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志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启蒙的初期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曾志入党的秘密宣誓会上，是夏明震代表地方党委致的辞，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你有了一个比肉体更加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
夏明震出身书香门第，兄妹五人均投身革命，并先后为革命捐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不朽的诗句，就是夏明震的亲哥哥写的。曾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任农民协会的妇女干事，又成为夏明震的部下。长期接触，他了解她，她敬重他，两人产生了爱情。
战争年代，生死莫测，17岁的曾志并未想到成家。夏明震对曾志却是一往情深，在他的眼中，曾志不仅单纯、美丽，而且对敌斗争机智、勇敢：“千里送密件出生人死，赤潮中的红姑娘威镇敌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这是夏明震择偶的重要条件。有了牢固的感情基础，他们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成为风雨同舟的生死战友。
1928年元旦，郴州苏维埃政权正在筹备召开群众大会时，一度销声匿迹的反动势力借机策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当曾志得知情报赶去报信时，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苏维埃政权的几位领导人已去了会场。大会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进会场夺枪抓人。苏维埃主席当场被打死，夏明震也被梭镖刺成重伤拖下主席台，几千名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对革命者下了毒手。直到第二天曾志随湘南特委带领红军打回郴州，才平息了叛乱。
曾志打回郴州，只见大街两侧房屋被烧成残垣断壁，街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和赤卫队员的尸体。一名妇女委员被剖腹后，肠子和血水流了一地。几十个儿童团员也被杀害了。那情景惨不忍睹！郴州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被抛尸河边，乌云低垂，寒风凛冽，河水泛着血沫，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8位战友，静静地躺在河滩上。
曾志强忍着泪水，俯身跪在她的老师、战友、爱人的身旁。掏出手绢，擦掉明震脸上的灰土。明震面朝苍天，紧握双拳，像是在做着愤怒而无声的抗议。他全身被扎了十几刺刀，胸部、腰部有七八个黑窟窿，浸着紫黑色的凝血。
曾志跪在他身旁，呆呆地凝视着他的尸体，她紧咬着双唇，一股鲜血从嘴角上淌了下来。她站了起来，拔出腰里的手枪，冲天扣动了扳机……明震和其他战友惨烈悲壮的牺牲，对她是个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悲和愤交织的烈火，在她的胸中燃烧、升腾，报仇！为亲人报仇！为所有死难的烈士们报仇！除此之外，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送葬时，她克制住了巨大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一程。她下定了决心，此仇不报，就再无颜面去见自己爱人的战友和乡亲。她要把这一切埋在心底，继承先烈的遗志，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湘南暴动后，成立了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邓先庭任师长，蔡协民任党代表。夏明震牺牲后，曾志由特委调入七师师部工作。
1928年春，国民党大举进犯湘南，朱德决意率部队转移。这时的曾志已和蔡协民结婚，并有了身孕。一天傍晚，经过几天行军已疲乏不堪的曾志，正靠着蔡协民的肩膀半醒半睡着，等候开晚饭。突然，听到门外有人高叫：“老蔡！”还没等蔡协民站起身走到门口，那人已独自跨门而入，“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那人一边开玩笑，一边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条长凳坐下，笑嘻嘻地看着曾志和蔡协民。曾志的睡意一下子被赶跑了，她注视着来人，只见他身材高大，中分式的长黑发，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她，来者绝非寻常之人！
蔡协民赶忙迎上去，紧握着来人之手，激动地回身向曾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啊！”曾志差点喊出声来，真料想不到，眼前这位就是她摊慕已久的毛泽东！
蔡协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认识了，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两人畅谈了近1个小时，同时也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8月下旬，曾志带着7个月的身孕，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的战斗。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毛泽东指示：无论如何要守住井冈山！于是，留守处的同志，不分男女老少，统统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毛泽东后来有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场战斗。
1928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1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曾志生下了她和蔡协民的第一个孩子。即使在当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革命者也是要延续后代的。
曾志生的是头一胎，又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才产下了一个男孩。虚弱的曾志，又患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又患了“产褥热”，真是雪上加霜。在土郎中的土法治疗下，虽然烧是退了，但人已十分虚弱，冷汗淋漓，四肢像铅块样沉重。在同志们的关怀下，靠那年轻的生命力，她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终于又站起来了。
对于革命者来说，孩子是要生的，但是却无条件无能力抚养。在残酷的战斗环境里，怎么能带着孩子打仗？产后40天，曾志不得不将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走上工作岗位。
1929年曾志随毛泽东来到闽西，首要的任务是健全闽西特委。任命邓子恢为特委书纪，蔡协民任组织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承负责政治工作，曾志为团特委书记。毛泽东在闽西播下的火种，在熊熊的大火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
1930年6月，蔡协民、曾志被调去厦门，准备在厦门、福州等大城市发动暴动。曾志将闽西红区给福建省委做经费的几十两黄金（没收来的首饰）分别塞在雨伞把里、戴在手臂上，用布缠在腰间，去开展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工作。
曾志到达厦门后，他们在鼓浪屿厝内窝租了楼房作为省委的机关，蔡协民是省委秘书长，扮成房主；西药店老板，省委书记罗明扮成他的堂兄；谢晓敏假扮成罗妻，负责刻蜡版工作；曾志这位女主人的任务是抄写密件，接送文件，对外联络……党的核心机关以一个和美家庭形式出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
有一天，在省委书记罗明处，曾志见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却很精干；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下身是西裤、皮鞋。此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他，就是陶铸同志。”罗明介绍说。
陶铸！对这个名字，曾志并不陌生，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就是陶铸。
“她是曾志同志。”当陶铸听到罗明介绍时，却毫不掩饰地愣了一下。他当然也听说过她——闽西一员泼辣能干的女将。但陶铸对巾帼女强人有着颇带偏见的定式——凡能干的女人必丑！就像《水浒》里的母大虫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一样。而今日所见曾志，却与他想像中的粗壮黑丑女人大相径庭，站在他面前的赫赫有名的女强人，却有一张白嫩的鹅蛋脸和一头垂肩的秀发，身材苗条匀称，穿着素净可体，举止庄重文雅。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曾志不由得暗自好笑，她想起在闽西的两件事：有次蔡协民从厦门回来，告诉她：有一天闲扯，陶铸大大咧咧地问：“你老婆什么样子？是不是像个母夜叉，又丑又凶！”还有一次，军委书记王海平来闽西，曾志拉着贺子珍去看他。当曾志做了自我介绍和介绍了贺子珍后，噢嗬！王海平端着碗，竟呆呆地看着她俩，惊讶得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厝内窝的机关被破坏，又牺牲了一批好同志，曾志他们只是由于搬了家，才躲过这场灾难。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太危险！正好中央取消了福建省委，改为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厦门由王海平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于是曾志与蔡协民又一起共赴福州。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产前，她在家信里告诉母亲，她又将临盆，但无力抚养孩子，这个孩子依然准备送人。母亲回信嘱咐她千万不要再送人，带回宜章由她来抚养，并寄了40元现大洋做路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子！由于组织上经费困难，曾志主动拿出一半上交了组织。
职业革命者，生孩子都没工夫坐月子，产后第六天，曾志就下床工作了，还要带孩子，好在她年轻，能顶下来。
1932年元月，中央下通知，免除蔡协民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往厦门任巡视员，曾志不得不抱着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孩子，跟蔡协民一块回厦门。好在这第二个男孩生得又黑又壮，就起了个名字叫铁牛。曾志本打算在厦门稍作停留后，就将小铁牛送回母亲处。
一到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和准备接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就来了。曾志要请两个月假回家送孩子，王海平则百般劝说：什么孩子小会在路上生病；一个年轻女人带一个小孩在路上不安全；坐船大人孩子都会头晕呕吐等！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曾志的决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海平只好吐出真情：厦门中心市委经费急缺，在曾志还没来时，听说她刚生了个男孩子，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寄养，换了一百块现大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而且当母亲的再苦、再穷也不会同意的。但在当时，共产党人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曾志坚强地承受了这一突然打击，没有一句抱怨，只好无可奈何地对王海平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虽然有想法，但能做到服从组织。”
这件事，对30多岁的蔡协民来说，在思想上更难接受，他只是暗暗地埋怨曾志答应得太快，断绝了商量的余地。
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一位母亲，为了解决组织上的经费，又献出了一个儿子。曾志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位母亲。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送掉儿子，就如从娘身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铁牛又是如此可爱而能给父母带来无限欢乐的一个男孩！他一出生就出奇的乖，革命的妈妈生下他第6天就下床干活，他好像明白似的，不哭也不闹，总是躺在那儿自个跟自个儿玩，这个小不点儿还会定时拉屎，很少把屎尿弄到床上。两个多月后，旁人一逗就会“咯咯”的笑，把他放在膝盖上，他会借助大人的力量蹦啊笑啊，像支小弹簧似的，好玩极了！
如今，孩子要送人了，是组织上将他卖掉的，今生今世难说再能见到，能做到服从组织的曾志，心里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
孩子送走前，曾志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心公园玩了一次，他们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两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孩子看。然后又抱他去照相馆，三个人合照了一张全家福，照完相，他们依依不舍的将孩子交给了组织派来的同志，将小铁牛抱走了。
孩子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这年恰逢麻疹和天花流行，病孩子非常多，这家开的是私人诊所，房子又不宽裕，小铁牛来后，难以和病孩子隔离，加上孩子突然断了奶，一个月后就染上了天花，可怜的小铁牛，不久就为了“革命”夭折了。
起初，谁也不忍心将此消息告诉曾志，但她凭着母亲的敏感，知道小铁牛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她压抑着心中难言的痛楚，一声不吭，拼命地工作着，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才会任泪水纵横。
1932年4月，红军打下了漳州，为了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准备迁移漳州。曾志是市委秘书长，理应去打前站。她在漳州找到了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他们热情地款待了她，林彪又派人将她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一见到她，高兴地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在我这里！”毛泽东立即让出卧室给他们住。曾志说明来意，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待多久还很难说，市委迁移要慎重。”曾志又提出一个私人请求：她不想再搞白区工作，一心向往着回部队。毛泽东同意了。曾志好高兴，她又将扛枪当女兵了！后来，由于一些实际原因，毛泽东又亲自找曾志谈话，让她还是从工作考虑，跟蔡协民去创建新苏区。曾志也不好再说什么，终未能实现回红军的愿望。
蔡协民和曾志去闽南不久，红军主力就撤回了中央苏区，反动军队反扑回来，中央又下达了不能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指示，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革命的有生力量伤亡很大，他们在惨重的失败中认真地分析了失败原因，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术，重新去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正在这时，厦门市委又免除了蔡协民和曾志的职务，召回厦门接受批判。
这年秋天，当时的中央又突然来一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均要开展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1933年元月，穷困潦倒的蔡协民回到福州，按照当时地下党的严格纪律，是任何人不能见他的。曾志再三要求要见蔡协民一面，市委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勉强同意了，但明令曾志不能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一个字，否则就以违反保密纪律论处！
曾志在一家破旧脏乱的小旅馆里找到了蔡协民，本来年龄就比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他告诉曾志，他从厦门到上海后，与中央接过一次头，就再无人理睬。但他总是抱着幻想，一天又一天等下去。到后来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随身带的东西也典当光了，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最后，他绝望了，他知道中央把他甩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呢，他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种痛苦比忍饥挨饿更加不堪忍受。蔡协民夜夜噩梦，冷汗淋漓，气起来脚踢拳砸，将被里撕扯得粉碎……
看到如此落魄的丈夫，曾志怎能忘记夫妻深情，她又激动又酸楚，觉得应该将实情告诉他。
曾志由于违反了福州市委的告诫，将中央通知告诉了蔡协民，因而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她感到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她愿为自己丈夫的政治清白而付出任何代价。
蔡协民回到厦门，深人到工人中去做工运工作，同时也去做苦工养活自己。后来他被特务发现而被捕。不久，他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用壮烈地死，为自己的赤诚抹上了最后一笔秀色！
曾志受处分后，不能再住市委机关，就搬了出来。此时，她又即将生孩子，身上没有分文钱。正在她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急公好义善于体恤人的陶铸的热情帮助。他用自己惟一的一条毛巾当了3元钱，花两元请了位家庭接生婆，剩下的1元买了些奶粉、鸡蛋等补养品，总算解决了曾志的燃眉之急。曾志第三个孩子出生13天，就不得不送人。这第三胎还是个男孩儿，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的婶婶。这位婶婶50多岁，膝下无子，丈夫早亡，家境贫寒，她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孩子太小，婶婶照顾不了，又把他送到一个奶妈家去喂养。
春天，陶铸在闽东发动武装斗争，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此时的陶铸已和曾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分手的时候，陶铸不过25岁，而曾志仅仅22岁。
开始时，陶铸每周都给曾志写信，信虽很短，但充满着炽烈的感情。时间不久，就突然失去了信息。曾志盼啊，盼啊！吃不下，睡不着，预感到出了事。直到陈子枢来找曾志，告诉她中央已来通知，说陶铸被捕叛变……真是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呢？……
直到后来曾志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
1933年8月，曾志回福州汇报工作，顺便去看了昼思夜想的儿子。曾志不见孩子还好点，一旦真见到了亲生儿子，那母亲的一颗心全碎了。孩子已经半岁，看上去不过像两个多月时的铁牛大小，瘦得皮包骨，两只小手像小鸡爪。一脸的小皱纹，活像一只丑陋的小猴子。衣着更是寒酸破烂，肮脏不堪，头上的小帽子还是13天抱走时，曾志亲自给戴上的那顶。
孩子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原来那位奶妈自己还有个两岁的孩子，奶水不够，曾志的孩子不能给奶吃。曾志含着热泪将随身带的馒头掰了一块，用白开水泡泡，喂儿子吃，孩子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吃了还要吃，看来是实在饿极了。曾志心里酸楚，泪水禁不住又涌了上来。曾志悄悄地环顾着四周，她不能让养母看穿她的真实身份，只好强把泪水吞咽下去。面对亲生儿子却不能相认，儿子又是如此的可怜、不幸、弱小无助，母亲怎能不痛苦、内疚，本能的母爱与革命者的志向纠缠在一起，使她徒生一股惆然；不是吗，她，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在短短的5年里，已经失去了两位相亲相爱的丈夫，而深爱着的第三个恋人陶铸又被捕入狱，至今生死不明；她在这几年生了3个儿子，为了信仰和追求，只好将儿子送人、卖人，从来没有体会过做母亲的幸福和满足感；而本人，也屡遭打击，一次又一次被误解、委屈和不被信任……但曾志，毕竟不是普通的妻子，一般的母亲，在她的心中，装的是闽东人民和全国老百姓的苦难……
1934年春天，曾志意外地收到陶铸一封短信，信寄自监狱。陶铸写道：我已判刑，没有再出去的可能了，请你能善待我的老母亲，替我尽份孝道。并说病重，若回信可寄南京军人监狱1271号。
一年的朝思暮想，总算得到了陶铸的消息，很显然，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活下来了。曾志当即给陶铸写了封信，凑了20元钱，可是无法寄出去。曾志当时是受通缉的“女共匪”，国民党悬赏30加元大洋捉拿她。可是一想到陶铸，想到他们之间已有的感情，想到陶铸目前的处境，她下决心去冒险！
数年后，陶铸出狱后告诉她，那封信和钱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肺病严重，咳血不止，他用曾志寄的钱买了几瓶鱼肝油，又买了些书，把牢房当作学堂，勤读了几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才救他出狱。
1940年春天，陶铸作为鄂中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来到了延安，与曾志在延安团聚了。他们终于又有了个家。
1941年，曾志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了一个女孩，30多岁的陶铸，才第一次当父亲，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但曾志却险些丧了命，她产后大出血，若不是注射了医院仅有的两支进口止血针，命就保不住了。
1945年6月，陶铸和曾志要南下开展敌后斗争，只好把4岁的女儿亮亮，托给他人照看。4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了，曾志有意地向她灌输“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不再回来”的概念，以免一旦长离别，孩子幼小心灵受到刺激。他们把亮亮托给一位杨叔叔，并嘱咐老杨把亮亮当成自己的女儿，万一他们回不来，一定要把亮亮抚养成人。在他们南下启程那一天，老杨抱着亮亮到延河边为陶铸、曾志送行，当看到爸爸、妈妈跨上战马时，小亮亮立刻显出了惊慌，她撇着小嘴眼泪汪汪的。可妈妈早就说过，在送爸爸妈妈时，勇敢的小亮亮是不许哭的！她望着战马上的爸爸妈妈，又使劲忍住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曾志看到女儿的难受样子，也是心如刀割，扬鞭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下，就率先上了路，当她跑出去好几里后，仍然今曾志泪如泉涌。她已经35岁了，是生过4个孩子的母亲。小铁牛已早逝了，其他两个孩子又在哪里呢？她怎么能不想呢！
陶铸、曾志一行原本准备从中国的大西北，徒步穿行中国，到最最南端去开展游击战争。行至半途，日本投降，中央命令他们改去东北。他们日夜兼程，强行军抵达沈阳，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曾志负责沈阳市铁西区委工作。
东北的共产党撤离大城市后，曾志先后任一地委组织部长，五地委副书记。陶铸任辽吉省委书记兼七纵政委。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俩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加起来也不过相会过四五次。
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曾志又从东北南下到武汉，担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调往广州，任电业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守在丈夫陶铸身边，做一个既尊且贵的夫人，一洗几十年的征尘，享受人皆应有的家庭生活；第二是舒舒服服地在上面当官，享受权力所能赋予的一切好处。可是曾志偏不！她离开丈夫和女儿，置空官位，一沉到底地住到西村电厂里，并且把电业局党委也设在电厂。自己安家在工人宿舍里的一间房子里。
1957年后曾志总算搬回到陶铸那儿去住了，此时她已是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照说是有专车的人，但她天天挤公共汽车去市委上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志，这位没有跟陶铸享过一天福的女人，却承受了陶铸妻子的难以言状的苦难！
第14章 巾帼英雄——张琴秋
中国工农红军中最著名的巾帼英雄张琴秋，1904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一个商贩之家。经父母亲节衣缩食，供她上了本县女子小学，又考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内她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学生游行并带头剪发。1923年，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班，因容貌秀美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在爱国女校，张琴秋通过与自己同班的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的妻子，认识三了沈的弟弟沈泽民。1924年张琴秋考人上海大学，在沈泽民的帮助引导下，同年4月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转人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张琴秋与杨之华（瞿秋白之妻）、王一知（张太雷之妻）、王会悟（李达之妻）一起，在向警予（蔡和森之妻）领导下办起平民女校。
1925年，张琴秋参加了五册运动。冬天与沈泽民等秘密搭上苏联一条运煤船，赴莫斯科进人东方大学。1926年与沈泽民结婚后，仍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们的同学中还有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
第二年，张琴秋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张玛娅。为了不影响学习，1929年下半年，她将2岁的小玛娅，送进了苏联国际儿童院。但不幸的是，沈泽民由于劳累过度，身体越来越坏。1931年她和沈泽民奉命回国时，为了能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就把心爱的小女儿留在了苏联。
小玛娅2岁时进了儿童院，她跟随妈妈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还听不懂俄语，但她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在儿童院的教育下，玛娅被熏陶成具有俄罗斯式的真诚坦率和男孩子一样的活泼性格。她爱好象棋，很少有人能赢她。她擅长游泳、滑冰，滑雪也很好。所以，大家叫她“假小子”。
玛娅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她读的书很多，因而大大影响着她性格的形成。玛娅还热爱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歌曲。小时候，她学了许多歌儿，还经常在晚会上演出。张玛娅在苏联生活得非常开心和幸福，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十分想念妈妈和爸爸。
1931年5月，张琴秋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彭（湃）杨（殷）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沈泽民和张琴秋化装刚潜人鄂豫皖根据地时，同志间传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美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不过，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出身工农的干部学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早操集合时，她身着灰军装打着裹腿，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彭杨军校的操场上，以非常标准的操场动作和响亮威严的口令，一下子把男学员们都镇住了，大家不能不暗暗在心中感到惊叹。
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张琴秋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原来，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有带兵打仗的强烈愿望。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学员一样参加野战演习，从摸爬滚打、实弹射击一直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后来，她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夏，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她担任了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张琴秋随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途中，调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丈夫沈泽民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留下坚持游击斗争。
不久，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底入川后，因与曾中生、旷继勋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而遭受打击，被调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余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人进人山谷后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被逼无奈才起来革命的。敌军被围在谷底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放枪倾听喊话。恼怒的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和开枪的士兵，激起了士兵们的武力反抗。张琴秋乘敌内乱，率赤卫营冲下山去，将敌全团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诗文，两把枪百发百中的天下奇女子。张琴秋虽没有敌人说得那么神奇，但她除了指挥作战外，还主持了一些建设项目，如今天仍留在四川通江县的烈士陵园，其图案便是当年由她亲手设计的。
1933年，沈泽民积劳成疾，病逝于鄂豫皖苏区。丈夫去世后，张琴秋把悲痛埋在心底，于1934年，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
张琴秋率领全师将士，策马扬鞭、征战不息，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长江到河西走廊，到处传诵着她的英名。一时间，她成为闻名巴蜀的红军女将，曾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这样的职务在红军女将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1935年5月，张琴秋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7月，她和陈昌浩结为夫妻，又组成了新的家庭。陈昌浩能文善武，英俊潇洒，留过苏，精通俄语，作战勇敢，且能身先士卒，25岁即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也称得上是红军中难得的将才。
陈昌浩比张琴秋小两岁，他们结婚时陈昌浩刚好30岁，二人结合，也算是门当户对。可惜的是，陈昌浩因追随张国焘分裂中央犯了错误，因而患得患失，为表白痛改前非，对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只知机械执行，不敢根据客观实际应变，拒绝接受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意见。
1936年10月，任红军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亲历了战争年代最悲惨的一幕，那就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剧。
皑皑白雪覆盖着森林，祁连山脉像条看不见首尾的巨龙，披着银光闪烁的鳞甲，横卧在茫茫的高原上。大地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中，变得像岩石般坚硬。滴水成冰的奇寒，使伤员不敢坐担架，只能拄着木棍艰难地跟着队伍行进。黎明前，停止行进的军号吹响了，指战员们从附近捡来干树枝，燃起了一堆堆簧火，围着取暖。张琴秋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背靠大树坐下，耳边响起战士们燎亮的歌声：
我们是铁的红军，
钢的力量，
工农的儿女，
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
不是红四方面军！
歌声带来了勇气，也带来了惆怅。整个局势的变化，使这位西路军的组织部长，红军著名的指挥员不能不前思后想。
英雄的西路军的儿女们，在与苦和寒、与敌人的搏斗中，送走了1936年，迎来了1937年。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使全军振奋。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敌人，这些战略部署是很正确的，作为一个红军指挥员，张琴秋是非常钦佩徐向前总指挥的卓越才能的。她现在怀孕即将临盆，行动是不方便的，但她的脑子没有一刻不在思考与关心着全军的命运。她总有一种忧虑，究竟忧愁什么呢？
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同时集结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不了解河东的整体部署，对军委给西路军的任务提出了意见，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电给西路军领导人，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怀疑中央路线……
敌人这时却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人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并发起了猛烈地进攻。董振堂指挥五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只配有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五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董振堂军长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创”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
敌人沿城西向南、向东推进。城墙、巷道、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董振堂军长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400多米，敌人的一颗子弹将董军长击中，只见他身子一歪，倒了下去。警卫员看到他灰蓝色的衣胸前染满了鲜血，撕开衣服一看，子弹从左胸穿过，血流不止。警卫员将军长抱在怀里，拼命地喊着：“董军长！董军长！”
过了一会儿，董军长终于苏醒过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看了看科长寇惠民、参谋孔建光和9名警卫战士，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冲出去，不然就来不……”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醒不过来了。战士们围着已牺牲的军长，怒视着向他们冲来的敌人。
高台之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等3000多名将士，除少数幸存者外，全部光荣战死。将士们鲜红的血，滴洒在洁白的积雪上，滴洒在张琴秋的心里。死，无所畏惧！但这样的牺牲值得吗？这样的失败又该谁来负责呢？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所优愁的不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子在腹中的骚动，也使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4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将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活钉在街头的大树上，马匪们淫笑着与之并列合影……
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张琴秋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所属部队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严格执行徐总指挥的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很大，兵力已不足万人，伤病员占三分之一。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总政委陈昌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自救意见。张琴秋为此坐卧不安，茶饭难进。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出了突围的决定。
张琴秋跟随的总部直属队在倪家营子突围中，被突然杀出的狙击之敌截成数段，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就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时刻，张琴秋多少天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子宫一阵又一阵收缩，一切症状告诉她，要分娩了。
炮火隆隆，硝烟弥漫，子弹尖叫，火光冲天，这一切险恶的场面，都无法阻止肚里的孩子在这个时候降临。她紧咬着牙，汗水从两颊上流了下来，她死劲抓住马僵，趴在马背上随着部队刚刚冲出包围圈，就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孩子就降生了。
孩子呵，孩子！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张琴秋躺在冰冷的戈壁滩上，血流不止。她只听见那孩子啼哭了两声，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寒风呼啸着，警卫员脱下自己的外衣，裹住了这个小生命。由于母亲行军、打仗、焦虑、饥饿，在极度困苦中孕育的小生命夭折了，也不知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界。
看了一眼也罢，没有来得及看一眼也罢，反正他总算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卫生员脱下自己的衣服、把随身带的药棉花全用上了，也没有止住张琴秋的大出血。然而，不管怎么样，没有条件治疗，没有时间等待，必须拼尽全力，挣脱死亡的威胁……
张琴秋从昏迷中一苏醒，立刻挣扎着站起来，便翻身想跨上马去。她失去了平时的敏捷，踏上马鞍蹬的一只脚颤抖着，警卫员用力推了一把，她才跨上马背，鲜血渗透了裤子，染红了马鞍。她拉紧了疆绳，战马长嘶一声向硝烟中冲去。
在这场战争中，张琴秋作为一个女人，她要比男人付出更大、更多的代价；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惨烈。张琴秋鲜血淋漓地随着部队突围而去，戈壁滩上留下了成片的阵亡者，留下了她的血迹，也留下了她那个刚刚降生就夭折的婴儿。
夜幕低垂，北风呼啸。积雪覆盖着的祁连山麓，无声无息地蟋伏着。敌人的宿营地里，篝火熊熊，人影幢幢。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人梨园口。徐总指挥将九军的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三十军的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住梨园堡，拟稍加休整后沿着狭谷转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
年仅25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指挥队伍经过屡次血战，虽然还保持两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一共不到1000人。他一会儿爬上这个山头，一会儿爬上那个山头，不断地观察地形，部署部队完成把守山口、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卷起了滚滚烟尘。霎时间，敌人的骑兵，采取迁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兜了过来，这里的山头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在山地运动，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来。
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兵冲得七零八落。经过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徐向前总指挥带着西路军仅剩下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在整个战斗中，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过这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265团和267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张琴秋随干部支队一起行动，一块冲出来的只剩她的警卫员、卫生员和她3个人。在一个大山石下，张琴秋坐下再无力站起来了。她轻轻摇了一下手，她那只手已经变得很枯瘦，皮肤也很粗糙，呈黑黄色，她已疲劳得连抬手的气力几乎都没有了。警卫员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差点掉下来。她非常熟悉她朝夕相伴的首长的这双手，那是一双握着双枪指挥战斗的手，那是一双紧勒马缰挥舞大刀冲锋陷阵的手，那是一双柔软的曾为她梳过头、补过衣灵巧温暖的手，现在这双干瘦的手伸了出来，抓住了她的手，抓得那么紧，仿佛她全身最后的力量，都集中在手上了。
警卫员实在忍不住了，她眼里滚动着泪水，她用她的泪眼，一动不动地盯住张琴秋的脸。她想从这张变得陌生的脸上，重见她昔日的美、威严和爱。她不过才33岁啊！这张脸曾在她们第一次相见时，使她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美好”。时到今日，才过了多少时光，然而这张脸却变得如此苍老：浮肿、灰黄、目光无神、头发失去光泽……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张琴秋用微弱的声音问，无神的目光，凝视着警卫员的脸。
“不，你别这么说，你……一会好起来的……”警卫员说完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她。
“会好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会闯过……难关……因为……我们是红军……”她微笑了一下，像阳光在枯叶上的一抹闪耀。
卫生员拖来一捆枯树枝，吃力地爬行着。
“你……去帮帮她……”张琴秋关切地说。
警卫员起身，费力地向卫生员走去，当她们拉着枯枝向大石下走去时，突然听到一阵响动。卫生员慌忙走过来，见张琴秋倒在地上，一把白雪捏在她的手里。卫生员慌忙将张琴秋扶了起来，抱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警卫员也奔了过来，惊奇地瞅着她捏着积雪的手。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我……想用雪……擦擦脸……”张琴秋苍灰色的脸上，竟因羞愧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无比强烈地震动了这两位年轻女红军的灵魂。啊！我们的首长啊！她两个不知说什么好，卫生员默默地弯下腰来，将张琴秋手中的雪慢慢地放到自己手里，用一小块纱布包起来，轻轻地在张琴秋的脸上摩擦着。她轻轻地抓住了卫生员的手，又轻轻地向警卫员点了点头，她们两人靠着她坐了下来，3个人靠得紧紧的。
“我……想告诉你们……我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但他来的不是时候……以后还会有的……”那声音里，有一种遗憾，但更多的是一种简直无法理解的信心和坚定。
“我们都应该有个家庭，我先前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孩子，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儿，她被留在苏联。战争把一切都夺走了，可没有能夺走我的爱！我又和昌浩组成了一个家庭，我是母亲，我死了也知足了。你们两个也都成年了，是大人了，懂得爱了。正因为我们有爱，追求爱，才有了恨，才会投奔革命，才会出生人死。敌人要我们死，我们偏要活；敌人让我们妻离子散，我们偏要建立家庭；敌人要我们断子绝孙，我们偏要生儿育女。在这样的岁月里，一个女人，要怀孕、要生孩子，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多大的牺牲！我从怀孕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考虑要不要这个孩子。这孩子不是我和昌浩个人的私产，是红军的后代，是革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暗暗发誓，只要我活着，就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张琴秋讲述到这里，缄口了。她凝眸望着天空，她的脸像雕塑，毫无表情，而她的话语，却讲得一句连一句，仿佛这些话语，她在心里已对自己讲了不下几百遍了。这个女人，用极低的声音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人世间最圣洁最真挚的情感！也许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才能使她在极端虚弱疲倦的情况下，如此连贯地讲了这么多话！
第15章 外交家夫人朱霖和子女
提起黄镇，他不仅是功勋卓著、中外闻名的赫赫战将，而且是名垂青史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然而，又有谁知道，在他的事业中，浸透了他夫人朱霖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朱霖，家族姓文。曾祖母守寡，带着三个儿子搬到孝义县司马村，给张家五宅当女佣。朱霖于1920年2月出生，二爷爷给她起的名写在一张红纸条上：“长命富贵的文佩卿”，贴在她头顶的墙上。大家族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自然成了全家的宝贝。
文佩卿7岁上学，她既不聪明，也不勇敢，学习成绩不好，常被打手心，家人也不帮她。只有她二爷给她讲过：他们家是文潞公的后代，文彦博在宋朝出将入相，晚年告老还乡，回到介休文家庄，皇帝派人来看望，才下令将文家庄划到介休县城内，他们就是从那里搬来的。
1935年，文佩卿15岁，高小毕业，考入太谷铭贤中学，那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校长是孔祥熙，在山西颇有些名气。
1937年9月底，由于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宣传，加之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动退学，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报到。和她一块去报到的同学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学12人。动员会的领导多是地方党组织内的同志，很多是铭贤早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杜润生、侯维煌、吕东宾等。后来，秦基伟也来到了动员会。文佩卿参加游击队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思想进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调文佩卿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她一进校就被告知。她、所在的高级班有在友军工作的党员，故要连姓带名一起改。她拿起笔想了想，愿意和朱德总司令同姓一个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于是就写了朱霖二字。在此期间，经石玉瑛同志介绍，她认识了黄镇同志。
1939年，朱霖从党校毕业，回到二地委，任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这年秋天，太行区召开党代会，朱霖是代表，去参加会议。黄镇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太行区党委委员，他们碰到了一块儿，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区党代会期间结了婚。除参加会议的区党委领导外，北方局和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
1941年，朱霖调五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日寇实施秋季大扫荡时，她已怀孕3个月。她背着背包跟同志们一块儿爬山、过河，进行大转移。朱霖好强，绝不愿在这种时候拖累同志们。在上下山时，她有意跳沟、蹦脚、奔跑。有时感到肚子难受、疼痛，就忍着加大活动量，可结果肚子里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长大，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扫荡，重点是太行三分区。为了保障机关的迅速行动，领导上决定将临产的刘伯承师长的爱人汪荣华和朱霖以及边区政府的另外两个孕妇，4个大肚子另作安排。她们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保驾单独打起游击来。她的第一个孩子黄文就是在敌人的追击下，诞生在老乡的驴圈里的。
在抗日战争进入严酷阶段的同时，太行区的三年苦旱、两年蝗灾同时降临，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到1943年夏秋，己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太行山本来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连洗脸、洗碗也不允许。这时，小河断流，窖水几乎干涸。庄稼又被蝗虫吞食……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的油盐和粮食也供应不足，每人每天还要拿出2两粮救济当地灾民，保证有驻军的地方不饿死人。
大儿子黑胖，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脓吐血，又害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小屁股只剩下一层皮……幸而得到钱信忠部长的治疗，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命。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又打内战。在解放战争中，朱霖多次立功。在紧张的战斗中，还是耽搁不了生孩子。1948年11月底，她到医院去生孩子，没想到产后感染了产褥热，恶寒而后高烧41度，在她生命垂危时，傅钟夫妇把为女儿准备应急的两支盘尼西林拿出来给她用了，救了她一条命。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军人的妻子、将军的伴侣，看来该享享清福了。但是不行！她为了祖国，又要作出另一种牺牲，一种看不见枪林弹雨的奉献和牺牲。
朱霖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几天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她随丈夫黄镇，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包袱，两个书箱，5个孩子到外交部去报到。先住进解放饭店，后搬进新华饭店。这些饭店并不豪华，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使朱霖十分不习惯。抽水马桶，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弹簧床上下乱颤，哪有门板稳当。她和黄镇商量，干脆睡到铺着地毯的地面上。
一群穿着毛料中山装的男人和穿着旗袍或连衣裙的女人，云集在北京饭店宽敞的餐厅里实习吃西餐。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还着实收拾一番，照照镜子，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漂亮。谁知老外交人员胡济邦检查她的着装时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又指着头发数落着：“解放区的发型不适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脸上要搽点儿粉，唇上要抹点儿口红；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两腿不要叉开，也不要摇晃；不要当着客人面用手挖鼻子，擦眼睛，要多准备几块小手绢……”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吃半饱。服务员送来一盘水，朱霖赶紧倒了一杯，刚端起来要喝，被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朱霖脸红了，哭笑不得：“这真是活受罪！”她咕哝着。
第二天一大早，黄镇一摸“地铺”上的朱霖，人不见了。黄镇不由得惊异而且焦躁起来。朱霖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悄悄约了韩念龙的夫人王珍，一块去找周总理。部领导接见了她们，表示一定把她们的意见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得到消息后，即派邓颖超来做工作。
邓颖超拉着朱霖的手，郑重地说：“总理派我来转达他的话，让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外交官的夫人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同酬，绝不是什么附属品。从事外交工作，在国外人手少，任务重，工作繁杂，我们绝不要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朱霖点点头，看来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当邓颖超端杯喝水的时候，她试探地问：“出国工作，能不能不叫我们夫人或者太太呀？仍叫同志多好！”
邓颖超笑了，她慢慢放下茶杯轻声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我自己。”
邓颖超抬头看着朱霖说：“这是工作呀，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太太就太太吧，不要忌讳。在外国，夫人地位很高，因为是夫人、太太，人家不给下边官员讲的话，却给你讲，因为他们觉得枕头边的话可以影响丈夫，这是个有利条件，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
邓颖超走了，朱霖用两手搓了搓脸，理了理两鬓的头发，似乎想用这样的动作，把邓颖超的话铭记在心里。
1950年7月中旬，一列满载外交人员和货物的列车，开出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当时航路尚未开通，去匈牙利必须经莫斯科转车。
黄镇和他的6名外交官，一踏上匈牙利的国土，就被等候在车站的主人接送到首都布达佩斯一座豪华旅馆。第二天黄镇叫来会计一算账，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天就得花几千几万斤小米呀！”黄镇当即决定，马上要匈牙利政府尽快给我们找一处临时住房，并布置随时作好搬家的准备。
临时住房很快找到了，布置房间，黄镇是行家，购置家具的任务，落到朱霖头上。她当时已怀孕五个多月，还是东跑西颠，半高跟鞋把脚磨起了泡，痛得一回到屋里就脱鞋。烫发又梳成了辫子，盘在头上。
黄镇把临产的妻子送进产房，自己和翻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这是匈牙利最大的现代化医院。
忽然，一阵痛楚的叫声从产房里飞出来，直灌进黄镇的耳鼓。他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但马上他又镇静下来，他相信这不是她的声音，她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也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
是的，黄镇判断得很对，朱霖很平静。她的5个孩子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出生的。1942年2月，日本鬼子大扫荡，她和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等4个“大肚子”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马芬晓随行，单独打起游击来。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文化干事在前面探路，马医生怕她们肚子大下山不好看路，上山不好弯腰被石头绊倒，就不停地一边走，一边将路上的碎石往路旁踢，一夜走50多里路。
有一天夜里，下到半山，看到山下村庄火光冲天：敌人正在烧杀，只好转到另一个敌人刚刚退走的村庄。为了不打搅村民，马医生和朱霖只能住到驴圈里。她俩先清理驴粪，然后打了些干草铺到地上当床。第三天朱霖在驴圈里分娩了。她使劲咬着嘴唇，用手揪着自己的大腿，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在马医生的指导下，大女儿呱呱坠地了。此时，驴圈外面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原来是师直机关的同志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后正好路经此地。有同志在门外大声开着玩笑：“马医生，只听到你在大声叫喊，知道的是你在接生，不知道的还认为你在生孩子呢！”
产后，朱霖发烧，直到好转后马医生才告诉她，在驴圈生孩子易得产褥热和脐带风，难怪她当时那么紧张……
在那样的环境里她生第一个孩子就不叫喊，现在环境这样舒适，服务这样周到，再痛苦也绝不会叫喊的。匈牙利产科主任是位男大夫，他为朱霖接生。朱霖睁开眼，看到他大手里托着孩子高兴地叫着：“ FIU ！ ” “ FIU ！”原来他是在告诉朱霖，说夫人生了个男孩！
匈牙利外交部、苏联大使夫人，都送来鲜花，夸她是母亲英雄。朱霖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要祝贺。
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她碰到了好开玩笑的陈赓。他一见到她就故作惊奇地说：“哟！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呀？”
朱霖一时反应不过来，迷惑不解地问：“什么英雄？”
他眨眨眼，神秘地说：“你当了英雄都不知道？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是英雄，这消息传到国内，我们也光荣呀！我们太行山的女同志就是英雄！”说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英雄也有“英雄”不起来的时候，追到根上还是孩子。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工作人员是允许带孩子的。爱生病的老五被带去了匈牙利，再加上老六，家里家外，朱霖忙得不可开交。老五顽皮，满地乱跑，老六嗷嗷叫，闹着要吃奶，黄镇静不下心来就冲朱霖嚷：“你管管他们呀。”朱霖无可奈何地说：“我哪有精力呀！”
“你呀，就像个家庭游击小组的组长，我跟着你，仍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朱霖没有再吭声，但心里很委屈。孩子给这个家增加了多少麻烦，但她从来没有影响过工作，为了在干部群众中留下好影响，她里里外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很多为难的事他都不知道啊！
孩子啊，世界上有什么非要牵挂一辈子的呢，大概只有孩子……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是无法理解父母的感情的。就连欧洲人也说：孩子永远不知父母的爱，除非父母已离人世，或者他们也有儿女以后。
国外带两个要操心，国内还留着4个，做妈妈的哪有一天忘记过。
1952年回国开会时，朱霖抽时间先到育英小学看望两个大孩子。老大是女孩，农民叫她二乖，上学后起名黄文；老二是男孩，农民叫他黑胖，上学后取名黄山。朱霖一进教室门，就和往外跑的黄文撞个满怀，但黄山却找不见，朱霖和老师找了半天也没见个影子。直到吃完晚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的床底下，连忙拉他去见妈妈。
朱霖一边掸黄山衣服上的土，一边亲热地问：“你怎么躲着不见妈妈呀？”
孩子圆嘟嘟的脸上，闪着一双机警而略带狡黯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妈妈，审视了一会儿才说：“老师上课说啦，北京现在还有特务，骗子也不少。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会有妈妈来看我呢？说不定是坏人装的，不能见她！”
朱霖听了，心里百感交集，把孩子一下子楼进了怀里。
接着，朱霖又到十一小学去看老三。老三也是个女孩，她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憨直地对母亲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妈妈家叫米囤，现在人家都笑话我的名字难听。”
妈妈给她梳了个硬撅撅的小辫子，告诉她：“米囤是表示家里粮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
“老师替我改了名，叫黄浩。”
朱霖想了想：“黄浩也很好，就叫黄浩吧。”
最后，去军委保育院看老四。这是个男孩，名字叫黄河，4岁多了，是1947年8月24日，黄镇带领部队过黄河那天生的，警卫员看到捷报，给起的名字。小黄河忘了母亲的模样，也不愿跟母亲走。
朱霖哄了半天，后来比画着说：“坐汽车！”他才高兴地蹦跳起来。他再次抬头像小大人似地审视妈妈，歪着小脑袋瞪大眼睛问道：“你真是我妈妈？”
“当然是真的。”妈妈认真地点着头。
“你是我的妈妈，你就要像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一样，每礼拜都来接我行吗？”孩子的眼神里含着祈求。
听到这话，妈妈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抱起了孩子，脸腮贴着脸腮……
朱霖没有机会照顾留在国内的孩子，但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儿女们操心。她随黄镇从匈牙利到印度尼西亚，在来印尼前，刚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想让她检查治疗一下，未及治疗，母亲脑溢血卧床不起。正巧黄镇的弟媳又带着孩子找来。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弟媳没有文化，解放后仍然生活无着落，只好带着孩子流浪来京。朱霖未讲一句话，就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费用全部包下来，不让她按烈士家属要求补助而增加组织上的负担。同时，她又把重病的母亲送回老家，她是独生女，后来母亲因无人照顾而死在炕上。
1960年父亲又去世。她回国开会才看到已经压了三个月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病得很重，不知你回来没有，希望你能给我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我觉得嘴里没有味，实在不想吃东西……”
看完信，朱霖哭了。她哭得很伤心，泪水滴湿了前襟。是的，她觉得她不是个好女儿，她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她觉得自己也不是个好母亲，因为她也没有照顾好孩子。不久前，放在军委十一学校的两个孩子，胳膊先后摔断。老四黄河是擦玻璃时从大梯子上跌下来的，当时就动了手术，胳膊接得还不错。老三黄浩是冬天在运动场摔倒的，断胳膊用石膏夹板固定起来，过了5个月，胳膊又断了，就成天拖着一条断胳膊，还哭着不让婶婶写信告诉爸爸妈妈。因为她知道印尼已开始排华……
孩子们渐渐大了，开始懂得心疼父母，但并没有减轻妈妈的负担。“朱霖同志晕倒在楼梯口了！”
黄镇闻讯赶回宿舍，妻子已躺在床上。她一直在出冷汗，嘴唇发青，一动不动，黄镇一惊，赶紧抓起她的胳膊摸脉搏。脉搏又急又玄。
医生赶来了听心脏，量了量血压，说：“夫人心脏有毛病，还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其实，朱霖得病的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当然还有工作的紧张和“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头几天，黄镇去外地，她忙用这个空隙拆洗了所有被褥，累得吃不下睡不着。这是一方面，而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烦恼与痛苦。她虽已离开中华国土，但国内的混乱使她放不下心，很多问题她无法理解。黄镇被迫一次次违心地做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再说孩子们，相隔万里，作为母亲更是牵肠挂肚。
不久前，接到大女儿的来信说：“你们不在家，在这个年月，我只好到南京婆婆家结婚了。本来结婚是件喜事，但我想了很多、心里很难过、痛哭了一场……”女儿是穿着蓝布衣、解放鞋，空着手去婆婆家的。作为一个饱尝旧社会妇女之苦的母亲，真怕女儿这样结婚带来不幸，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是母亲，想大女儿，不能不想其他孩子：二女儿胳臂有残疾，学校却让她学兽医，又下放到山东劳动，以后怎么办呢？老五下放北大荒，每天吃不饱肚子，劳动强度又大，患了腰肌劳损；老六参军到东北，部队还在审查他的“联动”问题，弄得神经紧张，写血书要求到珍宝岛去打仗；老七只有小学六年文化程度，14岁就进工厂学徒，后来得了结核病……作为母亲，哪一个孩子不是连心肉？作为大使夫人，当然又是国家第一，革命第一。她为孩子担忧，为丈夫焦虑，为国家的命运发愁，百感交集又怎么能不得病呢！
第三篇 阶级斗争舍生
引 言
回顾父辈们的革命历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而又催人奋进的事！因为那是一部统治阶级出卖人民的历史；同时也是父辈和人民不屈不挠进行反杭的历史。即便是在历史最为黑暗、最为艰难的时刻，革命的父辈们仍是义无反顾地去投奔光明，并以自己的身心和热血一并投入燃烧，发出他们应有的光和热。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刚生下的婴儿都被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悲壮而惨烈！蒋介石亲兼“剿共”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了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了像徐海东一样的父辈，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和白骨铸就了父辈的光荣。
在这代革命父辈中，有不少人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们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在后来成为坚定的反抗剥削的先锋，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了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并且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在中国上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封建文人对此也有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彭湃、夏明翰等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但慈善与施舍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削者”。于是那些先知先觉者起来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呼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呐喊。当然，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在当时中国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 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恰恰形成“红旗卷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这些人的可贵，正在于他们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并以他们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
第16章 “二七”死难烈士的光辉代表——林祥谦
1922年，京汉铁路各站已组织了16个工会分会，代表3万多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已成为最普遍、最迫切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年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人们被迫决定于4日午时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为指挥罢工便利起见，总工会移至湖北江岸办公。
京汉路总罢工的号令下达后，在3小时内，全线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表现了工人阶级无比的威力。
罢工第二天（5日），军阀派出军队到处强迫工人复工，都遭失败。6日，武汉各界工会派代表数十人或数百人，共两千余人持旗赴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举行盛大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
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不仅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吴佩孚的统治威风而且在经济上的打击更加致命。因为维护吴佩孚统治的反动军队的经济来源，是京汉铁路的收人。京汉铁路的罢工，同时也妨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对工人实行大屠杀。7日，他们以“调解”为辞，约工人代表谈判。同时用两个营的兵力，秘密包围工会会所，并派兵搜查工人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敌军参谋长威逼林祥谦下令复工，林祥谦英勇不屈，严词拒绝说：“头可断，工是不上的！”
林祥谦是福建闽侯人，早年在马尾船厂做工，1912年到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工人。1922年1月，陈潭秋以记者身份经常深入工厂和京汉铁路，调查工人疾苦并办工人识字班。当时刚刚由包惠僧介绍入党的工人项德龙（后改名项英）向他汇报，说江岸机器厂有一个青年工人林样谦在同伴中好抱打不平，威信很高。于是，陈潭秋便约他见面。
出身贫苦的林祥谦，当时在社会上一直被人看不起，想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记者能来见自己，还主动提出交朋友，心里很感动。陈潭秋便经常与他促膝谈心，从工人为什么受压迫谈起，直讲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最后解放之路。林祥谦有了阶级觉悟后，要求加人党组织，并和项德龙出面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并担任了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