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在家乡肃宁县（今河北省）度过名声不好的青少年时期，然后自愿当了太监，据说从那时起，他用30年时间爬上了一个影响宫廷政治的位置。尽管对他被描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近来有所怀疑，但大家都知道他在17世纪初服侍过朱由校的生母。当然，那时未来的泰昌皇帝的长子朱由校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但大多数资料暗示，魏忠贤已经在作长远打算。如果是这样，他就是非常成功的。多病的朱由校特别喜欢这个太监和一个叫做客氏的乳母（死于1627年）。他们成了他的心腹和经常的伴侣，传说他们引导他“淫乐”。
不论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无法得到证实，当泰昌皇帝死时，魏忠贤和客氏显然处于有利地位。新皇帝即位不到一月，两人都得到封赐，他①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79—286、301—305页。
②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34页。
①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17—118页。 们的几个亲戚也得以入锦衣卫任职。魏忠贤自己则从宫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职位转到权力很大的司礼监，这个机构经过多年已成为京师和全国的宦官活动中心。魏忠贤不识字，照理不会考虑让他担任这样一个职务。但官②修的《明史》指出，这是客氏通过她对皇帝的影响替他谋得的。总之，魏忠贤正是从司礼监指挥了17世纪20年代中期的恐怖统治。
虽然我们不清楚朝廷里的东林党人从什么时候起觉察到魏忠贤和客氏是个政治威胁，但饱读诗书的杨涟、左光斗和他们的同盟者，对宦官的弊端和宫中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造成的潜在危险是很担心的。自从最后一 次宦官擅权以来，尽管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即使是一个不经心的观察家，也不难看出宦官的权势在万历朝有了发展。万历皇帝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委宦官以重任，而且在他将近50年的统治中，允许他们在人数上有相当大的增长。当时的耶稣会会士的记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按常规选入宫中的太监，一次就有3000人之多，宫中及别的地方所用太监的总数接近16000人。其他资料提供的数字还要大。③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虽然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跟像王安这样的太监打交道，但很明显，他们对皇室的情况感到不安，并及时把他们的看法公开说出来。在天启皇帝即位之前，就有一个与东林有联系的御史，上书要求惩治向泰昌皇帝进药从而导致皇帝病情恶化的太监。接着，与李选侍有联系的太监受到抨击，李选侍被控盗窃内府珍宝。在随后的调查中，有人想贿赂一个倾向东林的官员，要求他不要深究。这个官员向他的上司揭发此事后，他立即被从刑部调到工部。在新岗位上，他又立即卷入同魏忠贤控制下的太监的一连串争吵，问题涉及修建万历和泰昌皇帝陵墓时滥用款项与处置失当。① 1621年2月，魏忠贤和客氏受到直接批评。御史王心一（1572—1645年）对皇帝给予他们的封赐提出抗议，指出这种事传到辽东，将挫折与满洲②人作战的军队的士气。他的上疏未被理睬，但那年晚些时候，王心一和其他一些东林集团的官员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要求将客氏永远逐出宫门，因为她继续留在宫中可能引起政治分裂。皇帝犹豫不决，但王心一和其他几人终因他们的直言不讳受到惩罚，客氏仍旧保持她的影响。1621年夏，她和魏忠贤策划了一次宫中清洗，支持东林的王安被谋害，和他接近的人也被撤职。
朝廷中的党派斗争
在17世纪20年代初，无论是魏忠贤还是客氏还算不上是一股政治力量，②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北京，1959年）；4，第2953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291，第7454—7456页；和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第34页。
③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9章，《满族的挑战》。
①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②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4卷，载《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影印，台北，1956年），4，第24—36页；和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76—177页。 尽管他们的名声愈来愈臭，在宫中的权力愈来愈大。要等几年后他们才强大到敢向他们在朝中的敌人挑战。与此同时，官僚们在自己中间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天启朝这些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中有首辅方从哲（1583年进士， 1628年去世），他是东林党的宿敌，由于对红丸案和移宫案的处理而受到攻③击。使他的批评者特别气愤的是，他允许“非知脉知医者”向泰昌皇帝进药和没有强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尽管这些指责可能不公平，但在天启皇帝于 10月1日即位后不久，方从哲请求辞职，并于1621年初告退。
方从哲的离去，无疑使朝中的东林党人感到高兴。对天启皇帝保留刘一 ①燝、韩爌（约1558—约1637年）、叶向高（1562—1627年）为首辅，也是这样。他们虽然不是积极的东林党人，但他们同情东林党，并在此后几年的许多次争论中援助过他们。当邹元标于1621年年中来到京师，并和一些同他意气相投的人如高攀龙（1562—1626年）、赵南星（1550—1628年）、刘宗周（1578—1645年）相结合时，东林党的影响就更大了。刘宗周几乎立即就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到礼部任新职不久，就上疏指出，魏忠贤可能成为第二个赵高，赵高是秦朝声名狼藉的太监，被认为应对秦二世的死和秦朝的崩溃负责。魏忠贤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还没有力量奈何刘宗周。①这样，在17世纪20年代初期，组织松散的东林集团成了朝中占优势的一派。不过他们的势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并经常受到重大的政治挫折。1622年初，两个东林的同盟者周嘉谟（1546—1629年）和刘一燝，在一再受到据说是听命于魏忠贤的官员的指责后，各自辞去了吏部尚书和首辅的官职。②那个夏天，另一个东林的重要支持者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年），在①同东林的宿敌、太监以至皇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争论后，离开了政府。
对东林运动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1622年秋。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建立的一 个促进哲学讨论的书院引起了争论，他们两人在争论中辞职。由于大多数参与这些哲学讨论的人与东林有牢固联系，东林的反对者就指责这个书院的建立是为了党派性的目的。
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邹的离去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的稳定。他自复官以后，是东林领袖中最温和的，作为左都御史，他曾努力统一政见，并帮助政府集中注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离去后，双方的极端分子都上升到突出地位，带来的后果对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灾难性的。
东北边疆的事态发展，1620—1626年
③《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250页，和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302—303页。
①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1957年），第132—162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14（1949—1955年），第1—163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526]，载《代达罗斯》，101（1972年春季），第35—70页；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页和本书前一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243，第6301—6306、6315—6316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459、1312—1314页。
①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
②见第9章，《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①《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页。 文官控制军事是晚明中国的一个已经确立的原则，而万历和天启朝的党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务。在天启朝，这类事件中最著名的，涉及杰出的军事②战略家熊廷弼（约1598—1625年）。在满洲人于1619年4月击败一支中国③和朝鲜的联合远征军之后，熊曾被任命为辽东经略（明朝军队在东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在担任经略的第二年，逐渐改善了防务，恢复了军队的士气。然而，他的谨慎却被朝廷中的一些人视为怯懦，他的直率和傲慢又使他在长期和充满争论的官场生活中到处树敌。1620年10月，他被撤去经略的官职，由他的一个部属袁应泰（约1595—1621年）代替。④袁是一个杰出的文职人员，但缺少军事经验。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用蒙古部族成员补充辽东的中国军队，这些蒙古人是为了躲避饥荒和满洲人的进攻而逃到明朝边疆的。1621年春，这些蒙古人中有一部分在紧要关头叛逃。
由于他们的帮助，满洲军队在1621年5月4日占领了战略城市沈阳，几天以后又陷总部所在地辽阳。袁和几个官员宁愿自杀而不肯投降；他的其余的同事均战死。夺取辽阳后，满洲军队就控制了辽河以东的全部属于明朝的领土。
虽然新近的研究指出，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军队要比他们那时看⑤起来弱小得多，但中国军队的拙劣表现使朝廷陷入一种近乎惊慌的状态。
1621年5月16日，北京宣布戒严，援军被仓促派往前线。皇帝周围的人纷纷献策，特别是建议起用熊廷弼。皇帝不顾激烈的反对（其中许多来自反东林方面），同意了这个建议，熊于7月24日再次成为辽东经略。不过，这时他的总部设在山海关，这个战略要道在长城的东端终点，距京师仅有175英里。许多在上次参与促成熊的免职的官员被降级、调离，或者，像一个坚决反对东林的人那样，被削去了官僚的身份。
不幸的是，熊廷弼与该地区的新巡抚王化贞（1613年进士，1632年去世）①不能很好合作，王驻在山海关和辽河之间的广宁。这两人在战略上不一致：熊廷弼想采取一种谨慎的防御性战略；王化贞坚持要反攻。当王的一员将领②毛文龙（1576—1629年）9月初在满洲人的后方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占领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城镇时，王大为高兴，他使朝中的许多人相信，现在是进攻的时候了。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出击不会有任何益处。照他的说法，这些独立的、互不协调的行动有损他的威信。但是，朝廷极想从前线得到好消息，就不顾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告诫，而干涉战场上的指挥官。毛文龙得到提升，王化贞由于新任兵部尚书张鹤鸣（1551—1635年）的支持，①②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页。
③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页。
④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页。
⑤传记见《明史》[41]，240，第6238—6242页。
①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5，第5177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年]，第3卷），第244—321页及各处。
②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年；台北1971—1972年重印），5，第3874页；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香港1960年重印；第2版，台北，1969年），第124—125页。
①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继续向辽河对岸出击，向满洲人挑战。
正如熊廷弼所担心的，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注意。1621年12月，他的侄儿阿敏率领的一支军队，从朝鲜西北部驱赶毛文龙，迫使他逃到靠近鸭绿江的一个小岛上。几个月后，王化贞在广宁遭到惨败，向山海关逃去。熊廷弼没有兵力反攻，把剩下的军队撤进山海关，封锁敌人直接进攻北京的通路。
敌人没有直接进攻北京，但熊和王由于他们的“失败”被逮捕，并判了死刑。
不顾朝中的许多抗议，其中一些是京师的东林分子组织的，三年后，在一些同魏忠贤有勾结的官员的支持下，熊廷弼被处死。王化贞直到 1632年，在魏忠贤死后很久，才被处死。
对气馁和混乱的中国军队来说，幸运的是，满洲人不能利用他们在广宁取得的重大胜利。努尔哈赤从1618至1621年迅速而轻易地征服了辽东的许多地方，没有时间对这些地方进行巩固；他对辽河以西的领土就更少控制。
虽然满洲人在1623至1624年企图实行进攻政策，但后勤问题、食物短缺和②后方的人民起义，迫使他们暂时停止进攻。这给了明朝军队一个喘息机会，并利用了它。
①
经过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孙承宗（1563—1638年）被任命为蓟辽经略，驻山海关。他立即开始改善该地的防务，在以后几年中，他和他的有才能的①部属袁崇焕（1584—1630年）夺回了一些王化贞丧失的领土。甚至当孙承宗由于同魏忠贤的长期争吵而于1625年11月辞职后，袁崇焕仍能在山海关以北120英里的战略重镇宁远打退满洲人一次大的袭击。努尔哈赤在这次交战中受伤，并于1626年9月30日死于他的新京沈阳。他的死虽然并未解除东北边境的危险，但中国在那里的处境在1626年下半年不像1622年3月那么严峻，当时王化贞在广宁正被击溃，熊廷弼竭力想阻挡满洲人的前进。
帝国其他地方的军事问题
在17世纪20年代初，满洲人不是明朝唯一的威胁。在遥远的西南省份贵州和云南，苗族和其他民族经常闹事，1621年秋，四川的一个罗罗族首领趁政府关注辽东之机，发动一次大的叛乱。包括重庆在内的许多城市被占领，②省城成都被围102天。正当朝廷发兵前去平定时，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地方的土司起来反对政府。政府面对双重威胁。它拿不出人力物力在西南进行持续的战争；同时又丧失了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由于四川从宋朝起就③①是一个主要的粮食出口省份，而贵州和云南有许多全国最富的银矿，那里②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7816—7825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①《明史》[41]，305，第7816页。
①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年），第86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年）》[269]（图森，1961年），第12、80页，注[9]、[10]。
②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年]；台北，1977年重印），3，第968—971页。
③《明通鉴》[210]，4，第2975页，和《明史》[41]，246，第6380页。
①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页。 的麻烦在经济上的影响是严重的。
1621年11月开始的成都之围以后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一个新的威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东亚水域劫掠中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已有20年，对福建和广东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不时受到严重的破坏。1622年6月，一支有8只船的荷兰船队带了1000多人进攻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企图接管那个城市同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荷兰人在经历一 场激烈的战斗并伤亡四分之一的人员之后被赶走，他们沿中国海岸向北驶去，至7月初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登陆。②在一个较大的岛上匆忙筑城后，荷兰人派了一个代表到厦门地区。要求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并宣称要干扰和破坏中国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
中国人立即拒绝了这些要求和恫吓。1622年9月，福建巡抚派一名官员带信去澎湖列岛，命令荷兰人拆除他们的小城堡，立即离开。荷兰人拒绝接受， 10月中旬，他们的船只开始攻击中国船只和沿海易受攻击的地点。他们暂时得逞，但福建当局终于予以回击。1623年10月，一个带有谈判者通行证的荷兰使者在厦门被俘，1624年，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迫使荷兰殖民者从澎湖列岛撤退到台湾。他们留在台湾直到明亡，虽是一个麻烦，但不是严重威胁。
经济问题和民间的骚乱
天启朝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下降。这种下降的一个原因是新大陆的白银出口水平急剧下降，这个事实差不多同时影响到世界上其①②他许多地方。在中国，这种下降可以归因于秘鲁白银生产的下降。白银产量的明显减少不仅影响到马尼拉，而且使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下降，因为正是白银把中国商人吸引到这些岛上来的。中国商人害怕同菲律宾贸易，还因为南中国海有海盗的危险。中国同西班牙贸易的下降，对福建沿海地区③的经济活力有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地区与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
在1621至1627年间，明帝国的经济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有害影响。杭州、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火灾，烧毁了成千上万的人家和商家。1622年，现今甘肃省平凉地区的一次大地震，造成重大财物损失，据说死了12000多人。
1623年，这个时期从山东半岛南部入海的黄河，在南直隶北部冲垮堤坝，淹没了徐州及其周围的大片土地。1624年8月，南直隶洪水泛滥成灾，徐州再次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由于广泛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赋税、政府的非必需品订货的减少，以及有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官僚机构的极端腐化与低效率，已经使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混乱，而这些灾害使混乱加剧了。它们引起一 连串单独的或结合在一起的农民起义、城市动乱、土匪和海盗袭击，以及军②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3—485、1567—1570页。
①《明史》[41]，255，第6574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页和255，第6573—659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32—533页。
②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页。
③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页。 队中的兵变，所有这些使政府竭尽全力以维持法律和秩序。
有白莲教徒参加的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1622年。在万历朝，受白莲教教义影响的小团体在中国北方很活跃。当局通过拘捕受怀疑的领袖和不时进行镇压控制他们。1621年，为躲避满洲人的推进，难民从辽东涌入北直隶和山东，跟着发生的骚动使剩下的白莲教领袖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这时正当经济的衰退已经使大运河上的商业活动减少，给依靠运河为生的人造成困难。 1622年6月，一次较大的白莲教起义在山东西南靠近运河的地方爆发，领导者是一个名叫徐鸿儒的人。①徐鸿儒的军队得到从中国北方其他部分来的新兵的帮助，取得了最初的成功。7月，他在山东的兖州占领了两座县城，8月，他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附近封锁了大运河，俘获50多只运皇粮的船。由于他的封锁同时切断了对北京和对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军队的供应，政府迅速地行动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这一努力起初遇到不利条件，因为通常驻在这个地带的军队有许多已被调往别处。但是，政府军队逐渐取得主动，1622年11月下旬，他们从造反者手中夺回最后几座城市。
徐鸿儒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被俘，他和他的十几个亲信随后在北京被处死。徐鸿儒起义在其最高潮时，影响及于山东、北直隶、南直隶和至少其他②五省的部分地区。自从将近一世纪前的宁王叛乱以来，这可说是对国家安全最严重的一次内部威胁。因此，朝廷有充分理由赏赐那些把徐鸿儒缉拿归案的人。
东林的溃灭
然而，就在分发这些赏赐的时候，朝中东林集团与其对手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对这一事态，东林集团要负相当大的责任。1623年初，东林领袖赵南星新任左都御史，他利用六年一次的京察算旧帐。许多过去反对过东林集团的人被黜，有的甚至被削籍，从此失去做官的资格。同年晚些时候，赵南星作为吏部尚书，继续他的整顿。他立即开始从全国特别是从北京的政府中根除他和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是难以容忍的腐败。无论赵南星的观点有多正确，他的刚严使他很快就同宫中的太监和京师其他一些满有理由希望维持现状的人发生冲突。
③
虽然有不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北京身居高位，但他们的权力经常受到挑战。1622年，有几个著名的东林人物离去或被罢官，1623年2月，顾秉④谦（1595年进士）和魏广微（1604年进士）被任命为首辅。这两个人都和魏忠贤有密切联系，后来传说他们的任命确实是这个太监谋划的。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当然严重怀疑。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东林的权力已经变得多么有限。1623年初，40多个中官被派往东北边疆视察边情。东林英雄、辽东最高统帅孙承宗，认为这种①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页。
②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9章，《满族的挑战》。
③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6689—669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页。
④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1—38页。 视察可能影响他的军队的实力和士气，并担心开一个讨厌的先例。他向皇帝①上疏，用强烈的语言陈述他的疑惧。其他的东林人物也同样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官干涉军事事务。然而，由于魏忠贤在宫中影响的增长，他们的警告照例被置之不理。例如，尽管东林企图阻止，但从1622年春起，太监在紫禁城内进行军事训练。②太监同朝中各派之间的小冲突，贯穿1623年始终，但争夺最高权力的真正斗争开始于1624年。2月，魏忠贤被任命为东厂提督，这是一个由太监管③理的安全机构，负责肃清叛逆，并只对皇帝负责。这个职位给魏忠贤以司法和惩罚的权力，他用这种权力打击他的敌人，这被看成是晚明政治史上的一 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东林党人不断地间接批评魏忠贤，但直到1624年7月15日左副都御史杨涟才上疏公开攻击他。杨涟的奏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1624年上半年在北京举行的东林秘密会议的产物。他还同左光斗和缪昌期（1562—1626年）①讨论过他的意图，他们帮助他起草。不过，在北京的东林集团的有些成员不支持在那时直接向魏忠贤挑战；缪昌期本人就有某些保留，东林御史黄尊素②（1584—1626年）直率地警告杨涟，如果他不能迅速剥夺这个太监的权力，后果就不堪设想。首辅叶向高因为不愿让他所建立的尚可忍受的同魏忠贤的工作关系受到危害，也表示反对。
③
杨涟的刚烈性格在1620年的移宫案中曾经受过考验，他毫不动遥他的奏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阴谋反对正直的大臣，操纵铨政，①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魏忠贤在朝中和宫中的支持者要皇帝严厉惩戒杨涟，但支持杨涟、谴责魏忠贤的奏疏源源不断地送进宫中。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工部一个官员万燝（1616年进士，死于1624年）的奏疏，它控告魏忠贤为自己建造宏伟的坟墓，而拒绝为皇帝父亲的陵墓提供建筑材料。②由于万燝本人曾任职皇陵工程，他的证词是无法抵赖的。魏忠贤进行报复，矫旨廷杖，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即死去。此后不久，就在政府中开始了对东林分子的全面清洗。最先被清洗的人之一是叶向高。由于牵连进另外一个官员得罪太监的案件，他在8月被批准辞去首辅的职务。那年冬，陆续去职的有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一些人，到1625年，这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职位，有许多被同情魏忠贤或甘愿为他效劳的人所取代。
尽管形势看来对他们绝对有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仍不满足。1625年1③月，不屈不挠的东林组织者汪文言被捕，罪名是长时期支持现仍等待处死的①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6695—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23页。
②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6715—671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7—568页。
③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6617—6619页。
①罗思：《满汉关系》[439]，第7—21页。
②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6465—647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0—671页。
③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6707—6719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4—955页。
①《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0—72页。
②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第403—432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年），Ⅰ，第278—279页。
③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时的科技》，[492]，孙任以都（音）和孙绍全（音）译（大学公园 前辽东经略熊廷弼。5月初，汪文言在监禁中被折磨至死。他死后不久，魏忠贤下令逮捕杨涟、左光斗和另外四个对他辱骂最厉害的东林人物。10月中旬，这六个被监禁在北京、在亲东林的资料中被称为六君子的人，通遭杀害。
④
9月下旬，在东林的敌人如新首辅冯铨（1595—1672年）的催促下，熊廷弼被斩首示众。
魏忠贤的恐怖统治到第二年春仍在继续，这时他下令逮捕另外七个政治上的反对者，他们并不全都与京师的东林集团有密切关系。其中之一的周顺①昌（1584—1626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从1622年起就已退隐苏州，但他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1626年4月，当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传出来时，他在城中的许多友人和爱慕者展开了一个营救他的运动。
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周被严密看管起来，准备送往北京受审。知道这种审问不会有好结果，愤怒的苏州士民掀起一次大规模的激烈示威，在示威中魏忠贤的代理人受到攻击，有几人丧生。暴动的消息很快传遍江南地区。看来这个太监是做过头了，一次反对他的武装起义可能在东南发生。但魏忠贤恢复了秩序。那年的10月下旬，周顺昌和同时被捕的另外六人或自杀，或被折磨至死。
魏忠贤掌权
魏忠贤一方面残暴地处置他的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一方面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1625年3月，为庆祝泰昌皇帝陵墓竣工，他被授予大都督府都督同知的世袭官职。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和客氏进一步得到加封；1626年，魏忠贤的一个从孙被封为安平伯，一个从子被封为东安侯，11月，他自己成了上公——一个特地为他创造的爵位。几个月前，浙江巡抚请建魏忠贤生祠②并得到同意。不久，这样的生祠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在这期间，呈给皇帝的奏疏，常常充满了对这个太监的德行与才能的热烈揄扬。他甚至因离京师很远的军事胜利而受到称赞，归功于他的精通兵法，运筹有方。
只要魏忠贤在支配政府，阿谀奉承的官员就会得到好处。例如，1625年③初，御史崔呈秀（1613年进士，死于1627年）因头年的贪污受贿被东林领袖揭发而被革职，就去请求魏忠贤保护，得以复官。据说这时他向魏忠贤提和伦敦，1966年），第235—247页；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120]，《新亚学报》，11（1976年），第61—88页。
④伦纳德·布卢塞：《荷兰人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1624年）》[9]，载《在日本召开的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记录》，18（1973年），第28—43页。又见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568]，载《从明至清》[476]，第213—220页；南居益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5—1088页。
①关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看这个时期的问题，见鲁吉罗·罗马诺：《16、17世纪之间：1619—1622年的经济危机》[430]，载《17世纪的总危机》，杰弗里·帕克和莱斯利·M.史密斯编（伦敦和波斯顿，1978年），第165—225页。
②彼得·J.贝克韦尔：《波托西地区注册的白银生产，1550—1735年》[4]，见《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史年鉴》，12（1975年），第92—95页；和哈里·E.克罗斯：《南美的白银生产与出口，1550—1750年》[131]，提交“近代前世界货币史讨论会”的论文，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1977年8月28日至9月1日。
③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之研究》（京都，1976年），第259—262页；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6]（纽约，1939年），第342—352页。 供亲东林和反东林的官员的名单。这些名单成了任命官员的参考，担任高官的东林党人尽遭排斥。1626年担任宰辅的七人中，只有一人是1624年原来①①有的，而他是太监的支持者。京师各部的上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党派斗争中得胜的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撰写或重写刚刚过去的历史，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天启朝发生的也正是这样的事。例如，一本泰昌朝实录在1623年完成，它对这个时期有争论的问题采取的态度，显然使当时在朝廷处于支配地位的东林人物感到满意。然而，当东林的对头在1624年末②和1625年初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决定对它进行修改。当这个计划在进行中时，魏忠贤及其支持者围绕万历和泰昌朝的三大案（1615年的梃击案，1620年的红丸案和移宫案）炮制出他们自己的本子。书名《三朝要典》，由首辅顾秉谦主持编写，于1626年夏刊行，极意诋毁许多东林人物，把他们在党派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追溯到16世纪末。③魏忠贤及其同伙在这个时期还使用别的控制方法。一份扩大化的涉嫌东林同情者的黑名单，被刻印出来在全国散发。东林领袖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北京创办的首善书院，于1625年8月被毁。
二十多天后，又下令毁全国的书院，虽然真正的目标是那些与东林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书院。首先被毁的是东林书院，它从17世纪20年代起，就成①了全国特别是它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反魏忠贤的象征。对于那些牵连进 1624至1626年清洗的人来说，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是，在1627年，有人提议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当皇帝在1627年夏末生病时，魏忠贤竟让他的一个从子代替天子祭太庙。
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
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明朝的军事指挥官如孙承宗和袁崇焕成功地挡住了满洲人。但从其他战线传来的消息却不怎么令人振奋。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苗族首领安邦彦战，兵败自杀，安邦彦自1622年起就②在西南地区不断制造麻烦，并将继续到下一朝。 1626年，川陕边界还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起义，这是魏忠贤派往该地区的官员的贪污腐化所激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一个时期以来该地区经济情况的恶化。
1627年，事情更糟了。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海盗在东南沿海进行袭击，满洲人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国驻朝鲜军队的进攻。满洲军队一旦巩固了他们的东南翼，就破坏他们同袁崇焕达成的停战协议，对宁远和辽河以西其他战略据点施加压力。不久，袁崇焕由于在许多有关边防的问题上同魏忠贤的党羽发生争执而感到绝望。他于1627年8月辞职，他的职务立即被一个他从前拒绝与之合作的官员顶替。
朝廷里也是充满了紧张和猜疑空气。魏忠贤的党羽一旦控制住政府，他①徐鸿儒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87—589页。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72—75页。
①关于这次造反见本书第7章，《宁王的叛乱》。
②《明史》[41]，243，第6299—6300页。
③顾秉谦，魏广微传见《明史》[41]，306，第7843—7846页。
①《明通鉴》[210]，4，第3027—3028页。
②《明通鉴》[210]，4，第3008页。 们自己就起了内讧。1625年，首辅魏广微对当时残酷惩治东林人物感到不③安，上疏皇上（亦即建议魏忠贤），劝告加以制止和给予怜悯。魏忠贤对这种想限制他的清洗的企图，非常愤怒，魏广微担心自己的安全，几次请求辞职。1625年9月下旬，他的辞职得到批准。此后不久，对魏忠贤的旨意更为顺从的人被任命为首辅。1626年7月，冯铨在与崔呈秀发生争吵后离开了政府。不到四个月，首辅顾秉谦也辞职回家，显然这是由于他从前的盟友冯铨和魏广微不在跟前而感到不安全。
通过所有这些，魏忠贤和他的家族继续得到皇帝的赏赐和加封。例如， 1627年9月初，这个太监的两个亲属分别被加上太师和少师衔。但就在赐予这些头衔的时候，身体从来不好的天启皇帝的健康不行了；他死于1627年9月30日，时年21岁。由于他的五个孩子均在襁褓中，皇位就由他在世的长兄朱由检（1611—1644年）继承。④③关于东厂的简介，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5页。
④缪昌期传见《明史》[41]，245，第6351—6353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67—1069页。 崇祯朝，1628—1644年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一些乐观的观察家甚至把朱由检的继位看成是进行深远改革和复兴明朝的机会。回想起来，在1627年秋，这种乐观主义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新皇帝就像他的差不多七年前即位时的兄弟一 样的神秘。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⑤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留下的是一个悲剧事实。他是一个把自己吊死在御花园里的皇帝，这时造反的军队正涌过京城的郊区。
魏忠贤的垮台
朱由检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死了，他在发育时期受到好几个皇妃的照料，⑥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天启朝因冲犯了魏忠贤和客氏“愤郁”而死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皇宫中高死亡率的背景下，朱由检在他兄弟在位七年之后居然活了下来，单是这个事实就可能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值得注意。他在1627年10月2日正式成为明朝的第16个皇帝，年号崇祯。他死后有三个庙号（思宗，毅宗，怀宗），分别为明朝皇位的几个觊觎者所谥。他又称庄烈帝。
新皇帝还不到17岁，他上台时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京城里没人知道他将对魏忠贤采取什么态度。最先知道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太监。10月9日，皇帝①即位后七天，魏忠贤请求让他退休。虽然受到拒绝，但告发魏忠贤的一些最忠实的党羽的奏疏，很快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崔呈秀，在经过相当犹豫之后，他被允许辞去兵部尚书的职务。12月8日，魏忠贤自己也被命令离开京师，去南直隶北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祖籍担任一个礼仪上的次要职务。
魏立即服从命令，几天之内，他和他的庞大的扈从队伍就从北京旅行125英里到了北直隶南部的阜城。他是在这里从他的效率很高的情报网知道皇帝下令逮治他的，他的罪名开列在那些源源不断送进宫中的奏疏中。他对等待着他的下场感到害怕，和一个关系亲密的太监在12月中旬一起缢死于阜城。
此后不久，崔呈秀自杀。不管怎样，无论是他还是魏忠贤都没有得到好死。
两个月后，他们受到公开的凌辱；他们的尸体被磔，他们的首级被分别悬挂在各自的家乡，以警告那些可能想步他们后尘的人。
魏忠贤死后，开始了对他的党羽的清洗。有二十多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有客氏、她的兄弟、儿子和魏忠贤的一个从子。其余的人被充军、戍边、②削籍或受到别的惩治。在全国各地所建的魏忠贤生祠或被推倒，或被派作其⑤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6364页。
⑥见本章，《移宫案》。
①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200—205页。
②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6368页。 他用常下令重修泰昌朝实录，并在翰林院的倪元璐——一个年轻的东林同③情者的恳切请求下，将魏忠贤的《三朝要典》的底版焚毁。同时，皇帝对魏忠贤弄权时被杀害或被处死的人的家属，公开表示关切。许多人作为烈士受到赠恤。他们的遗族受到馈赠并得荫官职。
残余的东林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似乎必然能像他们在天启朝初年那样主宰朝政。1628年末，韩爌回到北京并成为首辅。他立即联合其他新近任命的同情东林运动的官员，编一份魏忠贤党羽的名单，刊布全国。就在开始编辑这份名单之前，已有其他东林人物在京城担任了重要官职，袁崇焕则恢复④了东北前线最高统帅的职务。袁崇焕与东林集团的确实关系不甚清楚，但东林成员同情他在魏忠贤掌权时的遭遇，力主将他召回。
尽管东林的命运有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但年轻的皇帝看够了万历和天启①朝的政治，努力使他的政府不受任何派别的控制。 1628年末，东林的追随②者钱谦益（1582—1684年）被推为阁臣。他在此之前被魏忠贤罢黜，是刚召回北京的。按当时朝中普遍反对宦官的态度，他似乎是一个合适的人眩然而他的提名遭到礼部尚书温体仁（1598年进士，死于1638年）的有力反对，温体仁在侍郎周延儒（1588—1644年）的支持下，指控钱谦益在 1621①年典试浙江时结党受贿。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钱谦益应受到惩处。他被罢官并被削籍；他的几个支持者也受到惩戒。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企图得逞，崇祯朝遂失去免于党争的一线希望。
海上贸易的发展，约1628—1634年
17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因荷兰人和中国海盗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但由于著名的海盗首领和走私犯郑芝龙（1604—1661年）向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1607年进士，死于1640②年）投降，情况有了戏剧性的改变。郑芝龙答应帮助政府控制他曾经参与过的非法活动。他结果很成功，三年内，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熊文灿建议恢复这个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
不管菲律宾的海运、关税和其他记录是多么不完全，却都表明中国商人并没有等待政府的批准才做生意。在17世纪20年代末，他们再次开始了同③西班牙的大规模贸易。到1632年，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人手中的白银数量，④⑤每年达200万比索，这是一个极大的数目。不完整的和有时是矛盾的贸易③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年和1800年；上海，1937年重印；台北，1971年重印），第514—515页。
④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①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635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277页。又见贺凯：《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页。
②《国榷》[498]，6，第5330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513页。
①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7848—7850页。
②《明史》[41]，110，第3379—3381页。
③《明史》[41]，112，第3492—3495页。
④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页。 数字，使概括发生困难，但看来在17世纪30年代初，由于葡萄牙人通过澳①门运入大量白银，中国同日本的商业活动也大有起色。这些发展似乎给明帝国的这些与海上贸易最直接有关的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
经济衰退和西北的叛乱，1628—1631年
其他地区没有这么幸运。1628年春，萧条的西北省份陕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到冬天，一些地区的情况骇人听闻，卖儿卖女很平常，人相食的事时有所闻。当政府无能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爆发了叛乱，特别是在这个省的东部和中部。② 1629年初，当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而减裁驿站数目和人员时，局势恶①化了。这壮大了造反队伍，因为被裁的人员无以为生。官军中的逃兵和叛变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据报告，造反活动很快就蔓延到全剩1629年3月，②为了对付迅速恶化的局势，左副都御史杨鹤（约1604—1635年）奉命总督三边军务，管辖陕西的大部分。
杨鹤虽是一个尽职的文官，但不是一个使人鼓舞的军事统帅。他在陕西两年半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尽管他在劝说造反领袖投降方面取得一些成功，甚至使他们的军队为政府所用，但他未能消灭那些不能信任的造反者。
批评者指出，许多已经投降的造反者一有机会又叛变了。其他一些造反者根本拒绝投降，有一伙人使杨鹤大伤脑筋，他们从1630年夏至初秋占领了陕西东北一个战略城镇。1630和1631年，陕西的造反者对邻省山西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个事态发展在当地和北京部引起了惊恐。虽然杨鹤初期的绥靖政策曾受到热情的支持，但皇帝渐渐醒悟。1631年10月，由于陕西的造反者愈来愈多，杨鹤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
1629—1630年的满族人入侵
①
1629年12月，努尔哈赤第八子和继承人皇太极（1529—1643年）率领军队出人意料地从山海关西边入长城，直捣北直隶。不几天，他们占领了遵化的重要铁厂，并迫使袁崇焕从边境驰援北京。在他12月30日到达之前，城里就流传满族人散布的谣言，说他密附满族将领。满族人害怕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希望引起崇祯皇帝对他的怀疑。谣言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几年前袁崇焕曾与皇太极进行过暂时停战的谈判。1630年1月13日，他以通敌罪被捕。
随后的几个月，明朝军队在北直隶遭到一连串失败。1630年1月14日，满族人分兵占领北京以南30英里的固安。十几天后，受尊重的将领满桂（死⑤同上，第17—18、63—64页。
①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6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71—174页。
②《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71页。
①《明史》[41]，第7845页。
②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192页。
①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年，第10页。 ②于1630年）在永定门外战死；2月中旬，当满族人终于退出北京地区时，③国门前真可说是尸横遍地。但是，满族人的出征并没有结束；他们接着扫荡了北直隶东部的几座城市，然后在山海关西南仅几英里的地方停下。
1630年4月，皇太极回到盛京沈阳，派阿敏去巩固，并如可能就扩大四 个月前意外获得的长城内的据点，阿敏是朝鲜战役的英雄，当皇太极不在沈阳时，由他摄政。5月初，阿敏抵达北京以东125英里的永平（今卢龙），抵抗前辽东经略孙承宗指挥的一次进攻，孙复职才几个月。六月下旬，阿敏由于在几个方面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他的供应线又有被切断的危险，被迫从山海关西边50英里的冷口退出长城。
对北京和王朝的直接威胁已经过去，但朝廷吓坏了，特别是皇帝，他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阿敏的遭遇比他好一些。他一到沈阳就被捕，受审，被判了各种罪，其中包括从驻地逃走。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罪名，是他从北直隶撤退时，允许在几座中国①城市进行杀掠；这对皇太极想取明而代之的计划是一个严重打击。阿敏被免去死刑，于1640年在幽禁中死去。
大凌城之围及其余波
在1631年9月初皇太极包周新筑的大凌城之前，东北边境这时相当安静，大凌城是明要塞锦州北边的一个战略前哨，在山海关东北125英里。10月，派去的救兵被满族人击溃；到11月中旬，大凌城守军粮尽，食马，甚至②同伴的尸体。最后，在11月21日，总兵官祖大寿（死于1656年）投降，③投降之前至少杀死一个希望继续战斗的将领。祖大寿接着说服皇太极让他回 到锦州，设计诱降守者。他后来食言，但皇太极已经在心理和战略上赢得一 ①个重要胜利，因为许多明朝将领，包括张存仁（死于1652年），这时投降了满族人。
这些事件也影响到山东的政治稳定。1631年末，驻在山东登州的军队（他们许多来自辽东），奉命回东北抵抗满族人。当这些军队通过北直隶南部时，②发生了兵变，叛军说服指挥官孔有德（死于1632年）参加造反。孔有德迅即率领他们一路杀回来，横穿山东北部，围登州；1632年2月22日登州失③陷。中军耿仲明（死于1649年）先叛降孔有德，为叛军开了登州城门。这②《明史》[41]，114，第3542页。
③《国榷》[498]，6，第5387页。
①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页。
②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684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页。又见黄仁宇：《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415—449页。
③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页。
①詹：《衰亡》[18]，第10—11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8—29页。
②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150页。
③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7937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7—279、1474—1478页。 ④次叛乱的意外受害者是登莱巡抚孙元化（死于1632年），他信天主教，善西洋炮法，登州陷落后被俘。叛军领袖后来释放了他，但皇帝不愿宥其“败”。
这年晚些时候他在北京被处死。
同时，孔有德和耿仲明继续他们的叛乱。3月，他们包围登州西南60英里的重要城市莱州；4月，他们占领莱州和胶州湾之间的平度；8月，他们用计抓住几个重要官员。然而他们的好时光完了。10月初，六个月的莱州之围无功而解，10月10日，孔有德在莱州东北受到严重打击，被迫退到登州。
当官军开始长期围困这个叛军据点时，形势就改变了。孔有德和耿仲明几次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于 1633年4月乘船逃往辽东，他们在那里投靠了皇太极。不久，他们就帮助满族人攻占了辽东半岛尖端的战略城镇旅顺。这两人都在对明朝的征服中发迹。
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这些军事挫折对朝廷有重要影响。1629年12月开始的关内战役，不仅导致袁崇焕的被捕与被杀，而且导致他从前的几个支持者的辞职。第一个离①职的是辅臣钱龙锡（1575—1645年），他是东林的同情者，于1630年2月因受到政府中反东林分子猛烈批评而辞职。几星期后，首辅韩爌也辞职，部分原因是他与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密切关系受到攻击，袁崇焕考进士时，韩为试官。其他倾向东林的官员在这时离职的有刑部尚书乔允升（1592年进士）和左都御史曹于汴（1558—1634年），他们两人在魏忠贤掌权时都因他们的政治关系受到牵连。②这种逆转并不意味着东林集团在朝廷已经失去一切影响。在这个时期，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
1630年2月，当北直隶的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皇帝任命了三名官员为辅臣，其中两人与东林有关系。第三个是周延儒，他在两年前曾帮助温体仁罢免东③林党人钱谦益。温体仁则于1630年6月入阁。到年底，在1629年时曾经是亲东林的内阁，似乎由东林党人和他们的反对者平分秋色。
但是，这个平衡政策实际上把更多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政府。1631年7月，④间或支持东林运动的大学士钱象坤（1559—1640年）在与周延儒争吵后去④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页；刘香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页。
①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年》[8]（克利夫兰，1903—1909年），23，第29—92页。
②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页。
③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和42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年），第193—194页。
④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页。 ⑤职。两个月后，大学士何如宠（1598年进士，死于1641年）也辞职回家，他在1625年时因同坚定的东林成员左光斗的友谊而被罢官。他辞职是因为同⑥周延儒和温体仁合不来。1631年12月，坐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因东北新近的军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评而引退，他是东林的英雄，也是内阁成员。
1631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经常不断的勾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这并不是说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时太监控制了皇宫和政府。
相反，他似乎下决心独自对政策作最后决定。不过，1631年以后，太监的影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①大的侦察网，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 1625—1626年的溃败的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17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10年中保持了一个聪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有像张居正在1572—1582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温体仁在1630年7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17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1574—1636年）、何吾驺（1619年进士）、钱士升（1575—1652年）、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1579—1636年）。①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1633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那年7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1632—1636年虽然杨鹤在1631年10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⑤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年），第1章。也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年），第15—51页。
⑥《国榷》[498]，6，第5469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页。
①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6728页。
②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 3页。
①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696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页。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1632年底，造反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3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12月，他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③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 1633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12月27日，河南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1634年，一些造反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1634年3月和4月，造反军对长江沿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①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②接受李自成（1605？—1645年）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③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1593—1695年）和卢象昇（1600④—1639年）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⑤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年，造反活动扩大，对朝廷幸运的是， 1635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⑥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不过，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两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年8月，名②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年），第342页。
③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页。
①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页。
②《明史》[41]，271，第6966页。
③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页。
④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页。
⑤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页。
⑥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页。 ①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死于1635年）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②被山西巡抚吴甡（1589—1644年）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年8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年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③装起义。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月14日晚时机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国东南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6486页。
②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页。
③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6493页。
⑤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页。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至1637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
①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最近有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②分纳税人”。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以17世纪的标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的东西。①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②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①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②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他们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19③人。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④亵渎了。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①《明通鉴》[210]，4，第3165页。
②《明史》[41]，305，第7827—7831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页；和邓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页。
①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页。
②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页；251，第6487—6488页、6495—6499页；253，第653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页。
①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26—43页。
②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世纪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年），第205—219页。
③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页。
④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页。 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①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他从天启朝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②的黄道周（1585—1646年）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③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1588—1641年），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年夏，皇太极④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年）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 1571年和蒙古⑤人所订的那样。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 60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⑥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1636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①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页。
②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页。
③见地图26。
④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页。
⑤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6898页。
⑥吴甡传见《明史》[41]，252，第6521—652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1495页。 ①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杨嗣昌特别沮丧；在1637—1638年间，气氛本来很②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年，张献忠（1605—1647年）和其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10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年5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①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年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年6月，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都撒手不管，他于1639年11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管他在1640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到1640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1641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年的头三个月，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3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1639—1644年
1639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难。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①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年），第43—45页。
②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页。
①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③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1639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④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1639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年干旱和蝗虫成灾，1642—1643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① 17世纪40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在这②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在许多地区，③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17世纪40年代，尽管水、旱、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④觅食。到1642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而曾经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1641—1644年
②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122页。
③同上，第119页。
④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141]（剑桥，1978年）第63—64页。
①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70页。
②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158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2辑，18，2（1965年8月），第256页。
③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89—132页。
④《明史》[41]，110，第3386—3389页。 在杨嗣昌于1641年4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1640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⑤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 10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回到北京当首辅，东林集团对这个任命出了力。
①
由于周延儒在崇祯朝初期对钱谦益的削职起过作用，东林支持他似乎令人惊奇，但他的复职是朝中互相斗争的派别妥协的结果，他们试图解决他们②之间的分歧，使政府能全力以赴地应付威胁着王朝生存的军事和财政困难。
这个妥协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某些理想主义的东林党人不能接受用以维持妥协的实用主义的做法。1643年初，一些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企图赶走周延儒；尽管他在以后几个月中继续受到皇帝的信任，但他的四分五裂的政府在重重困难面前不能有所作为。
1641年初，张献忠在成功地侵入湖广之后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但到年③底他已恢复过来，能和其他造反领袖一起进攻南直隶的西部。 1642年，他攻下这个地区的庐州、桐城和另外几座城市。但每座城市都不能占据多久。
1643年初，张献忠把进攻南京的计划搁置起来，引军向西进入湖广，使那里的政府很快瓦解。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向他投降，包括省城武昌，它是1641年7月15日在短时期的围攻之后陷落的。张献忠有在武昌建立政府的念头，但官军从东边迫使他向南转移。10月初，他夺取长沙和衡州，随后几个月，他进入广东北部和江西中部，官军再次迫使他后退，1644年初，他回到湖广西北，考虑再次入川。
同时，李自成在北方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641年秋，许多独立的造反领袖归顺李自成，在这年最后三个月里，他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后他向北移动，在1642年1月中旬包围开封，这座省城是他在1641年想夺取而未取得的。2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转到这座城市南边和东边靠近山东的地区，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击溃地方防御，积累力量，在5月再次包围开封。这次围攻持续了将近5个月，围攻结束时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有的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死于穿城而过的洪水，因为造反者在10月初挖开了黄河上的几处关键堤防。由于开封破坏得很厉害，李自成没有在这里久留，便转向更有希望的地区。到11月，他回到开封西南 60英里的南阳附近。
政府很快从陕西调来一支军队，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于是调头向东，歼灭了河南残余的少数官军，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入湖广北部。1643年1①月，他轻而易举地击败明将左良玉（1598—1645年）指挥的纪律败坏和完全丧失士气的军队。左良玉和他的人马沿汉水流域溃退，李自成占领了战略城市襄阳。在随后几个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队伍中潜在的竞争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统治。襄阳改称襄京，给这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气氛，在传统的官僚机构中任命了新的官员，李自成暂时⑤关于这次袭击，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39页。
①薛国观传见《明史》[41]，253，第6537—6541页。
②黄道周传见《明史》[41]，255，第6592—660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5—347页。
③杨嗣昌传见《明史》[41]，252，第6509—6521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8—1542页。
①阿济格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 5页。 忍住没有称帝，而是称新顺王。
但他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年夏末，他回到河南，准备进攻北京。
②
首先，他必须对付总督孙传庭（1619年进士，死于1643年），他曾在1642年在南阳打败过他。自那时以来，孙传庭在陕西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队。虽然他怀疑实行进攻战术是否明智，但还是服从了京师来的命令，在秋末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在这次对造反军作战的初期，孙传庭相当成功，使北京的军事策划者很高兴。但后勤以及其他的问题，使他不能继续进攻，到11月初，他开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赶他，通过潼关进入陕西，11月中旬，孙传庭在一次勇敢的最后抵抗中被杀。1643年11月22日，李自成占领省城西安，并在两个月内控制了该省的绝大部分。他现在的事是向北京进军了。
他这次进军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得到满族人的威胁的帮助。满族人迫使明廷把人员和物资调往东北前线，而不能用来对付陕西和别的地方的造反者。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他是在1638—1639年冬从西北调来抵御满族人入侵北直隶和山东的）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 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③
1642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派他的哥哥阿巴④泰（1589—1646年）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
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⑤下了94座城镇，俘虏360000人，夺得大量战利品。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大，无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年5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奖劳。20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
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年1月15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①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
②关于条约，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页和第1372—1373页。
③《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6页。
④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4页关于这一点的简要讨论。
⑤张献忠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7—38页。
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4—565页关于这个决定的讨论。 顺朝过渡时期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和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明王朝的结束是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刚过不久，当时崇祯皇帝在一个忠心的太监陪同下，爬上御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自缢于寿皇亭。① 49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军队横扫山西，进入北直隶北部，到4月24日，就在北京郊区扎营了。崇祯皇帝拒绝逃往南方和以他的名义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最后企图打扮成太监逃出皇宫。
这个企图失败后，据说他就不太高贵地去寻死，临死前把眼前的这场灾难归咎于几乎每一个人，就是不归咎于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现得要高贵一点，他们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以自杀来报答皇帝和王朝给予他们的恩惠。
1644年4月25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终于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他们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态度执行他们的任务。对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宽恕的，抢劫者被立即处死；当李自成在午后到达皇宫时，城市已笼罩在一片平静气氛中。这种纪律和秩序主要归功于从前的明朝官员和儒生顾问，他们是在李自成在西北最后几年的战斗中参加进来的。这些人下决心帮助他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王朝。任何有损于李自成威严而合乎情理（如他们所认为的）地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当李自成知道崇祯皇帝死了时，他似乎真的感到悲伤。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认为，这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②任的人所接替。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他的登基仪式，而宁愿保持顺王的头衔，这是1643年他在咸阳自封的。
无论李自成对登基有什么疑惧，组织与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却不能等待。
虽然大多数重要职位由1644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担任，但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中缺乏合格的人员，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从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选用有才能和专长的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从前的许多反政府宣传，曾直接指向北京的当权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谅或忘记。
由于这个原因，挑选出来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僚，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导致明朝覆灭的政策。
在没有在顺朝政府中得到职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临比失业更坏的命运。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的军队发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5月1日，他同意从拘留在城内各军营中的许多明朝官员身上筹措款项。知道要他们自愿捐输势必很难，负责这些军营的将领们就开始实行一 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问，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许多俘虏困此丧命。到 5月12日，就连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下令停止。但将领们对他们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当得到释放剩下的俘虏的指示时，他们很快把注意①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之研究》[277]（东京，1958年），第327页；奥斯卡·纳霍德：《十七世纪时荷属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402]（莱比锡，1897年），增刊，63；和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59页以下各页。
②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29，第203—258页；昌努：《菲律宾》[50]，第157、159页。 力转向北京的商界。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不久，顺朝的士兵就在大白天抢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明朝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图恢复秩序，但不成功，当他在5月18日骑马出京去指挥北直隶东部的一次战役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无疑是晦暗的。当他在东北受到最后一个明朝统帅吴三桂（1612—1678年）和满族①将军多尔衮（1612—1650年）的沉重打击，于14天后回到北京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就更加晦暗了。6月3日，在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中，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第二天，他放弃北京，去西安准备即将来临的许多次战斗。
1644年6月5日早晨，多尔衮的前锋到达京师郊区，当天下午，多尔衮和他的近侍住进了紫禁城。在近30年的公开战争之后，满族人终于开始统治中国。多尔衮立刻派兵追击向西逃窜的李自成。这事留待清史开头几章再讲。
在那时以前，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
①《明通鉴》[210]，4，第3318—3320页；《明史》[41]，21，第6514—6515页。又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40页。 第11章 南明，1644—1662年弘光政权 1644年夏，当造反军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时，中国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以南的明朝军事当局陷入混乱、拖拉与缺乏指挥的状态，邮传和运输路线上的在职人员，大都放弃职守，道路上挤满了难民，他们把瘟疫、惊慌、敌探和关于北方情况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带到南方。4月5日，崇祯皇帝曾下诏天下勤王。但在造反者攻陷北京21天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仍未发兵。又过了20多天，崇祯皇帝自缢的可靠消息才到达南京。
这个消息不仅震动了南京和北直隶的官场和社会贤达，而且传遍南方，在晚明的社会动乱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乱、佃户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场和矿厂工人罢工、土匪袭击、各式各样地方武装集团造反——这股浪潮在许多地区几十年都没有平息。第一个南明朝廷正是在地方失去控制和整个社会缺乏有指导的、协调的军事化的情况下，企图建立一个恢复北方和明帝国的基矗首先要考虑的是崇祯皇帝的继承者。当时谁也不知道皇太子（朱慈烺）②或他的两个幸存的弟弟的下落，有些人出于这个理由，主张推迟新君主的选择。但更多的人感到及时拥立一个君主对于团结全国是迫切需要的。到5月 22日，当留都南京职位最高的在职官员第一次聚集拢来商讨这一问题时，几个从河南和山东的封地逃出来的明朝藩王已经到了淮河地区。其中最重要的③是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
严格从继承顺序考虑，在崇祯皇帝自己的几个儿子之后，显然就是福王，然后是另外三个藩王，他们这时还不知在南京附近的什么地方，潞王是第五 位。但潞王得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的支持，一则因他在品格和智力上被认为优于福王，再则因许多“鲠直”派官员担心福王成为国君后对他们不利，甚至带来灾难。这种担心的缘由要往上推三朝。万历皇帝曾想越过他的第一个儿子，指定福王的父亲为皇太子。这个意图许多年受到激烈反对，最后为东林④的拥护者所挫败，导致一系列派别斗争与不和，直到崇祯朝仍未停止。因此，福王一旦做了皇帝，他可能因为这个缘故而向“清流”报复。史可法由于知道福王名声不好，更容易受到那些心怀疑虑的东林党人的影响。
不过，绝大多数官员担心越过世系选择君主的潜在含糊性，大多数意见赞成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看出这一点，开始了一个大胆的政治花招。他一 方面赶忙把福王弄到南京郊区，一方面在镇守江北的将领中进行支持福王的活动，将来新朝廷的安全要依靠他们。史可法看到这种压力，当福王在6月初到达长江边时，他放弃了他的保留意见（如果找到皇太子将出现分裂），而接受了马士英的既成事实。
1644年6月5日，福王以藩王仪制进入南京，第二天，他暂时即监国位，②邓斯坦：《晚明的时疫》[149]，第12页。
③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3页；和居密：《明清棉纺织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563]，《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1974年12月），第525页。
④见前地图26。 仿照1449年景泰皇帝的先例。6月7日，他搬进皇宫，俨然就是一国之君了。
作为监国或事实上的摄政，他在七天内正式任命了六部和内阁等文武百官，以图重振这奄奄一息的留都。
从15世纪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起，南京作为南方的京城已名存实亡。这里有与中央的大多数部门相似的部门，不过这些职位人员较少，也没有声望，被看作是过渡性的，经常空缺。对王朝来说，南京主要有两个功能：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保卫和管辖富饶的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和大运河运输网；其次是作为最重要的行省南直隶实际上的省城，南直隶以产品或因转运而供养北直隶。因此，明末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南京的户部尚书和安全上的“三执政”——兵部尚书（他通常又是参赞机务）、五军都督（通常是一个太监）和操江提督。①除去充实南京原有各部门的许多空缺外，这个新政权还必须重建北京的几乎全部政府机构，包括京城警卫系统；改变赋税和运输的流向；调整行政范围；重建或修复旧皇宫中的宫殿和住所。所有这些都是在相当大的混乱中开始的，缺乏胜任的或有经验的人手。但是，在明朝原来的国都复兴明朝，这里不仅有开国者而且有建文帝的陵墓，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在万历朝，建文皇帝重新成为开国者合法的继承人，作为正统的象征和抵抗北方不道德的残暴势力的象征，他在南方恢复了声望。②最初的高级官员选择，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似乎是既适当又公平的；尽管有少数几个知名人物拒绝参加，或勉强参加，或被迫参加，但许多有着鲠直名声的人接受了重要职位；例如，史可法、高宏图和姜曰广都当了大学士。此外，明显出于对稳定的关心，大家认为监国福王有尽早择吉即帝位的必要。为他的登基草拟了25条施政纲领，以争取官僚、贵族和百姓的广泛支持。它们包括招纳贤士，审慎地任用被造反者驱逐或因党派斗争而离职的人，宽大处理那些曾“身陷”造反者手中的官员，反对随便征税，减少晚明加派的捐税，豁免特别困苦地区的赋税。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的初步措施，仍然很快就出现了分歧，首先是文职与武职人员之间的冲突。
早期的问题与后果
起初，作为报酬，马士英得到作为兵部尚书和大学士的有名无实的职位，但实际上他仍是凤阳总督。因为是他使福王成了皇帝，所以他感到现在他不能被排除在国家的最高议事机构之外。他很快领着一支军队来到南京，催促①叶绍袁：《启祯记闻录》[615]，见乐天居士编：《痛史》（顺治〔1644—1662〕初年；上海，1911年重印），第3卷，ⅩⅤⅢ，2，第10叶。关于这个时期中国东南的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动乱，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年），第92—124页；以及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年），第94—95页；森正夫：《明清时代之土地制度》[397]，见岩波正典编：《岩波世界历史讲座》（东京，1971年），第12卷，第7章，第235—245页；和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模式》[151]（斯坦福，1973年），第245—247页。
②到明史的这个时期，一个名为复社的东林附属组织深深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为了方便起见，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东林一词将用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倾向于夸大复社在晚明政治史上的重要性，见威廉·S.阿特韦尔：《从教育到政治：复社》[2]，载《新儒学的演变》[138]，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875年），第333—367页。又见登纳林：《嘉定义士》[142]，处处可见。 监国福王赶快登基，并事实上胁迫朝廷委派他到南京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6月19日福王正式成为弘光皇帝时，马士英随侍左右。第二天，由于几个受马士英影响的有权势的将领的建议，史可法要求解除他在朝中的职务，去长江以北督师。他不久就在扬州设立了行辕。这一事态发展不仅震动了官场，而且在南京引起了反对的舆论，认为像史可法这样一位能干和得人心的大臣应当留在皇帝身边，而马士英作为一个在将领中闻名的军事战略家，应当到战场上去。但史可法没有鼓励这种抗议活动，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同马士英的冲突，以维护这时内阁中脆弱的团结。
初期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当时在南直隶北部到处乱窜并造成破坏的各支军队编为四镇。各镇的领兵将领和防区如下：（1）高杰占据南直隶北部的黄淮地区，负责河南北部的战事；（2）刘良佐占据淮河以南的南直隶中西部地区，负责河南中部和南部的战事；（3）黄得功占据长江以北的南直隶中部地区，负责支援在他北面的高杰和刘良佐；（4）刘泽清占据淮安州，负责南直隶东北和山东南部的战事。每镇的士兵，要靠耕种被遗弃的或瘠薄的土地来取得粮食；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则靠每个防区在本区征收的税款来购买。此外，每镇定员30000人，每个士兵每年由中央政府发给饷银20两。
史可法和他的30000人的军队集中在扬州和徐州之间，作为他们的督师。
除此之外，来归顺弘光皇帝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来者，即湖广的左良玉和他的50000多散漫杂乱的军队，他将作为第五镇的统兵将领。在安庆和镇江各部署了一支军队，它们之间有几处驻扎着江防军，以保卫长江，它们中间的南京则另有一支60000人的应急军队。此外，还加强了操江提督在南京对岸浦口的军队。九江和凤阳的两个总督以及在安庆-芜湖、怀安-扬州和河南东部三地的巡抚，将部分地得到中央政府配给的支援。
这样一个军事部署的总开支预计要700多万两——就是说，至少超出南京户部当年预计的收入100多万两。而预计的收入还得用于薪俸、建设和朝廷的礼仪开支。由于豁免了遭受土匪劫掠地区的赋税；地方赋税被挪用来增③加军事设施；失去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南京只能指望南直隶南部和浙江的赋税收入，而这些地区到晚明时在粮食上已不能自给自足和从地区间的贸易获取财富。此外，当年严重干旱。即使军队的数量不急速增加，即使有最好的财政官员和军需官员，供应也将不足，何况弘光皇帝两者都没有。
为了获得军队的忠诚（这是它非常缺乏的），朝廷用两种办法讨好他们。
一是允许军队在各自的防区内有获取食物的完全自由，甚至可以自己任命管理人员，一是对带兵的将领滥予加官进爵，不是为了赏功而是为了激励他们的军事才能。这种政策导致严重的冲突。文官看不惯武将的贪婪和自负，认为他们全是无功受禄；居民反对在他们的城镇驻扎军队，而军队则认为驻在城镇比乡下和军垦区舒服，因为这里更富足，货源更充分（而且有墙把各小队保护起来，互不干扰）。此外，各个防区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平均，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
平民鄙视士兵，而一些士兵则鄙视另一些士兵，把他们看作吃皇粮的土匪。的确，许多部队原来就是叛乱的团伙。特别是在河南中部的大多数地区，那里布满了堡砦，其中一些就是由当地的叛乱者和刚得到弘光朝廷任命的人③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 ①指挥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使他们与正规军有何不同。他们都是大伙武装起来的人，靠打、砸、抢为生，有的得到军官的庇护，有的则不。
朝廷本身从一开始就由于高级文官与勋臣之间的分歧而分裂。后者控制着南京周围的大部分军队。他们企图参与政府大计并得到民政官员更多的尊重。当时的操江提督刘孔昭就企图在内阁中谋一个职位。他受到吏部尚书张慎言的反对，理由是没有先例。其他的勋臣和刘孔昭联合起来指责张慎言在任命官职上轻视武将；文臣则反驳说，武官无权过问朝廷的事。这次争吵的结果是张慎言辞去官僚机构中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这类争吵本身已够严重了，它们还同马士英的竭力增加个人权势和朝中“清流派”与“逆党”之间的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这些斗争始于16世纪末的东林党人。尽管马士英是一个有一定才干的人，胸怀宽大的人也可以与他共事，但文官都不喜欢他，东林党和复社的不妥协的追随者尤其不喜欢他。
马士英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文职机构以外，他拉拢那些不满分子：将领、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17世纪20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①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阮大铖想当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②论并导致恶果。阮大铖终于在1644年9月30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①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关于张献忠在17世纪40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42—156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78—89页。
①左良玉传见《明史》[41]，273，第6987—6998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1—762页。
②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6785—6792页。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没有逃走，1645年5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68—69页。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主持正义——就是说，若不被激怒，他们愿意同南明朝廷合作，满足于某种报偿、让步和特殊利益。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和鼓励满族人的谈判态度，弘光朝廷在1644年7月开始计划派使节去北京。使节的目的规定为：(1)适当②地安葬崇祯皇帝；(2)赠与吴三桂爵位和贺礼，对他的效忠满清，暗中加以破坏，吴三桂原是明朝北方的将领，曾有效地反对农民起义军；(3)向满洲人赠送谢礼（补偿），感谢他们把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4)劝诱满族人撤军，条件是让与山海关以外的全部领土，每年纳10万两岁币，默许其统治者除“皇帝”之外的任何称号。他们不知道摄政王多尔衮为了取得“天下”的战略利益，这时正把年轻的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北京。
1644年8月初，正式任命三个人担任这一使命，以新提升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首，左都督陈弘范和太仆少卿马绍愉随行。这不是最好的一组人眩三个都是次要人物，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只有他们似乎愿意去。左懋第决心在蛮子面前维护明朝的荣誉，不欲进行谈判。此外，他公开反对委派马绍愉，因为马在崇祯朝同满族人谈判时有讨好对手之嫌。③②阿巴泰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 4页。
③《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页。 陈弘范则是清廷这时所要找的一个中间人，希图通过他说服南方的将领归顺。
使节走走停停，由于供应和运输问题以及遇上土匪，沿大运河北上的进程很慢。他们进入济宁以北的满族人占领区后，受到很冷淡的接待，不提供住处，并加以许多限制，在10月的最后几天当他们接近北京时，这些限制越多。人家对待他们不像平等国家的使节，而像从一个属国来的进贡者，最后，他们由于企图同吴三桂联系而被拘留在鸿胪寺。在这里，满族大学士刚林见了他们两次，责骂他们和南方的政府，没收了他们带来的礼物，不许祭奠或重葬崇祯皇帝及其后妃，认为没什么可谈判的，因为清军已经发动了对南方的战役。最后，他们被允许在11月25日在严密监视下离开北京，但不久就有一支清军赶来，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俘虏。陈弘范这时已与清廷合作，继续前进去向弘光朝廷报告即将来临的对南京的猛攻。
关于清廷的狂妄与好战的报告并不使史可法感到意外。8月下旬，多尔衮曾给史可法送来一封信，信中对比了清廷的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的成功和南方朝廷的自私自利导致的失败，敦促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在10月15日发出①了他的著名的回信，雄辩地驳斥了多尔衮，坚决地拒绝了背叛，从那时起他就采取步骤增强防御，预备对付清兵可能的猛攻。早先，史可法纯正的人品和爱国心曾深深感动了土匪出身的高杰，在江北四镇的将领中他最强也最难驾驭。现在，史可法重新部署军队，就派高杰驻守咽喉之地徐州。11月和12月，清军在南直隶东北边境被击退，于是人们希望明朝军队至少可以守住长江防线。
“三大疑案”
在南京，士气愈来愈低落，偏执狂和党争以及伴随而来的清洗和迫害，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弘光政权。关于三大疑案的真假问题，从1645年1月起直到这个政权结束，始终占据了人们的注意，它们最好地揭示了这个时候弘光朝廷的党派活动。这些案件本来都是可以宽宏大量地或者圆滑地加以解决的，却被阮大铖及其党羽用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说这是他们的政敌在煽动叛乱。结果产生出种种谣言，使百姓疏远朝廷。
第一件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他在南京城外因形迹可疑被捕。官方的秘密审问报告说，大悲故作疯颠，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说是吴王，这些说法显然都是假的。但是，一些人认为他的陈述证明他了解包括福王在内的一些藩王的情况，而掌权的人不愿把这些情况暴露出来。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负责审问的官员都想快些在暗中了结此案。只有阮大铖看出有追究的理由，他开了一份赞成潞王和挑唆大悲颠覆弘光朝廷的人的黑名单。但这时马士英制止了他，这个案件在1645年3月27日以公开处决疯和尚结束。
就在同一天，皇帝得到报告说，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长子和太子的年轻人，于是派太监去把他请到南京。起初对他采取审慎的尊敬态度，官员们特别是崇祯诸子的讲读和熟悉北京宫廷生活的人聚在一起向他提出问题。尽管这个年轻人确实认出了一个讲读，并看来相当熟悉北京皇宫的①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3页。 布置，但他对许多问题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一些记载说，在严密盘问下，他承认他叫王之明，是太子的近卫。另一些记载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说这个年轻人虽然受到屈辱，但始终坚持他是真太子。
弘光皇帝似乎真诚欢迎找到太子，但他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是骗子的决定，并反复说明这一定罪，以回答前线将领的奏疏，他们对谣传太子受到朝廷中坏人的诽谤和折磨表示震惊。由于对“王之明”和三个所谓主谋者的严刑拷问，这种谣传更耸人听闻了。
使真太子命运这一历史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样一件事，三个月之前，另一个自称太子的人在北方出现，在清廷引起一桩公案，其微妙与政治影响②在每一点上都与南京的案件相似。满族人最后处死了北方那个自称太子的人，但更大的意见分歧阻止南方采取这个办法，因为在南方，尽管缺乏证据，却普遍地并往往是狂热地相信“假太子”是真的。
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一个自称是弘光皇帝妃子童氏的人，正从河南被护送到南京。她一到南京就被打入冷宫，因为皇帝愤怒地一口咬定她的故事是编造的，拒绝再听到这件事。有些记述说她是如何动人地诉说与写出她和福王的关系以及遭受的苦难，另一些记述则说她很快承认她的配偶是另一个藩王，她误以为他已经在南京登基。总之，从“假皇妃”在受刑时提到的一些人名，得出了她与某些人合谋推翻朝廷的结论。这些和其他有关她的性生活的指责，自然在政治人物中引起很大的不满；弘光皇帝让这个女人瘐死狱中这种明显的残酷行为，在他的不得人心之外又增加上一层怀疑：他自己才是骗子。①供应短缺、清洗和“真伪太子案”加上逃出清军追击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有南下长江流域之势，终于引起南京久已担心的兵变：左良玉军以“清君侧”为名的东征。
弘光政权的结局
自从1644年6月占领没有防御和混乱的北京后，满族领袖即认识到必须给李自成起义军和中国北方的一般亡命之徒以决定性的打击。只有到那时才能考虑征讨南方的政权，因为当时满族人还不知道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很脆弱。于是，在1644年夏和初秋，他们的领袖首先集中打击陕西南部的李自成军队，然后肃清山东北部和东部的零散起义军。清军逐渐在黄河（它从1495年起流向山东半岛之南）以北的平原上建立起一道薄弱的防线。到秋末，援军已经进入山东南部和南直隶北部，以对付从南方来的进攻。在北直隶南部和河南北部，他们肃清仍然活跃在这些地区的李自成残部。在这个时期中，明朝前线的一些军人提议合作；他们有的真的忠于南京，有的动摇不定，有的则真想背叛。最严重的背叛涉及驻守开封的总兵官许定国。
在后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并得知南明的情况后，清廷在11月中旬决定同时发动对西安和南京的战役。这两个战役分别由多尔衮之兄阿济格王、其②这一段主要依据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1644年的顺朝过渡时期》[527]，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43—87页。又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35—143页；和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123页以下各页。
①韦克曼：《顺朝过渡时期》[527]，第52—53页。 弟多铎王指挥。但后来河南东北部出现的局势威胁着这两个战役的成功。于是对战略作了修改：多铎在平定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地区之后，转而进攻李自成在潼关的最坚固的防线，同时阿济格从北边进攻西安，对李自成的根据地形成两面夹攻。
多铎的任务执行得迅速而顺利。1645年1月初，他的军队在河南西北部渡过黄河，占领洛阳及其以东直至开封的所有据点。他们击败起义军，俘虏或接受了几个明朝将领的投降。没有后顾之忧，多铎遂引兵向西，经过激烈战斗，于2月9日攻破潼关。这时李自成放弃了西安。在阿济格的追击下，他带着一支约20万人的军队向东南方向逃走，沿陕西、河南边界进入湖广北部。多铎留在后面完成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的作战计划。但3月11日后不久，他接到进军江南的命令。
明廷的反应是把最好的军队派到前线，击退清军并沿黄河南岸标出新的防区。但有两件事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应付清军进一步挑战的能力：高杰的被害和左良玉的起义。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仗也是最骄悍强横的将领，他受命从驻地徐州向西进军以保卫洛阳和开封之间的战略要道，同时与总兵官许定国协同作战。
由于高杰与许定国从前有仇隙，两人素来互相忌恨。现在两人都表示友好与宽宏。但是，1645年2月8日夜，许定国在他的睢州驻地宴请高杰，将他杀害。随后他渡过黄河投奔清军，在他们眼中，他的杀害高杰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价。同时这一行动使高杰的大军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其他各镇将领对高杰的怨恨和南京的政治阴谋，挫败了史可法重建高杰军的领导的企图。
当他们不受管束地进入南直隶向扬州溃退时，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就破灭了。
清军在陕西击败李自成，增加了左良玉部下的担心；他们害怕他们给养和纪律都很差的军队将面临来自西北的起义军的猛攻。此外，关于可疑的太子和童妃的谣言传到湖广，增加了左良玉对马-阮集团的厌恶。年老、有并精神不济的左良玉在部下祈求下，把一封假造的太子求援的书信当作真的接受，并以此作为移师向东清除马士英的借口。4月19日，当清军向东穿过河南北部而李自成的溃军在阿济格追击下迫近武昌时，左良玉开始了他的“东征”。
左良玉在九江遇到江楚总督袁继咸时，才认识到自己受了愚弄，袁继咸拒绝支持他。他们两人的军队都不听命令，密谋劫掠九江城。左良玉因懊悔致使病情恶化，不几天死去。他的义子担任叛军的领导，继续东下，沿途“征集粮食”。马士英和阮大铖怕左良玉甚于怕满族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谈判使后者缓和下来。因此，当清军迫近徐州和凤阳时，马士英命令长江以北的明朝将领包括史可法在内移师南京以西去阻止左良玉的军队。虽然荻港附近的驻军足能阻止现已成了一帮散兵游勇的挺进队，但在这紧急时刻，注意力和兵力被从淮河地区引开了。
多铎的军队于4月1日从潼关出发以后，分三路前进：一路经虎牢关；一路经洛阳地区，沿颖水而下；一路越过兰阳，从开封东边穿过。他们在归德汇合后，再分兵渡淮河。一支指向临淮，另一支指向盱眙。后一支在徐州再分出一支精兵，在准塔王率领下沿黄河东北取淮安。直到清军在5月13日抵达扬州，他们沿途没有遇到抵抗。相反，许多明朝将领投降并为敌人效力。 史可法的军队不是大量被调走就是开了小差，留下守扬州的人很少。顽强的扬州人民回击清军的进攻，拒绝多铎反复的投降引诱。最后在5月20日，城墙被大炮攻破；也许为了做给其他可能想抵抗的城市看，满洲人下令屠城，可怕的大屠杀持续了10天。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俘，在他拒绝顺从多铎后被杀。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义士之一。①到1645年5月30日，清军主力集结在长江北岸仪真至瓜州之间。对岸，在大运河入长江处，有大量明朝军队保卫府城镇江和那里的运输站。6月1日夜，清军利用黑夜和大雾，将扎有火炬的木筏送过江，引诱明守军开炮射击。同时，一支先头部队在西边偷渡过江。第二天早晨，当镇江守军发现清军就在附近时大为恐慌，弃城而逃。
阿济格追击李自成，经过左良玉放弃的武昌地区，进入江西西北边境的①山区，6月初，李自成也许在这里为村民所杀。一部分清军继续寻找李自成，其他的则尾随左良玉军沿江而下，计划从后面攻击它。但5月下旬，清军刚到九江，这支七零八落、走入迷途的明朝军队就来投降，未经任何战斗。
镇江陷落的消息使南京陷入一片混乱。1645年6月3日夜，弘光皇帝带着少数人秘密出城，向西南方向芜湖附近的黄得功驻地逃去。第二天，当发现皇帝不见了时，马士英带着一支庞大的卫队和一个据说是皇太后的女人向南边的杭州逃去。其余大多数官员也逃的逃，走的走，有的干脆闭门等候，老百姓则洗劫了皇宫和高官住宅。一个监生领着一伙暴民从狱中救出“太子”，让他穿上宫中的戏装“登基”，并在武英殿建立一个小朝廷。但总督京营圻城伯赵之龙这时站了出来，他想保持城内的平静并保护好这座城池。
他容忍“太子”的支持者，同时向多铎作出和解姿态，直到他确信能以有利条件投降并把南京交给满族人。
6月7日和8日，清军到达南京城外，在直接通向皇宫的主要城门外扎营。在这里，在倾盆大雨和泥泞中，他们接受了明勋臣和文武官员头面人物的投降。多铎在他们的忠诚得到证实，和平占领这座城市有了保证之后，于 6月16日从南门进城。同时，在芜湖的弘光皇帝和留下来的少数支持者打算去杭州，在南宋时这里曾是中国的国都。但他还没来得及动身，刘良佐就领着一支清军到了。黄得功由于部下的背叛和受了重伤而自杀，皇帝被刘良佐捉去。6月17日和18日，这个原来的皇帝穿着平民的衣服，被押送回南京，沿途受到人民的辱骂。到南京后他在一个有多铎和“太子”参加的宴会上受到羞辱，然后被关在南京附近一个地方。
另一支8万人的清军，沿大运河南下取苏州，然后继续向南，以粉碎效忠明室的人在杭州建立国都的计划。在那里，潞王起初拒绝然后同意就监国①位，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直到满族亲王博洛率领一支清军于 7月6日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潞王开城门投降，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明朝军队争先①吴三桂、多尔衮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5—219页和第877—880页。关于吴三桂究竟在何时投降满族人、何时与多尔衮联合将李自成赶出北直隶，仍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年：重新评价》[209]，《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年2月），第443—453页。
①定王（朱慈灿）和永王（朱慈焕）。关于这些藩王的名字、头衔和身份，标准资料有混淆和错误。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1961年；台北，1965年重印），第61—64页。
①这个藩王的封号故意写作“Luh”，以别于下述在绍兴摄政的鲁（Lu）王。 恐后渡过钱塘江，向东南退去，钱塘江和杭州湾这时就成了明、清军队的主要分界线。②②见本书第10章，《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崇祯朝》、《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杨嗣昌的浮沉》、《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顺朝过渡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活动到目前为止，清廷采用的是军事手段，现在，在一个安定是征服者将来的成功所系的地区，清廷转而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绥靖手段。清廷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贮藏着大量稻米，可用以缓和北直隶因长期干旱引起的粮食短缺，首先采取步骤恢复大运河的航运，这条河实际上已有两年不用，像黄河大堤一样需要维修。出于象征的与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员到各州县（大多数明朝官员已弃职而去），征收当地的赋税和保护税册。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8月中旬，清廷废除明朝①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对南京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宜。②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月24日开始实行的38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月21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从它到达之日起，10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①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在江南颁布并严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①龙文彬编：《明会要》[364]（1887年；北京，1956年重印），Ⅰ，第541、566—567页，Ⅱ，第1230—1231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九龙，1972年），第1章。
②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年；香港，1969年影印本），第38—41页。又见本书第4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即广东和广西。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两个朝廷的并存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
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①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①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7月26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②地区。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①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①吴伟业：《绥寇纪略》[598]（清初；台北，1968年重印），补遗，下，第17—22叶。
①刘宗周：《刘子全书》[353]（约1821—1850年，台北重印，无日期），18，第3— 5、13—15叶。
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127]，见《中国文化》，6，2（1965年3月），第28—105页。
③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第209—210页。
①见本书第10章，《魏忠贤掌权》、《魏忠贤的垮台》。 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剩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明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
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求或接受了隆武皇帝的任命和封号，但鲁王朝廷根本不想与隆武朝廷合作，于是，两个朝廷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1646年2月，隆武皇帝曾给他的“皇侄”送去一封令人感动的信，恳求他为了中兴事业进行合作，并发誓不同室操戈。他诚恳地说明他要求最高统治权并非出于自私，说明由于战略上的原因，他不能避免在鲁王的地区计划②军事行动。但不知这封信是否送到了绍兴的鲁王朝廷。那年春末，隆武皇帝派一个御史带了许多银两去犒劳驻守在钱塘江的军队，但得不到鲁王当局的保护，结果被不受约束的军队杀害。夏初，鲁王派一个使臣去福建，被隆武皇帝监禁并处死，这也许是由于怀疑他与郑芝龙勾结。
要解释这一系列悲痛的事件，我们必须从地理、两位藩王的性格和当时恐惧的心情来看。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①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年：重新评价》[209]，见《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年2月），第443—453页。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55]，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特别是第723—735页。
②赵翼：《廿二史劄记》[46]（1795年和1800年序；上海，1937年重印），35，第740页。 第二，唐王和鲁王以相反的性格特点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鲁王监国仁慈温厚，他只做礼仪上需要他做的事，而让文臣武将发挥主动精神。但他下定决心并真心愿意充当那些想为明朝而战的人的傀儡领袖，也许他感到他不能抛弃他的支持者。
唐王现在40多岁，饱经忧患，在囚禁中度过半生。他在整个童年和部分成年时期都与被他祖父不公正地囚禁的父亲作伴。1636年当北京受到满族人的威胁时，他带兵勤王，违犯了明朝律令，被废为庶人。在1644年弘光帝登极大赦，释放他并恢复他的王位之前，他不过是在明朝囚禁罪宗的凤阳高墙内苟活而已。
现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他甚至表现出更大的决心与主动精神，这种决心和主动精神曾招致崇祯皇帝对他的非难。他俭朴，勤勉，只有一个 10年来和他一起备尝辛苦的妻室曾氏，他不怕物质上的牺牲。他很有学问，特别是在历史和明朝的制度方面，他以他的继承权而骄傲，这是他历尽苦难得来的，他现在相信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是唯一能中兴明朝的藩王。虽然他对待鲁王很审慎，但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1645年秋在广西桂林称帝失败的靖江王朱亨嘉。这个不走运的藩王被押送到福建，废为庶人，死于狱中，以招示这个地区其他明宗室成员。很明显，隆武皇帝具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心的使命感，不欲与别人分享领导权，即使是他自己的大臣们。
第三，对与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合作两个政权都不够放心。紧张、敌意和党派偏见，使争取皇帝好感的对手均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此外，许多得到鲁王和隆武政权双重任命的人，这样做只是为图私利，玷污了这种本来是高贵的行为。
内部问题和战略问题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取得进攻的优势，原因大同小异：缺乏供应基地；后勤上的困难加上文武官员之间的敌视；依靠正义精神对待硬性的军事组织、纪律和训练问题；以及两位藩王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福建普遍发生的各种社会动乱。两个政权都面对满族骑兵无可置疑的陆上优势。但这要到一年以后才成为现实，而在此期间，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鲁王的兵力约20万人，全靠钱塘江或杭州湾沿岸的浙东地区供应。由于支撑政权的基层的性质、鲁监国消极的统治方式和在财政及军队供应上普遍的分散倾向，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的税收部门。开始实行的是一个宽松的原则，即明朝官军的军饷出自他们所在的州县的赋税收入，而民兵和志愿兵（由各种“义士”领导的军队）则靠他们原来的地区自愿捐助。官军不满于这种安排，要求将所有为进行战事而增加的钱物，交由他们控制，根据战略需要①进行分配。但是，“义军”领袖不信任官军，不同意这个建议。折衷方案是，①赫尔穆特·威廉：《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通信》，见《中国》，7，5— 6（1933年），第239—245页。
史可法答多尔衮书有不同的版本。见谈迁：《枣林杂俎》[499]（17世纪中叶；重印，载《笔记小说大观》）（台北，1962年重印），壬集，第18叶；比较温睿临：《南疆逸史》[561]（1711年；上海，1960年重印；重印，《晚明史料丛书》，第1卷，东京，1967年），5，第38—39页，与史可法：《史忠正公集》[470]，（1784年；台北，1968年重印），2，第23—25页。 所有的军队，包括官军和义军，应从最近的地点得到支援，可以是赋税收入，也可以是爱国捐献，这个方案主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权宜之计。没有一个后勤方案真正解决了在“分地和分饷”问题上的争吵。
1645和1646年之间的冬季，愈来愈严重的供应短缺，促使官军偷窃预定给志愿军的给养，导致一片混乱。当饥饿在鲁王的军队中成为普遍现象后，许多“义军”战士干脆拔腿回家，而官军则求助于抢劫和敲诈勒索。在没有中央的后勤管理的情况下，任何中央的指挥机构都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当明水师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被清军击败后转移到鲁王地区，陷于走投无路的瓦解境地时，他们也不能做些什么。
战术问题上也同样存在分歧。在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几次成功的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而且，明军队穿过浙江西部几乎到达太湖，暂时使这个地区的清军陷于孤立。但这类进攻失败的时候居多，原因是鲁王军队之间、鲁王军队与他们希望会合的清军后方的抵抗团体之间，配合与联络都很差。文人领导的“义军”喜欢独立行动，不考虑别人的计划和所冒的危险。在1646年2月的另一 次进攻杭州失败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鲁王的将领不得不把钱塘江以西的土地让给清军。寄希望于明军的水上优势以抵御清军水师的进攻，或横渡杭州湾，从海宁西北进入敌后，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隆武政权的兵源、财源和给养主要来自福建，其次来自广东和广西；但都不够充分。朝廷建立后不久，就认识到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军事开支，也远远超过福建和两广目前赋税收入的总和。这个问题一方面试图以加紧搜刮来解决。从桥梁和港口征收五花八门的通行税；经常向店家和食盐专卖行业摊派各种费用；搜刮地方财政的盈余；卖官鬻爵；征收各种爱国捐助，如地主按照土地面积的“大户助”，绅士按照功名的“绅助”，官吏按照品级的“官助”。另一方面则希望逐渐缩小军队的部署。郑芝龙在1646年5月报告说，供应和武装当时驻守福建的所有军队，需要156万两白银——仍然远远超出政权的支付能力。
于是，皇帝同意将福建的赋税收入只用于支援福建。这个乐观的计划要招募3万人把守各关口，1万人维护州县的自安，每年花费86.2万两。浙江西南部、江西和湖广的军事行动，军费必须全部就地筹措。把守各关隘的军队实际人数，从未达到计划的数字，而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千人得到的配给，经常在标准以下。广东直接向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隆武朝廷提供一些赋税收入。但数目只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一个零头，根本不能满足朝廷的迫切需要。
有几个因素合起来限制了税收进入隆武朝廷和给养到达前线。一个是地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府的惊惶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 ①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
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 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帝所热衷的“亲征”，是根据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但郑芝龙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对他的嘲笑以及皇帝不露声色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长远打算与皇帝的长远打算根本冲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从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辩论说，迅速的进攻将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正受到征服者的蹂躏。武将一派（特别是郑氏兄弟，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辩论说，需要谨慎，要慢慢来；他们反对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战。
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黄道周与郑芝龙的摩擦中。
为了反对郑芝龙的阻挠，黄道周在1645年11月自请督师北伐，去援助最近在江西东北部遭到失败的明朝义军。他没有得到郑氏兄弟任何帮助，就带着一小支全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
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凭“忠义”的号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员和给养。黄道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热烈的响应，但他的军队太缺乏训练，与陈兵江南南端的清军根本不能匹敌。1646年2月初，黄道周在那里很容易地被清军击败了。两个月后，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杀。这对隆武皇帝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一直依靠黄道周帮助他维持朝中文武官员的均势。
隆武皇帝坚强的性格表现出诸多矛盾的倾向，在平时，这些倾向可能得到调和，但在受到挫折时，就更加显露出来了。他希望以东汉的光武帝（统治时期为公元25—57年）为榜样，后者以杰出的将才使汉朝得到中兴，他喜欢大臣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后，就宣布了他的亲征计划，指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时处理福州的事务。由于上面谈到的各种原因，他一直不能离开福州，直到1646年1月，他进驻建宁，宣布他想直接从那里出发，前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大战常同时，他十分看重皇帝作为文学艺术的榜样和保护人所起的作用，经常亲自起草他的公告，写得又快又好，热情地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成百卷书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固执地坚持科举制度。他反复告诫军队不要扰民；但他无可奈何地看到社会上充满武装冲突，慨叹政权不再能控制黩武主义和好斗精神了。
①钱■：《甲申传信录》[81]（清初；重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8，上海，1947年；台北，1964年重印），第149—153页。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第29—43页。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热情使他欢迎任何看起来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结果，许多只会吹牛的无能之辈被派出去担任重要职务，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亲自做太多的事，而没有利用他清闲、臃肿的内阁中几个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战略问题上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急于对来自前沿省份（浙江、江西和湖广）的任何消息，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积极作出回答，于是就先下命令，然后才考虑命令的可行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坚定的舵手也要和犹豫不决进行斗争。首先，是郑氏兄弟的态度，他们公开支持，暗中拖延。似乎他们的准备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的给养永远不够充分，他们永远不会执行从杉关和分水关向西向北出击的任务。这样，皇帝只能走到建宁为止。其次，很难得到准确的情报：关于清军在钱塘江上游的实力，关于用水师成功地进攻杭州和苏州地区的可能性，关于江西千变万化的局势，关于遥远的湖广的复杂事态，等等。
这种情况打乱了皇帝的战略。起初，他计划沿钱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路上收复杭州。然后，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广中部的明朝军队集合在他的领导下，从鄱阳湖以东的某处顺流而下直捣南京。最后，当清军对福建西北各关口的压力增加时，他考虑移跸赣州，从那里他可以收复江西北部，或把他的朝廷迁到相对说来防御较强的湖广南部。结果，他看来更可能前往江西或穿过江西，而不是进入浙江或江南，1646年3月，他回驻延平，在这里他再次宣誓出关，决不回福州。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隆武皇帝一直特别关心守住江西南部，因为如果清军完全占领该省，就会堵塞所有出入福建的主要陆上通道，并使广东易于受到进攻。他授与在那里积极进行抵抗的明朝官员以很高的官职，并派他的一些最得力的大臣，包括大学士苏观生和郭维经，去帮助保卫那个地区。1646年5月下旬，传来赣州被围的消息，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赣州的明军总数在4万人以上，但他们是一锅大杂烩：来自福建、江西、广东和湖广的明官军（许多是新近才招募的）、来自江西和贵州的土著、出于利害关系而与明朝的事业相结合的山贼。尽管这时清军在江西的指挥混乱，而且士气低落，但明军的统帅都不能集中力量把清军从赣州赶走，使这座城市愈来愈孤立。
同时，浙江的清军逐渐巩固了他们在钱塘江以西的地位，尽管南京与杭州之间的地区并不完全安定。1646年4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
6月14日，他率师进驻杭州，准备从杭州南面的大堤渡过钱塘江。但东南持续的干旱使江水暴落，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从上游一些距离绍兴不太远的地方骑马渡江成为可能。7月10日，当清军骑兵在桐庐渡过钱塘江时，防守军队立即向绍兴溃逃。清骑兵在后面追赶，并与另一支从杭州用船渡过钱塘江口的清军在绍兴地区会合。
鲁监国听说方国安和他的军队向绍兴撤退时，就逃出了绍兴。他显然害怕这支军队会洗劫这座城市，而他自己将被方国安劫留，作为投降的礼物。
他很快从陆路逃往台州，但在那里他险些被方国安的一个朝同一方向撤退的部下所劫持。因此他从海门出海，得到水师提督张名振的保护，后者随即将 他转移至舟山。
7月末，在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此后不久，郑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他手下驻守在西北各关口的少数军队，不久也随他而去。虽然隆武皇帝试图支援浙江东南并加强福建北部边界，但失败主义的看法充斥他的朝廷。重新激发他的支持者的效忠精神的努力，未能防止他的政府的解体。
仙霞关告急才终于促使皇帝踏上去赣州的道路，他的随行人员在 1646年9月29和30日依次离开延平。但两天后，清军占领延平的消息使他们感到惊慌。许多人星散，一些人试图追随皇帝，皇帝则带着少数侍卫向汀州急行。他在汀州被一小队清军赶上，随即于10月6日同皇后一起被杀。② 1646年10月17日，当满族贵族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
郑芝龙可能已同清方谈判了一些时候。投降条件仍未确定，他摧毁了他在福州的火药库，退到更南一些的主要基地。但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投降，对方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督。但不久他就在去“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带到北方，随即在北京被严密地监视起来。其他隆武朝廷投降清廷的文官武将，被允许帮助清军征服广东，以观后效。
②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载《所知录》[82]（1651年；台北，1970年摹印本），3；林时对：《荷牐丛谈》[344]（17世纪中叶；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53，台北，1962年），第126—129页。 两广和湖广南部的永历政权，1646—1652年永历与绍武的对立 1645年，当弘光皇帝的死讯传到边远的南方时，那里的许多官员，包括广西巡抚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内，都赞成拥立朱由■，他是新近去世的桂王的儿子，按世系应继承福王。1643年，当张献忠的队伍侵犯湖广南部时，朱由■和他的父亲从他们的封地逃到广西梧州避难，1644年，他父亲在那里死去。朱由■和其他一些人把唐王看成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发户，认为他的称帝破坏了按次序继承的原则。但他们把他的登基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并作为隆武的臣属履行职责。但朱由■在袭桂王王位之后不久突然死去。
①
这样就剩下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他22岁，生命的大部分在舒适的闲散中度过，直到张献忠的人马使他备受逃亡、被俘和差点被处死的惊吓。他好歹从湖广西南部逃到江西；后来被丁魁楚安置在肇庆。现在，由于他的兄长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突然成了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明朝皇位的合法继承者。
当福建传来不祥的消息时，瞿式耜和其他官员试探出永明王愿意登基当皇帝。唯一表示坚决反对的，是永明王名义上的母亲王氏，她现在操纵她丈夫身后唯一继承人的全部事务。她认为永明王太年轻，没有经验，软弱，担负不起这乱世的重任，而广东现时又没有很多大臣，甚至连一支像样的军队也没有，无法组成一个政府并保卫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