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琮英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路途艰难险阻，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就是到了苏区，也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怎么能带着孩子呢？思来想去，带着孩子是不可能的。在临行前，她毅然决定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交婆母照管。
琮英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她知道弼时十分喜欢孩子。前面3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丈夫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来安慰她的。远志出生后弼时还没见过，她多想让他看一看、抱一抱呀！可是在战争环境下，这点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
1932年3月8日，琼英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夫妻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弼时一身红军装束，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了。当琮英把出狱后小远志的照片拿给弼时看时，弼时认真地端详着说：“这个宝贝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琮英也认真地回答：“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弼时兴奋地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工作都是十分愉快的。有一天，琮英看到弼时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又勾起她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弼时一回头，正好看见琮英站在那里出神，便走过去柔情地说：“我知道你又想咱们的孩子了！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宽心话而已。
1933年，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从此，战斗更加频繁，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动荡不定。陈琮英随军千里，坚持机要工作，别说接孩子到身边来，当时连个安定的家也没有了，紧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6年，长征到了西康省的阿霸，陈琮英又生了个女孩。虽然在长征路上，弼时还是高兴得不得了，给她取名叫远征。
琮英却十分发愁：长征路上环境艰苦，缺吃少穿，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吃，可当妈妈的一滴奶水都没有，用什么办法下奶呀？
正在焦急时，朱德总司令亲自端来一盆鲜鱼汤，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笑着说：“有山就有水，有水还怕找不到鱼？我自己钓的。”弼时听后，高兴地喊道：“有办法了！”他立即找来缝衣服的针，用火烧红扳弯，做成鱼钩去钓鱼，没有多久，真的钓回来了，虽然鱼不大，但钓了七八条。
琮英感动地说：“弼时！你们这么忙，还为我费这份心。我喝鱼汤，你们把鱼肉吃了吧。”
任弼时风趣地说：“我们又不会下奶，吃了它管什么用！”
陈琮英不安地说：“你千万别忘了替我谢谢总司令！他真是……”
其实，总司令并没有走，还蹲在门外烧鱼汤呢，就应声答道：“谢啥子么！我钓的鱼比弼时钓的鱼大，我烧的鱼是四川味的，比弼时烧的可能好吃些。”这种真挚的革命情谊，感动得琮英忍不住流下泪来。
不久，队伍行军了。为了减轻陈琮英的负担，任弼时坚持要自己背着远征行军，他还宽慰琮英说：“这个机会难得，我要尽些做父亲的责任嘛！”
组织上给陈琮英配备了一名战士，专门来帮助照料远征。任弼时和陈琮英都不同意，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怎么能够再增加组织和同志的负担呢！
战士回去后，在行军时，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都抢着轮流背远征行军。小远征成了军团的女儿，这种革命深情，在长征路上传为佳话。
1938年，任弼时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琼英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任远芳。1940年他们回国时，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苏联。
远芳，是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长大的，她的小朋友来自二三十个国家。无论同哪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远芳和他们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有一次，远芳生病发高烧，班上一个西班牙的孩子对她照顾得特别好，给她送饭、喂药，如同亲姐妹一样。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她虽然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却总是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远芳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一直待到小学毕业。她除了学习正常的课程外，还经常从事各种各样有益身心健康的课余活动。例如：每天下午4点钟，女孩子们轮流到厨房帮厨，削土豆皮、洗菜，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孩子学习缝纫技术、补衣服和绣花。男孩子们干木工活、种菜、种花。这样既可以帮助儿童院的叔叔、阿姨干活，减轻他们的负担，又培养了他们从小热爱劳动的观念，锻炼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体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远芳和一些中国孩子于1950年回到了祖国。当时她只有11岁，继续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陈琮英搞机要工作。他们在这一年又生了－个男孩儿，取名叫任远远。当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任弼时办事公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得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陈琮英是位党性强、坚持原则的好同志。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可从她嘴里从未泄露过一个字的机密。
还有一次，江青直接来找任弼时，要求给她批几匹布，她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任弼时当场拒绝了。
后来，江青又来找陈琮英，求她向弼时说说情，也被琼英拒绝了。任弼时对江青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毛泽东知道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
1949年，任弼时的孩子们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当时大人和孩子们都是实行供给制，任弼时、陈琮英和小儿子任远远，按规定吃小灶，远志是中学生吃大灶，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孩子处处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任弼时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陈琮英让孩子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糊好再用。让孩子们把学校发的已穿破的衣服找出来，用来作鞋底。任弼时还抽时间亲自把孩子们找出来的破衣服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孩子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国家刚建立，到处都需要钱，要处处注意节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弼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江青却还记着那些老账。她不仅把陈琮英诬为“寡妇集团”的成员，让人多次进行批斗，更对任远志和其爱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把他们俩口子都关进监狱长达八九年之久。
第10章 面对革命和儿子的刘伯坚
红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共生过3个儿子：长子刘虎生、次子刘豹生、三子刘熊生。
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学校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参事，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一口回绝，选择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22年3月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党，并任书记，同年秋天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人东方劳动者大学，并被中国留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生活，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日常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联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全权“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惨遭失败，被迫通电下野。为了寻找出路，求得援助，冯玉祥接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建议，亲自到苏联“考察”并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刘伯坚要参加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军。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刘伯坚接受了党交给他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
经冯玉样的邀请，刘伯坚陪冯玉祥回国，穿过外蒙古荒原，进人绥远（如今的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十分混乱。士兵们衣服破烂，面黄肌瘦，对政治一片茫然。
刘伯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他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十分良好的统战关系，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他还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
1927年4月，刘伯坚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6月，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被迫离开当时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西北军，被“礼送”到武汉。7月，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
“八七”会议后，刘伯坚奉命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邓中夏、王若飞、何叔衡、李富春五人组成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
刘伯坚和即将临产的妻子王叔振，在带着一箱子党的活动经费赴上海的途中，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却舍不得动用公家一分钱。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急不可待地要出世了。刘伯坚把王叔振背到了附近医院，因没钱交押金，已躺到产床上的王叔振又被轰了下来。刘伯坚在万般无耐中，这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几次把手伸向装满经费的箱子，但都又缩了回来。那是党的活动经费，他个人无权借用一分钱。豆大的汗珠像雨水一样从叔振的脸上淌下来，为了忍痛不叫出声来，叔振的门牙深陷在下嘴唇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伯坚伸出胳膊，在抽血室里抽出了自己400毫升的鲜血，顶了医药费，医院才又将叔振扶上产床。
刘伯坚坐在产房外的凳子上，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虎啸之威，豹熊之胆。”对，叔振为我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应该叫虎生……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这沉闷而紧张的空气，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了。刘伯坚在喜庆的同时，再次要求向医院又卖了200毫升鲜血，为叔振买了些营养补品。刘虎生，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不宁静的人世。
虎生出世不久，党在1928年春，又派刘伯坚赴苏联学习。10年前，刘伯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告别父母，离开家乡，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10年后的今天，他将与新婚年余的革命伴侣、爱妻王叔振以及他们的儿子虎生分别。当时环境险恶，他担心年轻的妻子带着虎生在经济无着的情况下生活困难。但革命工作和家庭之间不能两全时，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他鼓励妻子要有虎胆，要继续发扬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时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刘伯坚在苏联先后入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参加了中共在莫斯科郊区的“五一”农场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王叔振带着虎生住在上海，她一面照顾孩子，一面从事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经费短缺，所有地下工作者的生活都极度困难。在这种艰苦时刻，虎生的弟弟又出世了，取名为豹生。
王叔振为了抚养虎生和豹生，不得不靠向进步报刊撰文换取微薄稿费，勉强度日。为了避开敌人的跟踪，又不得不经常改变住处。
1930年夏，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军事学习，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前后在上海滩工作的3年间，就搬了47次家，最后不得不搬到上海青浦县。
刘伯坚接受党的安排，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赴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工作和行动方便，经过商量，他们将两岁多的长子虎生交凤笙大嫂（王叔振的大嫂）带回西安抚养。1930年秋，虎生离开父母跟舅妈去西安后，不想就此一别，再也没有能见到自己的双亲。
刘伯坚到江西后，即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密切配合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接连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2月，王叔振生了第3个儿子取名熊生。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顾不了家，顾不了爱人和孩子。王叔振还要工作，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在熊生出世不满两个月时，即送给闽西芷溪黄荫胡家抚养。王叔振同收养人订下了“抱约”，她提笔在两张红纸上写下了同一内容的留言，一份自己带上，一份留给黄荫胡的妻子丘满菊。她在“抱约”中说：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写于闽西芷溪
王叔振写的抱约
寥寥数语，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刘伯坚等策划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参加过北伐战争，接受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广大官兵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进人苏区后，二十六路军官兵亲眼目睹苏区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景象，深受启发和教育。二十六路军的官兵知道蒋介石对他们素有戒心，这次命令部队孤军深人“围剿”红军，显然有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二十六路军的阴险目的。
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但未接上关系。上海党对二十六路军曾做过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等人，打进二十六路军，与七十三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先后秘密发展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人入党。
1931年11月底，有人叛变，供出了部分党员名单。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特支决定部队迅速举行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派代表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系。
刘伯坚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王叔振调新泉县（新开辟）任县委书记，无法带走豹儿，只好留下豹儿由刘伯坚照看。
刘伯坚得知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当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并携带电台等通讯设备到距宁都县城近百里的固村指挥。
刘伯坚在路上遇到大雨，豹儿因淋雨后发起高烧，伯坚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儿子看病，只好拿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托船家带豹儿去看病，并许诺第二天就来接孩子，并带银子重谢。
刘伯坚以中央军委的全权代表身份进人固村后，和二十六路军的代表研究了起义的时间、具体行动步骤，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
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顺利地瓦解了反动势力，宣布起义。
第二天清晨，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集合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军旗和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前往迎接这支队伍，并召开了欢迎大会。
刘伯坚代表红军在大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宁都起义成功后，刘伯坚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详细情况。当毛泽东问起豹儿时，刘伯坚才想起他向船家的许诺，当他带着银两赶到那个河边时，滔滔的河水上没有一只船，他狂呼着豹儿的名字顺水而下，嗓子喊哑了，再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影……
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下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仍采取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方针，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地迅速缩小。到1934年11月22日，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先后失守，根据地所有县城都被敌人夺去。其间，刘伯坚曾提出疏散部队，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些积极正确的主张和建议却遭到排斥。
1935年初，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王显等，率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指挥部队突出重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坚为了掩护战友，不幸左腿中弹，被敌人俘虏了。
因国民党政府曾对刘伯坚定了5万银元赏格，并将其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敌人认出。
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刘伯坚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感而退。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丢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刘伯坚在此生死关头，仍时时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留在大嫂处的虎生、丢失的豹生、送人的熊生。他在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即人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胜利，1935年3月11日，将刘伯坚由江西大庚（今大余）监狱移囚到“绥署”候审室，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在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成建国路）走过示众。刘伯坚识破敌人阴谋，即赋诗一首一路高声吟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响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样。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承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皮
刘伯坚没有想到，妻子王叔振竟未能见到这一绝笔信。就在刘伯坚牺牲的前几天，在一个大风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中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国民联军（冯玉祥部队）总政治部任秘书，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长，中共福建省新泉县县委书记等职的王叔振同志，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秘密杀害了。
刘伯坚写完最后一封信，被敌人押至大庾县金莲山上，壮烈牺牲，时年40岁。
第11章 张浩一家人
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张浩即林育英同志，是林彪的堂兄；他与林育南、林彪被称为“林氏三兄弟”。张浩共有子女5人。长子林肖侠、次子林汉南、三子林汉雄，长女早夭、次女林莉。
1925年12月6日，林育英在上海领导群众游行示威，军警突然向群众开枪，育英率领群众奋起抢夺敌人手中武器，搏斗中头顶被敌人刺刀挑开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他的胸背也连遭敌人枪托的重击。但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冲出重围……
1926年，林育英的次子林汉南在武汉出生后不久，因母亲革命工作繁忙，就把他送回湖北黄冈农村老家，跟随姑母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935年底他母亲被捕出狱后，为寻找组织回到湖北老家，他与弟弟汉雄才开始上学。
林汉雄生于1929年10月25日（阴历9月9日），所以小名叫重阳。当时他的父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日夜与敌人周旋，处境非常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林育英同志提出：“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这样，地下党的同志们又都在各自的家中忙碌起来。
一天深夜，同志们在林育英家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巡逻兵。他们在敌人没有进到住室前，从后窗跳出撤退时，林育英的夫人涂俊明，猛然想到刚满月的女儿还睡在床上。此时涂俊明已被炸伤，眼睛睁不开，她在小床上摸了两把，但没有摸到孩子。为了不连累同志，她咬咬牙，毅然迅速离开了屋子。
待敌人赶到时，他们都已安全转移。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便利用孩子施展诡计。
第二天，敌人在林育英同志的家门口贴出布告，大意是说，昨夜这家失火，主人去向不明，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有谁知道主人的下落，可速来报告，或将孩子认领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林育英夫妇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林育英同志坚定地说：“革命总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但是，这没有什么。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将来哭鼻子的绝不是我们。”
敌人的诡计没有得逞，竟残忍地将刚过满月的无辜婴儿，丢进滚油锅里，活活地炸死了。
1931年2月9日，林莉出生在当时满洲省委所在地奉天（今沈阳）。她出生不久，就扮演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重要角色。母亲带着她东奔西走，传递党的文件、信函和进步刊物，联络党的地下工作者，转达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由于叛徒的出卖，林育英在抚顺煤矿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了，被判处5年徒刑。林莉出生时，她父亲林育英正被关在监狱里。党组织曾指示她母亲去做互济会工作，以便公开出面营救她父亲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伪满皇帝登基，在报上登出大赦令，对已判刑的，按刑期1年交100元钱取保释放。母亲抱着林莉找关系借了一笔钱，将林育英营救出来。
1932年初，林育英离开东北，去上海工作，林莉和母亲同往。11月，她父母所在的机关遭到破坏，在军警搜查的时候，她母亲沉着而坚定，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在窗户上放上事先商量好的报警信号，让来接头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机关已遭破坏。她母亲安放好警报信号后，已经来不及把林莉抱走，就被反动军警抓了起来。小林莉和母亲一起被关押进上海龙华监狱。
那时，林莉还不满一周岁，实在咽不下监狱里的饭菜，母亲只好把饭菜嚼过后再喂她吃。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林莉得了软骨病。当时，她母亲装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准备好一套口供对付敌人。
1933年春，林莉和母亲被保释出狱。出狱时，林莉的身体非常瘦弱，医生检查后说，严重缺乏营养，党组织给了5块钱，让给林莉买营养品吃。她母亲当即用这5块钱买了100个鸡蛋。但上海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林莉就跟母亲来到北京。
就在这一年，林育英化名李复之，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苏联3年，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以中共名义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的起草、定稿工作。1934年初，林莉的母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到哈尔滨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当年夏天，她们母女来到莫斯科。母亲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林莉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过集体生活。
医生发现林莉心脏不很正常，上学以前一直不让她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为了增强身体健康，儿童院逢年过节，除了文艺节目外，还有体育项目演出。林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她也能和同学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了。冬天滑冰、滑雪，夏天玩球、游泳，身体结实了，性格也坚强起来，精神愉快乐观。
林莉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了15年，这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她从一年级上到了十年级，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获金质奖章的学生，可以保送上苏联任何一所大学。
15年的集体生活，使她没有家庭的概念，也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总觉得老师和同学比什么人都亲。她从小养成了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的良好风尚。对她来说，加人少先队、共青团、直到后来人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绝不是口号、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愿望和心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络中断。林育英奉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与中共的电讯联系。
林育英化名张浩，扮作商人，带着密码，牵着骆驼，穿越荒无人烟的蒙古大沙漠，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定边。12月8日在张闻天的陪同下，到安塞见到了刚从直罗镇歼敌归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
张浩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会后，毛泽东与张浩作了一次长谈，商请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1936年1月16日，张浩给张国焘发电，以共产国际委派代表的名义，邀他回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并告之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他可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问题，为配合中央，张浩于1月24日又打电报给张国焘，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张浩连续不断的打电报批评、帮助，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同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北上，于10月在会宁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2月，为援救西路军，中央军委命令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1937年底，张浩给爱人来信，让“把两个小儿子与大儿媳带到延安去”。此时，全家人这才知道，林肖砍也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捕。由于比母亲早出狱，已经先到延安学习去了。这样，1938年初，汉南才与弟弟汉雄、大嫂一同随母亲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浩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由于他的脑病时常发作，后来竟至多次晕倒。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汉南等与母亲到延安后，他先与汉雄一起在“保小”念书，1940年毕业后升人自然科学院预科学习。1941年延安大学成立，他转人“延大”中学部，1943年春天又回自然科学院补习班，1943年11月再次转回“延大”中学部，1945年升入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
在短短的时间里，汉南转了这么多学校，可每到一个班，都给那里的同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个子瘦高，伶俐，幽默好学，成绩一直都很突出。他热心帮助同学，爱护同学是出了名的。不论男同学、女同学，大同学、小同学，都很喜欢他。人们亲切地称他“大哥哥”，唤他“小弟弟”！
他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要做保尔这样的英雄。”从此，“要做英雄，不做狗熊”就成了他的座右铭。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把这看成是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所不可缺少的。
汉南总是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他从不放任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即使很小的缺点，他也认真对待，诚恳自我检查，并认真地改正。由于他处处起带头作用，表现一直很好，1944年10月，在延安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话道出了一个育人的警世哲理。一般地说，在少年儿童成长期，父母与孩子相处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父母的行为、举止是孩子认识世界、学习做人的第一本“教材”，这随时随地、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孩子品德的培养，智慧的开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汉南与父亲张浩相聚时间不多，但父母的榜样是鞭策他前进、克服困难的动力。
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张浩在演讲时，突发脑溢血，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但落下了半身不遂，从此卧床不起。他在病床上，仍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要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延安整风后，他和一起住院的关向应多次研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为我党早期职工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雪的建议，亦被党中央所接受。汉雄脑子灵，学习好，点子也多，但体质较差。他常患腮腺炎，本来生活条件不好，又加上害病，发育就更差了。体弱，也就多病。
1941年6月，林汉雄又患了伤寒。在那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爸爸张浩只能把组织上分给自己作为补品的红枣鸡蛋等，全部给了病中的小儿子。可是，当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后，生病的汉雄却不肯自己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同一病房的同志。
汉雄这次生病脱险后不久，恰巧一位画家患伤寒住了医院。汉雄就把爸爸送来的东西又转送给了这位画家。更使人感动的是，汉雄在没有恢复健康的情况下，还为这位画家输了300毫升血。当时因为少药，医生建议，得过伤寒病而血型相同的人把血输给病人，借以治病。于是年仅12岁的汉雄慷慨地把自己的血输给那位画家，使画家很快恢复了健康。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3月5日，张浩已处弥留之际，他把秘书和妻子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接着，他深情地说：“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桃花岭上，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毛泽东获悉张浩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并深情地说：“我同意将张浩同志安葬在桃花岭，让他天天监督我们。”他对朱德、任弼时等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亲自来抬。”大家都表示赞同。
接到张浩逝世的报告后，李富春、邓发、林彪、彭真等立即驱车前往作善后工作，由李富春、邓发、林彪等组成治丧委员会。
当日上午入殓，下午4时灵柩移往中央大礼堂停灵。灵堂内悬挂着毛泽东题写的“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四壁悬挂着各机关、学校、部队送的挽联、花圈。
3月9日上午，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任弼时担任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人民致辞。在万人公祭张浩的大会上，林汉南在父亲的灵柩前，代表全家立下誓言：学习父亲的精神，继承父亲的遗志，在父亲未曾走完的革命道路上“干到底”！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汉南始终牢记着在父亲灵枢前的誓言，经过他个人再三申请，被调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东北赤峰区，任区委书记。1946年，任东北工业部组织科长。1947年7月，为了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东北中央分局组织部责成任克同志负责带领林汉南、刘子毅等十几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前往佳木斯、鹤岗，发动群众，检查工作。7月14日，当他们走到林口县时，遭遇到国民党收编匪徒的伏击。同志们英勇抵抗，在与敌人展开的血战中，南奋勇杀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12章 董老父女间
董良翚是董必武惟一的女儿，董老55岁上才有了良翚，老来得女，自然应该备加疼爱。但董老当时正深人龙潭虎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争取和平民主而奔走，没有时间和机会照看爱女。即使这样，在董老的三个子女中，良翚比起他的哥哥、弟弟来，还是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因此，良翚谈起父亲，总是充满无限的崇敬和深深的怀念。
良翚说，爸爸一生中写了一千多首诗，一读而不能忘的，却是爸爸诗集中的一首小诗：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
良翚解释说：“爸爸用他一生的行为，为我们绘制了童年的梦和成年的追求；用他一生执著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终生的志向― 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这样，无论是严冬还是初春，都会使她想起“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的诗句来；如果出差，或假日在公园见到丛丛绿竹，她便禁不住默诵起“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
竹子是平常物，生病是平常事，病中见景生情是平常心的流露。良翚在爸爸的诗中偏爱此首，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良翚乳名“楚青”，在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中，就包含有她的名字。可见，这首诗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
良翚说，从我记事起，我就叫楚青。名字不过是相互区别的符号，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含义。当我长大后，才知道我的名字里还有深意。这里寄托了爸爸对我说来，应称做母亲的两位女性的深深怀念。
董老早年在湖北老家时就结了婚。“楚青”这名字中的“楚”字，便是老家的那位良翚应称作母亲的名字中的一个字。那位母亲不识字，但非常支持董老闹革命。董老当时号召女人放脚，在那个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中，她是头一个带头放脚的。
她和董老结婚后很久没有孩子，很受族中人的歧视。女人在旧社会不生孩子也“造孽”哟！后来她生下个儿子，族中一些人又妒忌她。董老离开家乡，孩子生病没人帮忙料理，加上旧社会农村医疗条件差，孩子夭折了。死了孩子的女人加上族人的排挤，使她的身心长期处在极度痛苦中……
1935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命令不准带家属，董老服从了决定。那个名字中有“青”字的母亲，就留在了江西苏区。董老这位夫人很漂亮，两人又十分恩爱。大部队撤退时，她送董老走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了黑夜又迎来了白天。董老多次劝阻也无效，直送了三天三夜。最后洒泪离别时，她把系在腰间的手电筒送给董老，强咽着泪水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啊！”……
岁月虽日日流逝，但在董老的心中，始终忘不掉这两个支持他革命的女人。她们先后于革命胜利前去世了。为此，董老在给爱女良翚起名时，各取了她们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楚青”，以示永久的纪念。
良翚不知道这两位母亲的全名，也不知道她们的模样，但良翚承认这两位母亲，尊敬这两位母亲，因为在她的名字楚青中，凝聚着父亲的平常心和对这两位平常人的怀念之情。所以，良翚喜欢“楚青”这个名字，也喜欢爸爸这首诗。
良翚是学中国文学史的，对于诗的解释曾问过董老。董老说：“诗嘛，本无定解。我写诗是出于我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并由此产生了我的想法，用相应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我的诗表达了我对特定事物、特定环境的感受和想法。我的诗的意思，不能强加于你，也不应当强加于你嘛。基于你的经历、文学修养、思想水平，会有你自己的理解，也会有一些申发，这也是自然的。但你的，也不应当强加于我嘛。所以，我想诗不应该有定解才好。诗，不是算术嘛。”良翚觉得父亲说得对。诗，以一定格式，为人提供了一个驰骋思想、感情的天地。但父亲写这首诗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她确实费过心思。
这首诗写于1952年春天，当时家住在小石桥。小石桥的院子很大，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院是正院，南院是一座后花园。南北院由东西走向的一组房子分开。这组房子东南角那间最敞亮的房子，是父亲的卧室。卧室南墙外有一丛翠竹，朝朝暮暮陪伴着父亲，真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但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父亲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用。正因为这样拼命，他累病了，连续高烧不退，被迫卧床养病。
人在病中，比常人更容易感到寂寞，而伴随董老时间最多的就是窗外这丛翠竹了。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看着翠竹在微风里摇曳，低声唱着催眠曲，送他进人宁静的梦乡；月光下，竹的清秀的枝条，从南墙拉到窗帘上；太阳升起来，也把竹刚劲的身影，从南墙推到西墙。竹影随时而异，姿态变化万端，引出了父亲的千般思绪。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情感中写就的。
“竹叶青青”和“枝条楚楚”的佳句，不知父亲是看到了“竹”见景生情，想起了自己那两位名字中有“楚”和“青”的战友，还是因怀念战友，借竹抒情，来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只是描摹了一幅翠竹越冬入春的景象，不过稍稍拟人化了，说“不肯黄”， 赋予竹思想、愿望和行动。实质上是父亲借竹来表达自己的平常心，抒发自己平常人的感情。
大约是1963年，董老曾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也要到农村蹲点去。良翚说，当时她还在上大学，曾说董老：“你在前边走，后边还得跟着人照顾你。”董老认真地说：“农村也有老人，他们也要劳动嘛！我可以开始少干点。慢慢锻炼嘛！”她忍不住笑着说：“你还能干什么呀？”董老郑重地说：“我可以拾粪嘛！”良翚嘿嘿地笑出了声：“拾粪，用粪叉当拐棍？”董老严肃地说：“开始免不了要拿粪叉当当拐棍，粪筐也不会装得太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粪叉就不用当拐杖了。你说对不对？”
董老的话良翚是相信的，因为董老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红军长征时，董老不以自己在中央苏区做了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就可以不去做家属队长；现在他也不以自己做了国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粪的工作。他认为这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岗位的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对于董老的这个观点，良翚经过长期的咀嚼和回味，才慢慢地理解了董老的内心世界：董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滩证他永远做个平常人。良翚悟出了这个道理，就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平常人，磨砺平常心。为此，她常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反思自己的言行。
1940年，一批干部需要从重庆撤回延安，由良翚的母亲带着回延安。1941年1月，良翚出生在回延安的路上——西安。在她出生3天后，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她母亲，扣了这一批干部。她母亲带着良翚蹲了监狱。在周恩来同志的抗议下，才放了出来，回到延安。
良翚的母亲曾带着良翚和良羽，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那是一场艰苦创业的伟举：“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垦荒没有撅头自己造，没有房子就打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或打猎充饥。在对敌斗争中拼搏于沙场、抗争于魔窟，壮烈捐躯、光荣殉职……当时，董老在重庆国民党的魔窟里出生入死，默默无闻，一心奉献；良翚的妈妈在延安白天上山开荒种地，哥哥带着妹妹在山坡上玩。有一次哥哥为带妹妹从山坡上滚下来，把手和脸都划破了。晚上妈妈还要在窑洞里纺棉、养猪、养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妈妈事事争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支前模范。
冬天窑里没炭烧，早晨屋子冷，良翚不愿起床，王姨（王定国）就把谢伯伯的炭火挟过来。两根快燃烧尽的木炭，实在增加不了窑洞内的温度，但良翚看见火心里就暖和了。胡子爸爸（周恩来）和胖妈妈（邓颖超）回延安，也到这窑洞里来聚会。良翚刚刚懂事，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她影响很大。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她母亲带她去看炮兵政委，她们是从鼓楼步行到黄寺的。门口哨兵盘问她们找谁，听说是找政委不但不通报，还要轰她们走，因为母女俩穿着打扮和乡下的老百姓一样。
1958年，良晕一家搬进中南海。有一次她妈妈从东南门进去，警卫不让进。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出自己是董老的夫人。警卫听了却笑着说：“老太太，你唬谁呀？”每当遇到这类事情，妈妈的心态却非常平和。妈妈曾说过，董老从重庆回延安述职，也被警卫拦住不让进。
警卫人员从外表上分辨不出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差别，至少说明这些家属还没有变。董老曾说：“职务高了，权力大了，直接监督他的人也就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会多起来。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教育、监督有空子，就容易出问题。”董老夫妇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放松用实际行动去教育子女。
进城后，客观环境变了，董老接触普通群众的机会少了，他认为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时间久了，群众观点就淡薄了，同普通百姓的感情就淡了。如果不警惕，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拿架子、讲排场、出门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对群众的意见就会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就会视而不见……面临这种危险，董老是非常警惕的。董老要求家属尊重工作人员，从不准子女向工作人员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
良翚上中学由住校改为走读，每天早晨上学前第一件事是吃早饭。母亲对厨房的大师傅说：“良翚上学，只把剩饭莱热热就行了。”可大师傅总要打个鸡蛋把剩饭菜炒一炒。刚开始时，良翚吃起来特别香。天天吃这样的饭菜久了，就有点腻了。看到同学早上有的吃火烧、有的吃油饼、有的吃红薯，真羡慕极了。尤其是每天沿街可以看到，大汽油桶改装的烤红薯的炉子，飘溢诱人的甜甜香气，更动心了。良翚向妈妈提出能否给几角钱，早上和同学一样在街上买点吃。开始她妈妈不同意，一则怕不卫生，二则认为是浪费，因家里有剩饭菜。可是良翚会磨，左说右说，缠得她妈妈不耐烦，就给了她两角钱，让她试试看。
良翚怀着好奇心和新鲜感，用一角九分钱买了红薯做早点。吃中午饭时，她兴奋地讲起了这第一次尝试。妈妈听了向身旁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一定上当了。”那位工作人员干脆说：“这样作是浪费。”董老开始不很在意，听到这些议论就问：“你们说什么？”良翚见爸爸问，就把自己要到外面吃早饭的事重说了一遍。董老听后看了她一眼，淡淡地一笑。那笑容里流露出不满，使良翚有些紧张。董老放下筷子，目光移到桌上的菜盘汤碗上。叹口气说：“吃鸡蛋炒饭都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轻时，家里对我的特殊优待，就是吃一餐炒鸡蛋饭呢！”
良翚说，记得那天晚饭后散步时，父亲又提起那没有谈完的话：“吃蛋炒饭你倒腻了。我像你这么大时，家里很穷，又是一大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分稀饭是我的奶奶掌勺，每人就给一勺。我和爸爸在外教书，挣钱交给这个大家庭，所以全家只有我和爸爸二人受到优待，可以吃一餐稠稀饭。全家人都喝粥，包括我的妈妈。我和爸爸只有到过节时，才能吃上蛋炒饭。”良翚默默地听着爸爸的话，不记得当时有过什么强烈的思想斗争，或者什么激动的想法。但从此以后，她不再在意吃什么了，成了家里吃食最广的人。
董老在饮食方面从不讲究，但对家乡红安特有的泡酸斑豆、臭豆腐、臭皮子（也叫臭千张）十分喜好。董老看到饭桌上摆这些小菜就高兴，其实他吃得并不多，但津津有味，啧啧声不断。最后还要特地留下一点儿，说：“给良翚留着，她爱吃。”良翚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白色臭皮汤，闻到那浓重的臭味，实在不大想吃；但又不想使爸爸失望，便只好装作爱吃的样子。这件事除董老之外，家里人都知道真相，这当然也是和那蛋炒饭“吃腻了”有关。
1968年在董老的要求下，董老一家人从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所院子里。院中间有五间房子，董老夫妇的卧室在最东边的一间，西边紧挨着的是董老的办公室。房子虽然高大，但年久失修。这年夏天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房子多处漏雨，又赶上雷电，这一带的电线被雷击断了，家里一片漆黑。董老大声喊着，要良翚把外孙女儿送到他的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已在办公室点上了蜡烛。董老抱着小外孙女坐在那里，嘴里不断地哄着小家伙儿；良翚的妈妈忙着找盆子接漏雨，连小孩儿用的澡盆、尿盆都拿来了，放在董老的办公室和书房里。
良翚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广阔胸怀。吃家乡小菜、住漏雨房、要辞去国家副主席回乡拾粪……他这一切，既不是做样子给人看，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永远不脱离群众，不忘掉人民。这就是信念和追求。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不是部分的，暂时的；而是全体的，永久的；不单是物质的，而兼容精神的。因为他认定，坚定的信念是达到人生最高目标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去追寻它、实践它。要不脱离人民群众，就要永远生活在人民之中，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良翚在感慨中，又想起了爸爸的一首诗：
珠玑咳唾总成章，
质美还嫌藻饰伤；
记述不妨如实写，
中和平淡味弥长。
良翚说，自从她懂事以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她认为自己的父母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是最平凡、最善良的。父母非常爱他们兄妹三人，但从未有过望子成龙、让其出人头地的教育。他们只要求儿女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董老对子女的教育，大致分三个年龄段：
一是学龄前，他说这时候的孩子是没有穿鼻圈的小牛犊、没有带笼头的小马驹，可以自由蹦跳撒欢儿；不主张大人强加给孩子什么。
二是小学阶段，虽然已开始把孩子纳入教育轨道，但孩子的身心正在发育，智巧刚刚萌发，对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模仿性极强，要教他们做人诚实、爱劳动、艰苦朴素，做事要有毅力。
三是上中学以后，这是人生中身心最活跃的阶段，既要注重身教，更要注重言传。指导其学习、读书，用蕴含丰富哲理的语言去启发孩子独力思考、开拓思路、大胆创新，确立奋斗目标和人生观。
所以，良翚对父亲的教育和认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的提高而不断加深的。例如，良翚读董老的诗作，每读一次就加深一次认识和理解。做诗，不单是为了咏志而做诗；而是用诗的语言剖白内心的世界。例如，诗中所讲的“中和平淡味弥长”，这不仅是董老对文学、诗学的看法；而且是抒情言志，表达他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丰厚文化素养的结晶；是他一生做人的追求。
董老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始，历经了各个革命阶段，直到1975年89岁高龄谢世，都是处在时代的旋涡中心。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他从不追名逐利，更不浮词虚夸。在他兢兢业业平凡的操劳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品格——“中和平淡”！
回顾一个人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是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正是从那些极其平凡令人不起眼儿的小事中，感受到了伟人的德操。事实上，人的崇高品德，正是浓缩在这些小事之中。比如破布，这是人们司空见惯从来不认为会派上大用场的东西，可董老居然用它来比喻自己。
良翚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那还是她刚刚上初中时，一天中午饭前，良翚去了董老的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和爸爸聊天有两个好处：一是爸爸工作了一上午，饭前可以松弛一下；二是这个时间不会长，讨论问题不能长篇大论，即使有长篇文章要做，一会儿就要吃饭也会被迫岔开，使爸爸不必动多少脑子。
良翚轻轻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见他坐在躺椅上看东西。只要爸爸不坐在办公桌边，就是说他的时间是有弹性的。爸爸见良翚进来就合上了手头的文件，夹进了牛皮纸的卷宗中。然后靠在躺椅上闭上双目，听良翚东拉西扯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和评论。良翚坐到那张摇椅上，用脚尖轻轻点地微微晃动着，谈起了“人生”这个大题目。她仰看着天花板说：如果她生在旧社会，也会闹革命，也会长征……爸爸轻声笑了笑，侧起身看着她，她感到那目光绝不是赞许，当然也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
良翚看到爸爸端起茶几上那把宜兴泥壶刚吸了一口，壶里便咕噜咕噜响起来，她忙跑出办公室提来暖水瓶，给小壶里续上水，没倒好洒了一滩水在茶几上。爸爸微一摇头赶紧挪动茶几上的文件、报纸。良翚忙转身送出暖瓶，拿来块抹布擦拭着。爸爸嚓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破布，你看！”董老稍扬下颊示意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良翚看了看满头白发的父亲，又不以为然地翻动了一下手中的抹布。爸爸看着她抿了下嘴，嘿然一笑：“你看它不起？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需要的哟！”良翚觉得这个比喻很不雅，也不妥帖，就冲爸爸笑起来。董老惊讶地瞅了良翚一眼，她还是笑着出去送了抹布回来后说：“破布还能做什么？当然只能做抹布！”
董老听后无声地笑着摇了摇头：“也不见得。破布还可以补衣服嘛。”说完就靠在躺椅上，头也枕下去轻轻地闭上了眼，右手摸着胡子慢慢地持着：“破布，自然只能派上破布的用场了。”爸爸那郑重地自语，使良翚再也笑不出来了。
当时良翚想得不多，也没再问。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她逐步感到：一个人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那么个人的能力与理想比较而言，该是多么小的一点点力量啊！如果每个人的力量都融人事业，坚定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安排，那么就可以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才可以去逐步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只有把个人、事业真正摆对了位置的人，才会拥有十分坦荡的胸怀。
良翚上大学后，在一个夏天的晚饭后和爸爸坐在前院乘凉。董老手里拿着一柄广东新会的葵扇，缓缓地摇着，似乎只是为了驱赶蚊子。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新闻，工作人员特地把音量放大些，使院里乘凉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父女俩边听收音机边聊天，董老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你看，星宿都是不动的吧？”他微笑着考问良翚。但不等她回答又说：“其实它们都在运动。拿几百年前的星图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相对位置不同了。这就是变化，整个天体都在变，这是宏观的。那么，微观呢？细胞形成、生长、成熟、死亡，不也是在变？”董老挥动了一下扇子，并不想让良翚回答：“一切物质都在变，都会变。那么人呢？人的工作岗位可不可以变？”
董老在聊天时，常常提出些问题自问自答。他的论据又常使人感到除了逻辑推理外，还有他深思后的结论，良翚注意倾听着下文。果然董老又说话了：“我现在老了嘛，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还是可以的。其实，我的一生都是在跑龙套。”
良翚深为不解地把双手拢在胸前，盯着爸爸的脸。董老以为她不懂什么叫跑龙套，就说：“你懂不懂什么叫跑龙套？演戏时元帅大将上场，前面有四个拿小旗的人，在后台就开始‘噢——’一直到上场。这四个打小旗的人就是在跑龙套，除了壮壮声势，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一辈子就是做这个的，你懂不懂？”
良翚确实对爸爸的话不太理解，可能她的表情已经流露出来了。“虽说跑龙套的不重要，可也不能乱来。侯宝林的相声不是说：‘怎么，一边一个一边仁们这就不行了。唱戏有唱戏的规矩，生活中也是一样，不要小看跑龙套，跑龙套也要认真、也要努力咧！不然，也会搞成一边一个一边仁哟！”
良翚知道爸爸并不是要告诉她“跑龙套”也不容易，而是告诉她不要不屑于去做被认为是“小事情”的事情；大事和小事是相对的，小事寓于大事之中，小事做不好就可能坏了大事！大事和小事是相互转化的。
正巧，办公室收音机里扬出一阵紧锣密鼓声。“你听，这一套锣鼓多热闹哇！有锣、有钱、有鼓……你听。”董老侧耳听着，左手轻轻地在座椅扶手上打着板眼，并指点着让旁人听。良翚在错落有致的乐声中，听到一种短促的鼓声，就望着爸爸。“这是边鼓的声音。一出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唱不好的，一台大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根本不行的。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钱，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董老说着满意地笑了，良翚也笑了。她觉得她有权利笑了，因为她理解爸爸了。
何长工同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红军长征时，董老任家属队队长。带家属队长征，谁都知道这是个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事，大多数人都不愿做。董老却说：“组织上要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嘛！”那时一到宿营地，就要号房子，号到了房子分起来是个大难题。房子嘛总有好有坏，家属嘛觉悟有高有低，常有争好房子的事情发生，搞得派房子的同志没有办法分派，就跑来找董老。
董老能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把房子都变成一个样的，就对分房子的同志说：“把最坏的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就这样，难题解决了。
做家属队长遇到很多难办的事，董老却没有提起过。直到董老去世后，那位曾在家属队做过后勤的同志到家里来，聊起长征中那段生活，他感慨地说：“董老那么大年纪，自己要行军，还要照顾队里的工作，真是不容易啊！有一次，一个同志要生孩子，可大部队都走了，董老和我留下来，还有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里等着。嘿！那时候可真紧张，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孩子还没出生！我急得坐立不安。董老却稳稳地坐着，慢声慢气地说：‘别急，想想看，还有没有该归还老百姓的东西没归还？’这样一说，我就仔细地查看着东西，也不那么干着急了。就这样孩子顺利诞生了，董老一边安排担架抬走，一边叫我处理善后。真险呀！我和董老出村东头，敌人就从村西头进来了！”
这大概就是董老讲的“跑龙套”，或者说是“敲边鼓”，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人跑类似的龙套，敲这样的边鼓，也演不出长征这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良翚常说，父亲给予她的教育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太忙了，偶尔有的交谈中的事给予良翚的却是她终生不会忘的。比如，良翚上大学二年级时，有个星期天她和爸爸去香山郊游。车子开往颐和园的沿途，熙熙攘攘的车辆和人群，不断掠过车窗。虽说已秋凉了，却看不出秋意。车驶过玉泉山，路上散落了厚器一层淡黄、微红的树叶，车子压过去发出沙沙声。良翚看到路旁掉了树叶的枯枝，在秋风中颤抖着，不禁一种悲凉袭上心头，不由得叹了口气。董老问：“叹什么气呀？”良翚摇摇头说：“秋天到了！”董老吃惊地注视着良翚：“秋天有什么不好？你看，你看！”董老用手指着远处的农田：“农民正在收获！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现在收获了，该是多么喜悦呀！”
良翚看见远远的山脚下，几辆满载金黄稻谷的大车，在赶车人的鞭声中前进着。良翚不禁有点失望，觉得富有诗意的秋色爸爸不理会，却去注视那没有色彩的农民和大马车，真有些不可理解。爸爸是诗人，在这样的秋色中为什么没有诗兴呢？为此，她想了很久很久。父亲看到“农民收获”是那样喜悦，对她的叹息明显地不满甚至有些温怒？她终于想通了，弄懂了，深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自然力，那最富有诗意的也不是自然力，而是战胜大自然、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
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小事，却蕴涵着伟大的真理：同样一件事，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思想感情的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人就是在这些日常生活小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和认识以及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良翚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逐步认识到生活中许多小事远不是小事。有些事她要用很长的时间去领悟，才弄懂一些，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全懂。但也有些事她一下子就弄懂了。
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抢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谁不赞颂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谁不歌唱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所以说，红军长征没有伟大统帅毛泽东是不行的。那么，没有家属队长董必武行不行？没有那些平凡的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红军战士行不行？回答是——不行！没有人民，哪来的领袖，没有士兵，哪来的统帅！没有无数平凡人的流血牺牲，哪来的伟大长征的胜利！我们从董老的人生实践中，悟出了一个浅显而往往被人忽略的真理：平凡孕育伟大，只有在平凡中伟大才能成真！所以，为了党、国家、民族，默默地无私奉献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他们的牺牲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董必武——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应该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的！
第13章 革命妈妈——曾志
曾志，这位良母、贤妻，早在井冈山时期，她就是红军中驰名的女英雄，也是红军中有名的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