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周家献身抗战允为巾帼树芳型
——邓颖超 张晓梅 卢竟如 廖似光 张玉琴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还给蒋鉴丈夫周明栋先生致了一封意真情切的唁电，全文如下：
明栋先生礼鉴：
惊闻尊夫人蒋鉴先生积劳逝世噩耗传来，易胜哀悼！值兹国家危难，倭寇未除，正需抗建人才，而尊夫人倾心为国救护伤兵，养育难童，懿德显著；慈星遽落，远近同悲，尚未节哀，勉襄后事，谨此电唁。
蒋鉴逝世的消息迅速见诸各大小报刊，川五院的儿童、第五伤兵医院的伤兵，面对蒋鉴遗像或是痛哭流涕，或是长跪不起……
1940年11月5日，《新华日报》的《妇女之路》专栏中，以整版篇幅登载了邓颖超的《痛悼蒋鉴》、张晓梅的《回忆蒋鉴女士》、杨慧珠的《记一颗陨落了的星》等三篇文章。邓颖超在悼文中写道：
“伤兵之母”―蒋鉴女士的积劳逝世，是抗战建国的损失，是民族的损失，更是妇女界的损失。自从今春间她的患病在我们的心头积累了很久的重压，常常冲击着我们的心，系念着她！日前得知她的死耗，又使我们久被冲击的沉重的心遭受着无比的刺痛，充满着哀伤！
国难日急，抗战需人，负伤的将士还需要她，她哪能死去，亦不应死去！群孤待育，推进保育事业，又哪能失去她？今天病魔有意夺去她！我们又哪能不哀痛！虽然，我们知道哀痛是徒然的，眼泪是无补的，但我们悲伤之情，是不能自己啊！这就反映着蒋鉴的伟大和感人之深！“伤兵之母”的荣誉称呼，远在三年以前，就为大家所熟悉、称道、赞扬、尊敬着的蒋鉴——周太太，谁不知道她的舍己为人，热诚服务，牺牲一切，为着伤兵工作的伟大精神，谁都景仰。在三年前，我闻名仰慕，企望识荆的时候，在大武汉的某次妇女界的会议场合，我看见她，她是一位贤淑、慈祥、诚朴、充满着母性爱与博爱的人。她是那样地吸引人，使人愿意接近她。她虽然是出身优裕与尊贵的一位家庭妇人，但她没有由何一点骄矜；她虽然被人声声称道为“太大”，而她没有一点“太大”的架子。她是自始至终死击后已，坚定不移地献身于抗战建国！她为了伤兵为了难童专诚致力地工作，日以继夜，忘食弃家，以致舍己亡身，这种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她工作三年，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样的热心，继“伤兵之母”的荣任而又为“难童之母”，培养着难童，特别是给被痛苦被厌弃的最不幸的儿童以培养与爱护。不沽名，不钓誉，切实朴质，诚心诚意，没有一点娇揉造作，自自然然平凡苦干的不懈怠、不疲倦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应该学习而更应加以发扬的。蒋鉴，是妇女界的模范，是抗战伟大时代的新的贤妻良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哀念她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学习她。死去了一个蒋鉴，我们培养创造出千千万万和蒋鉴一样的“伤兵之母”、“难童之母”。失去了一个蒋鉴，我们要使蒋鉴的事业进步，精神长存。以工作的进步，以实际的行动来哀悼纪念蒋鉴，这样来填补我们心头的空虚，填补工作上的损失。让我们高呼：伟大的蒋鉴精神不死！
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副组长张晓梅这样评价她：“神圣的抗战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战斗的女性，蒋鉴女士就是其中一个最优秀的模范！”
蒋鉴的葬礼是隆重的，茫茫人流的送葬队伍，除各界代表外，更多的是自愿加人的伤兵、闻讯赶来的周围群众。
川五院的孩子们排成长长的队列，由于孩子们过分悲伤而失态，队伍显出零乱，他们都泪眼模糊，盯视着前面周妈妈的灵牌，唱着临时学会的由安娥妈妈作词的两首哀歌，慢慢地走向墓地。
孩子们边走边哀伤地唱着：
杜鹃伴着凄雨在鸣唱，可诉不尽我们的悲伤！啊，伤兵的母亲，在这血红的季节里，你走了，走得那么悄然，你为战士裹起了创伤，看着他们重踏上战场。啊，第二代的保姆，你高兴地笑了，笑声里蕴蓄着胜利的音韵，献给你行行哀泪，安眠吧！时代的保姆，瞧你的孩子们已背起了枪杆，自由的曙光中，让我们歌唱在你的灵前。
孩子们边走边哭泣着唱：
目下我国家正遇着空前危难，你却忍心地离开了我们。啊，伟大的周母，你那不辞劳瘁服务伤兵的精神，你那看护难童像育儿女的慈爱，将永远感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切盼的最后胜利还未到来，你却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啊，可敬的周母，我们一定仿效你的精神你的遗志，努力将这神圣的抗战建国事业完成，我们誓以最后的胜利，来安慰你的芳灵，我誓以最后的胜利安慰你的芳灵。
哀歌凄婉，动地惊天，回荡在孩子们心中，久久，久久。周妈妈，你生前并无显赫的职位，严格地说，你也算不上人们想像的英杰，你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知识女性，和全中国广大劳动妇女一样，善良朴实，勤俭忠贞，但惟其如此，你也具备最宝贵的品格，你才真正称得上英雄豪杰。抗日的英雄，民族的伟杰啊！
在向她志哀期间，恰逢冯玉祥将军路过并视察合江，老将军也为之动容，特意亲往灵堂悼念这位非凡的女性。冯将军对她敬慕已久，早在汉口时，就曾写过《周夫人》的长诗。此番，将军更是激情难抑，高歌一曲，刊登在重庆的数家报纸上，诗中赞道：“夫人身虽死，精神实永生／感动了多少妇女，激励了多少青年／抛弃养尊处优的生活，千年万世留姓名／夫人一人化千万，中华民族垂光荣。”在此前后，各报还发表了一大批纪念蒋鉴的诗词文章。
第36章 毕生为难童——杜彦桐
“南州冠冕”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为表彰直七院杜彦桐院长在职期间为保育事业所做出的显著成绩而亲笔题写的鎏金木质匾额。
1940年11月底，总会派杜彦桐临危受命，接任直七院院长之职。杜彦桐是湖北沔阳县仙桃镇（现为仙桃市）人。从小跟随母亲读书、学诗、绘画，成为仙桃有名的才女。“五四”运动时期，她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深受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著名人士的影响，倾向革命。
1926年2月，其父借仙桃有名望的傅廷仪60寿辰贺寿之机，将彦桐所绘四幅水彩画和八首律诗作寿礼献上，深受傅的赞赏，将其介绍到省立女中当图书管理员，兼代附小国语课。杜彦桐8月回沔阳，参加妇协组织。
1927年2月，仙桃店员与资方发生冲突，遭驻军逮捕。杜彦桐参加各界请愿团赴省请愿，事后被留在省妇联工作。“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她离开省妇联，到襄阳省立三中任教员。
1930年8月，出任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训育主任，次年8月从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转人省高中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同陈心泉（新乾）等人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刊物《雪里红》。
1932年7月，在张执一同志领导下经王觉夫、陈新乾（心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她更加自觉献身于党领导的反帝、反蒋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从而结识了妇女界不少卓越的进步人士。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她在逃亡中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
1935年7月，杜彦桐因参加声援北平学生抗日请愿活动而被捕，经河南省保安处长彭进之（沔阳人）保释，闲居其夫汤润皋之家安徽省宿县。
抗战期间，她来到武汉，加入了“全国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并由徐镜平介绍进人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先后在战区襄樊、宜昌一带抢救和转运难童。保育总会迁到重庆后，经人介绍进人保育总会任文书，又巧遇大革命时共过事的直三院院长赵郁仙（君陶），赵郁仙将杜彦桐的情况向总会徐镜平（共产党员）进行了反映。不久，杜彦桐就应邀去川五院当了教导主任，后被总会调任川二院代理院长，在川二院工作不到半年，就调任直七院院长。
直七院建院以来，已死去的幼童达30多人。杜院长上任后，为此召开了一个追悼会。既纪念死者，又教育大家明确自己保育难童的重大责任。国共合作在经受着严峻考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的各保育院也在涌动着投降、倒退、分裂的暗流。杜院长到任不久，就碰上合川直一院师生由于与院方顽固势力发生冲突而被解散。直七院分来了被遣散的200名保育生。这批孩子从湖北均县辗转逃亡来大后方才一年多，是罗叔章、杜贵文、挥代英夫人沈葆英、徐向前夫人黄杰等一批进步妇女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民族后代，绝不能让他们再受二次苦。杜彦桐伸开热情的臂膀接纳了这些苦命的孩子。
为了更好地培育她们，杜彦桐把老师集中起来，向他们介绍陶行知的办学经验，实行“教、学、做”三结合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让孩子们既能学到书本知识，同时又能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大胆进行教育改革，首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教材。现用的课本仍是战前那一套，诸如“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再就是过时而陈旧的《总理遗训》、《总裁言论》、《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一类当局推崇的东西。杜彦桐果断地将其取消，而代之以具有时代气息的《抗战建国读本》和老师们自己编选的“五四”以来的著名篇章，如：“九一八”、“八一三”、十九路军奋勇抗战等故事，并教孩子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古城颂》等抗日进步歌曲，用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杜院长在全院倡导时事座谈会，这是保育生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同学们经常座谈抗战形势，有时三五成群，七嘴八舌，非常活泼、生动……
在师生中广泛开展读书会。同学们创办的壁报《烽火》成了读书会的喉舌，常刊载抗日战绩、时事小品、杂文、读书心得、诗歌、漫画等，还有揭露国民党教员抽大烟、漂女人、体罚学生等劣迹的内容。在读书总会的影响下，各班还出刊壁报《号角》、《蓓蕾》、《播种》、《春苗》等。对于团结同学、锻炼自己、提高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直七院多是青年教师，又绝大部分是湖北流亡青年，多数作风正派，有爱国热情。青年人又都好活动，几个人一商议，一鼓劲就搞了个小剧团，杜彦桐院长又很支持，就取名叫“育余”剧团，先排了几个独幕剧在院内演出，后来又排多幕剧到县城公演，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大家推王春阳当导演，主角都是由青年人担任，谭主任和老范“跑龙套”，祁万祥等部分同学也参加演出。到南川公演，轰动全城，驻军团长也带了小老婆来看演出。在幕间还擂进一些革命救亡歌曲，因为是抗日节目，他们只好跟着鼓掌。
南川教育界组织中小学歌咏比赛，邀请直七院参加。谭紫光主任带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赢得了好评。
直七院在杜院长的领导下，很快就办得有声有色了。杜院长在教师中首先推广陶行知先生办育才的经验，并在直七院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保育生学习很积极自觉，求知欲强烈。但他们不满足于课本知识，也不满足于课堂知识。课本发下去后，没过几天他们自己就通读了一遍，内容基本了解了。学生们最不满意那种“照本宣科”的讲法。谭主任兼高年级的语文课，他经常选摘进步书刊上的文章，如《白杨礼赞》、《屈原》、《雷电颂》、艾青的《吹号者》、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等，通过分析文章、小说，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启发孩子们阶级觉悟，指明奋斗方向。
直七院的历史课是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着重讲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农民战争、五四运动、日本侵华史等。
在上地理课时，老师利用挂图，讲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敌人抢占，无数地下宝藏被敌人践踏掠夺。如讲山西，就讲日寇如何把山西的无烟煤运回日本国去炼钢铁，造枪炮来打我们。讲八路军和山西人民的抗日斗争，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反攻娘子关，讲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根据地的斗争。
上公民课时，就讲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讲民主、讲阶级剥削；讲时事课，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指导思想；讲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讲苏德战场、太平洋战争等。杜彦桐院长经常亲自给高年级学生讲时事课。
直七院的孩子几乎都是“小歌手”，最喜欢音乐课，课余时间到处是歌声。由于他们的遭遇经历，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的依靠，对胜利的向往，他们唱歌时都带有丰富的感情，他们常用歌声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报仇雪恨的决心。小小的保育生，抗战初期的歌曲都会唱。后来又学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伏尔加船夫曲》、《囚徒之歌》、《拿起刀枪干一场》、《古城颂》、《延安颂》、《草原我的亲娘》等抗战歌曲。
在直七院，杜院长把课外活动办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既是实践“教”和“做”相结合的一个阵地，又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既学到了知识，又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身心。
直七院的学生自治组织是学生自治会，后来叫学生会。下设有学习部、文体部、生活部等。七院采用“童子军”编队，一个中队就等于一般小学的一个“班”，正副中队长小队长组成队委（即班委），由自治会直接领导。学习部领导各种学习组、读书会、壁报社等；文体部领导话剧组、歌咏队及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生活部组织学生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宜和生产劳动等。
杜院长很注意师生关系，所以直七院的老师绝大多数是非常爱护学生的。杜院长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既要做严师又要做慈母；孩子们既需要知识，又需要母爱。她以自己的“身教”带动老师们的爱生行动。她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白天查伙食，夜间查床铺，到医务室看望生病的孩子，和孩子们谈心。她为小孩儿、病孩儿请保姆，洗澡，洗衣，照看生活。孩子们都喜欢杜院长，都亲切地喊她“杜妈妈”，都愿意亲近她，心里有委屈就跑去向她哭诉。
七院的进步老师们的房间里，课余时经常挤满了保育生。孩子们到老师房间里就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可高兴啦！问这何那，毫无拘束。如果老师、阿姨能对幼小的孤儿亲一亲，他们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还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随老师们到草坪、河边、桥头散步，能和老师、阿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唱歌那也是非常快乐、幸福的。老师们常利用这些机会，对难童们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让孩子们在爱中去体味、感受人世间的真情。
直七院人数多，条件差，几百个孩子集体生活，卫生防疫是个大问题。当时经费困难，缺医少药，更谈不上医疗设备。全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理员、两个专搞防护、卫生的老婆婆。医生、护士、勤杂工、炊事员都是“包打包唱”，要确保孩子们的健康真难呀！保育生们都记得医务室的老女医生“张二先生”。
“张二先生”名叫张维新，抗战前是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长，精通医学知识和看护技术。她逃难到武汉参加了保育会，到战地抢救过难童，后来到直七院做医生。她是协和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继承了我国历代医家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美德。她终生独身，把全部心血和母爱都倾注到这些孤儿、难童身上。那年直七院流行麻疹，杜院长、谭主任都非常焦急！“张二先生”采取了紧急措施，防止了扩散。对几十个患麻疹住院的孩子她日夜守护，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可是经她精心医护，这些孩子全部脱险康复。
还有疥疮和头癣也是流行顽症，她亲自监督剃头、包药、蒸煮衣服消毒，终于逐渐消灭了顽症。她还亲自给多病体弱的孩子煮猪肝汤，守着他们喝下才走。她前前后后，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儿童。
1942年5月，“上面”又派来两位青年教师，负责童子军的训练工作。保育生在厕所先后发现这两个人身上都有小手枪。有一个的枪还掉到厕所地板上，被几个同学同时看见。这两位青年教师，还向难童打听过其他教师的情况。谭紫光将这些情况向王雪樵汇报后，他俩经过研究，向上级党进行了汇报，为了慎重起见，组织决定除白仲山、白诗观等几个来得晚一些又是执教普通课程不被人注意的人外，其他共产党员立即撤离直七院。
1942年8月下旬，王雪樵、谢薇若、范继华和谭紫光等都借故离开直七院，秘密撤到了重庆。
1943年元月18日，国民党特务在直七院制造了震惊南川的“马鞍山事件”，中共地下党员陈健生、刘振声、金晓还三位老师突然被捕，给直七院的正常生活、教学秩序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刘振声、陈隧生、金晓还三位老师被捕时，杜院长在重庆开会，大同学们去山上背米未回，特务是趁这个机会突然下手的。杜院长得知后急忙从重庆赶回问明情况后，又连夜带着高年级的两个学生祁万祥和程家典摸夜路翻山越岭赶到綦江，再乘车赶到重庆，找到副理事长李德全汇报情况，商讨营救办法。又拿着李德全的手谕找保育总会，拿到保育总会的文件，又连夜赶回相距360华里的直七院。
杜院长这位失掉了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她何尝不想去找党。去早日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她经过前思后想，还是下决心隐蔽下来。她并没有急着去找党，没有急着去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多少同志需要保护呀！她默默地做出个人牺牲，就可以用自己的牺牲来保护更多的同志，来壮大党的组织。即使是这样永远牺牲下去，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自觉党性。
杜院长当时的真实身份和政治情况，王雪樵、谭紫光他们并不知道。但他们感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一点，杜院长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保育院难童的好妈妈，是他们在危急时值得信任的好院长、好大姐。所以在谭紫光、王雪樵等人在直七院来去的工作安排上，杜院长是心照不宣地向他们开了绿灯。
虽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先后派进了好几个人来直七院，当地南川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也削尖脑袋挤进来，但由于直七院的教工队伍中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做骨干，而大多数教师又是流亡来的正派青年，因此整个高年级的教师全由进步入员担任。在杜院长任职的6年冬时间里，有4任的教导主任这一重要职务一直是由地下党员担任的，一直到1946年解散，他们一直围绕在杜彦桐周围，协助杜院长坚持以正确思想方法培育难童。直七院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培养革命幼苗的“红色摇篮”。
杜彦桐院长的一生，可说是有口皆碑。凡是和她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和受她雨露滋润过的保育生都发自内心地呼喊着：“杜彦桐是摇着红色摇篮的好妈妈！"“是革命的教育家！"“是没有组织关系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第37章 育建国人才——赵君陶
赵君陶妈妈是革命先烈赵世炎的胞妹、李硕勋的结发妻子、李鹏的生身之母。
赵妈妈在八年抗战中，有6年9个月是在重庆边远的贫困落后的山沟里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院院长，是我党派到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院长工作时间最长的党员。
赵妈妈说“某叁为人父母师长者，一面以感人的尺度估量孩子与青年，一面又不自我检点，以恶习去熏染他们，不仅裹读了职贵，而且损伤了民族后代。”
赵君陶，1902年出生于四川酉阳，原名赵世芬，又名赵郁仙。她在青少年时代，曾受到参加同盟会的二哥赵玉双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又受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五哥）的熏陶；以后到上海大学读书时，又接受瞿秋白、恽代英等革命者的教诲。她在这个革命群体的影响和教育下，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1926年，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湖北省妇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妇委书记。在革命工作中与李硕勋相爱并结婚，婚后两人十分恩爱，李硕勋为纪念这种真情，故将赵君陶之“陶”字作为己名，更名为一一李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赵君陶和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党代表的爱人李硕勋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回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10月，赵君陶在上海生下她和李硕勋的爱情结晶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取名李远（即李鹏）。
1931年5月，中央派李硕勋取道香港赴粤赣边界的红七军工作，任红七军政委。5月20日临别时，赵君陶携子李鹏前来送行，在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前依依话别。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遭杀害因此变故，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遂任命李硕勋为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并立即赴任。赵君陶深知爱人此行的重要性和危险性。
李硕勋上任后。对我党领导下的东江、粤北、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抓得很紧。是年7月1日，为了方便李硕勋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和安全起见，中共中央派在中央妇委工作的赵君陶来到香港。恰在此时，李硕勋闻悉冯白驹领导的海南岛游击队干部准备7月中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亲自前往主持该会，见赵君陶携子李鹏抵达香港，高兴地抱着李鹏对赵君陶说：“幸亏你们来得早，如果迟来一周，我已到琼崖去了。”
1931年7月7日，李硕勋登上了从香港开往海口的船只，这时已有身孕的赵君陶领着李鹏前来相送刚刚相逢又要分别的丈夫。革命的夫妻在海轮前再三互道珍重。
7月9日，李硕勋到达海口市后住进了得胜沙路的中民旅店。当他按照秘密地址与琼崖地区党组织联系时，却被叛徒告密，加上语言不通，遂遭逮捕。
李硕勋被押到琼中陈汉光总部进行审讯，李自知身份已经被出卖，虽经严刑拷打而无所供，只是愤愤地说：
“我李陶是共产党员，你们又能将我奈何？”李硕勋抱定誓死不屈的决心，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在临刑前，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这两封信托可靠同志关系送出监外后，9月16日，陈汉光接到广东省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复电：“就地处决。”一声枪响，时年28岁的李硕勋为其信仰的主义而壮烈成仁。
两个星期以后，两封信几经辗转才到柯麟、陈志英之手。柯麟夫妇立即向章汉夫作了汇报。无奈为时已晚，组织上已获悉李硕勋英勇就义的消息。
闻讯悲痛欲绝的赵君陶见丈夫两封信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惟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赵君陶明白丈夫的心思，他把儿子不是看作延续父母香火的传宗接代人，而是把他看作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况且，这时赵君陶又怀着身孕，就决意遵夫之遗言回川安顿孩子。章汉夫亦从赵君陶之意，即刻拨出款项，作好安排，让其母子回川去了。
赵君陶带着无限的悲伤和思念，携李鹏先去了重庆，在其兄赵世炎的老师吴玉章家中住了一段时间，生下了李硕勋的遗腹女儿李鹏之妹，取名李琼，以纪念亡夫在琼崖之难。随后赵君陶携子带女回到成都亲戚家。赵君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牢记革命伴侣的临终嘱托，深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少数天才所能完成的，民族要复兴，必须教育好下一代。为此，她先后到合川、雅安、金堂、成都等地教书，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一面继续教书和从事统战工作，一面积极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赵君陶携子回川后，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革命战友的妻子儿女。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在重庆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周恩来任书记，邓颖超负责南方局妇女工作。直到1939年初，他们才通过地下党找到了赵君陶和孩子的下落。
邓颖超亲自去成都来到赵君陶二哥家，中共川康特委妇委甘棠、赵世兰、陶桓馥和赵君陶等已聚集在这里。当赵君陶、赵世兰与邓颖超久别重逢时，真是喜出望外。赵君陶紧握着邓大姐的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邓颖超对赵君陶说：“南方局成立后，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要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加强我党的力量。组织上考虑到你这些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想安排你到直属第三保育院任院长。”
赵君陶自1932年从上海返回四川后，这是第一次听到老上级的指示，心里感到极大的抚慰和鼓舞。邓颖超紧握着她的手说：“直三院在合川县土主镇，那里离重庆北暗不远，比较偏僻隐蔽，不仅便于孩子教育，也便于我们隐藏力量和往来，要把直三院建成党的一个据点，一定要把它办好。”
1939年初夏，正是日寇疯狂轰炸重庆、人们纷纷向外逃难时，赵君陶携儿拖女从相对安全的成都来到重庆。李鹏来重庆之前，曾受其母的课教，已有了识字读文的基础，故被送进了陶行知在北磅筹办的育才学校。赵君陶只身带着女儿李琼去土主镇周家祠堂，投入了直三院的创建工作。
这一天，对土主镇的人们说来，确是一个很异常的日子。这个邻靠嘉陵江的镇子说不清形成于何时，大概由于处于两水一道交通便利的缘故吧，世代的人们多以此结芦为舍，聚族而居，到此时，虽处于山地的这里已是1000多户人家、6000多人口的乡镇了。这个小镇的闻名还在于，这儿矿藏丰富，光煤矿便有近20家，上千名工人终日在地底下忙碌采煤，为这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小型粮食等类加工厂、商行、旅舍。因此，时常会有外方人或旅客来往于此。但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一下子来这么多下江娃儿，且还多是女娃儿，这着实令土主人既感到新鲜而又有几分迷惑不解。
“快来看啊，来份这么多女娃儿！”小娃娃们喊着，跑来看热闹。“下江娃儿要吃人的，你赶快给老子回来！”大人们跟着吼。也不知是为吓唬自家娃儿，还是真相信下江人是野蛮子。
近些日子，听说此地要住一批从汉口转来的娃儿，又见有人从重庆赶来这儿看地势、号房子，在镇上转悠好半天，最后由镇公所的人陪同察看了土主庙。自那以后，真有人在土主庙里打扫布置……就在这同时，关于下江人如何如何可怕、要吃人的说法便传开了。
可怕的下江佬，倒真的来了！土主镇像一瓢冷水浇进油锅，一下子炸开了。跑出来看热闹的何止娃儿，同样有不少的大人。人们拥到田埂上、庄稼地里，直盯着河的对面。
初夏时节，雨水多，正逢小溪里涨水，平常盖不住脚面的溪流竟然见不到底，黄汤似的水花儿冒着泡儿、打着漩儿哗哗流淌。
土主人自然也明白，这里河床宽，水只是样子凶，顶多不过尺多深，随便怎么过都没事，不过下江娃儿们不知底细。
时间已近正午，江南岸已经到了好一阵的下江女娃儿看样子确实是担心水深不敢过河，都聚集在一起，由好些个大人招呼着。看起来娃儿们倒很是有纪律的，只是踌躇不安，叽叽喳喳像讲外国话，听不懂说什么，终是没人贸然下水。
有个大人往坡下走，像是个女先生，30多岁模样，走路斯斯文文。她下到溪边，挽起裤腿踩进河里，显然是在试探水的深浅。另有一个男的，也像教师模样，和两三个大点的孩子也下了河，几个人指指点点，边商量边在水中走来走去。女先生倒是一口四川腔，说话挺干脆，动作也利索，这情景引起北岸这边土主人的极大兴趣。
接着，在女先生的指挥下，男教师带着有组织的娃儿们开始过河了。但见那些十来岁的娃儿，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她们有秩序地下了坡。手挽手她淌水过河，她们边走边说笑，看来并不害怕。
但是，下江娃儿中也有不少年龄小的，顶多不过两三岁，跟没断奶的婴儿差不多，有的甚至由保姆抱在怀里，哭闹着。
大孩子基本上都过河了，只见有人挑来箩筐，还是那位女先生在组织，她指挥着将两个幼儿放在箩筐内，一头一个，让人挑着过河。挑了一趟又一趟，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这支特殊的队伍才全部过了河。
就这样一件事，土主镇的人却谈论了许久许久，至今你若去问那里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记忆犹新，一直视为小镇的一大奇观。
那位指挥过河的女先生，就是直三院的院长赵君陶。她带领的这支队伍，就是来土主镇组建直三院的主力军。
赵君陶初到这个小镇，给土主人的第一印象不错，人们私下议论着，这女子确非一般，爽朗热情，外秀内刚，办事老练沉着，一看便知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但却没有人会猜到，就连与她同来此地创业的同事们，很多人也是在许多年后早已和她分别才听说到她的真实身份。在那样的年月里，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她既忠实地执行着党的决议，又硬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得那么彻底，也实在是一个奇迹。
土主庙环境太差，住了不多久，赵院长便将院址搬到了半里路外的周家祠堂里。宗祠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典建筑群，在土主镇够得上醒目的。还未走近院子，远远地可见到耸立着两丈多高的一个石砌大拱门，拱门一侧是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木牌，木牌上写着“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字样，出自冯玉祥将军手笔，苍劲的隶书给高大的院门平添了几分威严。走进院门，一侧白粉墙上是一大幅宣传画，那“歼灭楼寇，还我河山”八个大字气壮山河。
人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赵院长是亲历了这两难的。她带来的这第一批儿童，都是从前线抢救下来的。由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加以饮食、睡眠没有定时，沿途遭敌机轰炸，因此孩子们不是瘦弱，便是有病。又时值炎天暑热，大地上都能喷出火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各种疾病和传染病接连不断。为此，赵君陶忧心如焚，她怀着“天赋的母爱”之情，一进驻土主镇，便发起了一场抢救孩子生命的活动。
她首先发动全院教职员工，又设法请来当地医生，全力以赴治疗和护理病孩子。其中有一重病孩子，土主镇的中医已无能为力，赵院长当机立断，派院工谭权背着孩子步行30里路，赶往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像这样连夜背孩子去外地寻医的事，在直三院来说，实在是数不清有多少次。
继而，赵院长接受刘力生老师的建议，亲自带领着师生，将堆积着炭渣、废物的垃圾堆清理平整成一个场院，安上篮球架、爬杆、天桥架、浪桥、秋千、沙坑等土运动器械，还经常组织学生爬山等，增强了孩子们的体魄。她在三院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每年寒暑假都要发动师生们大搞一次基本建设。她倡导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完成了很多看来难以办成的事，然后再高兴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脚子们的饮食情况，赵院长还把自己的住房搬到了厨房的隔壁。她要厨子不断变换饭菜花色品种，并配以豆类、新鲜蔬菜、肉类等，除煮、炖、炒外，还用荷叶蒸肉，做红烧狮子头等南方菜肴。每逢赶集，必买新鲜猪肝为孩子补体。她十分强调粗粮细做，注意营养。她多次告诫炊事员，不管饭菜是粗是细，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吃饱、吃好，要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和饮水。
一个深秋的上午，她走到“七七”团的课堂旁，站了很久很久，好像听到了什么，然后低着头离开了。她回到办公室后，对老师们说：“我听到‘七七’团的孩子们两只脚跟在相互摩擦的声音，有的孩子还穿着草鞋，光着脚丫是难得过冬的！”于是她和老师们商定，利用星期天，带同学们到山那边一望无际的大竹林去拣竹笋壳，做鞋底，然后又派人购回了一些碎布片分发给大同学，让学生们自己动手学做鞋。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同学帮助小同学，会做的帮助不会做的，大家兴致勃勃，不久，一双双鞋子做成功了。虽然样子不怎么好看，但总是能暖脚的鞋呀！一个个拿着自己做的鞋奔走相告，爱不释手。大家都舍不得穿，只留着晚上洗了脚后才穿一会儿。
赵院长强调，对孩子的养教是二者并重，决不可偏废。养，重体；教，重德。对幼儿思想品质的教育，绝不能忽视。直三院有一段时间全是女孩儿，是保育总会决定男女分院后才从各保育院调整而来的。孩子们来源本就复杂，多有浪迹经历，沾染了不少恶习。再加之票赋不同，性格各异，一下子难以合群，这更加重了管教的难度。赵院长经过细致观察和研究分析，概括了这批孩子们的10条弱点，如：爱动怒、猜疑心强、自卑、好妒忌、自私自利、不爱护公物、无奋斗精神、依赖性强等。但同时也总结了这批孩子的优点，比如：大多数孩子能吃苦、爱劳动、有创造力、爱抱打不平等。对于这些出身贫寒、遭遇不幸的苦孩子，她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以炽热的爱心，以一个革命者对民族后代的高度负责精神对待之。
她很重视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奋发学习不忘国耻。以抗战纪念日或其他节日为班级的名称，如：六年级为“八一三”团、五年级为“七七”团、四年级为“一。二八”团、三年级为“六二”团（院庆日）、二年级为“九一八”团、一年级为“四四”团（儿童节）。这些富有特殊含义的名字一旦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上，更会催发他们的爱国意识，牢记侵略者不光给他们家人、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耻辱，从而懂得怎样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斗争传统与革命精神。为了让孩子们关心和了解时事，三院还定有每天出简报、每周上时事讲话课的制度。办公室里摆放着每天的《新华日报》，图书馆藏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出马打胜仗》、《八路军的游击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进步书刊；每周还有三个晚会，组织孩子们走出院门，到村里去做社会调查，教农民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时事，鼓动其爱国情绪，提倡学习和实际相结合，在丰富多彩的校内校外活动中，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群众观点，陶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
赵君陶对学生的期望是很大的。她最喜欢引用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句话以激励学生。她的明确主张是教育要“树人”、“我们应当培养孩子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是她常常提给大家思考的一个话题。她也有自己的标准，那便是：处于国难当头，在祖国历史文化果实被侵略者破坏殆尽的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创造将来幸福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把孩子们造就成负得起时代巨难的人”。正是这样，三院确定了自己的院训：“大公无私，活泼严肃，刻苦耐劳，勇于服务。”这也是赵君陶的追求，赵君陶的爱的真谛所在。
她说教师之谓人类灵魂工程师，是说他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塑造孩子的灵魂。优秀的教育学家其实首先应该是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要懂得儿童心理。赵院长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并未仅仅停留在儿童表面的行为上，而是进入他们的内心，作深层的本质的揭示。她从孩子的行为和情绪两个侧面对儿童作了认真分析，前者她归纳了五点：喜欢社交、举止大方、同情心重、关心国事、家庭观念淡薄；后者也有五条：好读课外书、死读书、多疑好问、重实验、缺乏互相研究的精神。特点是明显而突出的，瑕瑜互存，利弊兼有。她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也总结了五点，那便是他们的构成、来源、战争的刺激、不幸的遭遇、人为的影响。有了上面这一系列的调查、把握，她便抓住普遍兼顾个别而实施教育。
她常说，我们的保育院，是一所开发孩子智力、培养孩子能力的学校；又是一个哺育孩子身心健康的大家庭。我们的保教人员，是保姆、老师，又是母亲，我们要集师爱、母爱、民族爱子一身，去哺育和教养这些孩子，我们既要关心她们的生理健康，又要关心她们的心理健康，把她们一个个培养成能肩负起民族大任、抗战建国的有用人才。
有个女孩，只两岁多，刚转来时又黄又瘦，只会哭从不说话。有人便断定她即使不是呆傻儿，也是个哑巴，埋怨不该接收她。赵院长却不信，她抱着孩子仔细观察，分明那孩子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孩子不是生理上的缺陷，而是有心理障碍。于是她又从同来小朋友处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她是个弃婴。
赵院长就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和保姆、老师商量，寻求打开那两岁女孩儿心理障碍的钥匙。赵院长让阿姨多关心她、照顾她，从多方面接近她，给予母亲的温暖、抚爱，主动和她说话，唱歌给她听，渐渐地她变得活泼欢快了。有一天，她跟着先生拍手，听小朋友唱歌，拍着拍着，她竟小声地跟着大伙唱起来，歌声刚停，突然她小嘴一咧，冲着老师清晰地喊了一声“妈妈”，这下可把老师乐坏了，大家引为幸事，竟奔走相告。赵院长事后总结说：
“两三岁的孩子，从没有得到过母爱和温暖，那颗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创伤啊！我们对这样的孩子绝不能不耐心，不能歧视、疏远她；更不能用粗鲁的态度训斥她、讨厌她；只要以真正的、热烈的、纯真的爱去温暖她（他）那颗受伤的心灵，使她感到快乐、感到母爱、感到集体的姐妹深情温暖，她就会被融人到群体之中。”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多年的哑巴说了话。爱哟，真是奇妙！
还有个女孩，性格泼辣、孤僻、倔强，但智能较低，还多病。在别处治疗养护了差不多一年，来三院时仍一副病容。那么大了，头部只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头发，阿姨怀疑她生过癫子，打算给她治疗。可当一问起她头上患过什么病时，她顿时脸红脖子粗，大吵大闹起来，犹如炸弹爆炸一般，声震屋宇，闹得不可开交。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是她那双脚从来都是隐隐藏藏，不在公众前脱鞋、洗脚，也不许别人盘问。赵院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细致的调查了解，发现原来这孩子小时候脚被大人缠过，留下缺陷。她家境贫苦，曾经因偷米被人逮住处以重罚，连头发都被人揪光了。她的心理畸形不是没有缘故的，了解真情后就可对症下药了。
还有一个孩子，初接触觉得她挺温柔，还会关心人。但时间长了就显露出了她的粗暴性格，脾气一发容不得人，常常在课堂上看课外书，先生过去劝导，她非但不听，还以别人报复她为由大闹，常常把一堂课搅得稀里哗啦。她的个性强、报复心重是由于自小父母太过溺爱、教育不当养成的。对这样的孩子赵院长总结出重要一点，即保护她的自尊心，因势利导，尽量不给她发泄的机会。事发时先别急，一定要耐心、细致，使她感受到老师的爱护和集体的温暖。这种孩子一般热心午公共活动，有责任感，尽可能给其提供表现的机会，以扬长避短，使其逐渐上进。
对懒散、自卑、偷窃、贪吃、爱玩而又任性、不讲道理的孩子，赵院长也摸索出一套办法，同样先查清染成恶习的原因，从开导鼓励着手，循循善诱，概不嫌弃。在实践中，赵院长总结出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施教方法，包括：示范、暗示、赞扬、奖励、不当众责备、尊重儿童能力、预防和减少犯错的机会、反省、情感的联络等，可谓从本质人手，深入到儿童内心，浇花浇根，治人治本。
第38章 心中只有孩子——丑子冈
在这个呼唤真情的年代里，我们格外思念那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丑子冈妈妈。她虽然早已离开人世间，然而在今天，她却似乎更清晰地活在她当年哺育的孩子们的心中。
丑子冈是湖南长沙东边乡俞家岭人。她两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维持生活。1918年进节妇堂学绣花，1920年考入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到江西南昌。认识了南昌第十一小学校长余忠，两人相互爱慕后结婚。婚后生活美满幸福，正当第二个孩子将要出世时，余忠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报纸登出：余忠是共产党员，已被处决！噩耗传来，丑子冈精神受了极大刺激，丈夫牺牲的第三天，她的第二个孩子就出世了。
1934年，丑子冈精神逐渐复原，带着孩子随婆母迁往上海，在余忠的堂弟共产党员余家宏的影响下，接触革命活动，阅读进步书籍，看进步电影和戏剧。1935年到上海浦东软板工会夜校当义务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工作。
1938年初，丑子冈来到江西，经陈少敏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江西到延安。根据组织安排，任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干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保育科科长。这年10月，她受命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该院院址设在延安城南门外柳林堡，并由她临时代理院长。
在延安第一保育院开院典礼上，她向与会者介绍了保育院筹办经过，提出孩子们没有较好的营养，也没有过冬的厚毛衣和棉外套，房间里没有壁炉，木床尚不能满足所有的孩子……凡此种种困难，她都没有回避。然而，她又说：聊以可慰的是，保育院有一批辛苦勤劳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计报酬，每天只有，四分钱的伙食；总会给陕甘宁边区保育院500个孩子的气额，5000元开办费，2500元经费。钱虽少，但尚能解决部分困难。重要的是边区有着国统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翻身工农群众的支持和亲自参与。对此，办好保育院她是充满信心的。
1940年的1月，丑子冈与傅连暲走在兰家坪村的冰雪小路上，他们不顾天寒地冻，边走边谈，当他们拐进一个农家院落时，看到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儿，腰上拴着一条绳子，另一头系在窗框上，那绳子的距离使孩子不会掉下炕。丑子冈走上前去解开了绳子，把孩子抱到怀里说：“大嫂，咱们不是说过不要这样拴孩子吗？一个不注意绳子开了就会惹出祸来。掉到锅里被煮死的那个孩子，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位大嫂满脸不高兴地说：“俺正要找你们呢，俺们庄稼人可不能不下地，如果一眼看不见，孩子出了事俺可担不起这个责，快让他爸爸妈妈把孩子接走吧！”
“他的父母都在前线。要不是八路军打鬼子，咱们今天哪来的安定日子。”傅连暲耐心地解释着。
“这个道理俺懂，咱老百姓咋能不支援前线？俺是害怕呀！”大嫂的脸色缓和下来。
丑子冈因专心听他们说话，这时才发现孩子的裤子尿湿了。
“大嫂，孩子尿裤了。”
“可不，老尿。俺舍得给孩子喝水。”
“换条裤子吧？"
“换，换啥？换了还得尿，就让尿这一条吧。”说着，她一把把孩子抱过去，顺势在炕边给孩子拧了两把裤子上的尿，又把孩子放回炕上。
丑子冈忍不住提醒说：“要不就用块干尿布垫到裤子里。”她探身在炕头抓块尿布，禁不住冲口而出：“这尿布没有洗吧，这么硬？”又把孩子抱过来，发现孩子屁股、大腿根儿都红了，心疼地说：“看这小屁股淹的该多疼呀！"
大嫂叹口气说：“实在没工夫到河边洗，晾干了就行。”说着用两手搓搓那硬撅撅的尿布就塞进孩子的胯裆。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这声音像刀子一样剜着丑子冈的心，她能说什么呢？大嫂并不是个狠心人，她有她的难处。可孩子，吃多少苦，受多少罪……
他们仍走在乡间小路上。丑子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种带孩子的方法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可跟他们说过多次，就是不改。”
傅医生叹口气说：“陕北人生育能力差，不大会带孩子。更何况穷困，没有必要的条件口”
“听老乡说，不生孩子是水的问题。”丑子冈抬头望着傅医生。
“是的，这几年好多了。部队到陕北后，帮老乡打了不少井。”在回来的路上，丑子冈沉重地说：“每次查看这些孩子，我心里都不好受，第一保育院不可能收这么多孩子，他们虽然能全托，但要增加全托班，就要增加房子、工作人负、全套设备、经费、运输……实在无法办到。可这些需要关照的孩子们太苦了，他们的父母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延安，也没有工夫照顾他们呀？就说罗迈（李维汉）的儿子小金（李铁映）吧，那烫死孩子的事故发生后，他的奶妈死活不肯再带他。四岁的男孩儿，正是智巧萌发的时候，怎能不淘气呢？他妈妈又去了苏联，实在没办法，组织部只好把曹和静同志抽出来临时带他。听说最近又有两个家长找和静同志带孩子，把三个孩子集中到一块，这个叫‘大姐姐，我要喝水’，那个叫‘阿姨，我要撒尿’，那个小的拉着她的裤腿直喊‘妈吸’，曹和静是去年才参加革命的年轻姑娘，遇到这场面真是哭笑不得。”
傅连暲沉重地说：“昨天王首道同志找我谈，上前方打仗的将士们，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有的送回家乡，有的送到亲戚家……穷人家缺吃少穿，增加个孩子增加份负担，有的照顾不过来病死了，有的丢失了，这怎么能让前线将士安心呢？再说，这都是革命后代呀！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孩子管起来。后来我又找康克清同志商量，她的意见是想搞个纯全托的托儿所，把上前线的、烈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全管起来。”
丑子冈点头赞同道：“这样好，不下大决心，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好是好，但有个难题不好解决，谁来挑这副担子呢？我们想来想去，康大姐提议还是由你出来挑这个头，来当这个所长。你筹办的第一保育院很有成效，她很称赞。”傅连暲说到这里偷看了丑子冈一眼。丑子冈表情严肃，低头不语。
傅连暲的话重重地敲击着丑子冈的心。两年前她来到延安后，一直想进“抗大”学习，组织上也多次许诺，但都没有兑现。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需要始终是她的第一志愿，所以她没有丝毫抱怨情绪。眼前，组织上又想交给她新的任务，而跟她谈话的人又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她能说什么呢？她咬了咬牙低声而坚定地说：“傅处长你说吧，在哪搞？”
傅连暲满意地笑着说：“中央办公厅那六间窑洞给你，曹和静同志做你的助手，再给你调几个年轻的女同志。那个地方离延河近，用水方便，就是偏僻点，一定要当心狼。”
丑子冈思忖着点点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距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半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六孔空窑洞，窑洞门全开着，窗户上的纸七零八落，离老远就能看到窑门前飘着土烟。当姑娘们走近时，看到一个土人拖着大扫把从土雾里钻出来，她摘下那已变成黑色的口罩，大咳一阵，又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土……
“同志，请问丑子冈所长在哪儿？”一个年轻姑娘高声问道。
丑子冈回过身来，才看到走过来的几位姑娘，热情地应道：“我就是。噢，你们是来报到的吧？”
那几位姑娘冷冷地瞅着这个刚从灰土里爬出来的人，没有人应声。丑所长却像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似的，忙迎上去说：“看样子你们在农村都是妇女干部吧，一定为革命做个不少工作，我衷心地欢迎终们！咱们刚开始创业，各方面条件不好，农村来的同志能吃苦，爱劳动，准能把工作做好。”丑子冈越说情绪越高：“你们看，这些窑洞，还有这个大院子及那些旧平房，都是咱们的，组织上已给咱们提供了咱们需要的活动舞台，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咱们这些演员了！晚上我就给你们发军装，现在大家先干活。”
第二天早晨，丑子冈带着已穿上新军装的女战士在树林里砍树，她们把树干和一捆捆树枝扛抬回托儿所。有的锯木，有的修院墙、立栅栏，有的修门窗、糊墙壁……
在托儿所的大院里，晾晒着一条条军被和小褥子……
丑子冈在她的小本子上勾画着，改建与扩建托儿所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六孔窑洞已整理完毕，基本上有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窑洞前又修了几间平房，用以做会客室、办公室、厨房、洗澡间，在原来将要倒塌的平房基础上，为孩子们修了一个大活动室，还请人绘了画挂在室内，有列宁小时候的画像，还有毛主席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画像……
丑子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些天来，她每天深夜当工作人员熟睡后，她就要拿出这个小本子检查一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写上下一步的任务。这天晚上，她已经在考虑将要接纳的第一批孩子：罗小金、毛娇娇、贾丽丽、谢定定、王苏云、傅维芳、小胖……这七个孩子是她要优先考虑的。她思索的名单是从实际出发的：曹和静要调到托儿所来，自然要把罗小金带来；第二个写上毛娇娇（李敏），不是因为她是党的主席毛泽东的女儿，也不是因为初创的托儿所条件好，而是根据家长的实际困难考虑；王定国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带两个孩子，实在力不从心，小的还在吃奶，只好先收谢定定；傅连暲没日没夜地奔忙，他爱人长年患病，傅维芳应先考虑；贾拓夫的女儿贾丽丽（达力），两岁了还不会坐，严重缺乏营养，如果再耽误下去，这个小生命恐难留人世；王首道的女儿王……
延安的夜晚十分宁静，清风顺着大川轻轻地吹来，星星悄悄地眨着眼睛。一间间窑洞内燃着小麻油灯，几张排列整齐的小床上，一个个孩子甜睡着，娇娇不时地顺着小嘴，头上裹满了纱布（治秃疮）。并不明亮的油灯下，坐着两个阿姨，手里仍在不停地做着针线活。
在丑子冈的办公室里，所长正在给工作人员上课：“我们托儿所的阿姨，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孩子的教师，既要对孩子身体进行精心的哺育，又要对孩子的品行道德进行身体力行的教育……
突然，传来了狼的嚎叫声，阿姨们不禁一惊，有的下意识地往丑子冈身边躲去。顷刻间办公室里乱了起来。丑子冈镇静地说：“不要怕，还老远呢。其他人都回各班的窑洞照顾孩子，小祁去拿两根棍子来和我一起去撵狼！"
小祁心里害怕，动作有些犹豫。杨翠花敏捷地跳到门口，坚决地说：“我不怕，我跟你去卜丑子冈很理解这些年轻的阿姨们：“初次碰到这种事，难免有些紧张、害怕，以后经历多了就不怕了。”这时，杨翠花已提了两根棍子来，丑子冈接过一根棍子，很欣赏这位当过儿童团长的杨翠花的大胆勇敢。她提起棍子在前面开路，杨翠花紧随其后，两人走出了中央托儿所的大院。
兰家坪当时比较偏僻，有时白天也有狼群出没，夜里就更猖狂。这天夜里，一群狼边叫着边向托儿所大院里窥探，丑子冈率先向狼群冲去，杨翠花心里不禁紧张起来，她紧紧地死跟着所长，一步也不敢落下，只觉得身后有响动，但不敢也没机会回头看。狼群见人追过来调头就跑，当气喘吁吁的丑所长放慢脚步停下来后，杨翠花才趁机回头看了看，身后什么也没有。她们停下脚歇息时，狡猾的老狼也停止后撤，远远地蹲在前面看着她俩。那一双双放着绿光的眼睛，不禁让杨翠花心里发颤，她看了看镇静的丑所长，胆子又壮了起来。她俩和狼群对恃了一会就又向前追，狼群又向前跑，她们停下来，狼群也停下来，就这样追追停停周旋了近两个小时，才把这群饿红了眼的恶狼赶跑。
为了消除狼给孩子们带来的恐惧心，增加打狼的知识，阿姨们就教孩子们唱自编的《打狼歌》：“老狼老狼不可怕，铜脑袋来铁尾巴，麻秆腿，纸糊腰，见了火光它就跑……”
丑所长经过调查访问，了解到陕北的狼最怕金属声，她就组织大一点的孩子，在每天夜幕降临时，就敲打铜锣、铁器，一方面增添了孩子们的娱乐项目，一方面借此来吓走狼群。
孩子不断增加，原来的窑洞住不下了，丑所长就带领全所人员在几个泥木工人的指导下，挖窑洞，盖俱乐部。
托儿所所需物资要靠该所工作人员到几十里外的供给处领取。丑所长经常带领工作人员去背粮、挑柴，沿途人烟稀少，有时连口水都喝不上。到新市场去买菜，要蹬水过河，特别是在冬天，身为所长的丑子冈，总是身先士卒。
有一次，在边区供给处的仓库里，丑子冈满头大汗地与管理员在清点物品。地上放着大盆、小盆、碗、毛巾、肥皂、布匹、纸张……管理员一样样让丑子冈过目后说：“都齐了，你签收吧”丑子冈又查了一遍，确定准确无误后，在单子上签了名。管理员催促说：“快弄好，我帮你抬到驴背上去。”
“没有驴。”丑子冈头也不抬地整理着东西。
“没有驴怎么拿走？”管理员犯难了。
“背！”丑子冈的语气坚定而轻松。
“上次你背到地方了？”管理员怀疑地问。
“背到了。”丑子冈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她回过身想找根绳子，突然发现一盒方糖。
“这是白糖吧？”
“是战利品，那是给伤员留的。”管理员说着忙端了起来。
“我拿两块。”丑子冈说着已伸出手。
“那可不行！”管理员忙往后躲。
“唉，就是伤员也不会和孩子争的，也会给孩子留一口的。”管理员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拿两块装进背筐。
管理员帮助丑子冈捆好东西，用手一提没提起来：“好家伙，这么重！不行，留下一半吧，回去派个小伙子来。”
丑子冈有点急了：“你别婆婆妈妈好不好！你知道我等这些东西等多久了？每天都有人托的孩子，弄不好得了传染病怎么办？”
管理员看她着急，就忙说：“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看看能否找头毛驴来。”丑子冈蹲下身来，试了两次没有背起来。她看见旁边有个箱子，用力把背筐抱到箱子上，再使劲才背起来。当管理员从一家老乡家出来，只见丑子冈背着沉重的背筐已经上路了。
“喂，同志你等等！这家毛驴不在家，。我再到另一家看看！”管理员大声吃喝着。
由于东西太重，压得丑子冈喘不过气来，也不好回身，只好向管理员摆摆手，继续艰难地向前走。
管理员瞅着她的身影，感慨地说：“这个脾气，哪像个女的！"丑子冈背着超负荷的重物，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又如何登上了这座高坡。她满头大汗，帽子和鞋子都掖在腰带上，挽着裤腿跪在地上，艰难地放下沉重的背筐，大口地喘着粗气。她背上的衣服就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人也瘫软在地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把头从地上抬起来，看了看快要落山的太阳，时间已经不早了，她鼓起勇气坐起来，用尽全力想把背筐再背起来，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了。她咬着牙，用全力把背筐放到一块高石上，这才把背筐重新背起来！
延河边，一位老炭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篓鲜菜正要过河，丑子冈在半坡上发现了，就放开嗓子大声喊着：
“老乡，等一等！等一等，老乡！”老乡顺声望去，看到丑子冈拼命赶来。老乡以为丑子冈要让他的毛驴帮助驮东西，忙摇手说：
“毛驴太小，不能再驮东西了！”丑子冈着急地又是摇手，又是招手，摇手是说我不让毛驴再驮东西，招手是说你先别走，等等我。
老乡不管摇手还是招手，只想先过河再说。嘴里不住声地喊道：“毛驴太小，从早到现在还没休息，实在驮不动了。”
丑子冈急了，拼命喊：“你等等，站住！”
老乡听到那威严的声音，不得不停下来，嘴里仍然唠叨着：“小驴从早到现在，实在走不动了。”
丑子冈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快步赶了上来，喘着粗气问：“你驮的是萝卜吗？”她不等老乡回答，急声问：“哎，这萝卜是送哪儿的？”
“是送……”老乡还没回答出来，丑子冈又抢着说：“噢，是给小灶送的，我留下点。”
老乡听说她要留下点，可真急了：“那可不行！”边说边赶着毛驴要过河。丑子冈一看也急了，她把背筐放到河滩上，跑上去拦住了毛驴：“老乡，你听我说……”
“我不听，反正不能留下，这是给首长们送的。”
“给首长送的更好说了，哪个首长不能给孩子一口？这刚拔下来的，真鲜呀！”
“哎，哎，哎，你几个孩子，就拿这么多？”老乡伸手拦住丑子冈。“我几个孩子，我是一个托儿所。”
“那可不行！”老乡把丑子冈挑出来的萝卜又准备放回去，丑子冈推开他的手，顺势掏出一张边币给老乡。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
“你去把筐上的衣服拿来，帮我抱上，对，放到我手里。”
“你无法拿了，还是先放到我筐里，过了河给你。”
“好，那就谢谢老乡啦！”老乡帮丑子冈背起背筐，一起蹬水过河。老乡回过头来，瞅着丑子冈纳闷地问：“你是女的吧？”
丑子冈哈哈大笑起来：“当然是女的。”
老乡瞪着惊奇的眼睛敬仰地望着丑子冈的背影，喃喃地说：“奇人，真是奇人！八路军里奇人真多！”
有一次，上级通知丑子冈去接新到的孩子。丑子冈带着3个阿姨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里。只见一群孩子横七竖八地趴在桌子上、椅子上或躺在地上都睡着了。王首道怀里还抱着一个最小的也睡着了。丑子冈赶忙数了一下，共8个孩子。
“看见了吧，丑子冈同志！这是我们的烈士们留下的粮苗，是我们的老百姓给保护下来的！现在送到了延安，要由你们把他们抚养起来。”王首道同志声音低沉，眼睛有些湿润。
送孩子们的新四军同志忙把孩子们推醒，嘴里不住地喊着：“快醒醒，丑妈妈来了！快起来，丑妈妈接你们来了！”
方军是这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走到丑子冈跟前，含着眼泪说：“丑妈妈，我妈妈牺牲了，我的奶妈也死了，我没有一个亲人了！"
另一个女孩也哭着说：“丑妈妈，我爸爸妈妈全都牺牲了！"
“我爸爸妈妈也都死了！"
孩子们围着耳子冈，哭喊声响起一片。尹子冈一边给身旁的孩子擦眼泪，一边大声地说：“孩子们，擦于眼泪不要哭，丑妈妈就是你们的妈妈，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你们的亲人！我们就是来领你们回家的，咱中央托儿所就是你们的家，孩子们，欢迎你们回家来！"
孩子们听了丑妈妈的话，都抱着身旁的大人哭起来。托儿所来领孩子的阿姨和新四军来送孩子的同志也都禁不住流下泪来。
王首道怀抱那个最小的孩子也向丑子冈走来，丑子冈见状也迎了过去。“这个最小的要格外关照！”王首道嘱托着。
丑子冈理解地点点头，伸手向王首道要有关孩子们的材料。王首道摇摇头说：
“这批孩子的材料还没有拿到，有的孩子知道自己叫什么，但不知道父母是谁；有的只有个名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父母是谁了。这个小的，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人家喊他‘猪娃’。我们正在想办法查找，困难很多，他们的父母在‘皖南事变’中都牺牲了，线索都断了。”
“知道了，我现在就把他们领回去！”丑子冈坚决地说。“目前，我这儿还不能给你增加人。一下子增加8个孩子，肯定会有不少具体困难，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找傅连暲吧。”“是，我们也会尽量自己想办法。”丑子冈在领受任务时，从来是不提困难的。她背起那个小“猪娃”，在3个阿姨的协作下，领着其他7个像“小叫花子”似的队伍回家了。1942年为纪念和感谢美国洛杉矶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并与保育员一起摸索出一套保育工作的方法和比较完善的保育制度。
1946年11月党中央指示延安的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作为中共中央后方机关党委委员的丑子冈深感转移托儿所的责任重大和艰巨，她立即率领20多个工作人员和90多个孩子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宰杀了自己喂的猪，给孩子们做成路上的食物；把孩子们的小木床改成能套在驴马上的驮床。帐子、被子、吃的、穿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
丑子冈带着她的儿童兵团告别了延安，告别了他们自己动手盖的俱乐部、自制的玩具、体育器具、住惯的窑洞……踏上了转移的征途。
她，牵着牲口，背着孩子，一趟又一趟在冻有薄冰的河水中蹬来蹬去，双腿被刀一般的冰凌划破一道又一道口子，鲜红的血和水搅在一起，顺流而下……
她，在宿营地照顾孩子们吃好饭，安顿睡觉后，召集领导同志，研究次日的行军路线，向当地党组织接洽工作，安排行军保卫工作和借用牲口，筹集食品……
她，教孩子们防空知识，进行防空演习。当敌机真正在头顶上轰炸时，她和全体工作人员把孩子按倒在自己身下，用她们的身躯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她，为了孩子们安全渡过黄河，果断决定急行军，黄昏前赶到渡口，天黑前渡河，30里的崎岖陡峭山道，不能用驴马驮孩子，就动员当地群众背孩子……
她，率领她的儿童兵团，好容易过了黄河，一天走了80里，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了。刚照顾孩子们吃完饭的保育员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就接到了敌人进袭的消息。她又带头背着孩子，顶着饥饿和疲劳，率20多名工作人员，90个孩子走了一个通宵，才到达安全地……
她，率领她的特殊兵团，辗转跋涉千余里，途经8个县，历时1年零4个月，终于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
她，率领她的兵团，终于弃1949年春，进了北平，搬进了西郊万寿寺。
第39章 永远活在学子心里——王一知
“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说这话的人名叫王一知，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年轻；在那之前，她就被一群又一群年轻人称作“王妈妈”；她是1922年由刘少奇同志介绍入党的一位老党员。
人的一生，总有些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事。对于一零一中学的老校友来说，每当谈起老校长——王一知，总是有一种难以控制的共同情感从心底喷涌出来，那丢不开抹不掉的往事。就会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花丛中，
红旗下；
安卧着老校长王一知
——我们慈爱的妈妈！哀乐低奏，
黑纱高挂；
强忍着泪水再看一眼，
心中留下一抹彩霞！
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多少回，
历尽坎坷走过了九十个年华；太辛苦啦！
该休息啦！
鲜艳的党旗覆盖在她身上，
映红了那饱经风霜的面颊，
在她哺育的孩子们心中，
绽开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这是与王校长遗体告别时，留下的永不磨灭的镜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一大早就沸沸扬扬地飘着雪花。在八宝山大礼堂前，黑压压地站着一片人。有些人站在棚子外，飘扬的雪花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好一会儿才能融成一星水珠。人们静静地站着，胸前佩戴一朵白花，就像一团雪，蒙在滚热的心上。
人群中，有政府的部长、戎装的将军、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那专为“高级首脑”打开的“首长休息室”，也没有森严壁垒的穿白制服的人为他们的安全走来穿去。
他们悄悄地混杂在普通公职人员、教师、工人中间，轻轻地点头，紧紧地握手，小声地攀谈，真诚地问候……在这里，没有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人身的贵贱。他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妈妈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理想毕竟不是现实，名誉、地位、权力对人来说是有巨大诱惑力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超越名誉、地位、权力的东西呢？说没有是不实际的，说有那实在是太少了。王一知校长一生的追求，也许就是那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例外。
王校长病情恶化，急需送医院治疗。经子女和校友多方联系，北京医院有空床位，但说王一知只是个中学校长，不具备住该院的资格。学生和子女们很着急，王一知却不以为然。
1921年，王一知在湖南桃源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就来到了向警予同志创办的淑浦小学任教。1922年2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到上海进人了我党举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半工半读。在那段时间，她经常接触陈独秀、李达、张太雷、沈雁冰、刘少奇等同志，在他们的影响下，王一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刘少奇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 1922年8月，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加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吸收的女党员之一。
1923年，王一知随党、团中央转移到北京，注在李大钊同志家中。与李大钊、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经常聆听李大钊同志教诲。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和缪伯英同志一起去女师大做学生工作。后来又随党、团中央回上海，根据革命需要，进人我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同时在向警予同志领导的妇女协会工作。1924年任团中央妇女委员。1925年参加了“五份”运动，为贯彻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她参加了国民议会促进会做统战工作。
1925年冬，北伐战争前夕，王一知随张太雷赴广州，在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同时还主编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头周刊，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亲自写文章，作演讲，组织妇女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同时，她还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室主任，主持圈阅每日的重要新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党被迫转人地下斗争。王一知从1928年起，直至全国解放前夕，一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
1948年王一知去西柏坡汇报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她。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从事多年地下工作，该到地上来了。”是呀，终于可以到地上了，这声音像来自天堂的福音，让王一知百感交集。
1949年，王一知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领导上再次动员她来北京做妇女工作。
解放了，回到了地上的王一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业待举中，敏感地意识到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她提出：“我思虑再三，抓基础教育，抓青少年教育是件大事，我还是希望到中小学工作。”她毅然谢绝了几位领袖的恳请，放弃在中央工作的岗位，选择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她先后担任了上海吴淞中学、北京华北中学、北京师大二附中、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王一知校长以一颗伟大的爱心耕耘于教育园地，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用30余年的时间，把生命、爱与智慧，奉献给了一零一中学。王一知校长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她既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既重视教书，更重视育人。她不主张家长娇惯孩子，更不允许孩子们表现出干部子女的特殊化。
1950年筹建师大二附中选校址时，周总理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革命干部投身于激烈的对敌斗争，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组织上把这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过着供给制的学习生活。随着斗争的需要，学校也不断搬迁。王一知调到这个学校当校长后，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她理解周总理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重建校园就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53年5月，周总理到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时的讲话，更给王校长指明了办学方向。王校长多次向同学们讲过：“不论在何时何地，你们都不能忘记周恩来伯伯对你们的殷切期望。要把他的话作为你们每个人的座右铭，指路灯：‘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周伯伯的这些话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一代胜过一代！”
王校长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意愿，把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学生身上。记得有一次课外活动，美术教室前停了一辆新式的小卧车，同学们围拢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着。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谁要会开那才帅哩！”
王兴同学走上前用手一拉门，门开着，就钻了进去。他东摸摸，西搬搬，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车发动起来了。同学们发出一片赞叹声，有人高声鼓动说：“开起来，兜一圈！”车真的开动了，同学们让出一条路，小车徐徐向前。正当大家玩在兴头上厂司机来了。王兴来个急转弯，想赶快把车开回原地。心越急，手越慌，弯没转好，“吮”地一声撞到一棵树上，车熄火了。这下可闯了大祸，车头左面的大灯撞碎了。
正在这个时候，王校长陪着一位“首长”走过来，同学们都傻眼了，呆呆地站着。王兴从车里爬出来，也低下了头。
王校长和那位首长走到车头看了看，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听了听声音，向后倒到马路上。那位首长摇了摇头，低声对王校长说：“刚换的新车，到你这儿来，就变成独眼龙了。”
王校长庆幸地说：“还能开，不让你走回去我就放心了。”
王校长的话说得那样轻松，那样平静，并没有减轻同学们心中的压力。车开走了，大家还站着。
王校长走到王兴跟前，低声问：“是你开的？”王兴点点头。
“你学过开车？"
王兴摇摇头。
王校长略微思索了一下，抬头对大家说：“今后，同学们都要注意，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该随便动的，好啦，都去玩吧！"
这件事发生后，有人问过王冶主任：“那天闯了那么大的祸，王校长为什么不狠狠批评同学呢？”
王冶主任动情地说：“王校长处理任何问题，她首先考虑的是效果。她教育培养人的方法是‘引导’、‘启发’，使人信服，开动脑筋自己思考问题。让你自己去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才会产生自我约束能力。也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美好的方向追求。她认为，听话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学生，总比不动脑筋的好。王兴没有专门学过开车，他能把车开走，说明他肯动脑筋。王校长喜欢，从心眼儿里是爱这种学生的。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教育培养学生，不是牵着同学们的鼻子走。王校长常说‘你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一味说教决裂。”
王校长为了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在一零一中学进行了各种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培养学生的体力劳动观念，在学校开办了生物园地和实习工厂。为了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能力，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为了增加学生的体质，组织了各种运动队和球队。这些活动对学生的成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崔玉祥校友说：“作为一名航天工程师，我从事航天飞行器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完成了很多项设计研究任务，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有的成果还荣获国防科研成果奖。但如果有人问我：你第一次成功的设计是在哪儿完成的？我会回答说：既不是在航天部的研究所里，也不是在大学的实验室中，而是在我的母校一零一中学。”
施光南校友在给汪瑞华老师的信中说：“我是在一零一中学确立搞音乐志向的。学校的文艺社团曾给我一定的影响；我在戏剧组里演出过话剧《桃子熟了》，在美术组里学习素描，也曾短期参加过钢琴组。我创作的歌曲《劳动小唱》和《五十一颗鸡蛋五十一颗心》（前者是反映我们自己整治校园的劳动生活，后者通过班主任葛孚僧老师患病全班同学每人送一个鸡蛋去慰问老师的实事，歌唱了师生间真诚的感情）都曾得奖；我曾主编过校内油印的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我用笔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歌曲曾流传到社会上。这些创作实践增强了我作曲的信心，使我看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潜力，因此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翟树成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从小喜爱美术，是学校美术组的积极分子，还当过几届美术组的组长哩。学校刚迁到圆明园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差，美术组在老师指导下，主要搞室外写生，画速写。搞创作。1953年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学校视察以后，我创作了（周总理来了》；我们班访问了作家周立波之。后，我又创作了《访问周立波同志》，这些作品都曾参加过学校的美术展览。学校美术组的训练为美术院校培养了不少后备人员，我的不少同学都先后顺利地考取了美术院校。如王路、李向汉、司徒兆光、王晓林、任润生等，都是当时美术组的积极分子，后来进入美院深造，现在已经是美术、工艺美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己经成为颇有成就的美术家。”
“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是一零一中学引为自豪的特点。王校长多次带领老师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设学校。拓荒除草，披荆斩棘，挖游泳池，修大操场，铺平道路，种花栽树……短短几年，将这块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土地建成了花香树绿的校园。
1956年，北京市兵役局批准一零一中10个同学应征人伍时，王一知校长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拉拉这个同学的手，拍拍那个同学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亲爱的同学们，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你们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学校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广阔的前程就在你们面前，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由衷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珍惜青春，珍惜宝贵的时光，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到集体之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绝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为了集体和事业去不断地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王校长还告诫说：“你们不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不要看轻自己。因为你们不是孤立的个人，你们是处在坚强的集体中，在你们身后有祖国——母亲！"
青春无价，付出了的就永难追回。全国解放初期，王一知付出的青春终于得到了某种承认1952年干部实行薪金制时，人民把“行政八级”和“部长待遇”作为她付出的回报。然而，青春毕竟是失去了的，王一知以其超然的态度放弃了官位和优待，选择了清贫和平凡。
这选择，意味着退出仕途永无升迁的机会，也意味着后来当她重病时没有资格进北京医院治疗，去世后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消息……然而，她绝不在乎。从付出青春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想过个人要得到什么。
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失败的，因为她失去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收支太不平衡。这大概就是慈母们的悲剧，现在的年轻人，再不干这种傻事了！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成功的，因为她在社会的伤口里，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她从民族的精神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她是负载着深深的爱跋涉在坚实的大地上。
王校长的学生、王妈妈的孩子们心里由衷地认为：王校长、王妈妈是伟大的成功者！他的学生和孩子，不管是后来的专家、学者，不管是政府的部长还是部队的将军，即使是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了国家领导人，仍忘不了校长妈妈的谆谆教诲。
凡是受过王校长雨露的学生们都懂得，王妈妈饱经沧桑的一生中失去了很多很多，然而她得到的更多：她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换来了桃李满天下，拥有了成千上万热爱着自己的儿女，校长妈妈并且成为他们心目中永远闪亮并被永远追随的一颗真正的明星。
第40章 博大质朴——康克清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做到的。”
这是引用朱德伯伯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完全表达了我们后辈人现在的心情，表达了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影响。不管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还是延安保育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当年受过康妈妈雨露的孩子，现在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康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情抚育下，这一代都长大成人了。康妈妈的保育教养之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可以告慰康妈妈，当年受过您恩惠抚育的孩子，现已散布在祖国各地，有些在建设新中华的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成了掌握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的骨干；有一些成了教师、教授、医生、护士、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还有的成了千百万资产的企业家、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有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政界要人。总之，当年受妈妈关怀的孩子正遵循妈妈的谆谆教导，围绕中华祖国母亲，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着，为建设祖国而贡献力量！
得知康妈妈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很悲痛！我们热爱康妈妈，特别是她为中国儿童健康成长所付出的全部心血，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永远回忆的。翻开康妈妈的简历，映在我们面前的是：
康克清，1912年生，江西万安人。家庭贫苦，自幼劳动。1926年参加妇女会，同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民协会秘书，同年冬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任女子义勇队队长。后人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33年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1934年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6年后，相继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第一和第二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全国儿童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会长。曾当选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1988年被推举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我们心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在她的简历上是一笔带过的。那就是从1938年她就任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时开始的。
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于“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的儿童直接或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不计其数。幸免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挣扎在饥寒交迫、贫病相加的死亡线上。最使人痛心的是，敌人使用了以华制华的恶毒阴谋。他们把一些天真甚至尚不太懂事的儿童迁到日本本土施行奴化和法西斯教育，然后再派回中国来残害自己的父母和同胞，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抢救受难儿童是当务之急，这是发起组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根本原因。
1938年7月，我党在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由康克清妈妈出任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代主任。
经过康妈妈的多方努力，求得各方的协助与支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原打算于1938年9月25日召开宜告成立大会。由于那天下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保育院设在城外七八里地又缺乏交通工具的地方，大会只好延期到10月2日下午举行。
10月2日，晴空方里，温暖的太阳象征着战时儿童的新生。那天，延安的四个城门、各街巷都张贴着巨幅宣传画和大标语，在去保育院必经的南门外贴了一幅一丈见方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哥哥上前线，嫂嫂去支前，娃娃送到保育院，两下无挂牵”的顺口溜。
在康妈妈的邀请下，朱德总司令、王明、孟庆树等特地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开院典礼。中央领导同志为保育院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儿童万岁”，洛甫题词是“未来的希望”，周恩来题词是“革命娃娃万岁”，朱德题词是“保育后代”。
已经收容的娃娃正好50个。他们大都是抗日干部和抗日军人的子女，父母无暇无力顾及他们，生下来后就托送到老百姓家里的。例如：雷力的爸爸、妈妈在前方工作，小雷力被父母的朋友送到延安；张时锋的妈妈在游击队里工作，爸爸是抗日军人；两岁半的王小欣，爸妈在前线；一个特别矮小的6岁孩子，大家叫他“小鬼”，在娃娃中间可称得起“老千部”了，因为他已经跟着父母坐过牢、上过战场，现在父母双双阵亡，被送到保育院来。康妈妈向来宾介绍了孩子们的情况后，组织十几个孩子，唱起了救亡歌曲。
朱总司令代表前方的将士们对保育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强调说：“做好保育院的工作，保育好儿童是重要的抗战工作之一，希望全体保育工作者，克服困难，尺心尽力，培育新中国未来的主人。”
王明同志在讲话中说：“保育工作是意义深长的工作。‘九一八’那年，日寇在东北掳掠了中国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运回日本国，进行奴化教育，到今年敌人围攻徐州时，就出现了许多只会日语的中国青年士兵。7年的时间，他们就把我们的子女训练成了他们的炮灰，送回来毁自己的庄田，杀自己的父老。所以说，保育儿童工作和前方作战一样重要，这个历史的重任，落到你们身上，希望大家竭诚努力！”
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接受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资助。为了取得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济援助，1938年11月延安边区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也编人了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当时人院的孩子，要由家长或监护人填一个总会统一印发的收领证。在南京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何枫校友人保育院的收领证收据第甲联，编号为12，正文是：
兹由周文先生送来儿童何文康，现年十二岁，四川省青城县人，交本院保育，于必要时得由其家长或保护人凭据领回。
此证中国妇女慰劳自慰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签名陈璧如盖章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1939年2月，保育院小学部搬到安塞县白家坪后单独建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后经两千里行军，从延安到北京，从战时儿童保育院、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小学，康克清妈妈无时不在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
1949年6月14日，康克清妈妈给安利同学的母亲温宇枫的复信说：温宇枫同志：
六月九日来信收到。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去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
从此，你可放心了。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
康克清 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这封短信，浓缩了她对孩子全部的爱和彻底的关怀精神。安利同学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回忆录时，才惊异地发现，我的保育晓生活早从襁褓中就开始了。由于缺少必要的设施和保育人员，延安‘女大’成立母亲班互相帮助育婴，我已是相互帮助对象了。1943年，母亲到延长县工作，我两岁多就离开了母亲，但却得到更多人的关怀。1945年10月，妈妈回来看我及患白喉而生命垂危的哥哥。几天后，琴母亲挥泪掩埋了过早夭折的哥哥，告别了我，奔赴热西和东北。从此，4岁的我就被完全交给了保育院。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保育院在蒋介石大举进攻前就撤出了延安。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穿过几个省，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程几千里，历时两年多，终于到达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
过去了那么多年，接收了那么多难童，康妈妈又有那么多工作，当一些父母试探着向她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时，她都及时地给予了满意的答复，这中间饱含着多少爱心呀！
1950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康妈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去先农坛北京育才小学看望孩子们，并与大家一起欢度节日。在那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孩子群中，她竟然能叫出许多孩子的名字，说出他（她）们是何时在何地相识的，某某爱哭，某某爱笑，某某爱吐奶，某某爱尿炕，活像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在数家珍一样，诉说着每一个孩子的短长。小朋友们围着妈妈唱啊，跳啊！难分难舍。当妈妈提议和一伙又一伙孩子们照了相后，大家才同意放妈妈回去。
第41章 天下至圣慈母爱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等十余个社会团体在革命妈妈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等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38年7月4日下午，在延安府衙门举行分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抗大”女生、“陕公”女生、鲁迅小学、妇女半日学校、延安妇女自卫军、妇少队及少年儿童等数千人。
大会选举蔡畅、康克清、张琴秋、徐明清、丁玲、史秀云、杨芝芳、吴瑛、李之光、张范、江兆菊、吴文瑜、李玉婷、刘秀梅、诸友仁、陈璧如、凌莎17人为理事。并聘请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曹孟君等为名誉理事。
大会第二天即7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杨芝芳、徐明清、李之光、吴瑛、刘秀梅、诸友仁、李玉婷、吴文瑜、江兆菊、陈璧如、凌莎11位妈妈为常务理事。会议明确指出，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领导。选举杨芝芳为会长，丑子冈任秘书，吴瑛负责宣传，诸友仁分管保育。并决定以延安市托儿所为基础，立即着手筹建保育院。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保育分会所属保育院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由丑子冈妈妈代理院长，院址设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保育院的宗旨是为边区直接参加抗战的军民解除后顾之忧。开院典礼来宾数百人，场面极为热烈。保育院开放3日，以供各界参观。并向总会理事长宋美龄发了专电。
保育总会的特派记者秀之曾写了一篇边区保育院成立的报道，刊登在1938年12月1日出版的《妇女生活》6卷9期上，标题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了”。
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设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幼稚部初创时，已实收婴童57人，代院长丑子冈因还兼任着分会的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决定由陈璧如出任院长、李之光任副院长。因陈璧如另有任务不能到任，第一任院长实际由李之光担任。当时幼稚部的工作人员19人，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
第一任院长李之光妈妈是李锡九的女儿。李锡九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对女儿的成长有很深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李之光毕业于直隶女子第一师范第一期，1929年任小学教员和聋哑学校教员。1938年春，43岁的李之光带着13岁的小女儿奔赴延安，投身于革命行列。她家两代人中先后有6人在陕北公学学习过，3代7口人同饮过延河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妈妈同志”。
李之光在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学习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党的需要，到边区保育院任院长。
一位革命母亲，她喜爱党分配给她的工作，她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中去，把自己的爱全部奉献给了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喜爱她。
当时的延安，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保育院先后又收容空袭遇难者的子女十余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于1938年11月10日，将保育院迁往延安以北80里的安塞小草峪村。年底，保育院扩大收生，将边区中学小学部迁往小草峪与保育院合并。从此，边区第一保育院分为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儿童达300多名。他们在这红色摇篮里享受着无限的温暖、无尽的慈爱。他们那“排排坐，吃果果”的歌谣，深深地镌刻在那些幼儿的心灵里终生不灭。
李之光院长调离后，由陶汲波接任院长。1939年9月，陶汲波院长调离，由丁彤接任院长。丁彤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结业后，由中央妇委工作委员会调她到保育院接替陶汲波的院长职务。丁院长在职期间，报请中妇委工作委员会批准，由边区政府拨款，兴建新的院舍。考虑到儿童就医方便，新址选定在延安城北靠近中央医院的李家洼。
1941年春流行感冒，百多个孩子患了百日咳，由于药品缺乏，一时难以控制，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后，特地委托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用飞机从南方运来了药品，及时解决了难题。6月，丁彤院长调回部队，由凌莎烤任院长。1945年5月，凌莎院长调离，7月，由黄杰接任院长。1946年8月由杨芝芳接任院长，11月黄杰院长离任。
李之光院长在任期间，是保育院的初创和发展阶段，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她当时遵循“徐老”的教育思想，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合一，生理、心理教育并举的幼教改革。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也是至今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育儿方法。
孩子们入院时，小的一两岁，大的四五岁。保育院不但要求教保人员懂得幼儿的生理、心理知识，还要求他们在实践中去运用。当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已十分重视娃娃们的营养，每周都要给不同班次的孩子们订出不同的食谱，还要研究不同年龄孩子的不同心理反映，进行不同的心理诱导。
幼稚班的课程有：看图识字、数数目、绘图画、做手工、做游戏、教跳舞、讲故事、做体操、开班会、进行卫生检查评比等。
对孩子的初起教育，先生和阿姨们是在有意中教，孩子们是在无意中学；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教，孩子们在玩耍游戏中学。
幼小的孩子们好问、好奇、好学、好动手，凡是他没见过的东西，总爱问到底，总想动手摸一摸，亲自做一做。先生、阿姨们了解儿童的心理，不着急，不厌烦，不骗孩子，不给孩子讲歪道理。
孩子的模仿性强，大人的一举一动，孩子都在暗中看、偷偷模仿；先生、阿姨对孩子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慎重，在孩子面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要严格掌握分寸。
孩子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就是玩耍。不让健康活泼的孩子玩耍，就会束缚他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小脑袋中充满了幻想与美梦。因此，老师每天都要带他们进行户外活动。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洗澡，并告诉他们进行空气浴、日光浴、永浴的好处。不怕孩子听不懂，幼儿的接受能力不仅是听，更重要的是看，只有见多，才能识广。
延安用水困难。过去井也很少，吃的、用的水全是从延河里挑。阿姨不管是喂孩子们喝水还是洗澡，只要接触到水，就讲水的故事，讲节约用水的意义。给孩子们洗澡，开始用热水，渐渐改成温水，再大一些就用凉水。一边洗澡，一边讲洗澡的好处。用热水洗澡时，讲卫生知识，防病措施；进行冷水浴时，讲增加抵抗力，防止伤风感冒，培养勇敢不怕困难的精神；继而带他们到延河里洗澡，讲大自然，让孩子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给予的乐趣，让孩子们回归大自然……
康克清妈妈曾对李之光院长评价说：“她热爱孩子，孩子们也个个都爱她。
孩子们在她身上找到了伟大的母爱和无限的温暖。在第一保育院初创的困难条件下，她带领着全体工作人员想出各种办法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当孩子们吃不到糖时，她们把枣子煮熟了来代替；保育员少，她经常白天工作夜里值夜班。由于过度辛劳，她的心脏病复发，脸浮肿，但仍坚持工作。”
毛泽东主席也表扬李之光院长说：“工作认真负责，耐心细致。”当得知她经常带病工作后，毛泽东还特意赠送她一匹马，以减轻她的奔波之苦。随着出征军人子女和难童的不断增加，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医疗等众多不便严重影响了保育工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经中央妇委和边区政府批准，在延安城北20里的李家洼修筑新院址。计石窑50孔，土窑40孔，平房60间。
1940年9月，保育院迁李家洼新址。朱总司令为保育院题词“耐心地培养小孩子”，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展”，这些题词和毛泽东同志的早先题词，都一并石刻镶嵌在新石窑的门媚上。凌莎接任院长后，延安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人保育院，幼儿人数达到280名，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原院部所辖保育、教导、卫生、总务4个股，扩编成为4个科，同时增设了乳儿班。这时候保育院隶属关系，也由中央管理局移交给边区民政厅。1942年整风中，保育院全体教保人员参加了整风，批判了不安心教保工作的思想，普遍提高了教保工作的荣誉感和政治责任感，在“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下，同仇敌汽，决心战胜敌人的封锁，保育好孩子。
1944年5月17日，首批“中外记者参观团”进人延安。这是打破封锁后进人陕甘宁边区最早的中外记者。
记者们参观了机关、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以及老百姓的窑洞。吃着陕北的小米饭、军民们自己种的萝卜菜，饮用延河里清凉甘甜的水，看到军民团结一条心及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感觉一切都令人愉快而新鲜。
最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中共领导人不论职务高低，竟然都会纺线、织布、织毛袜子、干农活。
毛泽东亲自在院子里种西红柿，栽辣椒，小菜园子整得红红火火。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双双纺线，织毛袜子，挑灯夜战，夫妻俩织出的袜子都是一等品。
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都是机关的劳动模范，他们不论是种菜还是种庄稼，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纺的线、织的布，都是精品中的样品。
有位记者问毛泽东：“你们每天有忙不完的大事要做，为什么还要抽时间去种菜、纺线呢？"
毛泽东郑重地回答：“民以食为天，怎么能说这不是大事呢？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嘛。”毛泽东的回答，使记者们无不点头称是。记者团到延安后，多次去“保育院”、“保小”参观。在他们的笔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保育院之一。
“保育院的孩子活泼可爱，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给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健康。他们不分男女孩，一律穿着统一的公家发的小灰制服，戴着小军帽，清一色的小八路打扮。”“他们穿着整齐千净，吃得也不错，一律实行供给制，享受着边区政府最高的伙食标准——小灶。据说是和延安中共最高领导人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所以他们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
“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
赵战生小朋友是凌莎院长的儿子，他长得活泼可爱但从不特殊。记者团参观时，他是小合唱队的成员，小家伙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队列里，那表情，那姿态，活像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兵。他们唱完《黄河大合唱》后，面前的记者们拥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中间。路透社记者武道走过来，先把镜头对准战生拍了一张照，又伸出胳膊亮出他的手表向战生夸耀说：“好看不好看？"
战生抬头看了看那亮闪闪、金灿灿的手表，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刚要说好看，话还没出口立刻咽了回去，又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头转了过去。
记者仍不放松地问：“喜欢吗？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着就准备摘手表。幼儿院的娃娃如何应付这场面，真让旁边的老师、阿姨着急！
小战生又抬头看了手表一眼，出乎记者意料地摇了摇头，坚决地大声说：“不要”
如果我长大了工作需要，公家会发给我的。”说完就想走开。记者们仍围着他问“那么，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回答更加响亮：“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当人民的勤务员。”这真是一语惊天下，使这些饱经世事的外国记者们目瞪口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这话是出自一个幼儿园孩子之口，他们不能不相信，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又实在弄不懂，这些孩子是如何教育的……
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娃娃，一点不认生，不怯场。看到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一个个显得很精神，他们挺着小胸脯，高昂着小脑袋，神气十足地唱着、跳着……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就是延安的娃娃，人人都有一颗亮晶晶的心。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对于幼儿教育，大有研究之处，也许在他们智力刚刚萌发时，正是人生德育、智育开发的最佳阶段。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中不知不觉地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记者们信服了，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一代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