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人沙土镇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被判定为牺牲。解放后，原反动民团头目受审时交代，当时他们捉住一个手拿雨伞自称文书的中年人，认为是红军干部便杀死投尸山洞，所说的外貌特征与钱壮飞一样，烈士的最后结局才终于明了。
第34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瞿秋白
1923年6月，瞿秋白同毛泽东等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瞿秋白刚刚告别赤色的苏维埃俄国回到国内，他是中国以记者身份前往俄国，并对革命的俄国作详细报道的第一人。
出身于没落封建大家庭的瞿秋白，伴随着生活上的困窘和精神的苦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打破了瞿秋白孤寂的生活，他奋不顾身地参加到这股洪流中，同时，面对“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的局势，思考着“中国人要怎样才能生存在现在世界上”这样一个大问题。
十月革命烈火燃起的同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也一起涌入，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放开，泥沙俱下。
瞿秋白同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一样，对社会主义的意义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模糊不清。1920年10月，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瞿秋白决定到“红艳艳，光灿灿”的莫斯科，去寻找“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真理。汽笛声声，将赤色的首都莫斯科带到瞿秋白的面前，他在内心高呼：“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瞿秋白用他那深入浅出、分析精辟的政论，优美深情的诗歌和散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化为自己的切身体验介绍给渴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他多次见到过列宁，并当面聆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说。经过对“俄乡”的实际考察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钻研，瞿秋白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深地吸引住了。
1922年2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东方稚儿”终于在赤色的旗帜下，在赤色的国都，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2年12月，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使自己脱胎换骨的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开展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发展、壮大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6月的广州，天气已很炎热了。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也始终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对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推动革命的发展，与会代表已达成共识，但对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却有不同的看法。
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加人国民党，坚持“左”倾关门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与瞿秋白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予以坚决的反对，主张既要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自立自主的立场和开展批评的自由他们的主张，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和拥护，使大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略带书生气质的瞿秋白以其坦荡的正直品质、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给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们回到上海共同在党中央工作。1924年1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合作和革命斗争中，瞿秋白和毛泽东由相识逐渐到相知。
历史发展到1927年时，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阴谋发动政变，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却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一味采取压制政策。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一方面坚持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并积极领导、支持工农运动。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30多天的实际考察，写出了著名的革命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连载后，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积极性。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却对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他们以“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为由，禁止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予以全文转载。
时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在武汉看到该报告全文后非常高兴。同时对这个“为农民说话”的报告受到陈独秀等人的压制而深感气愤，为扩大宣传和影响，瞿秋白把该报告交给了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单行本。
4月11日，瞿秋白饱含激情，为《报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够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受到了血雨的淋沥、腥风的吹熏。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会上，瞿秋白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秋白在会上坚定表示：“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要。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由于“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在汪精卫向人民举起屠刀、大革命完全失败的危急关头，28岁的瞿秋白勇敢地挑起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战斗的重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决定，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发表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八七”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使革命重新走上大道。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年轻的瞿秋白的领导下，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怀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恨，在前进的道路上犯了革命急性病，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和抵制，以及实际工作中遭到许多损失，这样的“左”倾错误路线到1928年年初就停止了，到4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联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了。
当瞿秋白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时，莫斯科已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首都了。红场依旧，但苏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着扑面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瞿秋白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但一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自己的领导下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他又感到沉甸甸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位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自己的错误毫不避讳。
在1928年6月召开的第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为党的六大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在瞿秋白驻苏的两年时间里，中国革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自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后，为贯彻其“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中国革命又遭受了损失。7月，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回国负责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望着熟悉的街道和树木，瞿秋白与上次一样，满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了莫斯科，踏上经由德国柏林回国的征程。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回国，瞿秋白的行李包中秘密地藏着《中国问题决议案》文件——他肩负着重新率领中国共产党走出挫折，走向胜利的重任。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他同样深信他还会来莫斯科，再来看一看蔚蓝天空下的红场。然而，此次一别，竟是他与莫斯科的永别！
1930年9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然而在此4个月以后的1931年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维护和执行国际路线”为旗号，以反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所谓的“调和路线”为借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瞿秋白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排斥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
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关的瞿秋白，凭借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华、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和其运用自如的俄文知识，立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著名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非常严重的，但他却冷静、细致地处理工作。他正在受着“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丝毫也没有让人感觉到他受了委屈。在日常谈话中，他仍是那样的乐观、潇洒、幽默；在工作上，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仍很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的，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的痕迹。
1934年1月，在上海文艺战线整整战斗了3年的瞿秋白，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去苏区的征程——在那里有一个自由的大地等着他去驰骋，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等着他去开拓。2月，瞿秋白到达了中央苏区，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近7年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正是这个红色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的称谓正是从这里喊起来的。到苏区后，瞿秋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称人民教育委员），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
瞿秋白到达苏区的时候，中央苏区正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了错误的方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10月，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向西转移，开始长征。当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提出随红军长征，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一起走，但因当时有人反对而被迫留下。
这位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主力部队长征后，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抱病工作，他主编的《红色中华》仍继续出版。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在福建长汀县灌田区水口乡小径村牛庄岭被俘。
在狱中，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妄图使瞿秋白“归顺”，为他们的反共宣传增加一份有分量的“材料”。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劝降，瞿秋白始终保持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在一张狱中拍摄的照片上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有深刻意义的话。
在汀州狱中，在瞿秋白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写了一首《卜算子？无题》 词：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是香如故。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山亭。他高唱着《国际歌》，缓步走上刑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高呼声中，敌人的枪响了，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为失去瞿秋白这位既懂政治，又懂文学、艺术的战友和革命家而深感悲痛和惋惜。1945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光荣、伟大的一生给予了正确评价：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第35章 以“两条半枪”起家的——方志敏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之家。他从小体弱却长得十分俊秀，在村里有“正宫娘娘”的绰号。8岁人私塾，17岁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曾组织九区青年社，以“抱不平、均贫富”为宗旨。191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人江西省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后因加入江西改造社，参加编辑《新江西》社刊等被校方开除。
1921年入九江南伟烈大学（即同文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读到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积极参加“反基督大同盟”的活动，带领同学上街贴标语，宣传演讲，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不料这时他的肺病复发，常常吐血不止，他在病中写了两首诗，一是《哭声》：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
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
剩的些微，那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
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
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
视我们为娱乐机械，
又来狎弄我们了！……
“唔！唔！唔！
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做工去吗？
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
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同声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二是《呕血》：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呵！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
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嬴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呕血呢？
方志敏虽然在病中，他仍然关怀着劳苦大众。在他的诗里，真切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对旧社会的愤恨之情。
1922年，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组织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私立黎明中学和南昌文化书社，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不得不逃往南京，在南京又无法找到工作，孤身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写了一首诗《同情心》：
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烂的，
它，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的口中的粮食挖出来，
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馒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哦，假如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如何不给个它！
已经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方志敏，他在逃避着敌人的搜捕、在找不到工作难以立身的情况下，仍然用他的笔，他的精神和热血，来剖析、揭露旧社会的罪恶。诗中的“它”，是指同情心。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只有残酷的压榨，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可言。这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只有在劳动人民中间，才会有真正的阶级友爱。
1924年后，他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参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组建工作，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委员长，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925年，他到广东向毛泽东、彭湃学习农运经验，领导江西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他潜回家乡，以“两条半枪”起家，在赣东北恢复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动员数万农民，于1928年1月举行暴动，他亲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阳起义后，率工农革命军转移至磨盘山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他领导成立江西红军独立一团，开辟信江革命根据地。10月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选为中共信江特委常委。领导创建了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春夏，蒋、阎、冯军阀发生大混战。方志敏利用这一时机率红军独立团占领景德镇市，迅速将千余人的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建立了有近百万人口的赣东北苏区。领导成立红十军并任政委。
1931年3月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成立中共赣东北省委，任常务委员，领导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反“围剿”斗争。1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荣获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红旗奖章。1932年12月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务委员。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受到大会表彰。毛泽东称赞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是模范。10月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团政委。
在家乡赣东北经过7年艰苦奋斗后，这年年末奉中央命令，率红十军团北上进人皖南，以掩护中央红军向西长征。面对这一危机形势，一些人不免有些悲观消沉，方志敏以身作则，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树立必胜信心。他告别已怀孕的妻子缪敏和5个年幼的孩子毅然上路。红十军团1万余人孤军进人皖南后，连遭敌人围追堵截，有耗无补，损失极大。
1935年1月，部队折返皖赣边界，遇敌阻击被拦截冲成两段。当时，方志敏率领前卫800余人已冲出包围圈，见大部队未跟上便要返回。师长粟裕和其他同志要方志敏去赣东北苏区，他们回去接应。方志敏下令让他们先行，自己率十余人趁黑夜潜入包围圈，找到大部队组织突围。在皖南怀玉山区又遭到国民党匪军的重兵围攻，在激战中失败，方志敏因叛徒告密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
敌团长得知抓住方志敏，甚觉喜从天降，忙出屋迎接，倒水让座，企图诱降。他还虚伪地奉承说对方志敏慕名已久，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并拿来笔墨，希望方志敏能写点文字。方志敏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郑重地坐了下来，提起敌人准备好的笔，在铺好的纸上认真地写道：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1926-1927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日益坚定。这次率领红军北上抗日，不幸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敌人没有办法，就将他转移到南昌监狱。在南昌监狱里，敌人对方志敏劝降并未死心，将他单独关在一间小囚室里。敌军法处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在表面上管理也比较放松。在他的囚室里备有笔墨纸砚，供他写反省材料。敌人的妄想不但没有实现，而且给方志敏提供了狱中斗争的方便条件。他用这些笔纸，写了许多鼓励狱中难友的秘信，在放风时偷偷分交到各个牢房难友手中。他利用这个机会，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等文章。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革命的无限热情和无比的坚定性，同时也流露出了他对祖国、对民族解放的真挚、强烈的情感。他那视死如归的乐观精神和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给难友们很大的鼓舞。他在传递给难友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他在一篇文稿中还写道：
我们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
他在另一封信里，曾激动人心地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
……如果我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葬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精神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在狱中，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一天放风时，一位难友塞给他一张报纸，他回囚室一看，发现其中有一条关于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的消息，顿时狂喜！急忙想办法把报纸传递到别的囚室去，他并在这条消息旁写道：
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方志敏看到红军的胜利，他思念党、思念战友，他多么想早点出狱，早点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呵！但是敌人防范很严，一时又无外援接应，只身越狱真比登天还难！但他，没有死心，仍不放过丝毫的机会。他在遗书中写道：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虽在狱中，但我们的脑海中仍在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忱仍和以前一样。我现在正准备着越狱活动，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牺牲！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弥补这个损失。同志们！越狱可能性很小，但我经过努力，不成就慷慨死去！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
方志敏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坚定不移，顽强不屈。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无限的信心，认定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在《可爱的中国》里，他曾留下振奋人心的预言：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容，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方志敏的文章和诗歌，犹如其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在《狱中纪实》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过个人的最后奋斗，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从容就义。
第36章 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王若飞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于贵州安顺。在其舅父——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的影响下，少年的王若飞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毕业于贵阳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进步活动。1918年春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5月7日因反对“二十一条”愤而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0月，同舅父黄齐生等人由上海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他们拜访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手书“奋斗”二字，赠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们。
在法国，他经常和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曾在钢铁厂、胶鞋厂做工，并参加领导成立工学世界社，组织留法学生向中国公使馆请愿等活动。
1921年夏，他和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又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 ，被选为执行委员。1922年10月加人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3月，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3月回国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阎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等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领导开展河南、陕西地区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建立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帮助国民二军建立政治工作，并到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领导工农运动。这年秋天，他同李培芝结婚。
1926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同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三次武装起义，直接指挥南市区战斗。后出席中共“五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农委负责人兼江苏省委农委书记。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秋收暴动计划。同年11月组织领导宜兴、无锡东北乡农民暴动。
1928年4月，到南通部署发动如皋、泰兴等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建立了一批农民武装，为建立红十四军奠定了基础。
同年夏，赴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上，王若飞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自己担任中央秘书长时应负的责任不推卸，自我批评说，那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信仰执行，自己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会后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
1931年8月，他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国，到内蒙古包头开展工作。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曾派乌兰夫等人，去深人发动包头西部农民。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在包头被捕。
在被捕时，王若飞身上还有个地下党员名单，他在危机中忙将写着名单的纸塞入口中，敌人发现后，立即扼住他的脖子，他吞不下肚子里，就用力将其嚼碎。当敌人用铁器撬开他的嘴巴时，那张纸已被嚼碎与唾液、鲜血搅和在一起，什么也看不清了。就这样，他在生死关头，为革命保存下了一批优秀干部。
他被关入绥远第一监狱。当时，狱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王若飞为了鼓舞难友英勇斗争，曾经写了一篇短文《生活在微笑》。他用锋利的笔调，指出生活里充满了斗争，描写了难友们斗争得胜的情景。“死里逃生惟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他的这两句名言，就是该文的结尾。
王若飞在狱中坚贞不屈，坚决斗争，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有一天，敌人为了在精神上打垮他的斗志，也为了恐吓群众，对王若飞搞了一次假枪毙。当他还未被押出监狱，包头的群众已在传说，要杀“大共产党员”了，大街的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王若飞被押出来时，前后左右有八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端着子弹上了膛的步枪，紧张地拥在五花大绑的犯人的前后。
王若飞以为自己的路走到了头，但他却镇静自如，好像在人群中闲庭信步。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不可怕，遗憾的是党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在这到法场去的路上，也不能浪费这最后的一点时间。他开口讲话了，这个被敌人称作“铁嘴”的共产党员，说出来的话就像一串串子弹，每一句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敌人本想利用这种形式，打打王若飞的不屈气焰、震吓一下老百姓。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全落空了，而且得到的竟是完全相反的效果。
王若飞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连当时绥远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不得不暗中称赞。有人曾这样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这个共产党员在死亡面前却面不改色、从容演讲，实在让人钦佩！”
伪省长见武的不行，又施展文的。他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王若飞认为这也是一次宣传我党主张的好机会，就详尽地谈了联合苏联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可能性，并且还草拟了一份数万言的抗日救国意见书。在狱中十分艰苦的环境里，王若飞还注释与批判了一本《易经》。伪省长看到这些情况后，不能不从心里产生敬仰之意，认为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他想不通的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都参加了共产党呢！
1934年春，王若飞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但他的心胸依然是开朗豁达的。每次，他的舅父黄齐生去探监时，王若飞虽然戴着沉重的脚镣（他坐牢5年另7个月始终戴着脚镣，因此出狱后走起路来两腿成了弧形），但他的面部却始终是带着笑容，充满了自信地说：“由他去判十年二十年，但中国的情形是要变化的，三五年就会变、会大变。”
他有坚定的信心，常常领导难友进行斗争。他挨过打，也曾患过危险的伤寒病，但从未恢心过。他若有一点点东西，就会拿出来周济同监的难友。但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帮助。有一位难友后来说：“我所懂得的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是在监狱里奠定的，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就像一团火，使敌人十分害怕，经常将他关在单间里。这种与世隔绝的做法，非常残酷，无人说话，无人交流，久而久之，人的语言功能会减退，人的思维功能就会麻木……王若飞也是人，当他恢复自由后，一下子不能适应常人的生活。刚开始半天不说一两句话，问他一句，他只是“嗯”的一声。他是听到了别人的话，但已经不能立刻作出回答。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接触不到群众，思维变得非常单一……
然而，监禁、隔离是不可能打倒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王若飞不屈的精神，不但影响了难友，而且也影响了许多看守。有的看守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自愿偷偷地替他买纸、买笔。王若飞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情况下，写出了两篇批判两本书的长稿。正因为这样，关他的那个监狱，在王若飞被囚的五年多时间里，曾经撤换了十几个看守。
1936年红军东渡，进人山西后，阎锡山把王若飞押到山西太原陆军监狱，想以他的生命为条件来与红军谈判。1936年底，又把他转入训导院。
1937年，王若飞经党营救出狱。9月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领导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秋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夏任中共中央代表，同林伯渠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没有结果，但王若飞的才华得以展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改为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后，王若飞任书记。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促进国内团结，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临行前，中央多次开会研究毛泽东是否亲自去及去的时机问题。
1945年8月25日，王若飞由重庆飞抵延安，连夜向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汇报了蒋介石的动态和重庆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 “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不计个人安危，带着争取和平民主的美好期望，在解放区人民关心、优虑的目光中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毛泽东亲自来渝，出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预料，在社会上更是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欢迎。作为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在谈判桌上，他作为助手与周恩来配合默契，以巧妙的斗争艺术、高超的谈判技巧、犀利的语言，阐述了我党的立场、观点，常常使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经过43天的艰苦努力，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王若飞与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1月，王若飞和周恩来等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于山西兴县黑茶山机毁遇难。
第37章 在烈火中永生的——叶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先后被软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1942年12月，又从重庆转押至湖北恩施，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叶挺的长子叶正大，在父亲遭受磨难时，为了照顾母亲，留在家乡；次子叶正明和三子叶华明以及小女儿叶扬眉为了安慰父亲，一起陪父亲软禁了三年。
叶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关心着自己的儿女，儿女们懂事后也时时在关心着父母。叶正大虽然为了母亲留在家乡，但他没有忘记正在受难的父亲。叶正大说：“人的一生，10岁至20岁之间，是人生观的形成期。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受父亲的影响最大。1941年‘皖南事变’时，我已14岁。父亲被囚禁后，为了抒发自己对革命事业坚定信仰的忠贞感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满腔愤慨和对那些无耻叛徒的极端蔑视，在囚室中写下了那首题为《囚歌》的不朽诗篇，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由郭沫若公开发表并评价说：“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激愤，但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这才是诗。”但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扣押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即写了15页纸的个人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那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这首鲜为人知的绝命诗，道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官职有多高，本事有多大，谁也逃脱不了这“赤条条来光棍逝”的规律。叶挺这首看来不起眼的打油诗，实际上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节操。
叶正大懂事后，头脑里一直困扰一个问题，就是爸爸那脱党后流落海外的10年该做何评价。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时，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本人并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担任军事指挥，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于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脱离党组织，在海外流亡了10年，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作为他的长子，在叶正大的心灵深处，不能不画上问号，不能不留下痕迹。
叶挺为什么脱党？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党组织流亡海外的？这是叶正大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提高，他渐渐弄清楚了他父亲脱党流亡海外的原因，那是由于两种压力造成的：一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党内受到了清算，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叶挺“消极”，要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实，广东省委的这个结论和处分是错误的。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叶挺预料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难免遭到失败。但当党组织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要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他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秘密从香港潜回广州。起义开始后，他沉着地指挥战斗，很快地攻占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广州外围的反动军队源源不断包围市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叶挺以战略的眼光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那里的农民结合。”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可惜没有被采纳。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牺牲后，起义军在失去了主要领导人，且敌情越来越严重的危急情况下，叶挺与聂荣臻商量，当机立断组织起义军撤出广州，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然而，党内李立三、王明等人却无视叶挺在广州起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把失败的责任全归到他的头上。二是叶挺到莫斯科后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还指责他“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重，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流亡德国。
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叶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曾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我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叶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党组织，流亡国外的。
早在1928年初，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处理李立三对于广州起义问题的错误做法过程中，对叶挺在广州起义期间所表现的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是十分清楚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周恩来对王明一伙仍然丑化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并对叶挺无理打击和诬蔑的错误做法是不同意的；对叶挺被迫离开党到海外流亡十分同情，认为叶挺是无辜的，应该给他伸冤平反。周恩来一直坚持自己这一看法，后来曾一再表示：“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11月间，周恩来从莫斯科经柏林回国途中，在柏林特意会见了叶挺，对叶挺当时的困难处境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还针对叶挺当时存在的消极情绪，语重心长地开导说：“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周恩来的劝导，对叶挺帮助很大，使他很快地振作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方面。他认真学习和掌握新的军事科学知识，密切注意和考察外国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不断提高自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叶挺返回澳门居住，主动向党派来的人员张云逸、潘汉年等汇报自己的情况，表示自己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愿望。叶挺还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拉拢，坚持崇高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德，不为威逼利诱所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叶挺离开澳门前往上海等地，与正在上海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会面，向他倾诉了自己几年来的心情，表达了自己要求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待与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也应邀讲话，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叶挺参加了创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并率领新四军奋战大江南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毛泽东曾赞誉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蒋介石囚禁。1941年2月12日，叶挺在狱中写信给蒋介石，请求以自己判死刑来换取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信中说：“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蒋介石对叶挺的请求不予理会。
一年后，即1942年5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叶挺。现将叶挺亲自追记的谈话记录摘抄如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蒋）：步入客厅频点头。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座毕。
甲：身体还好？
乙（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对xxx（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孝经》上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xx（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
乙：如果这样说，xxx（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xx（共产）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xx（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回来后还同郭忏谈话一小时。最后结束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蒋介石仍不死心，一再指示顾祝同等要继续对叶挺玩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并要顾祝同向叶挺着重转达蒋是如何“重视”叶挺的，只要答应投降归顺过来，就可以得到“重用”，并以“要职”相委。顾祝同再找叶挺说了“委座”如何“关心”和“重视”他，还要委任他要职，务希叶挺能领会“委座”的厚望，等等。但叶挺丝毫不为所动。
不久，顾祝同又串同了黄百韬、茅迺功等人，把叶挺从李村监狱接出来，继续对叶挺进行诱骗，妄图迫使他就范。
顾祝同说：“希望你不要太固执，不要辜负‘委座’对你的‘关心’与‘厚望’。你只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皖南事变不关政府的事，而是共产党挑起来的，便可以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此没有责任。这样，你便可以恢复自由，‘委座’就会委任你当我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想当司令长官都可以。你何乐而不为呢？”
在叶挺被囚禁的5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对叶挺的劝降屡遭拒绝后，蒋介石并不死心，费尽心机，不断派人劝说，想以高官厚禄诱使叶挺变节，结果都枉费心机。
当时，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与叶挺是北伐时的老同事，原来两人私交较好。1943年春，陈诚奉命去看叶挺，想用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位，劝诱叶挺就范，不但遭到叶挺严辞拒绝，并还义正辞严地要国民党依法惩办围攻新四军的策划者。叶挺一再质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新四军？”“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囚禁起来？”间得陈诚无话可说。
后来，在恩施陈诚的公馆里，陈诚再次提出要叶挺就任他的副司令长官。叶挺愤怒地说：“要我做什么副长官，除非你的蒋老板下台，让共产党领导！” 并一把把桌子揭翻。
更可笑的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还去看叶挺。叶挺故意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葵扇纳凉，对戴笠爱理不理，弄得戴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溜走。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一再交涉，并提出要将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放回作为交换叶挺的条件，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释放叶挺。
周恩来把这个喜讯带回延安，并考虑到叶挺很想念自己的孩子们，就安排小扬眉去重庆接父亲，正明、华明在延安等待迎接。
叶挺获释后，夫人也从广州赶到重庆。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叶挺的夫人和小女儿一同乘飞机回延安，不幸中途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听到噩耗，叶挺的孩子们真是悲痛欲绝，从此父母双亡、小妹夭折，他们活下来的兄弟都成了孤儿。
第38章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陈然
1923年，陈然出生于河北香河。1938年夏在宜昌参加抗战剧团。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重庆，后因剧团解散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曾创办进步刊物《仿徨》。1947年12月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负责出版印刷《挺进报》。
1947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一份秘密的油印刊物——《挺进报》。这份小报是给地下党员、地下社团和进步人士看的。这张小报由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领导，下面有三个工作同志：一个负责收听、记录新华社广播，一个负责刻写蜡纸，一个负责油印。
负责油印工作的就是陈然。他当时在一家工厂任代理厂长，社会条件好，真实身份不容易暴露，因此党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
陈然白天在工厂是厂长，晚上就成了一个油印工人。他从未油印过报纸，同时他又有着厂长身份，在那个时代是不便公开向人请教的，只好暗地偷偷学习这门技术。
第一次接受任务后，他想尽快把小报印好，让同志们早日看到《挺进报》，抽出蜡纸铺平了就开印，印了许多张后才发现，印的字全是反的。原来，他不懂，蜡纸正着铺上油印机，印出来的字才是正的。
一次不行，就再干嘛！他毫不灰心，刻苦钻研，认真、积极地执行着党的任务。开头，一张蜡纸只能印35份；几个月后，他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进，一张蜡纸可印到两千几百份了。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足，便又偷偷地学着刻写蜡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然经过刻苦练习，练出了一手仿宋体。有一天，他把一张用工整的仿宋体刻的蜡纸送到市委负责同志面前，提出了新的请求：要求市委允许他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任务——又刻蜡版又印刷。
市委同志考虑到，陈然同志担任的油印任务已经够累了，一周有两三个晚上通夜不能休息，白天又要上班当厂长，如果再加上刻写蜡版，人是难以吃得消的，就没有同意。
陈然急了，用手拍着胸脯说：“我才25岁，身体很结实，一定能干得了，”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样做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节约一个人，这个同志可以为党做别的工作；第二，可以加快小报的出版时间，简化中间环节，也减少暴露危险。”
那时，正是敌人严密追捕、企图破获《挺进报》的时候。陈然正是根据这实际情况，才刻苦练习刻蜡版的。市委领导望着这个为了党的事业不知疲倦的年轻人，终于微笑着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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