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这就是陈少敏在“文革”中的自白。建国后，她历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七大”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1977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逝。
陈少敏，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孙万庆当雇工时，曾陪着东家小少爷上学读书，因此粗通文墨。所以，陈少敏原名孙肇修，也使用过孙少敏的名字。她的母亲信奉耶稣教，听传教士讲“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之类，很表赞同。
她的父母都很开明，虽是在偏僻山村，却敢于冲破封建陋俗。童年陈少敏曾经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缠过脚。父母支持她丢弃裹脚布，剪短发，不戴首饰，还让她上小学。她是村里第一个上学读书的女孩子。她在村里人们喊她“假小子”，后来她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又留下“陈大脚”的绰号。因家境贫穷，陈少敏从小在家推碾磨磨，拾柴放猪，照看弟妹，还常到田间劳动。父亲凭一点文化知识，也常教她识字。
由于生活所迫，陈少敏还当过童养媳，做过童工。在繁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中，她体会到了中国贫苦农民生活的痛苦，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斗争意识。同时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下，她萌生了变革现实的革命思想，她常对人说：“将来都要改变的，人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受外国人欺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日本支持下对德宣战，派了几十万华工去欧洲做苦力，陈少敏的哥哥也因家里贫穷应募到了法国，当时这批人被称为华工。华工在欧洲，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眼界大为开阔。
陈少敏的哥哥回国后，常向陈少敏讲述工人革命、苏俄社会主义、“穷人党”的故事。少年陈少敏幻想有一日中国也出现“穷人党”，发生工人革命。
在潍县上中学时，她真的遇上了“穷人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称呼它。她和同学在山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马克思主义讲演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参加罢课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时山东还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她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1年，陈少敏到青岛日商纱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在工人队伍中，她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寿光团委妇女部长、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委秘书长、冀鲁豫特委副书记。她对敌斗争非常机智，遇事沉着，临危不惧。有一次她因工作需要到济南去，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两名特务跟踪她。她临时化装成一个乡村妇女，走街串省，想尽办法尽快地甩掉特务。后来跑到一所女子中学，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在同乡李成章的帮助下，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拿着包袱装作女学生家长的模样，走出校门坐车走了，让那两个特务在校门口傻等到傍晚。
陈少敏结过婚，也曾生过一个女孩。当时她从事地下工作，带孩子十分不便，就把孩子送到老家寄养。不久，孩子得猩红热夭折了。她丈夫任国祯，是一位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地下山西省委书记，后来被叛徒出卖，惨遭军阀阎锡山杀害。
年仅二十几岁的陈少敏，并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沉溺于悲痛之中，她失去“小家”之后，便终生以革命队伍为“家”了。
1934年9月，陈少敏奉中央河北省委之命，负责冀鲁豫边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当时正值黄河决口，洪水淹没淮阳、范县等地大片村庄、农田，几十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拨来的有限救济款，经过层层剥皮，肥了腐败官僚，到了饥民手里已所剩无几。陈少敏化装成牧师，带着圣经、唱诗本、药品，给群众义务诊病，免费发放药品，兼及传“教”——传的是穷人齐心协力闹革命、妇女争取解放的“教义”。她还秘密组织起很多穷人团体，如“讨饭队”、“好人会”，领导一次次“吃大户”、向地主豪绅“借粮”的斗争。结果，在3个县几十个村庄中，建立了几十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拥有党员800多人，为后来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豫北、冀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地主、乡绅也纷纷组织民团武装，利用这种形势，陈少敏在“传教”和建立地下组织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300多人、拥有长短枪100余支的红色队伍。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游击队，活跃于冀鲁豫边区，当时传说有一位女司令，人称“陈大脚”厂骑着唐僧取经时骑过的白龙马能日行千里，点豆成兵，双枪百发百中。当时，这一带有“女将军”牌香烟，人们说烟盒上那位骑着骏马、挎着盒子枪的威风凛凛的女将军，便是陈少敏……
传说虽然有许多人为的猜测和夸大，但反映了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求解放的愿望和对共产党的钦佩。
陈少敏因工作需要，经常女扮男装，身穿大棉袄，腰扎黑蓝大腰带，头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脚蹬一双大头鞋，出生入死，带领游击队打民团，抢军火，活跃在哨河两岸。有力推动了群众“分粮”、“吃大户”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黄泛区的反动气焰。也为河南坑日游击战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陈少敏的组织、领导下，队伍很快发展到l000余人，后编人新四军李先念部，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支主力部队。
陈少敏在打仗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使人民眉开眼笑。当时边区曾流传着“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的歌谣。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少敏奉中共中央之召，来到延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白区工作会议。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许许多多中央领导人，心情无比激动。她向中央汇报了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斗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奖。
白区工作会议后，陈少敏进人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洛阳特委书记等职务。
1939年，她与李先念等率部南下创建鄂豫抗战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和第五师副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书记为刘少奇）等重要职务，并与李先念一起创立新四军第五师。
在中国共产党内，她是长期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高级干部。因此，她是党内有数的几个女性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八届中央委员之一。
陈少敏在开创、巩固、扩大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不怕流血牺牲，多次率部与日伪军作战，指挥部队打退顽军的多次进攻，为加强边区的建设，培训党政干部、妇女干部，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她带头纺棉花、种菜；为发动群众参与这一活动，亲自到乡村去做试点工作，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她待同志情同手足，边区上下都亲切地称她“陈大姐”，深受边区军民的爱戴。
1942年夏天，鄂豫边区遭受了一场严重旱灾，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军。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并粉碎敌人阴谋，陈少敏立即动员群众，组织一百二十部土水车，把小河沟里的水抽进半山腰的塘堰里，再把塘堰里的水抽到山那边的沼地里，灌溉干旱的禾苗。她和农民一样，赤着脚，把裤脚挽到膝益上面，泥一腿水一身地和人伙一起劳动。那一年秋天，群众望着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无限深情地说：“这是陈大姐带领我们夺来的粮食呀！”
在边区党委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时，陈少敏和机关人员一起在小焕岭开垦了几亩土地种菜，解决大家的吃菜问题。当时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唱道：“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那时，在边区党委的成员中，青年干部多，而陈少敏已年近40岁了，她既是首长，又是年长的女同志，因此大家总想照顾她一点。可是，实在太难办到。因为她一再交代，不准额外地给她生活用品和食物。有时，同志们给她弄点鸡蛋或肉，她总要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吃。有一次过春节，从天汉等湖区来的干部，关心她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想方设法买了点干鱼虾来。陈少敏知道后，生怕给领导人搞“特殊”，亲自跟有关同志说，处理这些物资的原则是按伙食单位分配，要照顾大多数人，不能给“首长”有丝毫的特殊照顾。
在陈少敏的关怀支持下，建立了“十月剧团”。从竹沟到四望山，从小花岭到白果树湾，“十月剧团”的孩子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只要有空闲时间，陈少敏就去剧团看望孩子们，从服装、道具，到演出的节目，她都一一过问。对小演员们的成长，她从政治到生活无不关怀。部队每次打了胜仗，她都要关照将战利品中适合剧团用的都送去。有一次遇到好的细布料，陈少敏笑着说：“哈！俺们这些‘小天使’们又有新打扮了！”她经常提醒下属说：“在俺们军队里，‘娃娃剧团’的孩子们都是小战士，你们做大哥大姐的不疼爱他们，谁来疼爱呀！只要可能，一定要尽力照顾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陈少敏任中原局常委和组织部长、中原军区副政委。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她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人一起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自宣化店向西北突围，经河南信阳、桐柏、新野、邓县、内乡、浙川，涉过丹江，进人陕南地区取得了中原突围的胜利。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少敏随军南下重返豫鄂边区，为创建中原解放区做出了新的贡献。
1949年夏天，青岛刚刚解放不久，陈少敏就被派到那里主持恢复纺织厂的工作。当时陈少敏虽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岁月中把身体也累坏了，但她仍然顽强不息地工作和学习，很快就熟悉了纺织业方面的生产。陈少敏在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培养先进工人。后来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的郝建秀，就是陈少敏发现、培养起来的。过了花甲之年的陈少敏，仍然保持着平民百姓的品格。1965年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上，一位年轻的值班参谋，曾写过这样一篇报道：
1965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的露天兵器场上，穿着陆、海、空三军服装的指战员们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揭掉火炮、雷达、坦克、通信车上的盖布，叠放整齐；认真地擦拭，通电检查，做好一切演示的准备；解说员站在指定的位置上，等待中央首长来参观检查。
8点半左右，一位瘦小的老大娘由北向南走来，当距警戒线还有十多米时，值勤的卫兵迎了上去。老大娘大概不愿离去，在和卫兵交涉着什么，我见状就忙迎了上去。今天有中央首长参观，又逢我外场值班，生怕出意外。
大娘穿着一件旧蓝布中山装，两只袖口已经磨破。两个肩头不知是鼻涕还是稀饭一类的东西，已经结了嘎巴。天虽不太冷，她已穿上了一双陕北人称为棉窝窝的手工做的老式棉鞋。看她的服饰打扮，很像一个刚从农村进城的乡下老太太，肯定不知是谁家新找来的老保姆。她说话很和气，面容也很慈祥，一见面就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
“大娘，这里是军事重地，闲人是不能靠近的。”我的口气缓和而带着几分尊重。
“你们把这么多玩艺儿摆在这里，不是让大家看的嘛。”大娘面带笑容提着意见。
“不是随便看，是有组织地参观，这就是我军现代的装备，是要保密的。”我尽量耐心解释着。
“噢，保密！这我知道，我看了对谁都不说。”大娘说得很认真，使人无法不相信她。可首长不知什么时候会来，她就是站在远处瞅瞅，我也不敢做这个主。
“不行啊，大娘！一会儿还有中央首长来参观，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一切闲杂人员都不许靠近的。”我再次向老人解释。
“首长来了我不靠近就是了，你可以瞧瞧，”她伸出了两只骨瘦如柴的手，向我边比画边说，“就凭我这双没有缚鸡之力的手，还能危及首长安全？”她的话虽然说得没错，看来我不得不对这位既固执又慈祥的老妈妈动真格的了。
“大娘，这里参观一律凭票。不管是谁都要凭参观券才能参观。你没有票硬要参观是逼着我犯错误。”
“票，什么样子的票？”这位大娘真难缠，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集体参观是一种蓝色的入场券，那都是整队入场，不许单个行动。只有军以上领导人，才发黄色的请柬。我们是凭票不看人的，你有票吗？”我的话说得严肃认真，只求这位大娘赶快离去。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只凭票，不看人！”老妈妈瞅着我的脸，态度也认真起来。
“是的，只要你有票，我就马上领你进去参观！”因为我十分相信这位乡下老大妈是不可能有票的，让她早点死了心算啦。万没想到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请柬。我一看傻眼了，这种票都是通过军委办公厅或中央办公厅直送中央、军委首长的。我不敢再怀疑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是谁家新来的保姆了。她有红色请柬，肯定是一位中央首长！我赶忙将她让进场内，请她坐下。安排讲解员给她讲解后，想抽身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汇报这一情况。老人大概早猜透了我的心思，就一把拉住我说：“凭票不看人，这可是你说的。我要你陪着我参观。”说着将我拉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我看着老人平易近人的举止和慈祥的面容，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吧。
老人看完高炮联动演示后问我：“我们现在装备的100高炮和85高炮，都还是人工装填炮弹吗？”“是的。苏联人人高马大，似乎搬起这六十多斤的炮弹不算什么，可对咱们的三炮手来说，是很困难的。三炮手干久了，背上都留下一个大包，终生难以消失。”我感慨地回答。
“这项革新，不仅减轻了炮手的体力劳动，而且提高了射速，增强了火炮的威力。武器性能的改进，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因素。”我没有想到老妈妈看问题这样尖锐，这样深刻，又增添了我对她的几分尊重和敬仰。
“有外宾来参观过吗？”老妈妈又提时一个问题。
“有，朝鲜、越南军事代表团都来过。”我随即回答。
在参观59式坦克时，老人说：
“你们有很多革新项目很好，但要经过反复实践，一定要搞得安全可靠，千万不要自已骗自己。否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在和平环境里，你们的革新项目，要考虑到军地两用。我们不能老打仗，国家需要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战争需要军队，建设也需要军队。工程兵那个定向爆破的项目很好，它既可用于打仗，也可用于建设，望你们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天看了你们的革新，很兴奋，很受鼓舞，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谢谢你们！”
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悄悄地停在外场边上。我知道老人要走了，但仍未弄清她的身份，就急中生智说：
“凡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都要进行签到。大娘你要走了，请你签个到。”说着将我手中的笔记本递了过去。
“你这个小精灵鬼！”老妈妈脸上又恢复了慈祥的笑容。她接过本子，认真地写下了“陈少敏”三个字。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凭票不看人的小同志！”
陈少敏上车走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工作期间，我接待过不少中央首长，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陈少敏妈妈就是其中一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陈少敏，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她身先士卒，亲自到山东“社教队”传达部署，专程去青岛了解运动的开展情况，然后再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总工会党组学习。在会上，她主动提出，党组领导同志要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她虽然拼命学习，不断反思，仍然感到思想跟不上。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她看到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出席会议，感到很惊讶，很不理解。
陈伯达在讲话中，竟然宣称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实在弄不明白，这次运动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会议结束后，陈少敏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一大堆问号回到“全总”，理智地向党组传达了十一中全会精神，布置学习“十六条”，她仍然身体力行，多次到北大、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真诚地欢迎群众给她写大字报，对全总工作进行批评。但是，在讨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她实在想不通！刘少奇工作这么多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说他在搞“资产阶级司令部”，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种看法！会上想不通，散会后仍然想不通。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矛头要指向刘少奇？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一个问号又一个问号，她的思想乱了，按常规的思维什么问题也弄不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贴出了“陈少敏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大字报，说她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接二连三地闯进她的办公室和家里，到处乱抄、乱翻“黑材料”，最后，将她扫地出门，赶进了“全总”机关的“黑帮”楼受审。在审查中，陈妈妈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似乎越来越轻了，那些想不清的问题似乎也有了答案，她横下一条心，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和意志来判断和处理问题了。有一次，造反派再次抄了她的家后，硬逼着她交出黑材料！她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交出来我们看看！”
她把毛主席语录本一举，高声说：“请看吧！”
造反派感到受到了戏弄，但一时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太婆又无可奈何，只好恶狠狠地说：“哼！不要充硬，你这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
自此，陈少敏不断被揪到“全总”大楼会议室挨批斗或陪斗，每次造反派让她弯腰低头时，她始终是把腰杆使劲挺起来，故意高昂着头。 为此，她挨了不少打，吃尽了皮肉之苦。有人劝她说：“就把头低下来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头是可以低的，但面对这些恶棍，在这种强力高压下，这颗头就是不能低的。”就这样，面对这个病弱得风就能吹倒的老太婆，“造反派”就是无法让她低下头来。“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残酷地日夜轮番批斗
“刘少奇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你必须老实回答！”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你现在还敢美化刘少奇，还敢说他是国家主席？”
“那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你还嘴硬！这足以证明你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华中局书记，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他是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我在‘全总’工作，还是在他的领导下，当然是一条线了。但这一条线不是黑线，而是毛主席制定的红线。”
陈少敏义正词严的回答，搞得“造反派”没办法，他们就用几班人，向老人施展车轮战术，使她长时间不能吃，不能睡，这种肉体上的折磨，使她原来就有的肾病和心脏病日益加重。在医生的强烈呼吁下，老人才住进了医院。当陈少敏的病情稍稍好转时，康生、江青等人又派人到“全总”指使造反派将她从医院揪出来批斗。企图先从肉体上搞垮她梦再撬开她的思想闸门。这时的陈少敏，已经骨瘦如柴，面色憔悴，腰已经难以挺起来了。但她那钢铁般的骨气，仍是铮铮有声，是任何恶势力都不可侵犯的！
“低下你的狗头！”造反派怒吼着。
“我是人，所以不能低下我高贵的头！”陈少敏针锋相对。
“你是牛鬼蛇神！”造反派咬牙切齿。
“不，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是不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我根本听不懂你们的问话，也不理解你们的意思。”
“你心中有鬼，不敢交代你和你的黑主子刘少奇在鄂豫边区搞的投降阴谋！”
“我生就是光明正大，搞阴谋的事，从来不做，更不会像你们所说，别有用心！”“你敢影射中央首长！”造反派们气疯了，有的举起了手，但看到陈少敏那威武不屈的样子，只好放下。
陈少敏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仍然坚持去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突然，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映人了她的眼帘，题目是：“李先念和陈少敏是刘少奇的黑干将，鄂豫边区叛徒网的主谋者！”这张大字报颠倒黑白，捕风捉影，硬把参与四六中原突围决策的同志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叛徒集团”。
陈少敏看完大字报后，忍不住发出了嘿嘿的冷笑声。专案组的一个造反派问她为何冷笑，她郑重地说：
“我笑写大字报的人不懂历史，更不尊重客观事实！"
造反派将此情况汇报康生等人后，陈少敏的问题又升级了。1967年6月24日，一群“造反派”将陈少敏从北京医院绑架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批斗。他们强迫她弯腰低头，她仍不予理睬。一个打手用力扭住她已瘦得只剩骨头的胳膊，只听“咯叭”一声，左臂断了！
65岁的陈少敏，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只胳膊断了又奈她何！她就是不低头，不弯腰，不认“罪”，不喊“打倒叛徒、走资派陈少敏”。
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变换了新的花招，声称只要她在纸上写下“刘少奇是走资派”就可过关，并许愿说，“九大”召开时仍让她当“九大”代表、中央委员。
她抓起笔来，在“造反派”铺在她面前的纸上，认真地写下了七个大字：“刘少奇是好同志！”康生、江青得知此情况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她关进了“牛棚”，并彻底剥夺了她住院治病的权利。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按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正式下发通知，对中央已正式决定不让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也列出了名单。陈少敏参加会议的通知早已发到总工会。在开会前，周总理亲自审核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当看到陈少敏未到会时，要办公厅立即派车去接。办公厅同志驱车到总工会，总工会负责人盛气凌人地说：“陈少敏是黑帮、叛徒，中央首长（指江青）有指示，她没有资格参加全会。”
来人态度也十分强硬：“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接陈少敏同志去参加全会的，是经毛主席同意的，谁也不能阻挡！”
就这样，陈少敏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在某些人操纵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同时把矛头指向朱德、陈云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正派无私的中央委员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陈少敏对这些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沉默不语。和她同在山东小组的“老乡”康生便质问她：
“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
“身体不舒服。”陈少敏推辞说。
“不舒服就请假，就不要参加全会！”康生怒不可遏地又说。
“你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在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不知道！”陈少敏轻轻地摇了摇头，平静地回答。
“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知道不知道？”康生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刘少奇同志工作这么多年，有错误可以批评，他也可以检讨，但不能一棍子打死，非把他打倒不可！”陈少敏的怒火也在增加，她把“刘少奇同志”五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
康生狂怒了，他指着陈少敏威胁说：“这就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的立场？你可要考虑后果！”说完，忿然而去。
果然，当天下午山东小组在康生的操纵下，变成了对陈少敏的围攻批判会，一个个“紧跟”、“高举”的变色人物相继进行了表演：
“刘少奇究竟是什么人？‘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陈少敏不转变立场，绝没有好下场！”
也有好心的同志暗中劝她说：“大姐，表个态吧！”“这样下去，既保不了刘少奇，也牺牲了你自己……”陈少敏摇头拒绝了。她是经过了反复回忆和思考，在几十年血与火的斗争中，特别是1936年和1939年她和刘少奇共事中，认定刘少奇是坚持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康生把山东组对陈少敏的批判情况编入《简报》，散发到全会，煽动全会对她进行批判。
第二天的会议堕落到惊人的地步，《简报》，又把陈少敏当做重点，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连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都没有。”
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决定投票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10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会场上，岗哨林立，一队队造反派又出现在会场上。
这天，西北风刮得很大，年迈有病的陈少敏，遇到这样的气候，浑身酸疼，四肢无力。按说，她已没有体力和精力再去参加会议。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人，不知哪来的力气，硬是摆脱了别人的搀扶，一步步艰难地走上了大会堂的台阶，昂头挺胸走进了会场。会议的气氛令人窒息，陈少敏的脸色苍白，双手颤抖……
当大会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举手表决时，会场上的代表先后以不同心情和姿态举起了手。陈少敏用眼睛漂了一下会场，她咬了一下嘴唇，两手牢牢地扶住胸前的桌子，闭起了双眼，在众目睽睽下，她坚持没有举起表示她权力的神圣的手！
第07章 钢铁战士——李伯钊
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李伯钊是四川重庆人，1911年出生在个穷苦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笔名戈丽，父亲原是福建人，为寻出路，远离故乡宦居蜀中。在母亲的熏陶下，李伯钊自小就喜爱文学。
1924年，她考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当时在重庆创办《新蜀报》，并担任女二师国文教员，张闻天任英语教师。她深受张闻天、萧楚女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25年，大革命的高潮波及到四川。四川革命分子受国民革命潮流的影响，积极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由于共产党员廖竹君的介绍，李伯钊活跃于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钊喜爱戏剧，在女二师学习期间，曾参加演出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话剧《可怜闺里月》。她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来到上海，原准备进上海大学读书，但党组织分配她去办平民夜校，从事工人运动。李伯钊接受组织的分派，深人到工人、市民中。在平民夜校，她不但教文化，宣传革命主张，还教唱革命歌曲。当时的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奉系控制之下。她由于从事革命活动曾一度被逮捕，经上海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出狱，这一年，她只有14岁。
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有文化基础的进步青年到苏联学习，李伯钊也在选派之列。1925年冬，李伯钊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她年龄较小，又不通俄语，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但她天资聪明，又肯刻苦钻研，不久就跟上了学习进度。老师夸奖她说：“这个小姑娘，真是好样的！”教师还发现李伯钊很有文学才能，便介绍她加入中山大学俱乐部的文学小组。在那里，她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有机会观赏许多文艺演出；她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为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及在戏剧方面有所成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她结识了杨尚昆。杨尚昆在族兄的带领下，18岁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1926年）即转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尚昆辗转来到苏联，进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一年，杨尚昆20岁，李伯钊16岁，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共同的革命理想，很快就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
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风华正茂的一对年轻小夫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住在中山大学简易的房间里，一起学习，一起研讨革命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问题。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都成了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坚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优秀革命者。
那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深受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革命必须先从开展工人运动做起。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们认为回国后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所以，有意识地到莫斯科的工厂去接触工人，在机床前，在纺机旁，都见到过他们的身影。他们也重视军事工作，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开创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已有10万之众。所以，他们也练习射击、投弹，李伯钊还专门学过医药和战地救护工作；杨尚昆还在学校从事过翻译工作。
1931年春，杨尚昆和李伯钊从苏联回国。夫妻双巩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工运工作。杨尚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李伯钊则在上海工会女工部工作。
这年秋天，李伯钊转为共产党员后，经香港人闽西苏区，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任《红色中华》报编辑兼校对。年底组织领导红军宣传队，演出革命文艺节目。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后，李伯钊奉毛泽东的派遣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慰问演出。当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所以大家习惯地称他毛主席。他对李伯钊说：“你们去慰问，要使起义官兵感到，共产党是真诚欢迎他们的。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工作，启发士兵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不要离开这个主题”
李伯钊把毛主席的指示牢记在心里，她和钱壮飞、胡底等人日夜连着加班加点，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李伯钊亲自担任主角。他们在二十六路军起义官兵中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当演完幕落时，突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
1932年后，李伯钊任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领导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为红军各军团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骨干：危拱之、石联星、崔音波、施月先三姐妹等。艺校设红军班与地方班，也在苏区的地方上撒下了不少革命文艺的种子，培养了一千多名艺术学员。还为红军训练了六十多个剧团，团员的足迹走遍了苏区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把共产党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政策形象地带给人民。以后，由红大俱乐部、中央俱乐部和三个区的俱乐部，共同组织了“工人剧社”，李伯钊亲自为剧社写了社歌：
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我们是工农兵战士，为苏维埃而斗争。
1934年10月，时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的李伯钊，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她立即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当她赶到中央局时，那里已到了许多人。中央局组织局长罗迈（即李维汉）宣布：中央红军马上要撤离中央苏区。艺术学员各自归队，组成了千百个宣传队、演出队，背着文艺新武器开始开拓新战场。
李伯钊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三十来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了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带领下，与卫生部一块行动。出于对王明路线的怨愤和对中央苏区的感情，当时许多同志都哭了。董必武、徐特立鼓励大家：根据地丢了还要重建，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全中国！两位老同志的话，鼓起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长征路上，中央工作团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快到遵义时，组织上调李伯钊到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部干事，在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李伯钊曾奉命到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进行联络，见到了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几天后，她与陆定一合写了一支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支歌在两个方面军联欢会上演出后，曾流传一时。在会师庆祝大会上，她亲自出台演唱。她还和陆定一合编了《打骑兵歌》的歌词：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
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两万兵，努力再学习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这支歌风靡一时，一直唱到陕北，群众称它为“长征金曲”。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两大红军主力混合编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李伯钊因曾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也随左路军行动。从此她和杨尚昆分开了，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的会宁，夫妻才又一次团聚。
在长征路上，李伯钊也和其他长征战士一样，经历了千难万险。其中“过草地”尤为艰苦，而李伯钊前后往返了三次。第一次，她是在一方面军工作，跟党中央一起走的。过草地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决定派她到四方面军工作，在那里办一个文艺训练班。她二话没说，背上背包就走了。在四方面军，工作近一个月，有一天收到了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一封信，要她请假回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的事，李伯钊已有所闻二便立即请假，由阿西向巴西走去，与在四方面军进行慰问结束后返回一方面军的刘志坚等人结伴同行。走到半路，就被四方面军的人追了回去。不久，四方面军重返愚功，这样李伯钊就第二次过了草地。在憋功，李伯钊见到了早年在莫斯科便熟悉的张国煮，责问他为什么要南下，张国煮反而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李伯钊又气又恨，便去找她早就熟识的张琴秋，但张琴秋也只能送了她一件上衣略表友情。
不久，张国煮在松岗召开会议，公开与党中央对抗，还威逼正在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跟他一起走，遭到朱德的拒绝和严厉的批评。李伯钊在瑞金时就与朱总司令熟悉，总司令既是领导，又是长辈，大家都十分尊敬他，热爱他。这时，李伯钊担心朱德的健康与安全外，也想向他请示今后怎么办。于是，有一天她在罗炳辉指点下，找到了朱德的佳地，只见朱总司令一人戴着眼镜在看书，总司令见她来了分外兴奋。她问总司令，为什么康克清同志不在，总司令说康克清被调到党校教书去了。李伯钊又问：“她每天都回来吗？”总司令说：“不能回来，路远哩！”
总司令的回答使李伯钊明白：张国焘为了隔离朱德，连康克清也调开了。“总司令，我今后怎么办呢？”朱德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走到李伯钊的身边，严肃地说：“张国煮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这简短的话，使李伯钊一下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司令叮嘱说：“我今后要注意身体，你也要特别注意身体啊！”
李伯钊明白了总司令话中的意思，会意地点点头，她知道在朱德这里不便久留，便站起来要走。总司令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半天没有说什么。李伯钊告辞出来，一面走一面流泪，连总司令送她出房门都没有察觉。
过了几天，李伯钊被安排担任了工农剧社社长，带着演出队到各部队演出。1936年6月的一天，李伯钊等在邯孜、炉霍一带行军时，忽然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是她在瑞金时就熟识的老首长，关向应是1925年在上海搞工运时的老领导，李伯钊意外地见到了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在四方面军中的所见所闻。贺龙、任弼时决定留李伯钊在二方面军，不久她又跟着二方面军第三次过了草地。
第三次过草地后，李伯钊生了一场大病。病刚好，她就坚决不坐担架，要求骑马行军。有一天，在行军中突然遇到了彭德怀。原来，彭德怀是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去陕北的。
彭德怀告诉李伯钊：“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煮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来交给我？”李伯钊很快找到傅钟，说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怀的意思。傅钟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于是，傅钟将记录交给李伯钊，让她转给了彭德怀。
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在一、四、二，三个方面军都待过，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她在回忆过草地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草地壮观极啦，一眼望去，像一块广裹无垠的绿色地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真使人兴奋。但到上午八九点钟，往往就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空身就够难走的了，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由于累、病、饿，我们在这里失去了许多战友……”
李伯钊在陕西云阳镇曾接受了斯诺前妻韦尔斯的采访。她俩同睡在一个炕上，彻夜聊天，后来韦尔斯把同李伯钊的谈话写进了《续西行漫记》。李伯钊说：“后来我看了这本书，材料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个别地方也有些出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谈话翻译得不够准确；二是当时我干了一整天的工作，晚上聊着聊着就困得不行，话没有讲清楚。”
抗战时期，李伯钊在山西临汾办过学兵队，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土地改革等。
1948年，她到了石家庄，任华北局文委委员兼华北文联副主任。北平解放后，任市文化局局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等职。
建国初期，她曾率中国文工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匈牙利期间，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欢迎人群呼喊着“中国”、“毛泽东”的口号，表达出强烈的钦敬之情。李伯钊在异国他乡深切体验到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心中强烈荡起一个念头：长期跟着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艰难历程用文艺形式反映出来，介绍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像她这样，经历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过程的人实在少见。长征留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她想把这震撼世界的悲壮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想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的支持。
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歌剧《长征》轰动了中国舞台。它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剧中表现出的不畏艰难险阻、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气概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特别可贵的是，《长征》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这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第一次意义非凡的勇敢尝试。
《长征》被搬上舞台，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说，非有亲身经历，写不出这样感人的作品。特别是剧中出现毛泽东的形象时，整个剧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许多亲历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向她表示感谢和祝贺，鼓励她再接再厉，写出更多反映革命的好剧本来。
毛泽东捎信给李伯钊说：“写革命，写长班，都很好，我都赞成。但可不要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的同志，还有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应当写总司令，写恩来同志，写弼时同志等。要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
毛泽东的意见令李伯钊看到了剧本的不足，也为剧本找到了修改的方向。
个人写得太突出，几乎成了神菩萨，终究有个人崇拜的味道，她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加以修改。刘少奇、彭真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聂荣臻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她决定把歌剧改写成话剧，让更多的领袖人物在舞台上出现。她在这段时间，先后出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60年，她带上歌剧《长征》原作到了成都（当时中央正在成都开会），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李富春，汇报了修改的设想。李富春祝她早日成功，并批准她到中央档案馆查阅长征时的电文、资料，以充实她的感性知识。
经过再创作和反复修改，话剧脚本《长征》创作完成。但还没来得及排练上演，“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由于杨尚昆被打倒，李伯钊受到牵连，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话剧《长征》不仅不能上演，反因剧中表现了“文革”中被迫害被冲击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成了“大毒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伯钊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这些作家、艺术家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罪人”、“敌人”……
李伯钊当然想不通，但她对于党内特别是自己家庭内发生的这一重要变故，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每天照常按时上班，不动声色，只是比往常更沉默寡言。对上级的指示，执行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文件只照本宣科，遵命照办。对想不通的问题，她就埋头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以期从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中找到答案，从党的文件中寻找指针。学啊学！她似乎得到了什么，却又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她越来越沉默，在单位不说回家也不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法说。
1966年6月，她全家奉命搬出中南海。杨尚昆半年前就离开了家，他们往日的同事、朋友、助手、服务人员也早已离散和避而不见了。当时她又生病，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几乎是举目无亲！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上级宣布对李伯钊停职审查。她一下子沦为“修正主义”、“现行反革命”、“黑帮”分子，外加杨xx的“臭老婆”。杨尚昆在位时，李伯钊从来是独立工作，绝不沾光；杨尚昆被“打倒”后，李伯钊却分享了“荣誉”。我国祖传的封建株连法，在“史无前例”的火红年代，再一次“发扬光大”了！腐朽的封建残渣大泛滥了！进人人类文明的20世纪，又号称最民主的政党和政体，却发生了这些咄咄怪事！
由于长期幽禁，旷日持久的非人待遇，李伯钊患了脑血栓，身体致残了。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再次修改《长征》剧本的心愿。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她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没有任何损害党和人民的行为，问心无愧，心境安然。她也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人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含冤去世的人处处皆有，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未免忧心忡忡。
李伯钊成了戏剧学院头号“走资派”，成了戏剧界首批“横扫”、“打倒”、“炮轰”、“油炸”的对象。她痛心地发现，有的过去很熟悉甚至称为朋友的人，一下子全变了脸；有的挺可爱的学生娃娃，却逼着她写“揭发”自己的大字报，逼她喊口号骂自己是“反革命”。在一次批斗她时，有人别出心裁地逼她站到一个近一人高的仅能放下两只脚的花盆上，胸前还挂着铁牌子，并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不一会儿细铁丝就陷进了肉里，她的脖子在流血，她的心也在流血……
几十年前曾红遍中央苏区的“赤色明星”，今天却成了死有余辜的“黑色灾星”。她始终坚信群众，坚信党，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去“正确对待”。
结果越正确对待，罪恶越多，被摧残得越厉害。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竟被当做“阶级敌人”在“监护”的美名下被关押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整整40年过去了，在40年前她坐过牢，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监牢；恰恰40年后，她又坐了牢，竟是她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的监牢。她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历史的颠倒，她由不服气变成愤怒和抗议！不论什么批斗会，她再也不低头了，随人去斗，她就是不低头、弯腰。挨打、踢腿、揪头发都无济于事。那些横行一时的家伙，竟怎么也整不垮压不服一个李伯钊。有的一度造反的人不得不反思，这个李伯钊如此坚强，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她呢？
10年的摧残折磨，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1973年她患了脑血栓，又并发了其他疾病，几乎成了残废，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料理。有个别好心人担心她熬不下去，含泪劝说：“你与江青相识并熟悉，又从未触犯过她，是否能写封信，求得一个批示，有可能得到宽大处理，好早点出去治病。”她听了只是冷冷地一笑，从嘴里迸出两个字：“绝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李伯钊（当时还幽禁在山西临汾）因邓小平的复出，使她看到了希望。她不顾身残多病，不顾隔离封锁，毅然握笔在手，再次修改《长征》。幽禁中，没有底本，没有任何资料，只靠记忆和高度的责任心，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粉碎“四人帮”后，李伯钊获得新生，从幽禁地返回北京，不等生活安顿好，她便展纸挥毫，继续修改剧本。为了坚持写作，她每天清晨起床，练习走路、写字、读书，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伤残斗争。鉴于她的身体状况，组织上给她派来助手。经过数年的艰辛耕耘，剧本四易其稿，于1982年完成，定名《北上》。这部用血泪、白骨造就的话剧《北上》问世时，距离她的歌剧《长征》又整整过了30年。这部大型话剧，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他的生死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以无产阶级的雄伟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煮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抗日的伟大决定。场面宏大壮阔，情节生动感人。《北上》同《长征》相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获得了1982年中国剧协优秀创作剧目一等奖。
该剧本一发表，许多剧团争相上演，还拍成电视连续剧。一位戏剧界人士说：“此剧描写领袖人物的手法高人一筹，刻画反派人物人木三分。不熟悉这些人物的作者，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有记者问李伯钊：“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好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熟悉剧中过那些酸甜苦辣！"
其实，剧中人物就有作者的影子，那位女宣传队员康小梅，从红一方面军来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她不顾被张国焘打击的危险，去看望红军总司令朱德，后来又将张国煮的情况报告给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为最终战胜张国煮的逃跑、分裂行为，立下了大功，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伯钊。
第08章 两闯鬼门关——李开芬
她有一个博大的胸怀，装下了人世间数不尽的苦难；
她有一个刚强的性格，克服了世人难以逾越的艰险；
她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女儿有泪不轻弹，生死关头不哀叹；
她，就是靠着为劳苦大众忠贞不二的信念，临危不惧闯过两次鬼门关！
李开芬，1917年生，四川达县人。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同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秘书兼保卫营教导员，后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活埋坑前遇救
遇救1933年的冬天，是一个酷寒的冬天。鹅毛大雪覆盖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阵营内部，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肃反风，很多忠贞的革命者心灵上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凡是家庭出身不是贫雇农的同志都被划为肃反对象，连还是孩子的小红军也不放过。
李开芬，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一年也不过刚满17岁，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她凭着自己的热情、正直和为劳苦大众求生存的朴素感情参加了革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追求着人人平等、大家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良好愿望，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忘我地工作着。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开芬早早地就被响亮的军号唤起。她像往常一样，勤快地打扫完宿舍卫生，迅速地梳洗完毕，对着小镜子整好军装，一蹦一跳地去出早操。
走出了营房，心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她感到周围出奇地寒冷。那冷，是从心里泛上来的。因为周围的同志，都向她投来了陌生、疑虑、不信任的目光。有人竭力躲避着她，实在躲不过的也带着惊惧和难以理解的同情和爱怜，小声地打着招呼，然后匆匆地走开！
早饭后，有人通知她，让她参加县里组织的党团员大会。这种会议，她还是第一次参加，但心里充满了疑虑和恐惧。她听说前些天，就是在这种大会上，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优秀共产党员被拉去砍了头，或者活埋了！她害怕这种自相残杀，她更不愿目睹这种悲惨的景象。
开芬拖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走进了会场。会议程序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是会议组织人号召到会的人互相揭发问题。开芬看看四周，坐在屋里的都是朝夕相处、彼此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野地里宿营的阶级兄弟；在一块挖野菜、打野鸡、在炉前扶肩搭背谈笑风生的异姓姐妹；在枪林弹雨中相互掩护、救护亲如兄弟姐妹的战友啊！怎么？现在大家都瞪着眼，冷漠地看着。同志间的友情，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呢？
会场上充满了寒冷，令人心底打战的杀气：XXX是反革命分子！XXX是投机分子！XXX是……李开芬惊呆了，她瞪着那双已经发呆、模糊不清的眼睛，看着这一张张变得陌生狰狞的脸，浑身的血液凝固了，上下牙忍不住敲打起来……
“李开芬，站起来！”突然，一个男高音吼叫起来。
李开芬傻呆呆地看着他，竟意识不到他是在喊自己。她那颗善良的心已经完全沉浸在难以言表的痛苦中。
几个男性的大嗓门同时吼叫起来。他们似乎把李开芬的发愣当做了害怕、心虚、胆怯……
这回，李开芬听清了是在喊叫自己。年轻姑娘感到有人在她脸上吐了一口痰，一口带着鼻涕的黏痰！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忽地站了起来！黑压压的人头随着她的站起，全部将面孔转向她。她用冒火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看着一张张变得陌生的脸：有的惊讶、恐惧，有的幸灾乐祸、露出狡猾的笑，有的难过、眼圈里噙着泪水……
“我揭发！”一个尖嗓子喊了一声。开芬顺声望去，站起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李开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李开芬！你知罪吗？”那声音里含着仇恨。
“我有什么罪？请你说清楚，不要血口喷人！”李开芬更愤怒了，她那具有男性般洪亮和威严的声音使揭发人胆怯了，顿时嚣张的气焰收敛了不少。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会场主持人目光的纵容支持下，他立刻又壮起了胆子说：“李开芬，请你交代清楚，你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你混进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连续提问中，突然意识到自己用错了一个词，怎么能够在质问中用个“请”字呢？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所以，他红着脸又立即喊了声：“赶快老实交代！”
“混进革命队伍？”李开芬听了这话，心里有着难以名状的委屈。为了革命，她已经家破人亡了。难道说，难道说这就是混进革命队伍应付的代价吗？她委屈得直想掉泪……
“哼！要不是我知道你的底细，你还不知道混到何年何月呢？你先老实交代，你母亲是怎么死的？你父亲又是怎么死的？在党的面前，你可不能说假话呀！”
李开芬完全被这胡说八道的人激怒了。可她面对黑压压的满场人头，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同志相信自己、理解自己呢？如果得不到同志们的信任和理解，又怎能让党信任和理解呢？她满腹真言实语能向谁说呢？两年前，红四方面军在达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卷起了红色风暴，打土豪，分田地，同敌人血刃相见。开芬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他支持革命，支持红军，自然也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但从阶级地位上分析，她的家又成了红军的工作对象。她母亲虽然是贫农出身，但已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革命是彻底的，但也是残酷的，在这样一个混战厮杀的战场上，她的家庭处在这场斗争的交界线上，这边要杀，那边也要杀。当时的世道，真像一头吃人的怪兽，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开芬陷人深深的痛苦思考之中：父亲曾经帮助过共产党打天下，母亲是位地地道道的贫苦人家的女儿，怎么都成了共产党的清算对象呢？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夜晚，一个冰冷的声音对她说：“李开芬！你要家庭呢？还是要革命？"
“我，我都要！”李开芬喊出了心声。
“要革命就不能两全！你不和家庭划清界限，就走到反革命的一边，你就是反革命！”
“不，我恨透了地主老财，恨透了国民党，他们压迫穷苦人民，残杀革命志士……”
“那你为了革命，就应该和你的家庭彻底决裂！”
“可我的家庭，不是反革命家庭啊！”她在心里喊着……
她的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她不愿把这些归罪于共产党，她热爱党，期待着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解放那些受苦人。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巨大痛苦和牺牲，却成了她的罪行，脑中这些往事又都闪现在眼前，她忍无可忍了。“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颠倒黑白？你为什么血口喷人？你对大家说说，我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来的？”她挺直了腰杆，怒不可遏地反击了。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这种大气凛然的反击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李开芬抓住时机，正要向全场同志、向党、向自己最敬爱的母亲倾吐肺腑之言，突然有几个五大三粗的战士扑了过来，七推八搡地将她拖出会场，拖到村边荒野的小树林里。那里已有十多个人在挖坑，有的坑已经快一人深了。见到此情景，李开芬一下子明白了，她本能地大声喊叫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她用力推开那些男子粗壮的手，泪如泉涌，边哭边喊，“我没有罪！我是来跟红军革命的！要死，让我到战场上去死！"她声音凄惨，就像一把钢针，刺中了所有在场群众的心。
那些正直憨厚的红军战士，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有的人已被这杀气腾腾所镇住，有的人敢怒而不敢言……李开芬不是怕死，是委屈，是被人误解的悲愤和痛苦……当她感到自己的泪水和叫喊声得不到掌权者的丝毫理解，也换不来应有的同情时，反而冷静下来。她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眼圈已红了，她开始理解自己的战友了，他们不是没有正义感、同情心，而是他们也都处境困难。她开始同情他们了，想和他们说几句诀别的话，已经不能够了，她已完全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她的嘴被堵住了，被拖到了那一排等待宣判死亡的同志中间。
开芬向两边看了看，在这些人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她打量着这些将要进人坟墓的战友。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衣。艰苦的生活，使他们面容憔悴，有的已很久没刮胡子了，蓬头垢面。一双双被反绑着的手，没有血色，青筋很刺眼地暴露在外。开芬越来越镇静，人就是这样，当他不再怀希望、不再有所求时，对死亡就不再害怕，甚至还有些奇妙的快意。她饶有兴趣地欣赏着那些和自己一样将要被活埋的战友的手：这些手，曾握着枪，与敌人拼搏过！这些手，曾捏着拳，在党旗下宣过誓！这些一心跟着共产党追求革命的人，脖子上这一颗珍贵头颅，没有掉在敌人的砍刀下，却要在自己同志的手中落地……
开芬又忍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她还年轻，她想活着，想再为党忘我地工作啊！可惜，不可能了，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她好像麻木瞬间又苏醒了，眼泪又流了出来，心中又一阵阵发出无法抑制的痛楚，她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等待那一刻的来临。眼睛闭上了，脑子还在思索，她不怕死，但她非常害怕这样的死，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有几个人上来推她，她愤怒了，睁开了血红的眼睛，厉声喊道：“要杀、要剐手脚利索点，别这么推推搡搡的。”她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一个个准备埋葬她们的土坑。那挖出来的土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芳香，她禁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坦然的微笑。她来自大自然，现在又要回到大自然去了，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一切真诚失去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一切虚假、所有的恩恩怨怨也都要结束了！她挣脱了推搡她的手，自己迈着沉重而稳健的步履，向前方的土坑走去。
突然，一阵清晰而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这急促的快马奔腾声使她禁不住转过头去，只见纷纷扬扬的瑞雪深处，几匹狂奔的马风驰电掣而来，那看不清楚的骑手，还在不停地扬鞭。
“赶快执行！”一个冷酷的声音命令着。因为那些行刑的人，也被这意外场面吸引着。
“赶快执行！”那冷酷的声音吼起来。
“哗啦！哗啦！”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响起。
开芬转回头来，再次闭上了眼睛，委屈、不甘心的泪水从她苍白的脸上流下来！
“停止执行！”一个清脆的女高音划破死一样的沉寂，使开芬的心强烈地哆嗦了一下，似乎周围的空气也抖动起来。战马嘶鸣着奔驰而来，围着行刑的人兜着圈子。
“把她放了！”又是那个女高音响了起来，而且是响在开芬的身边。她吃惊地睁开了眼睛。一队身挎短枪的女红军，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她们大约也只有十七八岁，和开芬的年龄差不多。那为首的指挥官也不过二十二三岁，穿一身干净的已洗褪了色的军装，八角帽下乌黑的短发被汗水浸湿贴在红红的双腮上，粗壮的手握住那束在腰间宽宽的皮带，那里插着两把盒子枪。“放开她！”开芬看到了，她是指着自己喊的。这一次，喊的声音更严厉，带着悲愤的哭音。
行刑的人愣住了，在这威严的命令声中不自觉地将对着开芬的枪收了回来。安静了片刻，有一个声音冷冷地问：“你是谁？你敢破坏肃反！”
“肃反？他妈的也不能把自己的同志都杀了！你不睁眼看看，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反革命可不能看年龄大小，她老子是……”
“她老子是她老子，她是她。干革命分不清敌我，岂不太可悲了吗？”
她高扬起头，望着周围围观的许多同志，动情地大声说：“同志们！这个小姑娘为了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家庭牺牲，她的父亲虽是乡绅，但多次掩护过我们的同志，让我们的人在她家里隐蔽、开会，还把枪支借给我们的同志用。如果他们不是真心为了革命，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孩子，怎么会到我们的部队里来出生人死呢？"
“这话对。开芬是个好闺女……”
“开芬不是反革命！"
一个女兵情绪激昂，嗓音颤抖着说：“李开芬同志为了解放穷人才放弃读书，放弃家庭的舒适生活，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若把她杀了，谁还支持我们红军？"
“你是谁？”又有人指着那位双枪女将问。
“你敢破坏肃反！破坏肃反就是反党！”那人又补了一句。
双枪女将向发话脚人扫了一眼，轻蔑地说：“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帽子！把你的勇敢和仇恨用来对付敌人吧！再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要问我是谁？我叫张琴秋，总政治部主任！”她阔步走到李开芬身边，亲手松了绑，将她拉到怀里。
开芬呆呆地，被眼前这突然变化弄傻了。“张琴秋！张琴秋！”她在心里默念着。她一下子醒悟了，她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夫人，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双枪女将……
“来吧，小妹妹！你要活下去，世界在你面前不应该消失！因为你这个年龄是最美好的年龄，还有许多革命工作等着你去做哩！”一双坚硬的、健壮得像男人一样的大手，托起了开芬的下巴。
开芬感到她痛苦不堪的心被托起来了！革命又回到了她的眼前，党又把她拉进了怀抱里，她再也忍不住了，竟在张琴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不哭，红军战士不兴哭！女儿也要有泪不轻弹嘛！”张琴秋说完，便把开芬抱起来，放到一匹马背上。
“你不能带她走！”有人喊。
“你们要要人，就到政治部找我张琴秋吧。”说完对警卫员一摆头。警卫员立即接过李开芬骑的那匹马，翻身上马让李开芬抱住她的腰，只见马鞭一扬，一股尘土飞扬而去。
肃反委员会的几个人，想追又不敢追。张琴秋的名字在红四方面军赫赫有名，她不但是女中秀才，而且会武功，两手使枪，百发百中……
虎狼窝里逃生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弹尽粮绝，被敌人围困在祁连山的荒山雪岭之中。部队被迫化整为零，就地疏散，自找出路。
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半年之久的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被迫解散，妇女先锋团的番号不再存在。但李开芬和她的战友们，却依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小小的队伍再次突围，开芬实在走不动了，她刚想停步歇息一下，只听前面“扑通”一声响，一个年轻战士倒了下去。她忙走上前喊啊，叫啊，对方下点反应都没有。她蹲下身用手摸了摸鼻息，已没有气了。另一个小红军伏在战友遗体上哭了一阵，然后爬起来，又拉起马缰绳，默默地向前走去。
开芬抬起沉重的双腿，在后面悄悄地跟着走。谁知走了一段后，只听一声惨叫，开芬赶忙走上前，小红军已不见了，只有战马独立在悬崖边仰天长嘶。两个小红军转瞬间一个活活累死，一个落崖身亡，使这个小小部队在士气上受到了很大打击。累死、摔死不如战死，开芬几次想冲出去与敌人拼命，但她没有力气……
休息了，李开芬精疲力竭地坐下来，她真想躺下去。可看到那些在几秒钟之间已沉睡的战友，她硬撑着，不能都睡，要有警戒。她使劲瞪着已经闭上的眼睛，极度的疲劳和饥饿阵阵袭来，她也开始迷糊了。
风从山谷刮来，撩着女红军身着的已成布条的衣服。小战士吴秀珍冻醒了，她见开芬坐在旁边打吨，就移过来靠近开芬，低声央求着：“让我睡一会儿，走时可千万别忘了叫醒我！”
开芬摸了摸腰间那已经没有子弹的小手枪，拍了拍吴秀珍的肩膀，轻轻说：“睡吧，放心地睡吧……”她还没有说完，吴秀珍已进人了梦乡。朦胧中，李开芬被踢了一脚，她猛睁开眼，只见天已发亮，明晃晃的刺刀早已抵住了她和战友们的胸膛！开芬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但并不突然。她镇静地用手拨开那正捅在心口上的刺刀尖，顺手理了理头发，轻轻地推醒了枕在自己膝上熟睡的吴秀珍。小吴实在太疲劳了，敌人又喊又叫，又打又骂，竟没有把这个小女红军惊醒。
马步芳匪帮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把李开芬这批女红军投进了监狱，而不是把她们杀掉。他们企图把这些年轻的女革命者教化后分配给他的部下做妻子。
凉州监狱是一个黑砖黑瓦的大院。敌人在墙上架了铁丝网，安装了沉重的双重大门。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先后被俘的近百名女战士，都被关在这里。
开芬和她的战友们被押到牢房的当天，她就发现马步青对她们另有企图。
红军女战士被分别关在几个女牢里，敌人看押得极其严密。甚至规定，只要有人进人女监房，就必须三人同行。还常有一个年轻的副官在监视着狱中的牢头和小卒子，任何单身马匪都不准私人女牢。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开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两军对垒，不斩来使。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眼下红军女战士面对的是凶残的马匪帮，不管是马步芳还是马步青，他们对红军从来都是高扬屠刀，杀人成性，而且和红军结仇甚深。那么，眼前的情况不能不使开芬忧虑。
开芬的秘密身份在敌人面前还未暴露，但在被俘的女红军战士中还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她从被俘后，就下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人如果连死都不怕，就不会再有什么畏惧的了。
敌人除了三人同行进女牢外，还经常把红军女战士押出牢房接受训话，赶到池塘去洗澡；有时，还给她们放电影……
对于这些感化活动，开芬拒绝参加，熬人拿她也没办法。牢里的战友们，有的也私下对她说：“想开点，反正是要死的人了，活一天算一天，何必对自己过不去？再说看场电影，洗个痛快澡，又不是叛变。”
开芬平心静气地回答：“你们都是红军战士，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们要去，我也阻止不了，虽然这不是叛变行为，但起码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敌人想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怎么能乖乖地听从敌人的安排呢？”在李开芬的影响下，牢里越来越多的人学她的样子，抵制敌人组织的各种活动。从这以后，敌人对开芬格外注意了！经过多方调查，弄清了开芬的真实身份，并报告了马步青。
敌人对女红军的软化工作收效不大，就变换了方式，在生活上进行折磨。一天三顿饭，改成黑面和烂菜叶，一点盐也没有，数量又少，大家都吃不饱。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在放风时，就拣院子里的黑花叶子吃。开芬组织姐妹们，天天向敌人抗议，连喊带骂，让敌人也不得安宁，一方面，又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咬紧牙，挺住劲，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敌人看到女红军软硬不吃，就开始打开芬的主意。有一天，敌人把她单独押出牢房，她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坦然地和战友们点头告别。开芬被押到敌人的军部，马步青和几个高级军官正在打麻将。有人走进去，对马步青说了几句话。马步青停住搓牌的手，对门口站着的李开芬点点头打招呼：“呵，李开芬来了？你请坐吧！”
李开芬站在门口没有动，冷冷地说：“你找我干什么？”
马步青的副官献殷勤地说：“我们长官看你有文化，想给你找个事干。”马步青若无其事地看着开芬阴沉的脸，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坐，坐下来谈一谈，我们都不要动气发火嘛！”
李开芬向前迈了几步，旁若无人地坐到椅子上，直视着马步青说：“要杀要砍随你们，要让我为你们干事休想！”
马步青仿佛对李开芬的态度早有所料，他挥了挥手，打麻将的人立刻退去。他回过身来，面对李开芬显得很有耐心地说：“你年轻、漂亮、有文化，人生道路还很长呢，丢掉共产党的信仰，跟我们干吧……”
“不要再往下说了，你死了那条心吧！我宁肯赴刑场、掉头颅，也绝不会叛变、投降。”李开芬斩钉截铁地说。
马步青见李开芬环眼怒瞪，知道谈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敌人重新把她押回牢房。
一天上午，狱中忽然来了一队敌人。近百名红军女俘，被押到马步青的花园里。敌人扬言，国共两党已携手共赴国难，所以要释放一批女俘。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但谁又不渴望获得自由呢？
“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女红军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敌军军官站到女战士身边。李开芬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不好！这哪里是释放，这明明是敌人在分配女战士给自己当玩物呵！“同志们，别上当！”随着一声喊叫，李开芬从人群中冲了出来继续喊：“他们是要把姐妹们分给敌人做……”她的话还没讲完，一个敌人冲上来就是一耳光。这一耳光打断了她后半句话，这一耳光，也提醒了大家。近百名红军女战士被激怒了，一边和敌人厮打，一边怒吼着：
“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但我们是宁死不能受辱！”
马步青的花园里乱作一团，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三十多名红军女战士，硬是被匪徒们抢走了。剩下的女俘和李开芬紧紧依偎在一起，个个愤怒地握紧了拳头，随时准备做最后的生死之搏。
敌人对此毫无办法，又把她们关进了监狱。
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冲进了牢房，他们用钢制马鞭劈头盖脸地将李开芬狠揍了一顿，伤口和汗水混到了一起，一阵钻心的疼痛，仿佛被撕去了一层皮，开芬昏死了过去。
敌人拖着昏迷不醒的李开芬，将她关进了另一间低矮的带有铁窗的平房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开芬终于苏醒过来，干裂的嘴唇说不出话，迷糊的眼睛睁不开，她听到旁边有响动，就吃力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啊，你可醒了！我是小沈，沈秀英啊！
女战士惊喜交加地回答，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要哭，小沈！请你帮我把眼睛擦擦，我眼睛睁不开，什么也看不见。”“好，好吧！可怎么办呢？你的眼睛被浓血糊住了，屋里连一滴水也没有。”“没关系，你把手伸给我，好，这样很好！”开芬紧紧地握住了小沈的两只手，生怕再失去这惟一的战友，她又昏了过去。
一种湿流流的、软绵绵的东西在开芬的双眼上爬行置，慢慢地又将她从昏死中唤醒过来。她慢慢地，随着那湿漉漉的东西，试探着睁眼睛。被沾着的睫毛溶化开了，双眼睁开了一条缝。啊！原来是小沈用舌头在舔着她的眼睑、睫毛，用唾液软化了干涸的浓血。一阵热流涌进了心窝，她一把把小沈拉到怀里。小沈像孩子一样，在她的怀里竟哭出声来。
“好妹妹，不要怕，不要哭，哭是软弱的表现……”
“姐姐，你可知道，咱们的同志有的已给敌人当了妻子。”她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叹了一口长气又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我想死！"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揭露敌人的阴谋，而不是死。如果我们都死了，就没有人证了。他们就会造谣说：女红军都自愿当了他们的妻子！你一定要活下去。要逃出去找红军，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们。”
李开芬伤势很重，躺在地上不能动，眼睛也只能睁开一条缝，敌人以为她快要死了，便放松了监视。开芬对秀英说：“时机不能错过，抓紧敌人对我们放松的时间，赶快进行活动。”
沈秀英已失去了信心，她认为从祁连山到黄河边，遍地是马家的人，就是插翅也难飞出去。开芬耐心地鼓励她：“我们是红军，不是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怕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已经下了死的决心，等死不如求生，大不了逃不出去，再死也不迟。”
小沈心里亮堂了，斗争的勇气增加了，逃生的欲望强烈了。
一天傍晚，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李开芬正在听小沈汇报这些天来进行的越狱的准备工作。突然，听到墙外有异样的响动，她们停止了讲话，耳朵贴在后墙小窗前倾听着，一个非常低微的声音传来：“你们这里有个李开芬吗？”李开芬捏了小沈一把，示意她不要答话。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问：“你们这里有个李开芬吗？”
这一句开芬听得很真切，而且觉出这声音很熟，就低声答道：“你是谁？你问她干什么？”
“我是她的老乡，给她带封家信。”开芬听出来了，说话的是她小学的国文老师，地下党员于各声。她激动得有点颤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沈用力扶着开芬站起来，她用伤痕累累的手，扒住后窗的铁栏向外探视。黄昏小雨中的于老师，已显得非常苍老，但那双发亮的眼睛给了开芬一股热流。那双干瘦有力的手向开芬伸了过来，一张纸条塞到了开芬手里。“你在狱中斗争很坚决，党相信你！纸条看完立即销毁。”于老师说完用发亮的眼睛再次盯住开芬看了一会儿，匆匆离去。
李开芬急不可待地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成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城南关南滩街54号，负责人谢觉哉、朱良才。”李开芬一连看了三遍，仔细地用心记住每一个字，然后将纸条塞进嘴里，慢慢地吞了下去。
经过李开芬的周密计划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15岁的小红军沈秀英，争取了马匪的一个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一名副官，因为人正直、好抱打不平被降职，他对马匪队伍中的黑暗不满，愿意到红军部队中参加抗日。为了方便可靠，开芬让小沈和传令兵结为义兄、必妹。越狱逃生的工作在一步步缓慢地进行着，从春天已经到了秋天。
9月的一个夜晚，月隐星稀。开芬和小沈都和衣躺着，焦虑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敌人哨兵在门前走来晃去，见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也就放松了警戒，进屋去了。
开芬悄悄爬起来，轻手轻脚将一个破的白色脸盆放到监房的窗口上。传令兵看到这个约好的安全信号，就摸到牢房前打开了门，三个人悄悄地溜了出去，避过了岗楼的监视哨，爬进了一条战壕里。
“有枪吗？”开芬小声问。
“枪不好拿，我偷了马！"
开芬眼睛一亮，轻轻地爱抚地拍了拍传令兵的肩膀。多么聪明的年轻人，在这种逃生的时刻，马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传令兵在战壕的另一头牵来了两匹马，扶开芬上了一匹马。开芬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小声说：“同志！从现在起，咱们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啦！”传令兵也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劲点了两卞头。然后翻身同沈秀英骑上了另一匹马。开芬熟练地拍了一下马背，两匹战马在黑夜中急驰而去。东方渐渐发白了，他们在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来。为了躲避马步青的追捕，开芬把原来准备好的小包袱打开，更换了衣物，将自己装扮成官太太，沈秀英扮成随身丫环，由传令兵身着军服护送。
开芬知道，他们逃跑敌人会马上追捕的，这种打扮也只能蒙骗一时。因而，三个人在路上不敢轻易停留。
快到兰州时，开芬发现民团在每个村镇都加了岗哨。就悄悄嘱咐战友们：“敌人可能对咱们的逃跑，发了通缉令，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在一个村镇的岔路上，有七八个手持长枪的民团拥了过来。富有战斗经验的李开芬小声冲着传令兵命令着：“主动迎上去，沉着应付，万一不行，我们两人夺枪，小沈负责保护战马。”
传令兵走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迎向敌人，他掏出一盒烟，高声说：“老兄，借个火。”一边说一边将纸烟递给了一个民团头目。烟起了作用，一个民团献殷勤地给传令兵划着了火柴。传令兵吸着了烟，顺手将手里的半盒烟塞给了那个小头目，顺势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又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
民团小头目点了点头，脸上堆起了笑容，用不敢看又想看的邪恶目光，朝开芬这边瞄了瞄。高头大马上，骑着一位身着彩缎旗袍，面目清秀而高傲的少妇，不由得鞠了一个躬，做了个“请走”的姿势。三个人大模大样地过了哨卡。一进街口，就看到墙上贴着“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xx两”的通缉令。开芬向两位战友递了个眼色，冷冷一笑，提缰走马，穿过了街道。
10月的一天上午，李开芬一行三人终于跨上了兰州市黄河大桥，由于沿途风餐露宿，三个人的形象和服装不要说再装成官太太、丫环和侍从了，就连一般的农民都不如。刚上桥头，就被守桥的警察当乞丐拦住了。可他们还牵着马，使敌人更加怀疑，就把他们押进了桥边的警察所。一边走，开芬的脑子里急速地想着对策：就到家门口了，绝不能前功尽弃。这里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已不是马家的天下，必要时亮出真正身份，也许会化险为夷。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立即被杀掉。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来说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政治需要，并不真正实行。事到如今，也只有见机而行了。
一位自称所长的人，打量了他们三个人半天，才开始盘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说话的口气还客气，看来敌人也把他们当成了有来头的人。
开芬见状，平静而直言说：“我们是红军”，这句话一出口，传令兵和沈秀英都吃了一惊，茫然地瞪眼看着开芬。警察所长也为之一振，两眼盯住了开芬的脸。
开芬昂头和敌人对视着，坚定地说：“我们是红军，为了抗日，千里迢迢来找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请你们放行。”
李开芬的语调不卑不亢，敌人从李开芬的话中找不出漏洞，但又不敢轻易相信，狡猾地说：“什么办事处？八路军在兰州根本没有办事处。”
“如果你不清楚，请你立刻报告你的上司，让他们立刻通知兰州城南关南滩街54号，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朱良才同志，说李开芬等三人归队了。如果你故意刁难，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你连你的上司都是负不起责任的。”敌所长见李开芬如此了解情况，又见她态度强硬，一脸正气，猜想她绝不是一名普通红军。如果真要误了事，他这个苦心经营数年刚当上的所长职位恐怕保不住。如果放他们过去出了岔子，也有生命危险。思来想去，只好答应让李开芬和传令兵过桥，但要留下沈秀英做人质，待她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再联系放人。
李开芬思索了一下，留下小沈，她一百个不愿意。不留下，看来此桥难过。她犹豫了……
“姐姐，你们先走吧！咱们千辛万苦奔走了这么多天，马上要到家了，还差这早晚一天吗？”沈秀英恳切地说。
“我奉公差，不得不这样做，这位小妹妹留下，我们绝不会难为她，你们联系好后，我立即放人。你们说是为了抗日，我也是中国人。”
开芬见敌所长说话恳切，觉得事不宜迟，就匆匆和小沈握了握手，出了警察所，直奔八路军办事邀。
听说李开芬回来了，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兰州办事处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等都迎了出来。开芬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真怀疑自己在梦中，
她只说了一句：“我到家了。”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听了李开芬的汇报，办事处立刻派人去接沈秀英。谢觉哉拍着李开芬的肩头，感慨地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从虎狼窝里逃出来，还带回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敌人营垒中的人参加革命队伍，真是难能可贵！真是坚强有骨气的革命战士啊！"
第09章 忘我为革命——萧月华
生活是一个过程，爱是一个过程，恨是一个过程，失败是一个过程，胜利是一个过程，不要把过程当做人生目的；
只有你挚爱过，憎恨过，孤独过，温馨过，奉献过，索取过，幸福过，痛苦过，失望过，追求过，你才是经历过人生的真实生活；
这样，无论这个过程怎样循环往复，无论这种生活怎样曲折坎坷，你走过来了，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里流传着一位女战士的故事，她叫萧月华，原名阿华，又叫阿香，是广东省大埔县百候镇候北村人。
萧月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母以耕田、挑担为活计。月华有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六。因家境贫困，她刚出娘胎即被卖到候南杨家为童养媳。1924年她随杨家伯父到海丰县，进彭湃所开办的南丰布厂下设的一间袜厂做童工。为了积些钱回家养活父母及兄弟姐妹，她整天为厂家织袜子，可自己却光着脚板，挨苦过日子。
不久，彭湃在海丰开展革命活动，常到工厂宣传革命道理。月华逐渐懂得了“要想使劳动人民生活好，就要起来闹革命”；而且还使她明白，“要想干大事，就必须要有文化知识”。她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批进夜校学习文化。月华说：“虽然日里辛苦做工夜里刻苦读书，但是看到妇女今天能有书读心里乐滋滋的。”她勤奋向上渐渐成为工厂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初，经同乡丘月容介绍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丰县党团员转人地下活动。这年夏天，月华随丘月容等回到大埔县，在李明光等领导下参加迎接“八一”南昌起义军的工作和三河坝战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建立后，又参加高陂等地的暴动。后来被任命为大埔县青年、妇女部部长。随后又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民运干事
1928年5月，月华随李明光团长率领的十五团西渡韩江，到丰顺县八分山开辟梅县、大埔、丰顺及梅县、兴宁、丰顺、五华等两处边区革命根据地。以后便转战于饶平、平和、大埔等地。1930年底，月华任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委巡视员。
1931年3月，月华随方方等到闽粤赣边区特委所在地―虎岗，调任特委巡视员。不料，春夏间，特委内部肃反扩大化，月华及余勇文等16人被投人监房，罪名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后经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到党中央汇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才释放她，但还是被开除党籍并罚劳役。月华一边劳动一边想：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终会真相大白的。果然，到年底，陈荣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他了解月华，陈荣一到任即为月华平反，恢复名誉，并分配月华回少共特委机关做文书工作。
1932年春，月华随中共福建省工作团参加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等地的战斗。8月，在回师汀州的途中，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见到萧月华，热情地和她谈了话。毛泽东从谈话中，了解到月华是虽受过冤屈但表现顽强坚定的年轻女同志，是一位能干的好干部，即从汀州调往江西省瑞金，到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工作。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找萧月华谈话，问她有没有爱人？月华不假思索地回答，待革命胜利后再考虑。
这位领导接着问：“你认识李德同志吗？”
月华摇摇头说：“不认识。”
领导同志又继续介绍说：“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听说他是奥地利人，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他有一些战斗经验，晋升很快，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实际上1933年初，李德也随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他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萧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因为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七十来个人的教导队，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萧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后，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对萧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五年徒刑。
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表示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王稼祥同志为总政主任，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将萧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多么简单粗暴。
正因为李德是个性情浮躁而又鲁莽粗暴的外国人，党需要一个能干的女同志与他结合，帮助他克服以上的缺点，以利于中国的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经组织上研究，想介绍萧月华同志作为李德的革命伴侣，使他更好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贡献。
但那位党的领导同志，在向月华介绍李德时，却没有讲这些真实情况。而是像封建家长决定儿女的婚事，又像是军事首长下达战斗命令似的，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和商量的余地，就以党的名义决定了月华同志的终身大事。
面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萧月华感到十分为难。不答应吧，这是党的命令、战斗的召唤，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答应吧，自己不懂外语，和生活、理念、习惯都完全不一样的洋人怎么沟通？她沉默了好一会，偷眼瞅瞅那位领导人已经表露出不耐烦、不满意的面容，她还能说什么呢？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她咬了咬牙，只好违心地答应下来。
因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当时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相当尊重，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那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地图，东首一间是李德和萧月华的卧室，西首一间是伍修权和王智涛两位翻译的住处。还配有专门的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苏区生活非常艰苦，由于组织上对李德额外照顾，吃穿都比红军好得多。
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获到和从白区弄来的香烟、咖啡等高级食品也优先供给他。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
有人说，萧月华可是一步登天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能过上天堂一般的生活。可在她自己看来，那个“独立房子”是监狱，把她和同志们隔绝了。月华和李德在一起，简直是与恶魔睡在一张床上，肉体的折磨和灵魂的蹂躏是无法诉说的……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党的需要，她悄悄地含着眼泪忍受着那难以忍受的一切。
月华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自己的事自己最明白，和李德一起生活，我品尝够了什么是孤独冷清，心灵破碎，心理变态，疲惫不堪……每当我痛苦、悲伤、孤立无援时，我总会想起我从小就做童养媳、童工……是党把我救出火坑，我今天的付出，就是解救天下所有的女人，摆脱她们苦难的命运。想到这些，觉得眼前这一切困境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如果我甘愿栖身童养媳的地位，就不会有今天的许许多多窘迫。我承认，如果我不参加革命，我虽得不到解放，但不会受到这个德国鬼子的蹂躏、虐待、侮辱。我无法忍受他恶狼般的性需求，而那毫无感情交流的性行为，使我常常想起不通灵性的野兽。可我知道我的使命和责任，我不能走，不能离开他……”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之前，李德的专横粗暴作风发展到了顶点。伍修权同志曾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不要说萧月华了，连我都完全是凭着竟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一不顺心，就拿萧月华出气，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后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辱骂，大家为了大局，都忍气吞声。他上至我们的总司令朱德，下到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他看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伍修权同志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按他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精通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翻译。”
他辱骂月华的话很多月华听不懂，但他的拳打脚踢常使她遍体鳞伤。她不知悄悄地流过多少泪；梦里，不知哭醒多少回。李德从来是无动于衷，月华开始痛惜自己的青春。她在那段时间惶恐过，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她越来越透彻地认识了李德人胜的丑恶：装腔作势，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几经添枝加叶，就将瞎话说成了真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时，萧月华高兴得睡不着觉，她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想立即摆脱李德，跟随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而后，月华重归妇女队做宣传工作。她被编人董必武、徐特立领导的中共中央工作团，随中央总卫生部，担任看护伤病员的工作。进贵州后，她被编入干部休养连邓颖超带领的第二班，照料和救护年长的或伤病的师团以上的干部。经不起沉重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解脱。也许，月华就是一个压不垮的女人。她像其他女干部一样，克服了长途行军打仗中无数艰难险阻：在过湘江时，她掩护有病的同志过桥，自己涉水过河；在过乌江时，她像男同志一样，从10里外扛竹子，帮助架浮桥；在过大渡河时，她用手臂将药箱运过使人头晕目眩的铁索桥；在过夹金山时，她参加筹粮工作。
月华的解脱，完成了又一次自我解放，她企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从肉体到心灵上的完全解放。李德虽被撤销了指挥大权，但组织上还希望她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为了大局，她再次服从了组织决定。
被免职的李德，脾气更加野蛮粗暴。可月华别无选择，她觉得很累很累。一次，干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月华不顾一切，扑向贺子珍同志的担架，自己负了伤。在过草地时，伤病员逐日增多，月华受伤未愈又加患病，步履维艰。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她还自告奋勇抬担架。过草地后，月华被分配到陈赓、宋任穷等领导的干部团政治部，像男子汉一样行军打仗，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长途跋涉，她在一路艰苦的征途中，时时勉励自己“不要落在男同志之后”，这的确是男同志不能相比的。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填补她心中的空虚，是的，不能！无形之中的忘我工作，给她编织了一副“恺甲”，于是她钻进里面去做人。实际上，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引起她无法名状的感受―从不谈家庭，最怕看到别人夫妻同行，男女间的一些微小细节都会让她不得安宁。
1935年12月，红军到达瓦窑堡，月华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工作。次年3月，她参加红军东征山西战斗的行列。在那刀光剑影的日子里，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月华经常带领工作组出入在山山寨寨。后来，红军又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月华又回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1937年1月，月华进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月华被派往陕甘宁三边地委任妇女部长、地方妇女联合会主任。这时，月华动员李德一起去抗日前线，但是李德害怕打仗，不愿到抗日前线去，与另一个从上海来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形影不离，想另找新欢。月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28岁的月华，已经再也无力去维持这一切为了革命事业的“政治夫妻”关系了。她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在她的心灵深处，同样有难以填补的女性对爱与被爱的渴望，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雄性化；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淹没在男性的气质当中。月华毅然与李德脱离了夫妻关系，她自己背起背包到陕甘宁三边地区参加抗日斗争。
在战斗的间隙，在夜深人静时，月华常常与自己的心灵交战。一个懦弱的她与一个刚强的她，柔弱、温情、善良、哀怨与坚强、勇敢、奋进、不屈融合成一个她，又分解成两个她。她深知，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不甘心那个外国男人占有她这么多年，不！应该说是占据了她的生命。可她又不能不承认，她曾经是那样真诚地、一心一意地按照组织的决定去爱他，侍候他，接受他强加给自己的一切。她没有后悔那没有经过爱情就上了床的婚姻，那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当代人根本无法想像和理解的悲剧。
月华后来说：“回忆这些，我痛苦万分。我曾对我的心说：把它从心中摒弃吧！但无法做到，因为我曾用情太深、太专。我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名声和品格的差异，即便容我事前想一千遍，也不会往坏处想他一分。这或许是想解放自己的所有女人的可悲之处，爱革命、爱组织就忘了自己，只要爱存在一天，就会为他的任何行为做出自己满意的解释，哪怕那只是哄骗自己。我亦如此。”
第10章 在烈火中永生——邱清玉
陈客嬷说：“死过一次的人了，这条命是白来的。如果再被敌人抓住，大不了就是死。就算前回已经死了，这会儿不管再活多长时间，都是白赚！”
陈客嬷英勇牺牲了，人们传颂着她不朽的事迹。陈客嬷离开我们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邱清玉！
邱清玉是龙岩县东肖区隘头村人，童年曾随父母逃到永定县，以后又嫁回到龙岩县东肖区的后田村。丈夫家姓陈，她为陈家生了孩子以后，乡亲们都亲切地叫她“陈客嬷”。
陈客嬷家里很穷，穷人也只能嫁给穷人。她丈夫家也是一贫如洗，租种了地主几亩薄田，终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陈客嬷30岁的时候，丈夫一病不起，丢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咬紧牙关，夏顶烈日，冬冒寒风，拼死拼活抚养两个孩子。
1928年春，后田村的穷苦农民在邓子恢等人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陈客嬷毫不迟疑地参加了暴动队伍。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长征，国民党军队打进闽西苏区，白色恐怖笼罩着革命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陈客嬷的儿子和弟弟都惨遭敌人杀害了。为了讨还血债，在党的领导下，陈客嬷担负起了地下交通员的工作。
敌人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妄图割断群众和红军的联系。
有一次，陈客嬷收集一些群众支援红军的物资，挑着一副特制的双层木桶上山，在封山的卡口上被敌人挡住。陈客嬷慢慢放下担子，从容地打开木桶盖给敌人看：“老总，我种的田在后山坡上，我要去给庄稼施肥料。”敌人看见桶里装的是又臭又脏的大粪，急忙捂着鼻子后退两步，不耐烦地挥手说：“快走，快走！”陈客嬷忙挑起担子上山，当走到一个树木青草掩盖的山洞前时，看看四周没有动静，忙把大粪倒在洞前的田里，然后熟练地取下木桶的竹箍，小心地拆下桶板，取出藏在木桶夹层里的大米、盐巴和咸菜，藏在洞里。这是送给红军各种物资的秘密联络点。
一天下午，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几个同志，从山上下来了解敌情，在陈客嬷家里开碰头会。不料，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觉，会才开一半，敌人突然闯进村来。
在村口放哨的群众急喊：“牛吃麦子啦！”这是敌人来了的暗语。敌人行动很快，当暗语传到陈客嬷耳朵里时，敌人也已到了她门前的路口。她一看情况紧急，报警已来不及，就急中生智一边喊：“牛吃麦子啦！”一边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向路旁另一间独立的空房子快步跑去。
敌人见状，忙尾随陈客嬷身后，包围了空房子。当敌人悄悄向空房子摸去的时候，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同志已从后门撤上了山。敌人冲进房子发现上当后，就把陈客嬷逮捕了。
陈客嬷被关在阴暗的土牢里，里面摆放着各种刑具，有夹板、皮鞭、铁棍、木桶，还有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
敌人将陈客嬷捆在木柱上，先用皮鞭恶狠狠地抽，边抽边问：“你把红军游击队藏到哪里啦？只有老实交代，才能留下你这条狗命！”
鞭子抽在陈客嬷的身上，那钻心的疼痛使她将嘴唇咬出了血，汗水也从额头上流下来与血水交织在一起。她咬着牙，几次晕过去又被用凉水喷醒，就是一声不吭！
恼羞成怒的敌人，无耻地剥光了陈客嬷的衣服，抓起火炉上一把点燃的红线香，凶狠地按在陈客嬷的胸脯上。烟雾弥漫，随着“噬喳”的响声和刺鼻的焦臭味，陈客嬷又晕死过去。
当敌人再次用冷水浇醒陈客嬷后，已觉无计可施，竟残忍地将陈客嬷的两只乳房割掉，并在伤口上撒上盐巴，陈客嬷终于疼得叫出声来。敌人在陈客嬷的痛苦叫声中，哈哈大笑着问：“只要你说出红军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就立刻放了你。”陈客嬷怒目而视，仍是一句话不说。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拉她出村外枪毙。
枪响了，陈客嬷应声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在冥冥之中，她感到一阵阵剧烈难忍的疼痛，仿佛是一场噩梦。“难道我还活着？”陈客嬷不相信地自己问自己。她想起来了，敌人从阴暗的牢。房里将她押出来，那已是黄昏，经过白土镇，走上对面青翠的山坡……难道我真没有死？她慢慢地伸出手，摸到了身旁的青草和石头，她终于睁开了眼睛，四周黑洞洞的，她思索了片刻，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出嫁在泉井村，离白土镇只有二里地，她辨别了一下方向，奋力向泉井村爬去。
她爬啊爬，几次晕厥，又几次苏醒，经过大半个夜晚，在天快亮时终于爬到了女儿的门前。当女儿将血肉模糊的妈妈抱到屋里时，她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怎么能活着爬到这里！子弹从妈妈的下巴穿过去，那里有一个圆洞，还在流血……
穷人骨头硬，命不值钱。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养息，陈客嬷的伤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陈客嬷说：“死过一次的人了，这条命是白来的。如果再被敌人抓住，大不了就是死。就算前回已经死了，这会儿不管再活多长时间，都是白赚！”
陈客嬷工作更积极。更拼命了。她不仅为红军筹集粮食、盐巴，还通过各种关系和道，购买药品，收集情报，掩护红军伤病员。乡亲们都信任她，红军游击队员都信任她，不管谁见了她，都亲热地喊她“陈客嬷”。
“陈客嬷”的事迹越传越多，越传越神。群众越信任她，敌人也越害怕她！敌人越抓她，群众越保护她！敌人越抓不住她，有关她的传说就更多、更神。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把全村人都赶到打麦场上。敌人高举着火把，面对众人架起了机枪。敌军官高声喊道：“谁是陈客嬷？赶快站出来，不站出来，我们就将可疑的人统统枪毙！”
“谁是陈客嬷？你们要把她指认出来，谁不指扒，我就烧了谁家的房子！”当敌人揪出一个老人要杀一做百时，为了保护群众，陈客嬷挣脱了几双拉住她的乡亲们的手，高声喊道：“我是陈客脸！一人做事一人当，和乡亲们无关。”说着拨开众人，从人群中大步走了出来。
1937年1月25日，在白土镇墟场的中心街上，早早地架起了一堆干木柴。上午10时，敌人把陈客嬷押到了墟场上，气势汹汹地对被迫赶来的群众说：“大家听着，陈客嬷私通共产党，今天就要烧死她！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陈客嬷被推到柴堆上，她大声向群众喊道：“乡亲们，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人民支援自己的子弟兵，才能打垮人民的敌人！”
“烧死她！快点火！快点火！！”敌人一片慌乱。
干柴堆被点燃了，场上升腾起熊熊的烈火。陈客嬷高声呼着：“红军万岁！"火光照着陈客嬷的脸，那是一张从容的脸；火光照着陈客嬷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明亮的，闪闪发光。
陈客嬷英勇牺牲了，人们传颂着她不朽的事迹。陈客嬷离开我们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邱清玉！
安息吧，永远活在后辈人心中的邱清玉妈妈！
第11章 求“明清”何其难——徐明清
徐明清妈妈的申诉，既是为了个人的清白，也是为了寻求人间的正义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位有特权的作者之所以神通广大，是因为在我们国家和党内，还有超越国法、党纪的特权的琳生地。
徐明清妈妈坚信：我们的国家迟早都会走向祛制，消灭特权，人们会在实践中识破特权者的一切伎俩，人间自有正义在！
1911年5月24日，徐明清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岙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她少年时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6年12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临海女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革命同志和群众被杀，临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沉了，离开了革命队伍。徐明清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不退缩，不动摇，不消沉，冲破重重困难，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到了上海，寻找组织，投身到更为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她多次参加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游行集会，后受组织委派到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在当时任省委书记、后在海南海口牺牲的著名烈士李硕勋同志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8年9月，徐明清转到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习。这年夏天，晓庄师范建立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徐明清被推选为该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1929年秋她转为共产党员后，又担任了党支部委员。
1930年4月，南京爆发了抗议日军舰在南京下关停泊和英国商人勾结国民党政府迫害工人示威大游行。徐明清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晓庄师范学生的抗议游行。由于这次大游行晓庄师范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晓庄师范被封闭，陶行知先生被通缉，晓庄师范的许多党团员和革命师生被捕，并惨遭杀害。徐明清离开晓庄师范后，先后转到宣城、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1年12月，徐明清在四马路明日书店里遇到了王观澜。王观澜也是临海县的农家子弟，曾任临海青年团六师支部书记和六师学全党支部书记。真没想到，昔日的战友，为了逃避搜捕，纷纷逃离家乡，互隔音信多年，今日偶然在小书店碰到，真是喜出望外。
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先生的委托，开始创办晨更工学团。工学团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等班级。工学团不仅教学员读书识字，掌握革命道理，它还成为党在上海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教联”是晨更工学团最活跃的单位之一，当时的“左联”、“社联”、“剧联”、“自由大同盟”等也常常在那里开会。孙铭勋是专搞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徐明清介绍他加人“教联”后，与他商量儿童教育如何向工农兵开门，如何为工农服务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想办一个专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幼儿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帮他们租了一幢房子，开办了一个劳工幼儿园，免费招收工人子女人学。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就是由徐明清从临海带到这个幼儿园的。在工作中徐明清与陶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陶先生把她看做是自己的得意学生，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委托她去做。徐明清克服重重困难，把工学团办得有声有色，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剧联”的田汉同志，也派他的弟弟田沅等人来这里搞工农剧运工作。有一天在陆家花园，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田沅介绍说她叫李鹤，打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当时工学团正好缺少教员，而李鹤又识字，会唱歌、演戏，所以，徐明清就把她留了下来。
当时，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李鹤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个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三人关系融洽。李鹤只是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她会演戏，就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徐明清才了解了李鹤一些情况：她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曾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庶出，乳名李进孩。她父亲脾气急躁、粗暴，经常打骂妻子，李云鹤的母亲无法忍受，于1926年带12岁的李云鹤离开诸城，投奔天津李云鹤的姐姐家。其姐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1929年春奉调济南，李云鹤母女跟随来到济南。
李云鹤到济南后，报考山东省实验剧院，结识了院长赵太体。赵当时颇有声望，又是国民党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后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给李云鹤后来的人生道路以极深刻的影响。李云鹤以学话剧为主，兼学古典音乐和戏剧。仅学一年，实验剧院停办，李云鹤通过赵的关系，人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她一边管图书，一边在中文系旁听。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看卜了李云鹤，他是青岛大学学生，和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住一屋。在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中，俞启威成了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之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也影响了李云鹤，使她加人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那时，两人因热恋而同居。王韬去上海后，俞启威接替了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于1933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俞启威由于叛徒告密，被特务逮捕，李云鹤被迫逃往上海。
李鹤来晨更后，共青团支部认为她表现不错，吸收她人了团。这样，李鹤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又入了团。
后来，徐明清又到浦东，利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在浦东女工夜校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夜校深人群众，启发和提高女工的觉悟，发展党团组织。经她介绍，许多女工参加了党团组织。
1934年10月，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告诉徐明清李鹤被捕的消息。李鹤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又无任何证据，敌人将其关押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在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允许找保放出。经“教联”托人将其保释出狱，后经徐明清帮助，李鹤来到她的家——溪路乡南岙村。
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影响，上海地下党又遭到破坏。4月，徐明清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她遭受了重重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1936年6月，在陶行知先生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下，终于获释。她出狱后，很快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听说李鹤现在已化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的大名人，和电影界的唐纳结了婚。8月，徐明清被派到陕西西安，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家属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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