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 父辈的追寻
第一篇 父辈的追寻不能忘
引 言
第01章 共产主义理想
第02章 缔造工农武装
第03章 长征世纪丰碑
第04章 人民当家兴邦
第二篇 儿女眼中的父辈
引 言
第05章 李大钊的一家
第06章 陈独秀父子间
第07章 毛泽东的儿女们
第08章 刘少奇的舔犊之情
第09章 任弼时、陈琮英和他们的孩子
第10章 面对革命和儿子的刘伯坚
第11章 张浩一家人
第12章 董老父女间
第13章 革命妈妈——曾志
第14章 巾帼英雄——张琴秋
第15章 外交家夫人朱霖和子女
第三篇 阶级斗争舍生
引 言
第16章 “二七”死难烈士的光辉代表——林祥谦
第17章 《墓畔哀歌》祭——君宇
第18章 尽善尽美惟解放的——王烬美
第19章 燃烧自己照亮长夜的——萧楚女
第20章 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
第21章 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周文雍
第22章 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
第23章 立志创造新社会的——刘绍男
第24章 誓为人民灭虎狼的——贺锦斋
第25章 再世当为天下雄的——熊亨瀚
第26章 但愿工农万万岁的——彭湃
第27章 历史的长子——殷夫
第28章 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恽代英
第29章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第30章 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第31章 勇猛的奋斗者——邓中夏
第32章 风雨登轮出国门的——何叔衡
第33章 孤身入虎穴的——钱壮飞
第34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瞿秋白
第35章 以“两条半枪”起家的——方志敏
第36章 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王若飞
第37章 在烈火中永生的——叶挺
第38章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陈然
第四篇 民族斗争取义
引 言
第39章 民族英魂永不灭的——杨靖宇将军
第40章 尽忠报国的——张自忠将军
第41章 千古美名留的——戴安澜将军
第42章 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左权将军
第五篇 路线斗争求真
引 言
第43章 在时代中求真和追寻的——朱德
第44章 愿把身躯易梦真的——续范亭
第45章 在不屈中求真和追寻的——彭德怀
第46章 在无悔中求真和追寻的——陈毅
第47章 在永恒中求真和追寻的——周恩来
第48章 终生追寻和不尽烦恼的——毛泽东
尾声
第一部 父辈的追寻
第一篇 父辈的追寻不能忘
引 言
太空星辰有明暗，大地儿女分愚贤；
自古将相本无种，人生血脉总相连。
历史造就人才，鲜血凝成丰碑。古老而文明的中国，人杰地灵、英雄辈出。20世纪的华夏大地，又出现了一批超越前贤先哲的伟大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张太雷、陈潭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罗亦农、郭亮、赵世炎、朱德、刘伯坚、任弼时、邓小平……他们探寻改造社会的“本源”，研究宇宙万物之真理，领导工人斗争，发起农民运动，缔造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带领龙凤传人，历尽千难万险，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江山。他们是领袖，是向导，是伟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百姓，是平民，是凡人。他们获得过伟大的胜利，立过不朽的功勋，受到过无限的崇敬和颂扬；他们也遭受过挫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不管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永远是高高悬挂在蓝天上的明星，在苍穹闪烁的星座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光辉，普照着中华大地，也普照着自己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不是凭父母铺设，而是靠自己走。伟人的子女并不是天生的将门虎子，他们中有成才者，也有凡夫俗子，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将这些真人真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修饰、不美化、不拔高，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这一个个平凡的形象，默默奉献的品格，对于那些追求权力和享受、计较个人功利和得失、完全忘掉为人民服务的人来说，是一面对照自己、认真反思的镜子，是一只召唤和震撼共产党员灵魂的号角。对那种“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宠儿，红色贵族，特权阶层”的说法，应该认真地剖析。据说一个孩子幼年时的印象和生活体验，都近乎于潜意识，在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我们不妄加评论。但任何成熟的精神意识，都必须以前人的精神成就为基础。后辈人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先辈传给他们的精神为前提的。
敌人极端残暴、极端凶恶，对革命先驱者施行野蛮的镇压、逮捕、监禁、刑罚、屠杀……李大钊在敌人绞架面前，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然后从容就义；蔡和森被摊开四肢，钉在壁上活活打死，没有喊叫一声；彭湃在临刑时态度自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瞿秋白临刑时对国民党监刑官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刘伯坚在临刑时向敌人要来纸笔，在写给兄嫂的遗书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
父辈们面对敌人冒烟的枪口、带血的刺刀，在倒下之前，胸中仍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但去的，是这样从容地去了；留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父辈们用这种为民族大业不惜血洒疆场，无私无畏，甘愿奉献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篇章，给子女们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影响。
历史同现实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现实是由历史演进而来的。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领域，历史积淀的重量和影响更加显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正视，而不能回避。但这绝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而是说历史给了革命先驱的后代一个特定的环境，提供了成才的良好条件。究竟能不能成才，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后天的努力。本书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家庭影响、早期教育和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密切相关的。
陈延年、李葆华、毛岸英、刘允斌、叶选平、刘虎生、叶正大、罗西北、朱敏、彭士禄、任远志、聂力、苏河清、瞿独伊……这些先驱者的后代大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降生人世后，又多数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当过放牛娃、童养媳；有的童年、少年时和母亲一起坐过监狱；有的出生在监狱里、战场上、长征路上、驴圈里……还有很多孩子丢失了、夭折了……所以，革命前辈们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代人的牺牲，原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我们断不许我们自己的孩子，再遭受敌人的损害！为了民族的命脉，我们应立即实行保护与培养中华民族的继起主人。”
为了“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为民族造就人才”，共产国际在苏联，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在解放区，创办了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托儿所和学校。这在当时绝不是“特殊化”的表现，而是振兴民族、富强祖国的长远大计。
儿童，是革命的后代，民族的未来。没有后备力量的民族，从来都是没有明天、没有希望的民族。为此，党把一些烈士遗孤、干部子女，先后送往莫斯科、延安、北京生活、学习。他们穿的是统一的服装，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食堂；实行养教结合、教导合一；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活动和劳动；把教学、训导、保育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孩子们在学习、生活中能亲身体会到他们有幸到革命大家庭来，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牢记自己的责任：国家的一切耻辱，将来要靠他们去洗雪。民族盛衰的重任，将来要由他们去承担。他们除了年龄不同外，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受着同样的教育。他们没有家的概念，很多孩子不知道父母是谁，更不知自己是所谓的“高干子女”。
“劳动光荣”“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平等”的训导，使他们从小就自己动手开荒、种菜、纺线……
“追求理想、美好社会宏旨”的教育，营造出他们强烈的向善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愫。
“求真务实，勤劳俭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正道直行”的传统美德的发扬和“崇尚气节，道义至上，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的继承，使他们对特权阶层及其子弟始终怀有抵触心理和嘲讽批判的态度。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高干子女”大都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父母身边。于是，自己又程度不同地分享了家庭的特权地位和待遇，和其他享受特权的子女一起受到来自百姓的批评和反感，甚至海内外还流传着什么“中共太子党”……但他们却丢不掉来自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形成了自己看不起享受特权的干部子女，又被别人把自己当作享受特权的干部子女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古往今来，人自认为最了解自己。然而，无数事实证明，人是最难了解自己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认识你自己吧！”这些中外古今的名言，激励着他们去追寻人生的真谛。
人生，就是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人的生活都是在不断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自身的矛盾中度过的。“是人民把我养大的”， “我是人民的儿女”， “人人平等”的早期意识，仍然是他们头脑中最经得起风浪的、坚定不移的追求。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可以让人们去自由地发表意见、评头论足。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经受了怎样的内心痛苦？刘伯坚临刑时，怀着何等复杂的感情？朱德得知女儿失踪后，又是如何的默默不语？……父辈们，也曾经受过强烈的感情撞击！
彭士禄的父母被敌人杀害后，人民群众为了保护这个革命后代，先后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山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做他的“爹妈”，有两位“妈妈”为他一起坐牢。农民妇女丘满菊为了抚养烈士遗孤刘伯坚的儿子，在两个婴儿中只能选择留下一个的时候，她毅然把亲生骨肉送了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发仔阿妈、满姑阿妈为了抚养林伯渠、邓子恢留下的儿子，忍饥挨俄、舍生忘死整整苦熬15年……人民，也曾付出了巨大牺牲！
毛岸英为了祖国的安宁参加抗美援朝，壮烈地牺牲在异国他乡；刘允斌为了祖国的富强，割舍了爱妻和儿女毅然回到了祖国，献身于祖国的原子能享业；罗西北、崔军、贺毅为了祖国的水电事业，陈祖涛为了祖国的汽车制造事业，任湘为了开发祖国的矿藏……耗尽了他们终生的年华；彭士禄为了打破外国对我国高科技封锁，克服重重困难，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叶正大组织、领导科技人员，成功地研制、装备了我空军第一架歼击机；林苏生、邓瑞生为了报答养教他们的人民，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了养教他们的土地……他们没有忘本，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同的担子，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却以同样的爱心，同样的赤诚，换得了生养他们的人民的信赖。
人生在世，不在于活得长久，重要的是对人民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凡是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都是闪烁在太空中的星辰，虽然他们的光亮有所差别，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历史的进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在历史中活动的人，也不再是个简单的符号。再不要人为地划分人的贵贱和宠辱了！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尽管它有时会被时间的尘埃所蒙住。当我们重新唤回这一永久的记忆时，我们应当理智起来：不谋私利，不拘私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革命先驱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舍身忘家，做出了那么多牺牲，谁又以此为资本为自己的子女谋取了私利呢？毛泽东曾反复说过：“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当了官，沽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这既是对儿女们血的昭示，也是对迷惘人中肯的提醒。
先驱的后代是不会忘记这一教导的。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前人不曾经历，后人不能看到的时代；一个充满追求希望、艰苦拼搏的时代；一个经受了血与火严峻考验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大多数没有父辈的丰功伟绩，没有父辈的高官显位，没有父辈胸前那么多军功章、鲜花、掌声。但他们血管里涌流着父辈的血液，灵魂里蕴藏着父辈们造就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写下了他们自己的一页。他们，也像父辈一样，不管世人如何扬抑、褒贬，他们在自己的星座里，永远闪耀着自己的光辉。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淡漠了理想，连“共产主义”嘴上说得也少了，书刊、报纸上更是见得不多了。但是，她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确实红火了一阵。那时候，“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是一个词儿，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父辈——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通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开创了一条通向民族繁荣昌盛、祖国独立富强的革命之路。
不知从哪年始，人们忘却了追求：“只要祖国需要，我将挺身而出！”这是当年的革命后代，从懂事起就立志要用行动去实践的终生信念。革命导师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代的年轻人，了解列宁其人的不多，知道这句名言者恐怕就更少了。面对父辈们如歌的业绩，我们深感羞愧与惶恐。那并不遥远的过去，更映照出今日的不肖。为了告慰父辈们未酬的壮志，为了召唤我辈流浪的心灵，为了民族灿烂的明天，我们应该重温这永远不该忘记的革命现代史。
第01章 共产主义理想
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人中国后不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得到初步传播。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成长壮大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发生的。
△李大钊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沱村，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1916年春，在神田酒家风雨楼聚会为一位即将返国的朋友饯别，席间写下了互勉的赠别诗：“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当时，国内袁世凯已窃国称帝，各地讨袁风起，李大钊借“风雨”一词，既勉励朋友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又预示封建复辟势力终将被革命的急风暴雨所摧垮，抒发了革命必胜的豪迈激情。
这年夏天，李大钊归国后，即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够救中国。
△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我国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人物。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9年5月4日，从北京大学红楼中涌现出一批手持小纸旗、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学生。他们与其他12所学校的学生会聚到天安门，又在街上游行示威。这一运动从规模看，只有3000余人自发参加，口号是反对北洋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却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跨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成为新时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后来曾说过：“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从广义上讲，应包括此前已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随后开展的工人、市民的声援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与迷信宣战，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能由民主主义进一步走向共产主义，随后又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发起者。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表面上被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道合者研究商量，决定送陈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为确保其安全，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
1920年2月旧历年关时，李大钊化装成车夫，用马车直送陈独秀到天津码头。在路上李大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建立共产主义政党问题。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筹备。
陈独秀到上海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陈独秀来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叫“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同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时，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经过交谈，就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为正在筹划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共产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当时的青年曾经在两人的照片后面题写这样的诗句：“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黑夜 吾辈仰承”。
△毛泽东
早在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字润之）来到北大红楼图书馆，想找份工作。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农民之家，后曾身历农、兵、学三界。毛泽东少年读私塾，16岁人新式的东山小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人湖南新军当兵半年，退伍人长沙师范学校。
李大钊听毛泽东言谈，感到此青年见识很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在此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当时月薪200多块大洋的教授们，谁有心思和时间听一个月薪8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接待了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登门请教，经过几次畅谈，深感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志向见解非同常人，并将他介绍给了胡适等名师。
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的学习条件，开阔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
△共产党小组
1920年5月在上海，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人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由李达代理小组书记；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组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在湖北从事武汉地区的建党活动；王烬美与邓恩铭等在济南从事党的筹建工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参与党的筹建工作。此外，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在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中，也在从事建党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发起组很快与北京的李大钊和已去广州的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小组随即通知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两名出席会议。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住宅里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地和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12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也列席了大会。
在这12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10名在30岁以下，惟有和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已45岁，他年长武汉代表董必武10岁。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熹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时被密探发现，即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当时因党员只有53名，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总书记。
“一大”时，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陈独秀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总书记。
△何叔衡
何叔衡，是当年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中年龄最大的。他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1909年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3年进人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翌年合并人第一师范）当新生。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他又是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因他处事老练，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湖南，是革命的发祥地。革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革命者是幸福的，无论在哪个时代，从亘古的大地到苍凉的宇宙间，总会有一种平凡的声音，荡气回肠。有一些平凡人，奋斗不息；历史记录了这些平凡的、从平凡中涌现出来的不平凡的人及他们所做的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事。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中，除了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外，李达、林伯渠、邓中夏、蔡和森等也都是湖南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中，就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湖南人。湖南籍的革命先驱还有：郭亮、罗亦农、李立三、徐特立、段德昌、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谭震林、陶铸、谢觉哉、毛泽民、蔡协民、左权、耿脱、黄公略、江华、李卓然、滕代远、伍中豪等；我军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三位是湖南人；十个大将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六位是湖南人；上将中有邓华、李涛、王震、萧克、甘泗淇、杨勇、李志民、唐亮、彭绍辉、杨得志、朱良才、宋任穷、苏振华等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第一个女将军李贞也都是湖南人。彭德怀、罗亦农、彭绍辉等，还都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历史给了这些平凡人机遇，时势将这些平凡人造就成了英雄。
△董必武
董必武，是党的“一大”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的第二个年长者。他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和军政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人日本大学读法律，并加人了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在日留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在董老的家乡黄安，就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200多位军级干部；我军首次授衔就授了50多位将军，如陈锡联、韩先楚、郭天民、周纯全、王建安、谢富治、胡奇才、秦基伟、徐深吉、李天焕、吴先恩、刘昌毅等。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过英雄们反过来也可以推进时势的前进。不管是湖南还是湖北的黄安，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黄安，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近代为多战之地，民风勇悍。这些革命前辈从小就受到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既看到周围贫苦之状，又能到武汉等地上学接触到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多萌发出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
董老等出外求学有成后，马上为故乡兴办学堂，培养出家乡第一批共产党人，并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促使了民众精神面貌的巨变。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曾将黄安称为“红安”，解放后又正式定名为红安县。
红安，是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五师的诞生地。只有这样的坚实基础，才能在一个县里造就出两位国家主席，上百名将军。在这些辉煌的数字下，奠基的是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先后共有12万军民英勇牺牲。从1927年黄安、麻城暴动至1949年最后解放，大别山上战斗红旗长达22年不倒。
讲起艰难的中国革命，人民都不会忘记从湖南出来的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同时人们也不能忘记董必武的家乡——以黄麻为起点的大别山！
△陈潭秋
与董必武同为武汉代表的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祖父中过举人，是当地名流，父亲家道中落，还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学堂。他在中学、大学期间酷爱文学，精通英语，同时也是校内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董必武介绍，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1920年秋协助董必武发起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达
上海代表李达，1890年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1913年、1917年两次赴日留学，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发起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共产党》理论月刊和《新时代》杂志。他是共产党的哲学家，也是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林伯渠
林伯渠，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县。幼年读私塾，1902年人常德西路师范，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送到日本公费留学，常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交往并加人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二次赴日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并接受了马列主义。1920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随后，他按照李大钊意见，安排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会见，商讨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问题。
△王烬美
当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代革命精英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王烬美是其中一个出身比较特殊的人。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家境较好，只有王烬美出身贫寒。他在农村为地主当过佃农，这样贫苦的青年，能走上求学道路，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在当时社会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王烬美的出现，既是由于个人非常的勤奋，也是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所促成的。他于1922年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当时的苏俄正值战乱后的全国饥荒，他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看到，列宁办公室的抽屉里留着半块掺着糠菜的低劣“黑列巴”（面包）。原来这位领袖也与人民吃同样的伙食，吃到一半遇事外出时还珍藏下另一半等回来再吃。王烬美由此深受感动，回到宾馆后看到餐桌上专供外宾的白面包和肉食，他号召身边的同志一起提出应与苏俄人民吃同样的伙食。对此，外宾接待部门坚决不同意，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王烬美等人却坚持拒绝享受这种待遇。负责招待的人便说这些食物不能退回，若实在不肯吃便请转送幼儿园或医院。于是，他们便一起商定将客饭转送幼儿园。此后，他们几个月一直吃粗食，不仅心里很愉快，还感到与人民同甘苦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表现。
△周恩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据说与鲁迅（周树人）是本家。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著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人南开大学文科。五四运动中，他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8月（暑假），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率领天津觉悟社一行二十余人来到北京，他们访问了北京大学、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他团体，倡议各方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改造旧中国。
早期共产主义者人数不多，但工作卓有成效，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他们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以及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有组织地深人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培养党的后备力量。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的，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近乎于边干边学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一大”后，李达分工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主编《新时代》杂志，他是中共党内最早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规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心工作是从事工人运动。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日文词，后译为工会联合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其总负责人为邓中夏等。
△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中过举人，当过县长。1917年邓中夏随父人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内他最崇拜李大钊和陈独秀，并在两人影响下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是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随后前往长沙，联络已返湘的毛泽东，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1920年10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建党后，他投身工人运动，在长辛店、上海和广东省港大罢工中威名远扬。
1922年，邓中夏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自1922年1月起至1923年2月止，中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罢工斗争达100次以上，参加的工人达30余万人。
毛泽东、何叔衡“一大”后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革命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了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夏明瀚是该校第一个自修生。后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并将党的重要骨干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郭亮等，分派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湖南常宁的水口山铅矿、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和手工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
△刘少奇
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略有些田产的农家。他刚人玉潭高小时，穿的是乡下的大襟衣衫，被大家喊作“乡里伢子”。因他文章写得好，考试又常得头名，哪个还敢小看他！因他书读得多，早在乡下就有“刘九书柜”的绰号。他起初的名字叫卫璜，上高小后又改为卫黄，意思是“卫我炎黄子孙”。在他的床头，刻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篆字，是他“一日三省吾身”的座右铭。毕业那年，他被全县小学生公推为首领，在宁乡闹起了“反袁驱汤”运动。他对素有“汤屠夫”之称的湖南督军汤萝铭毫不畏惧，每次游行示威，总是走在最前列。1920年秋，他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时，加人了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在湘的新民学会会员，团结湖南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刘少奇决定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赴莫斯科进人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1年冬，刘少奇在苏俄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他提前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相识，随即被派往安源路矿与李立三会合，参加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
△李立三
李立三，1899年出生于湖南酸陵县一个私塾教员之家。1915年在长沙求学时，在报上看到第一师范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名字按繁体字书写共28画）的征文启事，马上前去相会，从此结识了毛泽东。后来，他跑到湘军当了兵。师长程潜因与其父亲同乡并是师兄弟，赠钱让他到北京读书。到京后他又报考了赴法勤工俭学班，于1920年初到法国，干上了别人不愿干的炉前翻砂工。1921年末回国后来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书记正是当初寻友时结识的润之兄。毛泽东介绍他到安源煤矿从事工运，他到安源后即下矿井、走工棚，很快拉起一支工人队伍，成为安源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
党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也注意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1年5月间，共产主义者彭湃在他的故乡海丰组织农民，于1922年成立了农会，对地主进行了减租斗争。农民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的终止，由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的农民运动的崛起。“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彭湃
彭湃，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在自述其家况时说：“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拥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他先在家乡读小学，又到海丰城和广州上中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科，在那里接触到马列著作，受到启发，因组织爱国学生活动一度被捕。1921年，他回国后即在广州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到县里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后就组织学生五一劳动节游行，使海丰官绅大感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指派王烬美、邓恩铭、瞿秋白等参加。这次大会在列宁领导下，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 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
同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举行。李达、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名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代表全国党员123人。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出自李达之手。大会还在宣言中明确了党的性质和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次大会的12名代表中，蔡和森、向警予是一对夫妻。
△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湖南学界名流、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十年的杨昌济教授认为：弟子满三湘，最好的要数毛泽东、蔡和森二人。他说过：“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向警予
向警予是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淑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因与蔡畅是周南女校校友，而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妇女界第一位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部长。
△高君宇
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党的发起人之一高君宇。他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919年五四爱国游行时，他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第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10月，他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骨干和领导。1920年3月，他参加由李大钊指导、由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在北京组建的共产主义小组首批成员，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建党前一年，高君宇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第一任书记。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
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李达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工作。此间，他仍和党内的旧友保持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成立总工会，为了反对军阀的高压政策而爆发了政治大罢工，造成了“二七”惨案。
“二七”运动的深刻教训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在工人运动的低潮中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3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27人）代表党员432人。会议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立场，肯定了孙中山是革命的民主派，应该与之密切合作。讨论中共党员加人孙中山的国民党，用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民主革命联盟，以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
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当时的党内地位曾一度仅次于陈独秀而居二把手。而瞿秋白在“三大”上也被选为党的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1916年底考人北京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听陈独秀等人讲课。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平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翌年，他以特约记者身份到达莫斯科，撰写了许多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1921年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人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此期间，曾两次荣幸地与革命导师列宁见面。回国后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是每省由孙中山指定3人，每省又推举3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并参与领导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
国共合作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中国革命武装，广东政府便着手筹建军官学校，1924年5月间在广州黄埔正式成立，通称“黄埔军校”。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他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后，就组建了由共产党员掌握的第一支部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校长蒋介石）、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长蒋介石），并兼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他根据法、俄革命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许多全新的制度，成为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最早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挥代英、萧楚女、叶剑英等，都先后在黄埔军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学员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这一年，赵世炎由莫斯科回国，应李大钊的要求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并主办北方区委的《政治生活》周刊。
△赵世炎
赵世炎，1901年生于四川酉阳一个有较多田产的工商业主家庭。他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给少年赵世炎以很大影响。他随二哥到北京求学结识了李大钊，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春赴法勤工俭学，曾组织华工斗争并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主持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当选为书记。赵世炎回国后在李大钊身边工作，李大钊多次称赞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在当时的国民党中，本来包含着许多自1911年以来就已经腐化了的反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成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以孙中山、廖仲恺为首的坚持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派，成为国民党左派；还有一些动摇于这两者之间的分子，则是国民党的中间派。
1924年，林伯渠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于同年11月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林伯渠一直跟随左右。张作霖和段棋瑞因为在“反直战争”中表示和孙中山联合，为了欺骗人民，这时也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企图笼络和软化孙中山。
孙中山由于和共产党合作，并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北上宣言”中说：要“推倒军阀”使“曹吴复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主张“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而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
△张太雷
1925年1月，刚回国工作不久的张太雷主持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大”。张太雷，1898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封建世家。1915年考人北京大学法科，后转人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边读书边搞翻译。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代表人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随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来华找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张太雷担任翻译。随后，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初奉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的书记。1921年8月回国后，为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翻译。不久，张太雷陪同马林去会见孙中山，接着又去莫斯科，曾向列宁建议，在远东召开共产党人的大会应突出民族革命的性质，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翌年，他回国参加中共“二大”。1923年春，他受孙中山委派，与蒋介石等五人共同组团到苏联参观。在这次他主持的团的“三大”上，会议决定改团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孙逸仙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逝世。他在临终前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傅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须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这封遗书，充满了对苏联的尊敬和对中、苏两大民族永远合作的愿望。他在遗嘱中还指出：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再度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工人十余名，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苏兆征
1925年5月30日上午，各校学生约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抗议工人被杀，并喊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100 多名学生，在南京路被拘捕。下午，各界群众上万人集结南京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开枪射击，顿时血肉横飞，当场死11人，伤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在上海实行总罢工。
6月19日，在总工会领导下，香港10余万工人开始了大罢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月29日，在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香港罢工工人达25万，并有13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和“臭港”。
7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香港和广州两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建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优秀共产党员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党团书记。罢工一直坚持了16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二十几万工人在严密的组织下行动。设在广州东园的罢工委员会，既指挥着地面武装——工人纠察队，又有水上舰队——工人缉私队，还有负责罢工工人吃饭的财政部，并且发行报纸《工人之路》，俨然一个政府的样子。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恰恰从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省港罢工起建立了雏形。也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坚持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直到1926年10月，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经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郑重讨论后才决定结束罢工。
△叶挺
1925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三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
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1912年考人广东陆军小学，五年间升到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1917年回广东参加粤军，1922年任孙中山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派他去苏联学习，先人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影响。第二年又与聂荣臻等人进人军事院校，在学习期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聂荣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1917年在江津中学接触到《新青年》等杂志，曾与同学相约“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1921年初赴法勤工俭学，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1922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赴莫斯科人东方大学学习，后与叶挺等人被秘密送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的宝贵军事人才之一。1925年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负责传达党的指示和调配干部工作。
△北伐战争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58人。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革命势力支持下，通过决议，主张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并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抗议日本出兵、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决议案。在大会选举的36 名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挥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7人。毛泽东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未到任）、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由其一人“统一军令政令”。
北伐军总共8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均先后分三路向北进攻。北伐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两湖人民给以“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以团长职务被国民党政府破格提为少将。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第六军中有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与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由于林伯渠既是国民党元老，深受孙中山信任，又是共产党元老李大钊的挚友，这种特殊身份在推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北伐不到半年就占据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势力。
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6年10月到第二年3月，在上海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直接指挥下，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按计划向各敌人据点攻击，最后占领上海北站。上海解放了，红旗招展，劳动者欢呼喧腾于街道上。此时，白崇禧率所部北伐军开进上海。
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起义队伍占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连夜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大规模的屠杀。12日晨1时，先指使青红帮流氓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各处袭击工人纠察队，然后责令军队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武装纠察队枪械。上海2700名工人武装就这样被解除了。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多人，受伤近20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被占领。
4月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召开群众大会，向部队请愿：要求发还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罪魁祸首……部队用机关枪向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从12日至15日，工人被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5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工人爱戴的领导者、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春华等，先后牺牲。
4月15日，蒋介石密令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山东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在广州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2100余人，杀害了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使奉系军阀“欢欣鼓舞”。于是，张作霖在北方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第02章 缔造工农武装
蒋介石联合桂系军阀以“清党”为名，开始了反共大屠杀。此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宣布“反共”。国共由合作转为破裂和内战，是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局。
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张太雷等五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李立三首先提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设想。周恩来为准备起义，组织中共能掌握的两万军队，并担任前委书记；李立三任前委委员兼保卫处长。聂荣臻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为起义的核心力量。
由于武汉国民党政府加紧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被调离湖北，赴江西任省委书记，他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秘密进行各项准备，积极配合南昌起义。
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一位50岁的老人——徐特立，却在这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愤于清政府卖国，竟在演讲时用莱刀砍断自己的手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他42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徐特立在湖南任教20年，爱学生如子。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订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田汉人学时买不起蚊帐，他便买了一顶相送。他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毛泽东说：“当时我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徐老人党后即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师党代表。
在大革命失败形势十分危机之际，还有两位有志青年加人了共产党。一位是蒋介石看不上眼的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另一位是我国惟一的政治元帅罗荣桓。
△徐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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