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当选总统——智囊梅德韦杰夫的精彩造势
车臣战场的硝烟之外，另一场同样至关重要的“战争”正在进行，那就是定于2000年3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早在1999年8月10日，刚刚成为俄罗斯政府总理的普京即在克里姆林宫对记者表示，他打算角逐即将于2000年举行的总统竞选，“我肯定将参加选举”。对此，叶利钦也在多年后向记者回忆：“我决定在大选前三个月辞职，是为了能给普京一段时间，让人们有时间了解他，此前人们对他了解很少。他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表现自己。”
不得不说，普京得以身兼总统候选人和代总统的双重身份，叶利钦在背后的助力是第一大因素。正如叶利钦多年后所说：“早在普京当总理之前我就看中了他，我对他不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调查，而且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对他进行了研究。他在圣彼得堡与索布恰克（圣彼得堡市前市长）一起共事的情况，我了如指掌。调至莫斯科工作后，我对他进一步进行了解。我发现，这个人不只是聪明睿智，而且沉着冷静、品行端正。他与同时代其他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不搞极端主义。这代政治家千差万别，但是有一条主线，他们都认为俄罗斯应当是民主国家，并为此而努力。我认为应当学会看人，我在企业工作时从来没有在干部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犯过这方面的错误。在急风暴雨的时代，根本没有时间来仔细认识一个人，但对普京的选择我是花了时间的。但我没有与身边的人商量过，这是我个人的决定，我绝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
普京背后的力量是叶利钦，而身旁为普京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同样必不可少。在普京做出竞选总统的决定之后，这位智囊人物便只有一个人莫属了——昔日在圣彼得堡共事的老友梅德韦杰夫。
这时的梅德韦杰夫已经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但当普京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去教职，来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梅德韦杰夫1999年应普京的邀请离开学校到莫斯科任职后，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法律系大楼门口的告示牌上出现了一则告示，上面赫然写着：“法律系的一位老师失踪了。他的特征——年轻，聪明，英俊。快快回来吧！我们都爱你！”——这就是同事和朋友心目中的梅德韦杰夫。
1999年11月，梅德韦杰夫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普京成普京的车臣战争为代总统后，梅德韦杰夫水涨船高，也升格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2000年1月，普京正式宣布角逐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负责全权领导普京的竞选团队。
为了普京的竞选宣传，梅德韦杰夫在总统竞选的法律问题和实际操作上想尽办法，花样百出，多方奔走。其间梅德韦杰夫想到一个好办法——策划为普京著书，为尚不为大众所知的普京进行竞选宣传助一臂之力。他找来了当时的总统新闻局副局长季莫科娃，商量让普京亲自写本书的想法。后来，梅德韦杰夫又找来了三位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梅德韦杰夫将他们送到新奥加廖沃的国家别墅，在那里通过与普京短短的六次访谈，来挖掘在平凡的生活中普京鲜为人知的一面。2000年3月，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写成了一本书——《第一人：普京自述》。在书中，通过普京本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朋友和同事纵横交错、相互糅合的口述，来重新诠释俄罗斯严峻形势的驾驭者——普京。其叙事是冷静而客观的真情告白。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俄罗斯领导人的生活与政治观点如此直面大众。该书的出版正值俄罗斯大选之际，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该书是一份竞选材料，禁止销售，所以梅德韦杰夫以竞选总部的名义出资印刷了5万本，采取赠阅的形式发行，以使选民更好地了解这位俄罗斯未来的强势领导人的真实面目。这本书作为竞选材料散发后，许多俄罗斯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普京。与此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在宣传普京上别出心裁：大量订制有普京形象的纪念品、图像，以致形成了一种当时有人指责为“普京崇拜”的“普京热”。
梅德韦杰夫在莫斯科的竞选总部下，在各个州甚至各个大城市成立了普京竞选的分部，并且选出与普京志同道合者当负责人。由于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深刻了解，他的竞选总部的工作得到了普京的完全肯定。通过这些竞选分部，梅德韦杰夫大力强化普京作为第二次车臣战争领导者的“硬汉英雄”形象。这种形象永远改变了普京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格局。从前很多人认为，叶利钦当初看中普京，仅仅是因为其没有政治派系背景，而且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的一贯的忠诚。但现在，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所做的民意测验，在“即将到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将投谁的票”问题——上，普京获得超出其他10位竞选对手20%的支持率，高居榜首。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普京了。对此，梅德韦杰夫在竞选宣传时胸有成竹地断言——普京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胜。
另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时一样，攻下格罗兹尼并不意味着俄军就没仗打了。为了使俄军能够有效利用北部地区的道路，俄军向车臣北部开拔，准备歼灭这个地区的车臣武装分子。车臣武装分子经常从那些被认为是“安全”的村庄和城镇里冒出来从后背袭击俄军。即便是格罗兹尼已被攻克，各种袭击仍然没有停止。为此，俄军展开了春季清剿作战。
俄军的春季清剿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格罗兹尼巷战的缩微版。即便是在最小的村庄中也有巷战，例如私人住宅往往都被改建成火力点。在这些小型巷战中打得最血腥的是共青村之战。共青村是一座在格罗兹尼南部约25公里的小村庄。3月6日，俄军抵达此村，开始围攻据守此地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鲁斯兰·格拉耶夫的部队。车臣武装分子仔细准备了工事，并在村内挖掘了一个类似格罗兹尼那样的地道系统。他们以2～3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装备RPG火箭筒和机枪，等到俄军逼近时就冲出来猛射，随后退回地堡里躲避炮火。俄军往地堡里塞手榴弹，但是车臣武装分子经常在爆炸前将它们扔出去。
像格罗兹尼一样，俄军坦克的主要任务是为内务部队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持，坦克手把他们的坦克开到狭窄的街道上然后猛轰对手。随着战斗的白热化，俄军投入更多装甲部队参加进攻。共青村之战打了三周，车臣武装分子虽在村内占据的房屋不多，但依然打得相当顽强和老练。最后，俄军攻下全村，经过统计宣布击毙车臣武装分子500余名。格拉耶夫率残部侥幸逃出，撤入格鲁吉亚与车臣交界的潘集西山谷地区。战斗过后的共青村基本是一片瓦砾和废墟，连一块完整的石头都不剩。
春季清剿作战结束时，俄军收复了99%的车臣土地。3月10日，巴萨耶夫残部被俄军包围，大部分被消灭。3月12日，车臣非法武装战地司令、前总统杜达耶夫的侄女婿拉杜耶夫被擒，但遗憾的是巴萨耶夫率所剩普京的车臣战争的数百名武装分子逃脱，撤入潘集西山谷。
此时已是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正在外地视察工作的普京又出惊人之举——在事先没有通报日程的情况下，普京作为副驾驶乘坐一架苏-27战斗机，由索契飞抵格罗兹尼“北方”机场。这是普京第三次视察车臣战地。事实上，驾驶战斗机视察，这也出自梅德韦杰夫的建议。普京的“硬汉英雄”形象由此又添一分。
为保障普京的安全，俄罗斯空军采取了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全程监控和战斗机全程护航，并由飞行技术世界闻名的俄罗斯功勋飞行员哈尔切夫斯基少将为普京担任主驾驶。身穿飞行服的普京走下战斗机后，连连称赞苏-27战斗机马力强劲、性能优越。随后，普京改乘直升机在格罗兹尼上空巡视一遍，在市内降落，视察了战火洗劫后的格罗兹尼。巷战使格罗兹尼遭受的破坏超乎想象，联合国报告称格罗兹尼是“地球上损毁最严重的城市”。这给了普京不小触动。普京表示，当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将立即开始格罗兹尼的重建工作。
在格罗兹尼市郊，普京检阅了即将从车臣撤出的俄军第331近卫空降团全体官兵。普京高度评价了俄军在车臣战争中的表现，他坚信，这将是最后一次车臣战争，车臣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将被消灭干净。而且，普京做出承诺——不会从车臣撤出所有军队。
在格罗兹尼，普京同俄军前线指挥官进行了简短会晤，并就地主持召开了有联邦政府官员参加的车臣社会经济问题工作会议。之后，普京又驾驶这架苏-27战斗机当天飞回索契。
当天晚上，普京接受俄罗斯NYV电视台采访。他表示：俄罗斯联邦政府准备同车臣非法武装谈判，包括那些隐藏在山区继续同俄军对抗的残余武装分子。普京说，俄罗斯联邦政府打算给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逃跑和躲藏起来，继续与俄军对抗；他们也可以选择放下武器，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
就在普京提出“可以谈判”的第二天，76名本打算死战到底的车臣武装分子在共青村向俄军投降，俄罗斯国旗在共青村上空升起。
车臣的局势就此基本稳定下来。2000年3月27日，在驾机视察车臣战地六天之后，普京以52.94%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新一届总统，俄罗斯历史将开始激动人心的新篇章。经过竞选期间的再次并肩战斗，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关系日益加深，但是梅德韦杰夫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将竞选的功劳归于自己。他也很少在政治的前台露面，对普京始终保持着谦恭有礼的姿态。
2000年5月，总统普京宣布，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对车臣实施“直接管治”。6月12日，即俄军攻占格罗兹尼四个月之后，普京签署了在车臣共和国建立临时行政权力机构的法令，任命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为临时政府首脑。十天之后，卡德罗夫在车臣第二大城市古杰尔梅斯宣誓就任共和国行政长官。同时，俄军开始逐步撤离车臣。俄军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尼洛夫宣布：至2000年6月15日，俄军和内务部队亡2091人、伤5962人，以相当于第一次车臣战争三分之一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
半年之后，2001年1月22日，普京宣布，俄军全面从车臣撤军。俄军的作战目标从“大量歼灭非法武装”转为“反恐怖行动”，由1.5万人组成的俄罗斯陆军第42师和一个6000人的内务部队旅将驻守车臣，继续执行长期的反恐任务。
普京以非凡的意志和铁腕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众所周知，第二次车臣战争也未能完全解决车臣问题。车臣境内大规模战斗虽已停止，然而车臣非法武装残部的小规模袭击活动不断，恐怖活动更是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但普京毕竟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和平。
作为一名克格勃情报官员出身的政治家，反恐和组织反恐战争是普京最熟悉的领域，他在执政之初便踏上了自己熟悉的平台。普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将反恐行动成功演化成为一场车臣战争。无论怎样评价普京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都不过分，他坚决果敢的个性，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卓越的领导才能，都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事实证明，普京具备成为俄罗斯领袖的素质。第二次车臣战争成就了普京，成就了俄罗斯的领袖，也成就了俄罗斯神话。
划分联邦区——强化中央权力的第一步
正式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前，在公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宣称——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传统，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他要实践自己在竞选中的诺言：“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正是由于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软弱无力，使即便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
从政治上说，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前苏联解体的结果。俄罗斯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全国有89个联邦主体，包括州、自治州、边疆区、直辖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前苏联时期困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各种问题，俄罗斯联邦基本上都继承了下来。解体之前的苏联，具有联邦制国家的形式，实质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叶利钦曾向地方领导人许诺“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叶利钦当政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地方势力日益增强。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与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各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赋予他们自治权力。作为交换，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必须鼎力支持。结果，立宪的联邦变成了契约的联邦，或者如乌拉的鞑靼社区领导人拉马扎诺夫所说：“这不是联邦制，这是封建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领导人改为由全民选举产生，总统丧失了对地方领导人的任免权。地方领导人权力迅速扩大，州长、自治共和国总统成为本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比如，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通过的法规，包括涉及财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法令中，有三分之一与联邦法律和宪法相抵触。俄罗斯各边疆区和州之间建立起贸易壁垒，或者更糟，干脆竖立起界碑。
许多地方主体建立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民主制度。分布在各地的为数众多的联邦权力机关分支机构，与其说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工具，不如说是地方精英人物的保护机构，它们已经被同化，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关已经消失。部分州可自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甚至发行本地区具有货币功能的证券，中央无权干涉。还有一些州长在本地区为非作歹，引起居民强烈不满，克里姆林宫派要员持总统命令赴地方干涉，却被地方当局拒之门外。在地方选举中，某些犯罪集团首领堂而皇之进入地方政府和议会，控制地方政权，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1995年实行的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议会领导人组成联邦委员会（俄罗斯议会上院）的规定，使地方执行权力机关的领导人同时成了联邦立法权力机关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开原则，而且使联邦议会上院变成了有时不按专业原则运作的机构。很显然，这种情况对地方领导人非常有利，但不符合联邦中央权力机关的利益。
同时，地方过多地取得了国家利益所允许的主权，使中央政府对联邦各地方主体失去控制，为国家分裂埋下了隐患。比如，远东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克在辖区内设立象征自己权力的标志物，颁发地方勋章，甚至为加强对管辖区域的控制而派人暗杀与自己为敌的政治家。再比如，与车臣接壤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西莫夫拥有一支完全效忠于自己的警察部队，人数达4万之众。拉西莫夫自行任命法官和检察官，甚至还控制着那里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分局。那里没有独立的媒体，反对派只能在邻近地区出版报纸，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报纸偷运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那里就像一个民主国家中的飞地，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强硬的独裁主义政权”，甚至是“极权主义政权”。俄罗斯《独立报》撰文说，事实上俄罗斯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地区近乎完全独立。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家法律总局说，除了乌德穆尔特共和国以外，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其他自治共和国宪法“都不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体系内立法的混乱情况可见一斑。
普京在1998年就曾出任过主管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深知必须以最佳方式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否则难以保持俄罗斯的完整统一。上台后的普京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宪法进行修改。但这种办法代价高昂，而且也不能确保成功，联邦委员会和地方立法权力机关未必会同意批准有损于地方主权的修正案；二是像美国一样，废除联邦主体通过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规，借助形式上属于联邦中央管辖的司法机构的裁决，加强联邦中央的地位。但是，这也需要大量时间，因为在此之前，要先使实际上受到地方当局控制的地方法院保持独立性。
普京经过深思熟虑，在和26名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会晤后，选择了另外一个最激进，但也见效最快的策略。据称，普京与这26位地方领导人的会晤长达三小时。普京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会晤中不断重复的话是——您是同国家在一起，还是反对国家？当然，没有人敢公开说自己“反对国家”。
2000年5月11日，普京行使宪法权力，下令暂停执行与车臣接壤的印古什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和与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州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并责令其删除与联邦法律不一致之处。
第二天，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宣布将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组成7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7个联邦区。这7个联邦区分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联邦区，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联邦区，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中心的北高加索联邦区，以下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以叶卡捷琳堡为中心的乌拉尔联邦区，以新西伯利亚城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联邦区。
随后，普京在每个联邦区任命了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几天后普京公布了7大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名单，其中除两人是政治家外，五人是来自军队或国家安全局的将军。原圣彼得堡税务局副局长波尔塔夫琴科被任命为中央联邦区全权代表，他与普京是老相识，普京对他十分信任。派到西北联邦区任全权代表的是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切尔克索夫将军，他也是普京最信任的人之一，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就在此区。内务部副部长拉特舍夫将军被派到盛产石油、天然气的乌拉尔联邦区，普京希望他管好乌拉尔的自然资源。北高加索联邦区由该军区司令卡赞采夫出任全权代表。此人两次参加车臣战争。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由原政府总理基里延科出任全权代表，这里是基里延科的家乡，普京给他机会让他实施自己的经济纲领。原独联体事务部长德拉切夫斯基出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而退役将军普利科夫斯基出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
每个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要使国家元首能在相应的联邦区范围内履行宪法职能，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工作。全权代表接受国家元首的任命，任职期限由国家元首决定，但不超过总统任职期限。根据规定，全权代表有4项主要任务和13项职能。4项任务是：第一，在联邦区内组织执行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第二，监督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第三，确保总统在联邦区人事任命的执行；第四，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情况。全权代表最重要的职能是协调联邦权力机关的地方机构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政府决议；协调护法机关的工作，评估它们的工作情况，并向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监督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州杜马和政府就有关地方和中央利益的问题发表讲话，协商联邦权力机关驻地方代表的主要干部任命，参加拟订地区发展纲领。全权代表无权干预地区首脑的职权，只有法律和赋予他们的权限才是全权代表的工作依据。
普京表示，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且委派专员负责每一个行政区，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对于横跨——欧亚大陆、涉及11个时区、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的俄罗斯联邦来说尤其必要。而且，这7位全权代表的办公地点将设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内，而不是下放到基层政权，以免造成令出不一的不利局面。为了改变从前地区总统代表总是更依靠当地政府而不是总统的现象，普京宣布——这些代表的住房、福利甚至家人的工作问题不再依靠地方解决，而是全部由联邦总统办公室负责。
对普京的行政区划改组行动，地方领导人普遍表示支持。当然，也许是分区政令还没有触及地方势力的实际权力和地位。紧接着，5月17日，普京又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草案。
第一，建议修改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杜马经选举产生，联邦委员会则由代表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及立法权力机关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一般都由各地区的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或地区议会领导人担任。对于这一状况，普京认为，这将导致各地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执行权力机关的代表，同时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那些议员成为自己应当执行的法律的起草者，这违反了权力分开的原则。各地区领导人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而立法工作则应由其代表负责，但要在常任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于是普京提出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地方选派，为长期专职职务，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不再兼任此职。
第二，执行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的规定。如联邦主体领导人及地方议会不遵守联邦法律，总统有权解除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
第三，如果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则地方领导人也应当享有解除其下属权力机关，即地区、市镇领导人职务的权力。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政治发生深刻变革。普京说，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普京的上述举措，自然引起了联邦委员会和地方长官的不满。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点能讨他们的喜欢，这就是能够解除下级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联邦各主体首府桀骜不驯的市长们的职务。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容忍总统取消他们颁布的某些法规，乃至让7个联邦区的“将军长官”凌驾于自己之上；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支持总统剥夺其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因为这实际上是使他们失去了成为国家级政治家的机会，并使他们失去了议员的豁免权，而且随时有被总统解职的危险。库尔斯克州州长鲁茨科伊担心地说：“如果各地区领导人都不再是议会的代表，他们将成为普通的管家，任何一方警察都可对他们进行调查。”长期担任靼鞑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沙伊米耶夫更是公开表示：“我看不出改变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的想法有什么好处。也许，这一想法背后的目的不但要削弱国家杜马，还要削弱联邦委员会，使其变得更加无力，导致这一宪法权力机关只能起辅助作用。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不能同时承担领导义务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如果谁履行这些义务有困难的话，有一个简单办法：行政长官不想在联邦委员会工作，就让他派自己的代表参加。”
但普京的这些措施得到了国家杜马的支持。5月31日，国家杜马一举通过了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6月23日，国家杜马以308票赞成、86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剥夺地区行政长官在联邦委员会席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的代表们从2001年1月1日起将由两名地区代表取代，其中一名由地方领导人委任，另一名则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这是近十年来，俄罗斯议会进行的第四次根本性改革。第一次议会改革是从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10月“白宫事件”而告结束。同年底，组成新的联邦议会，其中上院即联邦委员会是由各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期限为两年。后来根据叶利钦总统的建议，不顾多数议员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通过了联邦委员会新的组成程序法，即由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组成。现在，第四次改革，让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领导人又失去了权力。
“前进，后退，再前进”——建立垂直权力体系的步骤
2000年6月28日，联邦委员会对该法律草案进行表决。联邦委员会全力反击，托木斯克州议长马尔采夫一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手晃动着俄罗斯联邦宪法，大声喊道：“这是我的位置，我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占据这个位置的！”结果，在总共发放的146张选票中，联邦委员会以129票反对、13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该法律草案。悬殊比例表达出地方领导人真实的强烈不满，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遭遇首次政治挫败。梁赞州州长甚至表示对“击退了一场未遂政变”感到满意，俄罗斯《生意人报》直接以《普京第一次输了》为题发表文章。
如果不让联邦委员会行使否决权，就必须有三分之二的杜马议员投赞成票。但是由于有一半的杜马代表是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有对其施加影响的杠杆，因此斗争进入白热化。面对联邦委员会的坚决反对，国家杜马对拉到280票来推翻上院对组成法的否决缺乏信心，因而改变了前两天的激进态度，表达出与上院合作的热情。6月30日，国家杜马以408票通过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做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的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上院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推翻上院的否决。
7月9日，国家杜马以307票赞成、8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式法案，同时推翻联邦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撤销地方领导人法案的否决。7月26日，联邦委员会最终予以确认。三次反复，历经两个月，最后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联邦主体执行机关的领导人可以自主任命驻上院的代表，但只是在立法机关反对人数不到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他的决定才是有效的。召回程序同任命程序。上院议员的任命或选举不得迟于2002年1月1日。这样，地方长官们就为自己争取回了一些权力，至少派驻上院的执行权力机关代表可以由自己自主任命和召回，而不是像普京最初提议的经选举产生，而且他们的换届也就是退出，比原法案拟定的2001年2月推迟了11个月。
另外，联邦委员会对普京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也予以否决，但是否决被国家杜马彻底推翻，从而确立了总统在地方立法机关及其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违宪的情况下予以撤销和解职的权力。不止如此，国家杜马还对普京提交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进行了修正，不允许地区最高领导人解除联邦主体自治机关领导人的职务及解散地方自治机关。国家杜马的修正案规定，在法院查明地方自治立法机关和市政机关领导人违背联邦和地区法律的情况下，联邦主体的立法机关有权自行或应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抑或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请求解散地方自治立法机关，而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终止市政自治机关领导人的权限。这样一来，地区行政长官对其下辖的地方自治机关的领导人的控制权也被剥夺了，普京真正实现了垂直管理。
在2000年7月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宣布国家是拥有全权、唯一的主人。联邦中央执行权力机关是俄罗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动机，政权机关必须是依靠法律和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垂直的执行权力机关。记者问他：“您自己希望在俄罗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普京的答案毫不含糊：“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2000年8月，上述法案相继得以签署生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普京让俄罗斯联邦政府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局赋予了7个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新——的权限，且明确指出莫斯科将集中指挥这些地区的军队，普京还支持将地方行政法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此前地方执法机构和法庭实际上一直由89个联邦主体的地区领导人直接管理。
随后出于安抚的考虑，普京在9月1日宣布成立由一些联邦主体的首脑和议长提出的联邦国务委员会，同时批准了联邦国务委员会条例。条例规定，国务委员会为咨议机关，其职能是协助国家元首行使职权，确保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运转和相互协作。其主要任务是讨论有关联邦与联邦主体相互关系的问题、国家建设和巩固联邦制基础的问题，以及有关机构对联邦宪法法律、联邦法律、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命令以及俄罗斯政府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国务委员会还将协助总统解决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分歧，并根据总统的建议讨论联邦法律和总统令草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人事任命政策以及其他重大问题。
有俄罗斯政治学家将普京的这一系列做法归纳为“前进、后退、再前进”，这条政治路线在与权大势重的地方领导人的周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进”是指让他们统统退出联邦委员会，“后退”是指向他们提供任命自己在上院代表的权力，“再前进”是指普京任命自己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这样看来，普京尽管有所让步，但总体目标是实现了。
但普京绝不是个乐意让步的人，他只是在等待机会。四年之后，机会到来。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以“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效率”为理由，再度提出《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旨在取消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直选，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2004年12月11日，该法案获得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2004年12月27日，普京发布总统令，对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的方式又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两个联邦法律与法令，俄罗斯联邦地方行政长官按照以下程序产生。
1. 提名地方行政长官。在各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任期届满前90天内，各联邦区总统代表以及该地方议会中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政党，有权分别提出该联邦主体地方行政长官候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经由总统办公厅转交俄罗斯联邦总统，总统可以从中挑选一位候选人，也可以责成总统办公厅主任重新提出地方长官候选人名单。
2. 地方议会批准地方行政长官。地方议会应在总统提出候选人人选后的14天内对该人选进行讨论，如该候选人获得地方议会代表法定多数赞同后即被认为已获得任命，任期为五年；如果总统提名的人选先后三次被地方议会拒绝，则总统有权以总统命令的形式解散该地方议会，并宣布在规定期限内举行新的地方议会选举。
3. 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可以申请留任或提前辞职。经选举产生的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在其任期结束前，可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出留任或提前辞职的请求。总统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其留任（或辞职），并向地方议会提出他为新一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建议，如地方议会通过了对其提名，该行政长官则可以继续留任，任期为五年。
4. 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方式。根据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权力机关与执行权力机关组成原则修改法，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一种是“如果在失去了总统的信任或出现工作不当，及受到司法机关起诉的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前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并在14天内提出新的人选。另一种是地方议会可以向俄总统提出对地方长官的不信任案。总统可以解除该地方行政长官、提出新的候选人，也可以驳回地方议会提出的不信任案。
到2004年底，有关改革联邦主体地方权力机关组成方式的法律基础建立起来，联邦中央随即使之进入实质的实施过程。一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联邦所有地方长官全部按照新的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产生，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任命。如此，普京让俄罗斯的联邦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
普京通过提名地方行政长官人选、解散地方议会、随时解除地方长官职务等方式，对地方权力机关的组成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当然，这违背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77条第1款规定的“联邦各主体独立确定地方权力体系”的基本原则，宪法中有关联邦与地方之间实行分权管理的联邦原则已——经失去法律意义。地方行政长官由民选改由总统任命，表明地方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已经由对地方选民负责变为直接对总统负责，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也成为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这种国家政权体制结构在内容上与单一制国家没有任何区别。普京经由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在俄罗斯完全确立起实质上政令统一的单一制国家体制。
所以，“前进、后退、再前进”走完了最后两步，变成了“前进、后退、再前进、后退、再前进”。 “后退”是指普京组成表面上重要实际上无权的国务委员会，“再前进”是四年后普京终于有权罢免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不再有任何让步。普京的目标完全实现了。有如四年前普京对记者所说的话：“当然是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
整合“政权党”——普京的“可控民主”
在叶利钦时代，由于其在杜马没有自己的政治党团，而以俄罗斯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联合社会上其他左翼力量，在杜马中组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使叶利钦提出的各种法案在第一、二两届杜马中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总统与议会长期对立，斗争无休无止，带来的后果是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政府要员走马灯一样轮换，一颗又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比如1998年，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两次遭到国家杜马的否决，国家杜马还屡次以弹劾总统相威胁。政坛如此不稳，以至于当时俄罗斯流传过这样一则政治笑话：
1999年8月，普京走到叶利钦面前问：“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斗胆问您个问题。在任命我之前，有多少人当过您的总理？”
叶利钦没吭气……两个小时后，普京又走到总统跟前：“鲍里斯·尼古拉斯耶维奇，我刚才提的问题惹您生气了吧？”
“不，我还在数呢……
1999年底的第三届杜马选举中，亲政府的“团结运动”虽然获得了胜利（占据了杜马第二大党的位置），但俄共仍是杜马第一大党，而且在2000年1月18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杜马主席和委员会主席时，俄共的谢列兹尼奥夫被选为国家杜马主席。同时，在国家杜马27个委员会中，俄共获得了10个委员会主席职位。
在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的同时，革除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积弊，理顺总统与国家杜马的关系，是普京稳定政局的另一项重要任务。鉴于俄共势力的强大以及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了怀柔与笼络的态度，设法改善同俄共的关系。普京在当选总统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尽管人们对俄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他认为俄共是俄罗斯目前唯一形成了体系的党。普京友善而宽厚地承认，如此多的选民投了俄共的票，说明国内有相当一批选民对现状不满，而俄共是在没有足够资金对社会舆论发挥影响的情况下获得这些支持的。普京强调，社会团结“靠的是像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久加诺夫这些在社会上广受重视和尊敬的各界人士的努力”。“你可以批评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站到反国家的立场上。”
普京对俄共释放善意，俄共自然也对普京采取合作态度，在杜马中支持了普京提出的一些法案。比如，叶利钦用了七年时间都没能使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而普京当选总统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解决。克里姆林宫与议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从内心讲，普京当然不愿意保持这种危险的平衡。他暗自估算了手中的底牌——在杜马选举中俄共虽然是杜马第一大党，占据了按比例制方式225个议席中的67个议席，但坚决支持普京的“团结运动”毕竟紧随其后，获得了64个议席。如果再加上普京的重要盟友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领导的右翼力量联盟，俄共实质上已经无法完全左右议会。“团结运动”在1999年底杜马选举前三个月仓促成立，虽靠全力支持普京而成为杜马第二大党，但到这时为止它甚至没有像样的纲领和政策，也没有固定的基层支——持者。作为议会第二大党团，这样显然不够。
2000年5月27日，在普京的授意下，“团结运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改组为“团结党”。此前，“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等都已宣布解散或停止活动，并号召其成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团结党。团结党主席绍伊古在成立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公开表明，团结党要成为权力机关的伙伴，对普京和现政府的支持是该党的原则立场。换言之，团结党的目标是发展成为“政权党”。加入团结党的原“家园运动”领导人切尔诺梅尔金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普京更是亲临会场祝贺并发表讲话，对“团结党”的目标给予了积极回应：“你们谋求成为政权党，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用团结党这张底牌，普京要达到自己最理想的目标——对那些长期存在于俄罗斯政坛、势单力薄的政治组织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把近180个政治组织变成几个有固定群众基础的政党，加强国家对政党的管理，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
2000年12月26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各议会党团和议员团领导人，同他们讨论了政党法问题。会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和团结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格雷兹洛夫表示支持普京提出的政党法草案，并决定在2001年1月的国家杜马会议上进行审议。
2001年6月21日，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俄罗斯国家杜马三度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联邦委员会于6月29日也批准了这一法案。7月12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政党法》正式予以颁布。《政党法》对政党的成立、登记和撤销、党员的人数和地区组织的数量、政党的宗旨和活动形式、政党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内容：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成员，并且至少在一半以上联邦主体内建有人员不少于100名的地区组织，在其他联邦主体的地区组织成员不少于50名；政党必须推举候选人参加全国立法、权力机构和地方各级自治代表机构选举；不允许按职业、种族或宗教属性建立政党；成立政党必须先组成发起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然后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并把这些文件提交负责政党登记的部门审核；凡在杜马选举中得票超过30%而组成的议会党团，或通过单席位选举制在议会中拥有12名议员的政党都可以获得国家的财政资助。
根据《政党法》这些规定，俄罗斯各政党都大力发展新党员和建立新的地区组织，出现了对政党进行改组、联合或建立新党的高潮，为参加2003年12月21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准备。与此同时，一些达不到《政党法》要求，而又不准备同别的党联合的小党将不再作为政党进行活动。它们有的解散，有的改组为俱乐部类型的团体，将无权提出候选人参加各级立法和权力机关选举，也有些政党和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如此，在2003年年底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被核准有资格参选的政党组织大大减少了。
2001年4月17日，国家杜马中的四个党派议员团——团结党、“祖国—全俄罗斯”“人民代表”“全俄罗斯”经过协商，决定成立跨党团的协调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强了杜马中亲政府的党团势力。2001年7月12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12月1日，全俄罗斯团结和祖国党成立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大会选举出由1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紧急情况部长、团结党主席绍伊古，鞑靼共和国总统沙伊米耶夫，祖国党领导人、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共同当选为团结和祖国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绍伊古在会上指出，在团结党、祖国党和“全俄罗斯运动”基础上成立的团结和祖国党将使全社会团结在总统周围，“组成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而工作的统一战线”。他说，今天成立的政党应成为“政权党”。卢日科夫更指出，团结和祖国党将团结全社会的建设性力量，保护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利益。
普京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希望团结和祖国党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努力成为俄罗斯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政治力量，成为多数党。普京同时强调，不要把新成立的党称为“政权党”。
2002年4月，团结和祖国党举行第一届全俄罗斯代表大会，改称统一——俄罗斯党，并完成了在司法部的登记手续。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的议员数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使普京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
统一俄罗斯党公布了全部政策主张：该党属于中派政党，明确支持普京总统的方针，强调强大的总统政权是政治稳定的保障和法制建设的牢固基石，主张实施行政改革，提高公民对国家的信任度。要求深化经济和司法等领域改革，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要求提高国防能力，形成社会保障的有效机制；组成职业化军队；完善护法机构的工作；支持旨在提升俄罗斯国际地位与作用的对外政策。
与统一俄罗斯党状况相反，尽管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俄共赢得了全联邦选区的最多席位，但其后却日渐走向分裂，在杜马的势力日益削弱。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激进派因反对久加诺夫与普京政权合作而退出俄共，另建新党。2000年5月20日，莫斯科附近地区社会政治组织“俄罗斯社会政治联合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在俄共的地区和地方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俄共最高领导人久加诺夫却没有参与。尽管该组织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为俄共的未来展开决战的一个战略基地，但无疑反映了俄共内部的意见分歧。
2002年4月3日，杜马中的统一俄罗斯党等四个党团突然对俄共发难，他们联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重新分配杜马委员会的领导职位。这一议案获得了通过，俄共失去了原先拥有的10个委员会中8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只得到了“文化、旅游”和“妇女、家庭、青年”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委员会的领导权。统一俄罗斯党的杜马代表费杜洛夫甚至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取缔俄罗斯共产党在司法部的注册，彻底禁止俄共的一切活动，并追究其党首久加诺夫的刑事责任”。虽然这一提案遭到包括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和司法部的反对，但俄共在议会中失去了一系列重要阵地。
为了对杜马的上述决议表示谴责和抗议，俄共立即宣布放弃包括杜马主席和其他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是，谢列兹尼奥夫拒绝辞职，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也不同意放弃自己的职位。俄共于是在4月3日和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七次中央全会，并通过决定要求谢列兹尼奥夫等辞职，声称如果他们拒绝服从中央的决定，就要给予组织处分。但是谢列兹尼奥夫在同总统普京会晤后，拒绝了俄共中央要他辞职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于5月25日召开第八次非常中央全会，以“不遵守党章规定、给党造成损失”为由，以76票赞成、2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将谢列兹尼奥夫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古边科和戈里亚切娃。接着他们三人又被开除出俄共议会党团。总统普京在5月27日公开批评了俄共中央关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的决议，表示继续支持他留任杜马主席。其他政党也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担任杜马主席，直到2003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
通过这次统一俄罗斯党的进攻和俄共围绕谢列兹尼奥夫问题的争论，俄共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形象大受损害。这也标志着俄共的分裂，俄共势力因此大受打击。根据全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2002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俄共在群众中的支持率为29%，虽然仍居各党之首，但比4月的35%下降了6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谢列兹尼奥夫等人更是另起炉灶，组建了“俄罗斯运动”，并于当年9月7日更名为俄罗斯复兴党，与俄共分庭抗礼。2000年12月，俄共召开七大，提出将继续做普京当局“负责任的、不妥协的、建设性的反对派”。但是，2003年9月，由于思想差异，以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与俄共分道扬镳，建立“祖国竞选联盟”，俄共进一步遭到削弱。
至此，国家杜马的组成已大大有利于普京，俄共已很难阻止克里姆林宫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普京以前常常同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党派领导人会晤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普京只会见统一俄罗斯党等中派政党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不顾左翼的强烈反对，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普京“可控民主”理念下的执行典范。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举行新一届杜马选举，共有23个政党及竞选团体的候选人角逐450个国家杜马席位，约有1.09亿俄罗斯选民参加投票。以“与总统同呼吸共命运”为竞选口号，深受普京信任的统一俄罗斯党取得了前苏联解体后“政权党”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以37.1%的选票遥遥领先，稳坐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俄共仅获得了12.7%的选票，几乎才相当于1999年的一半。其他进入杜马的政党分别是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得票11.6%，格拉济耶夫的“祖国竞选联盟”，得票9.1%。俄罗斯自由主义党派“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遭受严重失败，因为没有获得所需的5%选票而惨遭排挤。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忠于普京的力量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这使普京推行的任何方针都能顺利通过。2003年12月8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克福尔的一篇文章，题为《普京方案基本实现》，称此次杜马选举体现了普京非常有效的控制，真正的胜利者是普京“可控民主”模式的支持者。同一天，俄罗斯《消息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杜马的控股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认为杜马已经成为一个更容易控制的“生产法律的工具”。如果需要的话，它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宪法。
回到这一章的开头。就这样，激荡了十年之久的俄罗斯政坛终归平静。在2001年总统《国情咨文》的结语中，普京讲道：“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出现危机……可是我认为，该是斩钉截铁地结束这种循环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反革命了。国家有经济保障的牢固稳定，是俄罗斯，也是俄罗斯人民的幸福。”
寡头崛起——在私有化的盛宴中狂欢
1992年苏联解体，苏联国有计划经济的庞大身躯随之轰然倒地。伴随着苏联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崩溃，有一群人利用各种办法蜂拥而上，犹如秃鹰和鬣狗，急不可待地扑在奄奄一息的苏联经济尸身上，用利齿尖牙撕下国有资产的肥肉狼吞虎咽起来。不多时，苏联的国有资产被啃得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是苏联计划经济食物链上的最后一环，他们就是俄罗斯寡头阶层。俄罗斯寡头阶层伴随着苏联解体而诞生，又伴随着新兴经济的起步而成为国家利益的吸血鬼。在叶利钦年代，“寡头经济”几乎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立即开始了全国性的转轨进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寡头阶层异军突起，他们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这些人多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或其他体制内人士，他们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出入证”的人。这些人的存在，便是俄罗斯激进私有化的结果。
俄罗斯寡头阶层的诞生始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着手规划和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苏共和苏联政府相继制定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戈尔巴乔夫提出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在这种背景下，从1987年开始，苏联出现了“隐性私有化”现象。先是共青团干部利用这时在苏联出现的一个不受任何控制的自发市场形成时期，逐渐扩大经营活动范围。国家各级官员看准风头，纷纷亲自出场亮相，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开始了“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高级官员们借行政改革之名，取消了苏联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康采恩的控股额转到国家手中，其他股份则在部门领导人之间分配。一般来说，领导康采恩的人就是被撤销的部门第二或者第三把手。寡头控制下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金融领域，变相的私有化之风也日益盛行。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大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原来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私有化组建起来的。例如，由苏联工业建筑银行分出了俄罗斯联邦工业建筑银行、圣彼得堡工业建筑银行、莫斯科工业银行、莫斯科跨地区银行和几百个其他银行。也有的商业银行是在中央政府部门财务局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者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董事长。寡头控制下的银科姆银行、梅纳捷普银行、信贷银行、首都银行也成立于这个时期，它们的资本实际上都来自国家。此外，共青团干部和政府官员们还通过苏维埃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型商社。
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统一的“全民”国家所有制已经严重失控。管理人员变成了所有者。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的调查统计，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以上的企业精英，是从原来的苏维埃官员中产生的。对此，连叶利钦都不得不指出：“我们争论私有化是否必要已经长得令人不能忍受。同时，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今天，有必要掌握主动。我们决心这样做。”
叶利钦“掌握主动”的做法，便是名满世界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以政府积极推进私有化为核心，俄罗斯联邦政府以证券私有化、——全权委托银行、开放金融市场等措施，直接促成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成了寡头阶层的助产剂。
俄罗斯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起步的。在1992—1994年间，俄罗斯联邦政府给每个公民（1.49亿人）分发面额1万卢布（按1992年汇率计算合72美元）的证券，每人只要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获得面值1万卢布的购买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股民。但俄罗斯经济迅速滑坡，恶性通货膨胀爆发，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501%。广大民众迫于生计，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寡头阶层乘机廉价收买。人手一份的私有化证券曾被许诺可以换两辆伏尔加轿车，如今却是以一瓶伏特加的价钱易手。私有化证券向寡头们手中集中，于是企业实质上完全落入寡头的控制中。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原国有资产的大部分被以很低的折价转让给新的所有者。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基本立法指导原则是：通过股权在居民中的广泛分散化，建立由雇员管理的企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内部股落入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往昔的“红色厂长”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主。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寡头们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俄罗斯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寡头们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
俄罗斯的私有化基于对国有企业资产的不准确估价。在估价中，以俄罗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账面价值作为公司的基础价值，未考虑无形资产的因素，也未根据通货膨胀对价值进行调整。这一决定使寡头们可以用非常优惠的条件购买国有资产，不管是通过拍卖方式还是通过内部购买方式。因此，最后俄罗斯整个产业的总值之低让人吃惊。当证券私有化1994年6月结束时，俄罗斯的产业总值还不到120亿美元。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上万亿美元。1992年—1996年，私有化进款占俄罗斯联邦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0.13%～0.16%。仅1996年一年，俄罗斯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还要多。
在银行私有化和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过程中，寡头们更是乘机聚敛钱财。他们纷纷创办银行（最多时达3000多家）和各种储蓄机构，高息揽储，炒买炒卖外汇；或者开设投资公司，借用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兼并、重组；或者通过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抵押贷款，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被政府作为换取私人银行“贷款”的抵押，实际上以低价出卖。
在垄断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寡头资本又进一步向政治渗透，出现了资本权力化的势头。随着苏维埃体制的瓦解，企业经理在事实上占有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失去了上级机关的支持。为了保住自己对企业的控制，他们需要寻找外部的政治、金融或商业机构的支持，在俄罗斯，这种结合通常是通过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形成的。普遍的做法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组建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很快就能抓住其他一些商业和金融子公司，通过它们做成各种投机生意。有时这些公司又成为已经私有化的企业的基本股票持有者，这样就构成了交叉持股的复杂网络。这样，就出现了大工业企业和新出现的商业与金融机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家资源又通过它们流到私人手里。这样，工业、金融、商业和国家机构连接成相互依存的集团。这个趋势发展到顶点，就形成寡头性质的金融工业集团，把工业、金融和商业机构，以及地区或者部门国家机关，统统联系在一起，成为寡头垄断组织。
就这样，寡头阶层在控制了经济后，又开始决定政治问题——收买政治家，或者将自己的人安排到政治家席位上。寡头阶层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俄罗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操纵和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左右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政策。俄罗斯前副总理“休克疗法”的提出者叶戈尔·盖达尔曾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政府被7～10个商人控制，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但这还不是寡头们最辉煌的时刻。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位寡头，他们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寡头们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寡头们按照协议行动起来。在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为叶利钦竞选筹集资金3.5亿美元。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同时为叶利钦上台大造舆论，抨击叶利钦的竞选对手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终于，在寡头们的努力下，叶利钦顺利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此，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自豪地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回报，叶利钦开始对寡头们施以恩典。叶利钦默许寡头们继续通过私有化有价证券，尽情瓜分国有资产。在叶利钦的庇护下，寡头们以倾销价取得了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有色金属和其他全部原材料等资源储备，进一步动用国家银行贷款攫取国家资源。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研究学者马歇尔· 科尔德曼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叶利钦为感谢7位俄罗斯大寡头支持他1996年竞选总统，把国有资产作为大礼分给了他们。
每当叶利钦遇到重大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问题，都习惯先同寡头们商量。联合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波塔宁一度官拜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丘拜斯是叶利钦时期的财政部长，别列佐夫斯基先后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而且，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与时任总统顾问、被喻为“克里姆林宫公主”的叶利钦女儿塔蒂亚娜·季亚琴科个人关系良好。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极其慷慨地为叶利钦家族在国外购置多处奢华的不动产，还把其他一些寡头引入叶利钦家族的人际圈子。寡头们不加掩饰地向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换言之，寡头已经是俄罗斯联邦政权的隐患。
所有俄罗斯人都对寡头深恶痛绝。普京当选之初，在俄罗斯国内民意对普京新政府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打击寡头。最痛恨寡头的则无疑是新上任的总统普京本人。因为要振兴国家，首先要摆脱大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摆脱由寡头们组成的垄断组织的影响，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俄罗斯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寡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他们将自己灰色财产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又返回政坛，形成一种“政治新权威+经济寡头化”的杂交产品，对国家贻害深远。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的观点更直接：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普京无疑是一个勇于动手的人，他不能让俄罗斯失去“文明发展的机遇”。不过，对于寡头这样一个掌握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庞大集团，必须慎重对待。要解决寡头问题，必须用一种“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毫无疑问，普京找到了这种办法。
事实上，对俄罗斯局势早有敏锐观察的法新社曾把俄罗斯的寡头们分为三种:“好的寡头”“贪婪的寡头”“放肆无礼的寡头”。“好的寡头”对克里姆林宫忠心耿耿；“贪婪的寡头”在玩弄无数花招之后终于有了很大实力，使其在俄罗斯的财富中占有一定份额；至于“放肆无礼的寡头”，他们自认为可以违抗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甚至试图去左右克里姆林宫。
普京要打击的就是最后一种寡头。
普京将对寡头的斗争定位为三个不同程度的层面：第一，寡头是否守法；第二，寡头是否参政；第三，是否对寡头做追究。普京要以第一层面——为手段，解决第二和第三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普京打击寡头的方式毫无例外地是从“经济犯罪”入手，来解决寡头的“政治野心”。
其实叶利钦对此早有预感，他曾私下说过：“正是因为寡头间‘没有规则’的残酷斗争，导致了1998年的经济危机和三次最严重的政府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使俄罗斯经济进一步衰败，甚至还破坏了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性。”早在辞职之前，已是满头银发的叶利钦就曾把那7位对他连任有功的寡头请来，告诫他们：“钱尽管挣，但别参政。”这次会晤，被俄罗斯媒体戏称为“白雪公主对七个小矮人”。
现在，普京对媒体声明：“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他说：“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最后，普京坚定地说：“今后再也不会有寡头。”
不过，对于寡头们来说，这个要求太难做到。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必须参加政府以保护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商界认识到，假如商界得不到巩固，假如我们不是强大和果断的，就会丧失机会。要让市场过渡自动地去进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运用我们的权力去实现这一过渡。”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穆拉维约夫说：“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除了企业家，谁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现行的政治决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寡头们既已认定参政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他们也都是以金钱铺路好不容易才挤进政界的，现在要他们退出舞台，束手就范，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双方已经摊牌，普京要公开动手了。上台之初，普京在《致选民的公开信》《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等有关施政纲领的文献中，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都反复公开表示，他要整顿俄罗斯国内秩序，建设一个“没有匪徒和贪污分子的国家”“让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 同时，普京宣布解除叶利钦女儿季亚琴科总统顾问的职务。虽然普京曾签署法令保护叶利钦及其家人，但他让和寡头们搅在一起的季亚琴科快速“淡出”政界，这不能不让寡头们倒抽一口冷气。
然后，普京瞄准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
普京第一次出牌——击垮古辛斯基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古辛斯基1952年10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有犹太血统，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莫斯科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学院学习，在大学二年级时因成绩不及格被校方开除。后应征入伍，在别尔哥罗德近郊苏军防空部队中服役。此后古辛斯基再次成为莫斯科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学院的大学生（其母亲在该校任教），但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开学校。1975年，他进入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导演系学习，于1981年毕业，获得过工程技术和戏剧导演两张文凭，曾在图拉地方剧院担任导演。
1986年古辛斯基开始经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从事过各种行业，承包过建筑装修工程，搞过金融法律咨询和政治分析。1989年他成立了“桥”合资企业，与美国“阿尔诺德—波尔特尔”公司各控股50%。一年后，他收购了美国人的全部股份。1989年，他在该公司基础上成立了著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桥”银行，古辛斯基自任董事长。1992年古辛斯基成立了“桥”集团控股公司，下辖42家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初，古辛斯基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地位日益显赫。与此同时，他开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一些政府官员、莫斯科市长等关系密切，这种关系也使“桥”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因有政府官员撑腰，古辛斯基的银行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指定银行，负责代理销售财政部的“金”债券。自苏联解体以来，古辛斯基以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让他的财产迅速超过10亿美元。由于“古辛斯基”与俄语中的“鹅”是同根词，所以俄罗斯人都习惯性地戏称他为“鹅掌柜”。
随着财富的增加、身价的骤涨，古辛斯基逐步认识到，要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增收利润，必须投资媒体，这将使自己名利双收。于是1993年2月他组建了《今日报》（俄罗斯五家最大的报纸之一）编辑部。同年，独立电视台（俄罗斯三大电视台之一）宣告成立。1994年1月，“桥”银行通过提供贷款方式又控制了“莫斯科回声”电台51%的股份。如此，古辛斯基除了从事银行和房地产业外，媒体帝国是他商业中的另一支柱。他宣称，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是“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董事长，除了控制着上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今日报》外，他手下还掌管着俄罗斯TNT地方电视网、《七日报》《总结》周刊、《商队》杂志等多家媒体。由于古辛斯基的媒体公司往往以高额报酬吸引人才，因此手下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媒体人，这些人的政治嗅觉极其敏锐，他们针对当局的报道常常引起轰动，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此外，古辛斯基还兼任许多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1996年1月，他出资成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并任会议主席。
这一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总统，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遭受沉重打击。叶利钦起用古辛斯基的媒体舰队，为自己的连任大造声势。古辛斯基不辱使命，帮助叶利钦在第二轮全民投票中赢得胜利。也就在答谢宴上，叶利钦第一次对古辛斯基一个人说出了那句告诫：“钱多不要紧，但不要从政。”古辛斯基没有接受。
1997年，古辛斯基利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电视公司的资金支持，迅速扩充了“桥”媒体集团的实力，并进一步组建和兼并了多家媒体企业。 古辛斯基在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初曾掀起一场传媒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古辛斯基希望借助西方投资，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现代化通信和电视联络技术公司。他拒绝俄罗斯政府出面调停，和其他寡头展开不择手段的竞争。1999年底，古辛斯基又获得了一个商业空间——互联网。他下属的一家公司设立了许多网站，借助转播独立电视台信号的卫星，独立电视台网络公司可以保证其使用者迅速进入世界网络。2000年初，古辛斯基着手与以色列一家著名电视公司合办一个大型网络控股公司。古辛斯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了俄罗斯名副其实的“默多克”。
古辛斯基更多的兴趣当然是在政治领域，他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家”。在《独立报》公布的俄罗斯百名政治家排行榜上，古辛斯基名列第11位，位居俄罗斯当局许多官员和重要政治家之前。
2000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自然是古辛斯基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绝佳时机。俄罗斯国家杜马大选和总统大选中，古辛斯基认为以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为首的中间主义“祖国—全俄罗斯运动”能在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进而会把普里马科夫推上总统宝座。于是，古辛斯基将宝押在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身上，独立电视台积极展开支持“祖国—全俄罗斯运动”的宣传攻势，大力对抗普京。古辛斯基的媒体还对第二次车臣战争发动“信息战”， 独立电视台对战争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不断直播血淋淋的作战场面，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反战浪潮。不知道哪家媒体首先放出风说，俄罗斯特工部门参与了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的恐怖爆炸事件。经古辛斯基媒体帝国渲染之后，这种说法在西方逐渐占了上风，这使得俄罗斯外交官在向西方解释车臣行动时陷入被动。结果，古辛斯基被普京视为“主要内部敌人”。2000年春季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前，古辛斯基所掌控的传媒工具覆盖率已经完全可以与俄罗斯政府手中的传媒覆盖率相抗衡。古辛斯基手中的民营传媒机构还一度被西方称作“新闻自由的典范”。
2000年5月11日，警方搜查了“桥”集团办公楼。6月12日，在普京出访西班牙期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古辛斯基突然采取行动，以涉嫌侵吞和诈骗国家巨额财产罪为由，宣布将他拘留十天。消息一出，全俄罗斯一片震惊。正在西班牙进行访问的普京回答记者说：“对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这是总检察长独立做出的决定。你们也应该明白，对我来说（逮捕古辛斯基）是件令人生疑的礼物。”“桥”新闻媒介控股公司领导人伊戈尔·马拉先科紧急飞抵马德里，要求总统普京接见，但遭到拒绝。
2000年6月16日，为了缓和各方面的压力，普京在古辛斯基被关押四天之后暗示总检察院放人，但禁止其离开莫斯科。随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古辛斯基侵吞和诈骗巨额国家财产进行了正式指控。联邦总检察院公布的证据显示，1996年底，“桥”媒体集团在购买俄罗斯国家电视公司“圣彼得堡第11频道”70%股份的时候，只花了25万旧卢布，而该频道的实际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合同签署十二天后，该频道的负责人在芬兰的个人账户上就出现了100万美元的好处费。这笔钱的曝光使俄罗斯检察机关认定古辛斯基在其他地方有类似的侵吞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古辛斯基则反唇相讥说，俄罗斯政府试图把投他进监狱作为要挟，要他乖乖地将影响力巨大的NTV电视台拱手让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7月19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又查封了古辛斯基的部分财产。据调查人员透露，古辛斯基被查封的财产有可能被没收。古辛斯基事件在俄罗斯各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他被捕时，俄罗斯各大媒体就此事的报道连篇累牍，本来的新闻焦点——总统普京出访西欧——由于古辛斯基事件而黯然失色。虽然莫斯科炎热的盛夏还未到来，然而政治温度却由于这个政治热力漩涡而陡升。俄罗斯政界、商界名流纷纷对此表态，就连美国方面也对此极为关心。俄罗斯国内几乎所有的政党和政治精英，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就此事发表看法。寡头们联名上书俄总检察长，为古辛斯基作保。美国白宫发言人洛克哈特说：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白宫要求俄罗斯当局给予古辛斯基事件公正和公平的判决。
11月13日，总检察院采取进一步行动，正式指控古辛斯基非法获取3亿美元贷款和50亿卢布（当时汇率1美元=27卢布）借款。但作为被告的古辛斯基却未在指定时间出庭。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于次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古辛斯基。紧接着，总检察院于12月4日发布了红色国际通缉令，要求各国刑警组织协助将其缉拿归案。12月12日，古辛斯基在西班牙的家中被捕。
同一天，古辛斯基被西班牙国际刑警组织押解到马德里，接受西班牙法庭审讯。三个月之后，西班牙法庭宣布，一直在马德里狱中等待引渡回国的古辛斯基可以取保候审。古辛斯基在交纳550万美元保释金后获得释放，返回其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别墅中居住。2001年4月18日，西班牙国家法院裁定古辛斯基无罪，并拒绝将古辛斯基引渡给俄罗斯。由于古辛斯基拥有俄罗斯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他获释后随即前往以色列居住。
普京通过媒体向古辛斯基发出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我要他们回答我，为什么他们买不动产要用假名字或以某个公司的名义呢？我倒想问一问，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普京的警告立刻由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付诸行动。该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宣布，俄罗斯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寡头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罗斯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果不其然，俄罗斯国家资产委员会同时开始清算古辛斯基的“桥”媒介控股集团公司的国内外财产。俄罗斯法院对“桥”媒体集团属下的几个主要分支机构（包括NTV电视台）进行资财清算，宣布这些机构资不抵债，必须强制拍卖转让。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将追回古辛斯基在海外的资产，其中包括他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海滨胜地索托格兰得拥有的一幢豪华别墅，他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有关人士分析，一旦返回俄罗斯，等待古辛斯基的极有可能是几年的铁窗生活。因为根据俄罗斯刑法，对侵吞国家巨额资产者，可判处5至10年徒刑。
就这样，古辛斯基躲藏在以色列，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这只被拔过毛的“鹅”再也不敢到处乱飞了。2003年8月23日，古辛斯基在希腊再次被捕，不久又被释放。2007年，古辛斯基取得西班牙国籍，从此定居西班牙，再也无法返回俄罗斯。在与寡头的较量中，普京轻松漂亮地赢了第一局。
为了安抚由于古辛斯基事件受到惊扰的寡头们，普京在2000年7月28日召见了21名商界名流，表示他不会追究前苏联解体后进行的有争议的私有化活动，这给担心自己既有商业王国遭到破坏的寡头们宽了宽心。但这——并不表示对所有的寡头一律既往不咎，对其偷税漏税和向国外转移资本的行为宣布某种大赦。普京拒绝做出这样的承诺，他向这21名商界名流说，如果他们全力支持政府使普通俄罗斯人富裕起来的努力，他们就会得到他全力的支持。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能够向克里姆林宫俯首称臣，就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俄罗斯《今日报》2000年8月1日刊登了列昂尼德·拉金霍夫斯基的文章《胜利者》，做了一次有趣的对比。同样是为了摆平议会，叶利钦用了两年时间，还出动了坦克。普京只用了半年时间，杜马议员还心甘情愿地遭受“去势之灾”，甚至还以探寻的目光望着普京：还需要其他东西吗？叶利钦多年以来一直受制于寡头，普京只是召见了一次寡头，他们就知道了自己的真正位置，而且心满意足！拉金霍夫斯基形容普京构建自己的总统权力机关，就像鸟儿筑巢一样轻松，且歌且劳，且劳且歌。
古辛斯基事件只是普京与寡头战争的开始。普京的下一个目标，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普京第二次出牌——打败别列佐夫斯基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绰号“白桦树”，1946年1月23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个天才，年仅16岁就考入了莫斯科大学，获得技术科学博士学位时还不到30岁。他当了25年的学者、数学家和研究电脑化管理系统的专家，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出版过三本专著，领导过科学实验室，1991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多年后，别列佐夫斯基回忆说：“1989年工资停发了，我开始经商。当时俄罗斯人有两大愿望：房子和汽车，所以我瞄准了汽车。”他带着三个朋友凑的钱去了联邦德国，弄回一辆二手奔驰车，以三倍的价钱卖了出去。第二次，他带回了四辆车。他在苏联开设了第一个奔驰销售店，然后建立起第一条汽车经销链。“这是真的，是我们创造了这个国家的汽车市场。”
生意越做越大，别列佐夫斯基很快与时任苏联伏尔加汽车厂厂长卡丹尼科夫搭上了线。别列佐夫斯基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伏尔加汽车厂的代售权。他代售的第一批拉达汽车就达3.5万辆。按照协议，别列佐夫斯基先付10%的定金，剩余车款两年半后付清。他按每辆4800美元的出口价格搞到这些拉达车，然后按每辆7500美元卖掉。而且，他从买主手中收取购车定金，拖延几个月后再付给工厂。在超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使他得到了相当于半辆汽车价值的油水。但这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别列佐夫斯基又开始做宝马、本田、雪佛兰、克莱斯勒、沃尔沃等众多外国名牌车的贸易，自然这是在逃避海关关税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成了这个行业名副其实的龙头。
俄罗斯汽车零售业自诞生起就是黑社会争夺的战场。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的停车场被攻击了三次，展厅也被手榴弹炸过。1994年别列佐夫斯基遭遇汽车遥控炸弹袭击，身受重伤。于是他到以色列暂避，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从此，除了“白桦树”之外，他又得到一个新绰号——“外国人”。
别列佐夫斯基的野心巨大，他要干一票大的，大到前所未有。1993年，别列佐夫斯基与卡丹尼科夫一起创建了所谓全俄汽车联盟。他们许诺将与美国厂商合作，建立一座大型汽车厂，一起生产新型汽车，项目估价为15亿美元。方法是从俄罗斯民众手中集资，集资本金和收益以后用生产出的汽车来支付。
1993年12月13日，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马涅什广场上的展览馆开始销售他的证券——这是专门在瑞士印制的、质量可以与任何国家的货币相比的证券，并且使用了特殊的防伪技术。证券的正面写着：1股。票面的价值是1万卢布。为促销这种证券，别列佐夫斯基推出一种特别的手段：拿出10万辆伏尔加汽车通过抽奖的形式折价卖给那些证券持有者。第一次抽奖在1994年2月进行，这次抽奖共提供6500辆汽车，其中650辆是免费赠送——的，其他部分则以20%～50%的折扣出售。抽奖的规则是，只有那些没有买卖手中证券的人（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参加抽奖。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财富骗局。如果认真对待这种汽车证券，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传统意义上讲，这一证券都不是一种股票，而是一种新的债券，应称为“无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只给持有者一种权利，即用来换取真正的全俄汽车联盟股票。然而，无记名证券的交易非常困难，所有无人认领的股份（绝大部分）将由全俄汽车联盟控制。这意味着，真正的控制权在别列佐夫斯基手里。只有证券原始持有人才有资格抽奖，如此设计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参与证券的买卖，把证券放在家里——这样，别列佐夫斯基就可以把购买者的钱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而且，证券上不设计持有者的签名，又使这些证券看上去容易交易，但无论交易与否，因为证券上没有名字，出售的公司也不会留底，所以无法兑现他们许诺的红利。
这真是步步精巧的诡计，别列佐夫斯基要付出的成本仅仅是10万辆伏尔加汽车的抽奖活动。可是，即使这一抽奖，他也只进行了三次，折价出售了1.4万辆汽车。大约在半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共集资253亿卢布，相当于1500万美元。别列佐夫斯基用利息和再投资，将集资的1500万美元迅速增值到5000万美元。最后，别列佐夫斯基将这些钱用在了他的真实目的上——收购伏尔加汽车厂股份。
别列佐夫斯基的全俄汽车联盟是伏尔加汽车厂拍卖招标的唯一投标者和中标者。按道理，中标者全俄汽车联盟应当对企业投入足够的资金，但后来伏尔加汽车厂又发行了新股票，其中大部分卖给了全俄汽车联盟。 如此资本循环错位使用，别列佐夫斯基用区区61亿卢布，相当于310万美元，购买了前苏联最大的汽车厂34%的股份。世人惊叹——这是买，还是抢？
1995年初，别列佐夫斯基宣布，项目资金减少，而到1997年将不再执行项目。“美国厂商”及时表明，由于风险关系，该项目搁置。最后，别列佐夫斯基没有生产出一辆汽车，吞下了伏尔加汽车厂，参与集资的广大俄罗斯民众则血本无归。
别列佐夫斯基在石油领域和金融领域赚钱比搞集资还要容易。1995年12月，以他新组建的银行财团为首，由他的罗卡瓦斯公司、国家金融公司和斯摩棱斯基的首都储蓄银行一起，以抵押拍卖的方式收购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51%的股票。而这家公司是在拍卖前几个月才按总统令建立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量在俄罗斯排第六、储备量排第八，其石油储备估价为10.928亿吨。俄罗斯商业刊物指出，在抵押拍卖的过程中，伴随着对俄罗斯政府规定的严重破坏，别列佐夫斯基取得了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控股权。别列佐夫斯基仅以1亿美元就得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不久，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就升值到10亿美元。
由于被非法剥夺参与拍卖的权利，国际商业银行董事会向莫斯科法院递交了对别列佐夫斯基的起诉书。法院一审做出了有利于国际商业银行的判决。但别列佐夫斯基利用其与俄罗斯政府高层的关系，在终审时又修改了这一决定。为挤垮竞争对手，别列佐夫斯基又通过中央银行在媒体上泄露仿佛国际商业银行资金状况不良的资料，使其储户大量挤兑存款。银行只是由于其董事会主席维诺格拉特采取特别措施才得以维持。
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股份也是构成其金融帝国的一部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是根据总统令于1995年建立的，国家控制其股份的51%，49%的股份拍卖给私人公司。在这里，最大的份额（16%）由罗卡瓦斯公司取得，别列佐夫斯基成了公共电视台最大的股东和实际控制者。国家杜马力图确立对公共电视台的控制的一切努力都未能取得成功。所以，在1996年大选前的宣传运动中，别列索夫斯基的公共电视频道也像其他国家和私人电视频道一样，全力为叶利钦工作。叶利钦顺利连任后，于1998年将别列佐夫斯基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美国媒体甚至将别列佐夫斯基称为“克里姆林宫的红色教父”。
1999年，别列佐夫斯基又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出版企业商人出版集团和莫斯科独立广播集团（莫斯科电视6频道）。由此，极盛时期的别列佐——夫斯基掌控着俄罗斯的五报五刊，两家电视台和一家广播电台，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体“龙头”。
事实上对别列佐夫斯基的调查在叶利钦时代就开始了。普里马科夫任总理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与联邦安全局搜查了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取得了他窃听俄罗斯政府高层官员通话的犯罪证据。叶利钦不得不忍痛割爱，解除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的职务，然后下令中止对他的犯罪调查。普里马科夫没能取得与别列佐夫斯基斗争的胜利，但失去独联体执行秘书职务意味着别列佐夫斯基从此失去了外交豁免权。
与古辛斯基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站错了队不同，别列佐夫斯基在大选中选择支持普京。法国《费加罗报》2000年4月12日发表文章《普京执掌寡头们的国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别列佐夫斯基在他的私宅中宴请杜马议员代表团。别列佐夫斯基公然讲：“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他承认那时普京还是个“例外”。别列佐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就是要同政治家搞在一起，在他（普京）身上下赌注，这是一种投资。”“俄罗斯的商人们不能把管理国家的任务大方地交给其他的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无法使大资本像小资本一样疏远权力”。别列佐夫斯基当时表现得像是自己掌握着俄罗斯最高权力，俄罗斯媒体对他如此评价：“他给人的感觉是，他那个世界同克里姆林宫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别列佐夫斯基太自信了，自信得几乎过分。
别列佐夫斯基对普京顺利入主克里姆林宫当然是有功之臣，他曾私下略带得意地对朋友说：“沃洛佳（普京小名）还是我举荐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呢！” 然而，令别列佐夫斯基感到意外的是，普京非但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心存感激，反而要兑现竞选时的承诺。普京上台后的一系列铁腕政策，尤其是古辛斯基事件，令别列佐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伤害和不安。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麾下的传媒帝国和自己在国内外政坛的影响力，猛烈抨击普京的政策。在车臣问题上，别列佐夫斯基持与普京政府完全不同的立场。2000年5月，在普京加强国家权力的议案出台后，别列佐夫斯基在记者访谈中，公开批评普京试图控制地区州长的计划是“破坏脆弱的民主制度”，这样做是正在摧毁“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新的政治阶层”。别列佐夫斯基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抨击普京加强联邦权力机构和加强中央政权的举措，认为“七个新的联邦行政区是破坏领土完整的一枚定时炸弹”，要求对普京的提议进行全民投票。 随后，他又呼吁要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
6月，别列佐夫斯基在一次外国投资商会议上说，为俄罗斯制定战略方针是普京的责任，“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位总统的所有战略决定都表明他没有战略”。7月，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身份的别列佐夫斯基在国家杜马大会上再次表示反对普京的地区改革和恢复垂直权力的举措，认为这可能会使俄罗斯联邦总统独揽大权。他抗议普京政府对古辛斯基采取的行动，认为这是对俄罗斯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威胁。别列佐夫斯基要求对近十年来在俄罗斯涉及违法的所有商人和政治家实施大赦，同时指责国家杜马已经沦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的立法部”。然后，别列佐夫斯基当场宣布辞去杜马议员职务，宣称将创建反对党，与普京战斗到底。
从叶利钦总统继承人的推荐者到公开的反对派，说明普京上台后打击寡头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危及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寡头的根本利益。2000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首次遭遇到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对其洗黑钱、侵吞国家财产和诈骗的指控。与此同时，普京政府开始授意阿布拉西莫夫等“好的寡头”低价收购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媒体股份。所有俄罗斯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6月中旬，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的一家礼品店出售的一种小雕像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雕像由三个连在一起的人像组成：一个是身穿囚服、手戴镣铐、肩上蹲着硕鼠的别列佐夫斯基，一个是身着大法官袍、头戴卷曲假发、手持法典的普京，另一个是手执斧头行刑的刽子手。雕像就叫“普京审判别列佐夫斯基”。
别列佐夫斯基当然不想被普京审判。就在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准备——就该案提起公诉之前，听到风声的别列佐夫斯基前往英国伦敦避难。9月份，他还飞到美国，于9月18日在华盛顿国际新闻俱乐部历数普京执政以来的四大“罪状”：第二次车臣战争，改变俄罗斯国家体制，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为敌，挤压大众传媒。别列佐夫斯基以专制制度的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请求美国政府为拯救俄罗斯民主而给予“道德支持”。
对此，10月26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和法国媒体记者采访时，以形象的方式对别列佐夫斯基发出强硬警告。他说：“国家手里握着一根橡皮警棍。这根棍只能使用一次，但一下就会击中脑袋。我们只是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让人们不可小看它。等我们真被惹恼的那一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决不允许要挟国家！”
2000年11月2日，别列佐夫斯基以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为由，拒绝回国接受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的传讯。总检察院起诉别列佐夫斯基的罪名是：他控制的两家在瑞士注册的公司内外勾结，将俄罗斯航空公司在境外的几亿美元票款清洗并据为己有，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总裁就是叶利钦的女婿奥古廖夫。这是一个别人不敢碰的禁区，但普京敢。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式以欺诈罪起诉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随即发布全球通缉令，在全球范围内通缉别列佐夫斯基。
但由于别列佐夫斯基的特殊身份与双重国籍，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古辛斯基一样，把他逐出国外，并造成强大的震慑压力，使其不敢再跑回来兴风作浪。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门查封了别列佐夫斯基的国家别墅和挂着政府牌照的汽车，使他成为“在莫斯科无家可归的人”（别列佐夫斯基原话）。2003年3月，别列佐夫斯基在伦敦落网，但是英国政府接受了别列佐夫斯基政治避难的申请，拒绝将其引渡回俄罗斯接受审判。迫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了他控制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电视台。由此，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三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原本全部股份属于国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都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掌控。
就这样，别列佐夫斯基与古辛斯基一样，落到一个流寓异乡的下场。2004年，他以1000万英镑在伦敦购置豪宅，从此长居英伦。在伦敦的这些年，别列佐夫斯基“兢兢业业”承担着“反普京斗士”的角色。他曾放言：“我的钱不多，也就50亿美元。但我愿意拿出10亿，组建普京的反对党。”他真的花了10亿美元资助反普京的组织和个人，其中甚至包括车臣的恐怖分子。他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刊登广告，提醒西方国家“不要相信俄罗斯”。在几个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他欢欣鼓舞地表示：“下一个就是俄罗斯！”后来他还张扬地表示:“最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准备用武力夺取俄罗斯政权。”
为了争取俄罗斯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推翻普京政权，别列佐夫斯基在伦敦不止一次说过，应该作出一些“牺牲”。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普拉图·叶列宁。据他说，“普拉图”是以他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拍摄的一部电影里英雄人物的名字，而叶列宁则是他的妻子叶莲娜和列宁名字的组合。别列佐夫斯基曾说，这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曾三次想要暗杀他。为此，他雇来成批的保镖。每天，他乘坐的黑色高级防弹奔驰轿车后面，都紧紧跟随着坐满保镖的越野车。这个豪华车队还经常变换司机和行车路线，并极速飙车。对别列佐夫斯基这种亡命而又奢华的生活，他身边的人这样形容:“他每天只是花钱、花钱、花钱，就好像没有明天一样。”
对于这个“没有明天”的人，普京依然时不时提醒他谨记教训。2007年11月，别列佐夫斯基被莫斯科法院缺席判处6年监禁，罪名是他侵吞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约879万美元资产。2009年7月3日，莫斯科法院再次以诈骗300万英镑的罪名缺席判处别列佐夫斯基15年监禁。尽管流亡在外的别列佐夫斯基没有收起政治野心，依旧试图利用他所掌控的财富插手俄罗斯政治空间，但是在这场权力与财富的战争中他还是输了，这棵被砍到的“白桦树”恐怕再难恢复元气。
流亡在外的别列佐夫斯基曾在俄罗斯《政权》周刊发表文章，言语之间满是无奈：“国家的当家人不再是那些早就认为国家是自己不可分割的财产的寡头们。无论是1996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与相处友好的寡头们一起联手反对那些有害的寡头们），都不再存在了。总之，通常概念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了。从寡头手中把国家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再是通过总统来管理国家，而只是羞羞答答地建议总统领导他们这些资本家。”
在2003年6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普京说：“最近几年，权力机关和寡头之间已经确立了同等的地位，那些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再次震惊了俄罗斯政商两界。普京需要再多一个目标来延续和巩固自己对寡头的胜利，他的第三个目标是——米哈伊尔·鲍里斯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
普京第三次出牌——尤科斯的“重新国有化”
米哈伊尔·鲍里斯维奇·霍多尔科夫斯基1963 年6月26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集体宿舍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父亲是一名犹太人，他和妻子都是在工厂工作的工程师，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他们的独生子。环境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理想，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童年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苏联国营工厂的红色经理，这意味着他能够获得一个幼童心目中的尊重和特殊权力。在苏联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尊重和特权都极为具体和形象，它可能意味着面包和牛奶，也可能意味着轿车和大房子，另一面则是没有尽头的排队购物和各种分配票据。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心想要成为现存社会状况和游戏规则下的精英。但他最初为实现童年梦想所做的努力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受到阻碍。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学院获得工程学位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份在一家重点军工企业中的工作——尽管这不是分配给他那一届学生的最好工作，但是这样可以使他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由于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他认为自己获得这份工作十拿九稳，但他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尽管从来没有人正式对他解释过原因，但是这位执拗的年轻人坚持认为，由于他是犹太人，苏联政府认为他不适宜在保密性很强的军工企业工作。
在正式的门被堵死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只好选择其他道路。大学时代，由于当时盛行的“经费自筹”计划——即工厂和各种单位自己筹集经费，共青团获得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获得的各种收益的权利，大专院校里共青团组织其实成了商会。身为大学共青团干部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得到了开办一家“青年咖啡馆”的机会。但这位未来俄罗斯首富的首次从商并不顺利，这次“创业”由于经营不善，最后草草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