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行为都将受这条原则的支配. 他不仅仅应该对我们阐述他能够有意识地、心甘情愿地说出来的东西，能够使他像作忏悔那样消除重负的东西，并且还应该对我们讲述产生于他的自我观察的东西，任何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尽管他不愿意说这些东西，即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荒谬的. 假如他能够服从这道命令，成功地使他的“自我”
评论失去效力，他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思想、看法、回忆等. 这些材料都已经受到无意识的影响，而且通常是无意识的直接衍生物，因此使我们能够推测他的被抑制的无意识材料，并通过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扩大“自我”对他的无意识的认识.但是，假如说病人的“自我”完全满足于担任这种被动地、温顺地把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提供给我们而且相信和接受我们对这些材料的解释的角色，那是和事实相去甚远的. 还会发生一些别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可能已经预见到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必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种情况. 病人并不满足于从现实的角度把分析学家看作援助者和劝导者，认为他们承担这项艰苦的工作是领取报酬的，并且他们也心甘情愿充当诸如攀登高山险峰的向导之类的角色. 反之，病人在分析学家身上看到了某个源于他的童年时代或者往昔岁月的重要人物的复返、再生，从而把无疑适用于这个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分析学家身上. 这种移情现象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别的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宝贵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严重危险的源泉，这种移情是相互矛盾的（ａ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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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它含有对分析学家的肯定（爱慕）和否定（敌视）
这样两种态度，分析学家往往被病人当作双亲中的任何一方，即父亲或母亲. 只要这种移情是绝对的，它就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它能改变分析的整个情况. 病人置渴望健康、摆脱精神不安的理性目的而不顾，却产生出一种试图讨好分析学家、赢得他的赞赏和喜爱的新目标. 这个目的就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虚弱的“自我”加强了；在其影响下，他做出了往往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的病症消失了，他看上去显然地已经恢复健康——仅仅是为了分析学家的缘故. 分析学家可能会羞怯地偷偷承认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丝毫不怀疑自己将能够掌握异乎寻常的力量.并且，移情所产生的联系还随之带来了两个进一步的好处.当病人把分析学家置于他的父亲（或母亲）
的位置时，病人同时也把他的“超我”施行于他的“自我”的权力交给了分析学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超我”的起源. 这时，新的“超我”就会有机会接受一种对神经病人进行的后教育（ａｆ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这种后教育能纠正病人的父母在教育他时所形成的错误. 然而到了这一步，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滥用这种新影响. 不论分析学家多么想成为他人的老师、楷模和理想的典范，多么想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人，他都不应该忘记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并不是充当这些角色. 实际上，如果听任自己被自己的偏好所驱使，就会和自己的任务背道而驰. 倘若这样，他就只会是重犯那些以自己的影响摧毁了孩子独立性的父母所犯的错误，只会是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取代病人开始的依赖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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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和教育病人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分析学家都应该尊重病人的个性. 他能合理地允许自己施加多少影响应取决于病人所表现的压抑的发展程度. 有些神经病人身上保留了浓重的稚气，因此在分析治疗中也只能把他们当作儿童对待.移情的另一个益处是，病人会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他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假如不是移情作用他很可能只会给我们大概地提一下这段经历. 他可以说是在我们面前表演，而不是对我们汇报.如今看一下这个移情的另一方面. 既然移情能再现病人与其父母的关系，他同样也会把这种联系的矛盾性接收过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状况：某一天病人对分析学家的肯定态度会忽然变为否定，亦即敌视的态度. 这通常也是过去的一种反复. 他对父亲的顺从（如果涉及的是他的父亲）
，他要求得到父亲宠爱的行为，都会针对他父亲的一种与性欲有关的愿望中找到其根源. 有时这种要求还会在移情中朝前推进，执意得到满足. 在精神分析的环境中，这种要求只能受到挫折.病人与分析学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性关系的，就算是是更微妙的满足手段，如表示偏爱、亲密等，都很少为分析学家所允许. 这样一种拒绝态度是促使病人转变所必须的；病人在童年时期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获得的治疗成功，容易被当成是具有挑逗性质的. 假如消极移情占了上风，这种治疗成功就会像风中的稻壳一样被吹得不见踪影. 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耗费的一切辛苦和劳动都是徒劳的.的确，我们原以为是病人获得的永久智力的东西，他对精神分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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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对其效验的相信，全都一下子消失了. 他的行为像个小孩一样，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能力，盲目地信任所有他喜爱的人，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 这种移情状态的危险明显在于病人对这种状态的性质的误解，没有把它们当成是过去经历的反映，而是看成了新鲜的经验. 倘若他（或她）意识到了潜藏在积极移情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就会确认自己已经陷入炽热的恋爱之中；一旦这样移情变化了，他就感觉受了侮辱和忽视，于是把分析学家当做敌人一样仇恨，愿意放弃这种分析治疗. 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下，病人都是忘记了治疗开始时他与分析学家达成的协议，对于继续合作已经毫无用处. 分析学家应该时时刻刻把病人从充满威胁的幻觉中解脱出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知道他以为是新的现实生活的其实不过是过去的生活经历的一种反映，这是分析学家的任务. 为了预防陷入一种无法获得任何征象的处境，分析学家应该注意不要让爱或恨达到极端. 只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使病人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而且不放过这种可能性的最初迹象，就会有所收效.依照上述方法谨慎掌握好移情，而且能取得丰硕成果. 假如我们成功地使病人看清了移情现象的真正本质——这通常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等于是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用来抵抗的一件强大的武器，把危险转变成了利益.因为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以移情形式所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比他用其它方法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如果在移情状态之外以行动来代替回忆，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适合我们的目的的理想行为是病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尽量表现得正常，只在移情中才表现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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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的反应.我们用以加强虚弱的“自我”的方法是以扩大其自我认识为开始的. 这当然不是全部内容，只是其中的第一步. 失去这种自我认识，对“自我”来说意味着屈服于威力和影响；这是表现“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牵制的第一项明确的迹象. 所以，我们必须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发挥出我们的智力作用并鼓励病人合作. 这项第一步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知，将为另一个更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中的动力因素，就算是在开始阶段.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为我们的工作收集材料——比方说，病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他的自由联想所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病人在移情状态中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释解病人的梦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病人因为失言或动作倒错（ｐｏａｐｒａｘｅｓ）而表露的东西. 所有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所遭遇过但却已经遗忘了的事，以及目前正在他身上发生而他并不知道的事. 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 我们要避免把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常发现的东西马上告诉他，也要避免把我们认为已经发现的全部现象都告诉他. 我们要小心考虑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们的某个解释，要等待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判定的. 我们往往要拖延到他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了解我们的设想或解释，以致只剩下最后一步时才告诉他，即使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假如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在他有所准备之前就把我们的种种解释统统地抛给他，让他不知所措，那么，我们的启发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激起一阵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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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抗，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为艰难，甚至会有彻底停止的危险. 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得当，那就通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病人会立刻为我们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主动地记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内心活动或外在事件.我们的解释和他已忘却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就越容易得到他的响应. 所以，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变成了他的认识.提到反抗，我们就触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已经了解到，“自我”是以“反精神注入”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抵抗无意识和被抑制的“本我”的不利因素的侵犯，假如“自我”要发挥正常功能，这种防御就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自我”越感到受压迫，它便越紧张地依附于（仿佛处在惊惧状态）这种“反精神注入”
，以便保护自己的剩余部分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侵占. 可是这个防御目的无论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治疗目的. 恰恰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自我”信赖我们的援助而变得更大胆.敢于采取攻势以收复失地.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反精神注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抵抗的力量.“自我”惊恐地从这些仿佛危险的、有可能让人不快的任务中退缩了；假如要让“自我”不辜负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给他以鼓励和安慰. 这种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并在每一个新的疗程重新获取力量的反抗，被称作——并不完全正确——起因于压抑的抵抗（。. . . . . . .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ｉｏｎ）。
我们了解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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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
（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
，并最希望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其结果是无所谓的——不论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反对.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不过，这是值得的，是由于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还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挣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
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不正常的源由，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需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互助协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就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给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根源，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 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议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要”
，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即使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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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第一个原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既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 很显然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 病人不能恢复健康，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这样. 这种抵抗并不真正阻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实际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马上准备以另一种形式、也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代. 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够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伤心，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十分重要. 十分显著并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听任灾祸临头——这种人往往以这种态度来忍受自己的不幸命运. 在预防这种抵抗时，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只诱使病人意识到它，并企图导致敌对的“超我”缓慢灭亡.阐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更难一些，我们特别缺乏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一些神经病人，根据他们的所有反应来作出判断，自我保护的本能事实上已经颠倒了. 他们似乎除了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目标. 那些到头来事实上走上自杀道路的人也可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假设，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了大量的本能发泄，其结果是释放了过量的、本该控制在内部的破坏本能. 这种病人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带来的康复，并竭尽全力抵抗治疗. 不过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善解释的病例.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正试图对神经病人的“自我”
给予帮助时而面临的情况. 那个“自我”已不再能完成外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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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包括人类社会）所赋予它的任务. 它的经历并不能由它支配，它所贮存的记忆绝大一部分都脱离了它. 它的活动受到“超我”的严格禁止，它的能量消耗在竭力抵御“本我”要求的白白的努力之中. 不仅这样，由于“本我”的不断搔扰，它的机体组织受到损害，它不再能够起任何正常的综合效果，它被相互对立的要求、被还未解决的冲突和尚未消除的疑虑弄得四分五裂.首先，我们使患者被这样削弱了的“自我”参加我们的纯粹理性的解释工作，其目的在于暂时填补患者精神财富的空白，把患者的“超我”的权力转交给我们；我们鼓励“自我”努力抵制“本我”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并征服与这种要求相联系而发生的抵抗. 同时，我们通过对无意识中强行闯入“自我”的材料和种种要求的侦查使“自我”恢复正常秩序，并通过追溯它们的源头而使它们直接受到批评.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为患者服务，既充当权威和他父母的替代者，又充当老师和教育者；但作为分析家，假如我们使患者“自我”中的精神活动程序上升到正常水平，使已经变成无意识的以及被压入前意识的材料发生转变，从而把它们再次变成患者“自我”的所有物，那么我们就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方面，有些理性因素的行为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比如，在遭受痛苦主动要求恢复正常，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启示有可能唤醒患者对知识的兴趣；然而他和我们配合所作的积极的移情要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和我们对抗的有消极的移情，由于压抑（亦即不得不接受施加于自身的艰巨任务而产生的烦恼）所致的“自我”的抵抗，由于和“超我”的关系而产生的负疚感，以及由于他的自身的经济上的深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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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导致的对患病的需要. 后面的两个因素是决定该病例应视为轻微还是严重的依据. 除此以外，还可能发现其它一些具有有利的或不利的意义的原因. 某种不愿抛弃其固恋的精神惰性，或利比多的迟钝，是不可能受到我们喜欢的；患者纯化其本能的能力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超越其本能的野蛮生活的能力，以及支配其理智机能的相对力量也同样起到巨大的作用.我们不会失望，正好相反，只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量的对比，亦即取决于病人身上能被我们号召起来发挥有利作用的能量和同我们对立的抵抗力的能量之间的比例，我们就会发现这所有一切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场斗争中上帝又是站在大部队一边的. 当然我们并不总是能大胜，但是至少我们往往能认识到不能获胜的原因. 那些一直是出于治疗学方面的兴趣来注意我们这番讨论的人听到我们这样的供认之后，可能会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通过心理学途径的疗效；我们暂时还没有其它方式. 未来可能会教会我们运用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对精神器官中的能量及其分布施加直接影响的办法，也许还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治疗方法.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比精神分析法更好的方法可以采用，正因为如此，即使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局限，却还是不应该被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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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实例
我们已经对精神组织，对构成这个组织的各个部分、各种器官和媒介，对活动于这个组织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对这个组织的各部分所负担的不同作用有了一个总的了解. 神经病和精神变态就是精神组织的功能表现出失调和紊乱的形态. 因为研究者从中调停的心理学方法似乎只对神经病产生作用，因而我们选择神经病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我们一方面努力对它们施加影响，一方面积累使我们看清其起因及产生方式的观察.我在继续描述以前，将预先叙述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 神经病（不像传染病或其它一些疾病）是根本没有特定的决定因素的，要想从中找出致病的刺激因素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转入往往被称之为正常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被公认为正常的、无法指出神经病人特征标志的状况. 神经病患者具有和其它人大概相同的天赋禀性，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也有同样的的任务要完成，那么为什么他们生活境遇要比其它人糟得多，困难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忍受更多的烦恼、焦虑和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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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伤脑筋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神经病患者的机能不全和各种痛苦必须归咎于量的不协调. 实际上，决定人类精神生活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原因应在天赋禀性和偶然经历的相互作用中找到，某个特定的本能也许生来就太强或太弱，或者某种特定的能力也可能在生活进程中发育迟缓或发展得不充足. 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所获得的印象和经历也可能对不同的人提出强弱不等的体力要求；以某个人的体质完全能处理的事情，大概对另一个人竟成为难以对付的艰苦任务. 这些量的差别决定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感到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这太粗略，太面面俱到了. 我们所提出的病因学适用于精神折磨、精神痛苦及精神不健全等各种状况，但并不是所有这类形态都可以被说成是神经病.神经病有其具体的特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痛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指望为它找出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采纳这样一种假设：在精神生活必须执行的各项任务中，有几项能让精神生活特别容易遭到不幸，因此就可以探寻出往往是极其显著的神经病现象的特别之处，而不必撤回我们前面所作的断言. 如果神经病人在任何实质方面都与正常人一样这个说法仍是正确的，那么对神经病人的研究就势必能为我们了解正常人作出宝贵的贡献. 我们可能因此就会发现正常机体中的“弱点”。
我们刚才提出的假设可以得到证实. 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人们确有一种企图处理最易失败或不能完全成功的事情的本能要求，同时人生中的确有一段时期是专门的或最突出的可能导致神经病产生的阶段. 这两个因素——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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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和人生的有关阶段——需要分别予以考虑，即使它们是相当密切地关联着的.我们能以相当程度的把握来谈论人生阶段所起的作用.神经病好象只在幼儿阶段产生（六岁以前）
，即使其病症有可能到很晚才表现出来. 童年期神经病可能只是短暂地显现一下，或者甚至可能被忽视. 在各种情况下，晚期神经病总是与童年时期的前奏有联系. 大概我们所说的创伤性神经病（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或肉体上的严重打击，例如火车相撞，因土崩而被埋在下面，等等）不属此例——这种病症和童年时期的决定因素的联系迄今还不能弄清. 要想说明为什么病因更有可能产生于童年时代的最初阶段是毫无困难的. 我们知道，神经病就是“自我”机能的失调，所以，假如它在处于虚弱、不成熟和没有反抗能力的状态时不能应付后来毫不费力就能完成的任务，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在这种场合，来自内部的本能要求充当“创伤”的功能并不比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特别是要是这些本能要求中途和某些天赋禀性相遇就更是这样. 孤立无援的“自我”以竭力逃跑来逃避这些要求（抑制）
，后来证明这种逃避是没用的，而且会使“自我”
陷入不得不无休无止的限制任何发展的地步.“自我”的最初经历对它造成的伤害，会使我们感到它似乎重大得很不相称；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比作用针扎进正在分裂中的细胞群所产生的结果（像鲁克斯的实验那样）和用针扎进最终从这些细胞群发展而来的完全成熟的动物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 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样的创伤性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人能躲避这些经历所导致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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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这方面发生的这些让人怀疑的反应，也可能是达到为人生同一时期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这个目的就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始生物必须变成一个文明的人；他必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缩略方式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进程. 这是凭藉遗传天性而成为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培育和父母的影响这些额外帮助，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额外的帮助作为“超我”的先驱，以禁止和惩罚的方式限制“自我”的能动性，并鼓励或促使各种压抑的形成.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经病的决定因素中也应该包括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野蛮人要想保持健康是非常容易的，而对一个文明人来讲，这个任务却是艰巨的. 想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受禁止的“自我”的欲望，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的，这种欲望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和人类文明处于敌对状态的. 虽然人类文明的要求是通过家庭培育体现出来的，我们就必须牢牢把握人类的这种生物特性——童年依赖阶段的延续在神经病病因上所起的作用.关于另一点，亦即特定的本能因素的问题，我们偶然发现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区别. 从理论上讲，假设任何一类本能要求都可能引起相同的压抑及其结果，是绝无异议的；可是我们的实际观察总是一成不变地告诉我们——仅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起到病原作用的这些刺激是从构成性生活的那部分本能产生的. 大概可以说，神经病的病症不是某种性冲动的替代性满足，就是预防这样一种满足的措施，二者必居其一；一般说来，它们是两者之间的折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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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和在无意识中的对立面之间发挥作用的法则相适应的那种折衷.我们在理论上的空白目前还不能立即被填补；而且，鉴于性生活中的大部分冲动并不属于纯性欲的特性，而是产生于性欲本能和一定比例的破坏本能的混乱这一事实，我们要作出决断就难了. 但毋庸置疑，在生理学上表现为性欲的那些本能的神经病的病因中起着突出的、重大得出乎意料的作用——这是否唯一的因素尚难定论. 同样也不可忘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其它任何功能遭到和性功能完全一样强烈、一样广泛的抛弃. 一种理论假如能提供这样一些表现出更深刻联系的暗示也就应该满足了——“自我”开始区分于“本我”的幼儿时期，正是进入潜伏期就结束的早期性萌发期；但这个短暂的萌芽时期随之成为婴孩遗忘症的牺牲品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性变化（例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功能的双相发端，还有性刺激的周期性特征的消失，以及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刺激之间的关系的转化等）——这些性方面的改革，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想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把这些仍然分散的资料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还有待于未来的科学. 这里的空白并不是心理学上的，而是生物学上的.我们这样说可能不会有错：“自我”机体组织中的弱点好象在于“自我”对性功能的态度，就好像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保存和人种保存之间的对立从这一点上找到了心理学的表现形式.分析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相信，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儿童是成人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儿童最初几年的经历对他一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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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什么事可以被描绘成童年这一阶段的中心经验，我们就会特别感兴趣. 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被某些影响所产生的效果而吸引，这些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但也已够普遍——比方说由成年人造成的儿童的性滥用，稍年长于他们的其它孩子（兄姐）对他的性引诱，以及，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由于直接看到或听到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性行为而受到深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人们并没有想到孩子们会对这些印象感兴趣，会理解，或者后来竟能一直记住的. 这些经历在何种程度上激发了儿童的性感受，并迫使他们自己的性冲动进入某种他后来不能离开的轨道，是不难验证的. 因为这些印象一旦找到机会作为记忆重现时就会立刻或者很快受到压抑的支配；因此它们构成了神经病患者的强迫力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后来会使“自我”不能控制性功能，并且很可能使“自我”永远厌恶这种功能. 要是出现后面这种反应，结果就会是各种各样的性变态行为，或者，这种不仅对生殖并且对形成整个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功能将会变得完全不能控制.无论这种情况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启发，更大的兴趣必须放在下面这样一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上. 这种环境每一个儿童都必定要经历，并且总是由儿童受到别人关心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阶段的延长所造成的. 我如今想到的是“俄狄浦斯情结”
，这样命名是由于其本质内容能在关于俄狄浦斯王的希腊传说中找到，幸好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个传说. 这位希腊英雄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为妻. 据说他这么做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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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种说法同精神分析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事实上还把它看作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成长过程进行分别描写，因为两性差别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找到心理学的表现方式. 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是世间有两种性别这个生物学事实所产生的不解之谜，它对我们的知识来讲是一个终极的事实，任何追溯都是徒劳而没有好处的. 精神分析对于澄清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一点贡献，它显然完全属于生物学领域. 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只发现这个强烈对比的一些反映，可对这些反映作出解释则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加艰难. 这个长期受到责难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只局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的，而总是会为异性的反映模式留有一定余地，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在具有一种性别的完全发育成熟的器官的同时，还具有另一性别的一些发育不全的、往往是无用的退化器宫.为了区别男性与女性的精神生活中的不同，我们引用了一个显然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公式：我们称一种强健的、主动的特性为男性，而称另一种柔弱的、被动的特性为女性. 这个心理学上的两性事实，也使我们对这一课题的一切探讨陷入困境，并让这些探讨更加难以表达.婴儿的第一个性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的来源之一是对满足营养需要的依恋. 毫无质疑，一开始，婴儿不能区别母亲的乳房和他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不得不和他的身体分离开并进入“外界”
（因为婴儿屡屡发现乳房消失）时，他就把乳房当成了一个“对象”
，对它作出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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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自恋性的利比多精神输入. 这个最初的对象后来转向母亲整个人而得到完善，母亲不仅哺育他，还照料他，从而在他身上激起一系列其它的肉体感觉，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的. 母亲由于对婴儿身体的关心而成为婴儿的第一个引诱者. 母亲作为第一个、也是最有力的爱恋对象和后来所有爱恋关系的原型（男女都不例外）的独特的、无可匹敌的、终生不变的重要性的根子，就在这两种关系之中.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种系发育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历，以致不管婴儿是真正从乳房中吸奶长大，还是靠奶瓶养育从未享受过母亲关怀的温柔，都没有区别.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婴儿的成长发育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也许在第一种情况下，婴儿后来的欲望会变得更为强烈. 无论婴儿受母亲的乳房哺乳时间多长，在断奶之后他总会留下一种哺乳时间太短、哺乳太少的感觉.这段绪论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提高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程度的了解. 当一个男孩（从两岁或三岁开始）进入利比多发展的生殖器时期，在自己的性器官上逐渐感觉到快感并学会随意通过手的刺激获取这种快感时，他便成了对母亲的爱恋者. 他期望用他根据对性生活的观察和直觉推测的那种方法从肉体上占有他的母亲，并力图通过把他引以为豪的男性生殖器暴露给母亲看的方式来引诱她. 一句话，他早早觉醒的男性本能总想在同他母亲的关系上取代他的父亲；由于他从父亲身上感觉到了肉体的力量并发现了父亲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他的父亲在此之前一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被他嫉恨的典型. 到了现在，他的父亲成了阻挡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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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他想摆脱的竞争对手. 假如当他父亲外出时他被允许和他母亲同床、而当他父亲回来时他又被重新从他母亲的床上赶走，那么当他父亲不在眼前时他的满足和当他父亲重新出现时他的失望，也就成了感受深刻的体验. 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思想，希腊传说把它从一个孩子的幻想世界移入了假设的现实之中. 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这是永远注定要落得可怕的结局的.男孩的母亲非常清楚他的性刺激与她本人相关联. 她迟早会认识到不该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她认为禁止他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她的禁止不起什么作用，至多只是略微改变他获得满足的方法. 最后他的母亲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她威胁他要把他用来跟她捣蛋的那个玩意儿割掉. 为了使这种威吓更令人害怕、更为可信，她通常把执行权委托给他的父亲，声称她要通过他的父亲，他父亲就会把他的阴茎割掉.说来奇怪，必需在这前后实现了另一个条件，这种威吓才起作用. 在男孩自己看来，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仿佛太不可信了. 可是，如果在威吓时他能够回忆起女性生殖器的样子，或者不久以后就看到了它们，也就是说，看到了那种真正没有这个最宝贵部分的生殖器的话，他就会严肃对待他母亲说过的话，并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经受他青春生活的最严重的伤痕.阉割的威胁所造成的结果是多种多样、变化莫测的；它们能够影响一个男孩子和其父母以及后来和一般的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 一般说来，一个孩子的男性力是经受不住这种最初的打击的. 为了保全生殖器，他或多或少完全放弃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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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母亲的想法；他的性生活往往会永远地受到这种抑制的妨碍. 如果他本身具有一种较强的、我们称之为女性成分的气质，其力量就会因这种对男性力的威吓而增强. 他不知不觉地对他的父亲采取被动的态度了，正如他母亲采取的态度一样. 的确，这种威胁使他放弃了手淫，但并没有放弃伴随着手淫的想象活动. 相反，由于现在这些成了他所保存的获得性满足的唯一形式，他就比以前更深地沉溺于这种想象中了，而且在这些胡思乱想中，虽然他继续把自己和父亲联系在一起，他却同时而且或许是主要地也把自己和母亲联系在一起. 这种早期手淫幻想的衍生物和变相产物往往会进入后来的“自我”
，并在他的性格形成中起作用. 除了他身上的这种女性气质的促使外，对他父亲的畏惧和憎恨也大大增强.可以说，孩子的男性力变为对父亲的敌视态度了. 这种态度会以一种强迫的形式支配他以后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他对母亲的性固恋的残余通常会以对她过多依赖的形式保存下来，并成为女人无法摆脱的枷锁. 他不再大胆恋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冒险不被她爱，因为这么一来，他就会处于被她出卖给他的父亲并遭受阉割的危险之中. 这整个经验有其它完整的一系列前因后果（我在这里仅能择其一二加以描述）
，它们都是从属于一种非常强烈的压制的，而且，由于在无意识“本我”中起作用的法则的支配，那时产生出来的一切相互抵触的感情冲动与感情反应便有可能在无意识中保存下来，随时准备干扰青春期以后的“自我”的发展. 当身体的性成熟过程把新的生命力带入已经被显然地压倒了的过去的利比多固恋中时，性生活将终于受到一定的抑制，消除了同性欲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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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为相互冲突的冲动.阉割的威胁对一个男孩萌芽时期的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总是导致那些可怕的恶果，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将再次取决于量的关系，即造成了多少危害，避免了多少危害. 这整个事件可以被看作是童年时代的中心经验，早期生活的最大问题和后来的性机能不健全的最有力的渊源. 它被成年人全部忘却了，致使精神分析期间的重现遭到他们最确凿的怀疑. 事实上，人们对这一经验的反感非常强烈，以致千方百计保持沉默，避免提及这个犯禁的问题，能够让人回忆起这一经验的最明显的现象也被一种奇怪的智力空白所忽略. 比如说，我们可能听到这样的反驳：关于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事实上与精神分析得出的结论毫无关系；两种情况全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不知道他杀死的是他的父亲，也不知道他娶的是他的母亲. 这里被忽略的是，假如是试图对这种材料作出富有诗意的处理，这样一种歪曲是无法避免的，并且这种处理并没有采用任何不切题的枝节材料，而只是对这个主题所提供的要素作了巧妙的利用. 俄狄浦斯的不明真相正是无意识状态的合理表现，因为对于成人来说，这整个经验已经进入无意识；而且，使得或应该使得这位主人公成为清白的. 那个预言家的强制力，也说明了注定每一个做儿子的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的命运. 另外，精神分析家们也曾指出，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决另一个戏剧性主角，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之谜是多么容易，因为这位王子是在惩罚另一个人所犯的正好和他自己的俄狄浦斯式愿望的本质相同的罪孽的任务中遭到不幸的——但文学界对这一点的普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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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则表明了人类大众是多么容易牢牢保持其婴儿时期的压抑的.早在精神分析学问世前一个多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就在下面这段话中通过揭示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假如让这个小野人任意成长，保留他的全部愚昧，并在一个摇篮中的婴儿的幼小意识中添上一个三十岁男人的强烈情欲，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而和他的母亲睡在一起.”我敢大胆地说，假如精神分析学所能引为自豪的成就仅在于发现了这种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单是这一发现就赋予了它跻于人类珍贵的新成果之中的权力.阉割情结对女孩子的作用更为一致，并且也同样深刻.自然，一个女孩不用担心失去阴茎；然而她必须对她未曾得到阴茎这个事实作出反应. 她从一开始就妒忌男孩拥有这个器官；可以说她的全部发育全是在这种妒忌阴茎的色彩中进行的. 她首先是徒然地试图做到与男孩平等，后来则更为成功地努力弥补自身的缺陷——这种努力最终会导致一种正常的女性态度. 假如她在生殖器阶段像男孩一样试图用手刺激性器官来获取快感，那么结果常常是她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于是就把她因没有阴茎而产生的自卑臆断扩展到她的整个自身. 一般说来，她会很快放弃手淫，甚至会完全放弃性行为，因为她不愿意再想起她的兄弟或朋友的优越性.假如一个女孩始终恪守她的最初愿望——变成一个男孩的愿望——在极端的情况下她将最终成为公开的同性恋者，否则她就会在以后的生活行为中明显地表露出男性特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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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选择一个男性职业，等等. 另一条道路是导致她背弃她曾热爱的母亲，认为是她的母亲把她送到了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世界里而不能原谅她. 在这种怨恨中她背弃了她的母亲，而把另外一个人当成她爱的对象，放到她母亲的位置上，这就是她的父亲. 假如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以这个对象自居，可以说是通过自居作用从内心取代它.这种作用如今帮了女孩的忙. 以她的母亲自居可以替代对她母亲的依恋. 就像在游戏中经常做那样，年幼的女儿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她试图在和她父亲的关系上取代她的母亲，而开始恨她曾经热爱的母亲. 她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动机：对被剥夺的阴茎的妒忌和由此蒙受的屈辱. 她和父亲的新关系起初也许只含有一个任意使用他的阴茎的渴望，最终则导致了另一个愿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个宝宝作为礼物. 于是对宝宝的渴望代替了对阴茎的渴望，或者至少是从后者分离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在女性的情况中，和男性的情况相比，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之间的关系竟会发生如此不同的形态——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形态. 在男性中，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阉割的威胁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束；而在女性中则正好相反，我们发现，正是她们缺少阴茎这个事实，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这不会给一个女子带来多少不利，只要她继续保持女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态度.〔“厄勒克特拉”
（恋父）
情结这个术语就是为此而提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根据父亲的特点来选择丈夫，并愿意承认他的权威. 她的占有阴茎的渴望，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如果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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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完成把她对这个性器官的爱扩展到拥有这个器官的人身上，恰如从前她从依恋母亲的乳房进展到依恋母亲的整个人的情况一样，这种渴望还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假如我们问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的经验表明患者身上最不易影响的精神结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将会是：在女人方面是对阴茎的渴望，对男人来说是对他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对失去阴茎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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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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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精神器官与外部世界
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总的发现和设想，当时都是经过我在前一章中举例说明的那种艰苦、耐心的详细研究才获得的. 如今我们也许迫切想要全面思考一下我们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已经获得的知识的增长，并考察一下我们已经为更进一步的进展开辟了哪些道路. 这样联系起来一看，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竟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超越心理学的边界. 我们所对付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同时也具有有机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意义，所以在我们努力创立精神分析学的进程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生物学上的重要发现，而且也没能避免建立生物学上的新的假设.但我们暂时还是只考虑心理学吧. 我们已经看到，要在精神正常与精神不正常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所以这两者的区别尽管有其实际的重要性，却只具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 于是我们便理所当然地可以根据对精神失常现象的研究来了解正常的精神生活——假如这些病理状态，即神经病和精神病等，都是由于特定的原因才以异质体的形式活动的话，就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对出现于睡眠中的精神混乱的研究——这种精神混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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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但无害的，实际上，还起到有益的作用——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那种长期性的、危害生命的精神疾病的钥匙. 如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研究意识的心理学并不能理解精神的正常功能，正如它不能理解梦一样. 心理学所能支配的只是关于有意识的自我知觉的材料，这种资料已经在任何方面都被证明是不足以探测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心理过程，揭示其相互联系以至认识其失调状态的决定因素的.我们设想的精神器官是在空间上延伸的，必要时又能融为一体，并随着生活的各种复杂要求而发展，它只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和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产生出意识的现象——这样一个假设让我们能够把心理学建立在与其它科学诸如物理学等，相似的基础上.我们这门科学中的问题和其它科学一样，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所考察对象直接呈现于我们知觉中的那些特征（性质）的背后发现其它一些更不依赖于我们感官的接受能力，而且更接近于所谓事物真相的东西. 我们没有希望能完全达到这种事物真相，因为显然，我们所推测的任何新事物必须重新翻译成我们的知觉语言，要挣脱这种束缚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我们这门科学的本质和局限也就在这里.这就如我们的物理学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我们就会发现，那呈现为固体的东西是由如此这般形状和尺寸的粒子构成，并占据如此这般的相对的位置.”同时我们企图最大限度地借助人工手段来提高我们感官的效能；可是或许可以预料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不能影响最终的结果. 真相将永远是“不可知的”。
依靠科学工作产生的为我们的基本感知力所理解的成果，就在于认清了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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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互依赖关系，这些联系和依赖关系好象总能够可靠地重现或反映在我们的思维组成的内部世界中，对它们的认识让我们能“理解”
，预见甚至有可能改造外部世界的某些迹象.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中的程序颇为类似. 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空白的技术办法，我们利用这些方法正如物理学家利用实验那样. 这样，我们推断出一系列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把它们插入到我们能意识的进程中.比如，假如我们说：“这里插入了一个无意识的回忆”
，这就意味着：“此时出现了一个我们完全不能形成概念的现象，不过，一旦进入了我们的意识，我们就只能如此这般地表达它.”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种推断和穿插的理由以及对它们的可信程度，当然在每一个个别的事例中都有待于批评；并且不容否认，要得出定论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事实表现在分析学家中间缺乏一致性的意见. 这应该归咎于这个问题的新奇——也就是说，我们还缺乏训练. 但是除此还有这个课题本身固有的特殊原因；因为在心理学中，和物理学不同，我们并不总是和那种仅能唤起我们冷漠的科学兴趣的东西打交道. 所以，假如一个尚未充分确信她自己对阴茎的渴望强度的女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不能给她的患者身上的这个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我们也不应感到有什么奇怪. 但是这种产生于个人观察上的误差的错误，从长远看来并不太重要. 要是我们到旧教科书中考察一下显微镜的使用，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当显微镜技术还很年轻的时候，对使用这种仪器进行观察的人的个性是有很多奇特的要求的——但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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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担保能在这里完整无缺地描绘出精神器官及其活动的全部情况；我应当认识到，除了别的障碍之外，我还受到精神分析学家迄今尚未来得及对所有这些功能作出同样程度的研究这一客观情况的阻挡. 所以，我将只满足于对我在头一章中阐述的问题作一个详细的扼要的阐述.我们的存在的核心是由那个隐晦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我们对它的认识也仅仅通过其它媒介才能取得. 在这个本我内部活动的是机体的本能. 它们本身是由两种原动力（爱欲与破坏欲）以不同比例融合而成的，并根据它们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不同关系而相互区分.这些本能的唯一的推动力就是寻求满足，这种满足应该产生于器官在外部世界一些客体的帮助下产生的一些变化. 可是这些本能的直接的、无意识的满足，如“本我”的要求，往往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撞，甚至导致灭亡.“本我”从来不担心是否能保证生存下去，它总是无忧无虑；或者可能这样说更正确：它虽然能产生忧虑的感觉因素，却不会利用它们. 有可能出现在假定的“本我”精神成分之中及之间的过程（原初过程）
，和我们凭藉理智活动和情感活动中的意识感知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相去甚远的；它们也不受逻辑的关键性制约，因为逻辑规律把某些这样的过程看作是无效的，并企图将它们取消.与外部世界割裂的“本我”具有自己的感知世界. 它能异常敏锐地感觉出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尤其是其本能要求的强弱变化，这些变化就如从“快乐”到“不快乐”之间的一系列感觉一样能被意识到. 当然，我们很难说清这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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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什么办法、借助于什么感觉器官末梢产生的.可是，自我感觉——一般感觉（ｃｏｅ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ｌｉｎｇｓ）
和快乐不快乐感觉——以专横的威力支配着“本我”活动的进程，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本我”遵循着坚定不移的快乐规则. 但并非只是“本我”这样. 似乎其它精神媒介的活动也能够做到只减弱快乐原则而不取消它；至于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才有可能克服快乐原则，则始终是一个具有最高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还是迄今还没有解答的问题. 认为快乐原则要求降低本能要求的强度——降到最低可能就是灭亡（即涅）
——的看法，引出了快乐原则和两个原动力（即爱恋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尚未明确的关系.我们认为最了解而且用它最容易认识我们自己的另一个精神媒介，即所谓自我，是从“本我”的外皮层演变而来，这个外皮层由于被用来接收和排斥刺激，所以与外部世界（现实）保持着直接关系. 从意识知觉开始，它就使“本我”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在它一直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持续过程中，它一直带着表明其起源的难以消除的印记（就像“德国制造”一样）。其心理功能在于将“本我”的活动进程提高到一个更高一级的动力状况（也许是通过将自由运动的能转化为受到限制的能，就好像是适应前意识状态那样）
；其构造功能在于在本能产生的要求和满足这种要求的行为之间插入思维活动. 这种思维活动一旦获取目前的状态并对早期经验作出估价之后，就努力通过实验性行动去估计将要采取的行为过程的后果.这样，“自我”就可以做出决定，到底是努力获得满足还是延迟这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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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者是否有必要把这种本能要求看作危险而彻底抑制（这里我们要用到现实原则）。正如“本我”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快感一样，“自我”的活动规律总是为安全着想.“自我”肩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本我”则好象忽视自我保存. 它（自我）
把忧虑的感觉当作预告威胁其自身完善的危险的报警信号. 既然回忆能和知觉一样成为有意识的，尤其是同语言残余关联起来时，所以也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将导致误解现实的混乱.“自我”通过现实检验的手段来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以保护自身. 可由于在睡眠状态中占优势的那些条件的存在，这个手段在梦中是允许暂时失效的. 在强大的机械力环境中谋求维持自身的“自我”
，受到首先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可是，并不只是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威胁它，它自己的“本我”就能产生出相同的危险，并且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过强的本能力量能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过多“刺激”一样损害“自我”
，当然，前者不能毁灭它，但能够毁灭其独特的动力组织，并将“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 其次，经验也许已经告诉我们，满足某种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要求将会引起来自外部世界的危险，以至那类本能本身就成了危险.所以，“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它既须同一个威胁着要消灭它的外部世界作斗争，又须同一个提出过多要求的内部世界作斗争.它对这两个敌人采取的是一样的防御措施，只是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措施特别不完善. 由于它本来和这后一个敌人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此后一直最亲密地和它生活在一起，所以它要逃避内部的危险有很大困难. 这些危险直接威胁着它，尽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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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被暂时地抑制.我们已经了解，童年的第一阶段的虚弱的、不成熟的“自我”
是怎样被为了防御这一生活阶段独有的危险而承受的压力永久地损害的. 儿童借助于父母的关心保护自己，抵抗从外部世界威胁着他们的危险. 他们为这种安全付出的代价就是时时刻刻担忧失去爱，是由于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好孤。. .立无助地去遭遇外部世界的危险的侵袭. 当一个男孩置身于俄狄浦斯情结中时，这个原因便对斗争的后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种情结中，从古老的源泉中得到增强的阉割的危险对他的自恋所产生的危险征服了他. 因为受到当代现实危险和具有其种系发育基础的记忆中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结合作用的驱使，这个孩子便开始试图防御——抑制. 这种防御暂时是有效的，然而等到后来性生活的复苏使以前放弃了的本能要求得到增强时，它就终于不那么有效了. 若情况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作出这样解释：“自我”在控制早期性冲动的任务上失败了，因为那时它还不成熟，无力胜任这个任务. 正因为在这种利比多发展缓慢的自我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神经病的本质；而我们不能逃避这样的结果：假如儿童的“自我”不需要承担这项任务——即，假如孩子的性生活像许多原始民族发生的一样，允许有自由发展的话，那么神经病是可以避免的. 也许神经病的病因要比我们描述的更复杂；即使是这样，我们至少也已经阐明了复杂的病因的一个本质部分. 我们也不应忘记种系发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一些我们还尚不清的形式表现在“本我”中的，并且在早期对“自我”产生的作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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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后期更有力. 另一方面，我们渐渐认识到，这样一种抑制性本能的早期尝试——婴儿期性行为的被禁止引起年幼的“自我”如此坚定地忠诚于外部世界，反对内部世界——对于后来个人接受父化薰陶是不可能没有效果的. 他们只能放弃直接满足的本能要求，走上新的道路，去寻找替代的满足，在这种迂回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变得失去性能力，他们与最初的本能的联系也可能变得松散.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很多很有价值的文明财富都是以性行为为代价的，并通过性冲动的约束而获得的.我们已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一事实：“自我”的起因及其所获得的最重要部分都应归功于它同现实外部世界的联系.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自我”的病理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它仍然最接近于“本我”——是建立在这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停顿与松垮的基础上的. 这非常符合我们的临床经验——即精神病突发的原因，不是由于现实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地冷酷，就是由于本能已经变得相当强烈，而由于“本我”和外面世界对“自我”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这两个原因必然都导致相同的结果. 若“自我”能完全脱离现实，那么精神病的问题就简单又明了.可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或者，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我们从痊愈后的病人身上知道，即使处在那样一个离现实外部世界如此遥远的、充满幻觉的混乱状态，在他们心灵的某个部分里，（用他们的话说）也隐蔽着一个正常的人，他像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冷眼看着病疾闹哄哄地从他旁边走过.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推断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可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些发病过程并非这么剧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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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同样情况的报告. 我想起了一个慢性妄想狂的病例，病人每发作一次忌妒之后，就有一个梦向分析者传达出一幅表明突发病因的没有任何妄想的正确图像.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虽然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病患者的梦中去发现与他们清醒时迥异的忌妒，在白天病人清醒时支配他行为的妄想却为梦所纠正. 我们很可能可以认为这种推测是普遍正确的，即在所有这些病例中出现的都是一种精神分裂. 即形成了两种精神态度，而不是一种——一种是思考现实的正常的精神态度；第二种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使“自我”脱离现实.二者并存. 结果取决于它们的力量对比. 如果后者力量更强或变得更强，那么精神病的必要条件便构成了.假如相反，那种妄想狂错乱就会呈现出治愈的征象. 事实上，它只是退入了无意识状态——很多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妄想总是在明显发作之前就已经现实地存在了很长时间，觉得所有精神病症中都存在一种自我的分裂（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ｏ）
的观点，若没有被证明适用于较像神经病的其它状态，并最终适用于神经病本身的话，则不会引起我们如此重视的.我最早是在物恋病症中认识到这一点的. 众所周知，这种可以视为性变态行为之一的反常现象的基础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认识不到女性没有阴茎这个事实——一个使他极度厌恶的事实（原因是这个事实证明他自己有被阉割的可能）。
故他就否认自己的感官知觉，即女性生殖器缺少阴茎，并死守相反的信念. 可是这种不承认的知觉却并不因此而对他完全不产生影响了，因为他虽然否认一切，却毕竟没有勇气声称他确实看见过女性阴茎. 于是他便抓住某个别的东西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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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别的对象——并指出这样东西来承担他不能放弃的阴茎的作用. 这常常是他见到女性生殖器的同时所亲眼见到的某种东西，或者是一件可以恰当地充当阴茎的象征性的代替物的东西. 由此推定，把构成物恋对象的过程说成“自我”的分裂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借助于移置而形成的折衷，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对梦的探讨中相当熟悉了. 可是我们的观察所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物恋对象的产生是由于一种想要销毁阉割可能性的证据的认识，以致避免为阉割而担心. 如果女人——其它生物亦然——也有阴茎的话，那么谁也不需因为继续占有自己的阴茎而担扰. 但是我们还遇到过和非物恋者一样畏惧阉割并以同样的方式对之作出反应的物恋者. 故，他们的行为同时表现了两个相反的条件. 一方面，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知觉所表明的事实——他们在女性生殖器中从来没有看见过阴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女人没有阴茎的事实，而且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两种态度在他们整个一生中都同时存在，但相互间不影响，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作“自我”的分裂. 上述情况也使我们明白了物恋为什么经常是部分地发展的. 它并不单单支配对象的抉择，还为更多或更少的正常性行为留下余地；的确，有时它会退入幕后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或者只限于提示几句台词. 故，在物恋者身上，“自我”从外部世界的脱离总是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不能认为物恋是“自我”分裂的例外情况；它只是一个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有益的论点.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论点上来，即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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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所谓抑制的方法来摆脱不良的本能需要. 此刻，我们要对这一点作些补充；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在人生的同一阶段，“自我”
相当频繁地发现自己能够摆脱某种来自外部世界并使它感到痛苦的要求，而这种摆脱是凭籍否认使它知道这个来自现实的要求的知觉这一方法才能够实现的. 这种否认是经常发生的，也并不仅限于物恋者；每每我们能够研究它们时，都发现它们处于折衷情况，试图逃离现实，却又不彻底. 这种否认和承认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总是出现两种相互对立而又各自独立的态度，结果会产生“自我”分裂的情形. 这里结局仍然取决于双方之中哪一方能获得更强的力量.我们刚刚叙述了的这种“自我”分裂的事实，既不是那么新鲜，也不是象它们刚刚出现时那样奇怪. 在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着对于某种特定行为的两种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的确是神经病的一个普遍特征. 但是在神经病的病例中，这两种态度有一种属于“自我”
，与其对立的另一种被抑制的属于“本我”。这种病例与另一种病例（即在上面那段论叙过的那种）的差别，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上的或结构上的区别，所以在个别例子中往往不易判断我们所处理的是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 但它们都有下列重要的共同特征.“自我”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管怎么做，不管是竭力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尽量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要求，它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圆满的成功. 结果总是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因为其中被打败的、较弱的一方导致精神混乱的程度并不比另一方小.最后，我们只要指出，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能通过我们的主观意识感觉了解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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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么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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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内心世界
对于一整套同时发生的复杂活动的认识，我们除了对这些活动分别依次叙述之外，没有其它传达的方法.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所有叙述在开始时都带有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必须等到最后才能得到补充、加强，然后纠正过来.前面我们对“自我”作了这样的论述：它斡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接收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它们得到满足，又从后者得到知觉，并把这些知觉用作记忆；它一心谋求自我保存，因而对于来自“本我”和外部世界双方的过份强烈的要求都进行抵制，同时，在作出任何决定时都由一种过度快乐原则的指令所支配——实际上，这样描述只适用于童年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大约到五岁为止. 大致就在这时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 外部世界的某一部分已经作为对象被抛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了，反而通过自居作用被归入“自我”之中，成了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的精神媒介从此便承担起在这之前一直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被抛弃的对象）
所履行的功能：对自己进行观察、判断，向它下达命令，并用惩罚进行威胁，就象它所取代了的父母一样. 我们把这个精神媒介叫作“超我”
，并由于其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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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明断功能而把它看作我们的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出一种现实中的父母没有提供过榜样的严厉的态度，而且还要求“自我”不仅对其行为，而且同样对其思想以及尚未付诸实践的意图作出解释，而对于这一切“超我”似乎都是了解的. 这就使我们想到，俄狄浦斯传说中的主人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甘受自我惩罚，尽管从我们以及自己的角度来判断，神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应该已经为他开脱了罪责. 实际上，这个“超我”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只有这种情结消除之后才能形成. 由于这个原因，它的过份严厉并不仿效现实中的榜样，而是和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的诱惑的力量保持相同，某些哲学家和信仰者断言，人的道德观念不是通过教育灌输的，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而是从一种更高度的源泉注入人们心灵的，在这种观点的深处无疑包含着对上述事物状态的预测.只要“自我”和“超我”合作得十分谐调，它们的表现形式就不容易区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紧张、疏远的关系使得它们清晰可辨. 良心的谴责引起的折磨同孩子对于失去爱的畏惧恰恰相一致——这种畏惧已被道德媒介所取代. 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御了去做某件会使“超我”反感的事的诱惑，它就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提高了，自豪感增强了，仿佛获得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一样. 就这样，“超我”虽然已经成为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却继续为“自我”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 在以后的一生中，“超我”就代表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影响，父母的关心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人类共同的家庭生活，这个童年时代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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