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1日，林祥谦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军阀吴佩孚阻挠、破坏，于此日返回江岸领导工人举行罢工。他被湖北督军肖耀南逮捕后，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第17章 《墓畔哀歌》祭——君宇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812年考人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生登壕洲”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晨报》、《申报》、《康梁文钞 等进步书刊研读。
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愕等人的护国反袁斗争。翌年考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
在当时进步思想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该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琦等十几个同学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
1919年10月，高君宇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演讲团领导，同邓中夏一起在城市、农村讲演，宣传进步思想。1920年3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指导、有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高君宇也是重要对象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20年秋，高君宇受组织委托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翌年5月，又到故乡山西，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底，高君宇等54人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还被大会选为执行委员。回国后，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制定了团的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中央委员，担任党报《向导》的编辑，翌年在党的“三大”上担任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
高君宇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青年人。他在全身心投人革命的同时，也有着平常人的男女之情。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她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君宇和她是在同乡会上相识的，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两人相互吸引。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他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
1924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广州商团叛乱时，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他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石评梅在内心深处，也爱着高君宇，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而筑起“冰雪友谊”的藩篱。为此，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在此期间，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慕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恋爱问题上毕竟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仁女校的教师邓颖超，而一直未能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
1924年10月，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高君宇在百忙中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他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这年3月，高君宇因碎发急性阑尾炎不幸逝世，年仅29岁。
高君宇动手术后的第二天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她短短的一生，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第18章 尽善尽美惟解放的——王烬美
王烬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生于山东省营县北杏村一个佃农家庭。他刚刚出生父亲便病故，靠祖母、母亲在贫寒中将他拉扯长大。寡母支撑的家庭本无钱供独子读书，正巧本村一个同姓地主家需要找一个孩子为自己的儿子陪读，便选中了聪明伶俐的王烬美。
后来，王烬美失学三年半，又上了本村私塾，因品学兼优被破例批准免交学费。17岁时，他小学才毕业，又因家贫失学，为地主当了三年佃农。此间，王烬美在艰苦的劳作中仍不断借书来读，因而未荒废文化知识，并于1918年去济南报考师范学校。
此时，20岁的王烬美已经娶妻，母亲也不放心独子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中到几百里外的省城。王烬美却求学心切，抱着改变穷人命运的抱负离家，终于考入免费读书并提供食宿、校服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入学第二年，王烬美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推为北园分校的学生代表。他在各种集会上慷慨演说，并组织学生抵制和盘查日货。经过一场场爱国斗争的洗礼，王烬美不仅成为济南城内颇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带头人，思想也得到了升华。通过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
王烬美虽然出身贫寒，却从小聪颖好学，入师范学校后不久便显示出多才多艺。他长于绘画，懂书法，擅长音乐，还是校内笛子吹奏演员。
1920年9月，王烬美联系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城内贡院墙根街的一个会所正式挂起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牌子。当时的军阀政府因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解，一时未出面镇压。不久，这一学会的成员发展到五十多人，包括学生、职员、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经常集中到一起阅读新翻译和出版的介绍共产主义和苏俄情况的新书，并举行演讲和讨论会。由于一部分会员信奉无政府主义，会上经常发生激烈争论。王烬美作为学会的负责人，向大家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与北京的李大钊等人建立了联系。
1920年末至翌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主要有王烬美等几个成员。1921年春，山东警察厅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取缔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共产主义小组仍在秘密活动。同年7月，王烬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潭秋说：“那时，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当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代革命精英，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王烬美是其中一个出身比较特殊的人。参加党的“一大”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家境较好，只有王烬美在农村为地主当过几年佃农。出身这样贫苦的青年，能考上省城的学校，在那个社会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显示出他非凡的勤奋。
近代的山东，在国内又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之地。作为孔孟诞生及其思想发源地的齐鲁大地，曾是封建思想的顽固营垒。然而濒海半岛拱卫京师的特点，使山东又成为帝国主义军事和文化侵略的重点。内外不同思想的猛烈碰撞和反帝的前沿位置，使当地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也以山东权益问题为直接导火索。王烬美的家乡营县靠近青岛，他从小便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到济南求学时不仅看到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差别，又目睹外国侵略者的横行和军阀统治的腐朽。此时，遇到五四运动的风暴，他自身受过残酷剥削的经历与社会上传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一经结合，便激起火山喷发般的革命激情。
“一大”后，王烬美回山东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党员有十余人。1922年，王烬美到苏俄参加会议并进行了近半年的参观学习。在莫斯科各国代表团的联欢会上，他用三弦演奏的《梅花三弄》博得各国代表团朋友们一致喝彩。回国后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最受周围同志推崇的一点，还是他的讲演宣传才能。不久，又到山海关、唐山等地领导工人运动。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那一天，他在济南以平民协会名义组织纪念会，自己画了一张一米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挂在主席台中央，然后生动地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四五百名听众聚集来听讲，许多人都被他讲的道理所打动，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王烬美还善于编写歌谣，并针对不同对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传。如为工人写的歌谣强调“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为农民写的歌突出“人穷非穷命，世道太不公卜对军阀军队士兵则宣传“小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这些歌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王烬美回山东任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后，为了掩护身份，他在济南的南关附近创办了育才小学并任教员，学生多是同志的子弟。他白天讲课，晚上进行党的活动，小学校实际就是党在山东的领导机关。
王烬美早就患有肺病，因长期日夜工作无暇治疗，1924年以后不断吐血。鉴于当时缺少特效药，党的经费也紧张，他于1925年6月回到故乡的农村养病。7月间，王烬美病危，家人变卖了可卖的东西把他送到青岛住院，8月间不幸逝世。
虽然王烬美不幸早逝，但在短短几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山东乃至全国范围为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今矗立在济南英雄山上的这位革命先驱的墓碑，将始终与日月同辉。
第19章 燃烧自己照亮长夜的——萧楚女
1920年4月，《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新型小说《卖水饺的恩爱》，署名萧楚女。此后几年，许多知名刊物上又出现这一署名或以楚女署名的政论文。在那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社会中，这些观点犀利、文笔漂亮的文章如同蜡烛，照亮了一代人的心灵。
佩服萧楚女文笔的青年中，有不少男性向报社寄来倾慕之信，想约这位想像中的“才女”一见。为避免误会，作者又以“丑侣”笔名发表了自我介绍的文章，说明本人系萧姓男子，楚乃所生之地，女则为伟大、纯洁之象征。
以“萧楚女”驰名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位宣传家，本名萧树烈，18％年出生于湖北汉阳。从外观看，他皮肤稍黑，脸上还微有麻点，确有点符合“丑侣”之称。论起身体，他患有二期肺结核、“缠腰风”、高度近视，腿因有残疾而走路微跋。这些，正是苦难童年和奋斗的青年时代恶劣的环境留在身上的印记。
毛泽东谈论教育时，曾将萧楚女作为自学成才的典型来称赞。这位生于“九省通衢”武汉的才子，少年丧父，只读过短期私塾。13岁起便流浪于鄂、赣、皖、苏，当过学徒、小贩、报童，在武昌茶馆做过跑堂，接触江湖的三教九流时深深了解了社会，却又不落俗套，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并向来饮茶的名人请教。辛亥革命炮声在武昌响起后，这位15岁的小伙计怀着改变黑暗社会的渴望投身新军，在实践中经受了身心洗礼。战后他以令人吃惊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新民实业学校，毕业后成为提倡新文化的《崇德报》编辑，并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受聘赴四川，曾在重庆公学、第二女师等处任教，并主编《新蜀报》，该报以其思想和文采影响了成千上万巴蜀有识青年。
五卅运动掀起全国革命风暴后，萧楚女出川到上海，接任《中国青年》的编辑。在不长的时间里又写下了不少警世时文，并推出《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力作。1926年初，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时，他奉派到广州协助编辑并与毛泽东同住一个寓所。这年5月，他参加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担任第六期所长的毛泽东主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担任教育长的萧楚女负责主讲《帝国主义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仍带着怀念之情讲到自己这位助手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在“农讲所”时，萧楚女因肺结核经常咳血，仍写下了《扶病笔答学员问》，通俗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乃马克思研究世界各国历史时，所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课堂上，他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深深打动了几百个学员。几十年后，学员中的幸存者仍怀念这位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良师益友，说“听他讲课，如身临其境”。大家最为感动的还是这位强撑病体上讲台的教师所说的一句话——“我把自己比作蜡烛，是给人照亮用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27年初，萧楚女应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一上讲台，“左”派师生便一片欢呼，“右”派分子则如坐针毡。不久，他因咳血住进东山医院。4月15日，国民党新军阀发动政变，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手持棍棒闯进病房，从床上把萧楚女拖走。十天后，这位坚贞不屈的革命才子遭秘密杀害，尸体被装进麻袋投人珠江。
萧楚女牺牲时，留下一个19岁的女友。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情感奔放与思想解放同步，“革命加恋爱”成为时尚。为萧楚女的文章倾倒而写情书的巴蜀男性们落得尴尬万分，第二师范的一个重庆籍女学生却爱文及人，由他指引参加了革命，并成为谈定的未婚妻。这位彪炳中华女英烈榜的女子叫游曦，从留存下来的照片看她身材不高，剪着男孩式的短发，虽不算漂亮却在眉宇间有着一股阳刚之气。北伐期间，游曦想当女兵，因只有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属黄埔第六期）破例招收女生，萧楚女便鼓励她去武昌。广州“四一五”屠杀和萧楚女牺牲的消息传来，同志们只见游曦白天在操场埋头刻苦练枪，夜里却在铺上暗暗流泪。
同年秋，武昌中央军校剩余的学生编为教导团千里行军南下广州，团内的共青团支部委员游曦回到情人殉难之地，曾到黄花岗宣誓要为烈士报仇。12月13日，以教导团为主力发动的广州起义进人到第三天，游曦率一个女兵班仍坚守在天字码头。在子弹已尽外援无望时，因未能接到撤退命令，游曦让一个女兵回指挥部报告，表示为苏维埃政权将战斗到最后。接着，她在街垒升起红旗，并与剩下的几个女战士用羸弱的胳膊端起刺刀拼杀到最后一息。当时的广州人都知道这一惨景：天字码头旁十几个女兵的尸体被国民党兵剥衣后刀割棍戳进行侮辱，班长游曦的尸体又被肢解成数段，悬挂示众达两天之久，后来又被抛人珠江。
萧楚女和游曦这一对情侣的英骨，在同一年先后都随珠江而去。滚滚东逝之水，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物换星移，七十几载过去，如今生长于网络时代、追求数字化的青年一代，读起当年署名萧楚女的文章，会感到许多词句已很遥远和陌生，然而那种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的情怀及可贵的蜡烛精神，却仍能激励人们为强国雄图而努力进取！
第20章 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
杨超是河南光山人，早年随家人迁居江西德安。1921年进南昌心远中学，曾参加改造社。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派回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地方委员会委员，后赴德安担任中共县委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曾经转往南昌、武昌、河南等地工作；10月，党任命他为特派员再回江西，组织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不幸于1927年12月24日在九江被特务逮捕。27日在南昌市德胜门外下沙窝被敌人杀害。他在刑场上面对敌人冒烟的枪口，高声吟诗一首：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烈士的鲜血绝不会白流，具有英雄气概的革命同志，一定会向敌人讨还血债的。
第21章 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周文雍
周文雍烈士的名字，因“刑场上的婚礼”而传扬天下。他在牺牲前一瞬间宣布与妻子陈铁军一起，把生命和鲜血都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
1904年，周文雍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农村，从小跟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念了4年书。后因家贫就去一个高小伙房，边当杂工边读书，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这个人称“红色甲工”的学校里，他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以及《阶级斗争浅说》等，并于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这年秋天，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部队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组织团员慰劳队，去前线劳军时突遇机枪火力封锁，他带领大家低身前进冲过铁桥，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他在火线上的表现轰动一时，自然地被广州青年拥为学生领袖。
1924年，周文雍任青年团粤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组织安排，他在课余时间负责“手车夫工会”的工作。他带领青年团员们多方奔走，筹集资金为车夫们在东堤二马路桥高街建了一批简易房。车夫们感激其领导的工会能为工人办实事，于是都积极参加工会活动。这支队伍在后来组织广州起义时成为工人赤卫队的主力。1925年夏，周文雍被反动校长开除，中共广东区委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区工委委员。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青年委员，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
1927年4月，广东当局进行反共屠杀后，时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的周文雍转人地下活动。因单身革命者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织上于同年8月间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工作，并扮成假夫妻。
陈铁军年长周文雍一岁，出身广东佛山富户家庭，为逃婚愤然离家出走。
1926年在广东大学加入共产党。翌年“四一五”政变时，她从校内化装逃脱，随即又到医院把因难产无法单独行走的邓颖超送上去上海的船。后来邓颖超说，当时若无铁军相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家庭”生活中，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对富家出身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忘我工作的精神，常常令她感动。11月间，周文雍在街头领导游行，被警察局逮捕，幸亏未暴露真实身份。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装作发高烧说胡话，经同监人的配合并事先买通了狱医，监狱就把他送入医院。地下党马上派人到医院避开看守的警察，将他救了出来。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真正的妻子一样关自体贴，日夜照顾，周文雍深深被同志间的真情所感动。
同年12月，周文雍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协助张太雷、叶挺组织作战。
起义后的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协调，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周文雍看看身边只有陈铁军可派，在枪炮声中两人面对可能的生离死别，只是深情地相互对视一眼就分手了。当晚起义失败，两人分别潜往香港。
当时，李立三代表中央到香港处理起义善后，他认为周文雍领导不力，由省委决定开除其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其实，广州起义的失败并非周文雍的责任，但他对组织上的处理没有计较，抱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牺牲战友的怀念，20天后，同陈铁军再度扮做夫妻返回广州，主要任务是联络失散的同志。回到广州仅半个月，因叛徒告密，于1928年1月27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周文雍被捕后，警察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他见周文雍软硬不吃，就下令用“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周文雍几次昏厥被冷水喷醒后坚贞不屈，并用严词驳斥敌人的审问，常使反动派张口结舌。
陈铁军受审时面对各种酷刑毫无惧色，只是在心中时时挂念着文雍。在这生死关头，她一切都失去了，惟有对文雍纯真的爱在燃烧！敌人在恼怒之下，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共产夫妻”。
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广东军阀公开审判时，为掩盖他们对政治犯实施的酷刑，将他身上的血衣脱下换上旧西装。在走出牢房之前，周文雍在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笔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他扔掉棍棒，去接受敌人最后一次审判。敌人在公开审判中，为了表示他们的“仁道”，在法庭上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毅然回答：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
拍照完后，他俩被押解往红花岗刑场。在敌人行刑之前，面对大批围观的人民群众，陈铁军突然大声呼喊：“我和周文雍同志为了革命工作，假扮夫妻数月，志同道合，相互钦慕，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表达相互间的纯洁爱、高尚情。现在请天地作证、百姓为媒，我宣布我们的婚礼现在开始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周文雍伸出伤痕累累的手臂，轻轻拦住铁军的腰，年仅23岁的文雍和24岁的铁军深情地对视了一下，态度从容地迈步上路了……
第22章 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
一首就义诗震撼天下，随着这不朽的诗句，夏明翰的名字也永留人间。1900年，夏明翰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株归县。他祖籍湖南衡阳，祖父为前清进士，任过户部主事。父亲赴日本考察后主张维新，辛亥革命后又投身革命。可惜父亲英年早逝，夏明翰由祖父抚养，祖父在他身上寄予了光耀封建门庭的希望，让他闭门熟读《四书》、《五经》。思想开明的母亲，则主张儿子接受新式教育。祖父和父母两种思想的冲突，使幼年的夏明翰养成了喜欢思索和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加之家中男女都读书能诗，明翰尤聪颖，为祖父、父母所钟爱。
一次小明翰在外面见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带着婴儿要饭，便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她。后来，他就此事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饿肚子的人。”他长大一点后曾帮助女佣挑水，却受到祖父的怒斥。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家中老轿夫因力衰而被祖父辞退，在外艰难谋生时跌死。夏明翰就此发出“人间不平，何也”的呼声，对封建家庭产生了憎恶。
1917年，夏明翰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读进步书籍，并参加游行和反军阀的活动。回家看到祖父与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来往，在一气之下，把吴送来挂在墙上的条幅撕得粉碎。祖父恼怒万分，因此与祖父的矛盾日益尖锐。
明翰在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曾任衡阳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19年衡阳检查日货运动达到最高潮，牟利商人恨学生入骨，豪绅们登门告状，说夏明翰在外领导学生运动，祖父便命家人把这个叛逆孙子禁闭在一间房子里。
夏明翰就此下定决心与祖父决裂，他暗中要弟弟夏明震找来一把斧子，砍开窗户跳出屋子，又到院里将祖父视为官运亨通的宝树砍倒，从此闯出夏府再不复返。
夏明翰到长沙后，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1年他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的革命工作实践，得到了理论的武装。明翰作风正派，性情和善，勇于斗争，原则性又强，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这年秋天，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此后寄居在简陋的房舍里，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他曾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了一批党团骨干。同时，他还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自修大学被封闭后，他转而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都离家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后来都在湖南暴动时期牺牲。
1924年后，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曾积极主张建立农民武装。
1927年初，他去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夏天，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夏明翰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专门赴平江、浏阳，将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后留下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还亲自带领一批暴动队的小伙子，以偷袭方式智取浏阳北圣仓的团防局，夺取40多支步枪。在白色恐怖猖獗时，他和谢觉哉等同志，潜住在长沙北门外的沈家大屋，他化装成农民，草鞋草帽，朝出晚归。
1928年初，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受“左倾”急躁情绪影响，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想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夏明翰到武汉后，桂系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处决。如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当时已脱党，被桂系军阀捉住后也马上被杀害。面对市面上一片萧条和恐慌，夏明翰全无惧色，他先与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又奔走各秘密接头点。他先送李维汉上船回上海，又匆匆来到谢觉哉的住所，悄悄告诉他“省委机关已被敌破坏，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住在东方旅馆x号，有急事可到那里找我。”这一天正是2月7日。
谢觉哉不放心地问：“东方旅馆稳便吗？”
夏思索一会儿说：“有一茶房原是泰裕的，认识我。他告诉我住在那里不要紧。”
谢忙说：“危险！赶快搬出来！”
“好吧，我也正在计划搬！”夏明翰同意谢觉哉的意见，但他顾不上多考虑自己，又忙问熊瑾玎和徐特立的住址。
2月8日，谢觉哉去熊瑾玎处等夏明翰，到时间不见他来，心知有变。9日又去等他，还不见踪影。又过了一天，听说又有同志遇难。他们赶紧买报来看，牺牲者的第一名就是夏明翰同志。
那天，夏明翰回到东方旅馆，叛徒宋若林已带敌军警在附近埋伏，他进房间收拾东西时被堵在屋里了。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审讯，他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回到牢房后，他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便忍着疼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还留下一个带血迹的吻印。夏明翰同志就义时，凶手问他有无遗言？他高声喝道：“有，给我拿纸笔来！”明翰同志从容地把纸铺平，正气凛然地挥毫写下了四句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第23章 立志创造新社会的——刘绍男
刘绍南，1903年生于湖北沔县戴家场（今属洪湖）。1920年去武汉读书，先后就读于共进中学和中华大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他回乡从事工农运动，曾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刘绍南参加领导戴家场暴动。1928年夏，红十六师挺进湘西，他奉命留守洪湖，7月在与豪绅土匪反动武装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而不幸受伤被捕。他在受审时，英勇不屈对敌高歌：
大丈夫，要革命，
立志创造新社会；
为工农，谋幸福，
百折不挠气不馁。
你们杀了我一人，
好像明灯暂被狂风吹；
革命少了我一人，
好比大海丢了一滴水。
革命声势如浪涌，
一起一伏前后追；
浪打沙埋众贼子，
哪怕妖魔逞凶威。
白旗倒了红旗飘，
老子生死在这回；
走上前来不下跪，
贼子们，睁开眼睛看爷爷！
敌人无可奈何，23日将他绑赴戴家场刑场，他在去刑场的路途中，忍着伤痛一路高歌：
壮，好汉！
铡刀下，把话讲：
土豪劣绅，一群狗党，
万恶滔天，刮民血汗。
休要太猖狂！
革命人，你杀不完。
有朝一日——
血要用血还。
刀放头上不胆寒，
英勇就义——
壮！壮！壮！
烈，豪杰！
铡刀下，不变节，
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要我说党，我决不说。
杀死我一人，
革命杀不绝。
直到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
眼睛哪肯把敌瞥！
宁死不屈——
烈！烈！烈！
第24章 誓为人民灭虎狼的——贺锦斋
贺锦斋，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早年加入贺龙的部队，曾任连、营、团、旅长等职。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师长。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随军南下海陆丰后，在转移中与贺龙失去联系，乃乘船到上海找贺龙。见反革命在各地屠杀工农群众，令他十分悲愤；而美丽的大上海，当时亦呈现了一片恐怖和凄凉的景象，不胜感慨，即吟诗一首：
仰望蔚蓝天，
与水相连，
两岸花柳更鲜妍。
可惜一片好风景，
被敌摧残。
蒋匪太凶顽，
作恶多端，
屠杀工农血不干。
我辈应伸医国手，
重整河山。
11月，锦斋遵照贺龙指示，回洪湖、湘鄂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湖北藕池一带建立了游击队。闻毛泽东已在湘南组织农民起义，朱德亦收集散部由粤回湘，令他喜不能寐，赋诗以表情怀：
花好正含苞，
色胜鲜桃，
一遇春风即吐娇。
飞遍全球成硕果，
自信非遥。
反动命难逃，
挣扎徒劳，
革命巨浪比天高。
试看湘南与粤北，
滚滚波涛。
1928年2月，贺锦斋随周逸群、贺龙等回湘西开创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同年9月9日在湖南石首泥沙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自从锦斋随贺龙领导的红军离开桑植向石门北乡游击之后，反动军队到处搜寻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并声言如有隐藏者，立即全家抄斩。白色恐怖顿时又笼罩了桑植北乡。
锦斋家老小十余口，难以在群众中隐蔽，只得躲到长瑞乡莫家台大山石洞中，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是时日长久，不仅吃饭发生困难，就连水也常喝不到。越艰难，家人怀念革命部队的心情就越迫切。他年老的父母时常祷告着，祝愿他们早日回来。他的弟弟贺锦章也常在夜间到山下去打探消息，但每次回来带给家人的都是失望和更多的忧愁。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仍眼巴巴地盼着，坚信亲人们一定会回来的。
9月14日下午，终于盼到贺锦斋的卫士李贵卿回来了。锦章一见面喜出望外，认为他一定是来报好消息的。岂知卫士进洞后，脸色凄然，半晌没说话。全家人都紧张起来，连连催问。卫士长叹一声说：“师长在泥沙战斗中牺牲了！”好似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昏了。锦斋的父亲当即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一句话不能说出，以后成了疯症。锦斋母亲从此日夜啼哭，不久亦双目失明……李贵卿卫士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封信，锦章拆开一看，认出是胞兄写的亲笔家信。这封信是殉难前两天写的，专派李贵卿送来。李贵卿走到马坪，得知师长殉难的消息，因沿途阻隔，所以在师长牺牲后第七天才把信送到。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豹当途、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于此，余容后及。
兄绣1928年9月7日于泥沙
信后附诗二首：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纬欲见难。
吾将吾身交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忠孝本来事两行，
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
誓为人民灭虎狼。
为了巩固红军根据地，并为死难烈士报仇，我红军指战员决心消灭敌人。1929年到1930年间，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红军曾向罗效之部进行了八九次袭击，终于全歼敌人，为湘鄂边区人民除了一大害。1929年底在一次战斗中，终将贺锦斋忠骨夺回，并召开军民大会隆重安葬。贺锦章在胞兄灵堂前赋诗一首，作为祭文：
只知有党不知他，
博得荣誉后代夸。
为着人民拼死战，
一腔热血洒泥沙。
第25章 再世当为天下雄的——熊亨瀚
熊亨瀚，号骥才，189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村。他父亲是一个穷秀才，靠教书糊口。亨瀚青年时代，正处辛亥革命前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亨瀚曾参加湖南学生援鄂敢死队。后从日本留学归国，曾担任过北京《真共和报》编辑、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秘书等职。
1922年后，曾在湖南的长郡、育才和湘江等中学当国文教员，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参加了“驱张”（军阀张敬尧）、“六一”（抗日）、“五卅”（反帝）、“反昊”（军阀吴佩孚）等革命运动。1924年任湖南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湖南通讯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馆馆长，积极宣传和支持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亨瀚受党委派，到武汉、九江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又称元宵节，他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赋诗一首：
大地春如海，
男儿国是家。
龙灯花鼓夜，
长剑走天涯。
表达了亨瀚为国献身，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决心。全诗一句写景，一句咏志，情景对比，意味深长，反映出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坚信革命必胜的豪迈情怀。11月7日，他在武汉被捕，27日由武汉押回长沙，28日在长沙被枪杀。
在关押审问期间，亨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据11月11日湖南《通讯日报》载：“熊被捕后，坚不吐实，拒绝供出同伙” ；他在被枪杀之前，还要来笔墨写了一幅自挽的对联，立誓“再世当为天下雄”。可见他的为人！
第26章 但愿工农万万岁的——彭湃
1896年，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返海丰从事农民运动。
在党的早期农民运动史上，彭湃与称为“湖南农王”的毛泽东齐名，是著名的“广东农王”。彭湃本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却走出家庭寻找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此发动农民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直至英勇牺牲。其壮丽的一生，在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1923年1月，彭湃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并亲任会长。192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7月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一届主任。同年8月底创立广东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1925年1月任广宁绥缉军事委员，参与领导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和广宁农民自卫军反击地主武装的斗争。后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6年冬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部部长，并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领导广东全省深入开展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被公认为“广东农王”。
20世纪20年代的海陆丰乃至整个广东，“彭菩萨”这一贫苦农民的称呼如雷贯耳。其实，彭湃能与地主家庭决裂而自觉投身革命，是社会环境和新思想结合的产物。他的家乡海丰县，是近代广东社会矛盾尖锐之地。这里是军阀陈炯明的老家，因其任用私人，使海丰“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
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到东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日本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傲气冲天，一些日本车夫、中小学生都嘲骂中国人“支那马鹿”（发音为“西那叭嘎”) ，使彭湃受到极大刺激。他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曾被逮捕。后来他接触了马列主义，才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他认定，只有进行民族和民主这两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而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彭湃被罢免教育局长后，便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革命。开始，他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是来收租讨账的，见后急忙鞠躬哈腰，诺诺连声而退。随后，他换上农家粗布衣服，戴着斗笠，赤着脚板。没想到出门后人们反而吓得四下逃避，还纷纷说：“彭家四少爷发疯了！”
彭湃对民间文学有着深厚的修养。他结合革命的需要，创作出一些红色民歌，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接触农民、教育农民。他先从接触农家孩子入手，创作红色歌谣，亲自教农民的孩子们歌唱，如：
冬呀冬，
田仔骂田公（佃农骂地主），
田公着厝（在家）食白米，
田仔耕田耕到死！
……
你有做，
反无食；
不是命不好，
是你不去想清楚。
这些童谣，写出了世代以来农民的痛苦和深刻的阶级矛盾，并给他们指出了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是出路。虽然是童谣，但很快流传开来，大人们也从中得到同样深刻的革命教育。
彭湃原来说的是福佬话（近似闽南话），不大懂得客家话。但为了很好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更便于团结和组织农民，便学说客家话和唱客家山歌。一次，他到山区的农村去，路上遇到一群挑木炭的客家妇女。有个姑娘唱起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
十七十八阿郎返，
玉石手镯金耳环。
彭湃听了说：“要打扮阿郎过番，是不是想叫他脱离革命？还想得到玉镯和金耳环，是不是想做资本家？”那群妇女都笑了。彭湃便笑着教那姑娘改唱了一首革命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欢送阿郎去打战；
打了胜仗阿郎返，
倇（我）爱枪炮和炸弹。
就这么一首民歌，在当时就大大鼓舞和教育了青年妇女，使她们认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前数年，当地土豪、劣绅、恶霸常制造黑旗乡和红旗乡农民之间的械斗，从中取利。彭湃便向农民指出械斗对农民的害处，并告诉他们，贫苦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和阶级敌人斗争，才是根本的办法。一次，黑旗乡的约正（乡长）因祖坟给红旗乡人碰破坟头，又鼓动农民和对方大动干戈。彭湃领头说服乡民不参加，终于没打起来。约正闻知底细，大怒，便到警局带警察来抓彭湃；回来时，正见彭湃在教农民歌子：
约正无道理，
叫俺去送死；
俺去至大命（送老命），
伊（他）倒扒毫子（银子）。
大家合起来，
先将约正拍死死！
约正听了歌子，气得要命。黑旗乡农民听了这个歌，不再听约正的话了。
过去，海丰有个坏风俗：不管哪家死了人，亲友、邻居和村人都要到这一家来大吃大喝一顿。如果丧家草草埋葬，就要被人骂为不孝子孙。贫农备办不起，竟有人代丧家到地主家用高利借债来请客。事后，丧家受到高利剥削，就越来越苦。贫苦农民对这种“活人吃死人”的陋习，恨之入骨。彭湃针对此种情况创作了歌谣：
无道理，无道理，
死了一个人，
吃饱通乡里。
太不该，太不该，
地主来讨债，
孝子哭哀哀！
真可恼，真可恼，
生做个穷人，
死不当只狗。
莫烦恼，莫烦恼，
大家合起来，
打倒地主佬！
打倒地主分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