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引起注意，工作组把住宿地点定在距离村子数里之遥的一座古庙里，四周峰峦重叠，大树参天，没有人烟。每天，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四处搜集情报，晚间由陈泊汇总，第二天陈泊与吕璜到照金村，通过设在那里的省委秘密电台，向延安发送情报。
一天天过去了，两人往返于古庙和村子之间。无路可走，两人便顺着一条清澈的溪流，一会儿走在这岸，一会儿跳到那岸。小路特别幽静，仿佛这个世界除了陈泊和吕璜，就再没有别人。出山以后，吕璜骑在马上，打扮成一个陕西小媳妇，陈泊则牵着马，头上系一条白羊肚手巾，两人活像一对出门的小俩口儿。有时回来早些，两人就坐在溪流边，把脚泡在水里，惬意地聊起来。兴致所至，陈泊还掏出铅笔和本子，画上几笔山水画。看他画得那么生动，吕璜大为惊讶。陈泊笑着告诉她，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他曾以卖画为生呢。
陈泊虽然只有一只右手，可平时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残缺。从小长在海边，如今游泳依然像鱼一样灵活。在中学时他是排球健将，在延安比赛时，他的大力扣球仍令人难以接住。他喜爱骑马，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上，他风驰电掣地从你身边掠过，浑身洋溢着一股英雄豪气。他枪法极准，打猎时把枪架在树枝上，野猪野兔什么的，只要被他瞄上，都是应声而倒。
在吕璜的眼里，陈泊是一个刚强、豪爽、开朗、充满幽默感的真正男子汉。
陈泊常到各边境情报点检查工作，一去就是两三天，这时吕满才发现只要陈泊不在身边，自己就像丢了魂儿似的，陷人深深的寂寞，总盼望他早点回来。陈泊每次归来，不是给她带一束野花，就是画一幅写生画给她。两人的情感不可遏制地升华了。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浓浓的树影下，当陈泊突然目光炯炯地盯住她，喃喃地说他爱她、他不能没有她的时候，吕璜激动得热泪盈眶。陈泊伏下身，深深地吻了她。吕璜整个身心荡漾在爱河中，忘却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觉得这个陈泊就是她一生惟一所要的幸福了。他们的爱恋是真诚的。但是，陈泊已是有家室的人。
他的妻子李器在保卫部负责后勤工作，是位容貌端庄、很有教养的大学生，颇有大姐风度，吕璜一向很敬重她。如今，她和陈泊陷人深深的恋情，她才突然觉得惶然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知未来会怎么样。这是一种灭顶的幸福和痛苦。吕璜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但眼下她已经无法约束自己。她只能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只要有过这幸福，哪怕几天呢，一生足矣！她甚至暗暗希望有一天能遭遇敌人，她会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就是幸福的结局了。
不久，工作组奉命调往陇东地区庆阳城，住在一个大地主修建的城堡里。没人的时候，吕成常常偷偷抹眼泪，只要陈泊一出现在她身边，她就快乐得像春天的小鸟。日子长了，周围的人渐渐感到陈泊和吕璜那种含情脉脉的目光和依恋之情，觉出他们的关系似乎有些超乎一般。
这件事传回延安，一时间满城风雨，议论纷纷。
不久，延安保卫部来令，提前调吕璜回延安。这是那时组织上对待婚姻纠纷通常采取的惯例，即调走第三者。
分手前，吕璜泪水涟涟，同陈泊长谈了一夜。她与陈泊已难舍难分，她表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她都爱他，至死不渝，但她绝不强求他做什么。陈泊也陷人深深的苦痛。
他说，他的良心一直受着自我谴责，觉得既对不起李器，也对不起吕璜。他想了，他的惟一出路就是独身一辈子，哪怕当和尚呢。如果此事能得到李器的谅解，再考虑和吕璜的结合。两人洒泪而别。
吕璜满怀凄楚地回到延安，不少同志给她以白眼和讥讽。当天晚上，保安部部长周兴冷着脸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提前调你回来吗？"
吕璜泪水夺眶而出，她说：“我有错误。”
周兴倒背双手，在窑洞里走来走去，他叹着气说：“你还年轻，不懂事，这事不怪你，主要是陈泊的责任。他和李器的感情一直很好，又有两个孩子，他回来后，看到老婆孩子，还是会丢掉你的。我劝你离开他，重新开始生活吧。”吕璜没有回答。
出了周兴的窗洞，吕璜去看望李器，把陈泊打的两只野鸡交给她。李器问起陈泊的健康和在外的工作情况，一如以往一样平静、慈祥和令人敬重。吕璜苦不堪言，她尊敬李大姐，从未想过要拆散人家的家庭。可是她又深爱着陈泊，不同生，愿同死，难以想像离开陈泊，她会痛苦到什么程度！
几天后，周兴通知吕璜，调她到300里以外的绥德保安处工作。吕璜一猜就知道，陈泊快回来了。
1942年春节前夕，组织上给吕璜配了一匹马和一名公务员。天寒地冻，北风猎猎，凄凄惨惨，孤雁单飞，一路上吕璜心情惶惶，悲痛至极。到达绥德后，绥德的保安处长以为周兴给他送来一个对象呢，天天向她大献殷勤，后来才知道吕璜原来是陈泊的情人，这才作罢。
陈泊率队回到延安，亲友们都来接他，他急切地想在人群中看到吕璜，举目四望，连个影儿都没有，甚是疑惑。他本打算回来就把吕璜和李器找到一起，三个人在一块谈开，没想到吕璜已经被调走了。
晚上，他和李器整整谈了一夜，油灯一直亮到天明。第二天早晨，陈泊把自己的被褥搬到自家对面―吕璜原来住的那间小平房里，让公务员生了一盆火。这以后，白天，他和李器一起活动，照顾孩子，同吃同行，朝夕相处，相敬如宾，不吵不闹。只是到了晚间睡觉时，他才到小平房里独宿。
春来冬去，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年。不难想像，陈泊需要多大的克制力。这期间他不断给吕璜写信，劝她不要难过，他会信守诺言。他还向她倾诉破获一些大案的喜悦，并不断寄来一些他画的画，如：狼来了，吕璜依偎在他怀里；吕璜骑在马上，他牵着马放声高歌；两人一起坐在小溪旁聊天……
绵绵信中情、画中意每每使身在绥德的吕璜泪眼模糊，从中获得无限的温暖。然而，各种尖锐而激烈的意见和看法也像混沌的雾气包围着陈泊，说他“玩弄女性”，“脚踩两只船”；也有人不断劝他搬回去住，省得非议不断。但固执倔强的陈泊就是不听，他要用行动证明他是真爱吕璜的。
善良的李器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眼看与陈泊的感情难以挽回，经思虑再三后，主动向组织提出离婚，并表示同意陈泊和吕璜结婚。李器还给吕璜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平静而宽容地表明了她的态度。
吕璜接到大姐的来信，哭了整整一夜。大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啊！有情人终成眷属。1943年陈泊和吕璜结婚了。李器带上大孩子，调到离延安90多里的地方去工作。
尽管如此，吕璜和陈泊对李器一直抱有深深的歉疚之情。1946年，他们一起到了东北。陈泊和吕璜在哈尔滨工作，李器在附近的呼兰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并和该县公安局长组成新的家庭。
直到这时，吕璜积陈泊才感到心里稍安。可是，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未来对于他们的爱情，还有着更为严酷的打击，还是多雪的冬天。
婚后，吕璜成了陈泊生活上的伴侣，也成了他在工作上的亲密助手。陈泊在南洋从事地下活动时被炸掉了一只手。婚后，他笑着对吕璜说：“有了你，现在我又多了一只手。”
陈泊胆大心细，个性极强，工作中颇为自信孤傲，纵横驰骋，飘然来去，是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他的侦察作风与党所提倡的“群众路线”有些相异，这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有一次，他从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中统特务机关派来一名特务，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调查了解边区各县的国民党部执行蒋介石“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陈泊暗中张开了大网。
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一进人边区，当即被抓获。经陈泊连夜审讯，特务全部坦白交代。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陈泊兴奋地说，我可以化装成这个“记者”，深人虎穴去掏他们的老底儿！
吕璜不赞成，这太冒风险了。但她拗不过一向爱冒险、愿意出奇制胜的陈泊。那么好吧，整整一夜，吕璜从各种角度、以各种身份，对丈夫突然发问，帮助他把一切细节和答案都想得好好的。陈泊出发了，他持《中央日报》记者证明，深人到延安、延长、延川各县国民党部内部进行探查，听取“汇报”。院门内有暗哨严密把守，房四周戒备森严。屋内，县党部的官员们好烟好茶伺候，乖乖将他们搜集到的共产党情报及安设的秘密据点一一向这位“钦差大臣”作了详尽汇报。
陈泊跷着二郎腿，若有其事地做了“有关下步工作的指示”，对那些工作不力的官员则拍桌子瞪眼睛，大加训斥，“妈的”、“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似的喷出来。回来后他得意地对吕璜说，这一次骂得真痛快！
1942年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一大早，陈泊带上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训练班教官陈兴林和十几名精明强干的武装便衣，早早来到会场，掩蔽在人口处的彩门两侧。不久，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纷飞的旗帜，唱着歌，从彩门鱼贯进人会场。做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瞅着，认出一个指一个，便衣就跟上去，向领队打听出此人的单位和姓名。一天集会下来，陈兴林认出了30多名潜伏到我民主政府各单位内的特务。会后立即逮捕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全部供认不讳，再经他们指认，又相继抓获20余名同党。
这些人潜伏之深之广令人震惊，从中央机关到边区地方机关，从学校到群众团体乃至兵站、盐队无所不在，有的已打人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部门，不少人已钻进了党内。
“戴案”（又称“汉中特训班案”）的破获一举成功，轰动了整个延安，令毛泽东十分高兴。陈泊也获得“延安的福尔摩斯”的赞誉。当康生到毛泽东那里表功时，毛泽东问户“是谁有如此神通尹康生不得已说是布鲁（陈泊当时的名字）办的案。
毛泽东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有十来个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来保卫延安。”不久，陈泊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卫部长。
1946年6月，吕璜跟随陈泊到达哈尔滨，陈泊先后出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松江、吉林等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吕璜出任宾县公安局局长。那时哈尔滨刚解放几个月，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警宪特和国特、土匪群魔乱舞，四处破坏，人夜枪声不绝于耳，活动十分猖獗。陈泊积极配合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将蒋介石委任的所谓“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六军军长”姜鹏飞等匪首及所率匪众一网打尽，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受到东北局社会部的通报表彰。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陈泊、吕璜跟随第四野战军人关，经华北、华中，来到南中国。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拿下南国重镇广州。中央委派叶剑英担任华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这位儒帅早已预料到解放后的广州将面临复杂的敌情，特别点将把陈泊从江西要来。时年40岁的陈泊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此时陈泊的妻子吕璜因南下途中孩子患病，留在上海。
广州是中共解放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几乎把所有积怨和仇恨都倾泻到这里。大批的潜伏特务、土匪、港澳当局清除的盗匪歹徒、日伪政府留下的军警宪流散人员，一时间把广州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越乱越显出陈泊的胆略与本色。他与副局长陈坤（原中共香港分局情报工作负责人）都是广东人，熟悉省情市情。在省市委的支持下，他们调集大批干部，充实公安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旧警察局，清除了千余名旧警人员。接着大刀阔斧，横扫散布在社会各个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仅仅一年有余，堪称硕果累累。共侦破300余起匪特案件，案犯达1000余人；缴获电台20余部，短枪300余支，机枪20余挺；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图谋炸毁市军管会案和台湾中统机关派遣特务潜伏组案，逮捕电台组长等6人，并使电台为我所用。策反了白崇禧所辖“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名士兵和水手全部起义投诚。叶剑英对陈泊的工作深为满意，他在写给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的一封信中称赞说：“广州市社会治安迅速平定，是与布鲁的名字分不开的。”不曾想祸从天降。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陈坤正在睡梦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他们的临时住所，两人被逮捕了。
这就是著名的震惊全国公安战线的“两陈案”，也是全国公安战线第一个大冤案。两人被迅速押往北京公安部，据说罪名为“英国特务”。之后的20天内，广东省公安厅抓起70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抓起300余人。“两陈案”前后使上千人受到无辜株连乡有的致死，有的终生残废，更多的人从此跌入漫长而苦涩的政治厄运。
叶剑英对“两陈案”大为不解。他曾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陈泊的历史他是知道的，他从南洋回国后的一段表现很好，是很优秀的公安干部。罗瑞卿的答复是：你只能证明陈泊回国后的一段，不能证明他在南洋的一段。叶剑英愤然地说，他为了弄炸药，把手都搞掉了，这还会有问题吗？新生的中国敌情复杂，举步维艰，确实埋伏了不少“定时炸弹”，公安部门那时也就满脑子敌情。他们说，你怎么能证明他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吕璜与陈坤的妻子高华被同时押送公安部。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住进前门外一个破旧的骡马小店，听候发落。
1951年7月，吕璜调人全国妇联“控制使用”。自此夫妇二人咫尺天涯、隔墙相望的苦难日子开始了。
1952年秋，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在骡马小店门前刹住。车上跳下一个神情冷峻的年轻人，匆匆进店找到陈坤的妻子高华，要她立即跟他到监狱去，说陈坤病了。此时高华刚产后两个多月，她胆战心惊地包裹好婴儿，让吕璜帮着照料一下两个大孩子，便上车走了。约两个小时后，高华回来了，一进屋就扑倒在床铺上失声痛哭。
吕璜问她怎么回事，高华呜咽着说，陈坤让那些人折磨得快死了，现在双目紧闭，呼吸急迫，怎么叫都没反应。高华推他的左脸，脸就歪向右边，推他的右脸，脸就歪向左边，看来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吕璜心里一阵发抖。陈泊的身体还不如陈坤，陈坤给搞成这样子，陈泊还有好的吗……吕璜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天，公安部两个干部又骑着自行车来找高华，要她去医院。高华愤怒地拒绝，但不行，非去不可。吕璜一见这阵势，就知道陈坤已经死了。这是监狱的规矩，犯人死了一定要家属到场，以证明人是有病死的，属正常死亡。果然，高华见到的，已是躺在太平间里的冤魂了。高华抱着怀中的孩子痛哭不止，两人把尸体抬进门外的一副棺材匣子，然后用板车拉到监狱外面的一处空地，草草挖了个坑把人埋了。
也许陈坤的死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陈泊再死，就不好交代了。自此陈泊的狱中生活有了少许的改善，一是伙食增加了一些青菜，逢年过节还有点肉，每天给一壶开水，喝不完还可以擦擦澡；二是允许家属探望，可以带些熟食和药品进去。
那天，吕璜第一次去探监。狱卒带她穿过幽暗的长廊进人一个小院，一幢旧平房坐北朝南，纸糊的门窗，窗前一棵大槐树把太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树下笔直立着一个武装卫士。
狱卒把门打污，吕璜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就要看到她心爱的陈泊了，可进了房间，她一下呆住了！
陈泊已经变得像个陌生人，头剃光了，瘦得两眼成了两个黑洞。吕璜抢上前，一把抱住他失声痛哭起来。陈泊冷冷地坐着，目光怀疑地瞅着妻子，他似乎在猜测吕璜来看望他的目的。吕璜默默把带来的包裹打开，取出他爱吃的食品和换洗衣服。这时陈泊才仿佛从梦中醒来，泪水从眼角滚滚而下。“你……是不是在可怜我呀？”陈泊伤感地问。
“不！我永远爱你，我了解你，信任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离开你！”
吕璜向他介绍了些情况，但只能讲好的：她的工作经邓颖超大姐关照，已经安排到中国妇联，大家对她都很好；孩子在附近小学上学；生活还能过得去……
她被开除党籍，被解除在公安部的工作，特别是陈坤已经死亡，所有这些坏消息她都不能讲，只能吞咽在肚里。她怕陈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要他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最终把问题搞清，一定好好活下去。
“我怕他们害死我。”陈泊说。
“不，他们不敢，很多中央领导都知道你的案子，我正在申诉。”“这么久了都不提审，拖也拖死我了。”
“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的，到时候我来接你回家去！"
1953年5月，即陈泊被关押两年多以后，公安部把吕璜找去，通知她，陈泊以“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犹如晴天霹雳，吕璜脱口喊出：“什么‘包庇反革命’，在公安战线上，利用社会三教九流、甚至利用敌人为我服务，这是我们常用的办法，你们不知道吗？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是什么！；第二天，吕璜急不可待地到狱中探望丈夫。陈泊身心完全垮了，两人抱头痛哭，好一阵才冷静下来。吕璜安慰他说，延安“抢救运动”你不是参加过吗，冤枉了多少好人！最后毛主席也脱帽向大家道歉了。逮捕你时说是“英国特务”，宣判时怎么又变了，又弄出个“包庇反革命”。这说明他们下不了台，只好给你胡编乱造了。问题一定会搞清，谁也不能一手遮天，一世遮天！
陈泊摇摇头长叹一声说：“我看我此生只能暗无天日了，这么多年我体会出来，党内有一个毛病没解决好：掌权者的面子有时比手下几个卒子的生命重要得多！"
吕璜心里一震，这是她许久以来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竟被陈泊一言挑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党内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不幸被陈泊言中。不久，吕璜通过全国妇联，将陈泊的一份申诉材料递交到邓颖超手里。两天后，邓颖超请吕璜到中南海家里谈。吕璜刚走进西华厅，邓颖超就从卧室走出来，亲切地与吕璜握手说：“你的信我已经翻了。”
泪水一下涌满吕璜的眼眶。接下来，邓颖超仔细听吕璜介绍了陈泊的有关情况。周恩来从书房出来，也坐在一旁听了一会儿。事后，周恩来、邓颖超过问了此案。
结果是：公安部领导大为震怒，判决不仅没任何更动，而且从此不许吕璜探监了。
后来有些老人发过这样的感慨：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各管一摊，有的领导人还是战争年代的习惯，一言九鼎，别人是很难插手的。
吕璜一下丢了工作，又成了非党人士，生活陷人极大的困境。所幸邓颖超把她收进全国妇联，她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去处。即使如此，生活之困窘依然是难以想像的。每月50余元的包干费，要寄给远在四川的母亲10元，要拿出一部分给狱中的丈夫买些药品和副食，剩下的钱，除了她和两个孩子勉强糊口，真是一贫如洗了。而更难忍受的是这种家庭背景给她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把她拉出来批一通，她在工作中出现任何一点小疏漏都会上纲上线到“与反革命丈夫没划清界限”上，这无法逃遁的“罪责”和冤屈整整折磨了她30年。但她一如既往地忠诚地工作着。非党了，政治上不可靠了，一切重要、动人和辉煌的事情都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做些小总务、小干事、小秘书的杂务。起草一些“通知”、“学习决定”之类的文件，到各地基层搞些调查研究……可一切交给她办的琐事都办得那么妥帖、周详、填密。她要以行动证明她和丈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1980年，在陈泊冤死9个年头之后，经中央批准“两陈案”获平反，吕璜被停止了28年的党籍得以恢复。她首先想到数十年来一直爱护关照着她的邓大姐。她写信向邓颖超报告了这个消息数天后，吕璜正在机关里忙工作，忽然接到邓颖超打来的电话，大姐说：“你的信我看到了。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我祝贺你，为你高兴。你在全国妇联30年，无论对待工作和对待丈夫的态度，都是正确的……你说你年过花甲了，不过还是比我年轻多了，还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情嘛……，整千通话过程，吕璜几乎没说什么话，她什么都说不出，她只能哭。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她满腹的辛酸！
第29章 在期望中度日——梅志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癌症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经过多方努力，胡风的追悼会终于在198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各方人士聚集在公墓礼堂里，为半年前逝世的胡风默哀。相聚而来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来互不相识，他们原没有组成过“胡风集团”，却由于被划进了“集团”而有缘在胡风过世后在此相识。他们都含着热泪向梅志握手，因为梅志不仅是胡风的夫人，也是他们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受难家属的代表。
梅志机械地叔每个人握手，看着那些陌生人难过的脸、伤心的泪，此时此知，她感情麻木，似乎早已忘记了悲哀！悲哀、孤独、思念，就像过去她和胡风分离又彼此不知生死一样的悲哀、孤独、思念。那时她还有期待、盼望，而现在胡风走了，一个人先走了，永远再不会回来了，而她也彻底断绝了期待、盼望……
追悼会结束了，聚集的人散去了，梅志回到家里，抱头大哭一场，期待破灭了，盼望变成绝望。在期待、盼望中度日的梅志，怎么能忘记这24年的日日夜夜。1945年1月7日，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写的《论主观》，遭到了批评，不久，批判的目标逐渐由舒芜转到了胡风。
全国解放前夕，胡风退出了对1938年至1948年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进行总结的报告起草小组。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的批判逐渐由相互平等的批评演变为不允许胡风有反批评权利的审判。
1950年，第一次公开指明存在着所谓“胡风小集团”。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所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谬误文章。
1952年9月25日，舒芜在《文艺报》发表了全面揭发，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言论、思想、活动和创作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
1955年5月，舒芜上交胡风给舒芜的私人信件，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些信件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行”材料梅志感到万般冤屈。刚公布一年的宪法上明明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此时，感情善良的童话诗人感到前途无望，想到了自杀。也许以“死”才可以摆脱压在心头上的沉重负荷，也只有用“死”——生命的毁灭，才能证明自己人格的尊严和行为的正派。梅志经过苦思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胡风，恳求胡风和自己同步而行。
在沉思之后，胡风痛苦地否定了妻子的意见。他并不怕死，他乐意与妻子携手同往，要是那样，他们会立即摆脱眼前的苦难。但他们不能这样，因为在政治风浪到来时，自杀还可以被认为是“畏罪”的行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徒行径。这样使他们就会站在人民对立面，永世不得翻身。
梅志哭了。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死并不是容易的，除了她和胡风外，还有80岁的老母和孩子。为了亲人，她还得活着，还得准备忍受未来的打击。虽然她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有预见到以后的经历竟是那样的残酷可怕。
1955年5月16日，胡风的住宅被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搜查。整个过程中，梅志与胡风分在两处，不准讲话，到深夜11点，胡风被带走。此时，8岁的儿子已经熟睡，胡风在儿子的面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然后在大厅向妻子简单地进行了告别。
搜查继续进行。到天亮的时候，梅志也被带走，原来祖孙三代的大家庭只留下尚未懂事的8岁儿子和80岁的老母。
5月17日，胡风正式被公安局逮捕，梅志也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起被捕。
5月18日，《人民日报》开始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
发表各界人士批判、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文章和来信。并发表了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按语。
在城区的隔离所，梅志失去了自由。尽管她在与胡风共同生活的加多年中经历过各种坎坷，但对于监狱生活还是陌生的。
在开始的时候，白天写交代材料，晚上面对孤灯。不许读书、看报，更不能再写她的童话诗了。
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她注定无法摆脱这个“陷阱”。她是胡风的妻子，是胡风重要罪证―30万言书的大部分“抄写”者，因此，她从一开始就被认定是“骨干分子”。
审讯一次接一次，要交代的问题越来越多。梅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必须写，必须回答那么多她无法回答的间题。不回答不行！回答也不行！她处于无休无止的折磨之中，在她每一次落笔之时，她脑子中始终有这样一个信条：实事求是，不能嫁祸于人。此时，她何曾想到，“胡风案件”已经株连成千上万人。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哄78人，其中有中共党员32人，他们全被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多数被开除公职，监禁牢狱。
1961年，关了70个月的梅志因其老母病故被放出来料理后事，也没有再立即把她关进去。
母亲去世了，不能再复生。处在悲痛和孤寂中的梅志，又想到了自己苦命的丈夫，6年了，亲人在哪里？他是否还在人世？她曾听到过胡风自杀的传闻，但她不相信。她了解他，他不会为了摆脱自己眼前的痛苦而丢下她和孩子，她几次给公安部写信，要求去见胡风，均未获准。
时间在梅志日日夜夜的期待中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几个春秋，她在盼望中度日，一次次请求、恳求、哀求，她相信这种期待和盼望总有一天会实现。她就是怀着这样的决心，百折不挠，终于感动了“上帝”，终于允许她去监狱探望胡风，但她“必须说对他思想改造有利的话”。
1965年春，梅志终于踏上去秦城监狱的路。10年，整整10年！未见面的丈夫，现在是什么样？还是梦中的样子吗？千思百想，涌上心头，挤得脑海里一点缝儿也没有。想着，想着，终于成了一片空白……
梅志走过一条两旁有花坛的水泥路，看到了一幢幢小楼，这就是秦城监狱，高级千部的隔离所！
大厅深处，有人陪着一个穿旧衫裤的人匆匆向梅志走来，直走至眼前，思想过度紧张的梅志才看清这就是她昼思夜想的丈夫胡风。头顶两旁黑黑的一圈头发现在全脱光了。
看着丈夫被人“陪送”到面前，一股难耐的心酸从心底翻腾上来，她可以想像出来他这10年的煎熬和苦难，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也许那样两人都会好受些。但不能，周围那几双陌生而监视的眼睛，使她强压住了那澎湃欲出的感情。
胡风平静地走近梅志，向她伸出了手，她扑过去紧紧地握住了这双分别10年的手！胡风用坚定的目光审视着受尽了苦痛和磨难的妻子。
“身体还好”甲带的东西都收到了吧？”两人都不知第一句话从何说起，还是梅志先开了口。
“身体还好，东西都收到了。”胡风的回答显得机械而不自然。
“孩子们都向你问好。晓山明年就高中毕业了，晓风没考上大学，当了农业工人……”
“好，这样好。让晓山高中毕业后也当工人去吧。”胡风说的是心里话。他在文坛上耕耘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落到这个下场，他绝不愿孩子们再走他的路！
足足盼了10年，就这么一个小时的州司，对于他们来讲，相见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但不管怎么说，她终于见到了他，这便是最大的安慰，尤其是看到他吟诵着给自己和孩子们写的诗时流露的深情，还有临别时那告别的笑容，使她相信他依然充满着对生活、前途的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是他生活的力量，也给10年来无时不在为他生死担忧的她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按照胡风的要求，梅志第二次来探监时，给他带来两大捆日文版的马恩全集。并带来一些多少年他没有吃过的食品。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见面，这对梅志来说是一种享受和喜悦，也是一种痛苦和负担，她和孩子们的肩上都被压上一个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帮助胡风改造思想，于是夫妻之间见面的喜悦中总免不了有点苦涩。
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她必须鼓起勇气“劝导”胡风，或说一些要加强改造的话。有一次她将孩子们的近况说给他听后，又把女儿的信给他看。胡风一看信，就火冒三丈：“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溥仪是什么人，是封建皇帝，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吗？我学习马列主义错了吗？我忠心跟党走，一心想做对党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懂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
在这一瞬间，胡风的目光、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而令妻子战栗。她沉默了，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的倔强。看着胡风激怒的样子，她黯然了。
就这样，梅志每一次不能不带着迫切的心情赶往秦城，每一次又不得不带着痛苦回到冷清的家中。
1965年冬，公安部再次派梅志去探监，要她和他们合炸，开导顽固不化的胡风。虽然旁边坐着公安部的干部，她小心谨慎，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你不要太悲观，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认清自己的犯罪行为，比如为什么写30万言书呀，思想根源是什么，只有低头认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你以为我没有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担了责任。”“那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但对问题要提高认识，要拿到原则上来认识。要知道，党是不会错的呀！"
“唔，我知道，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在这方面我确实犯了罪，判我刑吧，就是杀头我也不喊冤！"
梅志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滴在地上。她还能说什么呢？她看着他的脸，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可能要对我进行审判了，不要怕。我惟一不安的就是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我对你是有罪的……”
“你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我们是夫妻，是同舟共济的伴侣，只要你能好好活着，我什么都能承受得了，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你尽管放心吧。”
胡风站起身，走向梅志，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一切都在无言中。
几天后，公安部传梅志，给了她一份判决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5年底，胡风从秦城监狱放回家中，监外执行。梅志终于盼到了他们家庭团聚的时刻。
胡风回到家，看到小儿子晓山，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吻着，他似乎把这个已经18岁的“大孩子”仍当做他在10年前被捕时正在熟睡的“小三子”。
家依然是和睦的，孩子们仍像过去一样尊重父亲，相互没有隔阂和疏远，没有比这更使梅志感到满足的了。
好景不长，在胡风出狱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要胡风和梅志必须离开北京，去成都“安家”。这个决定使刚刚团聚的家庭又受到了震动，那刚刚开始的喜悦又变成了沉重。
离开北京，远去成都，这实际上是“流放”。离开锁着铁门的监狱，进人一种不叫监狱的同样是被禁闭的生活。梅志嘴里不说，但心里这样想着。
1966年2月15日，胡风和梅志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离京人川，进人了成都的一个独院住宅。除了一个送牛奶的妇女按时来送奶外，再就是帮助“改造”他们的管理人员。此外，再没有人可以进出这个院子，也不允许胡风和梅志随便走出这个大门。如果他们硬要出去的话，必须要得到允许，并有人“陪同”而往，除此而外，胡风还必须定期上交一份思想汇报。
远离了儿女，远离了过去的朋友，远离了一切，只有他俩朝夕相守。孤单中惟有彼此的感情作为依托，俩人对往事的回忆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烦忧。
梅志向胡风谈起了许多往事，30多年前第一次在上海巴黎大戏院的约会。胡风也向梅志讲起了小时候帮助母亲剥豆子的情景。这些事是令人发笑而感到幸福甜蜜的。他们也谈这十多年分离的思念和对彼此的担忧，谈到他们终于熬到了相聚的喜悦和激动。对往事的回忆，那些说不尽谈不完的心灵的相知冲散了他们在被监禁生活中的郁闷。
不管现实境遇如何，梅志仍怀着巨大的希望。胡风虽被判了14年徒刑，但那是有盼头的，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再过4年，他刑满之后就会获得自由。那时，胡风还可以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也许自己还能有兴趣再写写童话故事。无论这14年对他们多么不公正，多么难熬，他们毕竟还是有时间，还可以继续维系他们作家的生命。
期待可以给人以勇气，盼望可以给人以希望。然而，眼前仍然得过着机械的重复的毫无兴趣的生活，还得按时写“思想汇报”。一切都必须按规定的模式去忍受，只要能活下去，等待中的盼望是能够变成现实的。
1966年9月初，四川省公安厅来人，命令胡风、梅志立即做好准备，随时离开成都。
从北京“流放”到成都，梅志内心里是不满的，但现在又要离开这住了半年多的房间，心里不由泛起阵阵悲戚的酸楚。虽不能说这里是世外桃源，但它不仅躲避了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也躲避了不少人为的风风雨雨。住在这里虽然寂寞，但平平安安。虽然这里不是家，而是胡风监外执行的“监”，但此时多么愿意在这个“监”里蹲到刑满释放啊！
胡风、梅志被草绿色的囚车载着，从初秋夜深人静的成都驶了出来。两旁树上的叶子被秋风吹得飒飒作响。冷风从前面的小窗口吹进来，吹在他们脸上、身上。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觉得吹进来的风越吹越冷，路越走弯道越多，车在一个孤零零的山头上停下来，那里有一间灰砖砌的大房子。
他们被送到川东苗溪劳改茶场。由于一路的颠簸和冷风吹打，胡风病倒了。望着躺在木板床上的胡风凹下去的眼睛和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梅志不由得鼻子一酸，几颗晶莹的泪珠从脸上滚了下来。
“可别这样离我而去啊！不，我绝不能让你比我先走，你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还有很多话没有说，你的刑期尚未满，在这种时候，是绝不能走啊！”梅志多想抱着丈夫大哭一场，可她不能，周围有一双双监视的眼睛，她只能坐在他的床边偷偷地流泪。胡风不断地生病，头痛、昏迷、大小便失禁……这些病状使梅志联想到脑溢血、尿毒症等令人恐惧的疾病的威胁。她日夜守护在胡风身旁，不断感到死神的力量似乎时时在威胁着胡风，她抑制不住涌出了泪水。不，他不能死！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要活到他能用行动来说明自身的问题，用事实为自己的一生画一个清白的句号的时候。她将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也要换得他的生命，使他活到她所盼望的那一天！
由于她无微不望的体贴、关怀、照顾，以及她那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的精神影响着他，他的体力渐渐增强，病情逐步好转起来。
1967年11月，胡风突然被通知离开苗溪茶场。没有说什么原因，只要求立即出发。虽然事情突然，但比起1955年那次分别时间还要充裕些，夫妻俩可以多说上几句话。
胡风看来并不悲哀，他满怀信心地对梅志说：“问题看来快解决了，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或者接你走。”他有他乐观的理由，因为他距刑满日期越来越近了。
梅志没有胡风那么乐观，但她也没有多少担心的理由。她除了给丈夫准备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外，还偷偷给了他200元存单，以便他在获得自由后回北京用。由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们无法了解当时的中国已处于“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前面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好运。
胡风走后一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元旦，等待丈夫回来过年的梅志盼望落空了。到了春节，胡风仍没有一点消息，一种不祥的预兆蒙上了梅志的心头。难道又要等10年，这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后，使她不寒而栗。10年，再10年……人生一共有几个10年啊！而留给已年近70的胡风还有多少时间呢？她无从知道胡风的所在，倒是几个月后，从一群搜查她住处的红卫兵口中，无意中听到“胡风已经收监了”。听到这个消息，倒使她多少宽了一点心。在那个年月，人监也许反而能得到保护。
等待胡风回来的希望破灭了，现实告诉梅志，她对自己和胡风的前途都不要再抱任何期待和幻想了。她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看来，他们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时间虽然越来越少，但她并没有绝望。她仍然坚信，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
还是能赢得胡风的自由。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是能还他们以清白。期待，期待的心不死；盼望，盼望的情犹在！活着，要活下去，要活到自由的那一天！
两年以后，在苗溪医院强迫劳动的梅志还必须自备伙食，将仅有的一点积蓄也用光了。为了解决她的生活问题，1970年梅志被调去苗溪茶场犯人刑满就业队干活，每月21元生活费，除交8元伙食费外，梅志还订了一份报纸。生活变得单一，却仍不减它的沉重。
1973年初，在与胡风分离5年之后，梅志接到通知，她将被调去胡风那里照顾胡风。
在川东的一所监狱，梅志与胡风又相见了。分别只有5年，眼前的胡风已经是个精神病患者了。
在“文革”高潮中被“收监”的胡风，1969年他满怀希望地提出：他刑期已满要朱释放。他哪里知道，当时“公检法”已经被砸烂，又有谁会理睬他呢？胡风无可奈何，又像1966年前在秦城监狱时那样吟诗诵文。没有纸，他就在书本、报纸的空白处写。有一次看守人员发现胡风在毛泽东像边的空白处写下诗句，罪名立刻上升。胡风不但没有得到他一直等待的“刑满释放”，相反，他被宣布改判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胡风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彻底绝望了，精神支柱崩溃了。
梅志以她全部的柔情安慰、照顾精神失控的丈夫，帮他洗头、洗脚、擦身子，缝补他破旧的衣服。以全身心来安抚他，又偷偷地独自吞下那苦涩的泪水。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也不能使胡风摆脱极度的抑郁心理。他忘记了吃，忘记了睡，陷人精神迷乱中。他在狂癫突发时可以抡起拳头打自己心爱的妻子，甚至几次举起了杀人的刀子……
默默忍受着痛苦与悲哀的梅志，在受到强烈的精神折磨之下，重新闪出了绝望的念头。她看着疯癫的丈夫，感到一切期待和盼望都破灭了。她实在受不了了，特别是看到胡风颤抖的手向她抡来的时候，她的心凉了。她想和他一块去死，她知道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因为，他现在常常叫喊着活不下去了。胡风活得很苦，这是她所理解的。但她并不比他强多少，也并不比他更能忍受痛苦。让我们一块去结束这受苦受难的生命吧！这样是很容易的，在他清醒的时候，只要她把她的意思告诉他，将铺盖绳往铁窗栏杆上一挂，两个人将脖子往绳套里一钻，就可以双双自尽了。等看管的人发现时，他们早已摆脱一切痛苦了。
她几次想把这些话告诉胡风，几次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到她真要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她发现她还是不愿这样做，不光是舍不得孩子们，更主要的是这样去死她实在不甘心。无论如何，她还是想留下自己这个活口，因为胡风已经疯了。还有谁能为胡风的案子、为胡风案子而受株连的朋友申诉呢？只有她，如果她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会害多少人呢？想到这些，她就强制自己去摆脱那“死”的诱惑，咬着牙决定活下去，要活着带着胡风离开这四面高墙。哪怕带出去的胡风是个疯子、傻子，是一具活僵尸！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梅志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未来是渺茫的。就这样持续了几年。
1976年10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人民打倒了“四人帮”。然而胡风夫妇他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们不知道，会议决定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胡风案件”开始得到重新审查。
1979年1月15日，胡风和梅志接到通知：他们已经获释。同时立即送胡风进医院治疗。梅志拿到通知，呆呆地看了很长时间，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神速，她的思想实在跟不上，因为她盼望得太久，太久了！她怎么敢轻易相信她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事呢？她哭了，哭得伤心，也特别地痛快！
盼！盼！！盼！！！在希望与失望中期待，在希望与失望中挣扎，整整24个年头啊！这苦难的生活是多么难熬！今天，他们终于熬到了头。胡风已经77岁了，梅志也已经65岁了。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活着，便是幸运；活着，便是胜利！由于精神的解脱，胡风的病很快治好了。他清醒了，第一次知道1955年以后，他的许多朋友的遭遇：路翎疯了；阿垄、芦甸、张中晓、方然……死了；耿庸失去了妻子；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株连……事实是残酷的，但无法挽回。
梅志比胡风的思想负担还重，她怕眼前这一切胡风承受不了！她担心他们虽然走出了高墙获得了自由，但“胡风案件”以及胡风本人仍被那厚厚的阴影所蒙罩，只要这阴影不彻底消除，胡风还是难以摆脱精神错乱的困扰，而她也仍将承受着精神的重荷。
梅志和胡风回到了北京，他们在等待中又过了加个月。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一场经历25年的冤案宣告了它政治上的终结！
1985年6月胡风去世，终年82岁。长眠的人已经感受不到欢欣或痛苦了，最悲苦的莫过于梅志。她和儿女们不忍心让无言了的胡风在冰库中再做无期的等待。活着期待了25年，死后期待了两个多月，她不得不和儿女们决定自费火化胡风的遗体。
没有悼词，没有仪式，胡风就这样冷冷落落地在亲人和友人注目下静静地走了。胡风走了，他的妻子梅志还在期待。在孤独和困惑中，梅志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一部《往事如烟》。回忆这段不幸的事也和经历这段不幸的事一样让人痛苦。
胡风去世两百多天之后，胡风追悼会才举行。在悼词中，最终肯定了胡风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有着坚定的信念”。梅患，得到了相当大的宽慰。
1988年，胡风冤案真正得到全面的、彻底的平反。数次摆脱死神诱惑的梅志，终于实现了她要为“胡风案件”申诉的信念，并以她朴实的著作为历史提供了关于胡风其人和有关“胡风案件”的珍贵史料。
第30章 史诗吟咏伉俪情
在我们的父辈中，母亲们对婚姻家庭普遍抱有比父亲们更多的幻想和热情。这并不是自然属性造成的，更多的是母亲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受挫，也由于中国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性别角色的暗示。传统的父系文化不承认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幸福，假使她们在公众事业中有了大的成就，世俗便对她们侧目而视，剥夺她们的幸福感，使她们因莫名的失落而怀疑自身。这样，妻子就要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丈夫的愿望，为丈夫在社会上的进取而“牺牲一切”。
在革命的叭伍里，父辈们生死相依的伉俪情是屡见不鲜的。这一代先贤们，大都在革命活动中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她）们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在许多方面都有清新的见解。他（她）们在出生入死的交往中，能受到相互进步思想的影响。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使他（她）们相互的心更加接近。他（她）们争论起问题来，常常是互不相让的，如果一方驳倒了另一方的观点，那被驳倒的一方也会心悦诚服地认输。
这一代父辈在婚姻的见解上，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他（她）们中意的，敢于大胆地爱，毫不含糊地去追求。他们不中意的（特别是包办婚姻），敢于公开地反抗，挣脱旧习惯势力的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奔跑。
不过，父辈们毕竟是从旧教育制度下走过来的，在他（她）们的爱情生活中，总能够找到旧社会的烙印，也就是说父母亲结合后，多数的母亲甘心献出自己的一切去殉父亲的事业。当然，他们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但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母亲们常常是付出的最多、奉献的最大。
第三篇 儿女.未来
引 言
母亲，这原本是一个古今共谈与人类共存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它既会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会出现在名人的笔下：毛泽东、朱德、老舍、丁玲……都撰文写过自己的母亲。
孩子眼里的母亲，既是平凡务实的普通人，又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有多少支饱含深情的笔真实地记叙了母亲精神对儿女的影响。
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崇高的关系。母亲是伟大奉献和无私之爱的化身。当女儿变成母亲时，对母亲的理解将会更深、更透、更全面。像萧月华、陈珠英等这样的母亲，当她们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后，她们的父母养不活她们，只好将她们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或到工厂当童工。她们一无所有，任劳任怨……在她们身上最出色的品德就是坚韧、奉献。她们所奉献的是自己，甚至超越了自我。萧月华妈妈为了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曾志妈妈为了革命，任由党组织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杨开慧、何葆珍、赵一受等妈妈们为了革命，舍弃了自己的子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代母亲们，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母亲的风采和品格。
历史如一条滚滚长河，流走了多少辛酸往事，也流走了多少悲欢离合。这一代母亲们的斗争实践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史篇，在今日多变健忘的时代，还有多少人会对这一代母亲们的伟大品格、丰功伟绩，投注钦佩、学习、发扬光大的眼神呢？然而，那些刻骨铭心、备尝苦难、受尽战争熬煎、万劫余生的一代子女们，怎能不挺身而出，勇敢、坦诚地尽其所能向世人宣告，向历史呼喊！要子孙记住，要祖国勿忘，要千秋万代永远传承母亲们的伟大品格！这一代人，不会忘怀在这场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中，他们是如何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们怎能忘记母亲们那天高海深、述不尽、说不完的母爱之恩情？那份根深蒂固、坚如磐石的母子情结今生今世再也无法解脱，更不会将其深埋心底，终其一生。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半个世纪过去了，而母亲们有着史诗般辉煌的历史，这一代儿女们直到跨过新世纪门槛后，才去搜集、整理、出版，不能不深感内疚和羞愧。然而，历史是不可湮没的。彰显革命母亲们的历史地位及其功绩，再现她们的本来面目，以慰前人，以示来者，这不光是这一代人的呼唤，而且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后辈人的愿望和要求。
第31章 笑看旌旗红似火——赵一曼
敌人在公开处决前将她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高唱着《红旗，沿途歌》的群众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时年。她仅31岁。
赵一曼妈妈，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字淑宁。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在家乡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后考人宜宾女子中学，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委员、宜宾妇女联合会主席。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宜宾地区学生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同年冬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代理部长。1927年1月考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后先后在江西、上海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后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东北，任中共满州省委妇女委员、满州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此时她化名李洁，曾作诗言志，题为《滨江抒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2年春她更名赵一曼，1933年10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州总工会负责人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秋被派到珠河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率部在滨绥路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第三军主力远征后，奉命率第二团留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她化名李一超，由于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她身患肺病，骨瘦如柴，乡亲们亲昵地称她“瘦李”和“李姐”。11月，她率部队突破日军重围时，亲自断后担任掩护，不幸中弹负伤。她在群众家养伤时又被敌人发现，搏斗中再次负伤而被捕。
赵妈妈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敌人经过几个月的审讯，严刑拷打，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在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怕她死掉仍得不到口供，就把她送进哈尔滨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和护士都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在她的宣传教育下，他们冒险帮她逃出医院。第三天伪满警察又抓捕了她。她怒斥敌人说：“你们可以烧毁村庄，杀害人民，可你们永远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在珠河（今黑龙江尚志）带着手铐脚镣的赵妈妈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押往刑场。在公开处决前赵妈妈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行示众。她从容地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群众都哭了。
在行刑时，宪兵队长说：“这是最后时刻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直到这个时候，敌人还想从她口中得到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赵妈妈盯住宪兵队长的脸，不紧不慢地说：“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你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仍然得不到。”
此时，在赵妈妈心中，最牵挂的莫过于革命和儿子。她是坚定的革命者，又是最慈爱的母亲。临产时，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好心农妇的半间砖房中。在往上海找党组织的途中，身无分文，几乎把儿子卖掉。她在临刑前一天，曾给宁儿写了一封遗书。现在敌人又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就高声面对众人说：“那我就再嘱咐儿子几句话吧：‘母亲为了抗击日寇，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
听了赵妈妈这一番话，宪兵队长高高举起指挥刀，对已经举枪待命的宪兵下了命令：“开枪！"
枪声嗬了，赵妈妈慢慢地倒了下去，她始终是那样的从容，毫无惧色。
第32章 功不可没——安娥
安娥，原书张式沉，曾用书何平、张菊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
她1932年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参加文化工作，曾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后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员；
她的著作有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梁红了》、《洪波曲》，报告文学《从朝鲜归来》，以及歌词《卖报歌》、《渔光曲》等。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这首由安娥作词、张曙谱曲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以它通俗明朗的词句，真切昂奋的旋律，唱出了难童们国破家亡的悲苦处境，激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3万名保育生就是唱着这支歌，步人保育院，走上了新生。3万名保育生每当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了为保育生日夜奔波的安娥妈妈。
1938年3月10日，在庆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安娥妈妈。这位当时端庄秀丽的女士尽管年轻，但已是文艺界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了。她尤擅歌词创作，虽没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词的丈夫田汉那样称誉中外，但其创作的几首歌词却仍闻名遐迩，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安妈妈参加了保育会的整个筹备活动，因此她的任务是向与会人员报告保育会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为了推进保育会的工作，安娥曾到全国各地保育院去视察，写出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1939年1月16日发行的《妇女生活》第六卷12期上发表了安娥题为《歌乐山上的保育院》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保育院的建设、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着重介绍了孩子们自我教育的生动事例。她在文中说：
车子一走出了烟雾弥漫的重庆市，便觉得风和日丽，空气清新，两排如臂的青山，环抱着几畦静水，四野入画的小草，依偎着大地之春。虽说正是严冬时节，却暖和得有似孟春，天赋予四川的何其厚啊！
走近歌乐山脚，望见五六排整洁向阳的房子，几块宽广平坦的空场。第一排房屋前面的山石上，两个孩子在远眺。房子前边正在修石子路。
“这就是我们的保育院吧？多好的地方啊！”一恒说。
“不是吧？我们会有这样好的地方！”
由于过度的兴奋，反而使我迟疑起来。但那两个远眺的孩子分明穿着保育院的黑棉衣。
车子停在正在修筑的石子路上。脚被新石块格得发痛，我猛然才想起来：
“啊！这是我们的保育院，这条路将来叫保育路。它象征着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保育工作的大道！”
曹孟君院长和蔼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满口不断的“指教”、“批评”声，谦虚而恳切。其实我们望见那几排整洁的房屋，几块宽广平坦的操场，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一、巴山公园
一进正门的人行道旁边，出现了一座模型的小公园（形式如小小高尔夫球场），园门半圆形的牌子上，写着伟大的“巴山公园”四个字。顺着园门的“大路”走去，什么守望亭啦、巴山图书馆啦以致公共防空壕啦、花园草坪啦应有尽有，虽则是小而又小的模型。曹院长对我们说，这都是孩子们自己的手工。啊！孩子们自己的手工！我们能不敬佩！
谁看了这个，还能说流浪儿没有美学的鉴赏，没有艺术的天才，没有自然的爱好呢？当他们生活安定了以后，他们的智慧，像六月冲出云霄的太阳似的，放出火热的光辉来！加上他们那强有力的“生”之意志，丰富实际的生活经验，真挚涌溢的热烈感情，常常比普通家庭里生长出来的儿童，还更富有创造力！何况他们都是抗战的大时代之产物，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下锻炼出来的斗士！
二、巴山牧场
说起巴山牧场来，真是可怜得令人眼泪都笑出来。整个牧场充其量面积也不过像巴山的几块石头那么大。但在孩子们看来，却觉得它大得很呢！整个牧场用竹篱隔做六七栏，栏中的生物大概有八只鸭子、两只黑羊、十只鸽子、十只鸡、四只小兔。院长告诉我们，这座牧场是孩子们自己的财产。因为有一次一位方丈捐了孩子们100块钱买肉吃，可是孩子们把钱领来以后，大家公决不愿一两次把这些钱吃完，他们决议把这些钱设置个小牧场。起初孩子们不过是为着一个小小的生产事业，但现在在这少邻舍的歌乐山保育院，这些动物已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关心这些动物的饥渴，犹如兄弟姊妹。
三、孩子们的文化
最使人吃惊的，是孩子们自我教育能力的坚强。这点虽然在汉口、长沙及重庆临时保育院里已表现过，但都没有在固定保育院表现得充分！他们经常出版的刊物有三种：
1。时事简报——每日版，现已出至39期。内容包括党、政、军、经济、国际、社会新闻等摘要。简短精彩，材料又丰富，字体也很工整。
2。壁报―周刊。内容多关于生活及文化教育的自我学习、抗战故事、杂感等，编排得相当活泼，有几篇描写他们自己“流浪史”的报告，看了实在令人落泪！
3。抗战画报―不定期。这是一张不惭愧的刊物，在这里面充分表现了孩子们的艺术天才和政治认识。可怜他们使用那种破笔与粗纸却每一张画都那样用心地雕磨！其中如吴伯钧的“义勇军”、章文伟的“世界和平”、杨秋海的“前方的战事”，以及（名字忘了）“犹太人的悲哀”“法西斯的真面目”“军民合作”“大家一条心”等，构图很有思想，笔法也很锐利。而且虽则是儿童的作品，却已表现了“写实”“浪漫”“象征”等不同的作风。使每个人看了都不得不感动地说：“我们送给他们一些好的工具吧！那他们会画得更好！”是的，如果他们能得到艺术教育环境，说不定会产生几个民族艺术家呢！
四、有意义的晚会
每天在睡觉之前，每队在自己寝室里，开半个钟头的晚会，主要任务为每日生活的自我检讨。但据管理员说，也不知孩子们从哪里找来那许多问题，总是要过半个钟头的。在这个工作里，也表现着孩子们的不同的个性，而且每个寝室有个别的作风。大概女生队内多喜欢讨论清洁、美观、读书、音乐、守规则、人事及感情等问题。男生队则偏重于军事、政治、国际、科学、院务改革、自我教育等工作。也有些队他们不讨论生活，也不讨论政治，也不管人家对他们怎样，也不管自己对人家怎样，厂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寝室布置起来，唱歌、演剧、说故事、下象棋，不管你外面天掉下来，他们仍然进行自己的活动。虽则他们的艺术作品还没成功，但艺术家的作风确已不算坏了。真是笑得人们牙都要掉出来。
好容易晚上7点钟到了，我们便决定到各寝室去参加孩子们的晚会。走到一个寝室门前，从窗子望进去，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在开会。怕进去破坏孩子们的自然气氛，便偷偷地站在窗外听。当小主席宣布开会后，就有小朋友勇敢地站起来发言，他们有自我检讨的，也有给别人提意见的。各班把每天检讨的重要问题，单独记下来报告自治队长联席会。联席会再把重要问题提交全体晚会。有一次扩大晚会上，曾解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孩子们初次上山的时候，乡土观念非常严重。安徽的孩子联合起来打河南儿童的头，浙江儿童联合起来不同河北儿童玩耍。“打群架”时有发生，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扩大晚会上，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童，都是在日本军阀炮火压迫下的流浪者。大家的遭遇一样，生活二样，目标是一个。因此彼此都不应分省份，不应该打架。我们的拳头是我们对敌的武器，只能打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的头上！”
走到另一个寝室的门前，当主席报告后，一个小朋友立刻勇敢地站起来说：
“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先生要他做事，他看着先生一走，他也就走了，以后我们遇到这样事，该怎样处罚他？”正义感充满这位小朋友的全身。“罚站5分钟！”“罚10分钟！"，
“罚他再去做好！”一纷三个办法都有附议，，于是主席要大家袭决，结果赞成“再去做好”的人占多数，议案通过。
在另外一队的晚会里，争论得非常激烈，我们赶往那间窗前静听时，只听见一位小朋友慷慨地在说：
“第一，我们要干净，不要学流氓！第二，我们不要怕死，你看前线的士兵要是怕死，我们早不能在这里读书了。我们如果现在不努力，大了也不能做大亭！不能为国家民族、爹爹妈妈报仇！第三，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院里菜吃得不好，要求换好一点的菜吃。小朋友，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享福的，我们是要来读书的，救国的。难道这里比我们早先沦陷区的生活还不如吗？我们想想现在陷落在沦陷区的小朋友，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还有心要换好菜吃吗？"“那么，小朋友们！还有赞成要求换菜的吗？"
“没有！”这声音充满整个屋子，甚至原来提议换菜的小朋友都说愿意取消原议了。
第二天午前与全体小朋友开了二个谈话会，送了点慰劳品给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表演与答谢。
我们下山的时候，曹院长仍旧说着“请指教，请批评……”歌乐山迎我们来，歌乐山又送我们回去。从今歌乐山将永远留住我们孩子们的快乐的歌声。
安娥妈妈，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保育会成立后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秘书处千事、宣传委员会委员，她写了很多宣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对保育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抗战胜利后，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
第33章 育苗甘为先——曹孟君
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1938年7月16日建院于重庆歌乐山，1942年1月改称直一院，但习惯上仍称川一院或叫歌乐山保育院。
歌乐山，东距重庆市区60余里，西靠成渝公路，北临嘉陵江。山巅有名刹云顶寺，山下是古镇高店子。川一院坐落在古镇左侧山坡上。一进大门，是一条4米宽的石板大道，由低向高把花园般大院分隔为西区（教学区）和东区（生活区）。西区由下而上有小花园、凉亭、医院、6排大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和可容纳600人的大餐厅；东区有澡塘、理发室、草顶方形大礼堂、8排学生宿舍（每排8间，每间4张双人床，白墙红地板）、大操场、小农场、小牧场、小工厂等。还有个拥有10余个床位的病房小独院。院西一篱笆之隔与冯玉祥副委员长、李德全副理事长为邻；坡上，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公馆相连。
曹孟君上任后，首先下大力抓了难童们的身心健康。这些从炮火下和饥饿死亡线上被抢救出来的孩子，到了四川后水土不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染上了疟疾、痢疾、癞疮、疥疮、夜盲症和满身的虱子。曹院长带领老师及医护人员，怀着慈母之心，不怕脏，不叫累，不怕传染，为患病的孩子清洗、诊断、治疗。她带领医护人员走教室。串宿舍，昼夜忙忙碌碌。经过精心的治疗，孩子们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院长规定，医护人员每天上课之前要到教室按秩序检查每个同学们的眼、耳、鼻、舌和皮肤，发现病情及时治疗和隔离。在院里开展了三灭运动（灭虱子、臭虫、疥疮）。曹院长亲自动手为孩子们消毒、换药、洗澡、理发，讲解卫生知识，订立卫生条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们变得清洁、健康了。
由于失去父母和流浪生活的痛苦，有的孩子情绪变得暴躁，容易发脾气，还经常打人、骂人。曹孟君和院里的老师一起，对他们耐心教育，特别注意进行爱国教育、民主并把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全者互相结合，循循诱导。她们还启发孩子们用自我教育的方法，经常利用晚上，开个短短的生活会，讲讲一天的表现。对有些问题，孩子之间看法不同，争吵起来，曹院长和教导主任商量，定期召开全体大会，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来，让孩子们自己选主席主持会议，开展讨论。最后由教导主任把意见归纳起来，帮助孩子们进行分析，分清是非。这样做的结果，使孩子们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孩子们都变得活泼可爱了。
为了培养孩子们从小就热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劳动技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院的东南侧建立了小工场、小农场和小牧场。每当课余时间，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觉地去那里学习、操作、劳动。
爱学习、肯动脑子的刘公泰同学学会了用烧碱、油脂和松香熬制肥皂，用氯化钾、食盐水制作再生电池。邬方东同学就地取材制作全竹质的自来水笔，受到赞扬。他的革新成果还被送到重庆参加全市儿童作品展览会展出。有的同学，学会了用硫酸镁画竹子，有的同学学会了用通草制作通草画。更多的同学学会了养羊、养兔、种菜、种粮食、编草鞋等技能。欧阳鸿祥同学热爱劳动，勤勤恳恳，不论炎夏寒冬，总是为全院师生作息摇铃打点，受到了全院师生的赞扬。
曹院长还号召10岁以上的同学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被褥。对战乱时期只有十来岁的娃娃来说，他们又从来没有摸过针线，确实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曹院长说：“万事开头难。有困难，不害怕，克服了困难，难办的事就变得容易了。”她要求年龄大的帮助年龄小的，女同学帮助男同学，团结协作，做好棉衣。
各班的教室变成了一座小型成衣车间、裁缝铺，同学们飞针走线，加班加点忙个不停，欢声笑语，浑然一体。当同学们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时，身上暖烘烘的，心里热乎乎的。
为了增强同学们身体素质，曹院长还经常组织同学们爬山、游泳、踢毽子、练武术、猜谜语等活动。有一次，全院师生比赛爬山的终点是歌乐山制高点云顶寺，大家都勇往置前，侠背，气喘吁吁，但还是勇敢地攀登而上。凡是攀上顶点的，都得到了奖励。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出壁报、画报，开讲故事会、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绘画比赛、作文比赛、音乐会等。
为了不断地加强对同学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还不时组织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有一次组织部分同学从歌乐山徒步走到重庆市，参加全市各界举办的为前方将士义卖活动。义卖开始的第一天，保育生双手抱着义卖品（主要是书报、杂志），胸前挂只装钱的（只能进不能出）竹筒，身披一身雨水，带着两脚湿泥，在雾茫茫雨蒙蒙中沿街、沿店、沿户宣传义卖，在朝天门一座二层楼饭店里，同学们虽已是饥肠辘辘，寒气难忍，仍然热情地向用餐的顾客宣传义卖，受到群众的好评。
为取得保育民族后代、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实践经验，曹孟君聘用进步、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和阿姨对儿童进行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将其班级分别以团结、奋斗、抗战、必胜、坚决、持久、建国、必成命名。国文课本是总会发的《抗战建国读本》。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无处不在的，如在小小图书室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大标语：“我们不是寄生虫，要做抗日的小英雄。”在不高的书架上，摆放着高尔基的《童年》、《我的母亲》及鲁迅的《阿Q正传》等中外名著。还有连环画《平型关大捷》、《李鸭子连升三级》等。“小画家”马健德升学离院时，曹院长给小马的赠言是：“健德：在你的图画中，有祖国的完整地图吗？’’
每位同学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演讲队、歌咏队、舞蹈队、话剧队，对内对外进行抗日宣传。小小话剧团请来了戏剧家陈白尘和孩子剧团的演员们，指导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还我孩子》等；请来沙海、常学庸、沙名露等音乐家和音乐教员，教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1939年5月13日，20多位同学还走上广播电台，向美国小朋友演唱《院歌》、《松花江上》等歌曲。曹院长在院里大力倡导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针，强调自主、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和手脑并用的教育。结合劳作课，要学生自己打草鞋、缝衣服、养兔、喂羊、做肥皂、做玩具、用具等。提倡保育院社会化、家庭化。提倡孩子们喊老师“先生”、“妈妈”，同学间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称。通过组织学生会、每晚以宿舍为单位开生活检讨会等方式，进行民主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等。
对于这一套教育内容和方法，社会上的进步人士纷纷夸赞。但是国民党右派却很不高兴，有一次他们派来10多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名曰协助工作，实际上是来监视和干扰院里的正常生活和学习。曹孟君对此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他们尚未到院之前，召集了院里的进步教职工开会，说明那批三青团员的政治背景、来院的目的，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他们来后处处感到孤立，工作上又怕难怕累，生活上又怕苦，没有多久就待不下去了，只好悄悄溜走。曹院长以保育院为家，平时就住在院里，周末也不回自己的小家。她爱人王昆仑同志周末也到院里来，帮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遇到困难时也常常到这个“家”来住。
曹院长在保育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把朴素的经验再上升到理论，推广到全国。1940年初，她读了蒋院长“致小学校长教职员及社会人士”电文后，根据自己的实践，发表了《儿童保育事业之意义及其任务》一文。
第34章 冒死救孤幼——罗叔章
在一个大风雪天，罗叔章院长拿着宋美龄的“尚方宝剑”——均县保育院院长的委任状，去见驻在草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来均县之前，邓颖超在帮她分析情况时曾说：“李宗仁出身贫寒，是坚决主张抗日的。1938年3月，他指挥第五战区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后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只要把情况说清楚，李将军会帮难童的……”
遇真宫是武当山麓草店镇外的一座古庙，据说是五代时一个皇帝逃难至此，遇见道人相救，以后为还愿重修的这个遇真宫。宫前经过几重道门才能走进院内。前后院落宽阔敞亮，东西配殿别致大方。后院的真仙殿背靠山峦，面阔廊深，殿檐高挑飞展，十分壮观。四个巨大的铜制卫士手执铜旗，雄壮威武，泥塑的玉皇大帝和道教始祖金身气魄宏大……
然而，眼前的遇真宫，却呈现着一片惨景：前后院的殿堂里、廊檐下挤满了难童。男孩儿和女孩儿横七竖八躺卧一地，受伤的、生病的、长疮的，单衣破鞋，面黄肌瘦……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伸出黑瘦的小手，捉虱子、抓疥疮……
这一批批孩子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最后到达了遇真宫。孩子和老师们都累了，小小年纪走那么远的路，忍着饥饿病痛没日没夜地向前赶！
到达遇真宫后，全院师生员工首要的任务是千方百计与疾病作斗争。庙内到处是马粪杂物，脏乱不堪，师生们花了很长时间清理环境，各队老师用庙里的大锅为孩子们煮衣服灭虱子，剃光头铲除头上的虱子，耐心地为孩子们洗疮、涂药。张修华医生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挑起了全院500多个孩子的医疗保健重担，为病童检查、治疗、抢救重病号，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孩子。倪智仙老师一直协助张医生给孩子们治疥疮，换洗带脓带血的衣服，不怕脏累，为孩子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鄂西北是一个贫困的山区，生产落后，物资匾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保育院的孩子们到那里以后，供应困难，粮食不够，经费缺乏……孩子们到草店子不久就是隆冬了，可难童们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饥饿、寒冷和疾病困扰着全院师生，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
500多个孩子的困难处境受到重庆保育总会的关注和重视。常务理事邓颖超忧心如焚，思考着派谁去解这个重围，去挑这副重担。
1938年11月底，罗叔章护送70多名难童到达重庆。邓颖超听说后，心头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在八路军办事处里，邓颖超、周恩来召见了罗叔章。
邓颖超介绍了均县保育院情况和眼下的困难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
“叔章呀！任务艰巨，困难重重。我们经过再三考虑，究竟派谁去，实难下决心，因为这关系到500多个孩子的生命安危呀！”
邓颖超脸色凝重，两眼直视着罗叔章。在她掌握的地下党员中，优秀分子不少，但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超负荷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巨大的精神威力，才能压倒那无法克服的困难！
“好，我去！”罗叔章声音不高，但很坚决。
周恩来信任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手。罗叔章紧紧握住周副主席的手，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什么比组织的信任更重要的！困难是困难！要是不困难，何必要派共产党员去呢？
邓颖超又帮助她分析了困难和可能利用的有利条件，保育总会帮她办理了有关手续。在邓颖超的授意下，罗叔章直接找理事长宋美龄写了委任状，就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罗叔章化装成一位阔夫人，手持宋美龄的尚方宝剑，沿川北到陕西汉中，在西安受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和国民党省主席的接待，然后派一名国民党的副官陪送她到汉江乘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底到了均县。一个大风雪天，罗叔章身着绒毛大衣来到遇真宫。首先映人她眼帘的是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她心情激动，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下扑过去楼住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姑娘……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瞅着面前这位阔太太：“唉哟，好漂亮的妈妈！好漂亮的衣服！”在那严寒的风雪地里，这位陌生人使失去亲人的孩子们感到好温暖、好亲切呵！
“你是谁？”一个大胆的男孩儿问。
“我是罗叔章，你们的罗妈妈呀！”
“罗妈妈，罗院长来了！”有一位阿姨喊了一声，老师和大孩子们都兴奋地欢呼着，抢着跑过来，迎上前去和她拉手、问候。
罗叔章不顾一个来月的旅途疲劳，立即到孩子们中间了解病情和生活情况。
这500多个孩子正面临着没有粮食、棉衣、棉被、医药的问题，怎么办？如何尽快解决孩子们的温饱呢？
罗院长召集老师们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当务之急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孩子和老师的生存问题。经过充分听取意见，她坚决而果断地宣布了七个行动计划：
(l）十万火急，搞药请医。尽快消灭虱子，治疗威胁孩子健康的伤寒、肠炎、沙眼、疥疮、营养不良等病症，清扫卫生，建立病房。
(2）穿暖吃饱，安全过冬。要求军政各界和地方贤达，动员当地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帮我们渡难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改善加深和群众的关系。
(3）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力争尽快走上正轨，开课学习。
罗叔章刚说毒，老师和大孩子们就欢呼起来。他们没有去想要实现这个计划还会有多少困难，只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没过几天，罗叔章拿着宋美龄给她写的委任状，去见驻在草店村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
草店村依山势建屋，街道弯弯曲曲忽高忽低，三步一座庙，五步一老树，显得古朴深邃。在一座朱红大门旁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着“第五战区军官训练团”。
罗叔章昂首走过去，亮出了署着宋美龄大名的委任书。四个门卫一见，慌忙敬礼，必恭必敬地将她让进大门。
这是一个典雅古朴的小院，向阳走廊前两棵高过飞檐绿瓦的塔松对称地盛立在三级青石台阶两旁。李宗仁身着便装站在塔松前，客气地把罗叔章让进客厅。副官身着笔挺的军装，彬彬有礼地递上一杯热茶。罗叔章微微点头表示谢意，将宋美龄签署的委任状递了上去。
李宗仁看过委任状还给罗叔章，热情地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十分荣幸！萝女士历经艰辛，从武汉送难童到重庆，现又身负重任来到均县，这种舍身救难童的精神令人钦佩、尊敬！真乃巾帼英雄也。”
“李将军过奖了！我只是在蒋夫人领导下尽点微薄之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李将军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台儿庄一战，打出了我民族志气，为国人抗日树立了光辉榜样！实乃可钦可佩！”她略微停顿了一下，换了一种口气说：
“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都会为国出力的。我曾看到一位国军的青年军官，在日寇飞机炸平的村庄里救出一个两岁的孩子。他给孩子包扎伤口，喂水喂饭，搂他睡觉……后来送到我们保育会收容所。他大声疾呼
“救救我们的孩子吧！”罗叔章说着，忍不住热泪盈眶。
李宗仁显然被感动了，眼睛也湿润起来。他真诚地说：“假如这位军官在我的部队里，我一定会传令嘉奖他！"
罗叔章惋惜地说：“可惜他没有留下名字，他救的孩子名叫小牛，现在就在我的保育院里。孩子胳膊上的伤由于没有药和绷带，已经化脓了，如果再不治，就……”
“噢，是这样！”李宗仁站起身来，在屋内踱着步子。
罗叔章也站起身来，看着踱步子的李宗仁说：“保育院现有500多个孩子，每天只能喝一顿稀粥来维持生命；天已这么冷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我这个院长好为难哪！所以不得不登门向将军求救！"
李宗仁突然停止踱步，回身看着罗叔章说：“宗仁也是保育会的名誉理事，救助难童义不容辞。而且，我还自认为自己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需要什么？开个单子，我尽力设法满足！"
“谢谢，谢谢李将军！我代表500多个难童谢谢您！”说着深深地向李宗仁鞠了一躬，顺手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早已开好的单子，双手递给李宗仁。李宗仁仔细看了单子后说：“罗女士，你大概也会知道，国民政府给我们的给养有时也有短缺，不过我们再缺也不能看着孩子挨饿、受冻！你要的东西，随后我就派人如数送到！”
当罗叔章要再次说感谢话时，李宗仁严肃地说：“你别忙感谢，我的救援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罗叔章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请您给军官训练团讲一次话！”
罗叔章沉思着。她在暗暗审视李宗仁的用意和真诚……看来他不是信口随意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怎么？这对罗女士来说还是问题吗！您曾在海外华侨学校任教是有盛名，宗仁久有耳闻。”
“我要是讲唤起民众抗战救国，李将军会不会把我这个爱国人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
“在我这里您尽管大胆讲，一切无妨！我需要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李宗仁说得很恳切，也很认真。
临告辞时，李宗仁还建议罗叔章再找找当地爱国绅士孟宪章等人，请他们也支援一下保育院的孩子。
红艳艳的太阳升上山头，遇真宫洒满了霞光。院里院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几辆装满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的大卡车停在院外，一位年轻军官指挥着战士们卸车，工作紧张而有序。李宗仁司令长官按时如数把东西送来了，孩子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又蹦又跳。罗院长和老师们忙碌着清点、记账……“门外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说是请你到军官训练团去演讲！”黄老师向罗院长报告
罗叔章听后站起身来对黄老师说：“我先去，你按咱们原来商量好的，随后带孩子们去演出。”说完，进里屋脱去女工装，换上蓝洋布大褂儿、外套敞口白毛衣，落落大方地上路了。
草店村头火神庙广场上，坐满了军宫训练团的军官。他们军容整齐、严肃认真，全神贯注地在静静地听演讲。
罗叔章站在讲台上，就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一样，英姿飒爽，不慌不忙，声音悦耳而洪亮，情绪振奋而激昂：
“……自从台儿庄大败鬼子兵以后，有人认为日寇很快就会被驱逐出中国。可事实上，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我国土不断沦丧。尤其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又向襄樊节节进逼，还不断派飞机轰炸老河口等地，人民在流血，祖国在遭难。于是有的人又悲观地认为中国要灭亡了！悲观啊，失望啊，甚至有人主张向日寇屈膝投降当亡国奴！这实在是一副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像！”
台下有人问：“你说中国会不会亡？"
罗叔章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大声回答：“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雷鸣般的掌声，如暴风骤雨似的经久不息。坐在前排正中央的李宗仁将军也随着大家热烈鼓掌，并微笑着向罗叔章频频点头。
罗叔章点头回敬，十分激奋地继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众多的人口不是乌合之众，而是觉醒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只要同心协力，结成抗日救国力量，必定能战胜日本法西斯！"
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站起来，振臂高呼：“中国必胜！日寇必败！"全体军官跟着一齐呼喊，声浪震撼着山村的上空，在九龙山上回荡。罗叔章惊喜地望着那位青年军官！那军官立正，向罗叔章敬了一个军礼。
全场为之震惊，把目光全集中在那位军官身上。
罗叔章激情满怀，高声地说：“朋友们，他就是我开始讲的那位从血泊中抢救难童小牛的军宫呀！"
全场沸腾了。李宗仁司令长官也站了起来，转身向后看着。他知道这位叫李龙的青年军官，便走过去向他伸出手来说：“我要嘉奖你！"
李龙赶紧立正向司令长官敬礼：“谢谢李司令！"
全场又是一阵雷动掌声。
李宗仁面向大家说：“我们要学习李龙排长，为抢救我们的受难儿童多出力！"
全场高呼：“向李龙学习，向李龙致敬！"
李龙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低下了头……
保育院的孩子队伍在黄老师等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排头的男孩儿高举着一面红旗，“均县保育院”尽个大字十分醒目和耀眼。
罗叔章被让到台下，和李宗仁将军坐在一起。李将军对罗院长的安排十分满意，他生性喜欢孩子，可自己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因此，他看着保育院的孩子，向他们投去慈祥的目光和发自内心的微笑。
孩子们的演出开始了，每一个节目结束，李宗仁都带头鼓掌，场内的气氛一直是热烈而和谐。
一个更加精彩而使人意料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军官团的青年军官和保育院的孩子同台演出。当报幕员报出这个消息后，台下立刻欢呼起来！“大合唱，（歌唱八百壮士》！”报幕员报完幕后，台下的军官们都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有节奏地拍手，一边和着台上一起唱起来：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800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八方都是炮火，
四面八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声音雄壮有力，气势威武磅礴，似风吼，如海啸，像电闪，赛雷鸣，山河震撼，人心感奋：准备着，准备着，奔赴疆场！
与日寇决一死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一切汉奸卖国贼！”……
在群情激奋之中，在一片口号声中，镇出结束了。李宗仁司令员走上台去，与全体小演员见面致意，还请他们一同共进晚餐。上好的大米饭，随便吃的红烧丹河特产鲑鱼，使小演员们大饱口福和大长见识。
临别时，李司令长官将一个洁白的美术纸卷递给保育院的孩子代表说：“作为你们演出的纪念吧！”孩子们将纸卷展开：
抗战建国，必须老者、壮者、少者齐心协力克服万难，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李宗仁1939年
孟春
孩子们念着，默记着：抗战建国……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第35章 口碑胜墓铭——蒋鉴
从“伤兵之母”到“难童之母”的蒋鉴妈妈，用她短暂的人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指明了人生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蒋鉴妈妈在重负中过早地去了，但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价之宝，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永远踏着蒋鉴妈妈的足迹前进，将她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下去！
川五院院长名为周蒋鉴女士，她本姓舞名鉴，因从夫姓才称周蒋鉴。其夫周明栋是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后又留学德国的儿科专家。蒋鉴1903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中。5岁丧母，由舅舅顾维钧（曾任国民政府驻英大使）抚养到18岁时结婚，举家迁至汉口之后，协助丈夫成立民众诊所。日寇南京大屠杀后，毅然参加抗敌后援会，义务创办护士训练班，自己带头苦学护理技术，结业后进入第五陆军医院当义务护士。
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不怕累不怕脏，深受伤病员爱戴。许多伤病员恢复健康后重上前线杀敌立功向她报喜，“伤兵之母”饮誉社会。
1938年5月16日，由于战火逼近武汉，第五陆军医院奉命西迁四川合江县。蒋鉴护送重伤员到宜昌返回，是时，成立不久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河南开封前线抢救出汉口临时保育院的数百名难童，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急需向四川转运。保育会负责人李德全、邓颖超请蒋鉴随船运走100名年幼体弱的难童到重庆临时保育院，蒋鉴愉快地答应了。
在轮船上，百名难童的护理、生活忙得她几乎没有休息和吃饭的时间，还要随时和船长、老师商量躲避追踪扫射的敌机问题。因此，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把孩子如数带到临时保育院时，她已瘦了许多，声音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当她办完交接手续要离开时，孩子们围住了她。拉手扯衣抱腿哭成一片，死活不让她走：“周妈妈不要走！”“周妈妈到哪儿俺也跟到哪”，她落泪了，临时负责人也落泪了。
不久，蒋鉴接到电话说难童思念她，有的甚至不肯吃饭……她没听完电话便赶回临时保育院，孩子们见了她便抱住腿死不撒手。
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受了总会请她出来办保育院的委托。院方立即集合难童，任蒋鉴任意挑选，并向她介绍一些年纪大一点、身体好、听话好管的孩子给她。她谢绝了这种好意，偏偏挑选了那些年幼、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说：“这些孩子特别需要照顾、医治。我丈夫是儿科医生，我是护士，有条件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复健康，强壮起来！”
她再次接运难童到合江，寻找一个适合难童读书生活的院址，筹建川五院。她被总会任命为院长，但她拒绝领薪水，“义务院长”由此传向社会。蒋院长亲手挑出的百名病弱难童，大的12—13岁，小的才3岁，雇有保姆特殊护理，把屎把尿，洗澡擦身，喂饭吃药。癞、疥、黄水疮痒得娃娃们乱抓乱搔，打摆子、流感、伤寒折磨得孩子们半死不活，更受到虱、蚤、蚊、臭虫的日夜叮咬……娃娃们哭闹，老师们落泪。因此，在编班上课的同时，重点是尽快消灭虱子、臭虫，灭疥治病。为此，她利用丈夫进口药的渠道和亲朋好友关系以及亲赴香港采购，弄来了一批市面上见不到的对症药物。捐出私蓄，改善伙食，买来布亲自带头为孩子们缝制衣服。果然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消灭了臭、虱、蚊、蚤、苍蝇，控制住了疟疾、伤寒等疾病，孩子们一个个健康起来了。从此，在这座破败的古庙里，欢声笑语、朗朗书声、抗战歌声替代了那阵阵撕裂人心的喊爹叫娘的呻吟和哭泣声。
有个孩子叫薛宝，到保育院后，从没人见她笑过，也不合群，总爱一个人躲在黑暗角落里发呆、落泪。蒋院长找老师们分析这个孩子的情况，有老师说她问过这孩子，孩子说：“俺爹娘都叫鬼子兵杀死了，怎么能笑出来啊！"蒋院长找到她，一把抱在怀里，亲她，疼她，还和她一起痛哭了一场。以后，院长走到哪儿都带上她。小薛宝从周妈妈的身上饱尝了母爱。有一次她亲了亲院长说：“周院长，以后我叫你妈妈好吗？”院长认真地问：“为什么要叫我妈妈呢？”她乞求地说：“因为你跟俺妈妈一样好！不，比俺妈妈待俺还要好！”
说完她开心地笑了，笑得是那样甜，那样好看，简直是一朵绽开的花儿！1939年阴历年这一天，蒋鉴院长收到了孩子们自制的签了名的几十个贺年卡，卡片上无一例外地都称院长为“周妈妈”。
川五院附近有个专收保育生的国立16中学分校和女中，蒋院长也常去看望那里的保育生，问寒问暖，一经发现有她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便立即予以解决。这两个学校的保育生也都亲昵地喊她“周妈妈”。
因为蒋鉴的关系，难童和伤兵之间也特别亲热。他们都是日寇的受害者。当一群伤兵登上合江码头时，就有蒋鉴带领难童在迎接他们，伤兵们抱住他们亲了又亲：“我们都没有了家乡、土地，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孩子们还常常列队去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打扫卫生、唱《慰问伤病员之歌》。有一次，一位伤兵忍着疼痛激动地坐起来说：“小朋友们，等我伤好了，一定重上火线条敌，为咱们的父母报仇！”
川五院实行的是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为培养儿童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成立学生自治会，每个高年级班级都出板报，成立演讲、演戏、唱歌组，培养了一批天才儿童，仅考取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的男女生就有9名。他们还组织儿童宣传抗日，常编织花篮进行义卖，卖得的钱悉数买成慰问品送给伤兵或买成铅笔、牙粉牙刷、小手帕等送给新来的小难友。
由于蒋鉴的竭诚努力，不到一年，合江保育院很快出了名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编导潘子农先生特意搬着摄影机来合江，和保育院师生们泡在一起，整整两个月时间，拍摄出一部新闻片，记录下蒋鉴创办川五院的全过程。这部名为《第二代》的纪实片不光在国内放映，还制成了英语拷贝发行至英、美及新加坡等国，将中国妇女界及爱国进步人士抢救战时难童这一壮举昭扬到世界上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然而，终年的劳碌严重地损坏了蒋鉴的健康，而她仍一门心思带病为孩子们的幸福操劳。直到病势严重，才在家人的护送下飞往香港治疗，但为时已晚。1940年10月5日，蒋鉴终因肠癌病逝于香港的医院。生命最后一刻，她还无限悲痛地说：“我就是现在死，也对得起国家、民族了。但是我没有看见抗战胜利啊！”她不愿死，她实在舍不得她这几百个视同亲生儿女的孩子，多么想继续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啊！
她带着38岁的壮丽的年华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谁能不为之悲伤，为之哭泣呢！妇女界、保育院纷纷敬献悼词和挽联。
懿苑永存精神不死——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
众孤失恃遐迩皆悲——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
救护伤兵保育难童赢得邦人唤慈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