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的李夫人实在无法亲自去为丈夫收尸，只得让星华带着妹妹，在舅姥爷周玉春、同乡李凌斗的陪同下，到宣外下斜街长椿寺收敛遗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杀害后的惨状，使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星华和炎华在父亲遗体旁哭得死去活来。星华一边哭，一边亲手为自己最亲爱的父亲重新装殓遗体。她是代表母亲，也是代表哥哥，也是代表全家人来做这件事的。这幕惨景从此深深铭刻于心，令她终生难忘。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竟难以找到一块净土来安葬李大钊。费了很大周折，星华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父亲的灵柩暂厝于宣外妙光阁的浙寺里。
李大钊牺牲后，家里仍不得安生，门口侦缉队、暗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后来，警察分驻所索性公然下了驱逐令，要星华全家限期返回河北乐亭原籍。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古都，回到故乡大黑佗。葆华也在父亲朋友们的保护下逃亡到日本去念书。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凄凉地分散了。
全家回到乡下后，李夫人的精神被彻底摧垮，终年卧病在床。李葆华远在日本，信息全无。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5岁的星华一个人的肩上。首先是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他们一点接济，全家以此维持生存。
为了渡过家庭难关，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但星华怎肯丢下生病的母亲，故而一拖就是4年。
直到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有多少困难等着她呀！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托人卖了父亲一部分书，解决了基本生活费。第二年星华升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又得到一份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工作。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加班加点，半工半读，拼命挣一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中共北方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的公葬，葬礼后不到两个月，赵纫兰就含恨病逝了。从此，大钊的子女都成了孤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苦苦挣扎在这“夜色如磐，鸡鸣不已”的古北平……
△长子李葆华
葆华流亡日本后，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1930年冬，参加中华留学日本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本侵略我东北，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
葆华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1932年他又受党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任中共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1934年4月，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葆华戎马倥偬，转战山西、河北，直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竭尽全力，投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曾先后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后，葆华曾被“打翻在地”，经受了触及皮肉的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监督劳动，整整失去人身自由6年之久。
△长女李星华
1932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星华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哥哥葆华也回到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失去父母的兄弟姐妹，才得以团圆。
1940初夏，星华带着光华冲破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奔波，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到延安中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星华又回到北京，曾先后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搜集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焦》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在十年“文革”中，星华的身体和心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她在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惊人毅力，在女儿的帮助下，口述回忆父亲的一生。
△次女李炎华
1931年，炎华入通县师范学习，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和党组织及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只好下到河北遵化县的山区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直至解放后才只身带着两个女儿进京，找到失散的兄弟姐妹。后在北京市人事局做一般工作，“文革”中病逝。
△次子李光华
1936年，光华回到老家乐亭，在中共县政府当通讯员，时年他只有14岁，即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他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1940年跟随姐姐星华，历尽艰辛去了延安，进人陕北公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基层做革命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到唐山纺织厂、钢铁厂任书记、经理等职。1959年先后调中央调查部、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离休。
△三子李欣华
欣华是李大钊最小的儿子，父亲牺牲时他才几个月，母亲去世时他才6岁。1938年，他小小年纪就随哥哥光华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暴动受挫后，欣华与组织、哥哥都失去了联系，只身飘流到大后方。1947年进华北联大学习，后参加教育系统的接收工作，继而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任教，后任门头沟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一直坚持上讲台授课。1990年病逝，身后无子女。
第06章 陈独秀父子间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与结发妻子高大众（高晓岚），生下3男3女。高大众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里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随后结合，生1男1女。
陈独秀的儿女有：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余两个女孩早殇。
1898年，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元配夫人高晓岚生下了陈延年。延年4岁时，即1902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哲、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男孩儿，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兄弟俩就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直到他们留法、留俄归来才分开。兄弟俩虽是一母所生，但外貌和性格却有很大差别。兄长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生来皮肤白哲，圆圆的脸蛋，生得俊俏，像个“白面书生”。乔年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嬉闹，逗人喜爱。亲友们上门，见到形影不离的兄弟俩，都说陈家风水好，生了一对“文武双全”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1913年，延年15岁，乔年11岁，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柏文蔚、陈独秀东逃日本。
陈独秀虽远离家门，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他的家人，先将其家洗劫一空，继而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来个斩草除根。敌人搜查时，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机灵地互作人梯，越墙逃走。跑到乡下躲藏起来，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一起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
1915年，陈独秀把延年、乔年接到上海读书。为了让他兄弟俩早日自创人生，陈独秀采取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同乡好友，他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他们兄弟俩10元生活费。兄弟俩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入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然而，这两兄弟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夹衣四季不离身……
有一次，他们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他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生活如此艰苦，不禁一阵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俩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要说在上海，就是你们出洋留学，祖母也能供养得起。”
兄弟俩却谢绝了祖母的好意：“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好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感到高兴。这俩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生活费用又扣得那么紧，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十分不安。她虽是延年、乔年的继母，可也是他们的亲姨妈，她视他们兄弟俩为己出。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都住在陈家，张国熹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外人都能住在家里，为什么陈独秀就是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为此，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常为此发生口角。陈独秀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就这样，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一直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1919年底，这一黑一白俩兄弟，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到法国之初，陈氏兄弟一面做工，一面学习。他们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人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打算毕业后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陈氏兄弟俩和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得不到资助，过着几乎流浪的生活。
延年、乔年俩兄弟，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他们虽拼命地干活，还是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历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他俩原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使他俩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
因而，从1921年起，陈氏两兄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俩以很大的启发。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陈氏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氏兄弟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委，担任少共宣传部长。1922年8月，陈延年、陈乔年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
陈氏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耳朵里，引起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所以不让他们在家里吃住。没想到两兄弟在法国两年勤工俭学，思想竟发生了如此巨变，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这不能不使当父亲的在惊奇、怀疑中有几分欣慰。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工作。
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同志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同年10月，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的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常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
陈氏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陈独秀存有芥蒂，他们不理睬父亲“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采取平等式的关系。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片子，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陈延年到上海后，找不到党中央的住处。他费了许多周折，才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父亲陈独秀。儿子一见父亲的面就用批评的口吻说：“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呼，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系。”
陈独秀抱歉地说：“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那口气，那情景，真让人看不出有一点父子关系。
陈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他父亲的错误，他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他曾直接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下半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们参加了党的“五大”，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就在这年7月，延年在上海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7月4日英勇就义。
陈独秀长女陈玉莹，在安庆家乡闻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杀害，立即奔丧上海，由于过度悲伤劳累，暴死于上海医院。大革命失败前后，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革命领导人相继牺牲。特别是胞兄延年被害，使陈乔年悲痛万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未竟的事业中去。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我哥哥陈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11人被捕，其中包括陈乔年同志。他们被押到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敌人杀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中共撤销了党内职务，国民党还是不放过他，又悬赏3万大洋缉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过隐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间，又传来二儿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而且与延年一样尸首难寻。
灾难接踵而至，悲痛、悲观、失望……一齐交织在这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人之父的陈独秀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浇愁，哭出声来：“延年、乔年，为父为你俩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流涕。“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位看似无情的父亲，也是和天下的父母一样痛惜儿子啊！
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延年、乔年为同母所生。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3岁。当他出生时，父亲已与姨妈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父亲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直到父亲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
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
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安庆统领马连甲带兵查抄了陈家。延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与邻居关系非常融洽。邻居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
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涌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算了事。可是，大哥、二哥、大姐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
松年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九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
松年经历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慈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生于1912年的陈子美，在她12岁时，父亲与生母高君曼协议分居。子美跟随母亲很少见到父亲。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时，高君曼已病逝。子美曾到南京监狱探望过父亲。
陈鹤年是陈独秀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为高君曼所生。父亲与母亲分居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陈子美到了南京。姐姐陈子美大他一岁，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子美学的是妇科，鹤年学的是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到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人了地下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当时，国民党想拉他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出狱后，曾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个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
陈独秀的回答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做编辑、记者并兼收发报工作，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解放后，子美仍在上海当妇产科医生。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陈子美只得隐其父亲陈独秀之名，除了组织上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她连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从不告诉他们的外祖父是陈独秀，以免增加子女的政治压力。
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
1956年，子美全家迁居广州，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他们力做良民，未遇到什么政治冲击。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得他们无处躲身。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身上被打了许多伤，遭受种种折磨。她实在无法过下去了，就把身上剩下的钱和首饰给了渔民，然后将自己绑在汽车底盘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几经飘落，后又去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先在华人开的医院里当妇科医生，后又与人合开了妇产科医院。她的医术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后来就和国内失去联系，再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第07章 毛泽东的儿女们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又是孩子的父亲，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子女也怀着挚爱深情。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里，他为了革命，无暇照顾自己的子女，只能忍痛让他们夭折、失落、牺牲。为此，他老人家曾动情地：“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失自己的下一代。”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在板仓艰苦度日。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不幸被捕，被敌人关进了协操坪监狱。8岁的岸英也同妈妈一起被关进了黑牢里。
岸英在监牢里，亲眼目睹了妈妈和敌人的斗争。他偎依在妈妈怀里，用颤抖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妈妈皮开肉绽的身子，妈妈的青布衣服上染满了鲜血。岸英擦掉了脸上的泪水，紧紧地捏着小拳头说：“妈妈，我长大了一定替你报仇。”
妈妈牺牲了，岸英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不吃不喝。眼睛哭肿了，泪水流干了，一个人孤零零躺在黑牢里，他想妈妈，更想爸爸，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呼唤着：“爸爸啊！你在哪里？快回来吧！回来替妈妈报仇！报仇！！ ”对于小岸英，敌人本想斩草除根，但又想利用他作为钓饵，来捕捉毛泽东或地下党组织，才把他释放了。
岸英被释放后，地下党的同志，偷偷地将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送到上海他们的叔父母毛泽民、钱希钧的身边。叔叔将他们送进了我地下党开办的同幼稚园里生活、学习。
这种平静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上海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叔父母被迫离了上海，幼稚园遭破坏，岸英三兄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流落街头，乞讨度日。
为了养活弟弟，岸英到一家烧饼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和面、刷锅、洗碗、打扫卫生，还得为老板娘洗衣服、刷马桶，服侍老板的少爷、小姐，稍不如意，就挨打受骂。
那时，岸英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不但要干比成人还重还累的活，而且要忍受欺压、挨打受骂。每当这时候，岸英心里积满了气愤和痛苦，不禁想起了妈妈临上刑场前对他的叮嘱：“你只要有机会，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学好本领，长大了像爸爸那样替天下穷人报仇！”妈妈把着他的手，在监牢的泥土地上，教他写“井冈山”三个字。现在离开了妈妈，两个弟弟还小，再苦再累也要把他们拉扯大。岸英就是这样苦苦地生活着。
岸英拼尽了全力，也难以维持三口人的生活，偏偏岸龙又病了。这一天，岸英和岸青又卖报，又拾破烂，又帮助推黄包车，整整干了一天，连一顿饭都没吃，终于挣够了41个铜板，可以给岸龙买一瓶西药了。他俩将一天的累饿全都忘光了，拿着买的药飞也似地向他们的住地破庙奔去。
兄弟俩望见了破庙，老远就高喊着：“岸龙！岸龙！我们给你买药啦！”要是以前，岸龙听到喊声早跑出庙门了，可是今天没见到岸龙的影子。
当他俩跨进了庙门，哪里有弟弟的踪影啊！岸英惊惶失措，岸青已哭出了声，他们找啊找，再也没有找到弟弟，小岸龙就这样失踪了。
岸英又一次尝到了失去亲人的悲苦，他在心里深深地责备自己：“妈妈啊！爸爸啊！我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我没有带好弟弟，我对不起小岸龙啊！”岸青由于脑袋挨打受过伤，再加上弟弟失踪的悲苦，也病倒了，这给岸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如果再照顾不好岸青，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从此，岸英对岸青更尽职尽责了。
当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滩受苦受难时，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在花花世界大上海，一时难以寻找到并把他们保护起来。直到1936年上海地下党再次派专人营救他们时，最后找到的就剩下岸英、岸青兄弟二人。
几经辗转，1937年初，党组织将岸英、岸青送到了苏联，进人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
贺子珍与毛泽东同居10年，前后共生了6个孩子。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时，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一个女孩。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也多。红军人城后，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则出乎她的意料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是杨开慧生了三个男孩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出生！”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天生的母爱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孩子刚生下不久，国民党就“三省会剿”，红军被迫要撤出龙岩。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吧，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邓子恢找到了城北鞋匠翁清河，临别时，贺子珍含着泪掏出事先准备好的20块银元，对翁清河的妻子林大姑说：“孩子叫毛金花，麻烦把孩子抚养好，日后我会来接的。”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岩，毛泽东因军务在身无暇顾及孩子，贺子珍委托毛泽民去找寄养的女儿。毛泽民找到翁清河，并要求看看毛金花。翁清河说：“女婴养了四个月后，因伤风夭折。”
毛泽民把小金花夭折的消息告诉贺子珍后，她愣愣地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她这个仅仅做了20天的母亲就把孩子丢了，深感到实在对不起这个小生命！
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劝慰她说；“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多伤感，很恢全身心地投人了工作。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喜欢把孩子称为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爸，实在惹人喜欢。毛泽东每次看到他，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吻，又是抚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一旁，静静地凝视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毛已经两岁多了，牙牙学语，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他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不吃饭，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长征即将开始，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留给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点棉花，把自己一件灰布军装裁剪开来，就着灯光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不久，瑞金和苏区落人敌人手中。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又早产过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亲自接生的。由于当时环境艰苦，这个早产儿没有成活。
红军长征开始后，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子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点钟之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屋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划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也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可能是因为靠近大路，被敌军多次洗劫，主人已经不知去向。贺子珍只能躺在单架上分娩。战友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火，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孩，担架员忙把她从屋里抬出赶路。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都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 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个银圆，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担架员抬着贺子珍没走多远，钱希钧又抱着孩子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如果不能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竟又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自己扔在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过，但没有一点下落。她曾多次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有看清她长得是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生她的具体地点，她究竟是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一点都不知道，更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了。”
那时候，当他们追上队伍后，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分娩后把孩子立刻送人了，点点头赞同地说：“做得对，只能这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复原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一同长征过来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毛泽东高兴地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见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儿为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后来主席又为他取了个大号叫李敏。
李敏是贺子珍与毛泽东所生的6个孩子之中惟一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幸存者。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发生裂痕，毅然单身前往苏联。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孩子还只有10个月的时候，就夭折了。
从此，远在异国的贺子珍，没有了欢乐，也没有了温暖。因为她埋葬的不仅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埋葬了她自井冈山以来长达10年之久的婚姻，埋葬了她一生的希望和光明。
毛泽东得知贺子珍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夭折后，他很能想像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的心情，即决定将娇娇送到苏联她可怜的妈妈身边。娇娇的到来，成了贺子珍坚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的10个孩子，幸存下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本来是4个：长子毛岸英，抗美援朝中牺牲在朝鲜；现在还有杨开慧生的儿子毛岸青；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江青生的女儿李讷。
第08章 刘少奇的舔犊之情
刘少奇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共和国，奉献给了人民。然而，他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他也疼爱、思念着自己的子女……
刘少奇共有9个子女。何宝珍生育3个：刘允斌（男）、刘爱琴（女）、刘允若（男）；王前生育2个：刘涛（女）、刘允真（男）；王光美生育4个：刘平平（女）、刘源（男）、刘亭亭（女）、刘潇潇（女）。
1924年春，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儿子出世了。刘少奇，这位出生人死的共产党人也当爸爸了他高兴地给儿子取名为刘允斌，并亲昵地呼他小斌斌。初次做母亲的何宝珍，更是疼爱自己的儿子。对小斌斌关怀备至，悉心喂养。没过几个月，小斌斌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这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牙牙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1924 年底，也就是小斌斌八九个月的时候，党组织突然调何宝珍到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同时组织上决定刘少奇也调离安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他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舍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暖的小家庭，对这恩爱夫妻俩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何宝珍所去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带个孩子在身边是根本不可能的。小斌斌使刘少奇夫妻犯难了。
经过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何宝珍虽然一万个舍不得，但她懂得斗争那样紧张，工作那样繁忙，她是无法照顾孩子的。再说万一大人出了事，孩子更难于安置了。
失少连没有孩子。他岳母早就盼望有个男孩，平时把小斌斌当心肝宝贝看待，将孩子托给这样的人家，她是放心的。但孩子毕竟是娘身上的肉，在她们母子分别那一天，妈妈将脸贴着儿子的小脸蛋，亲了又亲，热泪像一串串珍珠，滚落在孩子的脸上。刘少奇站在一边，不时说些安慰话。最后，他从妻子怀里抱过儿子，对着还听不懂大人话的斌斌说：“再见了，儿子！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今后你就是朱爸爸的亲儿子……”说着郑重地把儿子交给了朱少连夫妇。
斌斌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愈来愈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斌斌送回刘少奇湖南的老家，将斌斌交给他的伯伯抚养。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宝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呱呱落地后，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斌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企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生身父母。
1931年，何宝珍又生个男孩，取名叫允若。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了所有大城市，党组织。决定少奇同志先撤离上海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去，何宝珍留下来处理未完的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宝珍被捕。作为母亲，就在她被反动派抓住前的一刹那，匆忙将两岁的儿子允若塞给了邻居大婶。从此，允若失去了母亲，开始了苦难的童年生活。
斌斌、爱琴、允若离开父母时，他们都还不懂事。当斌斌懂事后，发现自己生活在冷眼之中，他很小就要去割草、放牛。有一次他在放牛时，突然扑来一只恶狗，在他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伤口化脓生了蛆。在当时的情况下，伯伯家也不肯花钱给他治伤，还逼着他继续下地干活。斌斌在没有父母爱的人世间挣扎着，他看到小朋友都有父母，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泪。他常常在梦中哭醒，嘴里禁不住呼喊着：“爸爸、妈妈啊，你们在哪里？”
爱琴在记忆中，根本没有亲生父母的印象。留在她幼小心灵里的全部爱，就是养父、养母的爱。养母用自己的奶汁喂养爱琴，对爱琴像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而爱琴也自小开始，就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34年，囚禁在南京监狱里的何宝珍就要走向刑场。何宝珍在告别战友时，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斌斌、爱琴和小儿子允若。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妈妈为革命倒下了，再没有时间和机会拯救自己的亲生儿女了。
爱琴的养父母家，生活越来越困苦。失业的养父外出打零工，起早贪晚挣不了几个钱，根本无法维持全家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八九岁的爱琴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爱琴到了婆婆家，就像掉进了无边的苦海里，小小年纪，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劈柴、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替婆婆倒马桶……只有挨不完的打，听不完的骂。有一天，爱琴因劳累过度，在井边打水时头一晕，栽进了井里，幸亏被人发现及时救了上来。
何宝珍牺牲后，刘少奇思念宝珍，更思念她留下的三个儿女。为了纪念宝珍，少奇和党组织很想把斌斌从湖南接出来，并想方设法寻找爱琴和允若的下落。可是因为当时一片白色恐怖，一心忙于革命工作的少奇只是偶尔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少奇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才找到了爱琴，接出了斌斌。
1938年夏天，爱琴和斌斌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先后到了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的身旁。刘少奇10多年的戎马倥偬，浪迹天涯，自儿子、女儿出生后不久的一别，就没有再见过面。当10多岁的儿女双双来到他面前时，他有多少感慨！舔犊之情，令人潸然。他看着眼前已经成长起来的儿女，想着宝珍，也想着小儿子允若，常思量，总难忘！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们。
1939年暑假，少奇经过毛主席的批准，让允斌、爱琴跟着周恩来伯伯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将他们兄妹带到苏联，送进苏联国际儿童院上学。
小允若被邻居奶奶救下后，因无力抚养，只好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允若长到12岁时，就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1946年，当聂荣臻派人找到他时，允若的衣服破烂不堪，瘦得皮包骨头。
1938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后来，因种种原因，他们离婚了。
1945年2月，允斌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光荣地入了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的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不久，允斌又转入苏联的第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允斌在这批留苏学生中惟一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刘允斌回国后，到了地处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从事国防尖端科技研究，任副总工程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者之一。就在刘允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允斌被诬为“白专”典型、“苏修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批斗。1967年12月，在一个寒风呼啸的雪夜，允斌永远倒在了冰冷的铁轨上，那无情的车轮，夺走了他那年仅42岁的生命。
1949年，允若随父亲进了北京城。允若是个天资聪明的孩子，平时爱好文学和新闻学。1954年，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国家先后向苏联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允若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允若和一位苏联姑娘相爱。正当这对异国情侣筹备结婚时，因中苏关系破裂，还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回国的通知。这时，爱情已把他折磨得难以自拔，但他还是听从了祖国的召唤。
回国后，刘允若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从事科研工作，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被推上了七机部“916”红卫兵组织头头的位置，但没过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一关就是八年。在狱中，允若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得了脊椎结核、肺病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到1974年，允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允若才被释放。但终因病情严重而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出狱后两年就去世了。爱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担任俄语教师。后来又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深造。1958年在父亲的启发下，主动要求支援边疆，下放到内蒙古工作，一去就是20多年。
“文革”中刘爱琴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毒打，她丈夫也带着3个孩子离她而去。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又相继传来了哥哥允斌、父亲刘少奇、弟弟允若去世的消息。真是雷劈电击，但爱琴没有倒下，她顶过来了。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与王前所生的子女，相对于刘少奇和何宝珍生的子女，他们姐弟的童年物质生活，那是幸福百倍了。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并不比普通孩子愉快，一是他们父母的离婚，在孩子的心灵深处，总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二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能不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思想深处，他们又无法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使他们处于一种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的艰难境地。
刘涛从小就过着寄宿制的生活，她先后就读于北京育英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来考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作为当时的红色公主，她在上学时，自然被人高眼看待；但当父亲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时，她无论如何在当时都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和谅解。
刘允真小名丁丁，是个普通孩子。他读到初三时就考人了北京丰台农业学校，一直过着平民生活。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孩子：平平、刘源、亭亭、潇潇（小小），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儿女，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常人平静、幸福。刘少奇对子女要求严格，有意从小就培养、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年仅11岁的平平、9岁的刘源、8岁的亭亭都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住宿、吃饭、学习、劳动。有人觉得孩子们都还小，接回家来吃住条件会好些。少奇同志却说：“群众吃不饱饭，我们当干部的有责任啊！让我们的孩子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饿肚子！”
少奇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但也充满了父爱，只要能抽出时间，就会和孩子们一道说笑，带他们下海游泳、散步、谈心，关注着每一个孩子的进步。平平15岁时，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高镇农村搞“四清”。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浑身尘土、满头大汗的小女孩找王光美。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见，不禁都大吃一惊！
“哎呀，你怎么来啦？”
“谁送你来的？”
平平不以为然地说：“爸爸给我个地址，我就自己来了。”
原来，平平这次独自出门，是少奇的主意。15岁的平平放假了，少奇要锻拣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就要她一个人去找妈妈，并向秘书交代：“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里去车接她，一切都让她自己办。”
秘书们觉得孩子还小，这样做会出事，想劝少奇。但少奇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去闯闯，才能长真才实学。如果总靠大人帮忙，她就会有依赖性，遇事不动脑筋、想办法，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子女的命运和国家主席紧紧相连。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批判“黑苗子”大会，也是一个接一个。
1968年3月28日，平平被关进卫戍区监狱；这年的12月，刘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18个月的牢狱生活，平平先后换了三次监狱。她从监狱出来后，被发配到山东垦利县大孤岛军马场。
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的子女随着父母问题解决，才被重新赋予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09章 任弼时、陈琮英和他们的孩子
任弼时是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和结发夫人陈琮英共有过9个子女：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早夭3个；因为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失踪2个；剩下3女1子，即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儿子任远远。而远远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党组织决定将任弼时的童养媳陈琮英接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时正式在大上海结了婚。
陈琮英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时，她已经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一点也没有长高。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穿西装的任弼时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
任弼时这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看到这情况，鼓励妻子琮英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时机警地把消息传给了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
当时，陈琮英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苏民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因东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饭，小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琮英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丈夫的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终于把弼时营救出狱了。
可是，他们的爱女小苏民却夭折了。当时刚出狱的弼时为了给妻子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琮英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并给妻子讲历史故事，唱革命歌曲，来缓解她的忧伤。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任弼时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他出狱刚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了。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踪英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血和脓时，心疼地哭了起来。弼时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
“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复点再说。”琼英心痛地说。
“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弼时轻松而风趣地说，想减轻妻子对他的担忧。“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会更忙更艰巨吗？到那时候，更没有时间休息了。”陈琼英轻声地反驳说。
弼时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可中国大地当时正是一片黑暗，严酷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们，沉重的担子正压在他们的肩上，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在这寒冷黑暗的冬夜，他们却憧憬着祖国春天的到来。
1931年，弼时27岁时，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时。因工作紧迫，旅途艰险，只好将即将临产的陈琮英只身留在上海，并叮嘱妻子：“不管生下的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有远大的志向！” 一周后，一个女孩儿降生了，“任远志”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就归属于她了。远志已是他们的第4个孩子了，由于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夭亡了。
弼时去了江西，全靠琮英一人来照料这个小生命。真是福不同至，祸不单行，由于叛徒告密，琮英生下远志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不到百天的小远志，也只好和妈妈一起坐监牢，她当时算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琮英被捕人狱后，沉着机警，她一直装成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的无知模样。敌人提审时，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所答非所问，或者说些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话。
狱中的难友，都很同情琮英的遭遇，也十分敬佩她对敌人斗争的机智，大伙主动地帮助琮英照看小远志。即使这样，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在狱中生活，也是十分难熬的。
敌人反复审讯琮英，使她的斗争手段也越来越巧妙，有时敌人提问使她难以回答时，她就暗中在小远志的屁股上或大腿上拧一把，孩子可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面前是什么“大人物”，疼了就大哭大叫，又拉屎又撒尿，搞得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经过党的竭力营救，敌人又抓不住任何破绽，经过一年的狱中生活折磨后，敌人只好将她母女释放出狱。
1932年，琮英和远志出狱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周恩来的电报，让琮英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琮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使劲抱着远志亲着她的脸蛋说：“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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