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兴，
万家好。
彭湃用歌谣揭穿地主阶级的阴谋，教育农民认识到要过好生活，只有打垮地主阶级才有可能。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中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领导组织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同年12月广州起义时，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
1928年春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和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扩大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重兵围剿，斗争失利。7月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递增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同杨殷等五位同志在上海新阐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突然被闯进来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陆丰作战又借故逃离的原红四师的团长白鑫，这个黄埔生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加之贪图富贵，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就向过去的校长蒋介石写密信，报告了军委碰头会的时间地点。正巧周恩来当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彭湃被押到上海市公安局，他大义凛然地对审问者厉声说：“似你们这般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们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彭湃和其他四人。临刑前，彭湃踢翻了狱警端来的“送终餐”。他正气凛然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革命万岁！”
1930年后，为纪念彭湃、杨殷同志，各地红军成立的红军学校，多命名为彭（湃）杨（殷）军政学校。
第27章 历史的长子——殷夫
1909年，殷夫出生于浙江象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太阳社。后参加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从事革命诗歌创作和其他革命活动，是无产阶级的优秀诗人，在进步刊物《奔流》、《列宁青年》上发表不少革命诗歌。
1929年4月12日，他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和他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他的《别了，哥哥》的诗，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诗中的哥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名高级将领。《别了，哥哥》这首诗的副标题是“算作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 全文如下：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路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统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业，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粘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避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1929年11月，他先后又发表了《血字》、《让死的死去吧！》两首用他的热血写成的诗，当时，在革命青年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就是现在读来，也催人奋起！
《血字》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影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四年的血液润饰够了，
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
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
这个日子应该即刻消毁！
《让死的死去吧！》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的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的手！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走去吧，
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殷夫在从事革命工作中，曾经几次被捕，遭到反动派的毒打、刑讯、逼供。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巧妙应付。敌人在抓不到证据无可奈何下，只好将他释放。他出狱后，仍继续为革命勤奋工作。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在真实身份暴露后，公开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2月7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是全国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第28章 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我党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最杰出的一位领袖。他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苏武进。在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长于言辞。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长江一带青年运动的先驱。1915年全国反日运动蜂起，正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的恽代英便经常借《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发表抗日与谋中华民族独立思想的文章，并组织团体，出版刊物，对当时中国青年思想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1917年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推进了恽代英同志的思想，他开始不断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由宣传而进一步着手组织工作。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武汉学生举行了空前的救国示威运动，并响应和组织学生发动武汉三镇商人罢市，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出色的一页。
1920年2月，同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它不仅是长江青年运动的核心，也是长江新文化活动的中心。4月到北京结识李大钊、邓中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翻译恩格斯等的著作。
1921年夏，在黄冈林家庄举行受“利群社”影响的各地青年组织联合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长沙主持的“文化书社”亦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组织“共存社”，社章中明确规定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苏俄。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恽代英同志立即加入。“共存社”的大多数社员以及长江上下的许多青年，都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踊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恽代英先后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四川沪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为在四川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1923年夏，恽代英到上海大学执教，并担任建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8月，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学生部主任，创办了《中国青年》。这个刊物是中国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它培养教育了无数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
恽代英既是《中国青年》的主编，又经常为其撰稿。而他的文章说理精辟，才华横溢，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他的言辞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他的名字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成为当时青年最爱戴的领袖之一。
1924年，参加国共合作，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1月，在共青团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派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他在与当时国民党右派的思想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7年1月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常务委员，主持全校工作，被选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工农运动。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独立师党代表，率部粉碎夏斗寅部叛乱。
大革命失败后。同李立三等向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建议举行南昌起义，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南下受挫后赴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任秘书长。起义失败后又到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主编《红旗》杂志。
1928年秋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央干部训练班主任。1930年春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西革命根据地视察工作，热情支持、赞扬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因反对“左”倾错误被调任中共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在组织工人总同盟罢工时，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在被捕时，他机智地抓毁了自己的面容，以至在狱中隐蔽了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
国民党军官中有不少黄埔军校学生，他们根据口音和谈吐，已经识别出了他是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由于他们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很尊重总政治教官的人品，竟互相密誓，绝不泄露。
恽代英在狱中虽饱受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但他仍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他还巧妙地避开看守的监视，组织狱中同志系统地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和党的政策。他通过各种方式教育难友，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用宣传工作去影响某些看守，使他们同情政治犯和共产党员。恽代英还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暗中组织、领导狱友为适当的改善生活而进行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敌人虽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能人在暗中指挥，但就是抓不住把柄。在他刑期即将满时，党组织已暗中设计了他的出狱计划，却被叛徒顾顺章告了秘。
敌人大惊失色，第二天就匆忙将他从监狱中提出，押到操场杀害了。临刑时，恽代英拒不下跪，挺着胸膛屹立在刑场上，双目直视行刑人员，高唱《国际歌》，他那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一下子镇住了敌人。行刑官慌忙下令开枪，执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刑行官不得不下令集体开枪。恽代英怒视着敌人，身中数弹后才倒了下去。
当时，狱中正在开饭，难友们尚未举筷，忽闻枪声，知他们爱戴的代英被害，很多人失声痛哭。难友们放下碗筷，全体就地肃立，进行默哀，并用绝食以示抗议。
恽代英牺牲后，他的遗物中本来有：他在狱中编写的工人课本一册，创作的革命歌曲一首，书写的七言、五言旧体诗各一首。除一首七言旧体诗被难友密藏外，其他都被狱卒抢去焚毁。被难友密藏的那首七言《狱中诗》，后来从狱中传出，留存至今：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代英身在敌人的监狱中，仍在思念着行踪漂泊不定的革命战友，那些献身革命的同志不管是事业还是人生都是不朽的，为了天底下的劳苦大众，他们已经除去个人的忧患，他也和战友们一样，即使被囚禁在敌人的牢狱中，还是保留着革命者的豪情壮志。
第29章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邓恩铭，云南水族人，1901年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堡寨。他的祖上两代行医摆药摊，也佃种部分土地。邓恩铭少年时与其他水家娃子一样赶场、卖水，家中并请先生启蒙读书。12岁时他随家搬人县城，进入六年制新式小学，在留学日本回国的老师启蒙下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崇拜李自成、秋瑾等造反者。1917年，他因家境困难，跋涉万里赴山东投奔做低级官员的叔叔，翌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带着浓重贵州乡音的邓恩铭因带头讲演和组织抵制日货，被山东同学们推举为自治会负责人，并被选为市学生代表去北京、天津联络，就此结识了国内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此后，他与王烬美一起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又赴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邓恩铭是一个20岁的中学生，以活泼好问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末，他又去苏俄参加远东国际会议并参观学习了半年，他是党内极少数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之一。他对那里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豪，是实行的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3/4磅。就此，他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1922年夏天，回国后又去上海参加了党的“二大”，会后受命回山东开展建境和工运工作。当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点燃早期工运烽火之时，邓恩铭也在山东淄博建立起工会，被称为“山东劳动界空前之举”，构成第一次中国职工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他前往山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青岛，创建了党组织并担任书记，以办补习学校等方式在十几万工人中展开工作。1925年，他领导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大罢工，同年又接替重病的王烬美担任了山东区质书记并组织群众性的斗争，反对以“三不知”（不知兵、钱和老婆有多少）著称的“狗肉督军”张宗昌。同年末，他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患有严重的颈淋巴结核并不断溃烂流脓，生命危殆，经地下党和亲友花钱“活动”警方上下，才得以保释。他的叔叔以长辈的权威下命令要求他以后“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悉心养病”。邓恩铭刚能走动，就又到学校、工厂活动，不久返回青岛恢复党的组织。
1927年春，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并应毛泽东之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山东工农运动。会后，他回山东任省委书记。不久，因受一些宗派分子排挤而离职，回到自己最喜爱的青岛任市委书记。他曾长期在那里工作，相貌特征早被警察、侦探掌握，但他仍不顾危险，奔走在工厂和附近矿山。翌年12月，邓恩铭去济南省委机关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邓恩铭掌管过党的许多经费。自己一直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家中多次向他索款，他只是回信说明自己“生性与人不同，最僧恶的是名与利”， “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长期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都穿那一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他又总是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全像是朴实地道的工人。当时山东省委的另一个负责人王复元却私欲膨胀，贪污党的经费，邓恩铭发现后予以严重警告，省委将此人开除出党。不过，邓恩铭对这个腐败分子的警惕性还不够高，未能有效防范他向当局告密。1928年末，王复元出卖了省委机关，邓恩铭因此时正在机关中而被捕。这个叛徒随后还当了捕共队长，总在道口巡查辨认地下党员。翌年8月，王复元被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除奸人员击毙于青岛中山路上。
邓恩铭出生在能歌善舞的水家山乡，从小就爱编山歌，人学后又长于诗词，性格乐观开朗。他从事党的活动10年，三次坐牢，在狱中度过了3年，屡次受酷刑折磨，又患有结核病，始终不屈服，还经常撑着病体组织难友唱歌读书。连关在同牢房的“土匪犯”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甘心听从这个病弱文人的指挥。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时，因济南政权处在更迭混乱之中而未被确定身份。1929年夏，邓恩铭得知接管监狱的国民党政府要清查共产党人，便和狱中党支部其他四人一起领导越狱。他根据难友身体强弱搭配编了三个小队，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锯条等工具，还让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
7月21日正值星期天，看守们多数下班，警戒松懈。利用这一时机，邓恩铭亲自指挥第一队，乘开门的看守不备，突然打倒他并迅速冲出。见狱卒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猛打，在看守们抱头捂眼乱窜时缴下了枪支。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着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和一些人因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头发甚长，未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来人认出他的身份。邓恩铭便慷慨宣传革命主张，在山东军阀韩复榘集体“枪决红匪”时，唱着《国际歌》上了刑场。
第30章 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1898年元月24日，黄公略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塾师家庭，原名黄汉魂。生母是丫头出身的妾。少年时的黄汉魂，性情刚烈，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10岁时入新式小学，接触到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在校内能诗会画，并通过所处的封建家庭看到家庭内部以及社会的压迫及黑暗，好打抱不平。他十三四岁时曾在石桥上遇税警欺负民女，便冲上去将那个家伙推落水里。父亲怕这个小儿子性格太烈会惹是生非，要他学习兵法韬略；他有感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后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建功立业的历史故事，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黄公略，以此来激励自己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
1915年投笔从戎，参加湘军，先后任排长、连长等职。1922年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仍回湘军。1926年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受到嘉奖。同年底进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3月回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开展兵运工作，任随营学校副校长、三团三营营长。7月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正式宣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第四团党代表，后任教导大队队长、第二大队大队长。1929年8月底黄公略与返回湘鄂赣边区的彭德怀会合，任红五军副军长。1930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任军长。在他的率领下，红六军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不断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使原来零星割据的赣西南地区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六军同红四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 ，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的成立，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整编后，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从此，黄公略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率领军队，屡立战功。当时，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被人们并称为“朱毛彭黄”。
此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九江、长沙等大城市，要求“取南昌、攻九江”，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毛泽东奉命率红一军团的主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由闽西出发，进入江西，黄公略则率领红三军留在赣江以西的赣西南红色苏区。看着赣西南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从汀州向长沙的行军途中，挥笔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词中把“赣水那边红一角”即控制湘赣边界南段的黄公略部作为“借重”的“偏师”，表达了毛泽东对黄公略革命功绩的高度评价。
1930年12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取得胜利后，出动1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制定了“放开两厢，诱敌深人，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由于“立三主义”的影响，有些人坚持打南昌，同时由于红一方面军内部对富田肃反问题有意见，当时有人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来挑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大敌当前、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黄公略立即识破了这一挑拨离间的阴谋，他和朱德、彭德怀于12月18日联名发表公开信，严正指出：“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
公开信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这封信旗帜鲜明地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在著名的龙冈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很早就进入阵地。这天龙冈地区细雨浓雾，很适合设伏围击。但等了很久后，仍不见敌人来，战士们求战心切，黄公略却一直沉着冷静。上午9时张辉瓒率部进入龙冈，黄公略果断下令攻击，战斗一直激战到下午6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敌军突围未逞，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被歼灭，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这次巨大胜利，使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大怒。他一方面派何应钦率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20万兵力，发起第二次“围剿”；另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地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妄图诱降黄公略。
蒋介石派人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作为人质，然后在《湖南国民日报》上大造舆论，称：“黄公略既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现在三省大军已布置稳妥，水陆并进，准备一鼓肃清赤匪，你们也应当乘机赶快动作，协同消灭朱毛及其匪部，将功赎罪，以为你们彻底悔悟的证明。”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派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兄长黄牧庄为少将参议，带着蒋和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及1500元银洋潜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信中说什么“学生误入歧途”是“本校长”之过，盼其尽快“率部归正”。
黄公略虽然也惦念妻、母，为革命却决心割爱。他又痛恨大哥甘心为敌充当说客，对自己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进行策反，在军部征询意见时表示“一刀两断，义无反顾”。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把这一情况电告了毛泽东和朱德。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对黄公略的革命坚定性深信不疑，他回电说，这个问题由黄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公略得知后，立即给毛泽东回电：“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采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牧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牧庄处以死刑，将黄牧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根据黄公略的意见，黄牧庄被处以死刑。他处死大哥这一极端手段，今天的人看来可能难以理解，然而在那个残酷的阶级战争、到处悬挂革命者首级的年代，也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千年的旧社会中，封建家庭恰恰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层细胞，投身社会革命的人往往都要先进行家庭革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在于始终把坚持革命原则放在亲情之上。
事后，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数千名群众，在江西吉安青塘召开了军民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黄公略大义灭亲的革命坚定性，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黄公略学习，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公略率红三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坚持就地诱敌深入。5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在东固山区消灭来犯的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在15日当晚赶到了准备正面进击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了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天拂晓毛泽东亲自登上了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进到中洞南侧的红三军主力，待公秉藩部的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仿佛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使公秉藩部顿时陷人混乱，激战到下午5时，将该师大部歼灭。红三军乘胜追击，当晚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场战斗首战告捷，此后红军连续作战，又打了四次胜仗，从而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是三战三捷，立下赫赫战功。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奉命向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转移。9月15日，当部队行军至东固六渡坳时，遭致敌机袭击，黄公略本来已经在路旁沟里躲好，因一个参谋跑来报告七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便跳起来跑到路上指挥后面的指战员赶快隐蔽，结果被低空盘旋的敌机扫射击中腹部，因失血过多于当晚7时许牺牲。
噩耗传开，革命根据地军民无比哀痛。第二天下午4时，在江西兴国的莲塘村，毛泽东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黄公略告别。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艳的红旗，正中间松柏树枝簇拥着黄公略的遗像，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题写的挽联，对黄公略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纪念黄公略，在以吉安、吉水两县为主的红色区域，成立公略县；毛泽覃担任了公略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并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1932年春，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东固渡坳和瑞金的叶坪修建了公略亭，以作永久纪念。
第31章 勇猛的奋斗者——邓中夏
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入私塾读古书，后入县办小学、衡阳中学，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他很快就成了杨昌济老师欣赏的学生。到杨昌济老师家请教时，结识了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并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917年邓中夏随父入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内，他最崇拜李大钊、陈独秀，并在两人影响下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时，邓中夏是主要组织者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随后他又前往长沙，联络已返湘的毛泽东，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他还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1920年末，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曾参加领导开滦煤矿、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中共二大、三大、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1923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务长。
1924年10月14日，他在上海写了一首《送李启汉同志赴口口》的诗：
去罢！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中间去。
战士呀！去吧！
其含义是：李启汉是他的湖南同乡，又是革命战友，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春在上海小沙渡办过“劳动半日学校”。1922年6月1日，因领导浦东纱厂和上海邮局工人罢工，被帝国主义的上海巡捕房逮捕；9月间，又被引渡给上海的军阀机关― 护军使署押人大牢中，直到1924年10月13日始被释放。邓中夏得知战友出狱，欣然命笔，他以革命家的伟大胸怀，用豪迈的战斗激情，来鼓励赴难荣归的战友。
1925年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赴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20多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们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央秘书长，参与决策和举行南昌起义。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总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1928年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 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秋回国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同贺龙率部渡江南下作战和转战鄂西北。
1931年秋因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几个月不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来维持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对党毫无怨言。
1932年调回上海，任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被关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后，中央党部特派大员到上海来，花了十几万现大洋买通法租界上下，将邓中夏引渡到南京，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国民党上层派中央委员轮流来看他，以企图规劝他投降。
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竟无耻地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你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可现在还要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连我们都为您鸣不平。中共现在已经不是政党了，已退化成打家劫舍的盗匪，愈来愈不像话，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像您这样受人尊敬的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还要为这样的组织牺牲呢……”
邓中夏很从容地打断了他的话，平静地对他说：“那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了杨梅大疮到了晚期毫无可救的人，是否还有权去讥笑那些偶感风寒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有很强的自信心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敢于揭发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并有能力加以改正。我们懂得有错就改，我们的错误较之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短期的。而你们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称自己是当世的理论家，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他与邓中夏整整理论了三个小时，最后邓中夏问他：“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说的，我仍然洗耳恭听！”那个所谓的理论家理屈词穷，可怜巴巴地强笑着说“钦佩得很！钦佩得很！”
邓中夏仍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还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出席，我嘛，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
“这个，这个，我只能转达，转达！”那个中央委员早已没有了理论家的派头，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起来。
邓中夏轻蔑地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办！”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与政治影响。
在敌宪兵司令部里，军法官们还要作一次形式上的审判。在敌人秘密的军事法庭上，邓中夏一针见血地说：“法官们，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样没有观众的戏演给谁看呢？反正你们会造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了，何必做这些脱了裤子放屁的事呢？你们不需要白费苦心去做文章，就邓中夏三个字，按照你们的蒋总司令的法律，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邓中夏在坐牢的日子里，从未闲着，他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那时敌人常利用特务或叛徒，伪装成犯人在号子里侦察被难者的言行。当新的被难者进入号子时，邓中夏利用各种方法，很巧妙地而且是很快地就了解到了那个人的情况，知道他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后，便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问你。有法官还有穿着犯人外衣又为法官效力的他们（他暗指着特务和叛徒说）会问你。我嘛，是共产党。但你看我一点也不像国民党说的是青面撩牙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在这里要小心上当。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10月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当雄鸡高唱之时，邓中夏被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从看守所里押了出来。法官告诉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要悔过还来得及！”
“我一生中行得正、坐得直，从没有要悔过的事。我要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不愿再费口舌对牛弹琴了。”邓中夏语气斩钉截铁。
当法官第二次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时，邓中夏没有理睬，一个宪兵抓着他的胳膊大声重复法官的话。邓中夏瞅了一眼面前的宪兵，开了口：“对你们当兵的人，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为人民谋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
“死到临头，还要宣传赤化！”法官十分气恼，大声怒吼一声：“拉出去！”
邓中夏哈哈大笑着说：“怎么？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都要觉悟起来的。到那时候，你们的死亡便来到了。”接着他高呼着口号被押上囚车，他在囚车里一路上唱着《国际歌》。
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士邓中夏，在雨花台上结束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用他的鲜血灌溉着革命的花朵，染红了革命的旗帜。
第32章 风雨登轮出国门的——何叔衡
1876年，何叔衡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
1909年受聘于云山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杂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当众砍烂。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选为学生委员长。
1920年秋冬，他与毛泽东等发起湖南建党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当时53名党员，大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汇聚在上海的12名中共“一大”代表，有10人是30岁以下的青年，只有两名超过30岁的还都是秀才出身。一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35岁，另一名就是与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代表何叔衡，长董必武10岁。
毛、何二人回湘后，于1922年春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何任组织委员，并担任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校长（主事），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他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毛泽东赞扬他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参加国共合作，何叔衡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他先后任湖南省法院陪审员、省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从湖南转移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印刷刊物工作。毛泽东说，何老这个人“不能谋而能断”。叔衡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谦虚地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当头、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认为，何老带有旧式文人习气，于是派他到街头进行宣传鼓动，作为参加第一线斗争的锻炼。当时街头警察密探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说上海话，也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在街头宣传中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在敌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共产党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因此审讯官反复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此人不像个革命者，而是错抓来的“土学究”。于是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叔衡一下子看透了敌人的心态，就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接着，何叔衡又讲起孔夫子的《论语》，话还没说完，便听到大堂上惊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滚！”
何叔衡深深鞠了一躬，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通过拷问别人，才知道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头颅上有上万元的赏格，再派人去追时，却再也找不到任何踪影。
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苏联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途经哈尔滨即将走出国门时，想到蒋介石背叛革命，正在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组织上派自己出国学习，心潮起伏，故吟诗一首：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此时，已年过半百的叔衡，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徐特立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阅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清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
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党中央任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坚持从事在白色恐怖条件下救济烈士家属的工作。
1931年秋到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1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兼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央内务部部长。主持制定和实行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司法、检查、民政等法律条款及具体政策规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审判重要案件。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的判死刑，被诬为“右”倾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未带中共建党时的元老何叔衡随队，而留在江西坚持斗争。在最后分别之日，谢觉哉专程来与他话别。何叔衡长谢觉哉8岁，但他们是同乡，又都中过秀才、都在云山学堂任教，朋友而赛过兄弟，后来又先后参加革命，同做共产党员。他们在一间破旧的瓦房里，摆着自养的猪肉、鸡肉和自己种的菜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鱼——这是老友惜别的结束宴席。一个要随大军突围，一个要留在当地打游击，过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他们，不知道何时会面，都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饭后，叔衡用马送觉哉到住处并赠他一把心爱的小钢刀。谢老说：“叔衡每有‘异闻’，必以见告。远道寄书报，写信，能见面必约时长谈。小廉曲谨，虽非所长，而重要环节、紧急关头，总能给人以启示，而且使你于不知不觉中服从其启示。如果说叔衡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那他不仅是给人以模范，而且善于使人学习他的模范，而且很热诚地希望人家赛过他的模范。”
红军长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默默工作。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向闽西突围，他们一行昼伏夜行，2月24日凌晨到达了上杭县水口镇附近。
不熟悉新环境的便衣队一时大意，拂晓时埋锅造饭的炊烟被敌人发现，敌人保安团一个营便包围上来。几十个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退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仍紧追不舍。
何叔衡年老体弱气喘吁吁，已无力向前奔跑，但又不愿拖累同志，便向邓子恢请求说：“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邓子恢后来心痛地回忆，当时他们冲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当时目睹者的陈述，都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死。直到20世纪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在那次战斗后，团丁们搜索后山时，在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头破血流，他们从他衣服里发现了银元和港币。两个团丁正在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着一个团丁的腿欲进行搏斗，结果被另一团丁连击两枪打死。
诗人萧三后来写诗称誉何老是：
做事不辞牛负重，
感情一堆烈火燃。
铁骨铮铮壮烈死，
高风亮节万年型。
第33章 孤身入虎穴的——钱壮飞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情报工作的楷模。他的成就和功绩，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还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人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
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钱壮飞无意中进人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人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过人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
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情报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周恩来同志曾赞誉他们是在白区对敌斗争中我党情报工作的“三杰”。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得到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在敌特机关内，钱壮飞智取核心密码，破译了蒋介石下达的指令及其内部往来电文，使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作战得到重要保障。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顾顺章于4月24日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幸运的是，武汉特务机关星期六午后至夜间拍来的电报先被值班的钱壮飞译出。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他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两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是位博学多才的红军艺术家。他学过美术，字写得很好，曾设计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瑞金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博生塔、公略亭等。他的设计不仅内涵丰富，而且造型别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红军烈士纪念塔设计成一个炮弹型，博生塔是堡垒型，公略塔是三角型，像个“公”字。他还经常为《红星报》和俱乐部的墙报画漫画。他的漫画思想新颖，针对性强，很有教育意义，深受同志们的喜爱。比如，红军当时生活相当困难，为了改善生活，领导号召大家养鸡。钱壮飞看到有的人只顾养个人的鸡，不关心公家的鸡，就画了一幅“只见小鸡笑，哪管大鸡哭”的漫画。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批评那些只顾养个人的小鸡，不管养公家大鸡的人。
1933年，钱壮飞任军委二局副局长时，积极带领和组织大家开展文娱活动，经常与李克农、胡底等同志编导和演出话剧、活报剧和双簧，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很多，中央苏区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有他参加演出的剧目，并以善演蒋介石为人们称道。他与李克农、胡底根据自己经历编写的四幕话剧《红色间谍》（又名《松鼠》），曾名噪一时。该剧在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上都很有特色，使一个很严肃的题材，以轻松活泼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突出了“侦探灵活如松鼠”的主题。他与李伯钊、胡底等人参加演出的大型历史剧《我——红军》，是当时苏区的保留节目之一。当时的《红色中华》发表评论：“大型话剧《我——红军》演出的成功，无疑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区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
钱壮飞还为红军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他被同志们誉为“红色戏剧”活动家。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后来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党忘不了他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安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