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敌人想长期居住在以往杳无人烟的鄂尔多斯的意图日益明显，朝廷充满着危机感。主战派的反对者和对战地指挥将领不满的兵部尚书白圭，派余子俊（1429—1489年）作为副都御史和总兵官前往那里。余子俊是一名能干的行政官员，因监督大工程而政绩卓著。在以后十年中鄂尔多斯稳定之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两名比较年轻的文官，他们虽然在朝廷代表对立的两派，却出色地完成了互补不足的任务。王越（1426—1499年）是明朝仅有的四名因军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官之一。余子俊在21岁时就早年得志而中了进士，在41岁被指定在鄂尔多斯任职时，已因在福建监督一项大水利工程而赢得了名声。王越征战虽然残酷无情，却打得很出色；余子俊计划和执行把鄂尔多斯与南面隔开的600英里城墙的建造工作。当时他任该省巡抚，直至1477年，在此期间巩固了以城墙为基础的一个新防御体系。
1475年前在那里指挥军事行动的王越在1471年和1473年又宣布了几次大胜利，但是蒙古人又回来发动新的进攻。1472年，余子俊又呈上一份奏疏（以前的一份已在1471年被驳回），为他的城防体系概括地陈述了一个全面的计划。朝廷最初因费用而犹豫不决，但最后在1474年初期批准。据说一支有40000名士兵的劳动大军在几个月内建造了1770里（约600英里）的平均高度为30英尺的城墙，另外还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支援性要塞、烽火台和栅栏。城墙建于最后一条丘岭之顶，然后群山随着它们伸入其北面的沙漠而逐渐平坦。城墙改变了防御战的性质，从此导致更广泛的筑城建设。其最后结果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长城，它大部分建于16世纪。
在1482年严厉地考验城防体系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后，鄂尔多斯的防御被认为已经稳定。一个后世的历史学家写道：方余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被扼于墙堑，不得出，①遂大衄。于是边人益思子俊功云。
余子俊在榆林边镇建造的城墙远远没有解决成化和弘治时期的整个北方边境的防御问题。蒙古人不断地考验城防体系，并且在防区的其他八个边镇向南进逼。1475年以后，任何一方都没有赢得大规模的胜利，但是袭击和讨伐战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如果说北方边境战争没有真正地威胁中国的存在，它们仍占用了越来越多的防御预算的资金，并成为皇帝、政治家、将军和北方边塞内外长期受苦难的人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
①《明史》[41]，181，第4813页。 第7章 正德时期，1506—1521年正德初叶 1505年9月19日，在弘治皇帝死后11天，他的13岁儿子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10个皇帝。在三代之中，在位皇后嫡出的儿子（实际上是唯一的儿子）第一次继承了皇位。虽然谣传这个孩子是皇后的一个近侍宫女所生，但这从未得到证实，很可能是不确实的。他的父亲非常疼爱他，1492年立他为太子。据说他是一个优秀学生，专心，勤奋，对他的师傅们彬彬有礼。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表现很好，小心谨慎地亲自履行给他规定的职责。他喜爱的娱乐是骑马和射箭。①年轻的皇帝一继位就得处理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三个难题。第一，没有足够的收入；第二，西北诸卫不能击退蒙古人；第三，太监和文官们在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常持不同意见。靠太监即位的皇帝偏袒太监。他的大学士们很难向他说明他们对于太监掌权的忧虑。
皇帝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三个大学士，他们当中最年轻的56岁。他并不特别喜欢他们或他们为他设想的职责。他从执政最初的日子起就不听他们的劝告。1505年晚期他开始派太监担任军事和财政监督人，尽管这种职位在大学士们以他名义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已经予以废除。
在他的妻子于1506年8月立为皇后以后不久，他就不再和她住在一起。
他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们四处走动，他们起初以骑马、射箭、角牴和音乐使他总是高高兴兴。1506年夏季期间，他还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北京的街道上闲逛。他借口他的母亲或祖母正在探望他而照例取消他每天的学习时间。他常常醉酒。很快就弄清楚，他不想亲自处理国家事务，他宁愿把这些事务托付给太监，而不是托付给文官。1506年10月，他陷入和他的大学士们的一场争论，因为他已经同意让一个太监用盐引采购纺织品。盐引准许持有人从一个指定的帝国盐专利机构中认领盐斤。拥有的盐斤超过引上规定的①数额是严重的罪行。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年）尽力说明这个问题。
他说，太监无疑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取得额外的盐斤去出卖。如果他在飘扬着绣有“皇盐”大字黄旗的御船中在运河上扬帆行驶，没有一个官吏或商人将敢于和他冲突。皇帝没有被说服，他反而反驳说：“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①尽管在这一事例中，他终于同意给这个太监一些采购的银锭，他却从没有改变对文官们的看法。
在他统治的初期，横阻在他面前的最紧迫的事情是收入不足。1506年5月他命令户部调查国库的情况。户部尚书报告说，岁入银两定额定为每年150①《明史》[41]，176，第4676页。
①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241]，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第77—98页。
①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423]（15世纪后期；重印，《纪录汇编》，126号，1617年；重印，《丛书集成》，2796号，上海，1936年），第14叶。《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99页把它说成是“摄政委员会”，这夸大了它的法律地位。 万两，而支出银两定额定为100万两左右。当这两种定额都实际达到时，保存银锭的太仓藏有的结余应在200万到400万两之间。但是，由于拖欠和免征，预期的税收很少能收足；而到 16世纪初年年度支出银两已达每年500万两。
当皇帝拒绝用他的任何个人收入偿付任何支出时，情况变得更糟了。明代皇帝的惯例是用他们自己的款项支付赠品和奖品。1506年7月，户部尚书韩文（1441—1526年）抱怨说，皇帝的父亲为了他即位时的赏赐，只从户部库中动用了30万两银子，而这位年轻皇帝只这一项用途就已花费了140多万两，全部是从户部库中支付的。
朝廷官员们除了提出节约的办法外，没有提出增加收入的其他建议。相反，太监们提出了许多常例之外的增加资财的方案。皇帝由于需要更多的钱财，乐意实施它们，而不顾他的大学士们和尚书们的反对。这些方案大多数涉及新的租税、通常的运输税、牲畜饲养和荒地税，以及皇庄土地的附加税。
他照例批准这类方案，但仍然感到缺少资金。 刘瑾控制下的朝廷 1506年早期，太监刘瑾（约1452—1510年）开始提出许多增加收入的办法，而皇帝给了他实施它们的自由。刘瑾认为，收入下降是文官们严重管理不善和贪污所造成的。他提出一项对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进行普遍审查的建议，对那些已被发现玩忽职守的官员处以罚金。
刘瑾和另外七个太监在皇帝即位后不久，便成了他个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侍奉他。刘瑾被委负责宫廷音乐，也就是说他对皇帝的娱乐全面负责。他擅长这个方面，筹办了舞蹈、角牴、珍稀动物的动物园，当然还有乐队。就是他首先向皇帝提出，皇帝说不定会乐意化了装去北京街头闲逛，而皇帝的确喜爱这种活动。所有这些娱乐使年轻的皇帝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他渐渐把国事的安排托付给了刘瑾。
1506年6月，刘瑾受命负责皇室事务，并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大学士们对刘瑾的迅速提升感到忧虑，对这一任命提出疑义，但被置之不理。清除刘瑾的第一个实际的计划是由大太监们提出的，他们因刘正在增长的权势和对皇帝的影响而感到直接的威胁。他们想把他驱逐到南京去。但是，大学士们坚持他应被处决，尽管很明显，皇帝更可能驱逐他，而不是处决他。终于对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学士们和各部的高级官员将共同诸求处决刘瑾，大太监们则将呈递这份诸愿书并劝说皇帝照此办理。
1506年10月27日，户部尚书韩文呈递了一份请愿书，恳求皇帝处决他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全部八个太监。这不是商定的意见；商定的意见是只处决刘瑾一人，而不是皇帝所有的八个亲信。皇帝情愿考虑驱逐他们，但不是处决他们。大学士们仍不让步；他们要求处以死刑，尽管吏部尚书许进（1437—1510年）曾经警告，这一行动方针失之过急，不大可能成功。大太监们勉强同意敦促皇帝批准这一请求。所有朝廷的官员于是请求皇帝在10月28日早朝时执行这一判决。
但是，刘瑾在朝廷的一个代理人得到了这一密谋的消息并告诉了他。10月27日夜刘瑾带领其余七个太监到皇帝面前。他们又是下跪又是哭诉又是乞怜。刘瑾于是告诉这个孩子，整个事件是一个限制他行动的预定阴谋，掌司礼监的大太监在这个阴谋中和大学士们合谋。皇帝信了他的话，大发脾气。
他立即让刘瑾执掌司礼监。其余的七个太监取代了在各个重要宦官机构和军事职位上的刘瑾的敌人。曾经反对刘瑾的大太监们被免职、驱逐，后来在去南京的路上被暗杀。
1506年10月28日晨，当官员们正为朝见而集合时，显然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京师的官员们因某种原因而受到特别召唤。一个大太监很快露面。
他通知大学士们和朝廷官员们，皇帝将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事情就结束了。除了李东阳以外的所有大学士立即提出辞呈，而刘瑾接受了他们的辞职。把反对刘瑾的密谋告诉刘瑾的焦芳（1436—1517年）在四天以后成了大学士。
刘瑾随即打击反对过他的官员。1506年12月13日，韩文因渎职罪而被解除职务；刘瑾诬陷他和一件舞弊案有牵连。1507年2月，21个对辅政的大学士们的免职提出过异议的官员受到责打并被贬黜为民。照直声言反对刘瑾的官员们接着照例被责打，拷问，免职。1507年3月，他开始给那些不听从 他的官员带上沉重的枷——只是由于视微的触犯，例如未经允许而坐轿。在此以前枷只用于严重的罪行，而且按照惯例是从不用于官员的。但是刘瑾现在对于任何冒犯的行为却想用就用。
到了 1507年夏，刘瑾已经能够控制京师和各省的行政管理工作。1507年3月，他发布命令，让镇守太监实际上在级别和职权方面和各省最高级的文官们相当，并且给予这些监督人员审查任何行政或司法事务的权利。所有重要公文这时都首先送给他，在他认可后才能发各部和内阁。
刘瑾的主要工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为挥霍无度的皇帝增加收入。在 1507年9月的时候，他从太仓金库提取了350000两巨额银子为灯节买灯。还拿其他的款项去支付北京以南的一座皇家庭园的房屋修缮工程。与此同时，皇帝①开始在紫禁城的外面修建一座私郏这座私邸和附近其他宫殿及庙宇的修建继续了多年。所有这些都得开销，刘瑾当然知道，必不可少的钱无论如何是增加了。
1508年1月，向福建和四川的银矿摊派每年20000两银子的定额，尽管地方官员们曾经上报矿脉已经耗荆这实际上是对两省的附加税。刘瑾的一 些代理人还插手食盐专卖，超过规定的限额进行销售以筹集款项。一个官员在1508年4月逮捕了他们，他就被关押起来。6月，刘瑾批准向任何一个人出售军职，只要这个人向西北某些戍军交付规定数额的粮食。
1508年夏，他开始对在任何方面触犯过他的官员们科以大量罚款。并不富有的韩文被命令向大同戍军交付1000石粮食，这使他家陷于贫困。为了供应这些戍军的粮食，对其他官员也科以类似的罚款。朝廷官员们这时都被刘瑾吓住了。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这种罚款。
尽管刘瑾在1507和1510年之间把持了朝廷，但他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或遭到挑战。皇帝当太子时也侍奉过他的太监张永（1465—1529年），和刘瑾关系不好。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次当着皇帝的面打了起来。张在军事事务方面的技能使他保持了皇帝对他的宠爱，刘瑾不能免去他的军事指挥权。当刘瑾开始指望张和另外六个太监服从时，他们开始憎恨他。
1508年7月23日早朝时，一份由反对刘瑾的一些太监起草的匿名书被投放在御道上。匿名书详细地列出了刘瑾的罪行。它被一个御史拾起并被呈送给皇帝。刘瑾知道它的内容后，命令所有的朝廷官员跪在紫禁城主要庭院的朝觐大殿前面。刘以为这事是某个官员干的，在他查明他是谁之前，所有官员都要受苦。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让官阶最高的尚书们退出。他上午晚些时候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为他们所受的对待而提出抗议，指明他们向来没有受过太监们如此的虐待。刘瑾让他们退出。后来一个御史抱怨这种处理的办法违背了王朝既定的律令。刘瑾反驳说，正是他和他这种人把帝国的事情办糟了，他对王朝创建者的法令实际上一无所知。留下的官员们被命令站到他们朝见时占有的位置上，以便刘能查出谁靠近文件被发现的地点。
这时一个大珰提出反对的理由说，四品以下的官员在朝见时并不是按次序站立。谁会傻到返回那个地点去？刘命令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①《明实录》[380]的条目中没有明确说明。见《明实录·宪宗实录》（1491年；台北再版，1961—1966年），214，或申时行编：《大明会典》[265]（1587年；上海重印，1964年），177、211和214；本文解释根据《明史》[41]，94，第2307页，和《明通鉴》[210]，34，第1307页。 派了卫士去搜查他们的宅第。同一个大珰又反对。他问道，这样一个官员是否会傻到在家里留下一份草稿。
这时已快到中午。这天天热，无云也无风。几个官员已经在他们的位置上倒下并被拖走。另外一个司礼监的太监把冰过的瓜送出来给官员们。刘瑾马上伪造了一道敕令迫使两个大珰离开。下午过半，所有官员都被捕，并被带到锦衣卫监狱。第二天，当他发现匿名书是一个太监所拟，他才下令释放官员。
这种恐怖统治仍在继续。1508年9月，刘瑾在宫中设立了一个新的保安机构以审查太监们，接着几十个太监被驱逐到南京。在这几个月里他继续下令清查粮仓和金库的帐目。如果发现即使是最少量的损耗，或者即使是一丁点数量短缺，曾经负责它们的高级官员们也要被罚款。刘瑾认为，惩处平民和主管的低级官员既不适当也不实际。首先他们没有钱财缴纳罚款；其次，负责的官员们应当受到责问。1509年，西部边境一些管区的好几百名官员因不能达到分派给他们的定额而被罚300至500石粮。
1509年夏，刘瑾开始审查东南的盐政。又有几十个官员被罚款，并被命令把他们的罚款解往北京皇帝的私库。1509年8月，他提高了西部边境一些管区注册为军田的土地的税额，以便补足当时的收入。1508年他已废除了每年从皇帝私人所得中拿出补助金来补足这些戍军的收入的惯例。这种收入的减少必须补上，但新的税额引起很大不满。
1509年，为了供应陕西、湖广、辽东和宁夏的戍军，刘瑾的代理人被派往这些地区去筹集更多的地方收入。他的代理人首先提高税额，然后利用其他不合常规的勒索方法以获取所需的收入，但不是没有引起当地军户的反抗。骚乱爆发了。1509年8月，辽东的两支戍军不服而造反，这次反抗只是在发给不满的部队2500两白银后才平息下来。帝国对偏远西部和帝国北方周边的控制是无力的。任何干扰现状的尝试都将导致不稳，而不稳常常导致暴乱。安化王朱寘鐇（死于1510年）正是利用这种对刘瑾控制下的帝国施政的普遍不满作为他1510年5月叛乱的一种托词。 安化王的叛乱 1492年朱寘鐇承袭了陕西中部安化（今庆阳县）的封地。很长时间以来他认为自己是皇位的一个适当的候补人，并且聚集了一个杂凑起来的具有这种看法的心腹人的集团：几个军队的指挥官、一个学者、一个萨满教女巫和一小批士兵。1510年以前他的愿望没有引出什么事，而在这一年，刘瑾派到陕西的朝廷官员开始对军田实施新的税率，并下令逮捕和责打欠税的人。欠税人当然也是隶属于戍军的士兵。他们忿怒，容易被煽动。情况适宜于骚动，安化王于是决定起事。
1510年5月12日夜，这个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邀请到安化王府赴宴。宴会当中，叛乱的士兵被领了进来；他们把几个军官、官员和镇守太监杀死在他们的座位上。另外一些士兵被派去杀害那些拒绝赴宴的官员。他们的衙署随后被洗劫和焚烧。
这时，安化王发布了一篇檄文。他宣称，他集结了一支军队，要为朝廷清除太监刘瑾，然后他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篇檄文被送给许多地区的指挥官，安化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援。这些地区的指挥官害怕刘瑾的权势，拒绝响应。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向朝廷呈交了安化王的檄文。尽管刘瑾隐瞒了这篇檄文，但他不能掩盖这次事变。
一支军队被召集起来去惩罚安化王。杨一清（1507年4月刘瑾曾迫使他去职），受命为最高统帅，太监张永被任命为监军。但是在他们到达陕西以前，暴动已被镇压下去。安化王于1510年5月30日被捕获。一个曾经假装归顺他的事业的骑兵指挥官用计捉住了叛乱的首领们，然后抓获了安化王本人。这次流产的暴乱仅仅持续了19天，张永只不过押送安化王回北京处决而已。
张永和杨一清在征途中议论过刘瑾。张并不感到受刘瑾的威胁。皇帝为张永这次出征送行，并赏赐他很多表示尊重的物品。他说他什么也不怕。但是，杨说服了张，刘瑾很快就要叛乱，张本人处于致命的危险当中。他劝他把这次暴乱归咎于刘瑾，并且请求处决他。张并不情愿。如果计划没有成功那将如何？杨让他放心，并补充说，一旦处决刘瑾的请求得到批准，他定将立即执行判决。杨还指出，张因刘瑾处死必定大有所获。张同意了这个计划，并立即动身返回北京。
表面看来，刘瑾想暗杀皇帝，并立他自己的从孙为帝。据传的暴乱将在1510年9月10日发生。刘瑾的兄长刚死，他的葬礼择定在那一天。表面看来，刘打算在所有官员去吊丧时进行攻击。张永已经请求在同一天朝见时将安化王献给皇帝，当刘瑾将献俘的日子推后时，张怀疑暴乱已迫在眉睫。他不理刘的指示，突然赶进北京。
1510年9月13日，张永在早朝时献上安化王和其他俘虏。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七个太监被邀与皇帝一道参加宴会。在刘瑾退出以后，张把危及皇帝生命的阴谋告诉了皇帝，并且告诉他必须马上把刘瑾抓起来。已经沉醉的皇帝最初并不相信他的亲信已经背叛了他。但是张和另外的几个太监力劝他采取行动，他终于勉强同意了。四个卫士奉派把刘瑾拘留在宫内他的寓所里，他的财产被抄没。
第二天皇帝把张对刘瑾的告发告诉大学士们。他命令他们起草一道敕 令。刘瑾将被驱逐到南京。他派出的监督人将被召回，他的新税额被废除，他的其他行政方面的改革作废。皇帝决定要在他检视了刘的财产，亲眼看过密藏的金银财宝、甲胃武器和通往宫内的通道，以及藏在刘瑾扇子里的匕首——据说是图谋他的匕首——之后才处决他。
刘瑾于9月16日被捕。皇帝命令在紫禁城主要城门午门前面公开审问他。当刘到场时，朝廷官员们都保持沉默。刘质问他们当中有谁没受过他的某种恩惠，谁胆敢审问他。他们都向后退缩。最后，一个皇帝的亲属开始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盔甲？如果是为了保护皇帝，为什么要把它们藏在他的住所里？皇帝确信他有罪，诉讼便结束了。
他受磔刑而死，从9月27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在帝国各地榜示了这一 诉讼结果以及他的一系列罪行的说明。在他死后一个月内，他的改革都被废除；10月，他的党羽大部分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撤职。他的被没收的财产解交给了皇帝的私库，暂时减少了这个君主对收入的需求。
刘瑾是否真的想要暗杀皇帝仍不清楚。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所编纂的记载以确定的措词说，刘计划篡夺皇位，但除了午门前的简短质询外并没有正式审理，而刑部现存的文件只包括旁证。刘瑾没有承认他的罪行，尽管在谋叛案件中一般都要求这样的招供。而且执行他的死刑判决异常迟速，因此没有机会上诉或复审罪行。确定无疑的是，刘瑾之死结束了改革帝国行政管理的任何尝试。
实际上，刘瑾试图改革帝国的行政管理，以便文武官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将从属于中官或和中官平等，并且在所有财政事务中都对中官负有责任。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安排，同时由于刘瑾的过激改革受到大多数文官成功的反对，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了解他的行政改革的详情。在他死后几天之内，所有他所施行的法令的痕迹都从记载中被抹掉。改革王朝制度和通过太监代理人扩大皇帝直接控制权力的唯一具有实质性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1510年后的帝国行政刘瑾筹集款项的尝试失败了，但必须找到别的办法。皇帝仍然需要更多的钱财，他仍旧依靠太监为他筹款。既然文官们在任何行政改革中都不会合作，皇帝便完全采取征用的办法。于是太监被给予了索取他们所需供应和劳力的权利，而拒绝和他们合作的文官当局要受到粗暴的惩罚。
刘瑾死后，另一个在皇帝当太子时侍奉过他的太监魏彬受命执掌司礼监。皇帝个人的工作人员中的其他太监和亲信仍然负责监视机构和京师戍军，他们也都仍然在紫禁城外的他的宫中侍奉他。皇帝就是通过这些随从人员中的一人结识了一批新的好友——一批西北戍军军官，他们在对北京以南的盗匪活动进行镇压。
1509年晚期，北京以南地区爆发了多次骚乱。刘瑾试图提高摊派给军户的定额，这引起士兵离开他们的防地。这些逃兵很快和盗匪结合在一起，开始在农村任意抢劫。到了1510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在文安（北京以南约80英里的一个城市）一个想要暴动的匪首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个匪首在1510年晚期被捕获，但是他的部下逃走了，重新聚集，并发动叛乱。到1511年2月，他们已经聚集了一支几千名骑兵的部队，并正在攻打一些行政城市。
3月，委派了一个指挥官去扑灭这些匪军，同时派了来自京师一些戍军的一 支部队巡逻皇城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军纪和防御松弛。帝国的各支军队宁愿避战，而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文官想招降。1511年8月，几股匪军围攻文安。
京师各戍军紧急待命，兵部尚书在这次战役期间要求把2500名骑兵部队从遥远的西部边境的一些防区调到内地。这为随后的多次调动开了先例。同时，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官员因渎职而被召回。盗匪投降了，但又再次反叛。这时关心这次战役的皇帝需要帝国的军队去打仗。胜利并没有到来，而匪军于1511年10月烧了在往北京的运输途中的上千艘皇粮船。情况非常严重。
1511年11月任命了几个新指挥官，但是他们的部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
1512年1月匪军攻打北京以南只有60英里的行政城市霸州。官员们担心这些匪军甚至可能试图在祭天时袭击皇帝本人，祭天必须在北京的城墙外面举行。京师地区的防御增强了。这次战役延续了整整一春，帝国军队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1512年夏，河南的几支匪军分裂，有几股向南移动，渡过长江进入江西，另外几股向东进入山东，最大的部队向西南到了长江沿岸的武昌。
这支最大的匪军（只由大约800人组成）在长江上向东航行，没有受到认真的抵抗，沿途进行抢劫。8月28日，船队在靠近江口的行政大城市通州停泊，但当地部队阻止他们上岸。当天晚上，他们的大部分船只、给养和战利品在一次台风中都损失了。活过这一夜的那些人向东南逃到狼山，这是一 个险要的高地，他们希望在这里自卫。1512年9月7日，帝国军队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逼上山头，终于在那里把他们屠杀了。这次战役就此结束。上报了胜利，帝国各支军队奉命返回北京。
向南逃入江西的由多股组成的几大支匪军，到下一个10年仍然是一个问题。盗匪活动仍在河南蔓延，尽管规模大大缩小了；在四川中部也仍然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北京和运河漕运设施的威胁排除了。帝国其他地区 的盗匪活动现在可以依次对付了。
当得胜的帝国军队在1512年秋天回到北京时，来自隶属于宣府戍军一个军户的骑兵军官江彬（死于1521年），设法得到了一次觐见皇帝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一恩宠，他收买了皇帝当时的亲信锦衣卫的指挥官钱宁（死于1521年）。钱宁曾经讨好刘瑾，并通过这种关系得到了皇帝的青睐。他娴于箭术（能用两手开弓），很快由于他的军事技术而受到宠爱。他应邀住在皇帝的住所，常常和他一起喝醉酒。他终于受命主管诏狱，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人。
他靠迎合皇帝保持这种恩宠。他给他介绍合意的乐师，为他的后宫搜罗穆斯林妇女，引见擅长黄教的秘教巫术的西藏僧侣。他总在寻找新的娱乐，他答应引见江彬，因为他知道皇帝想见他。
皇帝最早听说江彬是在1511年。江在淮河流域对盗匪的一次战斗中，中了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射穿了耳朵。他拔出箭继续战斗。皇帝听说这事以后很受感动。他在朝见时看见江彬脸上的伤疤，知道这事是真的。江是一个健壮的仪表堂堂的勇士。长于击技，爱讲战斗故事。皇帝喜欢听他讲，因而邀江住在他的私邸里。钱宁很快发觉自己在和江彬争夺皇帝的青睐。钱试图说他的坏话，但为时已晚。江已经代替他成了21岁的皇帝宠信的伙伴。
江彬这时想确保他的地位。他利用皇帝着迷于战争，建议把北方四支戍军的部队轮换到北京，由他统率。江争辩说，京师戍军没有战斗经验，而且在京师地区防御盗匪的活动中已经证明是没用的。边境军队受过战斗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是更好的战士，他们能够保卫京师。从另一方面说，京师戍军需要某些实际的战斗经验，而在边疆他们无疑能够获得这种经验。皇帝觉得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在1512年12月发布命令照此办理。
从边境调3000人的军队到北京的命令当即遭到反对。大学士李东阳提出10条反对的理由。但是，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反对这样办主要是因为京师戍军缺乏战斗经验，不能胜任边境的勤务。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抵挡蒙古人。他进一步反对的理由是，边境军队可能难以管束，可能干扰皇城的秩序。
他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拒绝起草所需的敕令。皇帝的主意已经打定；他颁布了他自己的诏书。1513年2月，侍奉过皇帝母亲的最后一位大学士李东阳辞去职务以示抗议。
1513年2月，边境军队到达北京。江彬和许泰两人受命统领京师戍军和边境部队。宣府戍军的指挥官许泰是江彬的主要伙伴和顾问，江后来的许多奸计事实上都是许泰想出来的。边境军队组编成四营，由为江、许设立的两个新的官署掌管。邻近皇城西墙的一些地区的房屋被拆毁，以修建操练场地和兵营。戍军部队此后便驻扎在北京城内，在皇城内操练。1513年3月，靠近皇城的一个仓库区和一些马厩又被接管，以便为宣府部队提供房屋，皇帝开始把这支部队看作他个人的军队。
这时他把自己想象成和王朝第二个奠基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一样的伟大的将军皇帝，他想当好这个角色。他的行为并不只是可笑的；他对蒙古人抱有一种不同的态度。他父亲在位的时候，大学士们曾经认为明军不再有能力和蒙古骑兵对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后撤和隔离；只能和蒙古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不予理睬。这位皇帝却想表现他自己的军事威风，作为一种警告和实力的显示。他要让这个游牧民族懂得，大明皇帝是和巴图蒙克一样伟大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这时已经赢得了大部分蒙古人的忠诚，并且占领了黄河河套干旱的草原鄂尔多斯。这至少是他持续地对军事事务感 兴趣和几次巡幸西北这两者后面的动机之一。他的大多数高级官员都厌恶这种想法，不愿和他合作，但他发现江彬是一个自愿的合作者。
皇帝的军事冒险最初限于在皇城中进行打猎和战斗演习。他和江彬穿着同样的盔甲，一块儿骑马，在演习场上实际上是很难区别的。1514年9月，皇帝在一次这样的狩猎中被一只老虎严重伤害，他在休养时有一个多月不能上朝。有个官员劝他多保重身体，当即被贬到远离北京的一个次要职位上。
皇帝无疑想继续打猎，尽管有危险。
他的军事游戏引出了另外一次事故，结果是紫禁城中一些主要寝宫被毁。皇帝从幼年起就喜欢花灯。他常常为了灯节（新年庆祝活动的组成部分）花费大量款项去采购新奇的、装饰精巧的品种，悬挂在宫殿的庭院中。宁王朱宸濠（1478—1521年）知道他爱好花灯，为1514年的庆祝活动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品种。宁王的侍从奉派安装花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禁城中进行的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灯节 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①
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制造的162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100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 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1515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0000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于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年 1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年7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真实。1516年1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①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年；《国学基本丛书》，17—18转载，上海，1935年），9。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
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 1498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常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张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1515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北大约90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
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让人激动得多。1516年4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皇帝的巡幸皇帝从短途游览开始他的巡幸。1517年1月他通知朝廷，他想在祭天以后在北京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里打猎。大学士们表示异议。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要是他碰上什么麻烦的事该怎么办？2月3日，这次祭祀以后不久，他让朝廷官员们陪伴他到北京以南的皇家庭园，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候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被打发走，并被告知在北京的城门等候皇帝的銮驾。皇帝半夜前后到达，并接受朝见。第二天，他把猎获物分赐挑选出来的朝廷官员们。几天以后，他再次在这个皇家庭园里打猎。当不再有异议提出时，他开始计划一次远一些的巡幸。
1517年夏，他作了到宣府镇城（今宣化）的第一次尝试。1517年8月17日，他化装离开北京往北边大约20英里的昌平城。第二天，大学士们（他们已经听说他在北京的街上启程，这样的新闻在那里传播很快）在路上赶上他，请求他返回。他拒绝了。五天以后，他抵达北京以北约30英里的居庸关。
负责居庸关的御史下令锁上南门，然后带走了钥匙。
御史拒绝开关。当皇帝下令负责居庸关的太监开关时，御史威胁要把太监当场斩首，如果他试图打开关门。御史然后进呈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定有什么人伪造了一道诏令；只有接到用了皇后和皇太后印玺的命令，他才会打开关门。同时，他威胁要杀死皇帝的一个使者。皇帝不能到达关外，决定返回北京。
1517年9月8日，他再次微服离开北京，赶到居庸关。这次他成功了。
他在四天内到达，在一个农民家里过夜，并在主管御史不在时，于 9月13日赶快通过。他留下他的一个亲信，太监谷大用，执行不许朝廷官员们出关的明确的命令。9月16日，他到达宣府，住进他的新宫。他在行动中完全不自检束。为了自己在晚上消遣，他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抢夺妇女以充后宫。
1517年10月，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和将军，把他的宣府住所叫作军事指挥部。他的命令和征用文书都用将军印章，他不愿用他的皇帝的印玺和尊号。
大学士们表示反对。他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皇帝颁发的？他们请求他用御玺。他不顾这些请求，反而命令户部从它的库中调拨100万两银子到他的宣府宫中。大学士梁储反对。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得到这笔钱。户部现有银子只有200000两，而太仓金库只有150000两储备。户部尚书在多次反对以后，最后同意送去要求金额的半数。皇帝觉得他的官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难以忍受的。怀疑他的命令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1518年1月，他实际上把在北京的朝臣监禁了起来。主管城门的官员被告知：朝廷官员们不得离开这座城。
在这期间，1517年10月他看到了他来边地所要看的事情。10月15日，他在宣府西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小要塞里。几天以前，蒙古的一支大突击部队在巴图蒙克的率领下已经穿越边界。他最初听说这次入侵时，便把它看作施展他的军事才能的一个机会，并开始为一次大战作准备。每支戍军的兵力增强了，并为一次战役而任命了指挥官。
这次侵袭于10月16日开始。第二天有几次小接触，但蒙古人在每次遭受伤亡之后都撤退了。10月18日，在大同以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戍军驻防城市应州附近，一场大战开始了。10月19日，皇帝带着增援部队赶到。10 月20日，他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时刻，蒙古人撤退了。
皇帝命令他的部队追击他们到边界，只是由于一场猛烈的尘暴而不可能进一 步追击，才结束了这次战役。尽管在这次战斗中他几乎被俘，他却把它看作一次胜利。这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1517年11月，他回到他的宣府宫。他派一个太监通知朝廷，由于边境局势不稳定，他将不能按时回北京举行祭天大典。大学士们反对，理由是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试图去朝见他，但在居庸关被赶了回来。最后，由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返回。他在他离开刚过五个月之后，于 1518年2月15日抵达北京。
朝廷官员们奉命在北京西北城门以外等候他。他们在暴风雪中等了一整天。他于黄昏将尽的时候到达，戎装跨马，带着一队骑兵护卫。在接受了他的官员们的致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泥中下跪）以后，他下马并向一 顶帐篷走去，大学士们在那里给他献上酒和果品。他告诉他们，他真的亲手杀了一个蒙古人，然后离开，到他个人的宫里去。在朝廷官员们回到北京以前，已经过了午夜。
三天以后他主持了祭天大典，在这以后他到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在京师住了不到20天，1518年3月又离开北京到他的宣府宫。他于3月22日返回，只是因为他的祖母王皇后在三天前去世，他想看看为她下葬所作的安排。5月他又离开去视察皇陵，然后继续往东视察密云（北京东北约40英里）和喜峰口的戍军，在喜峰口他召见了几个东蒙古人的首领。他返回京师参加王皇后的葬礼。她的灵柩于7月22日离京，他骑马跟随在后；他在墓地附近的一 顶帐篷喝酒，度过了下葬前的夜晚。
1518年8月7日，他命令大学士们起草一份奇怪的诏书。他告诉他们，边境军纪松弛，将派某个将军朱寿所统率的一支作战部队视察边境，他们应该起草所需的诏书。这个将军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皇帝。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朱是这个皇帝的姓，寿字的意思是活得长，因此是，活得长的姓朱的人。在他这一朝的余下时间里，他继续假装，说这个将军是某一个人，而不是皇帝。作为皇帝，他也命令兵部授予这位将军一个崇高的爵位，因为他在抵御巴图蒙克的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大学士们被激怒了，但是无法阻拦他。1518年10月，朱寿被正式授予公爵，每年的俸禄是5000石米。
9月，他返回他的宣府宫（他开始把这里叫作他的“家”），准备巡幸西北边境。9月晚期他动身前往大同防地，然后向西南前进，经过偏头关到紧靠蒙古疆域的榆林防地。他这时离北京差不多有400英里。大学士们不再知道，是否就是他批阅送到他的指挥部的朝廷文书，或者谁发布将军朱寿的命令。是皇帝还是他的副手江彬在发号施令？
从1518年11月到1519年1月，他留在榆林，拒绝返回北京过冬至，也就是拒绝为献祭上天而挑选牲畜。命令是从他的指挥部以军令的形式发布。
他不肯利用内阁或宫廷办事机构。1519年1月13日，他离开榆林，到山西省首府太原去访问晋王。他这次访问有一个特殊的原因。1518年10月他在偏头关停留时，见到一个歌女，他很喜欢。她被带来和他一起喝酒和唱歌，他发觉自己被她迷住了。他弄清她是晋王府的一个乐工的眷属。当他回北京途中路过太原时，他召见她，并留下她和他在一起。她成了他心爱的伴侣，其后他和她一起消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江彬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她十分敬 重，把她叫作“刘娘娘”（通常专用于皇后的一种称呼），因为他们知道皇帝现在听她的话。
应当在1519年2月11日举行的祭天典礼，在皇帝返回北京的路上的时候，不得不展期一个多月。这次他带着骑兵护卫队骑马到祭坛，身着戎装举行仪式，接着到京师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回来后不到20天就命令朝廷官员们开始为巡幸南直隶和山东作准备。他想去看看帝国的南都南京。大学士们不赞成；礼部尚书反对；给谏们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不顾这一切，仍然计划在4月18日离开。
4月13日，官员们开始呈递以各种理由反对他巡幸的奏章。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天，到这时已有100多官员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是他不想被迫停止。4月18日他让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进谏者，又命令卷入的100多名官员在午门前从早到晚跪五天。两天以后，其余的官员仍然继续抗议。他们立即被捕，并被迫加入午门前的行列。4月23日，他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的官员。
然而抗议仍在继续。更多的官员被捕和受到杖责；到1519年6月，至少有12名官员因伤致死。有个官员当着他幼小儿子的面被打死。连皇帝也被打动了。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推迟巡幸。
朝廷官员们这次反对巡幸，不是根据典章，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次巡幸是把皇帝扣留在江西宁王府或在途中暗杀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官员们几年来竭力告发宁王的谋反活动，但是他们的告发不知何故从未打动皇帝，或者至少从未使他相信。然而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1519年7月，宁王反叛了。 宁王的叛乱宁王朱宸濠从正德统治时期的初年起就对皇位怀有野心，尽管最初他想靠奸诈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宁王是这个朝代创建者的第17子的远代子孙。
第一代宁王，因为他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年的内战中，他被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永乐皇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皇帝怀疑这位亲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他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领们），他稍后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剩天顺统治时期，（1457—1464年）在位的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以文艺爱好者和追求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种军事支持，所以他首先努力设法恢复他的王府卫队。1507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的要求。宁王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对，宁王的卫队还是恢复了。1510年9月刘瑾伏诛的前一日，卫队又被取消。
宁王不怕受挫折。1514年他又一次争龋这次他是通过陆完（1458—1526年），陆完在1513年12月当了兵部尚书。宁王第一次见到陆完是在几年以前，当时陆是江西的提刑按察使，已经成为他的庇护人和支持者。现在他需要支持。他向陆完提出同样的要求。陆完答应去办，但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大学士费宏（1468—1535年）拒绝起草，也就是说拒绝批准这道命令。
他了解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宁王这时已经得到许多皇帝亲信的协助：钱宁（他新近把陪伴皇帝的地位丧失给了江彬）、皇帝喜欢的乐师藏贤，以及皇帝个人工作人员中的几个太监。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避开费宏的计划。
他们知道，1514年4月9日费宏要将廷试答卷分出等级，定出入选考生的最后名单，将不能到内阁去。已经安排好，宁王恢复卫队的要求将在那天提出，并立即转给司礼监。这样，大学士们在诏令颁布之前连文件也看不到。
钱宁已贿赂办事机构的太监准备所需的诏令，到时作为中旨颁布。4月28日，皇帝的命令恢复了宁王的卫队和维持卫队的收入。朝廷官员们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但皇帝并不在意，把对宁王的指控当作毫无根据的谣言，不予考虑。
这时江西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南京的一些御史经常控告宁王。1514年 1月，南京的一些御史报告，宁王把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科敛富户，恐吓地方当局，他们不敢抱怨一个亲王的作为。御史们希望向江西臣民发布一份公告，所有被宁王掠夺的财产应当归还；他的爪牙闹的任何乱子可由民政当局予以惩处；地方官员不应交结宁王。没有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
1514年4月，一个负责在江西镇压盗匪活动的官员报告，主要由于宁王，土匪仍是一个问题。他既保护现存的土匪团伙，有时利用他们当他的爪牙，由于抢夺财产而把许多百姓驱而为匪，除此而外，又干预这一地区的贸易和商业。兵部尚书把这些指控当作不实之词，搁置不问。
1514年6月，宁王在卫队终于到手以后，不但为他的卫队请求衙署的印信，而且也请求给予他管辖当地监军和他所在地区守卫部队军官的权力的印 信。这一请求被批准。同时，他又招募了大约100名盗匪的私人卫队，作为他本人的心腹。
1514年8月，他要求准许他审询并惩处他管辖范围内的皇族。这个要求也靠兵部尚书陆完的建议而被认可。皇帝由于听到宁王专心致志于他职责的细节而感到高兴，仍然把反对他的报告当作诽谤而置之不理。可是这时宁王已经开始把自己叫作君主，把他的卫队叫作皇帝侍从，把他的命令叫作皇帝的敕令。有一次他实际上试图让这个地区的文官们穿戴正式朝服随侍他，好像他的确是一个皇帝。巡抚代表他的部属说，这不合礼仪，并拒绝这样做。
甚至这种荒谬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朝廷的指责。
宁王由于某种原因仍然没有受怀疑；对于其他诸王被认为不忠的行为，在他却被宽容。1514年晚期，鲁王的孙子（他是一个熟练的射手）错误地被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定罪并废为庶人。他的罪过是熟谙箭术和有野战指挥官的才能。可是，把自己的命令当作皇帝敕令颁发的宁王却仍然未受触动。
1515年初期，宁王开始为他的事业延募战略家和谋士。他的主要谋士是一个通晓军事策略的举人。匪首们依旧寻求他的保护，他则利用他们去威吓他的敌人。公开反对他的官员要冒生命危险。1514年，大学士费宏在到江西的回家路上，差点被他设法杀害。当江西的提刑按察使于1515年上报宁王谋反时，他也几乎丢了命。宁王试图毒死他。其后他使他被抓了起来，几乎被拷打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地方当局要末和宁王合作，要末默不作声。
尽管宁王在为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作准备，他仍然希望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皇位。1516年春，他贿赂钱宁和其他几个受宠信的人，求他们建议把他的长子送到北京。他想让他的儿子在太庙举行的仪式中承担太子的任务。
1516年6月，他提出移居紫禁城，但省里的官员们阻止了他。1517年5月，他府里的几个大太监秘密到北京报告他的不法行为。宁王暴怒。他让他的同盟者，掌锦衣卫的钱宁，伪造诏书，命令将这几个太监逮系锦衣卫狱，加以责打并予放逐。他不可能太久地掩盖他的计划。他开始组织他的武装力量，到西南土著居民中招募了更多的军队，并贮存盔甲和包括火器在内的武器。
1517年秋，他派密探到北京，以便向他报告那里的情况。同时他设立了一个驿传系统给他传递消息。他的谋士们警告他不要谋反。他应当等到皇帝去世，届时在随着发生的混乱中，起而宣布他自己是皇帝。1517年10月，皇帝差一点被蒙古人俘虏；他很少在紫禁城里，总是去冒险。可是宁王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他的死亡，他有理由首先考虑在这时暗杀皇帝。
与此同时，他保护下的土匪部队事实上正在和省及地方当局作战，抢劫粮仓和金库以充实他的库藏。他们还为他报仇。1518年10月，他开始袭击在江西东部过退隐生活的费宏。费氏家族的人在县城里躲避他的一支土匪部队，但土匪捣毁城门，抢劫了县城，并将费宏的亲戚肢解。费宏只身逃脱。
没有正式调查这一事件。只在费宏直接向朝廷请求帮助以后，才从北京派来一个高级官员调查此事。
江西的新巡抚孙燧（1493年中试）奉派对费宏的请求作出反应。他负责镇压土匪活动，可是还要为一次可能发生的暴动事件作好准备。1518年晚期，他捕获几个宁王保护下的匪首，把他们关在南康府城的监狱里。宁王怕他们可能在拷向下泄漏他的计划，派他的军队袭击这座城市以营救他们。在其后的严重水灾中，盗匪活动更加蔓延，地方当局几乎不能控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到1519年春，孙燧已递送了七份关于宁王谋反的报告，再三再四地说，宁王的确将要反叛。但都不起作用。不过宁王却渐渐变得不安起来。皇帝能够被蒙蔽多久？皇帝原来想在1519年春季和夏季巡幸长江以南，宁王可以指望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要末把他暗杀，要末把他扣押。但是这次巡幸由于朝廷官员们反对而被推迟了，因为即使皇帝对宁王的意图仍不觉察，他的官员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宁王还没有反叛，这只有一个原因。皇帝不理睬他的后妃，人们普遍认为他不会生下后嗣，所以宁王仍然希望通过他的儿子被指定为太子而得到皇位。这样他就能避免被指为叛逆者和篡位者，至少装出合法继位的样子。
据说，在朝臣提出异议以后，只是由于江彬把这种情况看成永远推倒他的对手钱宁的一条门路，皇帝才在1519年夏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钱宁至迟从1513年起就和宁王勾结。在皇帝于1517年开始巡幸以后，钱（他留在北京）很容易拦截和消毁敌视宁王的奏疏。
在皇帝的銮驾于1519年2月返回北京以后，江彬及其同伙看出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1519年春宁王收到了他所等待的对他的请求的答复。钱宁蒙骗了皇帝。他要皇帝批准宁王的请求，允许他的长子参与太庙的献祭，并将诏令写在一种特殊的纸上。这种“异色龙”依照惯例是专用于与监国的联系的。如果没有太子，监国就代皇帝行事。如此，如果皇帝去世，宁王就将被召到北京监督帝国的行政。这不符合江彬的利益。
他同太监张永勾结，决定首先下手，并迫使宁王摊牌。他们先在皇帝的心中引起对钱宁的动机的怀疑。为什么他总是称赞宁王孝顺和勤谨？这不是在嘲笑皇帝？为什么他胆敢这样做？皇帝很快改变了他对宁王的看法，而钱宁在朝廷的主要同伙太监张锐（他掌管北京的监视和保卫系统），当他了解阴谋已被揭穿时，马上就反对钱。他已弄清楚，某个御史知道了宁王犯罪的详情，呈递了一份关于宁王谋反的奏疏。
钱宁这次不能隐瞒文件。当他面对皇帝的时候，他控告这个御史在皇室中进行挑拨。但是皇帝已起疑心；他说，真相总会查明。御史无地可走；如果他诬告宁王谋反，他将反而受罚。
他将奏疏送给大学士们，要求提出建议。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年）建议他仿效宣德皇帝所树立的先例。1426年，当宣德皇帝的叔父朱高煦（约1380—1429？年）公开反叛时，皇帝率领一支军队去把他的暴动镇压下去。
朱高煦没有挣扎就投降了，而皇帝饶了他的命。另一个叔父朱高燧（死于1431年）承认他牵连进了这一阴谋，但没有采取不利于他的行动；把不利于他的陈述的副本交付给他，作为对未来罪行的一种警告，就算完事。杨建议像处置朱高燧那样处置宁王。可以派几个高级官员和皇亲去告诫他，并且夺去他的护卫。就宁王几乎要公开反叛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宽大的惩戒。连他也弄错了皇帝派遣使者的目的。
1519年7月9日，当宁王出席祝贺他的生日的宴会时，一个从北京来的密探带来了已经派出一些高级官员来逮捕他的消息，因为这是北京所谣传的。宁王突然离开宴会，召集他的谋士的紧急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他的密谋已经泄漏，他不能再延迟。一致同意一个计划：第二天，当所有文官来答谢他的宴会时，他要宣布他的意图，并将任何拒绝支持他的事业的人杀死。
7月10日，他在聚集在一起的官员面前露面，他们被他的几百名卫兵包 围着。他发布了一份难以置信的通告。他声称，太监李广欺骗弘治皇帝，使他认为正德皇帝是他的儿子。据他说，皇位上的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
然后他问这些官员是否知道，他曾经接到皇后的诏书；又告诉他们，他曾奉命惩罚这个恶棍——所指当是皇帝。江西巡抚孙燧要求看皇后的诏书。他被拒绝时，他就指控宁王谋反。他和其他几个不愿合作的高级官员马上被处决。
其余的许多人被捕，随后被迫顺从宁王。
为了确保通往长江的道路，军队立刻从他在南昌的总部出发。九江于7月13日陷落，府城安庆（离南京150多英里）于7月23日被包围。但是，宁王和军队的主力直到7月26日才向南京出发。当时江西南部的巡抚王守仁（1472—1529年）用计使宁王延迟出发。王守仁听说7月14日的叛乱时，他开始集合一支军队。同时，他传播假报导说，北京来的一支很大的帝国军队正向南昌前进。只是在宁王探知这些报导是假的以后，他才敢于离开他的总部。
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利。第一天，当宁王为他的事业的成功而献祭时，祭坛坍塌，祭品掉到了地上。最先启航的一些船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毁。1519年8月9日，主力部队抵达安庆，安庆被围已有10多天。宁王的军队在袭击这座城市时，人员伤亡很多。在攻占它的最后尝试失败以后，他下令撤围。他很着急。要是他的军队不能拿下这座府城，他怎么能够指望拿下南都南京？
与此同时，王守仁已经集结了一支帝国军队，并已定下了抵御宁王的战略。南昌的总部守军不多；宁王带走了大部分军队。王守仁计划首先攻占南昌，然后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办交战。他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他的总部，但到那时他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他将处于不利地位。
王守仁军的先头部队在1519年8月13日晚抵达南昌，次日猛攻这座城市。两天以后，进攻部队伏击了预料要赶回来保卫南昌的宁王的军队。帝国军队的主力于8月20日晨，正当宁王上朝时，赶上了宁王的船队。小船被烧着，让其飘流入宁王船队。宁王在他自己的船着火时，被迫逃走，随即被俘。
他的军队完全被击溃。叛乱只持续了43天。 南巡叛乱的消息于1519年8月7日传到北京。皇帝想率军南征，因为这将给他提供一个巡幸长江三角洲的极好机会。他颁布一道诏令，命令他化名的镇国公朱寿集合边境部队，镇压宁王。大学士们、兵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反对，但皇帝以必死无疑威胁任何敢于再反对的人。
他率领他的军队于1519年9月15日离开北京。第二天他接到王守仁的一份报告，王在报告中告诉他，宁王已经被俘。王守仁恳求他返回北京。据王所说，宁王始终希望皇帝亲自率领军队。曾经沿南行路线布置刺客。即使宁王已经被俘，皇帝仍然不安全。皇帝将这份报告作为秘密保守，继续南行，他早已发觉他是处于危险之中。1519年8月，在他离开北京以前，他曾布置江彬监视钱宁和太监张锐的活动，他已经怀疑他们两人都牵连进了宁王的叛变。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北京并不比他在其他任何地方安全。
1519年9月晚期，皇帝銮驾抵达州城临清，这是大运河岸的一座重要城市，在北京以南大约150英里。皇帝离开北京时，他宠幸的妃子刘娘娘生病，不能随行。他答应稍后派人去接她。她把她的一支玉簪给他，作为识别接她的使者确是由他所派的凭证。他刚到北京以南就把这支玉簪丢了，再也找不到。刚到临清，他就派遣几个使者去接刘娘娘到南边来；但他们到了却没带来这支玉簪，她不肯和他们同行。皇帝知道以后，便秘密地带了一小队骑兵护卫队亲自出发去接她。朝廷官员们发现他不在时已经过了几天，这时阻拦他已经太晚了。他离开差不多有一个月。
他平安无事地回到临清，继续向东南的扬州进发。他从徐州起便悠闲地走水路，路上停下来打猎、捕鱼、拜访致仕的官员和太监。他习惯于把猎获物赏赐给各级官员和随从；但是他指望得到精巧的银或丝绸的礼物，作为那怕是一羽一脔的回报。何时何地合他的心意，他便接见朝臣。冬至的朝觐是在一个致仕的太监的住所举行的，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御船上接受对他生日的祝贺。
他于1520年1月到达南京，此后的八个月他都留在那里。他过得很愉快。
他从即位最初的日子起就喝酒，从没有戒除这一嗜好。这时他变得嗜酒成瘾。
他的一个侍从专门负责带着一坛热酒和一把勺到处跟随着他，以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喝上酒。相对来说，喝酒是他的一种无害的消遣。顶多只不过为了取乐，让官员们当着他的面喝醉酒罢了。他的荒谬的诏令和蛮横的勒索诡计后果更为严重。
他到南京前不久，颁布了一道非常古怪的诏令。他禁止饲养和屠宰猪。
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他认为猪不洁净，是疾病的一个来源。在皇帝巡幸过的西北部，穆斯林广泛地怀有这种信念。但是，据说他颁布这道诏令，还因为“杀猪”一语发音和“杀〔姓〕朱〔的人〕”相同。这是一道非常不受欢迎的诏令。在长江三角洲，肉就是猪肉；人人都养猪。猪肉在皇帝的大多数献祭中是主要的供品，也是大多数荤菜的主要成分。然而面临被永远放逐到帝国最遥远的边疆，许多人还是服从了命令。
最蛮横的勒索诡计涉及强取民间人家的女子以充后宫。从1517年起就一 直这样做，可能是江彬出的一个主意。他在南巡时试图以更大的规模进行。 强夺女子有两个目的。第一，她们可以实际上被收入后宫；第二，如果不收入后宫，她们的亲属可能尽力用钱赎回她们。许多殷实人家开始贿赂他的伙伴，以求避免这种皇帝恩宠的殊荣。那些没钱的人家则忍受悲惨的结局。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子被送往北京的浣衣局（宫廷妇女年老退居或被送往受惩罚的院落，位于皇城外），等待皇帝返回。1520年早期，朝廷官员们就抱怨，没有更多的房间安置她们，供应不足，有些妇女已经饿死。
他途经南京附近精耕细作地区的狩猎旅行也引起巨大骚动，因为銮舆所经之地实际上都被蹂躏。为了抚慰刘娘娘，他终于削减了这类活动，但已经造成了巨大损害。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欧洲王国的第一个使臣来到了帝国朝廷。里斯本一个药剂师的儿子比利（约1468—1524年）在1516年被任命为葡萄牙到中国的使节，带着国王曼纽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的一封书信于1517年晚期抵达广州。广州的文职官员们以为是葡萄牙海盗，总督请求准许调集一支舰队把他们赶走。
这种反应并不十分奇怪；葡萄牙人在中国名声不好。1511年，一支葡萄牙舰队侵入马来半岛的满剌加苏丹的领土（一个名义上在明朝廷保护之下的王国），迫使苏丹逃走。他立即派使者把这次入侵告知中国，葡萄牙人就这样第一次引起朝廷官员们的注意。他们被认为来自马来亚以南的什么地方，并没有被看作欧洲人。而且，既然这样一种人从来没有入贡的记载，北京的礼部便拒绝接待1517年的使节。1518年2月，礼部建议命令比利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有人贿赂负责广州海上事务的太监，获准让这个使节继续北上。1520年5月，使节及其一行到达南京，并设法得到皇帝的允许赴北京朝见。比利一行中的穆斯林商人火者亚三可能靠贿赂江彬把他引荐给朝廷而作出了这一安排。比利在得到这难以得到的准许后就不走运了。尽管他到了北京，却始终未能朝见。皇帝于1521年1月回到北京时，已经病重。他于三个月后去世，第二天比利及其一行便被赶出北京。① 1520年春季和夏季，皇帝留在南京，部分地是因为他在等待江彬和太监张忠统率的边军从江西返回。王守仁俘获宁王以后，请求准许在北京向皇帝献俘，但是皇帝及其亲信不愿放弃他们的军事行动。王奉命与宁王留在江西。
江彬想让皇帝在鄱阳湖的一次模拟战中捕获宁王，在此之后，他和其他亲信指望由于他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而获得大量赏赐。王守仁拒绝和他们合作。他带着宁王离开江西向南京进发，他想在那里亲自把宁王交给皇帝。
他既不信任省的官员们，也不信任皇帝的亲信们，怀疑仍然存在释放宁王和杀害皇帝的阴谋。
他抵达杭州时见到了太监张永，张永负责这个地区的军务。由于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的建议，他同意将宁王移交给张永，杨一清认为张永可以信赖。
王还告诉张永，江西的局势不稳定。如果允许边军进入江西，他担心他们的需求将导致一场暴动，比宁王的暴动还要严重得多。
在此期间，他的计划已经受到阻挠，江彬开始在皇帝面前诋毁他。江彬暗示，王守仁其实与宁王相互勾结。张永设法为王守王说情，这种指控才得以清除。但是，江及其密友不愿失去他们的赏赐。1519年晚期，边军奉命到①两份奏议部分地引用于《明史》[41]，180，第4767—4768页王徽传和《明通鉴》[210]，29，第1160和1163页。正文中的英译文系根据前者。 江西扫灭宁王残余的徒众。同时，王守仁奉命回江西当这个地区的巡抚。1520年夏季期间，他千方百计地努力控制边军造成的损害，而且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敬重和顺从。江彬看到他自己作为他们指挥官的地位正受到损害，决定终止军事行动，返回南京。
1520年9月，皇帝命令王守仁呈递平定宁王之役的另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江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俘获宁王都有功绩。1520年初期，张永已带着宁王返回南京。整个夏季，这次战役的所有战俘都被关押在碇泊于长江的船上，而不顾大学士们的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可能发生某种事变。皇帝仍然希望他的亲信们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立功，在这个问题处理好以前，他不肯承认宁王已成战俘。在王守仁呈上他修改过的报告以后，皇帝正式接受了这次战役的战俘，开始准备返回北京。
1520年9月23日，他带着宁王从南京出发，坐船沿运河向北行进，沿途又停下来去钓鱼和拜访致仕的官员、太监。他仍然过得很快乐，总是喝醉酒。这次快乐的旅行于10月25日突然结束。他正在一只小船上独自捕鱼（很可能喝醉了酒），船翻了。在他的惊慌的亲信能够把他从水中拽出来以前，他差一点就淹死了。因为他嗜酒成癖，他已经很不健康；由于这次事件，他病得很厉害。他感到好些又能上路时，马上就不停顿地向北进发，于 1520年12月抵达北京正东的通州。
他决定亲自审问宁王；就在通州，而不是在北京审问。按照江彬的建议，他开始了一项调查，旨在惩办任何曾与宁王交往的人。王守仁正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次清洗，因而在他于1519年攻占南昌时，已经把大部分证据（宁王馈赠当地、省和朝廷许多官员的礼品的清单）销毁。派往搜集证据的太监张永，只拿到宁王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共谋者都因留下的证据而受到牵连。钱宁已于1519年12月被捕。吏部尚书陆完在1520年12月15日被捕，并与许多太监和锦衣卫的军官一起被带到通州。
皇帝这时一心想要雪恨。他特别恨钱宁和陆完，他们辜负他的信任，以谋反来回报他的恩惠。他命令将们他两人剥光衣服，反绑两手，推到为了他凯旋入城而即将向北京进发的囚犯们的前面。他们和其余的共谋者将受谋反的刑罚——凌迟处死。1521年1月13日，宁王被允准自尽，然后皇帝命令将他的尸体焚烧。宁王谋反一案结束，而皇帝在江彬的怂恿下不是计划返回 北京，而是到他的宣府宫去。
江彬和朝廷官员们都很清楚，皇帝病重，他可能很快就死，还没有为继位作准备。他去世时，谁在他的身边都可以提名他的继承人，因此江彬想让他离开帝国的朝廷。但是皇帝感到虚弱，他的医生终于能够说服他，在他再次旅行以前暂时返回北京休养。
1521年1月18日他进入北京。几千捆绑着的俘虏排列在皇城正门通道的两边，每一名都用标帜予以识别。他打扮成一个将军，耀武扬威地骑马穿过俘虏间的通道进入皇城。这是他最后的表演。三天以后，当他在北京正南的天坛献祭时病倒了，被送回城里。 空位期整个1521年春天，他仍然病重，不能上朝或主持帝国的祭祀；他仍旧没有为继位作准备。江彬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将占据皇城，拥立住在大同镇城的代王。江彬只需要皇帝死时在他的身边。谁能对他所说的皇帝的最后命令提出质疑？为了保证他能用武力作他的言词的后盾，1521年4月15日，他伪造了一道任命他指挥在北京的边军的命令。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但是29岁的皇帝在1521年4月19日夜死于他个人的宫中时，江不在他的身边。
只有两个司礼监太监在场，他们记下了他最后的话：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联意传达太后〔张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①当管事的太监们来到时，他已经死了。
首辅杨廷和是最先知道皇帝去世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也已为这一可能发生的事件作了安排。4月20日晨，当官员们从司礼监给他带来皇帝的最后指示时，他已经作好了行动的准备。皇帝在临终时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了大学士们，但没有实际指定继位人。一段时间以来杨心中已有一个候选人：皇帝的堂弟，兴王的13岁的儿子。他起草了一道遗诏，他在遗诏中指定这个孩子为合法的继位人，吩咐司礼监太监把遗诏送呈太后批准。到中午这件事情就已办妥，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满意。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反对杨的专横的决定。他想向整个朝廷提出这件事，但已太晚。4月21日清晨，已有一批人出发去护送这个亲王来北京。只留下一个严重的威胁——江彬。
4月22日，江彬进紫禁城去听宣读皇帝的遗诏。杨廷和在遗诏中命令边军返回他们各自的防地，这实际上剥夺了江彬的指挥权。江的同谋者怂恿他采取行动，但他犹豫不决。他派他的主要顾问许泰暗中监视大学士们。杨设法使许相信，他并不想对江彬采取任何行动，那是由继位皇帝决定的事情。
江听到这些话以后，决定仍然退居住所。尽管许多朝廷官员想马上逮捕他，杨廷和却反对。他担心，此事如果处理不慎，可能随即发生一场血腥的战争。
4月24日，杨说服掌司礼监的太监们请求太后下令逮捕江彬。他发现很难得到他们的合作。主要的掌权太监魏彬因婚姻而与江彬有亲戚关系；张锐（他曾在江彬的帮助下设法掩盖了他和宁王谋反的牵连）也尽力包庇他。杨最后对他们两人进行了威胁。他说，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以他们拒绝请旨逮捕江彬为理由使他们牵连进去。魏彬同意拘留江，但不让他个人承担任何特定的罪行。杨则同意不把任何太监牵连进这一案件；只有江在军事上的同伙将同他一起被捕。
1521年4月24日，江彬再次进紫禁城，参加坤宁宫落成的庆典，坤宁宫是寝宫之一，在 1514年的大火中被焚毁。杨廷和已经得到逮捕江彬的意旨，命令皇城守门卫兵们在江彬试图离开时将他拘留。杨只担心，张锐可能在卫兵们接到他们的命令之前，已把这个计划告知江彬。在典礼进行当中，有一个太监走近江彬，向他低声说了什么，于是他向北门逃走。他试图虚张声势地夺路而出，质问死皇帝怎么能够发布命令，但是卫兵们逮捕了他和他的护卫。稍后他的主要同谋者也被逮捕，和江一道被送往锦衣卫监狱。继位①这一段所列的人及本章所列的其他大部分人在《明人传记辞典》[191]中都有传记。 不再有危险。
在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国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船工被准许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还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被当作正德皇帝遗诏的条款来执行，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
与此同时，朝廷官员和太监们正就谁应迎接并在何处、何时、按何顺序迎接新皇帝不停地争吵。他们全都担心未来会带来什么，都想最先得到新皇帝的恩宠。无论谁，即使是安排继位的杨廷和，都不能确定前途如何。 对本朝的评价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进行著述的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正德皇帝有其特点，是一个机警、聪明的人，精于诗歌、音乐和技击。这类评论也许透露，这些史学家不得不找出某些方面来赞扬，却不能找出其他的话来说；但是他们的评论也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情况。即使他不聪明，至少他也狡猾而粗暴，足以保存他自己和维持他个人的权力达16年。
18世纪官修《明史》的编者们称道他的尚武精神和他制止明代军事力量下降的成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军事力量从15世纪中叶以来就在下降。他们认为他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大体上稳定，他的功劳在于在政府高级机构任用能干的文官们；他们断定，如果他喝酒不是那么多，他可能成为一个中常的君主。
他总是因他对待他的地位的态度，因他不肯像君主的权力把他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样发挥作用，而受到非难。正德皇帝把自己想象成军人-统治者，这与礼仪以及他的官员们期望他实行的官僚政治的准则是不相容的。他自身的行为，他对朋友的选择，他对文官们的无礼，以及他的酗酒，都被认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和皇帝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即使唐代和后来北方一些王朝的皇帝（还有明代早期的皇帝）也常常骑马、打猎、参加战役，到了16世纪大多数文官却觉得这类事情在一个皇帝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有关正德皇帝纵情享乐的态度和对礼仪、习俗、规矩的蔑视的故事仍然很受欢迎，到20世纪已以多种书名出版。①①《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509年；1964年台北再版），114，第7叶。《明通鉴》[210]，38，第1450页。 第8章 嘉靖时期，1522—1566年皇帝的选择和继位明代的第11个皇帝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生于湖广省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父亲的庄园里。他的父亲兴王朱祐杬（1476—1519年）是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的第四子，邵贵妃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爱好诗歌和书法，不肯参与他同辈的其他许多消闲活动，而是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消遣。未来皇帝的祖母邵贵妃被她的父亲卖给杭州的镇守太监，他训练她写字和吟诵唐代诗歌，然后把她当作礼物献给成化皇帝。她的孙子于1521年即位时，她已是一个失明的老妇，退居于浣衣局，这是位于皇城以外的安置退居或失宠宫廷妇女的院子。未来皇帝的母亲蒋氏妃是北京卫军一个军官的女儿。她于1492年与兴王成亲，1494年随他到他的安陆庄园。①这个朝代的史学家们照例记载了与标志这个未来皇帝这样显要人物的诞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征兆。例如，他们写道，他诞生的这一年黄河水清五 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为这类奇迹标志真命天子的出世。
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非凡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吟诵唐诗，他经过几次尝试便常常能够准确地背诵诗句。他稍稍大点以后，在他父亲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古籍。他爱学习，证明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①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似乎很亲密。兴王除了亲自辅导他的独子以外，还让他参加他自己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札，并且当他到北京觐见皇帝时，也把他带到北京的皇帝的朝廷去。因此，这个未来的皇帝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已熟悉仪式和典礼的规矩，这种知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很有用。
兴王生病于1519年7月死去时，他的儿子接手管理王府。王府长史袁宗皋（1453—1521年）帮助他做这项工作，后来随他到北京。袁从1491年起就为王府效力，立下殊勋，证明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管理人。在嘉靖朝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成了新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1520年10月，正德皇帝在他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在一次乘船游玩的事故中几乎淹死；他的健康状况从此不断恶化。到了1521年春，他已不能上朝，他的医生报告说，他已不能治愈。他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继一个；1521年4月19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继位的明确指示。一切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作好迎接困难的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皇帝年幼的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13岁的孩子作已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弟弟的独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有①《明实录·孝宗实录》[380]，193和201。
①实际日期是1480年1月29日；关于以下所引的奏疏的部分内容，见《明实录·宪宗实录》[38]，198，第2叶。 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他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位，并且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①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之一的江彬将军（死于1521年）所统率的边防驻军的部队驻扎在京师，杨担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 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①①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帝后，而这样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
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1521年4月21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1521年5月7日，一行约40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发，不间断地旅行了20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贺。1521年5月26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月27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 ①例如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于《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台北影印，1956年），第38页。
①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布鲁塞尔，1967年），第526页。小王子是成吉思汗的一代代的继承人，他们声称有权统治蒙古民族。
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制：《元明时期》[114]（《中国历史地图集》[114]，第7卷，上海，1975年），第38—39页。这部地图集一般地来说反映了历史学和地图学的杰出成就。更早的舆地图，像艾伯特·赫尔曼的《中国的历史和商业地图》（坎布里奇，1935年；诺顿金斯堡编，芝加哥，1966年），即使没有那样夸大，也同样未能把真实的和名义的边界区别开来。 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权力斗争关于大礼的争论 1521年6月1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他就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7年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13个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姓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于1036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1064年他一即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家程颐（1033—1107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①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明代继位的历史已经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 次叛逆发生在1519年，当时宁王试图废黜正德皇帝。关于正当的大礼的争论围绕着一种没有说出的忧虑：嘉靖皇帝谋求创立的礼仪准则将开危险的先例。这种准则认可在继位的合法顺序中建立皇室的一个旁支，这个旁支在其他情况下是无入选资格的。这种准则因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气氛。就大学士们而言，1519年的宁王谋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争论的不是孝道和君权；争论的问题是皇帝世系的稳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这个重大问题变得可以讨论了。大多数官员已经承认皇帝，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事情发①《明史》[41]，329，第8511页记载，哈密离嘉峪关1600里，嘉峪关标志着长城防御体系的西端。 生以后也决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 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1521年6月殿试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①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之后于46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年8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①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1521年10月4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进入京城，并威胁要即刻返回安陆。皇帝听到此事时，他告诉太后，他想避位，和他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士们采取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常盖有太后印玺的一道懿旨给予皇帝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此外，朝廷被迫接受了皇帝为迎接他的母亲而提出的礼仪，这种礼仪给予她最高的尊荣。这时她才同意进入京城。
但是，张太后仍旧把皇帝的母亲当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适用于皇妃的①见莫里斯·罗塞比所写的阿黑马、哈只阿里和满速儿的传记，分别载于《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 2、479—481和1037—1038页，及《辞典》所引的书目。
①《明史》[41]，90，第2222页以下。 礼节接待她，尽管她的称号是皇后。她的态度激怒了皇帝的母亲，也同样激怒了皇帝；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亲属。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院落中发生了一 场起因不明的火灾。大学士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就杨来说，大礼问题终归是次要事情。本朝的开头几年，他主持帝国的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试图恢复那些在前一个皇帝统治时被占作皇庄的地产的税收登记；遣散几千名多余的锦衣卫成员；禁止帝国教育机构中的异端学说；以及限制太监的权力和势力，太监们妄自霸占了许多民政职务。
但是，大礼的争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 伙人的怨恨。当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时，杨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 天，对她的葬礼的细节进行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远了。
所有对杨的态度专横傲慢的批评就这样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证实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学士们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觐见他。他亲自指示他们给他的家庭成员的称号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能拒绝他。他们一退出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结尾还问道：①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顾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在杨的指挥下，大学士们实际上像丞相那样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针。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更广泛的支持。南京的一个次要官员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立场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一份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席书（1461—1527年）写的，那时他惧不敢上呈。他在奏疏中非难大学士们，批评朝臣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指令，同时完全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常席书长期以来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 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 清（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经非公开地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疏，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廷和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对者的职务。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已被迫去职，由可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针的人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的愿望。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期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①《明通鉴》[210]，34，第1316页。 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决。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①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 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作法。大学士毛纪在 1524年8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
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延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①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100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①朱厚照或以其年号称为正德皇帝，或以其谥号称为武宗（字面的意思是“勇武的祖先”）。正德年号出于《书经》《大禹谟》（关于传说中的圣王禹[公元前2205—公元前2197年在位]所行善政的格言集）的一 段话：“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Ⅲ，第55—56页。
①关于盐政，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年），第189—224页。 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年的大同叛乱
从16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忿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年甘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他们可以放手屠杀。② 1524年8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人的军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次事件上报到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与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与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 3000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
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②王士贞：《中官考》[554]，载《弇山堂别集》[555]第90—100卷（1590年；重印，载《中国历史丛书》，16，台北，1965年），94，第4153—4154页。参见《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515页。 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
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1513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
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李福达案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年达到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人。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以别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 ①皇帝把这座位于紫禁城西北的宫殿叫做他的“新宅”。这座宫殿也叫做“豹房”。见毛奇龄编：《武宗外纪》[371]（清初；重印，载《艺海珠尘》，嘉庆时期[1796—1820年]；重印，载《百部丛书集成》，38，台北，1968年），第3— 4叶。
①《明实录·武宗实录》[380]，第2204页。
①关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的更多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1948年），第81—292页。 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年10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个官员被打致死，40多个官员被谪戍边。
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象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部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①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 1524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年11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多个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受它的官员们控制。①与此同时，张和桂萼想方设法控制内阁。他们尤其讨厌首辅费宏（1468①杨廷和：《视草余录》[611]，载《杨文忠三录》（1607年；重印，京都，1972年，第1叶。关于正德皇帝之死的这一记载，《御批历代通鉴辑览》[89]（1767年）的编者们收入了乾隆皇帝的看法，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当时豹房寝疾，左右无人，其言仅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其辈恐朝臣论其前罪，故矫传此命，以托为解免之由。固未足尽为凭信耳。”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增添了后两句，但是把继位之事托付给大学士们，太监们从中是得不到好处的，因此至少文件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真的。语言很像口语，可能反映了皇帝实际说话的情态。见清高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杨述曾编（1767年；重印，上海，1883年；摹印本，台北，1959年），108，第3叶（第3524页）。
①例如，见《正德游江南》[67]（无日期；重印，载《中国历史通俗小说——三种》，台北，1976年），《白牡丹》[412]（无日期；重印，载《中国通俗章回小说丛刊》，9，台北，1971年）。 —1535年），费宏鄙视他们，并且抑制他们参与内廷事务。为了抵消费的影响，他们策动让杨一清回来。由于杨年资深，他接替费当了首辅。杨起初愿意听从他们，他们依靠杨而在学士中有了更大的影响。1526年12月他们开始在皇帝面前说费的坏话。但是皇帝喜欢费，不注意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继续攻击他，费宏终于在 1527年离职。六个月以后，张璁成了大学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样的职位。
张璁入阁后不久，便发动了对杨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开始，首先逮捕了杨所任命的管理西部边境事务的陈九畴。有 40多个官员牵连进这个案子。陈曾上报满速儿于1523年的战斗中死去。当弄清他仍然活着时，桂萼指控陈虚报满速儿死亡的功劳。这引起皇帝怀疑管辖边务的所有高级官员串通一气。陈被谪戍边境；其余卷入的官员被免职。
只有杨廷和仍然未受触动。
1528年6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1488—1559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①紧接这次清洗的最后阶段，关于帝国对吐鲁番的政策的争论又重新开始。1528年晚期，满速儿的一个将领牙兰要求在明的地区内避难，他的要求得到允准。满速儿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将牙兰交还给他惩处，他便交还哈密城。同时，他请求恢复互市，1524年当他入侵甘州时，互市中断了。再次出任兵部尚书、负责西部边境事务的王琼谋求恢复互市，得到皇帝的亲信张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对者认为，我宽恕而彼不正式赔不是，这只能助长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烦。王反对说，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袭击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立即稳定西部边境的事态是明智的。尽管皇帝怀疑满速儿的意图，他还是被说服，恢复了他的通贡权利。因此，西部边境的战况多少平静了些，朝廷腾出了手来对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开始沿着北部边界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
在1528和1529年期间，大学士们继续争夺权力。首辅杨一清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肯听从张璁的指挥，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张和桂受到滥用权力的指控。1529年9月，两人都被免职，但是他们在朝中的支持者继续攻击杨。
霍韬（1487—1540年）指控杨收取他举荐在皇室任职的太监们的贿赂，并说他勾结朝廷官员们诬告桂萼。当这些陈述被证实时，张和桂恢复了职务，而杨被允准致仕。
张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内阁几个月，但他们得意的时间不长。在严酷的夺权斗争中，桂萼疏远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丧失了他自己①朱厚熜一般或以其年号称为嘉靖皇帝，或以其追諡的庙号称为世宗。这个年号出于《尚书》的一段话。
周公（周代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27—公元前1025年在位〕的兄弟）在他的《无逸》中引述商殷统治者武丁（公元前1324—公元前1266年在位）的范例：“无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嘉靖”一语被选用来批评前代的普遍状况，也表示对新皇帝及其朝廷的期望。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Ⅲ，第466—467页。 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当张璁婉言拒绝为皇帝实行朝廷仪礼的种种改革时，皇帝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1531年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宠丧失给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他因身体不好于 1535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执政，仍然能够影响朝廷的政策。
大礼的变化
尽管皇帝在1524年结束了关于他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仪的争论仍在继续。现已接近 20岁的皇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他父亲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为他父亲的神主立庙。这个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当时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提议，应当在北京建立这样一座庙。1525年，同一个人响应皇帝的建议，提出皇帝父亲的庙应当建在太庙内。这两次，皇帝一点也没有得到对建议的支持。当他在1525年坚持这个论点时，礼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应当在邻近太庙的地方为他父亲建立一座单独的庙。这个方案得到了他的赞同。1525年夏，这座庙已在建造中。礼部甚至没有尽力去找一个合乎正统的先例来支持这项建议；选取的一个先例并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
1525年5月，皇帝威胁着要就请求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的一份奏疏自己作出决定，即使整个朝廷都反对。他没有得到一点支持，便转向另外的计谋。10月，他坚持要改变刚刚完工的他父亲的庙的神道。他要求通过太庙院落的正门出入，而不是通过侧面的入口。1526年11月，他命令他父亲庙里的献祭要在太庙献祭的同一天进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的事情上对他让步，但在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这个问题上，舆论却坚决反对他。他让事情停顿下来，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礼仪。
在1527至1531年之间，他常常由皇后陪同亲自主持每一次大礼。开始的时候，大学士张璁使他对朝廷礼仪不会造成损害的细节发生了兴趣。1528年，皇帝重新颁布并分发了关于官员正式服饰的有说明的手册，1529年，他改变了朝臣的正式服饰。1530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礼。大学士张璁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员都不愿贯彻他的建议，并提出相反的忠告。皇帝坚持要进一步讨论，并在朝廷发现夏言是一个代言人。夏从理论上把皇帝的宏大计划解释成王朝复兴的一个方面，表示赞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韬仍然反对，在几个方面批评了夏。夏驳斥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再次赞成皇帝的建议。
1530年4月6日，皇帝赞扬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务直接上报皇帝。
4月7日，他逮捕了霍韬。4月8日，礼部上报了朝廷的舆论：192名官员赞成某种形式的分别献祭；206名反对；198名完全没有意见。皇帝立刻批准了夏言对天、地、日、月的四种单独献祭的建议，命令有关的尚书们与夏商议细节。
1530年12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圆形祭坛主持了首次对天的献祭；1531年6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坛主持了对地的献祭。1531年8月张璁被免职。
他由于不肯在这个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宠。
孔子（他于738年获得了王的身份）的献祭和封号于1530年11月改定。
皇帝要停止用帝王对天献祭的礼仪来献祭孔子，他还要废除所有曾经授予孔 子及其门徒的贵族的荣誉和称号。他不喜欢当他在孔庙主持仪式时，不得不在孔子像前行礼；他认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适当的。他再次一意孤行。对孔子的献祭简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献祭分开，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年晚期，他把对以前的帝王的献祭和皇帝对天的献祭分开，并为这种典礼建立了专庙。这些以及其他的改变，由于使皇帝的献祭和其他一切典礼在性质上有了差别，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年停止主持对地的献祭，于1533年停止主持对天的献祭。
在他统治的随后33年中，他再已没有参加这两种献祭。他对朝廷礼仪的兴趣和使他的父亲身后成为正统皇帝的计谋始终联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礼中，他不能为他的父亲获得其中的一个位置，他因而失去了兴趣。
1534年9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庙问题。南京的太庙在8月焚毁，接着朝廷奉命讨论应办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议重新安排和太庙有关的所有位次，放弃重建南京太庙的想法，在北京举行所有重①要的祖先献祭。在这个新的安排中，每个皇帝都将有一座单独的庙。新建筑群的工程于1535年春开始，九个新庙于1536年12月完工。开国皇帝和他的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庙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较小的庙里，这些庙排列在中央那座庙的前面，向东和向西。他在10月已经更改了他父亲的庙的名称，他父亲的庙仍然和这些庙分开，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庙建筑群的名称。他现在只需把他父亲的神主送入太庙了。
1538年7月，他在一个退职的地位较低的官员的建议下，恢复了一种古老的仪式，以便他父亲能够在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两个皇帝在皇帝对天、地的献祭中祔祭一样。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是丰熙（1468—1537年）之子丰坊（1523年中试），丰熙领导了1524年8月朝臣的抗议，此前一年在谪戍中死去。只有属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这种对天的献祭仪式中配享。自古以来已故的皇帝就作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献祭仪式中，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这种新的仪式也应当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国的行政地区中举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将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样。
1542年，他干脆以这种新的仪式代替在南边祭坛举行的皇帝的献祭，又制定另外一种对天神的献祭，这种献祭代替在北边祭坛举行的献祭。在皇城的西苑内修建了两座新殿以举行这些新仪式，自此以后他便在这两座殿内献祭，他已故的父亲配享。皇帝借助于恢复这些仪式，实现了他的两个目的。
第一，他给予他的父亲一种只给予已故皇帝的礼仪方面的职分，由此确立了一种把他父亲包括进皇帝世系的托词；第二，他制定了一种对皇帝的崇拜仪式，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个帝国的威望和权力。
皇帝使他的父亲这样暗暗地挤进了皇帝世系，于1538年10月给予他通常留给一个朝代的次要的或辅助创业的皇帝的谥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必须给予永乐皇帝一个新谥号。他通过把永乐皇帝的谥号由太宗改为成祖，给予他以给予开国皇帝的相同的礼仪身份，开国皇帝也具有“祖”的谥号。他这样做，便暗暗地认可了本朝的另一个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样基础上（弟接替兄），在名义上继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个并列的支系。他用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永乐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对他的行为的一切批①嘉靖皇帝1524年他16岁时的书法样品，见《明太祖世宗御笔》[393]（上海，无日期）。 评，因为那时没有人会怀疑永乐皇帝的正统性。①他父亲作为皇帝世系的一个成员，他的神主便应入太庙。皇帝让它安放在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庙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尽管他的父亲事实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年之后终于让他的父亲像太庙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样成了一个皇帝，除了一个细节——他父亲的庙仍和其他的庙分开。
1541年4月30日，在一场凶猛的暴风期间，太庙院内发生了一场火灾，所有九座新的祖庙都被烧毁。只有分开的皇帝父亲的庙未被波及。他的下一 个策略的舞台布置好了。1543年12月，他下令依照原来的布局（1535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布局）重建太庙，以便包括他父亲神主在内的所有神主都能一 起竖立在一个庙里。新建筑群于1545年7月竣工，他于8月7日规定了神主的排列顺序。第一个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庙的中央，向南，其余的在它前面排列左右，向东和向西。他再次把他父亲的神主排在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仿佛他的父亲在他之前确曾统治帝国。现在，在他最初掀起大礼的争端 24年之后，他终于对排列顺序满意了。
皇室
皇帝有三个主要配偶。他的第一个配偶娘家姓陈，是他的伯母为他挑选的，于1522年立为皇后。皇帝对她的父亲陈万言（死于1535年）很好，有几个朝廷官员批评过他的宽宏大量。但在1528年，当进讲《诗经》时，皇后因嫉妒其他两个妃子而发了脾气。皇帝被激怒，皇后（她已怀孕）变得非常焦急，以致流产，不久以后于10月21日死去。
他的第二个配偶娘家姓张，是锦衣卫一个军官的女儿，于1526年进宫。
她满足皇帝对精心制定的朝廷礼仪的爱好，到处陪伴着他。当两个皇太后指示皇帝从后宫中选一个新配偶时，他挑选了她。她于1529年2月8日立为皇后，并到1534年她被废为止，一直是皇后。她在那个期间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朝廷仪式，1530年1月在崇尚养蚕的新仪式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北京北郊建了一座祭坛，1530年4月24日在那里举行了一种精心制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5000名太监仪仗队排列在行进的路线上，还有5000名环绕祭坛。所有皇帝的嫔妃和宫女陪伴着皇后，仪式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皇帝觉得她在这次和其他仪式中的举止非常动人。
但是，这位皇后不能生育后嗣。1531年，在大学士张璁的建议下，他额外选了九个嫔，希望由此增加生育的可能性。张皇后于1534年颇为突然地被废，可能是由于她曾试图为皇帝的伯母说情。她于1536年去世，埋葬时没有举行仪式。
前两个配偶是北京附近地区的北方人，第三个主要的配偶却是南京附近地区的南方人，娘家姓方。她于1530年入宫，在皇帝母亲的建议下于1531①在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一个条款中出现的《皇明祖训》[385]的这段文字，原文如下：“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明显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见明太祖：《皇明祖训》（1395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台北，1966年），Ⅲ，第1633—1634页。 年被选为嫔。1534年1月28日，在张皇后被废后的第九天，她立为皇后。
据说她入选是因为她举止彬彬有礼，她也在朝廷仪式中设法使皇帝感到高兴。
1542年，她阻挠了一次谋杀皇帝的企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处决了他宠幸的一个妃子。皇帝后来认为她对他爱妃的死负有责任。1547年她的宫着火时，他不肯营救她，她在大火中丧生。但是，因他对她深感负疚，他为她的下葬精心地安排了仪式。
在皇帝的八个儿子中，只有两个达到成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在他26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即1533年9月7日出生，两个月后于10月27日死去。他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壑（1536—1549年）于1539年三岁时立为太子，在他12岁举行冠礼后两天死去。他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壑（1537—1572年）继承了皇位。1539年，当第二个儿子立为太子时，第三个儿子成了裕王，第四个儿子朱载圳成了景王。由于太子于1549年死去，裕王应立为太子，但皇帝认为不吉利，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这两个王子之间展开了一场竞争，但谁也不能使对方退出，所以竞争没有结果。1561年景王离开北京到他的封地去，他在那里死于1565年。但是在50年代，宫里公开争夺继位，景王想要取代他的兄长，这在宫中是众所周知的。
皇帝和在北京的皇帝的亲属们的关系是紧张的。他特别讨厌他的伯母张太后，他认为她在1521年他母亲初到北京时对她很坏。1524年春，他拒绝了她在她生日时的正式朝贺，而几星期以前，他曾精心安排仪式以庆贺他母亲的诞辰。提出抗议的官员们被逮捕，皇帝让大家知道他不能容忍对他个人生活的更多的批评。他显然要在各种朝廷仪式中，尊崇他的母亲以奚落他的伯母。
1525年4月15日，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伯母的寝宫。她和她的侍从在重建旧宫期间不得不移居一座较小的宫。皇帝起初同意以较小规模重建这座旧宫的方案，因为那时正在建造中的他父亲的庙需要材料。但是在8月晚期，他却提出停止这座宫的工程，表面上说是要减轻他的臣民的负担。大学士费宏指出太后因住所而感到不快，但皇帝不为所动。10月，当工部尚书建议停止几项皇帝的建筑工程时，他在太后这座宫的工程也予停止这样一个条件下，表示同意。
1533年10月，他把她的兄弟张延龄逮捕入狱。张于1515年杀害了一个人，但已通过一个有势力的太监的调解，设法了结了这宗告发他的案子。一 个卫指挥想敲诈一些钱，威胁要重开这一案子时，张也把他杀害了。但是卫指挥的儿子坚持把他父亲的诉状上呈皇帝。皇帝把这一控告看成是向他伯母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起初他想使张承担谋反的罪名，这种罪名当坐族诛。
当他的伯母要求进见以恳求宽恕她的兄弟时，他拒绝了她。大学士张璁指出，张太后是张姓一族的成员，也将被处死，只是在这之后，谋反的罪名才被去掉。皇帝改而褫夺张延龄的爵位，判处他死刑，命令将他关进监狱等候处决。
1534年，当一个军官恳求宽大处理这起案件时，他被逮捕，拷问，责打，剥夺官阶，并被贬为平民。1536年，一个在押囚犯提交了张亲笔书写的讥刺皇帝的证件，他的刑罚由于这一功劳而被减轻。皇帝倾向于相信所有种种指控，批准了张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终于在1546年执行。
1537年12月，他关押了她的另一个兄弟张鹤龄。张前此已被削爵并贬为南京卫军中的一个指挥官。他后来被诬告用巫术反对皇帝，连张皇后也受 到这一指控的牵连。皇帝还是将张鹤龄逮捕。他饿死于狱中，死于这个月的月末。同时原告也被终身遣戍边境。
总之，皇帝抓住不管怎样微不足道的每一事件去折磨皇帝的亲属们。1529年11月，当一个皇亲的儿子请求继承他父亲的爵位时，他回答的诏书宣布，皇亲具有的一切爵位今后将不能世袭。11月他还亲自干预北京的一桩谋杀案，推翻判决，以致原告——他守寡的堂嫂夏皇后家的一个侍从——将被处死。1535年2月夏皇后死时，他拒绝穿孝服，声称她不是他家的人。当他的伯母张太后最后在 1541年死去时，他以可以允许的规格最低的仪式埋葬了她。
据说张太后在她的兄弟于1537年死后，图谋亲自报复皇帝。当他的母亲于1538年11月服用某种药物而死去时，他认为她是被他的伯母毒死的。1539年，他亲自出巡他以前在湖广的他的王的封地，以便决定他的母亲应否安葬在那里。1539年3月18日，在这一行人出发后的第12天，他的行宫发生了火灾，他差点死去。他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他被陆炳（1510—1560年）救出，陆炳是他的卫队的一个指挥的儿子，这个指挥是1522年和皇帝的随从一 起到北京的。在皇帝的銮舆起程后，皇帝的行宫前此已经两次着火，而另一 次行宫着火是在第二天。这不是偶然事件。即使在他的伯母于 1541年死去后，他在紫禁城里也并不安全。他的急躁脾气和苛刻作风招致许多人的怨恨，连他的嫔妃也渐渐害怕他的来临。很多人都乐意摆脱他，想和他拚命的尝试并不只有一次。1542年，一批宫女差一点就成功了。
1542年11月27日晚，皇帝回到他宠妃的住处去喝酒和休息。当他睡着时，妃子和她的侍从退出，留下沉醉的他一个人。不久以后，侍从妃子的一 个侍女领了几个宫女进入他的卧室。她们拿了一条系床帘的丝带，打上结，偷偷地绕到他脖子上，同时用她们有尖的发夹刺他的鼠蹊。
这时一个宫女看到他没死，惊恐而告急。一个值班太监注意到发生的事情，赶紧到方皇后住处报告。她跑到妃子的住处，松开了绕在她丈夫脖子上的圈套。宫女们在慌乱中打了一个死结。她们没能拉紧圈套，皇帝仍然不省人事但还活着。当即被召来的御医开了一付猛烈的药方。大约八个小时皇帝仍然不省人事，直到下午过半他才终于坐起来，开始咯出已经凝结的血块。
他仍然不能说话。方皇后以他的名义颁布诏书，命令将牵连进这次阴谋的所有妇女即时而可怕地处死，包括皇帝的宠妃在内。她因前一天侍候皇帝的另外一个宫女而被牵连；这个宫女说他的宠妃必定知道这个阴谋。到这天结束时，她的证言已经成为无法辩驳的了；所有目击者都已死去。
在这次谋杀未遂罪行以后，皇帝（这时他刚30多岁）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和他的配偶和嫔妃住进皇城西苑的永寿宫，再也没有在他的紫禁城内的寝宫里居祝他于1534年已停止出席惯常的朝觐。除了一 小批被信赖的谋臣外，他和帝国的官僚没有直接的接触。可是他拒绝放弃他的任何权力，继续通过这个核心小集团进行统治，逐渐组成一个朝廷中的朝廷。在以后的30年中，他继续着迷于通过药物、宗教仪式和秘教的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不死。
宦官施政
当皇帝最初于1521年到北京时，他以在他的王的封地侍从过他的太监们 担任紫禁城中的主要职务，同时他赞成杨廷和消除前朝宦官施政的方案。京师和各省监督仓场的太监半数于1522年召回，其余的于1535年免职。1527年，负责浙江海上贸易的太监被免职，1529年废除了这一职务。1530年9月云南的镇守太监被撤回；1531年4月四川的镇守太监因非法行为和腐化被免职，还有七个镇守太监于1531年7月被免职。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缩小宦官管理的权限。皇帝只是把他继位前被任命的和不忠于他的皇帝的代理人免职。
有权势的太监们仍然保有他们的势力，并设法获得皇帝的任命。1526年一个太监监督被派遣到陕西去监视纺织品的征购，另一个于1527年被派遣到南京，尽管朝廷强烈反对。1533年1月，一个太监被派遣到真定去征收木材运输税；1538年，在郭勋的劝告下（郭勋受贿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此事），所有在30年代初被免职或召回的镇守太监又都复职。但是，1539年早期他们又全都被免职，因为高级文官们仍然反对这类任命。在这之后，没有其他的镇守太监被派遣，就这一点来说，太监在各省的权势下降了。
在整个嘉靖统治时期，宫里有权势的太监们的权力在继续增加，渐渐地他们甚至使大学士们相形失色。1548年或1549年，在宦官施政方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掌司礼监的太监被委负责皇帝的安全和监视机构东厂。在此之前，负责东厂的太监和掌司礼监的太监是平等的；两者都能直接向皇帝提出秘密的报告，当其中一人报告或被询问时，另一人都得退出。在这种安排下，这两个太监官僚机构中的最有权势的官员保持互相监视。1549年以后，掌司礼监的太监在太监官僚机构中掌握了绝对权力。1552年设立的内武府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②这种变化也可以在大学士们日益尊重司礼监的太监们这个方面看出。20年代张璁掌权时，他为司礼监的太监们所尊重。30年代夏言掌权时，这些太监把他当作地位相等的人对待。他的继任人，40和50年代一直掌权的严嵩（1480—1565年）实际上顺从他们。
②参见本书第7章《正德时期》，《空位期》。 对外政策和防御蒙古的政治情况 15世纪前半期，西蒙古的瓦剌诸部控制了草原地带，并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居住在他们南方和东南方的成吉思汗的王朝的后代蒙古游牧民族。15世纪末叶前后，在几十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后，蒙古游牧民族开始聚集在新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1464—1524年）的周围。
在巴图蒙克的领导下，蒙古人开始向瓦剌诸部的霸权挑战。瓦剌诸部在 15世纪早期逐渐把他们的控制扩大到蒙古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在也先（死于1455年）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也先于1543年自称蒙古可汗，尽管他和成吉思的家族决无关系。两年以前，即1451年，因为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不称呼他的孙子为太子，他把他赶走并杀死。在这次冲突中，巴图蒙克的父亲，当时的一个孤儿，和他的母亲一起被带到东蒙古，被置于兀良哈一 个指挥官的保护之下。
也先成为蒙古可汗的计划失败了；他因僭称可汗而于1454年被他的一个部属推翻并杀死。在这之后，蒙古的继位权在1486年别的可能继位者多数被杀以前被争夺而依然不能定一。巴图蒙克的父亲成为一个适当的入选者而被拥立。他于1487年被杀，由他的儿子继立，他的儿子在以后的38年中继续掌权。
在1508和1510年之间，巴图蒙克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的鄂尔多斯地区，1512年他任命他的次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吉囊，亦即统治那个地区人民的副王。巴尔斯博罗特的两个儿子，继承鄂尔多斯和吉囊称号的究弼哩克（1505—1542/3年）和继承山西以北地方的俺答（1507—1582年）对嘉靖时期大多数对明的入侵负有责任。
当巴图蒙克于1524年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所有帕米尔以东的蒙古人的效忠。他的称号传给了那时只有21岁的他的孙子。但是，这个孩子的从父巴尔斯博罗特试图篡位。又一次自相残杀的冲突随即发生，这次冲突导致巴图蒙克所创立的蒙古人联盟的瓦解。巴图蒙克的孙子继续统治东蒙古人，而巴尔斯博罗特直到他于1531年去世的时候，事实上对鄂尔多斯和西蒙古人实行统治。当巴图蒙克的孙子于1547年去世时，他的继位者为俺答所迫，迁移到了蒙古的东部，俺答于是逐渐控制了整个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③当巴图蒙克于1510年占领鄂尔多斯时，他赶走了西蒙古人的主要首领亦不剌因，亦不剌因逃亡到西南靠近山西边境的地方。亦不剌因于是和土鲁番（莫卧儿斯坦的蒙古-突厥王国的东部首府）苏丹满速儿结盟，并于10和20年代与他勾结起来开始抢掠和入侵山西西部。他对巴图蒙克仍然是一个威胁，巴图蒙克不成功地指挥了几次抵御他的战役。他在1533年终于被究弼哩克击溃。
在本朝的头10年中，因为蒙古人专注于内部的斗争，他们的袭击是分散的，一般限于获取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在巴图蒙克的后继者们得到鄂尔多斯和山西以北的地区后，他们开始每年入侵明的疆土，通常是在春天和初秋。
边境戍军的军纪非常松弛，以致指挥官们常常不能集结有战斗力的军队去抵③《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3681页。太后诏书措词相同。 御入侵的部队。入侵因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代替贸易的办法，因为事实上必能取得成功而损失通常是轻微的。
边境戍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同戍军于1533年10月再次叛乱。仅仅两年以前，在1531年，这个地区最近一次遭受了一支有60000名蒙古骑兵部队的袭击，新任总兵着手建造濠堑和其他防御工事以增强防御地区的北边防线。他规定的工程完工的限期使惯于什么也不干的官兵负担很重。这次叛乱的直接起因是一件小事。监督工程的军官要求在驻防城市休息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10月24日，这些军官唆使他们的士兵洗劫这座城市，而他们自己则杀死了总兵。叛乱的士兵在黎明时散去。
新任命的这个地区的巡抚被事情的变化吓住了，由于别无更好的办法，他上报说总兵激变了部队。巡抚的报告送达朝廷时，他被控与叛乱士兵相互勾结，一场关于朝廷对戍军的政策的争论开始了。这支戍军10年前于1523年曾经叛乱，那次朝廷以给每个士兵三两银子和普遍赦免予以安抚，事实既然是这样，争论就复杂了。那种政策的批评者要求这次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最初并批准了军事解决的方案。
朝廷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学士持对立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原因。张璁（他于1532年失去皇帝的宠信）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提出成功的解决办法而恢复他的权势。他要派一个总督带领一支军队去扑灭叛乱者。他的主要对手夏言发觉皇帝并不是真的赞成军事解决的办法，因此他暗中支持提出宽大处理办法的礼部侍郎。
总督的使命责成总督处决主要的谋反者而宽恕那些被迫追随他们的人。
他却不顾他的使命的目的，带领帝国军队接近这座城市，帝国军队开始在城郊洗劫和抢掠。这时城中的士兵确信他们注定要死，关了城门。总督于是围攻城市，试图淹城，发起猛攻，挖掘地道进入城市，用烟熏出守城的人，骗他们出降，但都没有成功。围攻拖了整整一冬，到1534年2月，总督在朝廷已失去支持。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几个官员奉派调查此事，事情很快平①静下来。皇帝在他最后的诏令中总结说：“岂非官多事扰乎？”
1535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东北的几支戍军发生了几起暴乱。在每一次事件中，都有一个帝国官员受到惹起骚乱的责备。辽东戍军当新任巡抚试图整顿当地的防御机构时，叛变了。在现行制度下，每个士兵被给予三个余丁的劳役和每匹马牧地50亩，巡抚退还三丁之一（《明史》《吕经传》作“余丁之二”——译者），编入均瑶册，并将所有牧场充公；同时他下令紧靠一 条严格的逾越即杀的界线修建防御工事。当戍军军官们来对此叫屈时，巡抚准备逮捕并责打他们。他们开始攻击他，他被迫翻墙逃离衙门。
不出一个月，这个巡抚便被召回。他的所有改革都被废除。调查的官员上报说，这次事变是由巡抚的指示挑起的，请求赦免部队。都察院反对任何①程颐写道：“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生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明实录·世宗实录》[380]（1577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80—81页。宋代历史著作中有关程颐论点的议论见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355]（九龙，香港，1963年），第235页以下各页。 赦免，但皇帝这次拒绝支持军事行动，准许予以赦免。
当失宠的巡抚返回北京时，他在广宁卫停下来收集他的财物。戍军的指挥送给他一份临别的礼物，这是他用拨作士兵饲料补助的款项买的。当这事被发现时，不平的士兵袭击了巡抚和指挥。两人都被剥去衣服，挨打，被赤身裸体地反剪着，在城中游街示众，最后被关进牢里。士兵们强迫负责供应的官员把钱分给他们，迫使镇军太监告发已被他们关进牢里的这两个官员。
皇帝再次拒绝批准军事行动。一个官员照直表明他赞成更加依靠权力的处理办法，当即被锦衣卫逮捕。朝廷随后的一致意见认为，辽东最近发生的暴乱是苛刻的政策、士兵寻衅闹事和部队久不经战等诸种原因引起的。几次暴乱的领头人必须处决以示儆戒；其余的可以赦免。这是皇帝希望听到的，迅速执行了这个方针。这些领头人的首级不出一个月便用竿挂在他们叛乱的那些驻防城市的城门外。这个方针代价小而容易奏效。直到1539年，没有再发生事变，而那次暴乱只牵涉40来个士兵，他们全被立即斩首。在这之后，这个地区很少发生骚乱。
安南之战
1537年，朝廷上由武定侯郭勋和几个有权势的太监领头的黩武集团，在他们试图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以后，又争取得到批准以发动一场反对安南的、代价很高的战役。出现这一情况，与通告皇帝的一个儿子于1536年11月诞生有关。大学士夏言反对派使臣向安南人通告皇嗣的诞生，理由是安南已有20年没有朝贡，同时，现在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兵部尚书建议派兵讨伐以惩戒安南人不入贡，郭勋支持他。这项建议立即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过分而不必要的花钱的事，将从负担已经过重的南方几省征集士兵和供应物资。
1537年3月，一个安南使者意外地来到朝廷，请求支持合法的统治者，使者声称他已被他的主要大臣废黜。使者被留下，几个官员被派遣去调查他所说的情况。几个锦衣卫的军官还被提前派遣去为一次战役作准备。皇帝起初赞成一次军事行动，因为他把停止朝贡理解为对他的尊严的一种冒犯。但是，广东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既然安南并未试图侵犯帝国疆土，既然这个国家的内战还未决出胜负，因而应当慎重，等待它的结局，然后迫使入贡。5月，全体朝臣请求发动军事行动，皇帝同意了。但是，当其他地区和其他当地官员开始说出反对的意见时，皇帝突然改变他的主意，于6月宣告停止这次军事行动。9月，当别的一些当地官员仍然提出一个新的策略时，他又下令开始进行准备。
1538年4月，终于任命了一些指挥官。可是皇帝觉得互相矛盾的劝告令人不安。当邻接安南的地区的总督于5月上报这次战役耗费的银子将超过200万两，而且只能在不熟悉地形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时，他命令兵部再次就是否进行这次战役作出决定。兵部再次建议把问题提交全体朝臣。皇帝虽然明知多数文官私下反对这次战役，仍然反对由兵部决定这个问题，不过兵部显然不能这么办。他厌恶地终止了这次战役。他从没有真正赞成一种军事解决的办法。当安南的王位觊觎者于1540年向明的官员交出他的版图时，他作结论说，他反对赞成军事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
他在关于大礼的争论期间第一次对朝廷官员们的行为感到不满，那次争 论留给他的印象是，他们是一帮共谋而图私利的人，不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诸如这次军事行动这类事情上不能提出适当的策略，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印象。到了1540年9月，他已渐渐变得和他的朝廷非常疏远。以致他完全赞成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因帝国管理的可悲状况而谴责他的官吏见利忘义。
对蒙古人的政策
只有一个地区皇帝从始至终迫切要求军事解决。他讨厌蒙古人，认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威风和尊严，难以容忍。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他拒绝考虑关于互市的请求，即使他的能干的指挥官们大多数反复建议这样做。为了表示他的轻蔑，他在晚年甚至要求把他用来指蒙古人为北方野蛮人的字样在所有诏书和奏章中写得非常校这种不让步的态度只能导致灾难。当俺答关于互市的请求被拒绝时，他便入侵。
俺答王希望达成与明廷的互市协议，以便推动他自己的政治目标。诸如茶、金属器皿、精致织物和草药之类的货物在草原上被视作珍宝，在结盟和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他在40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
1551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年），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剌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反对瓦剌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提供救济。①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亡。在1536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说有40000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卫所只能调集14000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可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 1542至 1550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1498—1552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年8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兵部以三个理①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未标页码的抄本；格斯特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1。 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年1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00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需要更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要求互市的权利。这个使者证明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抚上报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月24日，30000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月4日，帝国的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月8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0000两银子。明军没有打赢一仗。
1543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年。1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别人在1542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 1539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
1545年他被召回，并于1546年1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以前的下属严嵩（1480—1562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1419—1475年）于1472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入900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1498—1548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1535年辽东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1544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1546年受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1547年1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200000两银子以作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
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他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1547年6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1548年2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成改变了以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4月，夏言于10月被处决。直到1551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① 1550年入侵北京 1548年6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10月他们又入侵，劫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一天马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针。11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1549年3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1550年3月，已有150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7月东驰。9月26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东北仅仅40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以东约15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9月30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10月1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1550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140000个人名，但只有50000或60000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保卫这座城市的增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1550年后的局面
1550年10月6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抢掠。皇帝非常愤怒。10月2日，他举行了自1539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①张廷玉等撰：《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第5037页。 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1505—1552年），他就是在7月贿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们到来保卫京师在10月2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10月6日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1548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1551年1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60000名部队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1551年4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1591年）来要求互市权利，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 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抗。
蒙古人有六个月停止入侵。后来他们希望用牛羊交换粟豆。他们的这种要求被拒绝，他们在1551至1552年的冬季便又开始入侵。俺答这时坚持这一要求，答复说，他的比较贫穷的臣民没有其他东西交换，正在挨饿；要是这种交易被拒绝，他不能对其后果承担责任。当俺答接着谋求适合于他的交易时，他遭到拒绝，他的使者被逮捕。马市就此收场，尽管直到1552年10月马市并没有正式停止。
仇鸾于是不得不和蒙古人交战。1552年4月，他的部队在大同以北的草原上被伏击并遭受严重失败。仇又报捷，但皇帝不相信。既然沿边的入侵仍未减少，仇的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权谋受到抨击，他于8月31日死于溃疡恶化。在死后被定为谋叛罪以后，他的尸体于9月13日被掘出并肢解，他的首级在边界以外示众。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住入侵，入侵继续到了冬季。
1550年以后，入侵的性质有了变化。以前的入侵限于陕西和山西，由俺答发动，只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东蒙古人参加了1550年的入侵，证明非常成功，以致此后他们开始在辽东和沿东北边境入侵。在其后的20年中，入侵事件沿整个北方边境发生，某些范围较大的入侵是相互配合的。这使边境戍军承受了大得多的负担。不再能够调动军队去摒挡一个地区所受的攻击，每支戍军的力量都必须增强，因为入侵部队的规模加大了。
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可能把蒙古人从边疆赶走。
1553年4月，开始修建一道土墙以防止北京南郊再遭劫掠。1541年曾提出类似的建议，但没有任何结果。在1550年的大范围劫掠之后，需要这样一 道墙是显而易见的，修建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这道墙在七个月内便完工，部分原因是许多人逃荒到北京，因而有大量劳动力可用于完成这项工程。
1550年的事件使皇帝确信他不能依靠京师的戍军保卫紫禁城。1552年，他建立了在皇城内训练的由太监组成的内武府。没有人敢于反对。皇帝是正确的；他不能依靠京师戍军。内武府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机构，一个完全由太监组成的军事官僚机构，不受朝廷官员们的节制。 从1550年到1566年，蒙古人每年都入侵。在1557到1558年的冬季期间，大同附近一个被围攻了六个月的要塞，这时几乎弃守。发生这一事件是由于俺答长子辛爱（死于1586年）的一个妾和与她有私情的一个被俘的中国人逃到大同边境，被收容。辛爱想索回这个妾，迅即发动袭击。被吓住了的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开仗，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1558年4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他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1558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1552年早期户部和工部已上报，1550年10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1000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1300万两银子。皇帝于1553年下令铸钱时，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1556年1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800000多人。此后几年不能征税。1557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1558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200000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1550和1560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如也。
在这个10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1560年，大同总兵官在大同西北80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性的战略。1550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道教和朝廷政治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践。早在1523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10年没有孩子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够有力的。
1524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1459—1539年）的道教名人到朝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1526年，邵因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1521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地震的次数异常多，1525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1526年3月当邵的地位提升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是不灵验的。1527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1529、1531和1532年出现，最后一次历时115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1532年11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 1533年以后生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1536年10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后邵再次被加恩。在1533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939年3月巡幸他以前的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世。受邵保护的陶仲文（约1481—1560年）接替了他。
陶的经历开始时是一个小官。他在30年代后期到北京以前，曾经在辽东管理仓库。他年轻时在江西见到邵元节，当他因官员们考绩而到北京呈报时，找到了邵。邵这时生病，他告诉皇帝，这个门徒能够除掉在宫廷院落中看到过的“黑眚”妖魔。表面看来，陶成功了。在皇帝1539年巡幸湖广期间，陶准确地预告了一次在大火中暗杀皇帝的企图。这给了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快把陶当作心腹，让他负责所有道教事务。
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开始相当详尽地探索道教的这些方面。春药一般由铅丹（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砷）组成，配以其他物质，做成丸子或小颗粒。这些“不死药”据说使人感到轻快、强壮，增强一切欲望，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1540年9月，皇帝告知朝廷，他想隐退几年以求长生。当一个朝廷官员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而春药 危险时，他被逮捕并杖死。
皇帝应当注意到这个警告。相反，他却变得嗜爱这类兴奋剂，并在整个帝国内搜寻。他使自己在20多年中渐渐中毒致死。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是慢慢表现出来的。长生不老药的中毒症状包括皮肤和胃的疾并无缘无故地发怒、痴呆，所有这些皇帝在他接近60岁时都表现了出来。
到了1540年，他坚定地信奉道教，连受了骗子们的骗也不能动摇他的信仰。他曾决定隐居，部分原因是一个自称能够将不值钱的物质变成银子的方士向他保证，要是他隐居并用这种银子的器皿进食，他将变成一个不死的人。
1543年，这个方士被揭露，是一个骗子，并被处决。陶仲文由于最先推荐他，担心自己也将被牵连进欺骗行为。当他提出辩解时，皇帝只是说：烧炼术行之已久，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精通。他最初也受了骗。
到1545年，他已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沙盘上的一个T字形物件。从T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然后焚化，假定烟将把信息飘送给这位神。既然陶仲文指导扶乩仪式，控制了降神者，并解释这些答案，他就能够影响有关政策的决定和人事安排。1548年2月，皇帝在这样一次扶乩之后，突然改变了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主意。严嵩明白这种决策的办法以前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他乐意参加道教仪式，尽力讨好陶仲文。
陶在50年代继续向皇帝提供获致长生和不死的新方法，皇帝的反应是热诚的。道教徒的想法是，为这样一种转化而自我修炼能够达到肉体的永生不朽。这种修炼需要提炼内、外丹。外丹包括植物和矿物的合成物，笼统地称为“不死药”。提炼内丹靠增强“阳”，也就是生命要素。这种观念认为，这可以靠和14岁以后第一次来月经的处女交媾而达到目的，据说这时“阴”（隐秘的力量）中的“阳”（生命力）最旺盛，这时交媾它可以被吸收。
陶仲文建议皇帝为此目的而征集年轻的姑娘。1552年他为宫廷机构选了800个8至14岁的女孩，1551年他又选了180个，都在10岁以下，用来提炼内丹。尽管这种作法受到一些官员的批评，但事实上，在较小的规模上，在富有而有文化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南方，这种作法是并不少见的。
1556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植物显然是存在的。1558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1860株新鲜样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们。
在陶仲文于1560年11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严嵩掌权皇帝在1539年6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 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职位。1541年8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10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1542年11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30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1540年以后他却开始反对这类作法。1542年7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 1537年至1542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1542年8月免除夏的职务时，强调了这一点。在1545年10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1542年9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60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1543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 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10月，他告诉皇帝，1543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
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1545年10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
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以支持他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1539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脏，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后，才撤消了控告。严嵩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1548年2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 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
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
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1549年直至1562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1549年3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10年当中，靠让别人，要末是尚书们要未是皇帝本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 1550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利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政策和人事事务。1550年11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严世蕃（1513—1565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 50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末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末是想通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财政危机尽管在1522至1524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1525年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制造业中的一种）雇佣了11000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150000石。由于运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400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①当30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1470—1540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1540年被解职时，有40000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60000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务的款项有270000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30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
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户部于1544年建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30％折银缴纳，这项建议被批准。1540年以后，实物税折银和用银偿付徭役变得普遍了，尽管税种表面上保持不变，折银率以及用现金缴纳和用实物缴纳的比例各地都不相同。
面对连续不断的亏欠和缺额，皇帝于1549年下令对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的帝国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清算。户部上报说，从1522年至1532年京师粮仓平均每年收粮370万石，其中280万石分配给军队、工役和工匠。粮仓通常拥有相当于8年或9年开支的结余。1532年以后，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到 530万石，结余下降大约一半。储存银锭的太仓金库平均每年收纳200万两银子，其中的130万两拨作边境防御之用。1529年北京的国库拥有400万两结余，各省省库一共拥有约100万两。但是40年代期间，每年的常规支出增加到3470000两银子，每年留下超过1400000两的亏空，结余很快消失。
户部提出，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整顿能够实现节约。它建议建立一种整顿帐目的制度，划分为四类：年税额，年收入，年支出和年储备。各部、朝廷、军事管区和文官衙署年终应上报这种账目。户部尚书希望用这种方法，对当时常见的不协调的现金和实物收付制度求得某种全面的写照。这一方案被批准并付诸实施，但财政状况仍然继续恶化。
1543年，皇帝同意拿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边境防御费用，直到 1558年仍然生效的这一办法给太仓金库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大约 100万两银子。1551年两淮盐政转卖余盐每年获得300000两银子的利润，这一办法直到1565年仍然有效。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的办法使金库预期的岁入银两达每年 500万两左右，但很少能够征足这个总额。
1552年户部上报，用于帝国和边境防卫的费用每年总计支付银子已达①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3。 5950000两，而每年收入的银两，由于免征和拖欠税款，总计不足这个总额的一半。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户部尚书建议在长江三角洲的富裕各府征收200万两附加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此后这成了征收用银子缴纳的附加税以偿付特殊费用的普遍方法。但是，在50年代期间，东南的富裕各府受遍布的海盗和盗匪之害，又遭受了异常多的自然灾害。在许多地区连正常的税也不能征收；根本不可能考虑附加税。
1553年，南京的官员们抱怨，省库储备经常耗尽，没有留下可用于赈济淮河流域的天灾的款项；但是户部没有款项可以提供，也没有现存的救济物资。在接踵而来的严重旱灾和洪水泛滥中，几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求食。
米价上涨了一倍多，饿死是常见的，街头堆积着尸体。到了1554年春天，这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时疫。不得不分发现有的无论什么款项和物资以养活北京的居民。
50年代期间，每年支出的银两在300至600万两之间波动，每年都有亏空。必须依靠种种额外税收和附加费，依靠直接征用物资，依靠行政方面的节约来弥补这些亏空。50年代期间东南进行的军事行动，是靠遭受袭击的地区的巡抚征收附加税和派款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军事行动拖长，通常是靠对所有负担徭役的家庭摊派附加税，提前征收以支付军队给养。而且，当需要的款项增加时，还要强派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特别税，其中的许多种此后再也没有撤消。1562年以前就这样征收了400000到500000两银子；1562年停征了一些税。但是，尽管这些费钱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皇帝仍然把省的款项拨作己用，让地方的行政官员们想办法偿付一切费用。
在紫禁城的几座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于1557年5月被焚毁以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它们必须马上重建，而宫殿的修建费用很大。（1596至1598年间重建紫禁城内两座主要寝宫花费的银子超过730000两。）这次，工程进行了五年，宫殿和大门1562年才完工。而在1561年，当这项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时，皇帝在皇城西苑的寝宫又被焚毁。
12月31日，皇帝在喝了一夜酒之后，和他当时的亲信到在宫中建立的一个貂皮衬里的小帐篷里就寝。当他们嬉戏的时候，一盏油灯不慎被打翻；火立即从寝具蔓延到帐篷，然后延及整个寝宫。没能救出任何东西。皇帝的全部服饰和珍藏的无法弥补的贵重物品全都毁于火灾。这座寝宫也必须立即重建。由于利用搜集来修建皇帝朝觐大殿的物料，这座寝宫只用四个月便完工了。所有这些工程都是在建筑师徐杲的指导下完成的，徐杲在名义上拥有工部尚书的身份。
南京戍军的反叛
这些费钱的修建工程引起了对银锭的更大需求，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节约办法被提了出来以增加银两的收入，有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的建议涉及利用粮银比价的波动，以便换算的比率和市价可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控制换算的比率和价钱，使之有利于政府，能够赚得少量利润。
这些节约办法很多是以牺牲南京戍军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支戍军是在50年代期间招募来保卫南京以防大群海盗的劫掠的。这支戍军的粮食定额最初在1558年被削减，并连续不断地进行审查以保证把死亡士兵从名单中去掉。
当这些节约办法证明还不够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提出，通过降低一年两个月 的换算比率（支付的银两每石从0.5两降到0.4两），能够可靠地省下一笔钱。1560年，南京负责粮仓的户部侍郎建议，停发新兵每年12石名为“妻粮”的补贴。①这是一项不合时宜而欠考虑的措施。1559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到1560年春，南京的米价涨到每石0.8两银子，为上述新换算率的两倍。1560年3月，当南京戍军的士兵们发现上述口粮补贴最近被削减时，他们怕这种办法很快便会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暴动了。户部侍郎被从他的衙署拖了出来，杀掉，并被赤身裸体地从一座牌楼悬挂出来，士兵们在那里向他的尸体射箭。
南京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守备衙署集会以便决定怎么办；但是，当暴动的士兵包围了院子时，他们被迫逃命。在户部发给他们40000两银子后，部队终于平静下来。局势非常不稳，以致朝廷甚至拒绝调查这一事变，戍军没有受处罚。
这些问题还和对省库的经常而不断增长的另一种需求——皇族成员的俸禄——掺合在一起。到1562年，当一个御史提出这一问题时，被王侯之家占用来支付皇族族人俸禄的粮食超过了850万石（或所值银两）。这个数量还不够，需要支付的俸禄逐代增多。没有一个明智的官员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想过问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皇帝仍然只同意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在1564年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年，100多个皇族族人包围了陕西巡抚府第，要求付给他们这时欠下的600000石俸禄。省里的官员只能筹措到 78000银子，不能使这些皇族族人满意。最后皇帝只好把所有皇族族人降为平民，并警告他们的亲王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而俸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70年代以前，帝国的岁入没有增加。朝廷官员们没有提出革新的政策，南京的叛乱突出地表明，行政上的节约措施能实际付诸实施而无麻烦后果的是多么少。这些年对银两的不断需求确是酿成了税收制度方面持续时间很长的改革，这些改革后来整理成为“一条鞭法”。在这种制度下，从前按户摊派的徭役和其他杂役负担被折算成银两缴纳，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并入田赋。这种改革最先在东南沿海省份开始，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
①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卡尼·T.费希尔：《明代中国的大礼之争》[163]（安阿伯，1978年）和中山八郎：《再论嘉靖朝大礼问题之起源》[405]，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年），第37—84页。 贸易和海上抢劫在20和30年代期间，小群海盗沿着从浙江到广东的东南海岸到处袭击。
这些袭击由隶属于不同首领的帮伙进行，他们和当地民兵打仗，也同样多地互相交战。海盗帮伙常常包括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过非法生活的平民和没有自己的计划或抱负的百姓。当他们能够依靠贸易赚钱时，他们便从事贸易或为其他的商人和海盗当掮客；当他们不能做买卖时，他们便抢劫；他们常常既做买卖，又进行抢劫。为了减少这种非法行为，朝廷再三颁布海外贸易的禁令。但是这种禁令不易推行，因为当地行政和军事当局本身都卷入了这种违法贸易的行为。①沿海戍军的纪律已经变得松弛，多数军官（他们保有世袭的职位）没有战斗经验。应该查禁海外贸易的军队的官员们反而充当海盗、外国商人和当地商人之间的掮客。1529年，福建温州的几个指挥官由于这样干而被谪戍。
其后皇帝命令地方当局扣押并毁坏这个地区有权势的家族用于海外贸易的所有大船。当地的同业者拒不合作。当地社会大部分都在某些方面和这种非法贸易有联系。富有之家为船舶（常常装有大炮）和货物提供资金；军官们在交易中充当掮客；平民百姓在商船船队中做工，出卖他们能够在内地买到的货物。海外贸易构成了许多人的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查禁海外贸易对谁也没有好处。
地方当局根本不理皇帝的敕令。1532年，广东巡抚被召回，因为他不能扑灭当地入侵沿海地区几近10年的海盗。1533年，兵部抱怨已经颁布的禁令没有予以实施，武装的船队沿着海岸任意抢掠。1534年捕获的一个海盗有 50多艘大船听他的指挥。他入侵浙江沿海地区已有好几年，最后在一场血战中被捕，血战期间死了许多帝国的士兵。当地方的司法当局在这一案件中从轻判刑时，皇帝命令他们改变他们的判决，还派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去指导他们重审此案。他希望判处所有卷入的人死刑。地方的当权者必须受到警告，这已不是小的罪过。
40年代期间，这些根本不同的海盗和商人的帮伙变得更有组织了。他们在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聚集，在那里为进行海外贸易而汇合成大的船队。他们在浙江的主要据点是宁波府海岸以外的许多岛屿。他们可以在安全的港口卸下货物并将它们分散，会见外国商人，储备武器和物资，准备在岸上买卖货物。这种海外贸易最初是在靠近宁波的双屿锚地进行，最晚从 1525年起这里就被用来作为交易地。1539年，葡萄牙商人（他们于1522年被禁止在广州进行交易）被带领到这个岛子，1545年日本来的贸易船队首次被带领到这里。
1545年日本人的来到使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在此之前，和日本人没有大量的民间海外贸易。尽管福建商人早在 1537年就在博多港开业，同时从 16世纪初以来小股日本武士就断断续续地入侵中国海岸，但大部分接触都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直到15世纪末，这种安排都使日本人感到满足。但是1496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减少到了50。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①《明史》[41]，第5046页。照英译文标点——译者。 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在这些家族之间便为得到这种允许而展开了猛烈的竞争。1510年和1511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
1523年，两个朝贡使团再次到达宁波，一个代表细川，一个代表大内。
细川使团先到（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大内的使团收买负责宁波海上事务的太监给予他的使团以优待。当细川使团发现大内的船只将先被检查时，他们便攻击大内使团。代表大内的使者（一个中国人）逃走，细川使团于是在宁波抢劫，抢了许多船只，然后扬帆而去。派去追击他们的明的指挥官在一 场海战中被杀死。
在这一事件之后，几个朝廷官员指责地方当局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指责地方当局处理失当，玩忽职守。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被控受贿和首先引起纠纷。但不起什么作用。1525年，那个太监事实上被给予了更广泛的权力，统辖负责海上事务和沿海防御的地方官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部分地是由于1524年攻击太监们处理海上事务不当的许多官员也在大礼问题上反对②过皇帝的方针。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请求和奏疏总是立刻被驳回，而有利于那些支持过皇帝和赞成贸易的官员的请求。在1527年以前，并没有在浙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一年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在一次对正德时期的镇守太监的普遍清洗中才被解职。1529年，市舶司被撤消，理由是浙江只需要一个太监官员。海上事务的职责改归镇军太监，镇军太监一般负责地区的防务。
总的来说，沿海海盗和贸易的问题在朝廷上仍然不受重视。
1527年，又允许日本的朝贡使团每10年贸易一次，条件是其中没有武士；使团不超过100人和3艘船。但是，以前组织这种正式使团的那些家族已不再有足够的权势以垄断和中国的贸易。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日本的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近海岸的贸易中心。1523年以后，很少交易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在浙江的市舶司于1529年撤消之后，帝国当局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能力甚至比以前更小了。
在1524年的宁波纠纷之后，首次提出了任命一个对有关海岸防御一切事务有管辖权限的巡抚的建议。这种方针的支持者认为，日本人是和蒙古人一 样大的威胁，在北方边境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因此也应当应用于沿海地区。
应当派遣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去协调和审查地方官员们。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于1525年建议让他担任类似的职务。1526年，朝廷官员们反对，提出另外的建议，批评太监当权，再次强调有必要任命一个文官。尽管这个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终于在1527年被撤回，但没有任命一个文官来代替他，这件事就此了结。
1529年，在沿海地区一支戍军暴动并逃走参加海盗帮伙以后，夏言（他于1537年成为首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派了一个御史去检查沿海防务，协② 1510年的暴动是因太监刘瑾试图从这些戍军所控制的军田得到更多的税收而发生的。见本书第7章《正德时期》。 调镇压海盗的行动，惩办暴动的首领。但是，派去办这事的两个官员都不能制止海外贸易或扑灭海盗。1531年，负责防务的御史被调走而没有任命接任的人。局面仍和以前一样。大学士张璁（他来自浙江沿海地区的一个府）反对任何这种干预，并且在他1535年离职之前能够拖延或阻挠所有推行防止海外贸易的禁令的努力。30年代期间，朝廷的监察官们反复抱怨地方官员们放任海外贸易，不肯推行皇帝的敕令，置海盗的骚扰于不顾。关于此事有 16年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在这期间，朝贡制度完全中断。1539年，当1523年以来的第一个日本使团抵达宁波时，地方当局收缴了使者们的武器，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他们没有机会和中国商人交易，因而没能从这次出使赚到钱。因为下一个使团不应在1549年以前来到，1544年当另一个使团到来贸易时，官员们拒绝和使者们打交道。组织这个使团的日本人于是求助于中国的商人。一 个中国商人王直随这个使团返回日本。1545年，他带领一个私人的贸易代表团回到双屿锚地。此后，这类私人代表团变得很常见，而往返航行日本的船队的规模每年都在增大。
由于贸易额增加，与之有联系的暴行也在增加。在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和非法贸易有关的富有之家拒不向海外贸易团伙偿付他们的欠款。这些富有之家有时威胁要用他们的权势迫使地方官员们采取行动反对他们的债权人。商人们则以抢劫和焚烧违约的富有之家的财产进行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