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母亲的求舍
第一篇 信念.追求
引 言
第01章 “国之瑰宝”——宋庆龄
第02章 巾帼女杰——邓颖超
第03章 史册留英名——向警予
第04章 “双枪女将”——贺子珍
第05章 血染雨花台——何葆珍
第06章 骨硬志坚——陈少敏
第07章 钢铁战士——李伯钊
第08章 两闯鬼门关——李开芬
第09章 忘我为革命——萧月华
第10章 在烈火中永生―邱清玉
第11章 求“明清”何其难——徐明清
第12章 宁折不弯——王长德
第13章 报国何计女儿身——王根英
第14章 对死亡不屑一顾——黄励
第15章 丰碑铭刻女红军
第二篇 伴侣.战友
引 言
第16章 长空舞忠魂——杨开慧
第17章 中华英杰——伍若兰
第18章 风雨征程中——刘英
第19章 我的妈妈——陈琮英
第20章 掌握自己命运——林月琴
第21章 人生无怨无悔——谷羽
第22章 忘不掉那些年月——浦安修
第23章 耿耿的晨星——忆张茜的妈妈
第24章 含笑长辞——秋葵
第25章 一心为革命——周东屏
第26章 我的母亲——刘志兰
第27章 历尽磨难——李秀文
第28章 在爱的苦海中游泳——吕璜
第29章 在期望中度日——梅志
第30章 史诗吟咏伉俪情
第三篇 儿女.未来
引 言
第31章 笑看旌旗红似火——赵一曼
第32章 功不可没——安娥
第33章 育苗甘为先——曹孟君
第34章 冒死救孤幼——罗叔章
第35章 口碑胜墓铭——蒋鉴
第36章 毕生为难童——杜彦桐
第37章 育建国人才——赵君陶
第38章 心中只有孩子——丑子冈
第39章 永远活在学子心里——王一知
第40章 博大质朴——康克清
第41章 天下至圣慈母爱
第一篇 信念.追求
引 言
觉醒的母亲们，成了实现人类最热切的美梦和幻想的先锋。她们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母亲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使她们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放。
母亲，特别是中国母亲们，经先的千年压迫和苦难是世人中最深重的。母亲在子女心中的崇高形象，是由于她们的丰功伟绩而树立起来的。她们的理想、信念、追求是与苦痛、拼搏、抗争紧紧连在一起的。她们不仅为革命大声疾呼，而且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举世瞩目的。
宋庆龄、向警予、邓颖超等为代表的一代伟大女性，以其终身的革命实践和牺牲精神，给予中国历史以旁人不可替代的推动。人们一再认定：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共和国鲜红的旗帜上，永远飘扬着母亲们血染的风采。
母亲们是勇往直前的群体，她们又是独立善战的斗士。例如，贺子珍、陈少敏、李伯钊等妈妈，就拥有不同常人的可歌可泣的人生；何宝珍、王根英、王长德等妈妈，或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或惨死在自己人手中，她们永不失去自己的气节；萧月华妈妈为革命献身，那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并将永载史册的牺牲；邱清玉（陈阿塘）妈妈是英勇卓绝、令敌人战栗的女性；与前者相比，梅志、徐明清妈妈的等待、反抗或许是柔弱的，又或许是更坚忍的；而相较她们的等待，张琴秋、曾志、李开芬等妈妈的奋斗、牺牲又是何等的令人痛惜！
浩荡与壮阔的时代洪流向前奔涌，每前行一步，都必须有成批的先行者愤然而起，以血肉之躯去冲击，去抗争。子女们惊异地发现，面对牺牲的危险，其中最义无反顾的往往是沉静而柔弱的母亲。更多的是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母亲！
中国母亲们所拥有的原本就太少，她们不惧怕舍弃什么。一旦觉醒，她们的投入更是全身心的，无保留的。
第01章 “国之瑰宝”——宋庆龄
她是孙中山最忠实的继承者，她是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核心；她是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她是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先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总理曾称赞她为“国之瑰宝”。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她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宋庆龄的诸多任职，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对她的深厚感情和无限信任；也包含着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其他党派及海外华人对她的尊敬。虽然这尊敬中不免夹杂着苦涩的味道，但更加看重的是她在共赴国难时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以及她对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追求。
宋庆龄是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不寻常的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耀如），童年时代出国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青年时代又在美洲做工，后来在美国学习，受过西方教育。回国后，曾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来又经商。他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革命宣传的少数人之一。他企盼祖国独立富强，同情反清革命，多次在家中接待孙中山。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见到了孙中山这位不平凡的来访者，他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7岁时，进人上海的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她性格娴静、文雅，天资聪颖，学习勤奋，特别喜欢英语。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她先进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投考大学，随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她曾为校刊《卫斯理》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她在论文中写道：“祖国的自由和复兴，不是靠罢工、暴动、政治动乱来实现，而是靠普及教育和启蒙运动。”她在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包办婚姻。她认为做父母的不光是在子女进人结婚年龄时让他们订婚，还常常在他们还是孩提时就为他们订婚了，甚至在怀孕时就指腹为婚。18岁的宋庆龄，坚定地主张并倡导用西方“解放”的方式改革包办婚姻。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获得成功。宋庆龄就著文发表对祖国前途的看法，她对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用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完全拥护。
1912年，宋庆龄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把新的旗帜挂在墙上，为共和制度的实现而欢呼。同年4月，她又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指出：“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侄桔，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于1913年8月东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这年夏季，宋庆龄结束了学生生活，满怀着革命理想到达东京。她在9月中旬见到孙中山，思想上充满着对他的深深崇敬。在半个月之内，她就访问过孙中山8次。随后接替宋蔼龄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由于组织反袁武装起义连续遭到失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电华革命党。宋庆龄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给了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她积极协助孙中山，并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在艰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两人甚为契合，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萌生了“心心相印”、纯洁而质朴的爱情。
孙中山已经结过婚，而且年已49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然而，49岁的孙中山还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生活。当年轻、活泼、美貌的宋庆龄出现在他的面前，印到他的脑海里以后，他深切地感到：她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他，对他的事业寄予无限的热情，对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的伴侣，才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1915年秋，宋庆龄离开东京回国探视生病的父母亲。在上海接到孙中山来函，向她征求去东京共同生活的意见。这年10月，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毅然离沪赴日。24日晨抵达东京时，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25日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这桩婚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容易产生流言蜚语、传奇故事的环境里。另外，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原配夫人离婚的基督教徒们对此也大加指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妻子有过错，丈夫才可以遗弃她，而孙中山的结发妻子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有些朋友也为孙中山担忧，生怕此事损坏他的道德形象，进而危及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政敌更是大做文章，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有人骂宋庆龄是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
支持欢迎这桩婚事的人，反应更加强烈。一些激进分子，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此事大加赞疡。他们认为，这一举动的本身，首先破除了封建传统。宋庆龄不怕和家庭决裂而同心爱的人结合，这一勇敢行动，实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促进和鼓舞。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后的10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10年，也是他们夫妻生活动荡不安的10年。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又是他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和助手。继反袁之后，孙中山为维护政治民主，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进行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此期间，他们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许多地方劳苦奔波。他们常常白天不能出去，只能在晚上外出活动。即使是晚上，也不得不经常乔装打扮……
虽然屡经艰险，宋庆龄认为她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是幸福的，令她满意的。举行婚礼后，她曾给她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
1922年前后，孙中山于艰难挫折中，勇敢地吸取历次失败的教训，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的商谈。她参与谋划，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这年6月巧日，叛军向孙中山的官邸卫队开火，经过生死搏斗，宋庆龄终于脱险在舰上与孙中山重逢。后来又化装去香港，搭轮船赴沪。就是在这次逃难中，宋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1923年2月，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接管广州。宋庆龄于2月21日与孙中山在大众欢呼下回到那里。她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组建真正的革命党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是199名代表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是代表。她们是当代中国第一批在政治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妇女，宋庆龄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她始终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特点是采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3名代表，其中包括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有6人，包括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长。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决定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宋庆龄也毅然随行。谁知这竟是他们最后的旅行。他们途经日本，宋庆龄在横滨作了一次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12月4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抵达天津。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超负荷的劳累，使孙中山积劳成疾，到天津时他已病得难以支撑。
1925年1月27日。在筹备中的谈判开始之前，孙中山在北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护理。
在孙中山临终的前一天，他向宋庆龄口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政治遗嘱，号召他的追随者坚决执行国民党新的激进政策。另一个是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的愿望。最后他在遗嘱中又加上一个附录，简单地声明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许多人认为，而且也希望宋庆龄能悄然退居幕后。然而，在比俄国困难得多的处境下，宋庆龄很快发挥出远比列宁遗婿克鲁普斯卡娅更为显著的作用。
这年4月，她回到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出极大愤慨，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她指出，“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责任”，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6月，又著文赞扬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8月，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她闻讯后极感悲痛和愤慨，嘱告革命党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推行”。
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来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她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机构里，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人士占了压倒多数，一些右派国民党官员被清除。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国民党内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严加谴责，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原则立场，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她以多数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的右派并不甘心，他们选择蒋介石为他们的头领，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攻击共产党人，叫嚣“清党”。在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右派，5月间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谣言，与帝国主义者策划“驱逐广州及广东的布尔什维克”。宋庆龄、何香凝与柳亚子等坚决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新高潮。宋庆龄11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鲍罗廷等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旋即在当地为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向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还经常出席民众大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
正当革命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加紧了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宋庆龄严正地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年3月间，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吴玉章、林祖涵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 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随后蒋汪合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比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祖涵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孟贼”，声讨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
7月14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右派。她说：“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宋庆龄还建议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应该去广州巩固阵地。但是，其他领导人发生了动摇，只有一些共产党人及时带领他们的部队南下。鲍罗廷对宋庆龄钦佩不已，称她是“整个国民党左派中惟一的男子汉”。
同年8月1日，宋庆龄、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就在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虽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成员。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宋庆龄于同年8月中旬离开上海出国，代表长逝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对孙中山革命主张不变的忠诚。她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和《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宣言、声明与论文，表示要继续与中国新军阀作坚决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了痛苦的家庭消息：她的妹妹宋美龄要和蒋介石结婚了。宋庆龄不能宽恕妹妹，因为她让宋家的名字跟蒋介石连在一起。这桩婚事特别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这意味着她的家庭有意选择了与宋庆龄决裂的道路，并为蒋介石披上了一层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伪装。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不久，就同俄国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将苏联驻广州的外交官驱逐了。宋庆龄为此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余正拟由俄返国，适闻先生提议与俄绝交，驱逐苏俄领事，此举如果实行，非惟自杀，实使党国孤立无援，后世历史上将以君等为误党误国之罪人！望君等静心三思，否则余因不得已，只得暂留此间，以表达反对此种无道义之自杀政策。”
此后，她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她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罗兰后来评价宋庆龄时说：“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
1929年4月，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蒋介石派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去柏林迎接宋庆龄回国。宋庆龄从大局出发，同意回国参加葬礼，但同时发表了声明：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重申我将信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发表的声明……我参加国葬，绝不意味我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任何改变或已撤销，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仍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
孙中山的安灵仪式在6月一个挥汗如雨的闷热日子里举行，蒋介石有意借此大做文章。宋庆龄没有同她的家人和国民党的头目在一起，独自登上通向陵墓的数百个石阶。她坚持采取这一中国式的象征手法。参加完安灵仪式，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她终于完成了几乎难以完成的一件大事，既向孙中山的遗体告别，使人们看到她才是孙中山的遗训继承人，又表现了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性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宋庆龄高度评价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她指出“十九路军为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不仅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她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参加抗日战争，随即与杨锉、何香凝等积极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设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亲自担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将士，鼓舞士气。
国民党反动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先处死邓演达，又杀害6位中国青年作家，这一切使宋庆龄感到非常悲痛。事后不久，埃德加。斯诺同宋庆龄谈到这起屠杀，她痛苦地说：“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委员长―活埋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人。”
1932年年末，宋庆龄联合一批杰出的中国文人，包括鲁迅、蔡元培、杨锉等，创办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时，宋庆龄激昂地讲：“民权保障同盟，还必须对另一个可怕的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那就是残害政治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她一面大声疾呼，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一面用她的崇高威望和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和营救许多被迫害的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1934年4月，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陆海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不久公开签名赞成者达10万人。宋庆龄亲自函约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到寓所晤谈，并促成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1937年2月，她又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
同年春，她热忱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该会的执行委员。6月，她同何香凝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人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7月5日救国会领导成员16人，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探视“七君子”，并向法院要求羁押，同服“爱国罪”。
8月初，美国公众在《论坛》上看到了孙夫人宋庆龄的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说：“蒋介石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不幸的政策恰好被日本军阀所利用。但是过去一年中形势有了变化，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起来，日寇已不能再以虚声恫吓的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中由人民已经认识到自己是有办法抵抗的。”
11月上旬，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申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呼吁国民党“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宋庆龄以身作则，与何香凝等在上海组织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上海分会，与宋美龄在南京的总会取得联系，广泛团结了宋蔼龄、孙科夫人陈淑英、警备司令杨虎的夫人，以及杜月笙、黄金荣、虞洽卿的夫人等，还动员和组织上海各大药房经理的夫人、著名医师的夫人，积极投人支援抗战的工作，为促成和巩固国内外统一战线竭尽全力。
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人敌手。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4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牺牲之大是罕见的。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关心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打电报建议她由上海撤离到香港。
早在日本攻占上海前，宋庆龄已注意到当时某些大国还在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继续把许多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她强烈地意识到有责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还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她再三强调“援助中国也是援助他们自己”，从而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都来支援战斗在远东前线的中国。这样，她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大同盟，来担负这一历史使命。
宋庆龄离开上海之前，曾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国际和平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他们“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护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
宋庆龄到香港后，就集中精力为筹建抗日救援组织而四处奔波。1938年1月，从西班牙战场上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经向在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提出来华申请被批准后，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香港找到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具体安排，在香港采购了大批医药器材，于1938年春天到了延安。
宋庆龄因工作太忙，未能抽出时间出席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但仍电请大会“利用世界之和平势力，制裁侵略国家”。这年2月，新西兰作家、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访问延安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途经汉口时，拜访了驻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请他把在游击区看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面交在香港的宋庆龄。
3月2日气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汽英国民众书》，告诉英国人民：中国已经比过去更加团结，为着世界和平、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进步和反对法西斯战争而携手工作了。她说：“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
同时，宋庆龄还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利用这座桥梁，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庆龄是发起人之一。邓颖超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保育会工作。宋美龄允其所请，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并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聘请宋庆龄为该会名誉理事长。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聘请。
在国际妇女节前夕，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她指出“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虐杀，已经在世界各处蔓延”的现实后，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数的失去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
4月14日，詹姆斯。贝特兰将在华北前线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准备带到英国和美国去，宋庆龄便委托他把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信息也带到外国去，告诉国际友人：“保卫中国同盟，今天为了中国的战争，明天为了中国的建设。支持‘保盟’的外国友人，他们援华是为了希望中国能获得最后胜利，希望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保盟’的宗旨和方针正能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
宋庆龄以巨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邀请国际著名人士、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美国黑人领袖、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什，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爱德华。C。卡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孙科，英国驻港教会主教何明华等，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和荣誉会员。
1938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同时组建香港第一、二保育院，收容从广州等地运来的难童。“保盟”于1938年6月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对外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内则广泛开展募捐运动。
1936年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曾这样写道：“在孙夫人的经常支持下，我们总共组建了11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线巡回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外国医生来到中国，其中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埃塔尔和库尔卡，还有汉斯。米勒……在她提供给我们的物资中，有配制青霉素的材料和说明书……”
日夜操劳的宋庆龄，从未忘记对中国战时难童的同情和关怀。有一次，她在给某国际友人的信中发出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指出“必须把他们从饥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些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拯救他们并施以很好的教育与训练，他们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在国内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1940年10月18日，是滇缅公路重新开放运输援华物资的日子。晚上，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了一场援助战争孤儿音乐舞蹈演出会。这次演出会蒙香港代理总督E。F。诺顿中将的赞助，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宋庆龄亲自在玫瑰厅入口处欢迎客人。在英、华团体机构的领袖人物中，有孙科博士和夫人，N。L。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宋子良先生，周寿臣爵士，M。K。罗先生以及李树凤博士。1940年和1941年春节前后，香港的两次大型义演都是在皇家剧场举行的，都是宋庆龄亲自主持开幕式。
“保盟”在港还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为此专门成鱼了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发餐券1万张，每张券2元：持券者可到指定餐厅享用炒饭一碗，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都积极参加。宋庆龄在英京酒家举行了开幕典礼，中外名流10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会上义卖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遗墨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一碗饭运动”在一个月内就被认购了1。47万碗饭，大大超过原定数额，并且还有其他的捐赠品。
1942年春天，宋庆龄交给周恩来一批物资，指定给边区的医疗和妇幼保健部门使用。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制药厂、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和中央托儿所等单位，都是“保盟”长期资助的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阅览室、识字班以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劳动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宋庆龄于7月23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一义正词严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和响应。
1948年1月，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李济深、何香凝等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就在这个月里，她发表了《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并勉励青年“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和人民一同前进”。并拨一批奶粉交《新少年报》报社，托转送给全国贫苦的少年儿童。
1949年5月，宋庆龄的家人都已离开中国。她的兄弟姐妹去了美国，继子孙科去了法国。惟独她留在上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宋庆龄在上海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7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
为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件，专程至上海拜见宋庆龄。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对这一天的感受充满了激情，她写道：
“它是一个庄严的、鼓舞人心的典礼。我的心充满了说不尽的喜悦。记忆的浪花在我的头脑中汹涌奔腾，我怀念着那些为了今天的胜利而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年艰苦的斗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将永远不再发生。今天，孙中山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而且是如此丰硕的果实！”岁月的尘埃，埋没不了历史的丰碑；时光的流逝，冲淡不了宋庆龄的伟绩。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幅恢弘壮丽的历史画卷，那么，宋庆龄一生的奋斗，则是她在这巨幅画卷中绘上的浓重一笔。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宋庆龄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早已超越时空的界限，永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熠熠生辉。
第02章 巾帼女杰——邓颖超
她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毫不张扬自己；她一生关爱儿童，没有亲生儿女，后继之人遍天下；她甘做人民公仆，淡泊明志，人民选她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周家那个大家庭里，周恩来排行老七，所以邓颖超的侄子辈们都称她“七妈”，而周总理却始终亲昵地称她“小超”；在我们党内同志中，不论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大家都称她“大姐”，就连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不例外。“大姐”的称谓，早已超越人与人之间年龄大小的称呼含义，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对邓颖超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祖籍河南省光山县，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亲迁居天津。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以女师同学为主的各界妇女，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女学生，邓颖超痛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她满怀激情地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锁缚，勇敢地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她在天津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于9月16日与周恩来一起发起成立“觉悟社”。
1920——1925年，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曾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和女星社，兴办妇女文化教育，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1924年初，参加并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曾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在“五卅”运动中，她还发起组织了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秋天，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妇女部长。根据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担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工作，参与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制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宋庆龄、何香凝的终身挚友。
在广州工作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相遇，他们在寻求革命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追求，将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到了一起，使他们从同志、战友变成了生活伴侣。就在这年8月8日，他俩在广东结婚了。然而，年轻的新婚夫妻，却没有时间在一起享受新婚生活的快乐，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担，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着。
远离周恩来的邓颖超，在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之际，她在广州分娩。那是一个男孩，9斤多，超出正常标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在德国教会医院，条件在当时算是够好的了，但还不能做剖腹产，因用产钳助产使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的身体非常虚弱，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屠杀，各大城市一片恐怖。邓颖超在地下党员陈铁军冒死营救、德国院方的大力帮助下，才脱离险境。邓颖超在月子里又遭此磨难，使她终生再不能怀孕生孩子。
邓颖超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以非凡的胆略，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捕，继续战斗。这年5月，她根据组织的决定，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与邓颖超虽都在上海，但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很少见面。
1932年5月，邓颖超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秀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因患肺病被编人中央纵队休养连，董老为之取名特殊连队。董老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因肺病常发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总是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有时她下地步行，脸色苍白疲劳乏力，但仍乐观地和其他人谈心，鼓励大家克服眼前的困难。
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共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邓颖超无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对党的事业坚定不渝，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她根据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从不挑选工作和计较职务，甘当无名英雄。
1937年，邓颖超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3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他们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而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不为自己没有孩子苦恼，而为中国儿童受难焦虑。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战灾难童3万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4月4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武汉三镇开展了热烈的庆祝活动。邓颖超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邓颖超的题词，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指示精神。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出保护儿童的呼吁，强调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我们下一代的国民，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提醒各界都不应忽视。
在邓颖超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先后派李昆源担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曹孟君担任重庆歌乐山川一院院长、杜君慧担任四川沪州川七院院长、罗叔章担任均县保育院式后改为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担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长。
5月，日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在这危急时刻，武汉各界妇女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这时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邀请全国从事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广东省等12个省市妇女代表参加谈话会，讨论战时妇女工作。邓颖超代表中共在会上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通过广泛协商后经宋美龄同意，改组后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于7月1日在汉口组成，宋美龄仍为指导长，李德全任常委，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选为委员。
这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处于危急之中，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以便团结全民抗战救国的呼声下，国民党决定成立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近200名，其中包括我党的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骨折。8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邓颖超，经中央批准，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伤。
1940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离延安回重庆。8月8日，他们在重庆迎来了结婚巧周年纪念日。“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总结的夫妻“八互”原则，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邓颖超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41年6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身居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临帝不惧，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时，荣高棠调到南方局，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住在红岩村机关二楼上，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房间是斜对门。邓颖超十分喜爱孩子，有空就过来逗孩子玩。小家伙也挺乖，一点不认生，不哭也不闹，一逗就咧着小嘴笑。孩子一乐，大人也跟着乐。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时，就高兴地说：“叫‘小乐天’吧！”邓颖超又自称自己是“大乐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样，在困难中都称得上是“乐天派”。那时候，日本飞机时常轰炸重庆，邓颖超在防空洞内常和小乐天玩。一天，邓颖超抱着小乐天从防空洞出来，童小鹏看到抓拍了一个镜头。这张照片刊登在机关墙报上，旁边还附了一首周恩来亲笔写的打油诗：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赛乐天题
这份风趣盎然的墙报稿，引来一阵阵欢笑。在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密探，意外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那种豪爽、幽默精神，有力地感染着每一位同志。他们所爱的不单是一个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生动地体现了对革命后代、对未来、对整个生活的深切热爱。
1943年邓颖超回到延安后，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她同蔡畅以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名义致电国际民主妇联，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内战。她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12月，她作为中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七成员（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之一，又回到重庆，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内外为坚持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时对以进步力量为主的妇女联谊会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她应联谊会的邀请，参加了专门为她举行的晚会。因她是惟一的政协女代表，受到姐妹们的特别关注与欢迎。虽然是临近年终的寒夜，到会的人还是十分踊跃。邓颖超应大家的要求，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个问题，二是关于延安与解放区的妇女工作。
长期以来，国统区一直严密封锁有关解放区和延安的消息，邓颖超的报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一个重大突破，而她的讲话一开头就很诚恳和直率，她说：“关于解放区妇女工作的经验，是经过几年摸索，在近两三年才得出正确的方针与方法，因此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并看到了成绩。”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听众的好感。为了满足与会者的要求，她共讲了六个问题，深受大家欢迎。1946年1月出版的《现代妇女》杂志，以《邓颖超女士谈解放区妇女工作经验》。为题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邓颖超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在这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等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19日因国民党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了国共谈判的大门，她和周恩来、李维汉一同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3月，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7月，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她在会上提出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会后，邓颖超深人到河北阜平县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一文，指出“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发动农民群众时，必须同时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整个群众的土地改革、本身的各种问题”。“不应有先男后女主从之分”，“在发动妇女群众积极生产与民主运动中，应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决妇女本身的各种问题”。
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她做了报告，并主持起草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她曾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邓颖超受党中央委托，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迎接和陪同宋庆龄北上，8月到达北平。9月，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会上，她号召全国各族各界妇女，拥护“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
邓颖超作为一代伟大的女性，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她从来没有像其他夫人一样，能守在丈夫身边，做些辅助工作，尽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即使她和周恩来因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有限时间内，也从来不是以夫人的身份出现。邓颖超曾经讲过：“我在国统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自己。”邓颖超在工作上始终是独当一面，尽职尽责。周恩来对此不但丝毫没有怨言，而且总是鼓励她好好工作，千万不要为他而分心。
建国后，虽然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了，但邓颖超更忙了。先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始终把妇女解放当做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把妇女群众的力量看做党的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她参与领导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多次深人工厂、农村、街道、学校调查研究，与群众促膝谈心，热情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
她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她起草的《学会本领做好工作》的社论，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她一贯关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妇女解放事业。多次接见各界妇女代表，勉励广大妇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她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参与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把克服不正之风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并身体力行。’邓颖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加强党的纪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倾注了全部精力，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邓颖超是中国人民政协与爱国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她在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她明确提出人民政协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贯彻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要更加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放手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专长，为他们知情出力、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她直接领导了为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落实政策的工作，并推动了有关民族、宗教、侨务和知识分子等方面政策的落实。她认真总结并在人民政协中积极倡导发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重视和参与对台工作。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多次召集有关方面讨论研究对台工作并发表重要谈话，积极开展工作，推动海峡两岸相互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她非常关心台湾同胞，怀念尚在海外和台湾的知交和故旧，提议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深切期望两岸同胞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做出贡献。她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她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付出了巨大心血。1985年7月，81岁的邓颖超在给郭建的一封长信中说：
“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妇指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党员组成。”“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做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我认为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组成的，工作有显著成效，应该把它列入国统区一项重要工作。请你们将这件事抓一抓，写出一份材料是很必要的。当时，同我们一起参加抢救难童的保育会负责人有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史良、罗叔章、沈兹九等，另外保育院院长、教员有赵君陶、罗叔章、杜君慧、陶承、黄杰等。在国统区工作，都是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妇女儿童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谈这件事切记不能突出我个人的作用……”
1988年5月，为了推动海峡两岸相互间的进一步交往，邓颖超亲自给宋美龄写信。她在信中诚恳指出：
“‘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姊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巫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邓颖超在她有生之年，表现出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战斗不息；她一贯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事事出于公心，一直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她在中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生前就提出：死后不保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照顾亲属。充分表现了一代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这一切，就是邓颖超和周恩来终生互爱，相伴永远的坚实基础。
邓颖超和周恩来正是：漫长的征途，心心相连；革命的情谊，历久弥坚。“邓大姐”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第03章 史册留英名——向警予
她不当“将军夫人”而找个“磨豆腐”的；“向蔡同盟”的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她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临刑前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在唇边亲吻……
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浪潮中，妇女群众必然是一支坚强的力量。同时，在妇女运动中也就必然产生出艰苦卓绝、坚毅勇敢的战士和领袖，成为广大妇女群众的表率。向警予正是中国妇女群众中先进的战士和领袖之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淑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人私塾，8岁进人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1915年毕业于周南女校。后回溆浦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县立女校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说服工作。
1919年夏，向警予在家乡淑浦县城任校长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并想娶她为妻，警予的继母也想借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为了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的纠缠，加上寻求真理的决心，向警予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人了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同年冬，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同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赴法的漫长旅途中，向警予和蔡和森二人一起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二人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
1920年2月2日，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向警予人法国南部蒙达尼女子公学就读，并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就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由于学习刻苦，夜以继日，以致“煎劳太过”，几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追赶形势。她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
6月，向、蔡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自由结婚，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包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因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向警予的爱情观，产生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的特定时代。当时思想解放释放出的激情冲破封建侄桔，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加爱情的浪漫诗篇。毛泽东闻知此讯却极为高兴，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来仍让人动情。
1921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身孕的向警予也随之回国。1922年她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日生下女儿蔡妮。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小蔡妮的到来，给她爸爸妈妈带来为人父母的喜悦，也让他们体验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清贫的，因为房租很贵，经济拮据，他俩常常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房，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蔡妮出生后，他们无钱雇保姆，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女儿。有一段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他们怕女儿哭闹影响邻居，总是想尽办法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小蔡妮照顾得妥妥帖帖，因而整座房子仍显得非常安静。丁玲、胡也频在楼下写作，也很难听到楼上的声响，还以为他们不在家呢。其实，他们是时时冒着艰险，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中国妇女界的先觉，首先在于她那敏锐的见解，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在她早期的论文中就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和参加政治运动。现在一般妇女对政治问题好像秦人视越人之肥痔，毫不关心似的，这样奴隶心理，绝不是觉悟的妇女所应有。”同时又说：“我们的工作应当深人到下层贫苦民众中去，唤醒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为她们自己解放利益而奋斗。”这样，她很简明地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说明中国妇女解放是整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只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有在中国人良解放运动之中，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这正是指斥当时一部分受帝国主义麻醉的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运动领导到脱离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道路上。第二，她指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妇女群众参加，这是针对当时少数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解放运动限于少数知识界妇女的运动，变成贵族式的妇女运动。向警予这一卓绝的见解，特别是她为着这一见解而始终不渝地奋斗，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辟出新的纪元，走上光明的坦途。同时也正由于这样的见解，使她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进战士与领袖，而且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干部。
1922年7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同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了这里。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向警予请五弟媳找人哺育蔡妮。
向警予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性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如果说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警予在中国妇女界的功绩就在这里，她当时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就是极力用一切方法把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群众推动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来，把妇女运动与全国总的政治运动——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她鼓动并且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女学生到女工、农妇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她极力设法使劳动妇女与知识界的妇女团结一致。她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协会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组建的。因此，当时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飞速发展，成为当时这场革命运动中有力的组织之一，使中国妇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向警予的功绩。
1924年在中共“三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主编《妇女周报》。领导上海十四家丝厂1。5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在这个时期，她特别关心群众中的女干部，经常到她们家里和她们谈话，解释各问题，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的态度沉静和蔼，言辞诚，随时都使人感动和敬爱。她以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党培养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
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同年去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5——1926年，向警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1927年回国后，中央因她有很好的群众运动经验，而当时武汉工人运动的工作占极重要的地位，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领导工作。由于她工作特别努力和她的群众工作才干，在很短的时期中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不久，湖北省委调她负责汉口市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厂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她朝夕奔忙，甚至废寝忘食。武汉政府叛变以后，因为她熟悉武汉工作情况，深受工人群众信任，党特派她留在武汉，担任省委领导工作。在极端的白色恐怖形势之下，她曾用一切方法保持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团结群众中的干部。她每日清晨与深夜，便在工人区域、学生宿舍中组织各种会议和谈话，讨论怎样保全组织，怎样组织群众反抗等，她此时身体已因过度劳累而异常瘦弱，可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停息过。
1927年4月，她参加中共“五大”后，先去广州，住在邓颖超家里。后来她去了武汉，途中顺道回长沙，探望婆婆葛健豪和孩子们。她只和孩子们一起住了两三天，就这两三天，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
向警予一回到家里，蔡博和姐姐们一起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都来抢“妈妈”。向警予看到他们个个活泼健康，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她依然穿着原来的粗布衣，葛老夫人要为她赶制新衣，被她婉言谢绝了。庆熙大姐给她打水洗脚，发现她仍穿着土布袜，连忙拿一双洋袜给她穿，她笑着说：“你看这双袜子很好，还可以穿很久呢。”边说边把原来的土布袜子又穿到脚上。
三四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孩子们那时还太小，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他们天真无邪地跟着大人们，从天茂花园一直将向警予送到火车站。分手时，向警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大袖子，他们抱着神子，目送她跟几个人挤上了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她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这是孩子们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向警予走后不久，孩子们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缺少蔡和森的“全家福”。照片是葛老夫人张罗着去照相馆拍的。在这张照片上，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前面。由于母子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和妈妈亲热起来，照相的时候老想挨着大姑妈，但也正因为相聚的机会太少，所以蔡博深深地记住了这幸福的一瞬间。
向警予到武汉后，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她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还给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向警予对家庭子女，一直很负责任。1928年3月20日，由于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6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引渡之日，马路旁人山人海，向警予慷慨激昂，沿路高声向群众演说，敌人用石头塞其嘴中制止，路旁群众纷纷落泪。她被引渡到国民党的监狱，更遭受百般凌辱，严刑拷打，逼其供出共产党与工农组织的秘密。她虽几次被拷打得死去活来，仍一字不吐。她那威武不屈、忠于党、忠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精神，使国民党的刽子手也无可奈何。
向警予在狱中数月，仍不断地教育同时坐狱的同志，组织狱犯反抗虐待，要求改善狱中生活，且曾领导狱犯绝食，使狱吏不敢再过分苛待。
1928年5月1日晨临刑前，她在狱中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呼喊口号，敌人慌忙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她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当夜，便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此后，向警予烈士长眠于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作为革命者，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追求。革命的女性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著的特点，交织出她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同年7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指出：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
第04章 “双枪女将”——贺子珍
她是“占山为王”的女首领，但她比毛泽东早上井冈山；她是闻名世界的巾帼英雄，但她的战斗经历却缺少传颂；她全身心地爱着毛泽东，但不甘心只做贤妻良母；她饱经沧桑历尽孤寂和痛楚，但不失血性和傲骨。
1910年的中秋节，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禾川镇。明朝学士、诗人解络，曾吟诗赞美永新县城的山水风光：“宛宛禾川绿绕城，东风吹得晚云腥。休将铁笛吹山月，怕有蛟龙听得惊。”颇有伤感地怀念古代英雄之意。禾川镇位于禾水河的洲湾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在那皓月当空、桂花飘香的中秋之夜，新生婴儿皮肤洁净得像玲珑的桂圆肉，以此父母为她取名桂圆。此名寓意着她如桂花之飘香，圆月之皎洁。
要强的姑娘不喜欢这个软绵绵的女性气十足的名字，开始读书时，她自作主张改名自珍。参加革命后，大家都习惯于叫她“子珍”，她也就入乡随俗地用起“子珍”这名字。
贺氏的老家在永新南乡黄竹岭，祖辈是破产的地主，到父辈一亩地也没有了，父亲就携家迁到县城南门的一个店铺里，经营小杂货，字号叫“海天春”。
贺子珍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他曾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刑名师爷”，后来开“海天春”茶馆。他爱结友，好打抱不平，在子女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吉安县委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杀害。
子珍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读过书，人长得漂亮，贤惠，家里的一切由她主管。她对黑暗的旧社会心存不平，鼓励儿女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子珍兄妹四人全都加人了革命队伍。小弟弟1927年参加永新暴动，为赤卫军送信途中遭袭身亡。哥哥贺敏学为人强悍，武艺高强，是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他在妹妹贺子珍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是同学，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和贺子珍等一起率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和王佐、袁文才部会合。妹妹贺怡，活泼好动，精明泼辣，很会做群众工作，1927年人党。国共合作时，是永新县党部妇女协会委员。1930年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红军长征，她和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建国初，为回江西寻找毛泽东失散的儿子，不幸因车祸身亡。
在贺氏兄妹中，贺子珍长得最像母亲，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面目秀丽，心灵手巧，种种女红都做得细致像样。她脾气虽然有时急躁、执拗，自尊心特强，但比起兄妹来要显得温柔、沉着，稳重而有心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的威望最高。
1925年，15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孙中山逝世时，洋先生不准学生举行悼念活动。贺子珍第一个站出来，她对同学们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他主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死了谁不难过？我们要悼念他！”她联合了18名同学，抗议校方的无理禁令。女牧师夜晚闯进女学生住的楼上，斥责她们得罪了上帝，要她们跪下来向上帝“忏悔”。贺子珍拦住要下跪的同学，大声说：“我们没罪，用不着上帝的赦免！”在学生的哄笑声中，女牧师只好溜走
1926年，贺子珍结识了中共永新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欧阳洛、刘珍等人，并由他们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热情奔放的贺子珍，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反对迷信、铲除列强军阀。年仅16岁的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妇委书记和团委副书记。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人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6月，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土匪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把正在农会开会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抓走了，贺敏学也被捕了。
贺子珍得到信息与贺怡一起，联络了刘珍、王怀、刘作述等党员带领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拿下永新县城，焚毁国民党伪政府及监狱，救出贺敏学等38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这在当时，被称为“永新暴动”，或“六一○”暴动（时间是1927年6月10日）。永新被农军攻占的消息不胫而走，贺子珍的名字也在永新一带传开，这一年她才17岁。
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派一营军队扑向永新。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南门，全队几十个人，只有三支步枪，其余都是梭镖和大刀，她还动员儿童团准备了铁桶和鞭炮。埋伏在东西两侧的自卫军，故意把敌人放进南门外，安福的自卫军却趁机偷袭敌人的老巢。
敌人在南门架云梯攻城，他们一面打枪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员用枪逼着喽啰们往上爬。她对准这家伙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地，吓得敌人乱成一团，南久的自卫军点起了土炮，儿童团也点燃了铁桶里的鞭炮。贺子珍在敌人的惊慌中又撂倒一个敌军官，伏击敌人的农军也打起来了，敌人腹背受击，狼狈逃窜。贺子珍两枪打死两个敌军官的事很快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双枪女将，百发百中。”使敌人闻风丧胆。战斗结束的当晚，贺子珍考虑到敌众我寡，县城难守，农民赤卫军按预定计划撤离永新。同时派人与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与他们合作成立了宁（冈）永（新）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支进驻井冈山的农民武装。
贺子珍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战士。上山后的两个月中，敌人先后三次进山“围剿”，他们只能和敌人捉迷藏、转山头，饿着肚子和敌人周旋，生活非常艰苦。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们更加向往革命、向往党，不知道今后的路怎样走。但他们没有绝望，仍坚信革命高潮会到来，但也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全军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从此共产党通过层层的组织系统牢牢地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10月，毛泽东率红军到了碧市。贺子珍听说碧市来了上千人的队伍，便建议派人去探明情况。侦察员回来报告，这支队伍不放火，不抢东西，还向农民宣传秋收暴动的意义。贺子珍听了非常高兴：“莫不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了？”在不能完全断定的情况下，她决定亲自去探查。
贺子珍和妹妹贺怡装扮成农家媳妇，暗藏枪支，沿着山间小道向三湾急进。她们在村头揭下工农革命军的5条标语，恰好碰到毛泽东派人来送信，一下子就搞清了情况。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毛泽东来到步云山，只带了五六个人。他个头虽高大，但当时很消瘦，一头长发从中间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情中留着激战后尚未恢复的疲劳，但一双眼睛明亮而有神。在双方相互介绍中，毛泽东走到贺子珍面前，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县委委员，叫贺子珍。”毛泽东的疑惑顿消，他爽朗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是哪位‘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并肩战斗吧！"
红军上山后，毛泽东起初住在步云山。袁文才敬重毛泽东，邀请他搬到茅坪来，贺敏学让出了八角楼自己住的房间。贺子珍同山上女红军一起做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去小井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衣服，为部队送盐送粮。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开创革命根据地。他每次遇到贺子珍，都要主动上前打招呼，问寒问暖，十分关切。
赣敌朱培德调集重兵，扑向遂川，同时又派出一营兵力开进新城，同盘踞在新城的县长张开扬狼狈为奸，妄图以新城作跳板，步步进逼井冈山，以达到拔掉边界红旗、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新城位于宁冈碧市的东边，是永新通往宁冈的咽喉，位置十分紧要。毛泽东洞察敌人的罪恶企图之后，当机立断，迅速作出了避实就虚、歼其一路的决策。
1928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贺子珍、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贺怡等人列席了会议。贺子珍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的精辟分析和严密的作战部署，十分钦佩。她心中立下誓言，要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新功。
2月18日，贺子珍腰佩手枪，随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星夜出发，一个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新城。他们借着黎明前深沉夜色的掩护，分三路埋伏在新城西门的稻田里，待机歼灭敌人。
新城战斗的总指挥部设在离新城不远的棋山岭上。毛泽东吩咐一团各营分别控制了新城的东门、南门、北门，网开一面，留下西门引诱敌人进入袁文才、王佐的伏击圈。拂晓，敌人照样在南门外架枪出操，没有任何戒备。当毛泽东从棋山岭发出攻击信号后，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势，当场击毙10多名敌军，缴枪30多支。残敌逃入城内关上城门，企图顽抗。这时，担负主攻东门的毛泽覃，指挥遂川县赤卫大队和一团一营，架梯攻城。敌人惊慌失措地向北门逃窜，又遭我一团的一部分队伍阻击，于是，敌军调转屁股向西门逃跑，进入我军早已张开的口袋。贺子珍等同志看到敌人像被赶的一群猪，呼味呼味地跑了过来，拔出手枪挥臂向跑在最前面的一名军官瞄准射击。说时迟，那时快，袁文才一声“打”刚出口，贺子珍就扣动了扳机，那名跑在最前面的敌军官应声倒地。埋伏在洼地里的二团战士，步枪齐发，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逃窜。这时，贺子珍跳出掩体，挥枪射击。敌警卫营的一个连长垂死挣扎，用手枪逼迫士兵反扑过来，企图杀出一条逃生之路。贺子珍眼明手快，对敌连长瞄准射击，敌连长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指挥官被打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一个敌排长又出来指挥，几个敌人从侧面朝贺子珍打冷枪。埋伏在另一侧的贺怡发现了，急忙大声喊：“珍姐，小心侧面敌人暗算！”贺子珍应声伏下身子，同时又扣动扳机打倒了敌排长。正在敌人慌乱之时，袁文才指挥全团战士掩杀过来，敌人看到前面的农军挡住了去路，后面的红军又从城里追杀出来，只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和湖南农军，到达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
5月，国民党军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进攻井冈山。军委决定攻打永新迎击敌人，并派贺子珍带领10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贺子珍谈话：“你们这次到敌占区是深人虎穴，要大胆机智，依靠群众，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后，毛泽东说：“你的工作很出色，很有创造性。过去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很快学会了革命，而且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工农中的一员，很了不起。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要向群众学的东西多着呢！”
贺子珍带工作队去西乡塘边村搞调查，不久毛泽东也到了那里。他一住下来就听取汇报，贺子珍一时归纳不起来，只会如实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又说了啥……她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是和颜悦色地说：“调查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就会了。”他结合自己做调查的经验，举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使贺子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了个报告，这就是被遗失的《永新调查》，里面主要谈到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对工商业政策方面的意见……这些都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依恋之情。
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还是毛泽东的传统做法，不拘形式的同居。贺子珍说：“别说请酒，连块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儿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什么仪式，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前，他忠实地对她讲了自己过去的婚姻状况。她是完全理解的，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随时有生命危险，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一边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边为他剪报纸、查资料、抄写文件，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她的战斗武器。
贺子珍的独立性极强，这点有别于杨开慧。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她已在井冈山站住脚，成了女首领。她不是看不起这平凡而琐碎的工作，而是想独当一面，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她有这个天资，也有这个条件。当她看到女战友们独立工作，干出成绩，或在学习上有重大进步时，常常是既羡慕又懊丧。因此，她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10年中对这种工作心理上一直难以适应。尽管不适应，出于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对毛泽东的一往深情，她还是尽力做好。
当毛泽东遇到危难时，贺子珍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安全。1928年夏末秋初毛泽东、朱德深人前线观察地形，不幸被敌人包围。贺子珍为掩护朱、毛安全转移，策马疾驰40余里，吸引敌人来追。她双手操枪，击倒几个追赶的敌人安然回到红四军军部。由此，她“双枪女将”的名号，再次在红军中传扬。
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那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工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贺子珍则收集剪报资料，在办公桌上、床上地板上，到处摊放着一张张发黄的旧报纸。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后，贺子珍在油灯下，神情专注地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宛如沙里淘金，搜寻着有价值的新闻报道，不时传来剪子的沙沙声。那时，贺子珍把大部分精力用来为毛泽东抄写文稿、保存文件，整理剪贴报纸。为及时得到国民党的报纸，贺子珍曾经冒着危险，加人“抢报队”，潜入敌人占据的城市去抢夺报纸。毛泽东的著名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都凝聚着贺子珍的大量心血！
1931年7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由于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部队只剩下3万余人，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军回师赣南。贺子珍随队来到了兴国和吉安交界处的东固。一天，当总部和红三军向东固挺进时，几架敌机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向红军俯冲扫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炸死，一些红军战士也当场牺牲。炸弹在贺子珍、曾碧漪身后爆炸，巨大的烟浪把她俩冲倒在地。敌机飞过去后，她们从地上爬起来，吐掉嘴里的沙土，又朝山顶上攀登。在她们快要翻过山顶时，又一批敌机飞了过来，暴风骤雨似的炸弹烟浪又将她们冲倒，顺着山崖滚了下去。
在向黄公略的遗体告别时，没有贺子珍和曾碧漪的身影，总部的同志们纷纷关切地询问，并派人去寻找。天黑下来后，古柏走到毛泽东身边，忧虑地说：“子珍、碧漪这么晚不见回来，一定是出了意外，怎么办？”毛泽东内心也很焦虑，但表面上仍诙谐地说：“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准备开追悼会。”接着又神情严肃地低声说：“古柏同志，这一带情况复杂，她们又是两个女同志，不能不为她们捏把汗呀！赶快派几个有经验的侦察员顺贺堂山的方向去寻找，一定要把她们找回来。”
约莫9点多钟，侦察员出发不久，贺子珍和曾碧漪就风尘仆仆、满脸伤痕地回到了总部。贺子珍一进屋，迫不及待地向警卫员吴吉清打听：“总部首长安全吗？”看到贺子珍安全回来，警卫员十分高兴，忙说：“毛委员、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都很好，刚才他们还为你俩的安全担心，已派人到贺堂山找你们去了。”说完就要到食堂为她俩准备晚饭。贺子珍忙拦住说：“你别忙了，我们在老乡家已吃过了。”她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个熟鸡蛋，说是老乡送的，让赶快送给总部首长。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的严重打击。他被解除兵权，丢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离开军队，来到长汀县红军医院附属医院养病，贺子珍刚生小孩不久，不顾虚弱的身体，带着婴儿前来照看毛泽东。“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病房前冷冷清清，毛泽东深感压抑。贺子珍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排挤的时候，给他送来的是难得的慰藉。
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是长征时期。他们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在长征路上，舞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儿，因追赶队伍，她顾不上看一眼就送人了。在饥寒交迫中，她拖着赢弱的身子前进。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走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离宿营地只有十多里路了，大家已走得疲惫不堪。连长侯有成看到日头还高，就命令队伍在树林旁的高坎下休息，并派几个人去前面找宿营的房子。大家卸下马鞍和担架上的伪装，都坐下来休息。突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山背后传来，一队国民党飞机霎时飞到了头顶上，大家来不及躲藏，敌机已轮番向队伍扫射了轰炸。贺子珍本已趴在一条沟里隐蔽好了，猛抬头发现一位伤员还在担架上。她马上从沟里跃出来，想招呼民工把担架抬离大路。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炸弹在身旁爆炸。她来不及多想，猛扑到这位战友身上，只觉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弹片将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和四肢炸伤了十多处，鲜血从头上、背上、腿上流出来，军医经过急救，取出十多块弹片。但她昏迷不醒，口鼻中不停地流血。医生估计她只能活两个小时，如果在路上颠簸会死得更快，建议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贺子珍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她停顿了一下，周围的人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但又极力克制住自己，然后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拖累大家！”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没有听完泽民的话，她又昏过去了。
此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到了前面的宿营地，当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后，立即同傅连障和三个警卫员提着马灯连夜赶来了。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近了贺子珍的担架，他俯下身去抚摸着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呼唤着：“子珍，子珍”
贺子珍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异常激动。她用力睁开了眼睛，声音微弱而沙哑地说：“润之，把我留下吧！前面的路很难，我不能拖累部队。”毛泽东见状流泪了，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然后，他背过脸去。
贺子珍又昏迷了。傅连暲摸了摸她的脉搏，对医生们作了些交代。毛泽东指示医生们一定要尽力抢救，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留下来必死无疑。用担架抬也要带着她转移。”当时毛泽东也在生病，他把自己的担架让给贺子珍，改骑马，并用红铅笔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条子：“老乍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她被敌机炸伤十几处，伤势严重。”第二天一大早，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交给了丁良祥。身高体壮的老丁犹豫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这副担架的，毛泽东不但身体弱，而且习惯夜里办公，白天骑马行军，容易打瞌睡跌下马来，所以配备了一副有篷子的担架给他。现在要他去抬贺子珍，那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拿着便条去找毛泽东。
“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办？”丁良祥郑重地问。
毛泽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去抬子珍吧。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去，等她好一点，你们抬累了，就让她骑马。”
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让出来的担架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不知道多少次夜里提着马灯来看她，每次都要同警卫员赶很远的路程。毛泽东的深切关怀，给贺子珍带来了克服困难和战胜病痛的精神力量。同时还给她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这一切，深深地温暖着她的心。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长征结束了，革命开始了新的起点。贺子珍却开始了她人生中更为艰苦的长征。
到了延安，为了照顾贺子珍养病，组织上没有分配她工作。她看不起“太太”，不愿做“家庭妇女”，把刚生下3个月的娇娇托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过起了紧张的军事生活。
嵌在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逢风雪阴冷天，她体内就像刀剑针扎一样，疼痛难忍。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但她苦苦支撑着。
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非常倔强，加上身体的原因，两个人的碰撞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有时很暴烈，吵起来挺凶，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有一次，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随手倒掉了。毛泽东发现后火气大发。他正在洗脸，连盆带水朝贺子珍泼过去。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起目睹的一件事：弄到一只鸡，毛泽东说炒着吃，贺子珍说炖着吃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互不相让，两人吵得你死我活。
但更主要的不融洽，还是贺子珍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她爱毛泽东，肯为他献身，但她不甘心只是毛泽东的“家属”，渴望独当一面的工作。贺子珍要强、上进、好学，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于文件收发、整理、剪报纸、抄写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这在战争环境里，贺子珍还能顾全大局。可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已是全党的领袖，有秘书班子，许多事务性工作已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是照料毛的生活而已，这更是贺子珍所不甘心的。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这意思很明白，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但贺子珍听不进去。她只想独立地为党工作，从未想依靠毛泽东的地位给自己捞取什么。所有接触到贺子珍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她始终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出现，从不以主席夫人自居。在毛泽东已是党内最高领袖时，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贺子珍为什么打定主意离开延安呢？简单的回答：“就是致力于实现作为一个有追求、信仰，人格独立的人的自我抱负。”贺子珍曾说过：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为她当翻译的是吴广惠。吴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后来又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有钱人家的子弟。吴广惠1937年2月来延安，目的是考察延安的新教育方法。在延安，她烫着30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发型，还涂着口红。她不是共产党员，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英语很好。为了工作方便，安排史沫特莱和吴广惠住同一个腐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史沫特莱同情中国革命，因采访的需要，她和吴广惠必然多次接触毛泽东，谈得很投机。接触中，西方流行的握手、拥抱等礼节和男女之间随便的勾肩搭背自然会由两位女士表现出来。在看惯了战火硝烟的贺子珍的眼里，对这种过分亲热难于接受。甚至把拥抱、献花的洋礼节也误解为“爱的表示”，把削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流露”。误解产生了裂痕，在伟人的生活领域里也很普通，争吵也像普通人一样伤感情。
此外，贺子珍对过密的生育十分厌烦，也想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自和毛泽东结婚以来，她已生了5个孩子，现在又一次怀孕，又要在怀孩子分娩中度过一年，独立工作的愿望又落空了，她十分烦恼。她对毛泽东发脾气：“你不培养我。”“你把我关在标的笼子里。”这是对“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的抗争。
而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过密生育给一个女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他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贺子珍，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不理解也罢，发生口角时，他还责备贺子珍：“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求进步。”这使贺子珍又委屈又恼火。
1937年8月，邓颖超赴重庆，贺子珍同车到达西安。她本来想到上海去治病，得知上海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去上海的路断绝了，她只好在西安滞留下来。这时，毛泽东托人给她捎来一条毯子，还带给她一封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殷殷劝慰，热切地期望她回延安。
她在西安停留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派人传话：“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会好起来，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疗。”她依然固执着要走。但她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毛泽东托人给她带来了夫妻同用的红毛毯，她担心毛泽东被子单薄，在西安买了一条新棉被托人捎回延安。毛泽东又托人给她捎来一只木箱，里面是她平时用的衣物。
这时候，张闻天夫人刘英得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去的还有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抓住这个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苏联去治病。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去意已决，经和张闻天商量后，只好在去苏养病的名单中加上了她。毛泽东签字后又很后悔，他心里着实不愿怀孕的妻子远行。他又接连给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写信和拍电报，希望办事处的同志能劝阻贺子珍留下。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多少同志费尽口舌，都没有能阻止贺子珍的异国之行。
她走出了这决定性的错误的一步，给江青提供了机遇。错！错！错！这一步终于无可挽回地迈出去了！
1937年10月从西安动身，贺子珍历经坎坷，于1938年1月到达莫斯科。她人东方大学政治系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最初的日子充满阳光，毛泽东多次给她写信，还寄去不少哲学书籍。她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表示：要利用这优越的学习条件多看书，她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用知识武装头脑，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好景不长，莫斯科温暖的阳光很快从她头上移走了。首先是她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嵌入她身体的弹片埋得很深，和肉长在一起，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取出来了；1938年5月，贺子珍又生了一个男孩，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八部的托儿所，不到6个月的婴儿被肺炎夺去了生命，也夺走了贺子珍的欢乐和希望。
1938年11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发来电报：刘英、蔡树藩回国，贺子珍、钟赤兵留苏学习。为什么不叫贺子珍回去呢？事实上，贺子珍以后的命运，是从这封电报爱出的时刻就已经注定了，不过此时她尚茫然不知。不久，报纸上刊出一则短讯，苏联塔斯社记者在延安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妻子江青踏着月色为记者送行。
这条消息在贺子珍心里掀起轩然大波。她无心听课，本来就有的失眠症，现在更严重了，几乎彻夜不眠。但她还心存一丝幻想，她希望报纸公布的消息是误传。然而不久就证实了这残酷的现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他们给贺子珍捎来一封信，信是毛泽东写的，一开头，就称“贺子珍同志”，而不是习惯地称“子珍”，接下来是一般的问候、鼓励，最后强调：“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布：夫妻关系就此结束。这很像男尊女卑封建时代丈夫抛弃妻子的一纸休书。其实，早在1938年6月，毛泽东和江青就以同居的方式宣告了夫妻关系的开始。
最后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以泪洗面。再刚强的女人，当她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家庭时，她该如何承受呢？一些人认为她落后，只想丈夫和孩子，事业心差，但更多的人则对她充满同情。在凄苦中，毛泽东给她送来了惟一的一丝安慰：她的女儿娇娇（即李敏）于1940年底来到妈妈身旁。为了安慰独处异国的前妻，毛泽东主动把4岁的娇娇送到苏联。
贺子珍给女儿买了漂亮的衣服、玩具，还带她去烫发，得到母爱的娇娇很开心，贺子珍也得到许多安慰。
平静的生活只有半年，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娇娇撤到距莫斯科几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市。残酷的战争使各种物品极度匾乏，母女俩相依为命。贺子珍还要用节省下来的物品接济早已来到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娇娇被送进伊万诺沃的苏联国际儿童院。当时国际儿童院因为战争，各种条件也十分差，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5岁的娇娇也得了曾夺去弟弟生命的肺炎。奄奄一息的孩子，被无情的院长送进太平间旁边的一间房子，等待孩子断气。
贺子珍得到女儿病亡的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当她赶到儿童院后，娇娇已被送进太平间。她拼命冲进太平间，抱起已断气的孩子裹到了怀里，她不顾各种阻挠，把孩子抱回家里。
她将仅有的几件值钱的衣服拿去换了一磅牛奶和一点白糖，撬开娇娇的嘴灌了进去。由于疾病、饥饿交加看来已断气的孩子，终于奇迹般地被贺子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贺子珍怕女儿再出意外，说什么也不再送孩子回国际儿童院。儿童院女院长生气了，骂贺子珍“自私”、“没教养”、“不顾全大局”。并嘲弄说：“中国人太愚蠢，是懒鬼！”贺子珍的民族自尊心被刺伤了，就不客气地回敬说：“什么国际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里，贺子珍因触犯了当权者，硬被关进了疯人院。从此，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娇娇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只有岸英哥哥常来看望她。
1947年娇娇11岁时，在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的坚决要求下，苏方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放出来，把她送回莫斯科。王稼祥问她今后的打算，贺子珍没有一点犹豫地说：“回祖国！”王稼祥立即电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1947年10月，贺子珍带着娇娇从苏联回到哈尔滨。1949年夏天，贺怡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将娇娇从东北接回北京，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全国解放后，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谭震林热情邀请贺子珍去杭州工作，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这年，贺子珍刚刚40岁。刚到杭州几个月，妹妹贺怡因替姐姐寻找在江西丢失的孩子，不幸在赣州因车祸身亡。贺子珍十分不安，马上赶到上海，住在哥哥贺敏学家中。孩子寻找不到，妹妹又离她而去，贺子珍感到心灰意冷，已无心再回杭州工作。
她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不过，组织上为她安排了一个清静的环境，一所独门独院的小楼，里面还有个小花园。生性不依恋舒适生活条件的贺子珍，再好的物质生活也无法消除她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旧病不时发作，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时，神经系统受到进一步损害，精神更感压抑。她因感情受到强烈刺激，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每遇强烈刺激，她的旧病便会复发。一次是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全国实况转播，当听到毛泽东高亢的声音时，她因极度兴奋而癫狂，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次发病，使她衰老许多，经过四五年的调理，好不容易恢复了心理平衡。不料1959年，又一次更大的精神刺激向她袭来。
1959年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和朋友的闲谈中，动了会见贺子珍的念头。他们毕竟是10年夫妻，而且加多年未见面了。连江青都承认：“毛、贺之间感情未破裂。”这时，贺子珍正好在南昌，离庐山很近，乘江青不在庐山之机，毛泽东邀贺子珍上了庐山。怕此事被江青知道，相见仅一个多小时又匆匆下山。
贺子珍用情太专、太深，她除了追求自身独立的一面外，还把爱情作为生命的支柱，为此尝尽了痛苦之果。
为了安慰苦难的母亲，李敏每年夏季几乎都要陪伴贺子珍出游，用李敏的话说，叫“陪妈妈看社会主义”。她们的足迹遍及苏州、杭州、无锡、青岛、莫干山、烟台、广州、海南岛……还探望了离开三十多年的故乡。
1976年毛泽东病危，李敏得到允许，最后见了爸爸一面。那是毛泽东逝世前的十几天，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女儿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父女深情，使李敏泪水涌出。最后，毛泽东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并说了句话。因声音太弱，谁也没听清。父亲的手势，李敏猜想不透。多年后若有所悟：海亲原名桂圆，这两指连成的圆圈，大概是表示怀念妈妈之意。
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还在横行，贺子珍没有机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遗像上，然后深深地三鞠躬。她收看吊唁活动的录像，看到江青的镜头，愤愤地说：“毛主席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工作人员为她担心，她轻蔑地说：“我还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笑话！”粉碎“四人帮”后，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大变，一扫悲观、忧郁的心情，她变得开朗、爱说爱笑，她提出了再做点工作的愿望。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之际，她中风左肢偏瘫，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双枪女将”贺子珍又获得了共和国的承认。
第05章 血染雨花台——何葆珍
她是毛泽东引上革命道路的老党员；她是刘少奇的结发妻子；她是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的生身母亲；她是“女党员中之杰出者”。
何葆珍是刘少奇的结发妻子，生于1902年，比刘少奇小4岁；牺牲于1934年，生命短促，只有32个春秋，但却是闪光的一生。刘少奇称赞她是“女党员中之杰出者”。她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
何葆珍，生于湖南省道县，又名宝珍、葆真，曾化名王芬芳。她姐弟三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在城关镇上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潦倒秀才。由于家境贫寒，葆珍幼年时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常由婆婆带着她到地主家当佣工。
葆珍年龄稍大一些以后，地主要她陪着小姐到私塾念书，后来又到县立国民小学伴读，实际上是当小姐的贴身丫环。由于何葆珍聪敏好学，老师十分喜爱，准许她和正式学生一同上课。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取县立师范，但是地主强迫何葆珍把考取的成绩，让给自己名落孙山的女儿。后来何葆珍得到老师的帮助和资助，终于冲破地主的阻挠，于1917年考人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初夏的湖南衡阳，“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大冲击波从北京传来。衡阳爱国学生的满腔热情沸腾了！夏明瀚、蒋先云等学生领袖积极筹划，准备在衡阳雁峰寺召开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可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却贴出布告，不准学生参加大会，并紧锁校门，禁止学生出人，女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压抑，都很生气。
这时，一位女学生气愤地对大家说：“当今之世，已不是校长横行霸道之时，爱国者，站起来！”这个大声疾呼的女学生就是何葆珍。在学校，她是深受老师和同学信任与赞赏的学生。如今她振臂一呼，同学们深受鼓舞，于是积极串联，暗中行动起来了，每人准备了一面小三角旗，写上“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口号。何葆珍所在班级留有辫子的同学都剪下发辫，一律短发。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一声号令，同学们一齐越墙而出，到校外集合成列，参加了雁峰寺的大会。这时何葆珍已经是第三女师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被选为出席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921年底到1922年初，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曾到衡阳开展建党建团工作。何葆珍曾多次听过毛泽东的讲话。经过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的介绍，1922年初，何葆珍加人了共青团，成为第三女师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这一年，她团结同学开展了反对校长欧阳骏的斗争，尖锐揭露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的丑行。欧阳骏与姓蒋的地主相勾结，以违反封建礼法的罪名，把何葆珍监禁起来，不准出校。由于得到张秋人、朱舜华的帮助，她才得以逃出。欧阳骏变本加厉，又宣布开除何葆珍等几个同学的学籍，以解心头之恨。何葆珍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
这时，张秋人再次帮助她乘船到了长沙，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在这里，她受到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人的直接教诲。这时她用的名字何葆真就是毛泽东给她改的。她曾进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分配她到安源，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1923年初，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何葆珍工作认真，待人热情，安源工人都很尊敬她、喜欢她。当时刘少奇正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在共同的奋斗中，两人相爱了。1923年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何葆珍的婚礼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举行，朴实的安源工人纷纷来为他们贺喜。婚礼简朴又热闹，一改种种旧风俗，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只开了个欢快的茶话会，这在安源路矿工人中传为佳话。这一年，刘少奇25岁，何葆珍21岁。
何葆珍热心教学，又善于从事社会调置。这一时期，她写了《宁乡县城的鬼迷社会》、《妇女教育与社会改造》等文章，痛斥当时社会是“黑暗缝凝的社会”，抨击当时的政治是“恶性腐败的政治”，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总是不可免”的卓越见解。
1924年春，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儿子出世了。何葆珍，这位出生人死的共产党人也当妈妈了！她高兴地让少奇给儿子起名字，少奇哈哈笑着说：“叫葆华吧，让我们的儿子永葆青春年华。”这便是刘少奇的长子，后来又改名刘允斌，父母都亲昵地呼他小斌斌。
初次做母亲的何葆珍，更是疼爱自己的儿子。对小斌斌关怀备至，悉心喂养。没过几个月，小斌斌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这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咿呀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这年年底，刘少奇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夫妻到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工作，去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展工人运动，支援国民革命。
作为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何葆珍是这样说的，也一向是这样做的。她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舍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暖的小家庭，对这恩爱夫妻俩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带个孩子在白区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小斌斌使年轻的母亲犯难了。
经过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何葆珍虽然一万个舍不得离开孩子，但她懂得，斗争那样紧张，工作那样繁忙，她是无法照顾孩子的。再说万一大人出了事，孩子更难于安置了。
刘少奇站在一边，不时说些安慰话。最后，他从妻子怀里抱过儿子，对着还听不懂大人话的斌斌说：“再见了，儿子！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今后你就是朱爸爸的亲儿子……”说着郑重地把儿子交给了朱少连夫妇。
斌斌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斌斌送回湖南刘少奇的老家，将斌斌交给他的伯伯抚养。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葆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呱呱落地后，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斌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企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生身父母。
1931年，何葆珍又生个男孩儿，取名叫允若。从1925年到1932年间，何葆珍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时南时北，到处奔波，当过交通联络员，住过党的机关，守过店铺，与各阶层人物接触，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刘少奇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沈阳两次被捕后，何葆珍都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营救活动。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葆珍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用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力量，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
何葆珍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罪恶的黑网已经向她张开。1933年3月底的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何葆珍的住所。仓促之间，何葆珍急忙把身边年仅3岁的儿子毛毛（允若）推到邻居大嫂怀里，然后从容应付敌人，敌人逮捕了她。
何葆珍被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牢房里，敌人没有弄清她的真实身份，只判了15年徒刑。可她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一天，一个同志路过何葆珍所在牢房，从窗孔塞进一个小纸条，何葆珍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听见牢门外面看守在嚷嚷拿号子（牢房钥匙）。何葆珍急中生智，忙把纸条丢进空便桶，叫同牢房黄海明的娃娃坐在便桶上，何葆珍若无其事地唱着歌，装作逗孩子玩。看守走了以后，她才把纸条取出，按纸条上的要求，安全转送给男牢。
后来，她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女监，这里关押着近30名所谓女政治犯。与她同住三号牢房的是耿建华、帅孟奇、夏之栩。在宪兵司令部牢房里，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可是如今在三号牢房里，数她年龄小，所以被亲昵地叫做“小大姐”。
她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身在囹圄之中，却非常乐观，常给难友唱歌，还把旧戏曲调填上新词，唱给大家听。她给姐妹们带来了欢乐，打破了牢狱的沉闷和苦痛。
她非常关心体贴同志。同牢中有的同志行动不方便，她就抢着多干活，洗碗、提水、倒便桶，并乘机向别的牢房中的难友打听消息，为同志们排难解疑，做看守的工作等。她这种乐天派的性格，深受同志们的喜爱。
她积极参加难友们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进行的绝食斗争。有一次，为营救同狱中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中国支援革命的牛兰夫妇，政治犯集体绝食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局不得不开释牛兰夫妇。经过斗争，监内情况也有不少改善。
斗争中，何葆珍总是大胆、机智、临危不乱。一次，监狱当局突然对政治犯牢房进行搜查，由于突如其来，未做防备，敌人在帅孟奇铺板上搜出了刚起草了开头的一份职工运动报告，帅孟奇本来是装作不识字的，何葆珍便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她机智地说，自己当过老师，现在正教她们抄书识字。敌人把狱中的《世界知识》杂志仔细查看一番，见报告开头所写有关世界工运发展史的一段内容，的确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便也无话可说，只把帅孟奇打了一顿了事。
然而，在狱中她也有深沉的忧伤，她挂念着自己三个幼小的孩子。长子允斌一岁多就送了人；女儿爱琴刚出生几个月，正逢大革命失败，不得不把她托给奶妈；后来，小儿子也离开了她。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想起孩子，她不禁流下了眼泪。
葆珍多么盼望能见到孩子们啊！但是，作为一个母亲，这最起码的一点要求，却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4年秋，由于互济会一个叛徒的出卖，何葆珍的身份暴露了。敌人用尽毒刑，逼问她丈夫在哪里，却一无所获，便以死相威胁。她冷笑着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当何葆珍要走向刑场，告别战友时，她的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斌斌、爱琴和允若。
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深秋的清晨，带来一阵阵寒意，何葆珍英勇就义了，鲜血洒在晶莹的雨花石上。
第06章 骨硬志坚——陈少敏
“我是人，所以我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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