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议论纷纷。刘英同志受党的委托从延安到西安了解情况，经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介绍找到徐明清。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市委委员，主管妇女工作，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反映了解得非常深人和细致，给刘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7年7月，李鹤来到西安找徐明清，说她想到延安，求徐明清帮助。当时很多进步青年去延安，寻找光明，李鹤想去延安是很正常的。徐明清听说李鹤与唐纳闹翻了，心想她奔赴延安恐怕另有原因，所以就问她：“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
她摇摇头：“有你在，我想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来延安了？”她问徐明清。
原来，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曾化名黄文山去上海开展工作，李鹤见到他旧情萌生，抛下唐纳去找黄敬。后来柯敬史（柯庆施）指示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央在北平的日常工作。不久，黄敬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央苏区代表会议。李鹤闻讯，也赶到了西安。
徐明清见李鹤拿不出组织证明，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到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李鹤在小皮箱内拿出一本影集递给徐明清，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的剧照，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答应替她疏通关系。
徐明清先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关同志作了汇报，正好邓颖超也在那里，看了影集并见了李鹤，告诉她这事由博古同志分管，博古约见了李鹤，听说她和黄敬的关系，也就答应了。
7月下旬，李鹤赴延安。当她路经洛川的那天晚上，正是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李鹤（更名江青）搭乘在毛泽东坐在驾驶室的那辆卡车的车厢里进了延安。第二天，萧劲光的夫人朱仲芷带江青去见毛泽东，这是江青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不久，徐明清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这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结了婚。
1941年后，王观澜病重住院，徐明清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边区妇联主任的职务，专门照顾王观澜同志。毛泽东很关心王观澜的病情，曾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去中央医院看王观澜，后又让警卫员送来了那“既来之，则安之”的题词。
“七大”开幕前夕，王观澜旧病复发。苏联大夫阿洛夫对徐明清说，王观澜已活不过一周，让她准备后事。徐明清在痛苦和失望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很快给她回了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奈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毛主席的信，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效果，也是对医护人员极大的激励。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和另一位老中医任作田大夫，用中草药和针灸配合治疗，终于发生了奇迹，将王观澜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1949年初，根据中央批示，徐明清陪同王观澜去苏联治病。当时，江青也到了莫斯科，她是去检查身体的，同时还带李讷来做扁桃腺切除手术。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和王观澜在苏联待不住了，他们于11月回到沈阳。后到青岛休养一段时间后，中央考虑王观澜的身体尚未康复，安排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作些调研工作。徐明清派到农业部人事司任副司长。
“文革”之初，徐明清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分管农、林、水系统的干部管理。在红卫兵运动作的同志都中，徐明清很快就被卷了进去，那时流行着一种逻辑：凡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有问题，凡是被捕过而没有牺牲的，都是叛徒。徐明清在白区工作过，并且被捕过，那自然是叛徒无疑了。大字报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并被打上三个红X，这意味着已被定为敌我矛盾，放在了“黑帮”群中，从此，游街、批斗、体罚、侮辱，无穷无尽的非人折磨接连不断。
1969年，徐明清被勒令带上所有东西去“五七”干校，好像再不允许她回来了。干校原是一座劳改农场，徐明清和好几个女同志被安排在一间草房中住。雨季到来后，漏雨很厉害，草房也倒了，就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住着40多位女同志。那时，她已年近60，庆幸的是身体尚好，她又来自农村，插秧、锄草、养猪、送粪等农活样样会干。
1972年，徐明清从干校返回北京时，王观澜已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开始工作，协助总理抓农业。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徐明清和孩子们都欣喜若狂！她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北京市举行的庆祝活动。就在庆祝游行的第二天，中央专案组派人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情况，接着就把她带走关了起来。门口有人守着，吃饭有人送，大小便有人陪着，只要她一出房门，就得低头不许四处张望。在审讯中，徐明清知道了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江青专案组，在审查江青问题时，发现江青档案中存有徐明清在延安时为江青写的材料。她在材料中说：江青在上海时不是党员，只是表现进步，晨更工学团支部吸收其为团员，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那时的江青还是个刚到延安的无名青年，当时还没有和毛泽东私下接触。她实在想不通，就是为了这么一份材料，为什么把她关起来，还每天审问。
在无数次的审问中，徐明清反复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写这份证明材料的前后情况，详尽地诉说了她认识江青的经过和江青在白区的表现。但是，专案组的同志不相信，说她不老实，甚至实行车轮战，不让徐明清休息，逼她交代江青被捕后是怎样叛变的。徐明清反复向他们解释，说江青被捕和她不是同时同地，她不知道江青被捕后是否叛变，更谈不出细节，实在无法写。这样，徐明清就成了态度不老实，死顽固，对抗党中央，包庇江青，罪大恶极……
年过花甲的徐明清，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长时间不能睡眠和休息，持续数天后，精神和身体都垮了，经常头疼、头晕，手已颤抖得难以握笔，写交代材料已十分困难。
1977年1月8日，专案组让徐明清坐在小桌前，桌上给她放好了笔纸，并交代说，你要仔细听着，我们说一句，你记一句。徐明清当时昏昏沉沉，边听边记，字写得很潦草，写完后他们就收走了。徐明清当时虽觉他们说的内容不对，但头脑发昏，前后句连贯不起来。后来，他们又拿来纸，让徐明清将原来记的潦草字迹重抄一遍。这次，徐明清有些清醒，发现他们在玩手腕，设圈套，执意不肯再抄，并要求要收回原来抄的材料。他们不给也不再理她，这使徐明清十分痛苦，她越想越想不通，在屋里痛哭不止。后来竟神志不清，不能控制自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带着几个穿军装的人进了关徐明清的房间，一位军人宣布说：“你被捕了！”接着就把徐明清带出了这间关了三个月的房间，被推进一辆封闭的黑色汽车，送到秦城监狱。徐明清当时怀疑得没有错，三年后她从秦城监狱出来，知道了他们说让她抄的所谓“交代材料”，被作为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即十号文件）的附件之一，印发至全国，并在这个“交代材料”前加了如下按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决定：撤销1972年在“文革”中错误地定徐明清同志为叛徒的决定，并上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此文发给有关单位和她本人及亲属，全文如下：
徐明清同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于1972年错被定为叛徒。现经复查，决定撤销1972年的审查结论，恢复徐明清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级别待遇，恢复名誉。特此函告。
过去我部如果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请予销毁。农业部党组1980年3月10日
1981年，中央组织部就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结论及有关情况研究后，7月7日上报党中央。”
9月1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1，次会议上讨论了徐明清的间题，批准了农业部党组的报告，并让农业部在有关范围内消除影响。”9月14日，中央组织部给农业部党组正式发文：
中共农业部党组：
中央书记处1981年9月1日121次会议讨论，同意你们对徐明清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关于消除影响问题，由农业部在有关范围内予以办理。
中共中央组织部1981年9月14日中央组织部并特别在文件中指明抄送徐明清同志一份。为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影响，为尽快恢复徐明清同志的名誉，中央组织部1982年7月7日创办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的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
《复杳结果》指出：“1979年11月，农业部党组受中央组织部委托，已对徐明清同志历史上被捕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撤销了1972年和1975年原农业部定徐明清为叛徒的报告，为徐明清同志恢复名誉。”
《复查结果》强调：“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1次会议讨论通过。”
1984年7月13日，中央组织部（84）干任218号，通知徐明清同志享受副部级待遇。2000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薪字（2000)68号通知徐明清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此通知还抄送卫生部。
1982年1月19日，王观澜同志逝世。徐明清同志忍着巨大的悲痛，应《人民日报》之约，撰写了纪念王观澜同志的文章，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征得有关组织部门的同意，文章的最后就徐明清自己的问题讲了一段话：“‘四人帮’覆灭后，观澜十分兴奋，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四人帮’的那套极‘左’遗风竟把我卷了进去。那份所谓我和江青‘勾结’、‘包庇’江青的‘叛徒历史’，写证明让她混入党内的材料，竟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制造出来，并上了文件的。这一新的冤屈，使观澜和我都陷人痛苦之中。当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真正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尚有阻力，陈云同志亲自约观澜面谈，希望我们要耐心。只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我两年多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不实之词才得以推倒。”
徐明清同志这篇以《别了，观澜同志！》的纪念文章，198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
王观澜同志的逝世，使年过古稀的徐明清失去了战友和伴侣，她在悲痛中振作起来，平衡长久不能平衡的心态，以期安度晚年。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位在延安就相识的人，又将一盆污水向她头上泼来，对她歪曲、诽谤、诬蔑的不实之词，传遍了社会的大街小巷。70多岁的老人，还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奉献者，还要经受多少灾难？一生追求光明正大，清白做人的徐明清，为什么就得不到“明清”呢？可怜的老人，为了党的形象，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蒙冤，为留清白在人间，她又去战斗了。
1980年12月，署名“珠珊”的一本《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徐明清是1981年看到这本书的，书中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徐明清许多活动细节、对话，公开地对她的革命历史进行歪曲、丑化，在书中构成了江青解放前传奇内容的重要部分。据作者，后来说，她是以中央十号文件中的材料将徐明清描写成反面人物的，事实是农业部党组受中组部委托，对徐明清问题的复查结论在1980年3月10日已作出，并发了正式文件。这离出书的时间尚有整整8个月，如果作者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是完全有时间了解真相的。但作者为了编造出离奇的故事，不惜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描写成在与主席结合前就是叛徒；不惜将徐明清的冤案扩大下去，从而让人们怀疑我党在历史上的整风、审干都是走过场。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各种小报、街头书摊应运而生，在人们寻奇追怪的奇特心理驱使下，珠珊的《江青野史》被广东、广西、湖南、安徽等省份的小报整版连载，沿街叫卖。这样，徐明清和江青的“叛徒嘴脸”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这段捏造的事实被许多作家参考或引角。例如，1981年第一期《新观察》戴羽明著《康生与江青》一文中对徐明清与江青“互相包庇，订立攻守同盟”的言辞；1986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没有公开的秘密》一书中，登载有杨耀健所著《狼与狈》等作品，又以徐明清与江青的“勾结”为内容；1987年1月，作为中学生辅导材料的刊物《中外历史》，刊登了张岗岭撰写的《“文革”前的江青》一文，引用《江青野史》中对徐明清是叛徒的描写段落；作家叶永烈在《蓝苹外传》中也对徐明清同志进行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描写；甚至中共辽宁省委《党员特刊》杂志，在“历史档案”栏目，连着两期刊载《走向死亡的女皇》一文中引用了有关徐明清的不实之词……
国法、党纪何在？徐明清老人还有无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开始了漫长的申诉！她用颤抖的手，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干预《江青野史》的作者，停止对她的精神迫害，督促其公开承认错误，说明真相，消除该书的影响。但那位作者始终不公开承认错误，使该书在社会上的传播越来越广，转载引用的人越来越多。在万般无奈下，徐明清又先后给中宣部、中组部、中共中央、中纪委等单位写信申诉，以求讨回公道。
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徐明清的申诉，为在党内外消除这种恶劣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中组部王照华副部长直接向香港工委打招呼：“此书不应再版，”阻止了《江青野史》在香港重印。中组部在《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特别发表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中明确指出，“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在延安写关于江青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198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茶话会，徐明清同志应邀参加，薄一波同志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委托，向到会的七百多位老同志致以亲切问候，他在讲话中特别讲到了到会的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老同志的名字，其中15位老大姐的名字中就有徐明清。为了制止报刊上继续对徐明清同志进行诽谤和错误的指责，1987年3月26日，中宣部在《宣传动态》第19号上特发文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发（1977)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的材料。”“今后无论写历史、传记、报告文学。凡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的，应以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复查结论为准。”
《江青野史》的作者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伍修权同志代表整党委员会找那位特殊作者谈话，进行批评。她过后竟散布说：“就那么点小事，徐明清纠缠几十年。”真不知那位大作者是何等伟大人物啊！岂不知在她看来的“那点小事”，就可以毁坏革命数十年视清白节操如生命的人，就可以使她背上万世不得洗刷的叛徒罪名。
由于《江青野史》的作者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书，国内外许多人因不知内情而大量转载该书的材料和内容。因此，徐明清才要求她出面澄清事实，公开承认错误，消除影响，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那位有特殊身份的作者却阳奉阴违，视党中央的文件、决定为废纸，把党组织的批评教育当做耳旁风。1987年7月竟把《江青野史》在文字上稍加变动，在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江青秘传》，关于徐明清的描写除将“徐明清”的真实姓名改为“朋友”，其他内容竟原样照抄了上去。这真是欺人太甚！
徐明清不能再沉默了，国家已进人了法制的轨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和人格，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个人的尊严。她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要求那位作者发表公开声明，更正错误，在社会上为她恢复名誉。1988年6月，徐明清向法院递交了第一份申诉。在她递交申诉一个月后，北京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10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冕女皇》
这两本都是那位特殊作者的书，只是书名更换了，内容、结构与《江青野史》、《江青秘传》大同小异。关于徐明清的文字描写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江青野史》用的是徐明清的真名，《江青秘传》改为“朋友”，《女皇梦——江青外传》、《无冕女皇》换成了“熟人”。
1989年11月28日，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准备开庭审理此案，案子被莫名其妙地转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法”民事庭长带着书记和审判员到徐明清家，劝她“撤诉”，理由是个人功过问题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不妥，文艺作品允许夸张等。并说，作者在以后出版的书中，已经不使用你的真名，你不要对号人座。在徐明清不同意撤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送来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一案，经本院查审认为，原告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作过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诉解决……徐明清对该裁定不服，又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书。结果，“市高院”也派人到她家劝说，要她撤诉，徐明清不同意。最后又是一纸裁定书：“……徐明清不应坚持己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徐明清的起诉并无不当……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彭真同志就是因为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结果遭受了多年的冤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明清同志的申诉，既是为可个人的清白，也是为了寻求人间的正义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使徐明清同志认识到，看来要把一切重大历史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巨大工程。她已年过90岁了，身体状况又不佳，党已经为她平了反，作了正确的结论。那位特殊作者的四本书，虽然这些年来在国内外给她的名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她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位有特权的作者之所以神通广大，是因为在我们国家和党内，还有超越国法、党纪的特权的滋生地。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之所以没有点那位特权作者的名字，是因为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是一种特权大于法律的代表。因为徐明清和为她鸣不平的人都坚信：事实终归是事实，谎言终归是谎言。我们的国家迟早都会走向法制，消灭特权，人们会在实践中识破特权者的一切伎俩，人间自有正义在！
第12章 宁折不弯——王长德
她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尸体已经僵硬了，是病死、饿死还是被人害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通知她的亲属、战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她就被化为灰烬了！。
她说：“老子幼年当红军，提着脑袋干革命时，那个‘戏子’还不知在哪呢？如今，居然要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程了，怎么能让人服气！”她在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流泪的，只要她一哭泣，那就说明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对前程绝望了！
1994年4月21日，我来到海口，刚在宾馆住下，就被易仁江接到了他的小窝里。老同学见面，真是海阔天空，无话不讲，巴不得把存在心底的往事一股脑儿都倒出来，他拿出新近出版的几本描写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书给我看。江西是老区，革命前辈自然多，我边翻书边和他攀谈，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的话题竟然引到了书中没有记载的王长德妈妈。
“怎么，你认识长德妈妈？”我停止了翻书，奇怪地问。
“何止认识。在北京我常到她家里玩，她没有孩子，对我可亲啦！”老易满怀深情地说。
“她现在怎么样？那可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好妈妈呀！”我抬头看着老易，等待他的回答。
老易没有回话，只见一层阴云笼罩了他原来喜悦的面孔。似乎陷人了痛苦的回忆。
“怎么？讲话呀！”我有点沉不住气，焦急地追问。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声说：“她在文革期间就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道，是后来听人家说的。长德妈妈下放到江西，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像她的为人，她的性格，是不可能逆来顺受的，为这吃了不少苦头。就连她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是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的，尸体已经僵硬了。是病死、饿死还是被人害死？没有人知道。她死后，管理她的人既不通知亲属，又不举行任何仪式，就把她火化了。”
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一位可敬可爱的革命老妈妈，就这样离开了她为之奋斗的人民，怎能让我们这些后辈心理平衡呢？我没有见过长德妈妈，但老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和事迹。她既有一般妈妈的慈爱，又有别于一般妈妈的特殊性格，就是这种特殊性格，在我们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象。
1933年的冬天，年仅17岁的小红军李开芬，简直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她糊里糊涂地让人家当做反革命拉出去活埋；她又糊里糊涂地被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救了出来；她又糊里糊涂被县委书记当做传染病人送进了川陕工农总医院。她疲劳极了，体内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思想上是一片空白。是病、是饿、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还是肉体上难以承受的负荷，反正她是坚持不住了。到了医院一爬上病床，就进人了无休无止的噩梦中……
有人猛烈地摇动着她的身子，在她耳边大声地吼叫着：
“李开芬！李开芬！！起来！！！”
她终于从噩梦中惊醒，一骨碌从病床上坐起来揉着双眼吃惊地问：“你，你们是谁？”
“他妈的，装什么糊涂！我们是肃反委员会的！”
一听说“肃反”二字，李开芬轰地一下脑袋涨大了，心剧烈地跳动着，她感到心慌得要命。
“喂，李开芬，你叫什么名字？”
李开芬眼睁睁地盯着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庄稼汉，强自镇定地说：“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为什么还问？”
“这是组织手续，我们问什么，你必须回答什么！”一个铁青着脸的人严厉地说。
“既然是组织手续，那我就遵从。”开芬渐渐平静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开芬。”
“今年多大岁数？”
“17岁。”
“家里有多少土地？”“不知道。”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
“他妈的！”随着骂声，一个巴掌煽了过来，将李开芬打倒在床上。一股咸咸的东西从嘴角流了出来。
看到打人，了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军人忙走过来，她不客气地用手推开那如狼似虎的审讯者，一把将李开芬扶起来，顺手用消毒棉球擦净她嘴角上流出的血，又将一支体温表插在李开芬的腋下。
“不要给她看病，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一个男人高喊着。
那位年轻的女军人，不予理睬，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对方的话一样。对方被这种目中无人的举动激怒了，更加高声喊道：
“她是肃反对象，不许给她看病，请你赶快离开！”
那位女军人仍然不动声色，敏捷地从开芬腋下抽出体温表，迅速地看了一下，温柔地低声树开芬说：“你在发高烧，39度。趴下来，我要给你打针。”说干练地取出了针管。
开芬抬起了她那赤红的小脸，左腮上明显地留着5个血红的手指印，难为情地看了看几个依然围着她的大男人，麻木地一动也不动。
“喂！”这回轮到女军人喊叫了：“你们是肃反呢？还是想看姑娘的屁股？"她手里拿着针管，却像端着枪一样地对着审讯者。
“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是否有意和我们作对，反对肃反？”一个粗哑的声音叫着。
“这里是医院不是肃反委员会，不要在我这里大呼小叫。对不起，请你们出去，不要妨碍我的工作！”年轻女军人态度强硬起来。
铁青脸的肃反人员站起身，强忍着火气，掏出了证件，想对女军人作些说明。
年轻女军人一挥手，根本不想听他解释，进一步问道：“喂，你们这几个臭男人，深更半夜跑到女病房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围着一个姑娘？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会是什么反革命？真他妈的莫名其妙！”这位长得非常秀气的女军人，看起来也不过20刚出头，竟从她的嘴里冒出了这样粗野的话。
开芬为这位大姐干练精彩的叫骂心里感到很解气、很舒服。
肃反人员可下不了台，他们有人已经把手伸向了腰间，想拔出枪吓唬这位无情的阻碍者。
“怎么！你们想在医院撒野，想对我动粗！请你们竖起狗耳朵听着：老子叫王长德，八辈子都是雇农，百分之百的无产者，可不是你们的肃反对象！
说着刷地一下子从腰里拔出了手枪，只在大腿上轻轻一蹭，子弹已上膛，动作敏捷得让人眼花缭乱。
“想开枪？你敢开枪；我也敢，不信试试看！”在她说话的同时，只一晃，手里的枪又插回腰里。
她的叫骂声，使医护人员几乎都涌了过来，把那几个肃厚者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
肃反者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警惕地瞅着四周，想退出去。“让开路，让他们滚！”王长德喊了一声。
医护人员让开了一条路，那几个肃反人员乖乖地溜走了。
李开芬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又进人漫长的梦境！她耳边响着王长德的骂声，那是多么解气的语言，多么令人开心美妙的音乐，她流着眼泪，竟发出了开心的笑声。昏昏迷迷，她感到有人为她盖被、喂水、吃药、打针，她想睁开眼，却不行。她听到了那美妙的像天使、像妈妈的声音，她想看看这位救命恩人，想说句感谢的话，却不行！
不知道过了几天，当又一个清晨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李开芬脸上时，她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单人行军床上。这里是一个简朴整洁的房间，几乎没有什么用具，在一张破旧的方桌上，摆着一个小小的镜框，一位很美貌的年轻女子从镜框里正冲着她微笑。她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救了自己的恩人。
门外有人喊：“报告！”
一个美妙的声音从门外另一个方向传来：“干什么？”
“报告连长……”
啊！她是连长，是这位连长救了我！李开芬陷人了深思……
王长德走了进来，沉沉地坐在李开芬身边。李开芬想要坐起来，可是不行，浑身像散了架似地疼痛。王长德轻轻地按住她，默默地坐了许久，才开口说：“你终于活过来了。”
李开芬擦了擦泪，说不出话来。
“开芬，我这里是连部，让你住进来也是悄悄的。我不能眼看你死，因为你是党内的人，是党的财富！我知道你有文化，革命需要文化呵！没有文化的部队就不会是成功之师。看吧，这么干下去，部队就完了。”她说不下去了，难过得低下了头。
过了好一会，她抬起头来，盯着开芬说：
“开芬，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想活下去是很难的，想死是很容易的，要想多活一天，得下大决心，得费大力气。肃反还没有结束，仍然在三天两头向我要人，我拼命保护你不单单是为了你自己，是想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李开芬能够下床走动了，但她不敢走出门一步，王长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她，她也绝不愿再为大姐惹麻烦。假如肃反人员看到她能起床了，紧接着就会日夜不停地审讯。她思索着大姐语重心长的话：“我拼命保护你，不单单是为今了你，而是想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她想通了，她活着，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革命……
王长德看着李开芬的病渐渐好起来而感到欣慰，却也为她的工作越来越忧郁。开芬虽然不讲，但长德心里清楚这样长期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得想个法子。恰好，院部剧团组织起来了，长德冒着危险，频频找院部领导，想法为开芬安排工作。因为长德出身“过硬”，又有为同志不惜牺牲一切的性格，使那些“左派”人物也不能怎么样她。同情开芬的干部当然大有人在。经过长德的不懈努力，开芬终于走出长德的连部宿舍，重新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工作给开芬的心身带来了巨大好处，但在她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轻松过，因为她知道，灾难还在紧紧地跟随着她。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睡梦中的开芬被敲门声惊醒。王长德一把按住要起身的开芬，自己穿衣出去又带上了房门。门外响起了男子粗暴的声音：“我们是找李开芬的，你叫她出来！”
“什么事，请跟我说。”王长德平静地说。
“我们找的是她，不干你的事！”来人大声说。
“想要叫她出来，必须得先通过我这一关。”王长德态度强硬起来。“你能为她掉脑袋吗？”说着，来人摇着手里一件东西哗哗作响。“那是什么？”王长德指着那人手里摇晃的纸，警惕地问。
“反动标语！”对方得意地说。
“在哪儿发现的？”王长德的声音显然严肃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找李开芬的原因。也许，她会告诉你！”对方用嘲弄的口气说。
“出了反标，是要认真地查。但你们为什么认定是李开芬呢？”王长德提出了疑问。
“这很简单：第一，她是肃反对象；第二，她有文化；第三，她是女的。因为有人看见了，那个贴反标的身影不但是个女的，而且和李开芬高矮差不多。从这些情况分析，不是她还能是谁？”
“你们就是靠这些分析来定案吗？你们这样做符合党的纪律吗？拿不出真凭实据，我是不会把她交给你们的。”王长德生气地说完后，又追问：“反标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晚上。”对方肯定地回答。
“昨天晚上，开芬始终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件事我作证！”
“你敢把她的字迹拿出来对比吗？”外面的人又提出问题。
开芬不愿意再连累王长德，她知道这样长期对立下去，王长德迟早会吃亏的，所以推开门走了出来。
面前是三个穿军装的人，应该说是自己的“同志”。她一时百感交集，眼泪差一点流下来，因为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要每每和自己过不去？
“同志，我是来跟共产党干革命的，绝不会反对革命呵！”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她的哭泣并未打动那些人的心。
“既然如此，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要经得起审查嘛！”
开芬心想，先离开王大姐，免得再给她惹麻烦。她想到这里，抬腿跟着来人就走。
“站住！”王长德大叫一声。来人和开芬同时站住了。开芬回头看着王长德，投去了乞求让她离开的目光。
“她不能跟你们走！你们什么时候调查清楚，拿出真凭实据，我会主动地把她送去。”
“王长德同志！你要考虑后果呵！”来人威胁说。
王长德根本不予理会，走上前一把拉住开芬，回到屋里，同时抓起桌子上开芬写的字，向门外扔去，愤愤地说：“去仔细地查一查吧！”
来人走后，开芬紧紧地拉住王长德的手，恳切地说：“王大姐，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这样下去，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王长德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现在暂时哪里也别去，就在这屋里待着，让我再想想办法。”
经过千辛万苦，王长德终于把李开芬送进了中医训练班。李开芬用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学习，被分配到四川万源县工农医院分院当了医生。 后来，王长德也被发配到万源县，算是充了军。俩姐妹再见面，真是百感交集。开芬流着泪说：
“大姐，您终于受到我的牵连了！”长德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牵连什么？工作调动嘛，正常的。你要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挺起胸膛，好好工作。现在我又能守到你身边了，你不高兴吗？"
“高兴，高兴！只是我觉得太对不起您了。”说着又哭了起来。长德伸手抹掉了她脸上的泪珠，开心地说：“谁要再敢来打搅你，看我骂个热闹，骂个痛快！”开芬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她生病在医院肃反人员审查她时的情景。
1935年秋天，开芬由医院来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先锋团，离开了可爱可敬的王长德大姐。
在长征的路上，在一列长长的队伍中，开芬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大声地喊叫着：“王长德！王大姐！！”
对方回过身来，惊喜地也喊了一声：“开芬！”
开芬冲她跑过去，一下子扑到了王长德的怀里。在这个时候看见了长德，看见了几次舍命救她的大姐，怎能不格外地激动！她有多少话要说呀，但没有时间。
王长德双手捧着她的头看了又看，又把她推开几步上下打量着她的身材，欣喜地说，“长大啦，长高啦，多么漂亮的妹妹呵！”说着又亲昵地把她搂到怀里。
开芬迅速地把手伸向包内，出发前几天，她用少得可怜的积蓄为长德买了一副黑眼镜，准备了一包花椒盐和炒面，只是苦于见不到长德姐，还以为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位救命的大姐了。她连忙将盐包和眼镜塞到长德手里，说：“你要活着长征！”
长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用力地握着开芬的手说：“你要多保重，我在长征的终点等你。”
她们匆匆地碰到了一起，匆匆地说了几句话，又匆匆地分手。她俩彼此牢记着对方的嘱咐，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都幸存下来了，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并都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九死一生的战友，战后的友谊比战前还深厚。是啊，中国工农红军几十万人马，经过历次战役和党内几次路线斗争，还能有多少人存在？这时的长德，早已是谭政大将的夫人；开芬呢，是朱良才上将的夫人。可说实在的，她们之间从来不涉及“夫人资格”，仍然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无拘无束的姊妹。长德的文化水平低，远不如开芬，但她却喜欢摆“龙门阵”，有时一摆就是一个通宵。只要她高兴，开芬终是乐于陪伴。
长德还喜欢喝点酒，经常对着小酒杯，一面喝酒，一面兴致勃勃地聊天，时而像孩子似地开怀大笑，时而挥臂恼怒地骂娘！她的脾气不好，对有些事看不惯，敢说敢管，免不了得罪一些人，这也许就是她悲剧的根源。“文革”开始后，长德去开芬家的次数更多了。这个时期，她不再爱摆“龙门阵”了，变得沉默寡言了。开芬看到这情形，真想流眼泪。她心里很清楚，像长德这种性格的人，有话闷在肚子里不发泄出来，无疑等于自杀！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长德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心想：老子幼年当红军，提着脑袋干革命时，你这个戏子在哪呢？如今，居然要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程了，怎么能让人服气！
有一次，她和开芬相对而饮，喝着喝着，便开始又哭又骂：“江青是个什么货色？风流半生，现在却骑在那些老红军的头上拉屎撒尿！”开芬看她果真伤心，也陪着大哭。她了解她这个王姐，在一般情况下，她是不会流泪的，只要她一哭泣，那说明她已经无能为力了，绝望了！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呵！”
回忆起这些痛苦的往事，易仁江这位一米八的汉子眼睛也湿润了。在我们告别的时候，老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正在编辑《中华之魂》吗？要把长德妈妈写进去，如果我们不写，就没有人写了，因为妈妈没亲生儿女呵！”老易显得非常激动。
我用力点了点头：“写，一定写！用我们俩人的名义写。谁说长德妈妈没有儿女，我们不就是她的儿子吗！”当然，还不止我们俩，我们的校友，我们延安儿女，用延安精神哺育出来的整整一代人，都是长德妈妈的子女呵！
第13章 报国何计女儿身——王根英
她9岁进外国人开办的工厂当童工，一干就是十几年；她是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被选为上海市人民委员；她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经过三年多的狱中斗争而被营救出来；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经费，她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郊区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庶心，自幼随母亲在田间劳动。8岁那年，她跟一个在纱厂做工的亲戚偷偷地学会了接纱头的手艺，9岁就和11岁的姐姐王根妹一起进日商开办的恒丰纱厂当童工。
外国人办的工厂规定：早晨6点钟必须准时上工，迟到就要扣工钱，迟到三次就要收去工牌，甚至开除出厂。所以每天天不亮小姐妹就得起床，在睡眼蒙陇中摸黑上路。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常常拖着疲劳的双腿摸黑回家。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常常闪出一个解不开的疑问：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什么那么狠？工人为什么这么苦？
1921年，根英跟着姐姐顶替姨娘的名额转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继续当童工。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居住区办起了平民夜校，根英克服重重困难进平民夜校学习。她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习革命道理。1924年根英经过学习，明白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罪恶，认识到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在她19岁那年，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被选为厂的工会主席，用实际行动投人到工人斗争的行列。
1925年，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根英率领怡和纱厂7500名青年工人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又在党支部领导下发动纱厂1400名工人参加罢工。
根英在斗争中坚定、勇敢，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就在这一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她在赵世炎、汪寿华同志和区党委领导下，以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为名，发动怡和纱厂工人首先罢工，对资本家展开反击。罢工两个月，资方不理不睬。有一天，工人纠察队巡逻时，遇到厂方的走狗陈毛毛正带着一队新招来的工人往车间里走，纠察队一面上前阻拦，一面报告了根英。根英严肃地对陈毛毛说：“你们现在招收新工人上工，就是破坏罢工，就是有意和全厂工人为敌。”
陈毛毛狡辩说：“你们不干活，还不叫人家干，我也是为这些兄弟姐妹们找口饭吃。”随即煽动新工人说：“你们冲进去上工，看他们还敢打你们不成！”
根英耐心地和新招来的工人讲道理，讲他们罢工的原因，并列举了资本家虐待、残害工人的事实。厂里受害工人还当场哭诉资本家的剥削罪行，有的把伤痕给大家看。新来的工人也当场揭露陈毛毛搜刮每人两块大洋以“介绍工作”的事实。工人们愤怒已极，当场痛揍了陈毛毛。
一天，洋老板串通巡捕房，怕警车抓人太显眼，即开来两辆消防车抓人，妄图威吓和强令工人复工。当消防车开到厂门口时，根英带领工人上前阻拦，和车上的巡警辩理。警方声言“奉命抓人”，企图强行开车。工人包围了消防车，砸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房顶上的工人还用梭子、筒管、砖头照准警察打，迫使消防车灰溜溜地撤走。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根英都积极参加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她当选为市人民委员。
陈赓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北伐军第三方面军某部特务营营长。在参加上海工人的斗争时，他看到王根英容貌端庄、亭亭玉立、思想进步，颇为倾心，决定向她坦诚地表示爱慕之情，就大胆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根英收到信后，出于维护少女的尊严，竟将此信贴到了墙上。陈赓能理解根英的这种反应，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应该先找一位大姐去做媒，不应该冒失地直接写情书。但陈赓毕竟是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不愿遵循旧俗，就又写了第二封情书送上门。
倔强的王根英被这位坚韧的追求者震动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她还是把这第二封求爱信又贴到了墙上。
有意思的是，陈赓从根英的“恶作剧”中看到了她的独特性格，颇为欣赏，于是又写了第三封求爱信。陈赓的专注和坚毅，终于征服了王根英的心。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代表80人，陈赓也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5月，他俩在武汉结了婚。“五大”之后，王根英作为上海派出的工人代表又出席了6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及太平洋劳动会议，7月，根英才回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担任党中央交通员。
武汉一别，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消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8月1日南昌起义的消息，不久又得到了起义部队南下洲汕失利的消息，牵挂和担心一天比一天强烈。
陈赓婚后就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继而随队打到广东汕头等地，不幸左腿中了三弹，胫骨、胖腓骨全被打断，经辗转流亡，艰苦奔波，伤势恶化，按照病情，医生决定截肢，陈赓坚决反对。
1928年初，陈赓被秘密转移到上海，住进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牛惠霖留学英国，其弟牛惠生留学美国，都是著名的骨科医生。他们也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宋庆龄当时曾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对这位负伤的朋友精心医治。在治疗期间，李强曾前来医院探望，并告知他已经找到尹王根英。经过几次断骨再练陈赓总算保住了多处负伤的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陈赓化名王庸，以情报科长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当时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需要陈赓有个家庭作掩护，于是根英便搬来和他一块住。
1929年，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特的追踪，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改名换姓。
陈赓为了掌握敌情，打击叛徒的猖狂气焰，他和先后在情报科工作过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陈养山等同志，经常与敌探、特务相周旋。
在这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孩子慢慢长大了，已经能说会跑了，她按秘密工作的要求，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也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工作的事。她细心而巧妙地观察着房前屋后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思量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她工作很机敏，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都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况且她是一个老上海，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
陈赓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大概是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知非一个人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挎着一支枪。他好奇地跑过去看，嘴里说着：“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听后，便跟着知非到家门口，正遇着根英出来找知非。巡捕便问：“你们家有枪吗？”根英立即想到，前几天陈赓把枪藏在枕头下，曾被知非看到过，于是从容地答道：“有，有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几句话就把阿三支走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对陈赓工作的重要性心里是有数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他们一定要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同时，为了避开“包打听”的追踪，还必须经常搬家，改姓换名。仅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勒非得路、保定路等地住过。
陈赓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后，党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找到王根英，说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要广泛发动工人、商人、学生、妇女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指定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这时起，王根英积极地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几乎每天要到帅大姐那里去汇报。
1932年1月，上海形势更加紧张，党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王根英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护士队，直接奔赴前线。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爱国将领蒋光鼎、蔡廷揩对抗蒋介石的旨意，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王根英组织工人，在炮火中抢救、运送伤病员。在这期间，王根英的工作非常紧张，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时帅孟奇住在沪西大自鸣钟附近的一个亭子间里，每天晚上王根英和各分部的负责人到帅大姐处碰头。
这年春天，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任命为部长。刚从苏联回来到上海的夏之栩任该部秘书，两人带着知非一同住在英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这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因此，对日本人和民族资本家办的工厂是区别对待的。女工部一方面组织中国工厂的工人积极生产，支援抗战，另一方面从物质和精神上援助日资厂的工人罢工。王根英天天跑工厂，有时回来很晚，孩子就哭闹着要夏之栩带他找妈妈去。
秋天，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训练班，培训工会干部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刘少奇同志去培训班讲过几次课，王根英和夏之栩既是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后来，王根英调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办的训练班工作。这时，陈赓又回到上海，他们又能一起生活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解往南京后，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当时王明推行“左”倾路线，不问客观条件，三天两头搞飞行集训，强令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同志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又受到陈赓被捕的精神刺激，竟和怀里抱着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此后，她在妈妈家里和乡下的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
1934年，王根英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押解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和熊天荆同志一起关在8号牢房内。
女监里的政治犯有20多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3号牢房住的是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和何葆珍同志，隔壁2号里有钱瑛同志。这两个号子接触比较方便，自然形成了领导核心，而每个号子里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她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饭后洗碗的时候，抓紧机会传递消息，有时就分头通过骨干征求大家意见，最后由3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当时，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这里一年多，他俩多次向当局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是国民党仍不理睬，于是，他俩就宣布绝食。3号的同志和骨干闻讯后，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当时提出的斗争条件是：一、要求改善伙食；二、要求允许亲属送食物；三、牛兰夫妇应无罪释放。
开始，狱方不加理睬，到了第六天，狱方奉命把牛兰夫妇送到医院，同时不得不答应对政治犯每月增加三餐荤菜，并允许亲友送食物。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
女牢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很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女牢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大约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送掉。有个政治犯不识字，不是党员，她也参加过前几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一天晚饭后洗完碗，别人都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溜达，并且和看守吵起来。看守长报告了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门，一切生活上的事都由普通犯代做。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利用放风时间，党员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开展一场绝食绝水的斗争，这是用同志们生命去进行一次大搏斗，党组织要求用这种办法，一定要争回失去的权利。工作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每一个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考虑清楚，做好思想工作和应付困难的措施。绝食要自愿参加，但参加后不允许中途退出。斗争开始后，年高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同志们相互鼓励，忍受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同志们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没有一个动摇的。王根英在自己的号子里，带头绝食绝水，表现得坚决、勇敢，处处起带头作用，她强忍着头昏眼花，还暗中做鼓动工作。党员和骨干的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绝食人员的斗争意志，这种感人的场面，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绝食绝水的人粒米滴水未进，使狱方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只好让步，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复原状，希望大家复水复食。这场绝水绝食的生死大搏斗胜利结束。
共产党员自动形成的领导核心，要求狱中的每一个党员；都要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学习。文化水平低的要努力识字、学文化，文化水平高的主动当“教员”。王根英在狱中得到熊天荆、帅孟奇的帮助，学写文章和加减乘除，又向别的同志学刺绣、挑花等专门技术。根英还给知非绣了个小枕头留为纪念。
1936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和帅大姐等同志都是工人出身，报的是文盲，都分在三班以学习文化为主。“反省院”规定每天要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三班的同志就故意叫喊听不懂，弄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教她们学文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答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周恩来代表我党在杭州和蒋介石谈判，提出党的四条要求，其中就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从庐山到南京，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作了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同志听了报告后，对周恩来说：“王根英同志仍在监狱中。”周恩来说：“我会设法把她接出来的。”
1937年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和童小鹏等同志来到晓庄“反省院”。他们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张琴秋、夏之栩的名字（其他同志被捕后改了姓名）对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答应了，并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人叫了出来。
当她们见到周恩来、叶剑英时，当时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这时，她们才如梦初醒，一下子扑过来，抓住了他们的手。稍微镇静以后，她们将这里还关有的其他同志化名和原来的真实姓名一一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对“反省院”院长说：今天，我们要先把这三个人带走。经过一番交涉，对方表示同意。但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经过顾祝同将军的批准。”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熊天荆同志有病，让她顶替张琴秋同志先出去。院长同意了。特务又提出：“要放这些政治犯，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保，可以吗？”敌人已无计可施，院长只好点头同意。
王根英等三人出狱后，又陆续出来了200多名难友，他们大部分陆续到了延安，而王根英先去西安，又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同志团聚。1937年9月16日，陈赓作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出师转战太行、太岳区的同时，王根英奔赴向往已久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进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社工作。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根英为了搞好工作，深切地关怀着每一个同志，珍惜一点一滴的物资钱财。
1939年3月初，日寇又一次对冀南进行大扫荡，遭到我军的反击，损失惨重。3月11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写着：“冀南‘反扫荡’胜利，南宫血战杀敌数千，日寇指挥官野口少将被击毙……”
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王根英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了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师供给部。在河北南宫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伤员们知道她久受牢狱折磨身体不好，执意不要。但因情况危急，她硬将一名伤员扶上骡子命令他们先走，自己却徒步随同警卫部队一起突出了重围。
突围后，她忽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即刻潜返原地。当部队组织人员去接应营救时，王根英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了。
第14章 对死亡不屑一顾——黄励
法官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过国，留过洋，有头脑，有见识，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长得很，你懂得马列主义并没有错，只是现在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要你放弃马列主义，就可以立即给你自由……”
黄励说：“马列气义讲民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如果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产亡国灭种，一个没有祖国存在，没有民族独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死来震醒国人！”
1931年，中共江苏省委派一批女同志，到沪西区的工人中去开展工作，黄励是这批女同志中的一员。她被任命为上海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
当时，帅孟奇在沪西区委做群众工作，黄励就去和她接头。她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帅孟奇知道黄励生活朴素，很有才能，文化程度高，俄文说得好，也懂得英文和德文。帅孟奇向她介绍了一些日本纱厂的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她说：“工作有些困难，只要大家想办法就能克服。”不久，她和工人们的关系就搞得很亲密了。那时候她经常跑到工房里去，和工人们谈天，谈家庭成员，讲解革命道理，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拾掇屋子，给孩子做衣服。有时候，工人们闹家庭纠纷，也来找她给排解。
一次，有个工人病了，她主动去安慰。她对病人说：“你生了病，厂主不管你了，靠资本家是养不好病的，要靠自，己心情愉快才行。病好了，咱们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可是，要团结斗争，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呵……”
工人们给黄励起了个外号，叫她“黄铁匠”。因为她经常不吃饭、不睡觉，夜以继日地工作，找工人们谈话，了解男女工人的不同情况。 在群众中开展互济会的工作，编写《互济生活》，并经常挤时间为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写文章。她身体很好，精神总是很愉快、精力很旺盛，所以大家说她是铁打的。工人们既爱她，又信任她，遇到困难或有了思想问题，总愿意去找她谈，经她解说以后，大都能得到解决。工人们说：“经过这个铁匠的熔炉，我们都变得更坚强了，更有办法了。”
1932年底，党调黄励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的工作很艰苦，又十分隐蔽。由于人手少工作多，她终日东奔西走，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千方百计想捕捉她。由于黄励善于巧妙地化装，人又精明干练，能在危机时从容不迫地应变，光凭特务那点本事，很难发现她、捉住她。不幸的是她的秘书被捕了，经敌人威胁利诱，秘书出卖了黄励。
1933年4月，黄励在租界里被捕。巡捕房把她移送到国民党的法院。法官问她：“你是黄励吧？”
“谁说我是黄励？我不是黄励，也根本不知道什么黄励！”她一口回绝敌人，就是不承认。
法官只得把她那个秘书叫出来作证。黄励一看到那个可耻的叛徒，扑过去就煽了她两个耳光，唾了她一脸唾沫。法官吃惊地喊道：“哎呀！到了法庭，你还这样蛮横，还敢打人！”
黄励理直气代地回敬说，“我问你：她这种不抗日甘做亡国奴的奴才，还能算人，这种出卖良心的败类？难道还不该打吗？”吓得那个叛徒紧着往后缩，不敢抬头看黄励。
法官指着叛徒说：“你抬头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黄励？是不是共产党员黄励？”那个叛徒在黄励面前，两条腿直发抖，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黄励看到这景象，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鄙视地说，“你们利用这样的狗，能证明什么？不要再枉费心机了！”黄励向前迈了一步，吓得叛徒直往后退。黄励高昂着头冲着法官大声说：“把这个癞皮狗拉出去，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谁。”
敌法官挥挥手，叛徒赶紧低头溜了出去。黄励理了一下头发，平静地说：“我是黄励！是共产党员黄励！是坚决打日本的黄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坚决打垮它，坚决把它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打日本侵略者还犯罪吗？”黄励不容法官开口，就像打机关枪似地说出了一连串的心里话。法官猛摇着铃，制止黄励说下去，气急败坏地说：“打日本，那是国家的事，怎容你乱宣传？日本那是随便打的吗？”
“怎么？”黄励气愤地反问，“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土，杀我们的父兄，奸淫我们的姐妹，为什么不能打？难道你甘心当亡国奴吗？”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黄励理直气壮地进行抗日宣传，使法官哑口无言，只好草草收场。
过了三天后，法院又开庭了。这次又换了一位法官，他一开口就说：“这里是法庭，是由我来审判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绝不允许你在这里信口胡说。在法庭上宣传抗日、宣传工人解放都是违法的。你领导、组织工人罢工，就是破坏，就是捣乱正常生产……”
那天开庭，去旁听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小报馆里的记者。黄励看到这情况，认为是个宣传抗日、扩大共产党影响的绝好机会。她今天并不着急，很平静耐心地听法官把开场白讲完。当法官要她回话时，她才胸有成竹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不愿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是不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民族灭绝人性的屠杀，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起来反抗！我宣传抗日，实在不知道违犯了什么法律？违犯了哪一家的法律？不让人民抗日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屠杀抗日爱国人士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共产党人宣传抗日，是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抗日，屈服日本侵略者，才是真正的卖国……”
法官怒声责问；“这是法庭，怎容你又信口胡说！你说的话有证据吗？"黄励不慌不忙地回答：“有，我有以下实例为证：淞沪协定不是卖国吗？强迫抗日的十九路军撤退不是卖国吗？逮捕和屠杀抗日爱国人士不是卖国吗……”法官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改变口气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也很有才学，你要是愿意悔过自新，我可以推荐你进国民政府工作，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刀婿才是前途无量大有可为的！”
黄励用嘲笑的口气说：“感谢你对我的高看。如果我也算是人才的话，那么请你睁开眼好好看看，为什么那些‘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了，留在国民党里的都是‘蠢材’呢？就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
旁听的大多数人，为这位爱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女共产党员的言行所感动，有的人甚至忍不住掉下泪来。有个小报记者如实地报道了法庭的审讯情况，结果在见报的当天夜里就被特务逮捕了。经过两次开庭审讯，国民党只好收起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面具，对黄励再不敢公开过堂了。
又过了几天，黄励被押解到南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她忽然被优待起来了。换成了单人房间，伙食也改善了，审问时的口气也变了，说什么：“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过国，留过洋，有头脑，有见识，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长，你懂得马列主义并没有错，只是现在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要你放弃马列主义，我们就可以立即给你自由……”
黄励却针锋相对地说：“马列主义有一条，就是民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亡国灭种，一个没有祖国存在，没有民族独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死来震醒国人！”
怀着如此志向，黄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的精神很振作，思想很乐观。她常用俄文和德文唱《国际歌》，用法文唱《马赛曲》，把苏联的《海员歌》翻译成中文来唱。很多难友，在她那雄壮、豪迈的歌声中，变得更坚定了。就连有些看守，也被她的精神所感动，暗中同情她惋惜她，有时还帮她送条子。
1933年6月底，枪毙了一批同志，敌人让她去陪法场。她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安慰同志们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因为我是为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去死的，死而无憾！”
她陪法场回来，仍是谈笑自若，她经常带难友的孩子玩，哄孩子睡觉，唱歌给他们听……月4日的傍晚，黄励知道第二天她就要上路了。同牢房的女友们也知道要和她永别了，为她准备好了衣服和鞋袜。到了五更天，女看守打开牢门，她立即坐起来，换上了难友们为她准备的衣服，一出牢门，她就大声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卖国政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
黄励高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从看守所一直喊到雨花台，她终于在一声沉闷的枪声中倒下了。
第15章 丰碑铭刻女红军
一部威武雄壮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没有那么多巾帼英雄参加是不可想像的。那众多的红军女杰，她们或勇敢杀敌，壮烈战死在沙场上；或昂首挺胸，英勇就义在刑场上；或积劳成疾，默默倒在坚守着的工作岗位上，或因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去者已经去了，留者还有几人？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挑选，红一方面军被允许跟随中央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32人，但有两位同志未走出中央苏区即因故调回，正式参加长征的是30人。各省选拔来的女干部有：
危秀英 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
吴富莲 福建上杭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粤赣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同年底随妇女先锋团编入西路军，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被俘后被敌人杀害；
李桂英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刘彩香 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邓六金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县妇女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长，曾庆红生母。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中的女红军有：
蔡畅 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李富春夫人；
邓颖超 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党和工农政府部门工作，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夫人；
李坚真 早年参加农民运动，被选为丰顺四区农民协县委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丰顺农民武装暴动，任丰顺县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后任中共汀东县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长，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子珍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上井冈山，是最早参加红四军的女战士，同毛泽东结婚后任中共湘赣边特委秘书、毛泽东秘书，参加创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斗争；
康克清 1928年春参加万安暴动，同年上井冈山参加红军，后同朱德结婚，参加中央革命根搪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先后任红军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委；
刘群先 1925年参加“五册”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无锡纺织工会副委员长，1928年同博古结婚，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工会联合会组织部长；
刘英 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张闻天结婚，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钱希钧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任中共中央秘密交通、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科科长，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李伯钊 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和杨尚昆结婚，1950年回国到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1932年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邱一涵 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参加创办《红军日报》，1932年春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三军团卫生部党总支书记；
金维映 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零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1933年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与李维汉结婚，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李铁映生母；甘世英后名甘棠，毕业于重庆中法大学，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央苏区交通总站、苏区中央局妇女部任交通员和秘书；
危拱之 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吴仲廉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红军总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中央党校教员，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曾日三的夫人；
谢飞 1927年加人共青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调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做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机要员，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
何莲芝 1933年入党，曾任游击队长和县委妇女部长，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董必武结婚；
萧月华 早年曾做童工，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埔县妇女部长、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巡视员，1933年夏与李德结婚，后任中央机关机要收发员；
王泉媛 曾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湘赣省委妇女部委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193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谢小梅 中央党校干部；
廖似光 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钟月林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
周越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李建华 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
陈慧清 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杨厚珍 红军九军团干部。
这些女红军当时都很年轻，最小的钟月林只有19岁，最大的蔡畅也不过34岁。大家工作职务有高低，革命资历有长短，但是革命意志同样坚定，战斗情绪一样饱满。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康克清跟随总司令部、刘英随中央直属纵队、周越华跟随总卫生部、蔡畅跟随政治部行动之外，其他同志大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病体弱的两位同志和怀孕的4位同志作为休养干部，其余女红军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及沿路筹粮、筹款等项工作，统称为政治战士。李坚真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亘古未有的芳里长征，是在人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的，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顽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要突破江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女战士们所作的奋斗和牺牲更是极其巨大的。
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的女同志，把扶助休养干部行军当成自己的天职，把保护休养干部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休养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管理三四副担架。行军时，她们要跑前跑后察看休养干部的病情，及时加以护理照顾，还要十分注意雇来抬担架的民夫的情况，不断进行督促和鼓励。为了稳定民夫的情绪，她们还要省出自己少量的口粮送给他们吃，遇到担架无人抬的时候，她们便亲自去抬；当敌机轰炸时，她们又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休养干部。1935年3月，贺子珍就是在敌机轰炸时掩护伤员而身负重伤的。
每当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女政治战士们又要投人到民运工作中，发动群众打土豪，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部队筹粮、筹款、雇请民夫。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李坚真仍率领女政治战士们，获得了“最会打土豪的人”的称号。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发挥自己的特长，用文艺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危拱之踏在长征路上的竟是一双“解放脚”，而且头上还顶着“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她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定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出党，长征后才恢复党籍）。刘英鞋子穿烂了，却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板赶路。女红军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暴、草地水浸，使多数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闭了经，有的造成终生不育。四位带着身孕上路、行至贵州分娩的女战士，为了赶上行进队伍，只得忍痛把刚生下来的婴儿送给他人。贺子珍把婴儿留给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一个叫不出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有的连孩子都没有看上一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
在过岷山的时候，蔡畅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很大，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樱桃就是分给蔡畅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孩子很坚强，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一定要打败白狗子”的理想，壮志尚未实现，他就永远躺在冰冷的山头上了。蔡畅含着热泪脱下身上惟一的一件红毛衣，盖在了小战士的遗体上。
困难吓不倒她们，痛苦压不垮她们，她们别离了亲生骨肉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继续行进在万水千山之间。
从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女红军的工作安排有过一些变动。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调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分别任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吴仲廉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则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女子抗日先锋团担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吴仲廉、吴富莲、王泉媛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此后，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转押南京为党所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有李贞、陈琼英等。
李贞 幼年做童养媳，1926年参加妇女协会，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任支部书记，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组织浏东游击队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浏阳赤卫队政委、吉安县委军事部长，1932年任中共湘赣省妇委会书记，1933年人瑞金中央马克思学校学习，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
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7人，周东屏（徐海东夫人）是7人之一。
今红军中女红军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她们的斗争之艰，牺牲之大，在中国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诞生于1934年3月，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到营、连、排、班长和战士，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全团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川北流行一句话：“要吃已山饭，婆娘打前站。”四川妇女特别勤劳、勇敢的本色，使妇女独立团跃身在红军中，成为一支威武、顽强的新军。工兵营、担架营、步兵营，日日夜夜随同主力部队转战。妇女团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有从大别山一路征战过来的；有的是川北地下党员。这些女红军大姐，大都到了结婚的年龄，有的找到了合心的对象，有的悄悄盯着未婚的高级指挥官
红四方面军中有名的“张大脚”——张琴秋，是红军中一位女杰。她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过工运。1931年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入川前因参加揭发和反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被撤销政治部主任职务，派往通江县代理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等。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既会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张琴秋在她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人惨败的局面。
对于妇女先锋团的女红军来说，这是战争年代最悲惨的一幕。西路军全军失败后，中央曾电令残存人员分散行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妇女先锋团的残部分成几股向东行进，企图渡过黄河寻找中央红军。
李开芬等十几名女红军向东南方向疾进。马家军封锁了一切通道，四处搜捕西路军残余人员。
王泉媛等昼伏夜行，凭北斗辨认方向，艰难地摸索前进。饥饿、寒冷、困乏一齐袭来。疲劳已极的女红军咬紧牙关前行，她们在一个石洞里休息时，不幸被搜山的马家军发现，女战士们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坐以待毙，被俘后关进了凉州监狱。
统治甘肃的马家军头目有一个恶毒的计划：把红军女俘中一些有姿色的配给中下级军官做老婆。前后已有30多名女红军被强行拉走了。李开芬代表被关押的战友给中央写信，诉说她们所受的种种折磨，要求党中央出面把她们解救出去。信是通过到医院看病的女战士带出的。
时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随干部支队一起行动，支队长为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为政委。不幸的是，干部支队很快与搜山的敌人遭遇，支队的基本成分是老弱病残和文职人员，虽然人人拼命死战，但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和张琴秋一块冲出来的只剩下警卫员、卫生员共3人。
敌人悄悄围了上来，张琴秋发现后意欲自栽，但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张琴秋被马家军100师300旅俘获，押至张掖。已被关在那里的红军女俘认得她的都惊讶地盯着她，这么高地位的领导者被俘，多数女红军是难以接受的。张琴秋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同志们这种眼神和表情，足以使她很快暴露身份。她瞅了瞅门外的哨兵，平静地对大家说：“我是苟秀英，给你们烧饭的伙夫，怎么，认不出来了？”言者有心，听者有意，女俘中马上有人搭腔：“噢，是苟大姐！几天不见，你瘦多了。快，这里来。”说着有人把她拉进人堆里……女红军在死里求生中，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些女红军没有参加长征，继续在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她们有的战死在沙场上，有的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有的含冤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
胡筠 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组织农民游击队，任北路指挥，后任中共平江县委财政部长兼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后率部队同红五军混编，任红五军一纵队党代表，1931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9月，被选为省政府执行委员，同年底任中共赣北特委副书记兼赣北红军独立团团长，1932年4月任湘鄂赣省革命互济会副主任兼红军学校女生团政委，1933年被诬陷为“AB团”分子而遭逮捕，1934年4月于转移中被错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得到平反；
王叔娠 刘了毕夫人。1927年人党并被派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济难会工作，1930年秋和丈夫刘伯坚奉命离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因“肃反”扩大化而遭杀害；
范乐春 林伯渠夫人。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会主席，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3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福建省土地部长，5月任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优待红军局局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随同张鼎丞等回到龙岩、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4月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部长兼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永定溪南；
任志真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利用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任指导员，在战斗中不幸被捕而牺牲；
贺英 贺龙的大姐。早年在湘西组织农民军，杀富济贫，惩恶除奸，任农民军司令，1926年帮助贺龙组织红军队伍，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加人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篇 伴侣.战友
引 言
谈起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有些人总愿将她们和丈夫某某连在一起，在她们的名字前面，总爱加上某某夫人的字样，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女同志本身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半边天，是甘愿将一切献身于丈夫事业的无名英雄，是不计名利和功劳的无私奉献者！她们将自己的追求、信念、事业，甚至于生命，都融化到了丈夫的业绩中。我们只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用部分女同志的事迹，还历史一个真实。
应该承认：两个独立的、拥有同等权利意识的男人和女人，才能够产生和体验具有人的尊严的真正平等的爱情。否则，男女的结合，只能是一种“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如果一方自觉自愿为另一方做了什么，那仅仅是因为爱，而不是为了获得供养或施恩图报。
中国的女性，压迫深，反抗重，她们身上有着最深刻的革命动因和能量。她们是伟大的，如果民族和时代遭遇灾难和不幸，却又是她们首先承受着——更深重地承受着灾难和不幸。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中国男性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女性的加入，通常必须得到男性的默许与确认。在革命队伍中，衡量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标准，虽然与封建时代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但依然是由男尊女卑文化无处不在的浸染中脱胎出来的标准。女性要使自己适合这种标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很残酷的。她必须泯灭自己的“女性”，迫使自己变成一个抽象的人，甚至是充满男子气的人。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或许成功了，但作为自然人的特性却泯灭了，这种人自身的撕裂是极痛苦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痛苦并不能换取女性的解放，而只是表现了对男性文化的一种屈从。
第16章 长空舞忠魂——杨开慧
她是1921年入党的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她把终身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但在党内外没有任何职务；
她和毛泽东的爱情是真切而浪漫的，她对婚事的观念与众不同，独特而“新潮”
她个性倔强而坚定，宁被杀头也不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出身于书香门第。1901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板仓。她不满3岁时，父亲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开慧长到7岁，爸爸从国外来信，嘱咐妈妈要开慧上学读书。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她长得秀丽可爱，聪明好学，生就一身傲骨，有超凡脱俗的个性。
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她又转到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思想进步，有时给学生讲日本的明治维新、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给学生们灌输了初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2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一师，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陈昌浩等经常去杨寓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从迁居长沙到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再进人学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毛泽东像兄长一样照顾氏自己小8岁的师妹
1918年5月，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全家随父迁至北京，17岁的杨开慧，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而且有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对爱，不能一厢情愿刻意去追求，那样很容易而且最终会失去真挚的、神圣的、高尚纯洁的爱情。她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态度：“不完全则宁无。”
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书，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918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寓小住。
杨先生和美人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帮助他妥善安排在京的生活。这时的杨开慧，正当豆落年华，她曾听父亲多次赞扬过毛泽东，也看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和日记，虽然相识多年了，但这次见面，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情，也许是她正处在多梦时节，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幻想。
毛泽东虽是暂住杨家，小师妹和他接触的机会却多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他那忧国忧民、雄心救国的宏图壮志，使杨开慧深感他是个不平凡的男子，有着非凡的才干和令人着迷的魅力。她已经暗暗地喜欢他，愿意和他接触，听他讲话，几天不见就有点心烦意乱，甚至坐卧不安了。
杨开慧的父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有意识地给他们更多的接触机会。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爱情之神同时打开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扉，两颗还没有品尝过真正爱恋之果的心，开始惴惴不安起来，而且是越来越移近了，贴紧了。在故宫、北海、香山，常看到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艳丽，像白雪那样纯洁……他们越走越近，互相之间连称谓也渐渐由“开慧”、“泽东”改成“霞”、“润”了。
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施粉黛，志存高远，这是毛泽东对她最钟情之处。一日，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纯要好，曾送她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说到这里，略一沉吟，便背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绯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如头两句：“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润之不正好当此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这不像是说自己尚未许人吗？想到这里，脸像火烧一样，忙辩解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意，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开慧含羞地一头扎到毛泽东怀里，两颗狂跳的心完全撞到了一起。
爱，就要爱得坚实；爱，就要爱得彻底。杨开慧既然爱上了毛泽东，她决心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她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当然住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此事被妈妈看到了。做母亲的把这看做是他们“定情”的标志，因而非常高兴，告诉杨昌济和家里人说：“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杨先生这时已沉病在身，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
1920年1月16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著名的革命党人，时任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住在上海。
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去世后，杨开慧和母亲扶柩南下，将杨昌济的遗体归葬长沙板仓。
1920年4月，毛泽东到了上海。为给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筹措路费，他前去拜访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对杨昌济的学问道德素来钦佩，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这个后生谈吐不凡，胸怀大志，觉得老朋友的眼光不错，遂答应尽力相助。数日后，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43年后，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文的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说：“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患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于造反闹革命了。”
杨开慧回到长沙，得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进人福湘女中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怀疑她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是杨昌济的生前好友。他出面保护杨开慧：“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仁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无可奈何。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在上海，他见到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委托毛泽东回长沙后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创建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回长沙后，开始秘密活动。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长沙学生组织了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介绍杨开慧参加省学联的活动。这时，湖南学界发动的驱张斗争取得了胜利。利用这个声势，湖南学联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的主张。
暑假期间，杨开慧奔走于各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去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版。参加识字班的女工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9个。为杨开慧的热情所鼓舞，前来教课的同学有20多人。
办工人识字班主要利用假日和晚间，有时回来晚了，学校关了门，同学们就翻墙而入。校长认为这些学生违反校规，追查下来，校方指责杨开慧“来校一年，不做‘礼拜’，不读《圣经》，袭读耶稣，破坏校规”。杨开慧毫不示弱，以“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干预学生”来回答。结果，杨开慧离开了教会学校。
此时，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人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
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他们的恋爱是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传统的反叛。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以同居来表示结婚，用他们的话来讲叫“不做俗人之举”。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他俩向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除回到板仓住了十几天外，回到长沙后夫妻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投人紧张的革命活动。
1921年夏，毛泽东同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后，成立党的湘区委员会，委任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当时公开的社会身份是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他便以这个名义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区委的秘密机关。
1921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成产为当然的驻机关的秘密党员，杨开慧的母亲也跟着住在一起。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主持图书馆的一切事务。这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毛岸英。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毛泽东工作。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他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婚后的第一次长期别离
1923年冬至1927年8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在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协助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起草整理各种文件，做了大量无人知晓的有益工作，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期间，她又生了两个男孩，取名岸青和岸龙。
在革命的征途上，杨开慧完全把自己融她入到毛泽东的信念追求中。她把毛泽东的生活，当做她全部的生活；她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中。开慧不愧是毛泽东的夫人和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他，使他能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他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她把取暖用具给他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她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饭菜，有时候他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他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她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去工作，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她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孩子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赶回板仓和杨开慧话别。对于这样的别离，开慧有很多话要说，可这些年来，她和毛泽东共同生活，使她真正明白了爱是什么。爱不是索取，不是享受，而是彻底的理解和无私的奉献。她明白，润之对她是全身心的爱，他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蕴藏着真挚的爱和无言的关切。七年的相处，她从他身上吸取了多少力量啊！正因为只要有他在，她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临危不惧，甚至视死如归，所以她才害怕今日的离别。
他们终于手拉着手走出了屋子，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星星在眨着眼睛。他歉疚地想：“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我一定要把欠他们的都补回来！”
她盯着他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喃喃地说：“为什么要别离？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后，曾给她写过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瓢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不自己的脚伤。发信地点是江西宁冈县某中药铺。开慧凝视着遒劲的笔迹，体味着含蓄的词句，激动万分。收到这封信后，杨开慧写了回信，但以后再也没有收到第二封信。
1928年10月，当杨开慧听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多次仰望星空，思念亲人，曾赋《偶感》诗一首，遥寄深情。在白色恐怖下，这样的诗词是无处投送的。直到1982年3月，家乡人民修缮杨开慧烈士在板仓的故居时，拆毁杨家老屋的旧墙，意外地在开慧住屋后面的砖缝中，发现了她这首诗的手稿：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翩，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板仓一别，杨开慧和毛泽东断了联系，她把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和爱恋，都寄予这无处投送的诗稿中。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敌人对他恨之人骨，抄了他的家，挖了他的祖坟，同时到处张网搜捕他的亲人。党内同志和乡亲们很为杨开慧的安全担心，纷纷劝她离开板仓或送她到江西去，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1929年春夏之间，开慧给堂兄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夜。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有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对于他们是有很深的爱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他们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明知死亡的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忠诚。
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他出了1000银元的赏格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都逢凶化吉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1930年10月，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国民党密探发现。她被敌人逮捕时，连8岁的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
她先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转移时，押签上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
敌人软硬兼施，先施以软化，又施以酷刑，逼迫开慧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杨开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乡亲们能把我的孩子转给润之，但愿他革命早日成功。”敌人无计可施，我地下党和开慧的亲属们又四处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下属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但得到的却是杨开慧义正词严的回答：“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一天，六舅妈来探监，开慧嘱托为她缝制一套内衣裤，带一点胭脂水粉来，还说要一面整容的小镜子。六舅妈心想开慧平日从不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要求，知道她准备先“走”了，禁不住老泪纵横。开慧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请妈妈替我和润之带好岸英、岸青、岸龙3个孩子，儿死而无憾。”
杨开慧遇害前，敌人最后一次审讯她时，她义无反顾地说：“什么也不要问了，我决心已定，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29岁。
第17章 中华英杰——伍若兰
群众说：她是革命的女秀才，智勇兼备的双枪将，舍身救夫的奇女子；斯沫特莱说：她是井冈山一带农民中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智勇双全的农民组织者；
毛泽东说：她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女儿，像井冈山上的兰花一样坚忍不拔。
伍若兰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妻矛，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里。她8岁入学，12岁考人县立女子职业学校，18岁进人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毛泽建、夏明衡、何葆珍、李广、李洁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
伍若兰在“五卅”运动中表现非常出色，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被派往耒阳从事农民运动，担任县团委宜传部长。她日夜奔走于夏扩、上架、敖山、白沙、小水铺一带，动员妇女剪发、放脚，参加农会和上夜校，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权利。她编了一首歌谣教大家唱：“如今世道不公平，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她用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来揭示阶级压迫的真实情况，启发姐妹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革命军来到耒阳，伍若兰等积极配合革命军。2月16日凌晨，紧靠来水河畔的耒阳古城，静悄悄地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里，只听深深的街巷里不时地响着沉闷的更声。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的山头上传来一阵阵枪声，那枪声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激烈，震撼着人心。原来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响了夺取耒阳城的战斗。
8时许，守城的敌人在强大攻势下打开东门，纷纷溃逃。工农革命军占领了耒阳县城，朱德和陈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耒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太等将他们迎进县委临时所在地——邓家祠堂。
朱德来到祠堂门前，被大门两侧的鲜红对联吸引住了。
“斧头劈开新天地，镰刀割断旧乾坤”14个秀丽的大字。“噢，这是谁写的？”
只见对联上写着朱德不由得问道：
“我们的女秀才伍若兰，那真是个奇才，她两只手都能写字哩！”邓宗海答道。
“这字写得好，写得好啊！”朱德连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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