。陈友定很积极地与朱元璋作对，并且从福建入侵浙江；明玉珍则从四川来信，建议与朱元璋缔盟。方国珍对于胜利者是礼让三分，给他进贡，但朱元璋接受贡品时却有条件：在明军夺取杭州以后，他应在规定的日子内俯首称臣。
明之并灭汉，1364—1365年
1364到1365年之间，朱元璋主要致力于逐一并灭陈友谅以前在江西和湖广的土地。他之能达到这个目的主要是因为扩廓帖木儿和张士诚这两个最强大的地方割据人物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反对他。新土地被并入他的权力基地，使得朱元璋控制的人口约两倍于任何其他对手所控制的人口。仅仅是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而不是质量上的优势，就是明军以后赢得一系列胜利的主要因素，它终于像滚雪球那样使它最后征服了全中国。
1363年10月23日，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结束的两个星期之后，朱元璋又把他的水军开向上游，这一次是开向武昌。他围困武昌两个月而迄无成效，于是返回南京，把兵权交给常遇春。这是系统地征服汉军从前领土的开端。
1364年3月22日张定边投降的前两天他回到了武昌。此后，湖南、湖北余下的州府望风归降。朱元璋这时并未占领它们，他留下杨靖守武昌，自己率余军驶向下游。5月15日，徐达和常遇春重新围攻庐州；左君弼逃往安丰，和扩廓帖木儿合兵一处，但是庐州在左君弼部下的防守下顶到8月15日。庐州和武昌曾经是态度鲜明地抗拒明军的两个中心，拿下了它们就是进行下一 阶段用军事实际上占领江西和湖广已经投降或正在动摇的重要城市的开端。
徐达进军湖广。徐达严于治军，他的名声可以说服汉军从前城市的守将们和平地大开城门归顺明军。很显然，只要此时据报明军有一个地方失控，其余城市便会相率反抗。1364年10月末，徐达的军队未遇上事故就进入了江陵、夷陵和长沙。自此以后，汉军的多数将领和土著酋长都开门迎降，毫无抵抗，因此他在1365年4月回到南京的时候能够报告说，湖广已经平定。
常遇春的军队首先开进南昌，他在这里与邓俞的部队和一部分守军会合。常遇春的任务是征服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最南端的那些城防守备无一人投降；其他地方的守备已在1361年屈服，但他们在1363年对明军并没有什么帮助。常遇春和邓俞在1364年9月3日攻破了吉安，然后循赣江而上，包围了熊天瑞控制下的赣州。熊天瑞从来没有真正受制于汉军，但他一直在利 用他的继续附汉作为他进攻那些在1361年投降明军的城防守将的借口。当明-汉打完主力战的时候，他把他的控制从江西南部扩大到了广东北部。他现在顽强地抗拒明军，赣州直到1365年2月才落入明军之手。使朱元璋大感吃惊的是，常遇春占领赣州时是兵不血刃，秩序良好。
与此同时，江西中部爆发了一次亲汉军的叛乱，朱文正已从南昌派兵去实行镇压。这一事件为明军进行大改组提供了机会。朱元璋命令自1357年就守备常州的、他所信任的汤和带领他自己的某些军队开往江西，帮助镇压叛乱。1365年2月16日当汤和的军队抵达南昌时，朱元璋也突然出现在南昌，马上罢免了他的侄子朱文正的一切军事职务。朱文正被指控强抢和奸污妇女，用龙凤装饰他的内室，并且企图投降张士诚。这些指责有些是生活细故，有些是莫须有的罪名。朱文正很得军心；其他将领代为求情，最后被处以监管流放。朱元璋显然对他的侄儿有所畏忌，这从他精心准备的这次突发行动可以看出，但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却不见于现存的史料。邓俞接手担任南昌守将（江西行省参政）。
朱元璋携徐达和常遇春于4月23日返抵南京，他们计划下一阶段的战役。常遇春在6月中旬攻克了汉水上的安陆和襄阳。由于汉水源出陕西南部，明军现在能够与陕西省内扩廓帖木儿的敌人合作了。扩廓由于企图重新组合察罕帖木儿的一切权力结构而未果，所以他没有能力阻止明军的进一步扩张；这一次明军的扩张就要以张士诚为目标了。
到了1365年夏末，所有从前汉军的土地都已被明军所控制，余下的汉军士兵也已被明军收编。各地城防部队都被忠实可靠的明军所取代，同时也把汉军中投降的士兵作为预备队，以便将来组成远征军。军队做出这样的调整需要改组明的军事制度，每个部队还必须查点士兵名额，这个过程便进一步加强了明军的集权化管理，同时也增加了朱元璋在军队中的权力。1363年末，朱元璋在阅兵中发现有一位不知道他究竟统辖了多少人马，所以他发了脾气。其实，这位将领不知其情的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每个部队由若干忠于其直接上司的小部队组成，每个部队的大小和命名法又不规范化；上面的指挥官不易干预下属部队的行政事项。
1364年，朱元璋在自称吴王之后不久便推行一种标准的军队编制表。以前主要野战军部队的各翼元帅府被改名为“卫”，定额兵力（最初）为5000人。每个卫分为5个1000人的千户所，其下又分为10个100人的百户所。
更小一些的野战军总部——总管府——改称为“守御”，也是1000人，分10个百户所。给武官制定了新的军阶以确定新的兵制；部队指挥官此后便必须计算他的士兵的人数，放弃他们原先的军阶和爵位，而按照他们现在所指挥的人马接受新的军阶。朱元璋通过这种措施对各部队取得了内部行政的控制以后，他又准许军官们的职位可以世袭。卫以下的职位明确规定可以世袭，其传承办法须经王的批准，这就使这一由来已久的做法正规化了；它像卫的10个下属部队那样，是元代兵制中的常规。
这次改编是借机重新划分军队，它一方面意在特别奖赏明军的将领使之能拥有更大的兵力，一方面又让新降附的士兵调离本乡本土和原来的部队。
在明军中服役最久的士兵——即朱元璋在1360年到1363年间亲自带领的主力——被分为17个卫。这个集团的老兵准许完全退休，其余人则转到卫里去，在南京地区搞军屯。
朱元璋本人不再负责实际的军事指挥工作，留在南京树立传统的圣君形 象。京卫的一个不公开但却是主要的任务是，如果在朱元璋最后称帝而野战军内部有人反对的时候，它充当对付这种反对者的最后手段。其他虽然可靠但在明军中服役时间较短的士兵（例如那些在明军征服安徽南部和浙江中部时加入明军的士兵）则被派往守卫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城市，或者被派在以南昌和武昌为基地的地区野战军内服役。从前的汉军士兵和新从原来汉属土地召募来的军队则被调到南京来，把他们和明军老兵混合编队，形成后来由徐达和常遇春率领伐吴的军队。在 1363年以前，向明军投降的将领们能够坚持自己统带这些原来的部队；但自此以后，投降的军队能保住性命或受到不论什么样的优遇就会感恩戴德不尽了。①明军战胜吴军，1365—1367年朱元璋的军队在 1365年到 1367年之间以破竹之势征服了张士诚的领土；这些战役从吴的外围地区打起，其高潮是胜利地包围了苏州。1367年苏州的陷落并未中断明军扩张的势头；朱元璋在这一年的年终以前还派了远征军连续南征北战。
1367年以后张士诚的唯一希望是要赶在明政权充分利用新征服给予它的军事潜力之前发动一次拼死拼活的攻势。张士诚有此心愿，但是吴军力不从心。1364年11月张士信想夺取长兴，但在下个月他被汤和从常州发来的兵赶走，损失惨重。1365年3月，原先未能夺取长兴的吴将李伯升率军20万径趋浙江的诸全，并从这里出发去围攻新城：这是谢再兴1363年投吴后明军为屏障诸全所筑的堡垒。李文忠带着明政权的浙江军去解了围。1365年3月12日晨他亲率骑兵冲锋，打败了吴军。当吴军撤退经过新城门时，戍兵的一次突击打垮了他们。这次惨败标志着吴军的攻势企图已经终结。除了打败张士诚的一个尚存的兄弟张士信之外，明军还打败了李伯升和吕珍；后来，吴军的第三个“爪牙”徐义干脆拒不打仗了。
明军领导层采取了对吴“剪除两翼”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先攻取长江以北的吴军领土，再夺取浙江的吴军控制部分，然后再攻击吴的心脏地带苏州地区。1365年12月，徐达的军队攻下了泰州（属江苏扬州府），然后奔大运河，于1366年4月24日克高邮。徐达再迅速移师沿运河北上，突袭并摧毁了徐义的舰队。这使得淮安的吴军守将梅思祖投降，紧接着是濠州、宿州和徐州的诸守将纷纷起而效尤。徐达本人西行，于5月29日夺取了安丰。
扩廓帖木儿奉命加以干预，但他又一次受到察罕帖木儿从前部下的掣肘。经历叛乱后的元王朝“勤王军”仍然不懂得明军势力的增长会马上消灭他们，因而不能协力自卫。像通常那样，投降的吴军也归并入在夏天的耕种季节不参加战斗活动的明军。
当战事重新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坚持继续“剪除两翼”的战略方针，那意味着下一步要打击浙江北部的湖州和杭州。徐达和常遇春的20万主力军包围了湖州，李文忠的浙江军队封锁了杭州。当湖州在1366年12月8日投降的时候，杭州的吴军平章潘元明看清了形势，在一个星期后投降。明军然后直趋苏州，在12月27日完成了包围态势。
①泰勒：《卫所制的元代渊源》[507]；德雷尔：《俞本的〈记事录〉》[145]以及他的《明初政治史》[146]，第76—80页。它们都想把1364年的军队改编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考察。 苏州之围延续了10个月。苏州作为大要塞并不出名，但它的城墙已被重建得很坚厚。另外，张士诚经过十年蛰伏之后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同时给他以支持的绅士阶层又认为这是一场捍卫社会正统和文化正统的战斗。
张士诚拒绝所有要他投降的劝告，虽然这时明军领袖们已给了他足够的保证，指天誓日，决不背约。张士诚亲自带领军队，企图从城内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明军方面由徐达统筹全局，常遇春和后来封为公爵和侯爵的其他八名将军分别封锁一段城墙。在围城期间明军筑起了连绵不断的土工事把苏州团团困祝他们从特别建造的土台上把割下的人头、腐烂的尸体和其他东西都投向城内。燃烧的箭头和火箭都用来搞火攻，更标准的火炮则用来轰打城墙。
1367年10月1日城墙被攻破，明军蜂涌进入苏州城。张士诚退入内城。
他在宫内想自缢身死，但明军砍断了他的绳索。他拒绝进食，拒绝屈服，最后在带往南京后显然是自杀身死的。1393年，苏州是明帝国人口最稠密的一 个府，对它的赋税征收得特别高，这反映了朱元璋对这个地区的绅士怀有咬牙切齿的深仇大恨。1367年苏州的失陷结束了吴军的抵抗，给明军增加了25万久经战阵的士兵，这就使得明军现在可准备进一步南征北伐了。
明军征服前夕的华北
当长江流域各政权在南方互争雄长之时，中国北方经历的事变则是察罕帖木儿的兴起和被害，以及他的继承者扩廓帖木儿想把他的统治机器重新捏合在一起的企图。如前所述，察罕创办民兵是作为脱脱罢官以后应付红巾军“宋”帝国的再度突然兴起的措施。直到1357年年中为止，察罕和李思齐在答失八都鲁这位在河南的民兵主要组织者的指挥下带领他们的地方民兵队伍作战。
当红巾军在1357年侵入河南并夺取开封时，答失八都鲁的组织瓦解了。
察罕和李思齐在河南难于立足，所以当叛乱者紧接着侵入陕西时，察罕和李思齐接受了元政府的邀请，转到陕西作战。他们把叛军赶出了渭水流域，元朝廷便授予他们相当的高级爵位。他们于是利用朝廷的承认夺取对行政和驻陕西的正规军的控制。到了1358年末，察罕在击败了汾河流域的叛乱者以后又在山西南部和中部取得了相同的地位。
和脱脱以后时期的民兵元帅们一样，察罕也主要是一个地方割据的武人，尽管他一贯摆出忠于元王朝的姿态。元朝廷给他封官，给他在山西和河南的正式权力，勉强地默认他的领土扩张，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察罕愿意再提升的心理来控制他于股掌之中。李思齐仍然留在陕西。察罕同时也主管河南的科举；1359年夏他拿下了开封，给了北方红巾军帝国的主体以致命的一击。
元朝廷再一次面对着一个因镇压死不回头的叛乱者而变得权倾人主的大臣，它于是想削弱察罕的权势而维护自己的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依靠另一个地方割据者，即答失八都鲁之子孛罗帖木儿，他的根据地在河北和山西北部。察罕受命应把他给养的主要供应地陕西中部移交给孛罗。察罕直截了当地拒绝并且举兵反抗，直至孛罗和朝廷都打消原意。这次很公开的争执表明察罕是一个地方割据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保皇派；而且其他亲元朝的将领们实际上也莫不如此。朝廷在几年以前还能够凭一纸命令就罢了脱脱的官，但是现在当南方已完成英雄割据称帝的局面而中国北方又在依样葫芦重 复这一瓦解过程时，它却受到指责而干瞪眼，毫无办法。
察罕现在转而对付山东，这里的城市是红巾军在华北最后剩下的据点。
山东之役演变成一系列持久的围困战。后来，在1362年7月7日围益都城时，察罕被两个新近投降的部下所杀害；其中一个部下是前红巾军领袖，一个部下是前元朝的将军。谋害者揭穿了察罕的假面具，说他实际上只顾自己的割据势力，而所谓忠于元王朝只不过是假话——以此证明他们谋害行为的正确。不管这两人的动机究竟是怎样的，察罕的死妨碍了华北统一大局的形成。
元朝廷现在命察罕的侄子扩廓帖木儿继承他的爵位和官职。但是，察罕在其他地区的心腹们（特别是李思齐）以及别处自治割据者们（特别是孛罗帖木儿）都拒不承认扩廊有指挥他们的权利，所以当明军在1367年入侵北方时，扩廓还在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总而言之，当时全中国的人士没有人能理解1363年以来明军势力崛起的重大意义。不管是中华帝国时期或帝国以前的历史上，南方从无征服——也很少侵入——北方的事，所以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的是，红巾军运动被粉碎以后，北方武人们都颇有洋洋得意的感觉。
1364年5月，孛罗帖木儿控制了北京，这部分是对元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想控制孛罗的军队作出的反应。爱猷识里达腊于是逃往扩廓帖木儿的营地。
1365年8月，皇帝妥懽贴睦尔原想刺杀孛罗帖木儿，然后让扩廓掌握全华北的兵权，并命他镇压南方的叛乱。这种想以皇帝一纸诏令就强使完成统一的企图，当然要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孛罗原先在山西和陕西的支持者跟李思齐和察罕的其他旧部联合起来：他们一起用暴力反对扩廓的矫制行为。皇帝或许是比较了解明军所造成的危险的人，因为明军对切断南方的一切漕运毕竟得负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他因此命令扩廓放下北方的战争，而攻击明军。
自然，扩廓又是把自己的地区利益摆在当头，而把皇帝的命令置之脑后。1368年2月，妥懽贴睦尔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罢了扩廓的一切官职，免除了他对一切城市的控制，并命令其他北方军人来消灭他。可是扩廓打赢了一系列战争，仍然是分裂的北方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明帝国的形成，1367—1368年
1367年11月，朱元璋派了一支军队侵入华北平原。到了1368年年中，这支军队攻占了北京，把元朝廷赶到了内蒙古。与此同时，在陆上入侵的配合下，一支水军讨伐队降服了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正当这些战役进行的时候，朱元璋宣布在1368年新年之初建立他的新王朝。
在计划北伐的过程中看得出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之间有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常遇春一向有些爱冲动和过分自信，他主张直取北京；明军可以“破竹之势”摧毁任何反抗。朱元璋没有批准，而是强制执行一个分四阶段的作战计划，即只有在每一片新占领区被充分巩固以后才能使明军开向下一个目标战区。首先应攻克山东，次及河南（包括通向陕西的潼关要隘），然后再拿北京地区，最后则拿下山西和陕西。从军事方面讲，打击主要敌军本来更有意义，但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获得领土被放在第一位，而朱元璋在征服吴时已经遵循这样的战略。可是就这一次来说，结局是明军摧毁了扩廓帖木儿的对手们，并且把元朝皇帝赶入扩廓手中；扩廓幸而保住了自己，又带他未受损伤的军队退入了蒙古：他在这里构成了14世纪70年代明帝国的严重的威胁。 可是，在发动他们的主要军事战斗之前，明军首先攻打方国珍；后者失信，不肯在杭州陷落以后投降。朱亮祖率领一支军队从陆上进军，于10月攻下了浙江的台州，又于下月攻下了温州。在这同时，汤和也带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把方国珍本人赶出宁波，迫使他逃往海上，在此之前方国珍的下属都已奉汤和之命投降。方国珍本人也在12月份投降了。
1367年11月13日朱元璋正式发布明军同时南征与北伐的命令。徐达和常遇春照常统领25万人的主力军去征服北方；同时胡美由陆路进入福建，汤和和廖永忠所带的水军则沿中国海岸南驶，从海上进攻福建和广东。
此情此景真是“势如破竹”。胡美的军队拿下了绍武（12月28日）。
水军开抵福州（1368年1月18日）并攻下该城，然后沿闽江上驶去接受陈友定的投降（2月17日），这样就完全拿下了福建。廖永忠和朱亮祖然后把大部分水军再向南开进。他们在4月18日到达广州，然后，为元朝据守广州十余年的何真也迅速投降。明军沿西江而上，在5月26日攻占了梧州。在这以后，广西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了，虽然明军还必须再打两个月的仗——包括杨靖从湖广发动的陆上进攻在内——才能最后占领全剩在北方，徐达和常遇春在1367年12月28日拿下了济南，然后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步步地减少山东的抵抗；这个过程以1368年3月1日东昌的攻克而完成。然后，当邓俞从南方侵入河南并拿下南阳时，徐达和常遇春也从东边进军。他们包围了开封，使开封在4月16日投降。扩廓于25日在洛阳附近的野战中战败之后就撤退了，洛阳也因此易手。元军的抵抗往往很顽强，但无甚效果，因为他们的抵抗不能协调。冯胜于5月13日拿下潼关，这样就按计划结束了他们第二阶段的北伐。
明军在春天的耕种季节里进行休整或者劳动。已经称帝的朱元璋此时北上开封，给他的将领们交代了下一阶段北伐的任务。可是，他并没有改变计划，而元军在战事停顿时期也并无意于反攻。在8月份的收获之后，明军跨过了黄河。徐达在9月20日进入北京，军纪严明，城市无恙，所以像通常那样受到了朱元璋的表彰。妥懽贴睦尔、爱猷识里达腊和一些朝臣仅能及时免于被俘，逃到了内蒙古。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象征这个以南方为基地的明政权的永久胜利。两个星期以后，明军进入山西。
在此期间，朱元璋在阴历正月初四 （1368年1月23日）已正式被拥戴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异乎寻常地偏离沿用了1500多年的历法的情况下，1367年被称为“吴元年”。由于在中国人的世界体系中，采用某种历法是政治效忠的最明显的表示，朱元璋这一步骤的效果就是向他的同时代人表示，此时需要出现一位新皇帝。显然，朱元璋此刻已别无其他选择，他在他的文官们的劝进之下，搞了一系列仪式之后登极。他的大多数士兵还远离南京。
他定1368年为洪武元年，这个名称暗示开国之前的盛大的武功。
到了1368年年中，明帝国已成了有权继承中华帝国悠久传统的值得信赖的政体。蒙古人还有待于赶出陕西和甘肃，四川要到1371年才能被征服，另外，云南——前元帝国的非汉族组成部分——也要到1382年才被征服。明王朝的势力要到很久以后才扩张到满洲，而且，尽管明朝作了种种尝试，其势力从未扩大到蒙古。可是，中国本部的大部分都承认明朝的统治，这表现在整个明领土上的行枢密院使和也是军人编制的同佥们也都是拥戴它的。虽然还要打一些仗，但武力统一的主要阶段已经完结，而且明朝处于奇特的状态：已经征服了中国，但尚未建立起明确的实体。它从一个叛乱运动中产生；这 个叛乱运动的基础是中国的秘密会社传统和外来的宗教形式。在反叛元帝国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世袭的和穷兵黩武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只是在后来它才想到要争取文人学士，才对儒家传统让步。这三个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仍需要时间来加以解决。①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52—64页。 军队与边疆，1368—1372年 1368年元大都的被攻占和明帝国的宣布成立，标志着朱元璋从1352年作战以来又一个重大的战争变化。他不再是要为争取政治生存和个人性命而战争了（像在1363年以前那样），也不再需要拼全力来征服中国本部的土地了。战事虽然仍旧很重要，但它越来越多地限于在边境作战，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问题都突出起来了。它们包括这样一些问题：使朱元璋的帝位能得到他的军队的完全承认；建立一个允许经济运转的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但要避免大规模复员所带来的社会紧张。自然，新皇帝这个时期最关心组织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像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
尽管有这些要关心的其他事情，可是在1368年到1372年之间仍有军事行动，它将大大地影响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有三个省已被征服：山西、陕西（包括甘肃走廊）和四川。在反对蒙古人的斗争中，明朝在被打败之后被迫接受军事对峙和接受建立一个永久的边境卫戍制度的必要性。的确出现了军人们在和平时期的姿态：军事贵族和军官阶级开始向日益增长的文官体系发挥他们的文职作用。
山西和陕西的征服，1368—1370年
攻占北京以后，明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清除元人在山西、陕西及其附近地区的存在。新登极的明朝皇帝在1368年9月命令明军进犯山西。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常遇春首先攻克了保定和真定（在今河北省，北京的西南），冯胜和汤和则拿下了怀庆（开封之西），从并南方进犯山西。1369年1月，徐达从东面进入山西，在3月间攻取了太原。4月份，明朝的将军们横扫了渭水流域。扩廓帖木儿没有能够有效地抵抗明军对山西的进犯，于是带领他的军队退入了甘肃北部。山西的军人们至死拒绝与扩廓合作，因此这时他们一个个地被徐达歼灭；大多数陕西的府城都在年底以前被徐达所攻破。
明军的战斗行动又一次得天之助，因为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军队仍然不能彼此协同作战。扩廓帖木儿在秋冬之时猛烈地进犯明朝的边境，但是尽管如此努力，明军对山西和陕西的征服使得逃亡去内蒙应昌路（在达来诺尔附近，位于北京正北230英里处）的元朝廷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它也使得元朝的残余份子更难驰援四川和云南的独立政权，如果明军一旦想要来征服它们的话。
1370年，明军从两个方向对元军发动了大攻势。李文忠（1369年8月常遇春死后他接手了常遇春军队的指挥权）和冯胜率领一支军队从北京经过长城上的居庸关去攻打元帝，另一支由徐达、邓俞和汤和带领的军队则从西安攻打扩廓帖木儿。
李文忠的军队占领了兴和并由此奔察罕湖，他们又在这里打败并俘虏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元帝妥懽贴睦尔在1370年5月23日死于应昌路，他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接位。正在这时，李文忠率军以他通常的速度和战术抵达应昌，给它以突袭，并在6月10日发起猛攻。爱猷识里达腊逃掉，经过戈壁逃往外蒙古，仅有一小股随从陪侍。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和5000多勇士一起被俘。李文忠的捷报奏折中的骄慢语气使他的做皇帝的舅舅很不痛快，但是李 文忠对他的胜利的高度评价是对的，因为它使明朝在内蒙古东部占有30多年的军事优势。
徐达的军队在搜寻扩廓帖木儿，并于5月3日在今天甘肃东部的巩昌附近的定西发现了他。蒙古军队的人数比预料的多，明军采取了守势，即他们的阵地一部分以河流作屏障，一部分则有兵士构筑的野战工事做掩护。蒙古人猛烈进攻，并包围了明军的西南翼。那里的明军左丞胡德济失去了控制人马的能力。在徐达个人干预之后才制止了士兵的恐惧和混乱：他免去了胡德济的指挥职务，还给他上了镣铐。次日，明军反攻得手，大获全胜。扩廓逃跑了，但据说损失了86000名士兵。正像徐达在1372年所惋惜地意识到的那样，扩廓后来成了沙漠上的霸王，但定西之战确立了明朝对陕西和甘肃走廊农业地区的统治。徐达利用那一季的其余时间打扫战常四川的征服，1370—1371年 1370年的胜利使明军能在第二年征服四川，而不怕蒙古人的干扰。明玉珍控制了四川之后未能如愿地扩张新领土——特别是进犯云南，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坐守四川了。他曾在1360年拒绝拥戴陈友谅为帝，反而拒陈友谅之兵于三峡之外；后来他又自己称帝，国号夏。朱元璋1363年鄱阳湖之战胜利以后，两个政权之间曾互派使节，他们两人在信函中必然把自己比做3世纪的刘备和孙权。这位四川领袖以此为喻是又一次证明，他没有能够看清明军的胜利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1366年明玉珍死了——也可能是被杀害的，他的幼子明昇继位，充当夏国的傀儡皇帝，而由母后听政。摇摇欲坠的夏国开始分崩离析，因为各地方的将领试图自治。与此同时，朱元璋的明军正把蒙古人赶出华北，所以他在1370年才计划既从北面、又从东面的天险三峡侵入四川。明朝皇帝派了自从1365年起就做湖广行省平章的杨璟入川，并随身携带了一道有优厚条件的招降诏书，但是夏政府迄未答复。
朱元璋在部署1371年战役的时候，命令徐达本人留驻北京，指挥所留下的部队以守卫北方边境。邓俞被派往襄阳办理沿汉水而上进入陕西的军需运输问题；在陕西，傅友德正调兵准备从北面进入四川。汤和和廖永忠则计划率领水军通过长江三峡进入四川。
北面的入侵事实上进行得比较容易，但是，长江地区的进军受挫。夏初，傅友德进军迅速；他拿下了阶州（今甘肃东南）和几处地方，然后南下至嘉陵江流域。夏军大部分集中在长江前线，他们希望会在这里打主力战。尽管他们在最后一分钟还在重新部署兵力，傅友德的军队在7月13日攻下了汉州（成都以北25英里处）。在长江方面，夏军在四川东部边境的瞿塘峡上安了吊桥，吊桥上又装了石弩，可以攻打企图通过的船只（以及拉纤的水手）。
夏军的抵抗如此激烈，以致汤和在头一次攻击不顺利的情况下就拒绝再发动攻击了。廖永忠最后终于用炮火摧毁了吊桥，然后强攻瞿塘峡阵地，再西上攻占了附近的夔州。当明朝的联合水军于8月3日到达重庆时，明昇的政府便投降了。一个月以后，傅友德完成了北路作战任务，占领了成都。四川变成了明王朝的一个省，明昇则被送往南京，和陈友谅的幼子陈理一起同过寓公生活，他们两人后来都被放逐到朝鲜。 和蒙古人的战争，1370—1372年平定四川后，明军便能转过身来重新对付蒙古人了。明军在1370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此后，明府政即对蒙古的元军残余势力采取外交攻势。其目标是要蒙古人承认明朝继承了天命，言外之意是元朝曾经合法地承受过天命。在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马上准备编纂《元史》（1369年）；它对察罕帖木儿的阿谀之词显然是说给仍然强大的扩廓听的。俘获爱猷识里达腊的嗣子买的里八剌之举，使得明政府有可能把他当作反对元朝新帝的有用的杠杆。
明朝廷在1370年有两次送信给爱猷识里达腊劝他归顺新皇朝，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听话就要侵入蒙古。这两次外交活动都没有取得成效。扩廓过去就瞧不起爱猷识里达腊，但是他不想背弃对元王朝本身的忠诚，因此爱猷识里达腊甚至没有给予答复。在拿下四川以后，明帝于1372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以期摧毁蒙古人。
号称有10万人的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这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令人望而生畏的、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徐达调集了15万骑兵，并且奉皇帝之命出山西之雁门关，再向西北行军750英里跨越戈壁沙漠径趋哈尔和林。另有两支较小的军队交给了冯胜和李文忠带领。冯胜的任务是去平息至今尚未归顺的甘肃走廊西部诸府。李文忠则是从应昌前去降服还留在内蒙和满洲的更多的蒙古人。为了支持李文忠的军事行动，吴禛被派负责经海路运给养到辽东半岛。
徐达的军队在初春季节横穿了戈壁，在外蒙古搜寻扩廓帖木儿的部队。4月23日，青年英俊的都督蓝玉的部队在土剌河附近找到了一部分蒙古军队，并打败了他们。扩廓在以后一个多月避免作战。当这两军在6月7日相遇决战时，徐达遭到惨败，损失军队“无虑数千万”。史料未细谈这次战斗或准备这次战斗的部队调动情况，但是按情况可以知道，蒙古人的取胜是照他们的传统打法打的：即让敌人搞无效果的行军来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徐达匆匆忙忙地从外蒙古撤退了他的残余军队。
李文忠的远征也进行得不顺手，虽然不那么引人注意。李文忠在7月初到达外蒙古。中国军队在土剌河附近与蛮子哈剌章的蒙古军遭遇，明军追至鄂尔浑河时，蒙古人突然掉头抗击，并且出奇兵迎战。明军士兵屠宰了他们带来作为口粮的牲口，在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中抵抗了三天。后来蒙古人撤退了，李文忠才把他的部队撤回中国。李文忠照样大言不惭地吹嘘他的胜利，但他舅父对他甚至比1370年时更不感兴趣了。8月份，这时作为李文忠部下的汤和也被打败了。
在甘肃，冯胜进军远至敦煌，打了许多胜仗，俘获了许多牲口。甘肃走廊从此一直归明王朝统治。
虽然在永乐时期，明帝曾率领规模大得多的远征军进入外蒙古，但1372年的这次失败的战役在明朝这方面的努力中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次。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后来的清王朝诸帝便很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1372年的失败使朱元璋的雄心受到抑制，放弃了并吞外蒙古的 目标。在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并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1374年，朱元璋把买的里八剌王子从他备受优遇的南京遣回到了他父亲身边。可是，当爱猷识里达腊1378年死去以后，继承人却是他的兄弟脱忽思帖木儿，而不是这位颇具亲明倾向的年轻王子。元朝统治者一直坚持他们是中国蒙尘的皇帝，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对外蒙古部落社会的实际控制正在不断地削弱。①军事体制的稳定尽管14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但这10年明朝军事制度却出现了很明显的“草创后”的态势；这时军队事实上不再是与明政权平起平坐的结构，而是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虽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可以说这个过程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在基层的卫所方面，由于精心地兴办了军屯制，军队越来越能自给自足了。在行省一级和地方政府方面，随着文官职能的扩大，军队支配一切的状况走到了尽头。在最高层方面，军事指挥精英阶层因建立了贵族继承制而正式形成。
在王朝的建国战争时期，明军因吸收战败敌人的军队而得到扩大。1364年改编军队时建立了卫所制度，这是因为需要建立一种正常的制度来处理这种来源的大量军队。由于明军吞并的领土越来越多，新军事单位的建立是为了戍守的目的，所以卫所的总数据称在1393年有326个卫和 65个独立所。
1368年以后明帝国可能拥有超过需要的士兵，但是，要复员这么大量丧失了原来生计的士兵从社会意义上说是不适宜的。朱元璋在整个内战的危急时期曾经试验过用屯田来解决兵食的问题。城市的戍守部队甚至在战争进行时也能用部分时间经营屯田，有些部队能够既供应自己的需要，也生产些剩余粮食。
1364年改编以后，每一个新卫所在建制时都分配有军用农田。在正常情况下，每支军队约70％的士兵应该搞耕种，其余30％则执行军事任务。在汉唐时代，士兵耕种的军屯是边防的重要因素，但在辽、金、元时代，被一般农民耕种的国有农地则为其成员一般是非汉人的军事部队提供给养。明代的军事体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但又大大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在 14世纪 70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军队是由服现役的各种不同的卫所部队组成，让其余的部队放手耕种。士兵有世袭的服兵役义务。他们单独立军籍，其中每家每户必须由每一代出一个丁壮服兵役。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但它在15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运行得相当好。
今天中国本部的省区地图仍然保持着14世纪60年代明王朝建国时的模样。它以元代为范本，每一次重大征服之后就建一个行省，置于高级将领的控制之下。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行省拥有全省的军事指挥机构，称为行枢密院；它在1369年改名为都卫。可是在实际上，军人在整个明王朝建国时期的省政府内都拥有最高级的名义上的文职职务。这种情况在14世纪70年代有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1—76页。 了变化，那时正常的办法是把南京六部的尚书提升到行省政府的领导职务。
这就让都卫指挥使变成了每一省的最高军职，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地用来处理卫所的行政工作，而不是用来指挥实际的野战。1380年，都卫改名为都指挥使司，但职能方面毫无变动。
1370年，明政权的34名主要将领被授予世袭的公爵或侯爵，这些爵位都在正制九品之上，拥有这些爵位的人有在战时指挥军队的专门任务。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受尊崇是因为他们是朱元璋在内战年代中的主要合作者。名次最高的6公和14侯都是朱元璋最初24名兵士中的幸存者，或者是在这第一 批人之后不久的归附者。它下面的5侯是巢湖海盗集团的领袖，他们在1355年的投顺才使得明军有渡江的可能。剩下的9侯原来都是敌方将领，他们投降于关键时刻，因此有助于明王朝的事业。1380年以前又加封了14名侯爵，其出身与上面所叙述者相同。公爵和侯爵都接受了与其地位相当的土地（但不实际控制）和俸禄，但不像汉代初期那样拥有分封的采邑。当命将出征时，以一名贵族统领全军而以其余诸人协助，通常还要另派一人来负责给养的运输事宜。打了胜仗的将军们都指望能以战功跻身于贵族之林。①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 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 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守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1387年恢复对蒙古人的进攻并不意味着又打算达到把蒙古置于明王朝统治之下的目的，永乐初期撤消了境外的指挥所，结果是大大地缩小了中国人在那里的存在。
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征服四川使明朝获得最后一块领土，此事可以正确地理解为收回了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对四川的征服并没有在南部和西部开创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相反地，明军马上对该地区的非汉族诸民族发动了一系列绥靖战役。云南在1381—1382年被明军攻占时的人口主要是非汉族，但明朝统治下的广大汉人殖民区是把云南永久并入中国的重要因素。反之，越南在永乐时期被征服以后又于1427年最终予以放弃。这两件事，再加上在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战争应该看作是确定与东南亚诸非汉族民族接壤的中国边疆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以分析，它与明王朝的建立是不同的。
1372年以后，军事问题已不是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所在，而吸收和扩大文职官员就为发挥政策的主动性创建了一个新的主要制度。在创建明王朝阶段中曾经推动明政权工作的军事领袖们逐渐降低了作用，虽然还处于重要的地位。很久以后，明王朝可能变成中国历史上文官最占统治地位的政权之一。
这一发展和其他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1355—1372年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在战胜他们的对手们和建立巩固的边境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①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76—87页。 第3章 洪武之治，1368—1398年引言①当朱元璋在1368年1月在中央王国称帝的时候，他在朝廷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包括他在前一年封的三个公爵：即徐达将军和常遇春将军，以及文②官李善长。徐达是安徽濠州人，1353年投效朱元璋军营。他和其他因饥馑和疾疫而无家可归的几千人一起开始反抗元政权的当局。常遇春也是濠州人，原为一介武夫，于1355年归附了朱元璋。李善长为安徽定远人，出身于地主，于1354年跟从了朱元璋。这三个人是朱元璋在开国之后不久最受宠信的助手。他们三人组成了开创新王朝的安徽帮核心。
在这个安徽帮形成以后的年代，朱元璋也吸引了其他许多人物到他的麾下，其中有文武两方面的人物。在文人方面，没有人得到像朱元璋给予武人那样的赏识、身份和俸禄。虽然他致力于建立以传统的礼仪和天命为基础的可靠的文官政权，但在开国的初年军人还拥有比文人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王朝的建立是以下几方面的结果：它用武力赶走了蒙古统治者；它要在中国本部建立一个新的政权结构；它要统一汉族对由敌对的非汉族居住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广大领土的统治。
1368年，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朱元璋不顾这些地方割据政权的继续存在，他在1367年，即吴元年，开始为建立大一统的帝国打下基矗他的选择这个新年号清楚地表明他要摆脱红巾军的叛乱背景，以及使之作为建立全中央王国的统一政权的准备步骤。在1367年，主要的学者们也帮他仔细地起草了治国的礼仪活动的规定。宫殿已有所规划，有些并且已经建立起来；律令已草就并已印行；制定了文武科取士之法；设立了翰林院和国子监。城外则修建了天坛和地坛——这是联系王朝命运的主要宗教中心；在起兵征讨华北平原、山东和湖广的同时为皇帝以前的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拟订了大统历，颁行了法典的通俗的解释。
称为吴王的朱元璋这时给江河神灵奉献了祭礼，后来又祭祀了上帝。吴元年（1367年）阴历的最后一个月在祭祀上帝时，朱元璋恳求神明昭示祭祀之日是晴明还是阴霾之天，以便据以看他配不配做全帝国的统治者。他说，大臣们都竭力劝进，让他即天子位，他只得勉强同意。祀天之日选在新年初四。
朱元璋——现在称为洪武帝——登极的礼仪预先拟定了细节，并记载于洪武朝的实录中。它们包含这些活动的几个阶段，意在给统治者树立威严高①关于朱元璋的传记，见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版，1965年；1979年北京重印）；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与伦敦，1976年），第381—392页。
②分别见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们各自的传记，第602—608页；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1974年北京重印），125，第3723—3732页；《明人传记辞典》，第115—120页；《明史》，125，第3732—3738页；以及《明人传记辞典》，第850—854页和《明史》，127，第3769—3773页。 大的形象。皇帝的态度据说是叫学者们不要泥于古代模式，其措施应该因时制宜。可是，学者们在拟定登极礼仪时总是走繁文缛礼的路子。
①
登极大典于1368年1月23日举行。礼仪的开始是由皇帝在郊区的祭坛分别向天地献祭。登极的文告上达给神明，然后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皇帝接着登上宝座。李善长率领着百官和国宾敬献正式的贺辞，接着是皇帝率亲随前往太庙献上表文和玉玺，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②穿着皇帝长袍和帽子的皇帝现在前往他新的禁城内的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经过精心安排，形式非常隆重。
登极典礼把皇帝的两种身份在一次正式仪式中结合了起来。皇帝是皇族的头目，他凭着这一出生的权利要统治皇族到亿万世。因此，他要去为此目的而特别建造的太庙给祖先们上祭和表示孝道。他同时又是官僚政制的头目和对天地而言的帝国的代表。这个典礼可以让官员和皇帝象征性地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关系。象征帝权合法性的这些方面在登极文告中自始至终均细心地记录在卷，登极以后又往东亚诸邻邦发送这道文告；这份皇帝的诏书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
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
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
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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