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定神看了一会儿，伸出拇指称赞说：“字若游龙，笔力刚健，很有革命的气魄哟！”
“这位才女现在在哪里？”朱德问。
“你看，她尔是送酒来了！”邓宗海微笑着，抬手指着一个提酒壶的妹子。朱德凝神一看，只见那送酒的妹子一头乌亮的齐耳短发，高挑的个子，穿着一身湖蓝色学生装，清秀的鹅蛋型脸，透出一股灵气，一双弯弯的柳叶眉下，两只大眼睛闪着机敏聪慧的光芒。
“请她过来一下好吧？”朱德说。
刘太向伍若兰招招手，伍若兰会意立刻走了过来：“有事吗？”她脸上带着笑意问。
“朱师长有话问你哩！”
伍若兰一惊，抬眼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威武而又和善的军人，脸上倏地飞起两朵红霞。
“听老邓说，这门上的对联是你的杰作。”
“写得不好，请朱师长多多指教！”伍若兰迎着朱师长赞赏的目光诚恳地回答。
“好，好书法嘛！笔画遒劲有力，字体飘逸俊美！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伍若兰见革命军的师长当众夸奖自己，不觉满面通红，忙转过脸向刘太说：“请师长坐席吃饭吧，要不菜都凉了。”说完，朝朱师长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一阵风似地飘走了。
简单而又不失隆重的庆祝胜利宴会，开得欢快而热烈，直到近中午时分才散。伍若兰压制不住内心的欢喜，哼着小调踏着轻盈而欢快的步伐往家里走去。此时，她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朱德的影子。宴会上他那落落大方的军人气质，豪爽而淳朴的性格，尤其是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给这个伍家妹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伍若兰是个有心计的女孩子，她在很短时间的接触中发现，朱德由于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又不善于照顾自己，人显得黑瘦，颧骨微突，眼圈乌青，看了叫人委实心疼。“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呀！没有健壮的身板怎能带兵打仗？”她心里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当天傍晚，伍若兰从家里摸出十几个鸡蛋，用手绢包好，快步向师长驻地走去。她走到朱德的住房外，停住了脚步，顺着窗户向里望丢，只见朱德双腿盘坐在床上，就着桌上的油灯亮光，穿针引线缝补布鞋。目睹此景，伍家妹子忍不住“扑啧”笑出声来，她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朱德闻声一惊，停下手中的针线，发现窗外站的是伍若兰。赶忙跳下床来打开屋门说：“若兰，进来吧！”
“堂堂的革命军的大师长还补鞋哩！真是天下奇闻呀！”伍若兰边说边笑，像只小鸟一样一闪身就飞了进来，随即打开手绢，鸡蛋骨碌碌地滚到了床上，并动情地说：“你太劳累了，吃两个鸡蛋补补身子吧！"
朱德瞪大眼睛，不禁有点惊讶，继而郑重地说：“哟，我可不能随便收老百姓的东西，这是革命军队的规矩。”
“革命军的大师长，你有你的规矩，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的规矩，你不收这几个鸡蛋，就是看不起我们老百姓！现在是在我们的地面上，你可要人乡随俗呀！”说完绷着脸，秀眉一掀撅起了小嘴。
“女秀才，你好一张厉害的嘴哟！”朱德摇了摇头，开始让步了，收下了鸡蛋。
伍若兰回家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朱德在油灯下补鞋子的身影总是浮在眼前。她心里很不平静，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领兵打仗的高级军官，还得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这对革命是多大的损失呵！
“我得给他做一双新鞋！”想到这里，她翻身跳下床，点亮油灯，估算着朱德脚的尺寸，立即动起手来。
两天后，她将一双新布鞋送到了朱德的住处，逼着朱师长脱下脚上的补丁鞋，换上新布鞋。朱德看到新鞋很高兴，但舍不得脱下自己的补丁鞋：“这个嘛，它跟着我行军打仗是功劳鞋，我怎舍得随便丢掉？”
“哈哈哈，”伍若兰放声笑着说，“这也同革命一样，不破除旧的，怎么能迎来新的。你是师长，你说这道理对不对？”伍若兰认为这回大师长终该让步了。没想到朱德却说：“这话有几分道理，但不全对。革命要破除旧的，那得从根子上破，如果只是不疼不痒地在某一点上改良一点点，怎么能立起新的东西来？”朱德走到门口，望着窗外的军营说：
“若兰同志，谢谢你！不过，革命要靠全体革命军的共同努力，你只能解决我一个人的脚板呀！”
伍若兰是个聪明有才智的女孩子，她自然听出了朱德的弦外之音，忙走上前说：“师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想着一千多名战士，你先换上这一双，其他的由我们女界联合会包了，你尽管放心！"
“好！我的妇女部长同志，能不能在一周之内做成兰，眼中闪出希望与渴望的光芒。
“保证按时完成！”伍若兰向朱师长立下了军令状。
伍若兰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发动妇女做好对部队的支援，迅速将500双军鞋的任务布置下去。一周之后，伍若兰率领19名年轻妹子，挑着一捆捆新布鞋，踏着灿烂的朝霞，大步向军营走去。
朱德看到这500双新鞋齐崭崭地堆放在屋中间，心中不由得再起涟漪，这个妹子真不简单，能文能武，而且组织能力非凡，脑海中禁不住闪现出这样的念头：要是身边有这样的女子做伴，该是多好啊！陈毅很快觉察到朱德的心事，他悄悄问县委书记邓宗海，得知伍若兰还不曾找婆家，于是他把想法透露给了邓宗海、刘太，他们都非常赞同。
不几天，伍若兰被调到暴动军师部工作了。一天傍晚，她来到朱德的住房，朱德发现这妹子不同往常，便轻声对她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你领我看看你们古老来河的夜景吧。”若兰心领神会，不声不响地跟在朱德的身后。
秀丽多姿的来河，斜阳铺在水中，金波闪烁，浪声汩汩。两人一时没有话说，但谁都觉得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告诉对方。他们默默地走上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先开了口：“若兰，宗海他们给你说了吗？”
若兰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含羞地点了点头。
“自从我们认识后，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不过……”朱德欲言又止。若兰暗自一惊，急切想知道下文，她抬起一对好看的眸子瞅了朱德一眼，忍不住说：“你，你嫌我吗？"
“不，不！你误会了。我能有你，那是可求而不可得呀！你想过没有，我是个军人，身不由己哟！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做军人妻子是……”“你不要说了，这些我都想过了。只要是为了革命，跟着你行军、打仗、吃苦、砍脑壳，我都心甘情愿！”
朱德一把握住了伍若兰的手，动情地说：“若兰，我的好同志！”一股爱的热流涌人了两人的胸膛。一对革命伴侣，在碧波滔滔的来水河畔明月共照，就这样互结同心了。
1928年3月26日，朱德率领革命军离开未阳城，红旗飘舞，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崎岖道路，同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伍若兰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队长，同朱德一道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在紧张的战斗中，伍若兰一面参加战斗，一面抓紧学习军事知识、射击技术，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一天晚上，朱德从军部开会回来，还没落座，伍若兰立即端来一盆热水，叫他洗脸洗脚。朱德拧着毛巾，笑呵呵地对妻子说：“若兰，听说你这宣传队长干得不错嘛！"
“老朱，别夸奖了。我们宣传队是唱文戏的，哪能比得上出生人死的战斗员呢”，伍若兰说完，拿起丈夫一件破军装，坐在油灯下细细地缝起来。
“军部的同志反映，你们宣传队十几名女同志刻苦练习射击，个个双手能打枪，还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向敌人喊话，攻心为上，作用可不小咧！”
“我常想，要当一名合格的指挥员，光有勇不行，还要有谋，才能克敌制胜。上次我们攻打永兴县城，不就是吃了亏吗，不少同志牺牲了，刘太也阵亡了。”
“是嘛，要智勇兼备，不能硬打硬拼。”朱德洗完脚，望着妻子认真地说，“若兰，给你一个单独指挥作战的机会，你乐意吗？"
“真的？"
“军中无戏言嘛。”
伍若兰高兴地跳了起来，脚跟一碰，俏皮地敬了一个军礼：“军长同志，请下命令吧！”
伍若兰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是带两个宣传队员，在敌我交界的一个村子里贴标语，被十几个敌人发现了。他们见是三个女红军，毫不在意，便持枪包围过来要抓活的。伍若兰见状故作若无其事，放下手中的石灰桶，从腰间拔出双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叭”两声枪响，带头的两个家伙应声倒下。“叭，叭”又是两枪，又是两个敌人被打倒，剩下的狼狈地逃跑了。
第二次是在七溪岭战斗中，伍若兰率领一队双枪女将，阻击敌人的强大攻势，为“龙源口大捷”创造了条件。于是，“双枪女将”随之扬名。至今，在七溪岭还流传着一首歌谣：
红军队里多英雄，双枪女将建奇功；横扫敌人如卷席，巾帼威震七溪岭。
距井冈山不远的柏山有一支游击队，在和万安县团防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长英勇牺牲了。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也为了让伍若兰能得到更多的锻炼，朱德特地派她到柏山游击队去整顿这支队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然后率队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伍若兰奉命来到游击队，任队长兼党代表，与副队长陈华多次指挥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挨户团”，并处决了叛徒，狠狠地惩治了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和团防武装。
万安县团防局长钟亚阶几次上山围剿游击队，反而被打得狼狈而逃。钟亚阶贼心不死，在赣州又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决心再上柏山，发誓要全歼游击队，活捉伍若兰和陈华。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伍若兰与陈华等人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诱敌深入，智歼群魔。敌人吃了儿次亏，也没敢轻举妄动，而是派了几个狗腿子装作砍柴，上柏山监视游击队的行踪。伍若兰识破了敌人的计谋，将计就计。
这天晚上，钟亚阶得到情报，说伍若兰带领游击队躲在柏山炼丹极的松林里宿营，连忙带领清乡队和借来的一营兵力倾巢出动，向山上摸去。快到炼丹极时，果然见森林里有火光，匪营长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光处射击，只见那火光瞬间化作百十支熊熊的火把，在密林里一闪一闪地游动。匪营长大喝一声：“追！”卧倒的士兵刚起身，被钟亚阶厉声阻止。他对匪营长说：“伍若兰虽是女流之辈，却不能小视。她跟随朱德，谙熟兵忠精通谋略，智勇双全。她这样布下疑兵之计，定有埋伏，要防止上当。那松林后是炼丹极，没有退路可走，我们不如先集中火力，猛射火光处，然后兵分两路包抄过去。”匪营长一听言之有理，即命令射击。顿时机枪、步枪、手枪齐鸣，整个山林里像炒豆子一样，劈劈叭叭响个不停，打了好一阵，松林里的火光全被打灭了，敌人的子弹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钟亚阶看到松林里毫无反应，以为游击队员都被送上西天了，便欣喜地和匪营长进了松林。士兵们四处查看，没有发现游击队一具尸体。
钟亚阶知道又上了大当，忙掉头往林外跑。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炼丹极悬崖下的游击队冲了出来，整个林子里枪声大作，敌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向何处逃窜。钟亚阶被击毙，匪营长被活捉。伍若兰带队上了井冈山。朱德听了汇报后，紧紧地握着她的手，高声赞扬道：“若兰，你真成了名副其实、智勇兼备的女将啦！”
1928年秋天，湘赣两省的军阀又一次集中兵力向红四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四军被迫向赣南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部队连日急行军，十分疲惫。好在伍若兰体格健壮，平时一直和战士们一块艰苦磨炼，因此，她一面行军，一面还能给战士们做宣传鼓动工作，经常用歌声激励大家。
一个细雨濛濛的傍晚，队伍进人项山地区，在吉潭停下来宿营。军部设在一座古庙里，毛泽东睡在左厢房。朱德同伍若兰睡在右厢房。天刚麻麻亮，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后边山坡下响起，军部随即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朱德呼地从床上跃起来，屋子里已不见伍若兰，他忙从枕头下摸起驳壳枪，正欲冲出门去。这时，伍若兰持枪飞步跨进门槛，急切地说：“老朱！军部已被敌人包围了，你快走！”
伍若兰的警惕性极高，她在朱德的身边，知道随时都有责任保卫他的安全，刚才她在睡梦中觉得外面有异常，忙出去查看。
“若兰，你同我一起突围吧！”朱德望着伍若兰微微隆起的肚子，恳求道。
“不！”若兰摇着头，坚定地说，“我和警卫排的同志留下掩护你和毛泽东同志。现在我是来通知你的，快，你先突围要紧！”
“若兰，情况再危急，我也不能扔下你！”朱德大声地吼道。
“老朱，这是什么时候还争论！”伍若兰瞪起一双充满激情的大眼睛，又刚毅果断地说：“要知道，你是全军的统帅呀，红四军不能没有你！”说完，“噢”的一声，左手从腰间抽出一支短枪。
“快走”，伍若望的声音斩钉截铁，简直是兵法违抗的命令。
恰在这时，“砰”的一声，房门被踢开了，几个匪兵端着枪，凶神恶煞地冲了进来。危险迫在眉睫，几乎就在敌人踢开房门的同时，伍若兰已觉察到来者不善，飞起一脚将朱德手中的驳壳枪踢进床底下。转过身子对冲进来的敌兵佯装不知是敌人，高声呵斥道：“你们不在前边打仗，大清早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我的枪可不认人啊！”说完又回过头来对站在一旁的朱德大声命令道：“你这个老伙夫真没用，还不快去打桶水来给军长洗脸，还愣着干吗？”朱德会意，忙点头答着：“是！”抽身欲走。
“站住！”一个匪兵喊道，另一个匪兵上去夺伍若兰的双枪。伍若兰双手只在腿上一蹭两把枪的大机头都张开了。夺枪的敌人向后退了一步，厉声问伍若兰：“他是你什么人？”
“我的伙夫。”伍若兰镇定地回答。
敌人瞅了瞅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服装的朱德，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络腮胡子，信以为真，就把枪口对准伍若兰间：“朱德在哪里？”
朱德趁机挑起水桶，从容她走出了房门。伍若兰见朱德走出去，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故意大声地斥责敌兵：“你们瞎眼了，敢把军长太太不放在眼里？而且还敢冲进我的房门，都不想活了！”
敌兵一听，相互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敌兵斜着眼骂道：“妈的，你娘们是个瞎子，到现在还把我们当做赤匪。告诉你，老子是国军，你们的军部全被包围了。还不赶快告诉俺，朱德在哪里？"
伍若兰装作大梦初醒，故装愣神，敌人扑上来缴了她的枪。
“共党婆子，快说！朱德在哪里？”伍若兰为了拖延时间，装作害怕的样子，朝里屋努努嘴。
敌兵一听，好不高兴，抢头功心切，都争着向里屋冲去。伍若兰见势，扭身冲出房门，向朱德走的相反方向跑去。那伙冲进里屋的匪兵扑了空，知道上了当，连忙追了出来，边跑边喊：“抓共匪婆子啰！抓共匪婆子啰！”伍若兰冲出门后，为了吸引敌人，使朱德能安全脱离危险，故意在逃跑中暴露自己，蜂拥而来的敌人紧紧跟上了她。她欲穿过小木桥，突然“叭叭”一串子弹打过来，她小腿上中了一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敌兵抓住了她，给她戴上重镣，关进了赣州城。
敌人抓住了红军首领朱德的夫人双枪女将伍若兰，欣喜若狂，认为从她的嘴里能探听出红军的机密，特地发电报告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回电：必从她嘴里掏出红军的真实情况。
敌人设立了特别审讯室，妄图从伍若兰嘴里挖出他们想要的东西。经过几次严刑审讯，敌人的奢望全落空了。刽子手们见硬的不行又改变了手法，他们用软语劝说： “你还年轻，只要你写几句话，表明愿意与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们就可以立刻放了你。”
“哈哈！”伍若兰傲视群魔，仰头笑出声来。
“妈的，你真不识抬举！”审讯官鼓着眼珠子咆哮起来。
“要识你们的抬举，还算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大义凛然地怒斥着敌人。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都彻底失败了，在蒋介石电示“从速处决，’的密令下，于1929年2月12日将她的头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没过几天，红四军打回项山地区，朱德又回到吉潭的古庙里，晚上明月清风，他独自坐在油灯下，默默无语，心情怅然。
“朱德同志！”毛泽东拿着一张从敌人手里刚缴获来的报纸递给朱德。朱德看到报纸上赫然印着妻子英勇牺牲的消息，泪水溢出了眼窝。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沉重地说道：“若兰同志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女儿。她就像井冈山上的兰花一样，坚忍不拔。”
朱德紧紧握住报纸，遥望着溶溶月色下山岩上盛开着的兰花。“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朝伍若兰被捕的那座小桥走去……
后来，美国著名作家斯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称赞伍若兰说：“她在井冈山一带的农民中，是家喻户晓的英雄，是个坚忍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她演讲富有说服力，有才智，她体格非常健壮，聪明智慧，她的一双大眼睛里始终闪烁着勇敢与果断的光辉……”
人民为纪念这位红军英雄，将生长在寻乌、宁冈和赣州的一种兰花，改名为“井冈兰”。将伍若兰的故乡耒阳金南村改名为金兰村。朱德在戎马生涯中，一直记挂着若兰。建国后，他种了很多兰花，据说是为了寄托对伍若兰的哀思。
第18章 风雨征程中——刘英
在她的一生中，一个共产党员能够牺牲的，除了她的生命之外，她都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包括儿女，她都奉献了。
刘英，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汽东乡金井镇的大户人家。乳名毛子，原名郑杰。她的祖上是几代官宦人家，父亲也是举人，在乡里很有地位，和县令平起平坐，家门口竖着举人的旗杆。辛亥革命打破了她父亲做官的美梦，却没有冲掉他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她父亲的座右铭。刘英小时候，父亲对她管教很严，不许她轻出闺门。但父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影响了小刘英。他经常教女儿一些古典诗词，还要她描红摹写字帖，不时地出些题目考她。刘英自小受到较好的文化熏陶，在她未人学堂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好多字，背诵了许多诗词。
辛亥革命后，民权、平等、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得日益广泛，西风渐渐地吹进刘英的家门。受此影响，刘英对男女平等、女子自立、读书、走人社会的开明主张非常崇信。经过与父亲的不断抗争，1920年她就读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追求进步思想，同情穷苦学生。
1924年夏，她终于冲破封建禁锢的牢笼，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这是她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这里，她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校长徐特立这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认定共产党员都是有为青年，将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在共产党员、进步教员影响下，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她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成绩也名列前茅，很受徐特立的器重。教员中周以栗、陈章甫、罗学攒、廖锡瑞等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刘英从朦胧的民主主义追随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3月，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她刚好20岁，是她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她人党后担任校党支部书记。“五卅”运动期间，她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时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两湖地区成为工农运动的中。心。刘英在学业和革命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1926年11月，她被派往武昌中央两湖党校受训，结业后全身心地投人到工农运动中。
1927年2月，党组织派她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担任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干事。她热情极高，经常深人工矿码头，发动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组织工人武装，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当然，年仅21岁的她还很幼稚。她充满革命激情，对革命前途乐观、天真，甚至想不到革命前进道路上还会遭到挫折。
不久，先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两湖地区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最后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分共”她几乎来不及细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国民党到处捕人、杀人，一片白色恐怖，她痛心疾首又惶恐不安。她的同伴中升学的、出嫁的、离开革命队伍另谋出路的，甚至投人国民党怀抱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的省委书记、省团委书记都刊登了“反共启事”……
但她认定了共产党的路，她不怕死，决心继续走下去。就在这危难关头，她继续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着手恢复工会中党员的组织关系。11月，由于她对敌斗争勇敢，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妇女部部长。随后，形势越来越险恶，很多同志都被国民党杀害，刘英和组织断了联系。她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去找党。
在这种时候找党，随时可能被捕。刘英不顾个人安危，专往人杂的地方去“碰”。老天不负有心人，她这样“瞎撞胡碰”了一些日子，居然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省委派刘英协助滕代远去长沙郊。区发动农民，准备“灰日”暴动，时间是在12月10日。不料计划泄露，暴动流产了，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滕代远去了平江。刘英受省委派遣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她经过千辛万苦，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终于见到了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李维汉、罗亦农、恽代英等人。中央要她留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刘英却心系湖南，还是希望回湖南工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她回地方，还没到达酸陵，就得知出了叛徒，醴陵县委书记被捕牺牲了。
刘英在湖南找不到党组织，生身父母又不敢收留她，只好决心再赴上海，按中央的安排，从事妇女工作。1929年春，党中央派她到苏联学习，先进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31年，又进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技术。在苏联学习期间，她结识了张闻天。
1934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开始了。当时，除野战部队外，军委机关组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组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刘英被编人“红章”纵队。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遵义城。刘英和几个伙伴在街上游览，遇到张闻天，张邀刘到他的驻地聊天。
张闻天和刘英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了。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郭绍棠等由于理论水平高，被中山大学留校当教授，当时同学们戏称为“四大教授”。张闻天英语、俄语俱佳，为人随和，性格文静，颇有学者风度，刘英对他十分崇敬。张闻天也把刘英当做小妹妹，两人接触较多，交谈一向随便。这次张闻天却显得很拘谨，表情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互相都很了解，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张闻天鼓起很大勇气说出来的话，没料到让刘英一口拒绝了，而且看起来没留任何余地。
为什么呢？刘英后来谈到这事曾感慨地说：“在长征中，人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怀有理想和信念，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在那样艰难险阻的环境里，恋爱、结婚、怀孕，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灾难和罪过。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子带，从做母亲的感情上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太多了！例如贺子珍，她怀了孩子，谁也没有告诉，跟着红军队伍照样跋山涉水，她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少？多增加多少痛苦？孩子在路上降生了，没法子带，只好把孩子撇在老乡家里，她甚至没有看孩子一眼又上路了。凯丰的爱人廖似光，也把孩子生在长征路上，也只能撇在老乡家里……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数没找到。因此，在长征中，要想为革命做工作，要想为事业奋斗，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结婚、生孩子，就必然影响工作，以致害了孩子，也害了母亲。我认准了这个道理，也下定了决心：即使长征5年、10年，不到根据地，我也不结婚！”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境内艰难地行进着。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不合身的灰布军装，打着裹腿，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行列里。忽然，通信员送来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即去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同志的秘书长工作。”落款是李富春。
刘英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眯眯地说：“刘英同志不要谦虚嘛。工作有困难不要紧，会有人主动帮助的。”刘英听出了李富春话里有话，“有人”是指张闻天。当她再次强调干不了时，在一旁的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凑趣说：“干得了，干得了的！"正说着，张闻天走了进来，立刻接着说：“你完全能做好。主要是做警卫员的思想工作，再有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另外，开会时作个记录。”这三人一唱一和，刘英感到其中似乎有“阴谋”，但又说不出来。她想：“既然党需要，那就干叹。”但她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因为毛泽东跟张闻天有着不寻常的友情。
非常喜欢成人之美的毛泽东，常跟刘英、张闻天开玩笑。有一次，他告诉刘英，洛甫在马上打瞌睡，四脚朝天摔下山去了。刘英吓了一跳，着急地问：“摔伤了没有？”
毛泽东德摆手，慢条斯理地说：“莫急，莫急！他没有受伤，有菩萨保佑呢。”接着他随口念了一首打油诗：
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跌跤。四脚朝天跌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
刘英调到中央队任秘书长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了解得更深了，关系也越来越亲密。行军中，刘英和张闻天两个人常常同时骑马，并辔而行；有时两人步行，也常常走在一起。有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到一盏小马灯，刘英看到后，高兴地说： “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话茬儿，幽默地说：“这是流萤（刘英）嘛！”
张闻天利用汉字的谐音，含蓄地表达对刘英的追求。又经过一段时间，刘英已经在思想上接受了张闻天的爱，只是表面上还保持着距离。这一层，张闻天慢慢地也体察出来了。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刘英参加了两河日会议的工作。此后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第三队，开展地方工作。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她从未间断工作，总是按中央要求，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她随部队翻越了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抱病行军七天七夜，走出了茫茫草地。纵使千难万险，革命意志丝毫不减，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瓦窑堡，少共中央局开始恢复工作，刘英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宜传部长、组织部长。此时，张闻天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刘英幸福地点点头，两颗相爱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结婚。当时刘英31岁，张闻天36岁。同志们在会上，都高兴地祝福这一对新人白头到老。当时，毛泽东正在指挥直罗镇战役，没有赶上，回来后硬要他们请客。
刘英笑着说：“咱们是无产阶级，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客呀？”
毛泽东也笑着说：“彼此彼此，我是来贺喜的，没有什么礼物，就送一首打油诗吧。”说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道：
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张闻天连连摆手：“我可不是皇帝。”刘英也赶紧申明：“我也不是美人啊！"面对张闻天夫妇的异议，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的洛甫同志当然不是专制皇帝，他很讲民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是个开明君主，而刘英就是开明君主的美貌娘娘嘛！”听了毛泽东的打趣，大家发出阵阵笑声。
1942年1月，刘英参加了张闻天同志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开展社会调查。1943年初，她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任高级干部学习组分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整风是最终彻底地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等人自然首当其冲。反思、剖析、认识、提高是并不轻松的过程。刘英不愧是贤内助。她是文化素质很高的老党员，主动帮助丈夫深刻总结王明路线的历史教训，非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能比得了的。更何况，她有多年的政治秘书工作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决定大力经营东北，派2万干部、10万军队出关。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近1/4都派往东北了。张闻天作为13位政治局委员之一，也和陈云、彭真、高岗一起前往东北，刘英随行。
1950年2月，刘英随张闻天同志离开东北到北京，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任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代表。
从解放战争后期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十多年间，是刘英参加革命以来最愉快的时期。1951年4月至1954年11月，张闻天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同在大使馆工作，任使馆参赞、特委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她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工作很出色，外交部曾给予通报表扬。1954年12月，周恩来亲自打电报召刘英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机关党委委员、常委，监委书记。不久，张闻天也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刘英和张闻天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被加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的帽子。刘英也受到牵连，定为“严重右倾”，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4年3月至1966年，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此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7年间，痛苦、迷惘、惊心动魄、狂风暴雨，充塞了她苦难的人生。
庐山会议后，刘英问张闻天，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张闻天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刘英理解丈夫，敬佩他忠心为党为国的果敢精神。她的选择是：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她以此格言，经受住一生最黑暗的10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英和张闻天就陷人了灭顶之灾。她自己忍受折磨，还时刻关心着多灾多难的伴侣。张闻天要去接受“触及灵魂”的再教育，刘英一定要在他口袋里放好钱和粮票，嘱咐他一定要吃得好些，身体要紧。
1969年5月16日，刘英和张闻天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刘英和张闻天的监房只一墙之隔，但咫尺天涯，每天连放风的时间都错开，彼此无法碰面。当刘英允许进盥洗室时，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抓紧时间放上洗衣粉，趁看守不注意时为他搓干净。他们被这样囚禁了523天，夫妻俩“人不见面心相见”！后来，他们虽然被关到一起，但张闻天挨斗时，总要拉刘英去陪斗。每次挨斗回来，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顶住了，太好了。批斗的时候我只想到你，真怕你的身体支持不住。”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被押送到广东肇庆，虽然结束了囚禁生活，但仍然没有恢复自由，他们度过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后，获准回到无锡。那已是1975年8月，张闻天年逾古稀，冠心病、肺气肿等疾病终日缠身。但避开了无休止的批斗，总算得到安静喘息之机。一向豁达的张闻天不失幽默地说：“能有一点小自由也很好嘛！”
为了协助丈夫，刘英研读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协助张闻天完成了数十万字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刘英的帮助下，张闻天奉献出几十万字的理论著述，澄清了许多被混淆被歪曲的马列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说，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首推张闻天。这一篇篇闪耀真理光芒的优秀论建，如今收在《张闻天文集》中，人们不能不钦佩“左”祸横行时张闻天的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
1976年5月，张闻天自感要不久于人世，即嘱咐刘英：“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牵挂，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最后的党费。”刘英当场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闻天、刘英”。
张闻天逝世时，“四人帮”正是最猖獗的时候，那时他和刘英已被遣送回江苏无锡。张闻天的骨灰盒不准写张闻天的名字，写的是张普。刘英抗议无效，也不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她在献给张闻天的花圈上写的是“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十年浩劫的结束。刘英幸运地等到了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英回到北京。197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纪检工作中，实事求是，不拘私情，纠正冤假错案，积极查案办案，为端正党风党纪、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遗余力，扎实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的少数几件冤假错案中，就有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
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介的30余次采访。她饱含深情，寄语后人，为弘扬长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热情关心支持妇女保健、儿童教育等福利事业，并主动带头捐款4万多元。她先后担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特约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等职。她对青少年的关怀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由衷敬佩。刘英同志1989年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2002年8月26日，刘英走完了她97个春秋的坎坷历程。她在一生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全部奉献了，包括她的儿女。她一生没有留下后代，她前后生过三个孩子，都死于疾病。但她并不孤独，千千万万的后来人，都把她作为慈母蔽奉，并一代代传下去。
第19章 我的妈妈——陈琮英
妈妈陈琮英，今年已经超过百岁了，她身材虽然瘦小，但手足灵活，俭朴勤劳，精神饱满，无私乐观，所以健康长寿。
妈妈是父亲的童养媳，为供丈夫上学当童工。而留学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授的父亲则把织袜女工接到上海结婚，领她走上革命路。
妈妈那双在幼年时缠裹过的脚，跟随父亲南征北战，跨过万水千山，走过了两万五千里恨征，在父亲去世后，又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
我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大女儿任远志，《中华之魂》编委会约我写一篇回忆妈妈陈琼英的文章，我欣然应允了。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妈妈，她像所有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在平凡的不起眼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忙碌了一生，在我这做女儿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妈妈1916年到乡村穷教师任思度（我的爷爷）家当任培国（我父亲任弼时）的童养媳。任培国是我父亲的学名。1918年我父亲初小毕业后考人长沙市明德中学，后又转到长郡联立中学上学。
我妈妈刚满14岁，毅然提出要去做工，用工钱来维持贫寒的家境和资助我父亲读中学。这样，我妈妈在长沙东门外一家小织袜厂里当了童工，她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点钱，帮我爸爸缴一部分学费，这才使他读完了中学。
1920年，爸爸经毛泽东介绍，去上海做留俄准备。临别时，不爱说话的妈妈低声地对爸爸说：“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照料。”随手把织好的两双袜子递给爸爸。这样，一别就是6年。
1924年1月，爸爸参加了为列宁守灵等葬礼活动。7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后，秋天回到上海，担任共青团上海地区的领导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
当时，一些女知识青年，对我那刚留洋回国的爸爸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爸爸却明确地告诉她籽：“我己有了未婚妻，她是个织袜女工。”有些人听了当成笑话，大学洋教授找了个织袜女工，真成了上海滩的头号新闻。但爸爸对妈妈一往深情，虽已离别多年，始终记挂着同甘共苦的妈妈。
1926年，党组织决定接妈妈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这年3月，爸爸妈妈结婚了。妈妈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她虽已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着西装的爸爸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我爸爸看到这种情况，就鼓励妈妈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妈妈听后激动地说：“你真好，一点都没变，还是原先那样！”爸爸风趣地说：“不，我变了，我现在改姓了，姓马啦。”妈妈一听就懂了，高兴地说：“你进步真快。”爸爸说：“你也不慢呀！你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成了我们的战友了。”从此，上海滩上漾起了一对青年革命伴侣爽朗的笑声。
爸爸妈妈住在一间小小阁楼里，这间屋子不到7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其他什么陈设都没有。结婚的当天晚上，妈妈问爸爸：“你为什么爱我这个童养媳？”爸爸回答说：“我仰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妈妈轻轻地捂住了爸爸的嘴，打断了他的话说：“不管你说多少共同，可我是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呀！"爸爸说：“这是个不难解决的问题。”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支毛笔、一支钢笔，还有练习本，递给妈妈：“我都为你准备好了，从今后每天工作之余，你就练习写字，一边练字，一边认字，不就解决了吗？”妈妈为难地说：“哪有这么容易啊！”爸爸拿起笔来捏一捏说：“是没那么容易，但现在革命工作需要你学文化，党交给你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学习，你要像织袜似的一点一点地学，最后就成了一个文化袋，里边装的都是文化呀！”
从此，我妈妈一边做党的机要工作，一边自学文化，爸爸成了妈妈的家庭教师。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可我的妈妈直到生病住院前，每天还坚持写一张大楷毛笔字，每当她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总是说：“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就是在革命工作中坚持自学，才有这点文化。”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爸爸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爸爸机警地设法把消息传给住在上海的妈妈。在紧急情况下，妈妈只好带着刚满周岁的苏民―我的姐姐四处奔走，进行营救活动。由于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姐姐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妈妈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爸爸终于被营救出狱了，可小苏民却一病不起，耽误医治而夭折了。
爸爸为了给妈妈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爸爸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爸爸出狱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妈妈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脓血时，心疼地哭了起来。爸爸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妈妈说：“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复点再说。”爸爸却风趣地回答：“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妈妈反驳他说：“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更忙、更艰巨吗？”爸爸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1931年，爸爸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春天，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爸爸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爸爸离开上海7天，妈妈就生了我。
我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由于革命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哥姐都夭亡了。这时爸爸去了江西，全靠妈妈一人照料我。好景不长，祸从天降，由于叛徒告密，妈妈生我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我也只好和妈妈一起人了牢房。我当时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妈妈在狱中十分沉着机警，装成农村妇女的模样，敌人提审时，一问三不知，对敌人从不屈服。然而，带着孩子在狱中生活是十分难熬的。但妈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敌人进行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有时敌人提审妈妈，当有些问题难以回答时，妈妈暗中在我的腿上或屁股上拧一下，拧得我大哭大闹，又拉屎又尿尿，使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说：“这种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尽力营救，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将近一年终于出狱了。
1932年，我和妈妈出狱不久，就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妈妈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妈妈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紧紧地抱着我，亲着我的脸蛋说：“乖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妈妈冷静下来二想，觉得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许多艰难险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根据地还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想来想去，实在拿不定主意。在临行前，她毅然下定决心，送我回湖南老家交奶奶照管。
为了下这个决心，妈妈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安，很想把我带去给爸爸看看，又怕因为我影响爸爸的工作。为了革命事业，最后还是决定把我送回湖南交给奶奶了。
1932年3月8日，妈妈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妈妈见到爸爸时，几乎认不出来了。爸爸一身红军打扮，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当妈妈把我出狱后的照片拿给爸爸看时，爸爸一边仔细端详着，一边说：“这个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妈妈说：“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爸爸紧接着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呀！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妈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得十分愉快，尽管机要工作十分繁重，她还是每天晚上坚持读书、写字。有一天，妈妈看到爸爸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儿，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勾起妈妈想念孩子的母子深情。爸爸正好抬头看见妈妈站在远远的地方出神，便走过去对她说：“我也想咱们的孩子呀！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对妈妈说的宽心话而已。
一等就是13个年头。当我15岁时，才实现了爸爸妈妈的心愿。1946年，党中央派人设法把我和大妹远征从湖南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爸爸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不久，就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一天，爸爸背回来一架纺车，是359旅的同志们送给他的。他坐在窑洞里学纺线，可认真了。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就成为熟练的纺线能手。后来爸爸纺的线在陕甘宁边区展出时，还被评为一等奖。妈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党性很强，坚持原则。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从她嘴里从未泄漏过一个字的机密。她对同志和蔼可亲，但违背原则的事，却是不讲情面的。
在延安时，有一天江青来找爸爸，要求给她批几匹布，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爸爸当场拒绝了。后来江青又来找妈妈，求她向爸爸说说情，妈妈十分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是不兴枕边风的。”
爸爸和妈妈对江青搞特殊化的缺点，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江青不仅不改，反而怀恨在心。
1949年3月，爸爸和妈妈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他们依然保持过去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当时实行供给制，爸爸妈妈，包括我的小弟远远吃小灶；我是中学生，按规定吃大灶；大妹妹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我们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爸爸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妈妈让我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糊好再用。有一次妈妈让我和妹妹把穿破的衣服找出来，准备做鞋底。我们把破衣服找出来后，爸爸还亲自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我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嘛！”并说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49年底，爸爸因严重高血压病，中央决定让他去莫斯科治疗。原来组织上决定让妈妈陪他去。可是他们考虑到多去一个人，就要多花一份钱，于是经过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妈妈不陪他去了。
1950年10月27日，爸爸患脑溢血不幸逝世了，年仅46岁！“你在不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同志和学生，有说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永在，你给我和孩子们的谆谆教诲永在，你是不朽的。”妈妈挥洒着热泪，带着我们沉痛地悼念爸爸。妈妈在爸爸的遗像前发誓说：“我一定要好好抚育子女，让他们继承你的遗志，继承你的事业，你安息吧！”爸爸逝世不久，妈妈便把苏联送给爸爸的专车，以及他生病时的用具，包括床、钢琴，就连我上学骑的自行车统统交还给公家。妈妈处处检点，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我们。她在中央机关先后担任过机要秘书、科长、处长等职，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
毛泽东主席曾感慨地说：“琼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1980年4月，叶剑英不顾83岁的高龄，来到正在广东休假的我妈妈的住处。他紧握着妈妈的手说：“我时常挂念你们一家啊！”1984年春节，薄一波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慰问离休老同志大会上，多次提名，表扬了我妈妈的模范行为和高尚品德。
第20章 掌握自己命运——林月琴
她和她的姐妹们铁了户了，和红军不分离：红军住宿，她们做服务工作；红军打仗，她们运弹药，抬担架，送粮食；红军休整，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洗晒被褥……即使这样，大部队还是总想甩掉这伙女兵，不供给她们粮食、衣服、鞋子，她们就自筹；大部队急行军，她们仍然死追不舍；有人戏笑她们是“追情郎”，她们也不在乎，就这样整整跟了大半年……
林月琴，1914年生，安徽金寨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儿童团指导员，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熹推行“左”倾土改政策，林月琴家被错划为地主，她由此受株连被送进劳改队劳动改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苏维埃政权转移，红军长征，因她是“改组派”的女儿被遣散回乡。
几十个像她一样被冤枉的姐妹，被红四方面军甩了“包袱”。在当时敌人围困千万重、红军大部队被迫长征的情况下，她们这几十个年轻女兵是无路可逃的，如果分散回家，更是死路一条。她们惟一的求生活路，就是死抱成团儿，尾随红军前进。
红军突围，她们跟着突围；红军长征，她们跟着长征。她们铁了心和红军不分离：红军住宿，她们做服务工作；红军打仗，她们运送弹药，抬担架，送粮食；红军休整，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洗晒被褥……即使这样，大部队还是总想甩掉这伙女兵，不供给她们粮食、衣服、鞋子，她们就自筹；大部队急行军，她们就死追不舍；有人戏笑她们是“追情郎”，她们也不在乎，就这样整整跟了大半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们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有一天，上级组织派人来开会，向她们宣布：“你们都留下吧，编个工兵营。经过这半年多的考验，事实证明你们没有罪！”姐妹们都笑了。
工兵营组建后，任命林月琴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带着半年多同生死共患难的姐妹们，加上四川境内参军的女娃共80多人，运粮食、弹药，缝补衣服，做被褥，行军，打仗……吃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虽说生活苦得厉害，但人人有个共同的追求目标，大家互相帮助，相互鼓励，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有一天夜里，有人闯入女兵宿舍企图强行取乐，被女兵抓住报告了林月琴营长。林营长十分气愤，喝道：“揍，狠揍！然后缴他的枪，给我打出去！”
第二天，林月琴被张国熹唤去，高声骂道：“你胆大包天，竟敢打我的警卫，缴他的枪！”林月琴毫不示弱地反问：“你怎么教育的部下？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怎么能蓬样侮辱人？”张国焘恼羞成怒，认为林月琴不过是个小小的营长，竟敢目无尊长、顶撞他，就撤了她营长的职，调她到卫生连当卫生员。
刚正不阿、一心为了姐妹们的林月琴，由于降职又不能当众说出真相，受到朋友的疏选、非议和羞辱。她感到委屈、孤独、气愤、痛苦，压抑在心灵深处的话，总得寻找一个交流发泄的对象，不然，她会闷死的。
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新的上司，也是四川人，工人出身。这位首长，为人憨厚、耿直。林月琴向他汇报了自己降职的全部经过，得到了他的理解和同情。在这种时候，林月琴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他一下子就给她解除了心里凝结的疙瘩。林月琴从他的支持、理解、同情中汲取了上进的力量。由于他的帮助，三次过草地，抢救伤病员，那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和繁重的工作，她都挺过来了。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人们之间的感情是容易交流和升华的。林月琴在感情的饥饿中遇到了知己，他们从同志、上下级的友爱、同情中，很快升华为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部队到甘孜后，由康克清同志出面做媒，他们结婚了。
一个半月之后，他随西路军过黄河西征，林月琴随卫生队去延安。张国熹的西征，使西路军全军覆没。林月琴的新婚丈夫，若没有牺牲，也肯定做了马步芳的阶下囚了，林月琴的心被撕碎了。
组织上同情林月琴的遭遇，派她去党校学习，使她痛苦的心灵逐渐得到恢复。
一年半过去了，丈夫音信皆无，林月琴绝望了。她只有将全身心投人到学习中去，才能减轻她内心的悲伤。有一天罗荣桓讲完课，问默默不语的林月琴：“我讲课，你能听懂吗？我的口音是南腔北调。”
“基本上能听懂，因为我念书不多，文化低，记笔记慢，有不少重要内容记不下来。”
“今后，我讲完课后把讲稿给你，你对照讲稿看书本，可能有所帮助。”“那太好了，我是‘笨鸟’，我先谢谢你给我吃偏食。”
“你的爱人我认识，是位好同志，西路军失败后至今毫无音讯，很可惜！”“是的，即使没牺牲，被敌人抓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不过首长请放心，我能挺得住！”
从此，林月琴在学习中就和这位可亲可敬的首长接触多了。有时晚饭后也一块出去散步，罗荣桓也将自己的家世讲给林月琴听，他讲到自己也结过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生了一个女儿……
罗荣桓坦诚的谈浩，常常把林月琴带人另一个奇怪的世界。林月琴渐渐感到面前这个男人性格温顺，胸怀坦荡，品格高尚，从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
有一次，林月琴忍不住问罗荣桓：“除你那包办妻子外，有没有其他女人追过你？”罗荣桓坦率地说：“有过，那是一个痴情女子。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父母包办的婚姻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没有幸福。不要把同情误认为爱，不要被强迫婚姻锁住自由的身心。’她还表示愿意等我自由……”
“你真是憨人厚福！”林月琴腼腆地笑着说。
“是啊，我为此信痛苦地思索了一夜，我是有妻室女儿的人，我要为妻子负责！如果没有结婚，如果像现在我们已经解除婚约，我会爱她的，可能会很幸福。但那时候不行，我不能随心所欲，只好不回信，坚决地拒绝了她。只有这样，我们两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谢谢你的坦诚！”林月琴语调诚恳地说，“你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对女友、妻子的态度，真切地表达了你对爱情的操守。这样的男人是不多见的！”有一天，罗荣桓的警卫员给林月琴送党史讲稿，送后一直站在门口没走。
林月琴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林大姐！给罗主任回个信吧，我等着，不着急！”
“回信？”林月琴不觉脸红了，怕对方看出来，赶紧推着对方说，“走！快走”
“那可不行！”警卫员说，“我送来那么多讲稿，你连个收条都不写，我怎么向主任交代？他还以为我玩去了。”
林月琴没法，只好写个收条，交到警卫员手里，警卫员拿了收条，还啰啰唆唆地说：“这些天来，我们主任有说有笑，比过去愉快多了，他看到你这个便条，会更乐的！”
“话真多，调皮鬼，快走吧！”林月琴脸又红了。
延河水解冻了，风吹到脸上已不感到扎人了。延河两岸的山岭尽管仍然是光秃秃的，但春天已悄悄地来临了，林月琴爱情的春天也柳绿花红了。
延安小砭沟的一所教堂是中央党校所在地，它和红军后方政治部隔着一条延河，河面不过10米宽，像镜子一样光洁的河面闪亮着，静静地躺在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可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后，延河时常涨水，徒步涉水也越来越困难，这成了罗荣桓和林月琴见面的天然障碍。有些爱逗乐的同志把延河比成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比成牛郎织女。天上的牛郎织女相会，靠的是“鹊桥”，延河上既没有“鹊桥”，也没有木桥，地上的牛郎织女靠什么相会呢？还是战友们有办法，二十五军六团政委王平听说后，立即挑了两匹好马托人送来。罗荣桓将一匹送了人，自己留下一匹白马。从此，吃罢晚饭，当黄昏临近的时候，罗荣桓往往要骑上白马去会林月琴。警卫员、马夫有时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笑嘻嘻地把他们支开，并在耳边叮嘱几句。同志们晚饭后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总是笑着回答：“练马去了。”不少同志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吗？对这个问题知道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了，她只要看到那匹大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校门，于是党校外面的小树林里、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时时闪动他俩的身影。
一天，月亮高悬在夜空，银白色的月光，荡漾在屋脊上、原野里，罗荣桓和林月琴正在月光下散步。他们一面走，一面说着心里话：
“小时候，我只念过《千字文》和喊女儿经》，参加革命后，由于张国熹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吓得我不敢读书学习，从那两本书中学会的字，大半后来又还给老师了。”
“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可以磨成绣花针嘛。”
“你是大学生，又是个大将军，文武双全，军事政治什么都懂，我可得向你好好学习呀。”
此时的罗荣桓，已经把林月琴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了。他知道林月琴出生在安徽金寨县南溪街，家庭成分是商人，1929年人团，1930年参军，不久加人了共产党，并担任过妇女工兵营长。他也推心置腹地说：“你这个同志也有许多长处嘛。听何长工同志讲，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你带了一批童养媳和地主家的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你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那是十分欣慰、十分幸福的。”林月琴听到这番情真意切的话，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经过上级批准，罗荣桓和林月琴要结婚了。这对林月琴来说，无疑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她的脑子里，还时常闪现出前夫的身影：“你在哪里哟，你最了解我，如果你在天之灵有知，你一定会为我祝福。因为他和你一样憨厚，一样痴情，一样体贴、关怀我。换过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填补你留下的爱情真空！”她多少次这样默默地想着……
1937年5月，延河两岸的崖壁上，山丹丹花开了，在朝阳的映照下，红得像是从天而降的一片片彩云。田野里，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地里的谷子、高粱都放出了鲜亮的光彩，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沁人心脾。在这大好的春光里，经组织同意，林月琴和罗荣桓准备办喜事了。简朴的新房里，贴上了鲜红的双喜字，两张木床并在一起，铺上了林月琴刚刚晒过的一条狗皮褥子，上面铺了一床刚刚用碱水洗净了的旧毯子，两床半新半旧的棉被，放置在床铺的正中央。再加上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里再无他物了。
1937年5月16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林月琴和罗荣桓挑选这一天来办喜事。35岁的罗荣桓和23岁的林月琴心情十分撒动，前来贺喜的战友络绎不绝。那时是不兴送礼的，同志们也无礼可送，只有远在西安的战友宋裕和捎来了半袋洋面。于是，罗荣桓请伙房帮忙擀面条。炊事员在院子里安了锅灶，支起了案板，有的烧水，有的揉面，忙个不停。
婚礼尽管简单，气氛却十分热烈。政治部的所有同志，从部长、千事、警卫员、马夫全都吃了罗主任和林月琴的喜面，新房里不断传出阵阵笑声、喝彩声。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婚后三个多月，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传来消息，西路军被俘人员从河西走廊转到西安，有可能被释放。罗荣桓一面托人打听被释放人员名单，一面将这个消息写了一张便条，派人送给林月琴。罗荣桓的便条越来越多，情语绵绵，有时一天能看到两张。
林月琴能体会出新婚丈夫对她的关心、体贴，也能看出字里行间透着苦涩、焦虑和痛楚。如果名单里真有她的前夫，那该怎么办呢？
两个男人都真情实意恋着自己，怎么办？怎么办？历史是那样的捉弄人，日子是那样的煎熬人！又一个夫妻团聚的日子，林月琴焦急地甚至是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罗荣桓很晚才回来，脸色有点阴郁，当他看到林月琴手中摊开的一件小袄时，不禁心里一动，那是一件和尚领的婴儿衫。天哪！有了传宗接代的小生命！他抓住了她的手：“怎么，有喜了？”
林月琴点了点头，说：“是的，军医已查过。”
“月琴，”罗荣桓把妻子的手抓得更紧了，“刚才开会时，见到西路军……见到西路军……”她哆嗦了一下，抬头看着他的脸，那是一种焦急的期待，又担心怕他说出来的复杂表情。
“我见到西安释放回来的西路军的同志了。”
“那么，他是否还活着？”林月琴心里想着，显得十分焦虑但又怕说出来。“是的，我已经见到他了，还握了手。”
“什么？”林月琴浑身一颤，“他还活着！”
“活得很坚强，和敌人斗争很勇敢，是个好同志，很好的同志！我邀请他明晚来家玩。”
一夜辗转反侧，谁也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难得今生再相见的西路军被俘的女伴来看林月琴。大家抱成一团，又哭又笑。罗荣桓招待大家吃花生、喝水，临了说去开会，忙起身走了。林月琴坐卧不安、心跳、气短，她不时地向房门外张望，焦急地等待他的出现。她多想见到他，但又怕见到他，整整想了一夜一天，她不知道见面后该说什么话。
女伴们劝她：“别望了，他不会来，罗主任请过他，我们来时也叫过他。”“他是恨我，生我的气吧？”
“不，他要我们带话给你，他一点也不怪你。被敌人抓住，他就没打算活着回来。他说罗主任正直、忠厚，你和他在一块，他就放心了，他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听了这些话，林月琴心中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她盼望他谅解她。女伴走后，她放声痛哭了一场。
罗荣桓回来后，坐在哭肿了眼睛的妻子面前，慢言细语地说：“我被派到115师当政治部主任，不几天就要离延安赴前线。”
“我能一道去吗？”林月琴急切地问。
“改编成八路军后，暂时没有女同志编制，你又怀着身孕，行军打仗都不灵！”
“好，你去前线可要多保重……他今晚没有来，托人带口信不怪我，还祝我们白头到老。”
“我深感对不起他，不该让他受伤的身体再受心灵的创伤。你要好好想想，作出认真的抉择，即使对我不利，我也没有自卫的权利，谁让我是政工干部呢！我走后，你们都冷静下来，好好谈一谈，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我都不会怨你们，我都能理解。”
“别再瞎想了，半年多的共同生活，再加上孩子，，已把我们连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
罗荣桓到115师上任，随部队东征。当天，林月琴就搬回自己的宿舍。在林月琴的单身宿舍里，说客盈门。一些人劝她回到第一个丈夫身边，说什么一方面军夺走了四方面军的许多好处，现在连老婆也被夺走了，欺人太甚！只要她回去，矛盾就不会激化了。还有人说，她看上的是罗的地位……林月琴面对很多风言风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是罗不让她回去，是她自己选择留下的。她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不为外力所动。
“服从组织是第一条，党员嘛，得有思想准备。”有人这样说。接着，人务部也派人来谈话，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回前夫那里去，不回去就会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影响部队士气。个人利益要服从组织利益，如果不回前夫那里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问题提到了那么高的原则，外来的压力十分巨大。林月琴坚定地说：“我已经怀孕，孩子生下来不能没有爸爸！”
“这是个人的私事，是局部的小利。维护军队的团结，是革命事业的全局。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你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照顾大局啊！”组织上的谈话使林月琴很为难，很痛苦！组织上的不近人情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气愤。难道说共产党员就没有选择爱人的权利吗？她本来对前夫是有感情的，他们的分离是历史造成的，并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她现在的家庭是和谐的、幸福的，硬用组织手段拆散她现在的家庭是不公道的，是对现在的家庭和前夫都没有好处的。她想不通，她下了决心，要顶住压力，任何强制手段要她和现在的家庭分离都是不可能的，哪怕处分、坐牢……
事情竟然闹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有一天，内务部通知她：“明天，毛主席找你谈话。”
林月琴一夜未睡，她一切都想好了，准备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对话。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她的神情是自然的，步子是坚定的。
毛泽东没有起座，只摆了一下手，说：“林月琴同志，请坐！”他顺手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结婚不久，我就把罗荣桓同志派上前线了，心里怨我吧？”
“没有！”林月琴赶紧站起来回答，“抗战是民族的大业。”
“好！”毛主席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说。“有共产党员的觉悟！”主席用力吸了一口烟，站起身来缓缓地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着她说：
“听说你的前夫回来了，有人要你回到他那里去，是吗？”
“是的。”林月琴也看着主席的脸说，“他随西路军过黄河，战败被俘。现在回来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
“对，荣桓也这么说。这位同志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不过，这是你个人的事，你是愿意回前夫那里去还是留在荣桓身边？”“我与荣桓结婚后，已怀了他的孩子，不能再回到前夫那里哟！这一点我已托人转告他，他也表示理解，还诚恳地祝我和荣桓白头到老。我已再三向组织上表明态度，发生这样的事，是历史造成的，不是谁的错，也绝不能怪哪个人！这不是品质问题，更不是两个方面军的问题。怎么能扯上破坏团结、破坏士气、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林月琴将一夜想好的话，全部倒了出来。“噢！有人说这是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吗？”
林月琴认真地点点头。
“这种说法没根据，是不对的。要说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你没有那么大能量。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不是从你嫁给罗荣桓同志开始的嘛！也不会因为你离开了罗荣桓同志就消除，就能使它亲密无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婚姻法，女同志的感情就是法，愿去愿留，完全由你个人决定，谁也无权千涉！”林月琴的官司打赢了，她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1939年2月，115师由晋东南东进山东。部队出发时，林月琴已经临产。14日，师部卫生处的同志们早早来到罗荣桓的住处，做接生的准备工作。时间不长，就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卫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罗政委，恭喜恭喜，是个男孩。”
过了一会儿，罗荣桓进屋看孩子，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孩子的脸，开心地说：“这小子好胖啊！”林月琴深情地对丈夫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罗荣桓略一沉吟，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告别妻子，去追赶部队了。
在大军南下时，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战斗又十分频繁，在那个艰苦岁月里，林月琴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南下。1942年，林月琴又随部队转战沂蒙山区。1946年7月下旬，罗荣桓因肾病赴莫斯科治疗，被切除了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他动手术后不满一年，就回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林月琴一边工作，一边牵挂关怀着丈夫，她想方设法为他排忧解难。他们一起转战东北，又一起进了北京。
建国后，林月琴先后任解放军子弟学校（十一学校）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61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危时与林月琴和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就留给你们一句话一一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林月琴忠实地循着丈夫的脚步，朝着丈夫追求的方向前进！她虽然被选为第三、四、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始终是一位普通农民。
第21章 人生无怨无悔——谷羽
人生，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前行，只有怀着时代的追求，才能迎到旭日的冉冉东升；
人生，好比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只有怀着不屈的追求，才能路上顶峰的奇妙仙境；
人生，就像在无涯的大海里游泳，只有怀着永恒的追求，才能步入彼岸的柳暗花明。
我的母亲经历过这样的追求，她拥有人世间最壮丽的人生。——胡木英
人生在世，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和父母，也无法安排儿女的一生。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对母亲怀着由衷的仰慕和祟敬！
我的父亲胡乔木，平民百姓对他并不陌生。我的母亲谷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在他们惟一的女儿―我心灵的天平上，实在难以掂量出父母谁轻谁重。父亲，是那样的聪敏，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对选定的人生之路是那样的执著……
母亲，是那样的贤惠，对事业是那样的忠诚，对丈夫和儿女充满了挚爱和深情……
回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生活是那样的愉快、明朗，世界是那样的光明、易于了解，人生是那样的美好和充实。当失去了父母之后，才体味到失去的份量是多么沉重，而这种沉重是在与日俱增着……
回顾母亲的一生，我将见到的、听说的、经历的、感受到的，将那些只言片语，散乱记忆。渐渐地理顺、连接、组合、叠加；将单个镜头组成画面，把画面剪接组合起来，渐渐地形成了母亲在脑海里、心灵中的完整形象……
我的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投人革命的母亲一样，在她年轻的时候，曾怀着对时代的追求。母亲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人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卢沟桥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去延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革命圣地，进人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l月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那时，父亲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他常到各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教基层干部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父亲和母亲在工作中相互接触多了，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那时候革命的父母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一切工作都是快节奏的，就连婚姻恋爱也不例外。父母把心心相印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一说，冯文彬笑着点点头，这就算组织批准了；同志们闹着、喊着，把两床洗白了的灰棉帐放到一起就算结婚了。形式是那样的简单、寒酸，但我那年轻的父母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婚后，父亲根据《诗经。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母亲的名字改为谷羽，和父亲乔木的名字同出一典。在艰难困苦、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父亲用这种高雅而文明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永结同心的深情。不久，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母亲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1939年4月，母亲才回到延安。
母亲回到延安不久，父亲又受命出发去重庆、桂林等地。起初两人还能听到梢来的口信和问候，那简单的一句极普通的安慰、祝福话，足能使这对年轻的夫妻仔细回味、暗暗兴奋多少天。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多少个人的奢望，能得到远方亲人平安的信息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后来，父母之间音讯全无了。父亲在敌占区，环境十分险恶，母亲无时不在替父亲担心。母亲在延安，这期间却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同志。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母亲就是这两个死里逃生中的一个。她被抢救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头和臂都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整整躺了三个月。
年底，当父亲回到延安时，才知道母亲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父亲又开导母亲说：“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父亲的话在当时可不是大道理，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是这样想的，行动上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母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轻轻地握住了父亲伸过来的手，多少牵挂，多少思念，多少难耐的生离死别，都融合在这无言的精神幸福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父亲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能不为父亲他们的安全担心。父亲劝慰母亲：“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父亲一去又是半年，母亲心里天天惦念着。10月中旬主席岁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父亲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直到年底才从重庆回来。
1946年5月，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父亲向中央报告并征得同意，让母亲参加华中土改。这次父母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由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延安，而母亲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母亲实在放心不下父亲和孩子。因为在平时，父亲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母亲的归期给耽搁了。
后来，母亲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就在母亲回延安的途中，父亲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我和弟弟被托给一位阿姨看管。母亲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妈妈，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禁不住热泪盈眶，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弟弟站在一边，看也不看妈妈，撅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山东妈妈。”妈妈的鼻子一酸，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来。
在父母这次别离中，父亲将思念母亲的心情在一首小诗《人比月光更美丽》中反映出来了：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父亲埋在心底的情爱，一个共产党员的平常：啊！母亲和我们离别不久，父亲已经多少次在想像中和母亲相会了！母亲从父亲的诗中，也仿佛看到了在延河水畔、宝塔山下，在那明媚的月光里，父亲抱着弟弟拉着我，翘首望着母亲归来的形象。
建国以后几十年，父母亲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快乐的人生中，他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不再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我们全家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父母的好友田家英叔叔的自杀，给我父亲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也是父亲坚定不移的信条。没完没了地被拉去揪斗，皮肉之苦父亲尚可忍受，人格的侮辱、情感的蹂躏常使父亲的精神难以承受。每当这个时候，只有母亲能体察到父亲的心思和想法，能体贴父亲的需要和支持。母亲相信父亲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坚定和对信念的不屈。母亲常常用手势和眼神，用别人看不明听不懂的方式和语言，鼓励父亲要忍耐、要挺住，要在艰难中直立前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中，父母相互扶持，相互体贴，相依为命。他们用彼此的挚爱，滋润着对方干枯的心灵。
在那艰难的紧要关头，他们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后来，毛主席曾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我的父母（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就这样，我父亲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了。
父亲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门无人登，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里，母亲有了难得的机会，去尽一个做妻子的义务；父亲也用这难得的清静，去读大量的书。有时，母亲陪着父亲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享受那难得的平民田园生活。这不过只是父母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一瞬。
1968年2月，由于父亲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弟弟退学，并强迫母亲签字。母亲又气又急，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母亲还正在受审查，医疗问题没人管。父亲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下面装上轮子，上面绑一把椅子，做成简易的轮椅，推送母亲去医院看病、打针、针灸……
母亲的病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她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允许我的小弟弟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父亲对此很担心、很焦急，在万般无奈乏中，他为了母亲的安危，只得求助于毛主席。父亲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为私事、为自己的革命伴侣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母亲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
毛主席很快干预了这件事，母亲才被放回家。在父亲的关心和精心照料下，母亲的病体逐渐得以康复。后来，父母为这件事，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父亲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要干总是把它干好。母亲是父亲精神上和生活中最得力的助手，在父亲的每项工作、每个成就之中都渗透了母亲的辛劳和汗水。但这一切，从未听父母讲过。直到我长大之后，才从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慢慢了解到父母的一些事情。
1951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建党30周年，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专请我父亲代为起草报告。40年代父亲曾协助毛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储备，所以父亲欣然从命。
时近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又特别热，屋外流火，屋内似蒸笼，坐在家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连个电风扇也没有。父亲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赶写稿子。母亲焦急，一会儿端来凉开水，一会儿拿着蒲扇为父亲扇风。后来，她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父亲椅子周围，想方设法为父亲降温。又过了两天，母亲看到父亲实在热得无法写下去，就在大澡盆里放了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搭一块木板，让父亲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多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完了，共有四五万字。父亲照例先将它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父亲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下可把父亲难住了，他对母亲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父亲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都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多少年来父亲署名的少有的几篇著作之一。
当后来有人说起这事时，父亲总要提起母亲的贡献。父亲说：在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形成一种定式，一谈到女同志，总爱在她们之前，戴上光环，插上标签，是某某的夫人，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其实，并非如此，她们本身就是无名英雄，只是在丈夫更多的功绩相比之下，被遮掩被冲淡了她们本来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然而，妻子是把自己的全部闪光点都让给了丈夫，我们应还历史一个真实。
1992年6月l日，是父亲80岁生日，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父亲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在父亲一生中，这是难得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几次跟妈妈说，希望自己能活到90岁。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父亲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又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妈妈说：“我要活到90岁，希望再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在父亲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难以忍受之际，他躺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想像的乐观态度，写了一首赠送给我母亲的诗，诗中写道：
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五十余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互扶。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父亲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还跟母亲“算了一笔账”：80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了。母亲对父亲的自我估价十分感动，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为人一生就是这样谦逊，事实上，我做的工作根本无法同他相比。他称赞我的那些诗句，是纯属于诗人的夸张。你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品德啊！”母亲教诲得是，父亲一生并没有“半虚度”，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父亲病危时，陈云伯伯派秘书向父亲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党对父亲一生辛劳的肯定，也是对母亲的最大安慰。
父亲带着永恒的追求，走完了他所选翻道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赠给母亲的那首诗，是他不朽人生的最后总结，也是为母亲的一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第22章 忘不掉那些年月——浦安修
在极度痛苦中，党要她立即作出抉择一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立即离婚！否则，一切后果由她个人负责！可她相信他，但她更应该相信组织！怎么办？
在被逼无奈中，她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最后终于把那张撕了写、写了撕，最后用血和泪写出的离婚报告交给了组织。
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就划清了界限？是否就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是否就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她不知道，不知道。
浦安修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是浦洁修、浦熙修之妹。三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很有名气，也都遭过大难。安修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又是最激进的一个。大姐是民主建国会的重要干部，二姐是民主同盟的骨干，惟有小妹18岁即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按党组织的安排，安修放弃学业，进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任教员。
历史推回到1938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已经到了不惑之年，4O岁啦！别人多半都有几个儿女了，但彭德怀还是个单身汉，这也不能怪他。前妻刘坤模离他而去后，他曾说过绝不再娶；加上他既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又是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常委，军事、政务都得操心，哪有时间去考虑个人问题呢？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能不为此着急，也不能不为此对他特别关照。
在这些老战友、老部下之中，要数足智多谋而又诙谐幽默的陈赓将军最热心、最积极了。陈赓说：“我们都成家了，总不能让彭老总当一辈子和尚呀！"他毛遂自荐要当“红娘”，而且当得巧妙。他不是直接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而是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
赛前，他兴冲冲地去找彭老总：“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女子排球赛，你是不是去看看？”
“我没有时间。”
“关心群众生活嘛，不去，人家会说你架子大。”
陈赓的激将法可真灵验，这一“激”，彭老总果然同意了：“我有么子架子，看就看吧。”
晚饭过后，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听说是女子排球赛，又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彭老总还要亲自来看，因而几乎能来的都来了。
球赛中，陈赓顾不得看精彩的球艺，他的眼睛常常盯在彭老总身上，他是在作一种特殊的悉心观察啊！他发现，彭老总对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队员颇有兴趣，有时甚至为她打了个好球而喝彩。
球赛结束，在陈赓的精心安排下，彭老总接见了队员们，热情鼓励了一番，并亲自送大家出门。
“怎么样啊？”陈赓趁热打铁。
“什么怎么样？”
“你看哪个女筒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
“噢，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人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谁要你介绍这些！”
“我是个介绍人嘛！"
陈赓哈哈大笑，彭老总也笑了。
在陈赓的精心导演下，两个人终于见面了。
一天黄昏，彭德怀和浦安修来到延河边散步。绚丽的夕阳只留下最后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渺茫的西天海角。这一道红艳艳的晚霞映在延河上，使本来很美的河水更加多彩了。
从延河上吹来的清风，轻轻地、悄悄地吹在脸上，微微的凉意渗人他俩的心脾。是情人漫步的时候，是倾吐衷肠的日暮。延河畔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他俩从“西安事变”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谈到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誓死保卫我锦绣河山……谈着、谈着，他们的话题从政治到生活，从国事到个人……彭德怀讲了幼年时期的遭遇，青年时代的坎坷，然后借着皎洁的月色，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浦安修，轻声问道：
“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大老粗，能配上你这个大学生吗？”那话是毫不掩饰地直指要害。
“不，你首先是人民的大将军。你的英雄业绩，我是十分仰慕的。”回答是干脆而明确的。
“我命苦，你跟我会吃很多苦头的。”
“革命总是要吃苦的，我不怕。”
这样的倾吐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究竟几次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一次次畅谈，一回回交心，像是最佳的豁合剂，将两颗淳朴、真挚的心紧紧地粘贴到了一起。
延安，这个黄生高原里的一座古城，朝东坐落在凤凰山下。它的东南是宝塔山，东北是清凉山。此外，还有许多诸如杨家岭之类的小山峁，斑立在凤凰、宝塔、清凉山之间。
这些山峁向阳的一面，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窑洞。1938年底，彭德怀和浦安修在这里的一孔窑洞里举行了婚礼。窑洞是极为平常的，窑洞里所有的东西也是极为简朴的：一张粗糙的桌子，几把木制的凳子，一副木板库，两床延安土布做的被子，全部结婚用品似乎就是这些了。然而，在这简陋的窑洞里，在这大喜的时刻，却是出乎意外地热闹。彭老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浦安修的同乡、同学和学生，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小小的窑洞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
婚后不久，她随他到了太行山。这个时期的生活，按浦安修同志的话说：“那时候，我们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像那时的许多女同志一样，我不愿在自己爱人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对这一点，德怀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我只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里去，见他总是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警卫员常常向我诉苦说，他不允许为他设小灶；给他出外侦察地形准备的大衣，他送给了值勤战士；行军中，他总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有胃病，有人送给他几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锅里……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志们劝他不听，警卫员央求我去劝他，他也不听，谁也拿他没办法……
“1939年冬，德怀正和朱老总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我当时在北方局工作，住在离总部不远的另一个村子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踏着没胫的积雪来到八路军司令部，同志们都已就寝，庭院无声。他处理完当天的文电，就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里爆着几个土豆、核桃，在根据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望着炭盆里跳动的火焰，他再次向我倾吐了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血泪和反抗的时代啊！他激动地说：‘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怎么能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呢？’从那天起，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也更爱他了……
“1942年，抗战形势进人了极为困难的阶段，日寇频繁地封锁和扫荡，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人困境。在一段时间里，抗日军民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没有衣服穿，甚至吃粮也成了问题。德怀和干部战士一样，生活也极端艰苦。他连衬衣都没有穿的了。有一天，我左找右找，找不到一块布料，只好拿他的破蚊帐裁剪了两件衬衣。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小油灯结出了朵朵蕊花，通红的火苗在扑扑地跳动。我的心，也像蕊花一样在微微跳荡，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我想起德怀的很多往事，想起了他那英勇无畏的英姿，那耿直坦荡的胸怀，那平易近人的风度，那艰苦朴素的作风……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太值得爱了，在这难得的相处中，我对他爱得更加真切、更加深沉了！也许是爱情迸发出的力量吧，我只用了两个晚上，就把两件‘蚊帐’衬衣做好了。他笑呵呵地穿了一件，另一件送给了警卫员。”
时间如无情的流水，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1967年夏天，是一个多么难熬的酷暑季节。8月11日，年过七旬的彭德怀，在“造反派”的批斗中已7次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无数只脚，脊背踩肿了，前额淌着血，肺部受了严重的内伤。其状实在是目不忍睹！
就是在这时候，几个彪形大汉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同志架到台上，与彭大将军站到了一起，直到这时候，一些群众才认出来这位女同志是已与彭德怀办了离婚手续而早已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浦安修。
从1965年两人分别后，两年多来再没有见过面。浦安修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此时此刻在此地能和昼思夜想的人相会。这种安排是残酷的，是刻骨铭心的！虽然这样，浦安修还是想看一看被迫分离而永难忘怀的时刻记挂在心上的亲人。浦安修的两只胳膊被四只大手像两把“铁钳”一样牢牢地扭在身后动弹不得，那“铁钳”将两臂猛向上推着，她那难以负重的腰就不得不深深地弯下去，那“喷气式”不得不顺从地“坐”着。她那颗长发蒙面而清醒的头昂不起来，脸转不过去，身旁的亲人一眼也看不到！虽然眼看不到，但她的心可以感到，亲人就在身边。她在这种时刻能陪着他，心里感到很宽慰。往事又像过电影一样地涌上心头：
1947年底，德怀来陕北杨家沟盘加中央工作会议。她从晋西北土改的一个村子赶去看他。因为自从搬出延安后，她和他就一直没有见过面。一路上，她想得很多：环境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责任那么重大，他怎么样了呢？她恨不得立即就见到他。
到了会议地点，她第一眼看到德怀时，发现他比原来消瘦多了，身上的灰布军衣更肥大了，脸色黑里透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眼皮微肿，周围有一层黑晕。
他太疲劳了，她心里深感内疚，觉得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就在这时候，她下定决心要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的生活。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她被调到“一野”工作了。
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尽量做些可口的饭菜，洗衫浆衣，缝缝补补。他呢，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相敬如宾。他俩在一起商讨国事，谈论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前途，家里充满了宽松、融洽、和谐的气氛。每当有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来家相访时，他总是郑重地把她请出来，和客人见见面。有时有点空闲时间，在爱情上，对妻子爱得真、爱得深。
他还帮助她做些家务事。他在那样一种场合，在那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浦安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什么力量也打不断她对往事的回忆。在那甜蜜的回忆中，也夹杂一丝辛酸和苦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彭老总英勇奋斗，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他该过过安定生活，享点家庭的天伦之乐了。然而，事实并不是都如人愿：
“全国解放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西安安下一个‘家’―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间小房子，一桌一床两椅子，再加两张大地图。可是，我们没能好好享受这个‘家’，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他就统兵人朝作战了。
“入朝后，他很少写信来，我知道他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我不怪他，但我多么思念他啊！1952年，组织上派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我心想，这次可以见他一面了。谁知一见到他，就让他当众骂了一顿，说司令员的老婆来了，100万志愿军指战员的老婆怎么办？谁叫你来的？当时我心里很委屈，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但我还是不怪他，我能理解，我为有这样的好丈夫而自豪！
“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离多合少。但我深深地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伟大祖国的尊严，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
“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在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深沉的爱中，我领受了其中的一份。而我，是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他……”
想到这里，浦安修不禁打了个寒战！她有负于他，是她向他提出了离婚要求，以期按照组织的要求和他划清界限。然而，事实上她感到她欺骗了组织，也欺骗了自己。从她的内心来说，她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而组织上虽然批准了他们离婚，但也从来没有相信过用这种办法就能划清界限。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拉她来陪斗呢？这到底是谁在欺骗谁？浦安修愤怒地抬了抬头，她的头没有抬起来，但看到了台下那无数双愤怒的眼睛，人们的眼睛里都有怒火，这怒火该向谁发泄呢？
“朝鲜停战之后，德怀披着满身硝烟回到了祖国。因为长期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慢性肠炎急性发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让他到青岛去休养，并让我陪他一起去。在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那春天的海水，春天的花草，对德怀没有一点吸引力。他简直像一只被关进了笼子的猛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吃不香，睡不甜。他不习惯没有工作的休闲，干脆去找当地驻军干部谈话，亲自上山看地形，检查战备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我一再提醒他，注意身体，他虽口里答应了，但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错在哪？为什么人们要向他投出愤怒的目光？”
在台上陪斗的浦安修，站在离别两年之久的丈夫彭德怀身旁，心如火焚。她拼命挣扎着，终于看到了他。此刻，她看到了他那颗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脑袋；那颗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着的头；这颗伟大的永远不会低下的头，如今竟被以“革命的名义”按到了地面。这是怎样的历史惨烈的悲剧啊！浦安修想起吴家花园中他那刚毅的面容，紧锁的眉头，深邃的目光……在几十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井冈山上、长征路上、太行山上、西北战场上、朝鲜战场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美帝国主义斗，他从来没有低过头……
人生的路是这样的坎坷，爱情也要经受种种磨难！她虽然用鲜血和热泪写过一张“划清界限”、“同意离婚”的纸，但在她内心里，这种心心相印是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磨灭的呵！
口号声震耳欲聋，面前出现的是一张张愤怒的脸，挥动着的带着红袖标的手臂，一本本高高举在手中挥舞着的小红书。她渐渐地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惟一留下的是他那颗高昂的头！
第23章 耿耿的晨星——忆张茜的妈妈
回忆母亲，我们总要联想到耿耿的晨星。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时刻，晨星以她闪烁的光芒照耀过晓行的士兵；而当太阳升起后，她已含笑隐没在灿烂的朝霞中……—陈昊苏
197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到医院探视父亲后，陪着疲惫不堪的母亲回家。由于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母亲忧心如焚，咯血不止，我们的心情也极度压抑。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为了你们的爸爸，我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她拿出一包父亲的诗稿告诉我们：你们爸爸希望通过一部编年体的诗词选集来反映他战斗的生平，不久前他还说过要花点工夫对这些诗稿进行修改和加工，现在我已开始按他的嘱咐去做，希望能给你们病中的爸爸带来一点安慰。
说来令人痛心，母亲的工作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一直到父亲病危逝世，她始终顾不上保重自己，她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
1972年1月6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痛不欲生，沉浸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周恩来总理致了悼词。消息公布之后，从国内外寄来了大批吊唁函电。朱老总、董老以及许多父亲生前的老战友写下了动人的悼词，还有更多的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表达了他们的哀思。不少人在信中建议母亲整理出版父亲的诗集，并编印纪念册或荣哀录。
党和人民对父亲真挚的怀念，使母亲得到莫大的慰藉，她勉强支撑着日渐衰弱的病躯，重新开始整理诗稿的工作。2月初，她写信给毛主席，呈上父亲1946年写的《沁园春。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词》及1954年写的《水调歌头。自叙》，并报告了整理编辑父亲诗词作品的打算。同时，母亲郑重地向父亲生前的老朋友赵朴初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这一工作中给予帮助。赵朴老当时也是多病之身，但他慨然允诺，并为此事贡献出极为宝贵的心血
谁能想到，命运是这般残酷，3月初，母亲的病竟被确诊为肺癌！闻者莫不为之黯然神伤，而母亲却毫无惧色地承受住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当时叶剑英副主席曾亲自到医院了解会诊的情况并决定手术方案。当叶帅来到病房时，母亲笑着问：“怎么样，抓住了吧（指发现痰中的癌细胞，是确诊的一项主要依据）？”叶帅说：“抓住了。抓住了就可以部署消灭它，不要紧的。”他们亲切的对话感染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对手术寄予希望，但不祥的预感总盘旋在脑际。
手术前母亲回了一次家，她对我们说了心里的话：“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当我知道自己得了和你们爸爸一样的病时，我觉得心头的创伤渐渐平复了。让我踏上一年前你们爸爸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走去吧！”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悲痛莫名，欲哭而不能。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她早已下定了献身的决心，为了争取一段病情缓解的时间来实现这一决心，她果断地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我们的小妹妹珊珊预定在3月中旬出国学习。许多同志劝母亲把她留在身边，至少推迟几个月再走，母亲没有同意。妹妹还是按期出发了。在动手术的前一周，母亲苦苦构思一篇为女儿送行的长诗：
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
……
写诗送儿行，吟罢泪涟涟。汝父平生事，愿儿记心间。
母亲设想在诗中概述父亲自留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整个经历，以勉励我们即将离家远去的小妹。由于时间紧迫，此诗只写成初稿便放了下来。
3月17日，母亲动了肺癌切除大手术。靠着医护人员的精心调治，手术后的恢复是顺利的。几天以后母亲就在病床上听我们读父亲的诗文。后来她能够下床了，就亲自看稿子。
当时工作的程序是采取流水作业，诗稿先送赵朴老看过，提出修改意见并进行圈选，然后由母亲审定。大约三四个月后即看完第一遍，经我们重抄之后，又看第二遍。有些重要的篇章不止看两遍，母亲常常回家邀请赵朴老来当面商讨，斟酌定稿。
尊重父亲生前表示的愿望，母亲为改好、编好诗稿费尽了：合力，她所从事的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数量很大的未定稿，从确定题目、考定写作时间开始，进而在体裁、结构乃至遣词、造句等方面作认真的推敲、修饰和调整，有些还作了较多的改动。对于已经发表过的诗篇，也不是收进来就完事，还视情况斟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作一些修改或调整。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父亲生前交代过的原则进行的。凡是父亲明确说过要改的，当然按照遗愿办，凡是父亲没有明确说过要改的，就由母亲考虑决定
母亲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举例来说：为了搞清1943年父亲去延安的路线，她在医院里一边咯血，一边走访了许多当年在华北工作的老同志。为了对战争年代的诗进行编次和审定，她查阅了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史，重温父亲的战斗经历。为了熟悉诗稿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她翻看了大量的古代史籍，其中主要的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她没有时间通读，但对有关的部分看得却十分仔细，亲自断句并圈点，对于《史记》下的工夫最多。为了对诗稿中的旧体诗词从形式上进行加工，她对于诗词格律也作过认真的研究，曾手抄龙榆生先生《唐宋词定格》中全部例词，并逐字标明平仄，一部万树《词律》也总是放在案头，随时翻看。古今文学作品如《楚辞集注》、《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还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柳亚子诗词选》等，由于是父亲诗词中提到过的，她都饶有兴味地找来浏览。但在文学欣赏方面，她的阅读面更广，并不完全受父亲诗作的限制。记得母亲曾要我们借来一部木板精印的《板桥全集》，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一遍。
在翻检遗稿时，母亲常因哀思牵动而流下热泪。有些同志看到后劝她注意保重，尽量少看这些东西。母亲当然不能同意。后来她对我们说：“我把这件事看成一种有益的学习，从中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在和你们的爸爸对话。别人或者以为我流泪很悲很苦，我却觉得乐在其中。”
说到对遗诗的改动，有些同志是不赞成的。母亲了解这种意见，但她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过：“对你们爸爸毕生的心血，我难道不懂得珍惜？你们爸爸是个忙人。写东西难得有时间仔细斟酌，后来又得了那样大的病，他说了多少次要好好修改这些诗稿，却没有可能亲自来完成。如果我也不替他完成，那怎么能对得起他？”母亲在履行对父亲的责任方面表现出了不起的勇气。如果没有她在病中所做的牺牲，父亲那样大量的未定诗稿是很难形成像现在这样完备的选集的。可以说，母亲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父亲的诗集里镌刻上自己光辉的名字，人们将给予充分的评价。
1972年冬，母亲对全部诗稿作了审定，编成一部包含100篇作品的诗词选集（手抄本）。12月15日，她带我们到碧云寺去寻访父亲50年前在中法大学读书的故址。过去我们全家常到碧云寺来玩，那几年这里已经停止开放，但经过说明，我们还是进去了。母亲冒着寒风坚毅地攀登，一直走上石塔的顶峰，极目四望，心旌震摇。母亲低吟着父亲1959年8月在这里留下的诗句：
碧云云树两依然，不觉人近六十年。
愿祝冬青春常在，大同世界乐如磐。
这首诗表现了50年中为争取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奋斗的老战士的情怀。现在老战士已经离开人间，而他的理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这怎能不让他的伴侣、战友——我们的母亲感到忧虑呵！
写到这里，我们要讲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了。那一阵子，社会上风传王洪文调到北京来了，他将要参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据说他走到哪里都打着“江青指示”的旗号。我们还听到来自上海的消息，凡是说过我们父亲几句好话的人那时候在上海都挨了整。诚如赵朴老后来所写的“哲人已云祖，域沙不停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即使把父亲的诗选编成了，也很难找到出版的机会。谈起这些，母亲就悲愤难抑，但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总有一天选集会出版，如果我等不到，就由你们去完成它。总有一天上海那一帮子人要垮台，到时候你们要像陆游的诗中写的那样，‘家祭勿忘告乃翁’。”
肺癌切除手术只给母亲争取到两年时间。1973年秋，母亲的病又逐渐加重，咯血又开始了。她抓紧时间整理父亲的其他遗稿。曾编成一部影集，指导我们编了一部不甚完备的文集，并亲笔抄录下上百页的材料。叶剑英副主席一次来访，了解到母亲所做的工作，便指示军事科学院派一名打字员来帮助。母亲决定把父亲的全部诗稿及诗词选集打印出来。这次在手抄本的基砷上把选集扩大为150篇，并于11月18日写成序言（系由在春天写成的长序压缩而成）和题后诗两首，一起交付打印二3天以后她因病再次住院，从此就没有回家住过。
12月初，诗选打印完成，首先装订了几本。母亲在病房中见到，立即托人呈送叶副主席两本，并说明：这是陈毅同志一生的心血，他去世近两年，我只完成了这么一件事。请叶帅把其中一本转呈毛主席，我要求将诗选出版。几天后，邓颖超妈妈来病房探望，母亲又将选集呈送周总理，并说：“总理事情忙，不一定有时间，请您看看指教。”后来，叶帅曾来探望，对母亲说：“诗选收到了，编得很好，请放心。”邓妈妈又一次来看时，对诗选序言提了一点意见。原来母亲只是写父参带病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邓妈妈说，应该明确指出是参加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会议，把陈毅同志一生坚持和党内阴谋集团作斗争的精神表达出来。母亲欣然同意邓妈妈的意见，并嘱咐我们在正式出版时改过来。
1974年元旦，我们将100多本诗选（打印本）全部装订完毕，父亲的诗词存稿也打印编成，这是我们送给母亲最好的新年礼物。她悲喜交集，当即要我们开列一张名单，把诗选分送给党政军负责同志中父亲生前的老战友们。又说，不要只想着上层领导同志，应该送一些给你们各自的同学、战友，送给一般千部和普通的工农兵群众。把这本书送到他们中间去收藏，以后几年间，我们听到许多人争相传抄这部诗词选集，深感母亲有远见，她了解人心的向背，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心上，她是正确的。
母亲病重时，正好是“批林批孔”的前夕。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处境很艰难，并且身患重病，但他非常关心我的母亲。元旦那天，总理派赵炜同志到医院把安徽冒孝鲁先生写的《敬挽副总理仲弘先生》诗送给母亲看，并附笔致意。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来看。母亲间：“陈总的诗选您看到没有？”总理答：“看到了。你写的序言很好，陈毅同志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
接着是1974年1月8日，周总理和邓妈妈在西花厅接见了我们的小妹妹珊珊（她是回来探望母亲的，将于第二天出国），总理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并要她转达给母亲：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自愿参加革命，一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病中能编成你爸爸的诗选并写出那样的序言和题诗，是值得钦佩的。你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考验……”
当天晚上母亲在日记上记下总理讲话的大意，并写道：“珊珊转述这些话，我听了颇感愧惊。”在国事家事都极端困难的时刻，周总理代表党和人民对母亲的工作作了崇高的评价，这是母亲艰难而又鞠躬尽瘁的一生中所能企望的最高的褒奖了。
当母亲自知病情已经不能好转时，有一天下午，她把我们兄妹召集到病床前，对我们讲了她心里久已想讲的话：
“珊珊要专心专意地把外文学到手。学习的机会太不容易了，一定要珍惜，绝不要受我的病情影响。”
“人总是要死的，我这一辈子我自己觉得过得很幸福。我是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子，那时候读点书很不容易，每个月为了交学费，老人受尽了艰难。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清白，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我才学到了一点知识，能够担负一点工作，能够有一点作为。你们比我幸运，生长在解放以后，环境太顺利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总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总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达不到理想的境界，非常苦恼。我跟你们爸爸结婚时，距离相差很大。我总想缩小这个差距，使自己能和你们的爸爸相称。这成了鞭策我自己前进的力量。
我在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追求的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地苦学上进。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太少了，方法也不大对头，所以结果就不那么好……”
“你们爸爸活着的时候，我和他不很懂得怎样互相帮助，错过了时机。等他去世之后，我才感觉到，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说到这里，母亲感情激动，一时热泪纵横，硬咽难以继续。
“我原来想只要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将你们爸爸留下来的文稿材料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斗争和虚浮颂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1974年3月20日，母亲与世长辞，享年只有52岁。
第24章 含笑长辞——秋葵
翻开中国名人大辞典，无法找到秋葵这个名字，秋葵是谁？为什么要写她？写秋葵，不是因为她是谭政大将的前妻，更不是因为她是陈赓大将的胞妹；在中国，像她这样为革命、为丈夫默默牺牲的妻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写她们！
谭政的父亲是个较为守旧的老人，他对当时改革蒙馆为初级小学这一新生事物想不通，总以为不是什么正道。为了让儿子世名有个“前程”，就想方设法让儿子寄宿老友陈绍纯（陈赓的父亲）家读私塾。
谭政的父亲谭润区来访，敲响大门后，一个文静大方的小姑娘来为他开门。“大叔，您找谁呀？”小姑娘满脸笑容地问。
“我是楠竹山村的谭润区，是来探望你家老人的。老人在家吗？"“谭叔请进吧，我带您去。”说完就拉住谭润区的手向堂房走去。谭润区和这个小姑娘谈了几句，就喜爱上这个热情、对人有礼貌的孩子了。进了堂房，正好陈绍纯和他的父亲陈益怀老人都在，三人见面一番寒暄显得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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