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你们能把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的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弃、被压抑的成分的每一种方式都集聚起来（对于患者在自由联想过程中所想到的念头的研究，对于患者的研究，以及对于他们过失行为和症状性行为的研究等）
，如果你们能够在这些手段之外再加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常常出现的某些其它现象的探索（有关这些现象我后面将以“移情”为题有所论及）——假如你们记住这一切，你们就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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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们这门治疗技术已经十分有效，足够完成它所承担的任务，亦即把病原性的心理材料引入意识，进而消除由替换性症状的形成所导致的一切病患. 要是我们在致力于治疗的过程中扩展或加深了对于不管是健康还是病态的人类心理的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的工作中令人喜出望外的好事.你们也许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要掌握我刚刚向你们介绍的这门治疗方法十分困难. 在我看来，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要看它所要处理的材料的情况. 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决不是一门无师自通的技术. 而是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就象必须经过专门学习才能掌握人体结构学或外科学知识那样. 你们听到我下面讲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吃惊，在欧洲我们已听到过相当多对这门技术一窍不通、也从不运用这门技术的人大谈精神分析，这些人还带着明显的讥讽要求我们向他们证实我们的发现是正确的. 在这些反对者中间无疑也有一些经常并不反对科学思维方式的人，例如，这些人并不会因为对解剖标本所作的显微镜观察无法同肉眼观察达到一致就拒绝相信显微镜所观察的结果，但是他们总要亲自用显微镜观察一番之后才肯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 但是，就精神分析而论，要得到这样的确认，希望实在是渺茫的. 精神分析所追求的是使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意识的确认，而每一个对此有一定见解的人自身就是人类的一员，也具有相似的压抑，或许也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维系这些压抑. 所以，他们必须会同我们的患者一样在心里产生出那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化装成一种理智的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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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也很容易作出我们在患者身上依靠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避开那种反驳. 我们常常领悟到，在我们的反对者身上，就像在我们的患者身上一样，判断力十分显著地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也就是削弱. 意识的高傲（例如以那样的轻蔑态度抛弃梦境）是我们普遍具备的抵御无意识情况侵袭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我们之所以那么不容易使人们相信无意识这一事实，那么不容易教会他们识别一些与他们的意识知识相矛盾的新现象，理由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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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一定想要知道，我们借助于前面我所讲过的那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患者的致病情结和压抑了的愿望冲动方面发现了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精神分析研究以确实令人吃惊的规律性把患者的病状追溯到来自他们性生活的种种想法. 它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本质上是由性本能组成的；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导致疾病的各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必定是性方面的紊乱，而且在男女两性中全是这样的.我完全知道人们是不愿意承认我的这一观点的. 甚至那些乐意仍照我的心理研究成果从事工作的人，也认为我过份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 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别的精神亢奋不会导致我在前边讲过的压抑现象和替代构成的现象呢？
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同时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它们的这种表现.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它们起不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辅助性因素发挥作用，而不能是决定性因素. 我决不是从一开始就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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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出这个论点的；当我和布洛伊尔医生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发表《癔病研究》的时候，我还没有采取这个观点，直到后来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涉及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时，这个观点才渐渐在我头脑中形成. 今天在座的听众中有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随我一起来到沃斯特. 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一开始都相信我提出的性病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也使得他们接受这一观点.患者的行为并不见得真正能使我们更容易相信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他们并不情愿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性生活的真实情况，而是想办法隐瞒.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他们从不随意表露自己的性欲，但为了隐匿便不得不穿上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大衣，好象在性的世界中天气总是那么冷.倒也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对.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中，太阳和寒风对于性行为确实是有百害无一利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坦诚向别人袒露自己的性行为. 可是，一旦你的患者在接受你的治疗时发现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感到羞臊时，他们便能抛掉这层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时候，你才能对这个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形成判断. 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亲身触及性生活问题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好.他们中有许多人也无法摆脱大多数“文明人”在性欲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既想纵欲，又装得一本正经.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 在另一组病例中，精神分析调查的确并未把症状追溯到性经历，而是溯及到普通的创伤经历. 但是这一差异由于另一客观条件而失去了意义.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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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透彻解释和完全治愈一个病例所必不可少的分析工作决不会停留于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必须要回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年期. 只有在那儿才能触及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 只有童年时期的经历才可以解释对于后期创伤的敏感，也只有通过挖掘这些差不多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进入意识这条道路，我们才能获得消除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的结论和梦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相同，症状的构成力只是来自童年时期的不能灭绝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冲动，对于后期创伤的反应就不会超出正常的轨道. 可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愿望冲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被说成是性的冲动.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确信我已经使你们感到吃惊了.你们想必会问：“那么，真的有幼儿性欲这样的东西吗？
难道童年时代不恰恰是以没有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圣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到了青春期年龄时才进入他们躯体的. 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了性本能和性；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来的；它们经过一个重要的、可分作许多阶段的发展过程之后，便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健康的成人性欲. 在孩子们身上观察这些性行为的表现也是毫不费力的；恰恰相反，倘若要对它们视而不见，或是要把它们解释成不存在，倒是需要费劲.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现在可以就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明我的意见. 此刻我手中正拿着桑福德. 贝尔（Ｓａｎｆｏｒｄ
Ｂｅｌ）
医生写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一九○二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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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 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我们现在也正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室里. 这篇文章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它比我的《性学三论》（１９０５年）早三年出版. 作者在文章中说的话同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性爱情感……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萌发的.”
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通常被称作“美国格调”
，收集了历时十五年的不少于三千个积极的观察例证，其中有九百个是作者本人的观察. 他认为这些产生爱恋之情的实例都是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的. 就这一问题他作了下面的论述，“一旦观察到数以百计的男女儿童表现出这些迹象，任何一个不存有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把它们同性起源关联起来. 假如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那些在童年时代经历过程度显著的这种情感并且对童年时代的记忆较为情晰的人提供的自述，那么，即使是最苛求的人也应感到满足了.”不过，会使你们中间不愿意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最吃惊的是，实际上，这些很早产生爱恋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才三、四岁或四、五岁的儿童.假如你们想要对你们的邻居所做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寄予更大的信任，我是不会对此感到吃惊的. 我自己最近也非常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五岁幼童的分析较为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阶段的肉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物. 这次分析是由患者的父亲以正确的技术进行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仅仅几个小时前，就在这个讲演厅里，我的朋友卡尔. 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对一个年纪更小的女孩的观察. 这个女孩有一个同我的患者类似的沉淀性病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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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出生）
，这使人们可确凿地断定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相同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绪. 所以，我并不感到绝望，仍相信你们最终是会相信这个乍看颇为怪诞的幼儿性欲观点的. 而且我愿意在此向你们介绍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 布洛伊勒医生这个值得称赞的例子. 布洛伊勒不久前曾公开宣布他不能理解我的性欲理论，可是在那以后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完全肯定了幼儿性欲的存在.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人员还是其它人）都对儿童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他们在以文明生活为目的的教育的压力之下早就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幼儿期的性行为，并且不愿意再记起这些已经被压抑的记忆.如果他们打算以自我分析开始探讨，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进行修正和解析，他们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念.
现在，我要请大家暂时抛开种种疑惑，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开始来考虑一下幼儿性欲的问题. 我们发现，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原因构成的，所以可以分解为来源不相同的许多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是，它还没有同生殖功能发生联系，它要到以后才会承担起这一责任. 它这时的任务是要得到各种不同的快乐情感，我们通过类比与联系，把这些快乐情感全都归于性快感的观念之中. 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身体某些对刺激特别敏感的部位出现的适当亢奋状况.这些部位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以及皮肤等感官表层. 既然在幼儿性生活这一最初阶段的满足是从自己的身体取得的，外界事物根本不加以考虑，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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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哈弗洛克. 埃利斯创造的一个词）
称这个阶段为“自身性欲”
（ａｕｔｏ—ｅｒｏｔｉｃｉｓｍ）阶段. 我们又把在获得性快感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身体部位叫作“性感区”。
幼儿吮吸拇指就是从某一性感区获得这种自身性欲满足的典型例子. 第一个从科学角度观察这一现象的人是布达佩斯一位名叫林德纳的儿科专家（１８７９年）
，他早已准确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性满足，并准确地描述了它向其它更高级的性行为形式过渡的进程. 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生殖器的手淫刺激，这种满足对后期生活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不少人会一生不能克服这方面的影响. 除了这些和其它的自身性行为以外，我们还在幼小的儿童身上发现了把某个外界人物当成对象的性快感（或者说，是利比多）的本能组成部分的各种表现. 这些本能成分是以主动与被动相互对立的形式成对出现的. 我可以在此提一提这类本能成分中最重要的代表，那就是导致痛苦的欲望（施虐狂）与其被动的反面（受虐狂）
，以及主动与被动的需求欲，从前者派生出的是后来的好奇，从后者衍生出的是对艺术表现与戏剧表现的冲动. 儿童性行为的其他方面已经意味着“对象选择”的完成，也就是一个外界人物成了主要特征，这个人物的重要性首先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考虑.但是在这个早期阶段，性别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即使认为每一个儿童都在某种程度上犯有同性恋，也不能说是不公正的. 在儿童的这种范围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但又分裂的性生活中，每一个单独的本能成份都各自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快感满足，但这种性生活后来会慢慢集中起来，形成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因而到青春期结束时，一个人的性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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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最后完全定型. 一方面，这些单独的本能成分慢慢开始从属于生殖的职责，单独本能成份的满足也只是作为辅助和鼓励性行为为趋于正常的手段才保留着其重要作用. 另一个方面，对象选择把自身性欲推入幕后，以致在一个人的性生活中所有性本能的组成部分都开始通过和被爱的那个人的关系寻求快感. 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始的性欲成份都可以接受这一最终确定性欲的任务. 甚至在青春期之前，对某些本能的强有力的压抑已经在教育的影响下得到实现，比如羞耻、厌恶和道德之类的精神力量已经形成，有如守夜人似的守护着这些压抑. 所以，当青春期到来，性要求达到高潮时，这些起反作用或抵抗性的精神结构就会像水坝似的堵住这股“潮水”。并且引导它流入所谓的正常河道，使它不可能重新唤醒已经被压抑的性本能，特别是童年时期的排泄冲动（Ｃｏbｐ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ｉｍｐｕｌｓｅｓ）
——即依恋于排泄物的欲望，总是最严格地受到压制，而且儿童对于开始作为其对象选择目标的人物的固恋亦是这样的.先生们，在普通病理学中有一个人人熟知的说法，认为每一个发展过程就其可能被遏制、被延误，或可能半途而废这一点来说，总是时刻带有病态倾向的种子. 性功能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同样如此. 它并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进行得如此一帆风顺，只要一出现问题，它就会在退化（即“回归”）的道路上留下各种反常现象或者埋下导致以后容易患病的种子.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本能成分都听凭生殖器区域的支配. 以这种方式保持独立的本能就会导致我们所讲的性变态，并且会用其自己的性目的来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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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性目的. 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自身性欲通常不能完全克服，后来出现的大量各种各样的紊乱现象为此提供了证据. 男女两性作为性对象本来是具有同等价值的，这种现象仍然继续保持，并会导致成年生活中包含有同性恋行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特定条件下会得到强化，变成完全的同性恋欲. 这种类别的紊乱现象代表了性功能发泄过程中的直接阻碍，构成了性变态行为以及——这种现象绝不罕见——普遍的幼儿型性生活.导致神经症的倾向可以通过一种不同的方法溯及到性发展的受阻. 神经症与性变态的关系是消极和积极的关系. 性变态中的本能成份在神经症中可以被当作情结的载体和症状的构造者，只是在神经症中它们是从无意识发挥作用的. 所以，它们虽已遭到压抑，却仍能够在无意识中坚持下来，向压抑斗争. 精神分析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些本能在幼年时期过于强烈的表现会导致一种局部的固恋（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从而在性功能构造中成为一个薄弱点. 如果发育成熟后正常性功能的发挥遇到了阻碍，在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压抑就会恰恰在出现固恋的地方被冲破.不过说到这里，你们也许会争辩说这一切都不是性欲，我用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你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这个限度之内，我十分乐意赞同你们. 不过问题在于，你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只是把它局限于生殖的范围之内是否含义过于狭窄了呢？这意味着你们牺牲了对于性变态以及神经症与正常性生活之间的联系的理解；而且你们这样做也就使得自己不可能认识儿童肉体与精神性生活明显的开端的真正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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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可是，无论你们怎样选择词语的用法，总之你们应该牢牢记住：精神分析者是在完整的意义上理解性欲这一概念的，所谓完整，亦即根据幼儿性欲的探讨追根穷源地理解.
现在让我们又回到儿童性发育的话题上去. 因为我们一直较多注意性生活的肉体现象而不怎么注意其精神现象，因此我们还需要在此补充说明几点. 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源于其对外界援助的需求，这一行为要求我们给予深入探究. 他的选择开始是针对每一个照料他的人，但是很快就集中在父母身上. 我们根据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都一致发现，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没有伴随性亢奋因素的. 孩子把父母双方、尤其常见的是把其中一方当作自己满足性愿望的对象.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会按照父母的暗示行事，而父母的疼爱是其有最明显的性行为特征的，即便这是一种压抑了目的的性行为. 一般说来，父亲总是偏爱女儿，母亲总是偏爱儿子. 孩子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是，如果是儿子，他就会希望替代父亲的位置；如果是女儿，她就会希望取代母亲的地位. 在父母与子女间的这种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兄妹之间的关系）
中激起的感情不仅是一种积极的或充满爱慕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或充满敌意的感情. 这样形成的情结是注定会很早受到抑制的，但是它仍然会在无意识中继续产生极大的持久的影响.可以推知，这一情结及其延伸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大概它在精神生活的其它领域里的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关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几乎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幼儿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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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这一愿望后来遭到乱伦障碍的对抗和排斥.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乱伦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罢了.在儿童依然受到尚未压抑的核心情结的支配时期，他的理智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已开始为性的利益服务. 他开始询问婴孩是如何来的，并且根据他所接触的证据猜想出成年人远远难以想象的各种事实. 他对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威胁所触发的，因为他首先把这个新生儿看作只是个竞争者. 在活跃于他自身的本能成分影响下，他得出了一系列“幼儿性理论”——比如把男性生殖器看成是男女两性共有，或者认为婴孩是在母亲吃东西的时候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性交看作敌对的行为，看作一种暴力的征服. 但是，正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由于不了解女性性器官的本质而造成的知识空白，这位年幼的探索者被迫承认自己的努力是一个失败，从而放弃. 这种童年的探究本身，以及这种探究所揭示的不同的幼儿性理论，在决定儿童的性格形成以及每一个时期神经症的内容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儿童把自己的父母当作最早的爱恋对象，这是不能避免的，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他的利比多不会始终固定于这些最早的对象上；后来，它会仅仅把这些对象当作样板，而且等到最后选择对象的时机到来时就会渐渐从这些对象过渡到某些外界人物身上. 我们可以知道，只要一个儿童不面临与社会不相适合的危险，他同自己父母的这种分离便是一个不能逃避的任务. 当压抑正在各种本能成分中进行决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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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父母的影响出现松懈——把能量消耗于这些压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的时候，教育的任务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而目前人们无疑并不总是能用理解、无可非议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难题.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应该认为，上述关于儿童性生活及其性心理发展的论述已经让我们远远偏离了精神分析以及治疗神经性疾病的这个疑难问题. 假如你们情愿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法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余的教育工作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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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女士们、先生们：发现了幼儿性欲，并且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了性本能成份以后，我们便在神经症的性质与目的方面总结出一些出乎寻常的结论. 我们发现，人是在其性需求的满足在现实中受到阻碍——由于外部的障碍或者内部的失调——时开始得上这种疾病的. 我们还发现，他们继而产生疾病. 以便能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已受到阻碍的满足. 我们又看到，那些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的主要目的又是疾病所导致的主要损害，我们猜测我们的患者对恢复健康的抵抗决不是简单的，而是含有许多动机. 不但患者的自我拒绝放弃压抑，而且其性本能也不愿舍弃它们的代替性满足，当然确信现实能够为它们提供更好的东西.由于出现了生物性损伤而从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向我们所讲的疾病的逃遁（虽然这种逃遁一直不是对患者产生直接快感的）
，是沿着退化、回归以及返回性生活的早期阶段——亦即满足还不曾受到阻抑的阶段——这条道路发生的. 这种回归仿佛是双重的，一是时序回归，即从利比多或性需求返回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二是形式回归，即在表现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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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运用了最初的、原始的心理表现方法. 但是，这两种回归都是指向童年的，并且在形成幼儿期性生活条件这一方面达到了统一.你们在神经性疾病的病原方面探究得越深，就会发现越多的现象表露出神经症与人类心灵的其它产物（包括最可贵的产物）的领会. 你们会从中领会到，我们这些有着高标准文明又承受自己内心的压抑重负的人，竟相当普遍地发现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就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喜欢创造出各种愿望实现的美景来弥补现实的缺陷. 这些幻想中含有很多的构成一个人的个性的真正要素，以及许多一触及现实就被压抑的冲动.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愿望式的幻想成功地变成现实的人便是一个有能力、有成就的人. 假如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和一个人自己的弱点而不能在这方面成功的话，这个人便开始逃离，躲进自己那个更满意的幻想世界，一旦患病，这个幻想世界的内容就会转变为症状. 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有可能找到另一条从幻想返回的道路，而不是回归到幼儿时期，以致永远与现实隔绝. 假设一个与现实发生冲突的人颇有艺术才华（从心理学来看，这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解之谜）
，他就能把他的幻想转变为艺术创造，而不转变为症状. 这样，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并通过这条迂回的道路同现实重新取得联系. 只要对现实世界的斗争持续不止，只要这种宝贵的才华缺乏或不足，那么利比多就几乎不能避免地会执着于产生幻想，走上回归的道路，重演幼儿期的幻想，最后以神经症结束. 曾几何时，凡是对生活感到沮丧或感到自己无力正视生活的人总会到寺院去寻找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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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之地；如今这些寺院已经被神经症取代.现在让我谈一谈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探究引导我们获得的重要发现. 实际上，神经症中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在健康人身上不能同样发现的心理内容. 或言之，照荣格的说法，导致神经症患者患病的那些情结正好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也要与之抗争的情结. 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还是以神经症告终，那就取决于量的对比，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对比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没有告诉你们证明我们关于性本能力量在神经症中起作用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例证. 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一定出现一种我们称之为“移情”的奇怪现象. 也就是说，患者会向医生表露出一定程度的爱恋之情（经常混杂着敌意）
，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基础上，而且正如这种情感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现的那样，它只能被溯及到患者已变成无意识的早期幻想. 所以，患者是通过他与医生的关系重新体验到了他的情感生活中再也无法记忆起来的那部分内容. 并且，正是他在“移情”过程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使他相信了这些无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强大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形容，他的症状就是在爱（最广义的爱）的领域内的早期经历的沉淀物，它们只有在患者移情经验过程中的加热条件才能溶解，转化为其它精神产物. 对这个反应过程，我可以借用弗伦奇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说法，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过来. 研究一下移情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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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最初用作探索患者无意识领域之技术方法的催眠暗示法. 当时我们发现催眠术在治疗上是有很大实效的，但对于科学地理解事实依然是一个障碍，因为它在清除了某一领域的心理抵抗的同时，却又在这一领域的边疆筑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围墙. 而且你们不应认为是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
，而是由精神分析的影响创造出来的.移情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中都是自发产生的，就像在病人与医生之间那样.它在任何关系中都是传送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你越不怀疑它的存在，它的作用就越大. 所以，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出它，而只是使它呈现在意识中，并控制它，以便把心理活动过程朝着理想的目标引导.但是，在撇开移情这一论题之前，我要强调一个事实：这一现象不但在使病人而且在使医生产生信念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都确实只是根据他们自己在移情方面的亲身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原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我也完全可以体谅其中的意思，在实施过精神分析并且亲身观察过移情作用之前，谁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肯定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必须从理性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在认识精神分析中的两个特别的障碍. 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普遍地应用在精神生活；其次，他们对区别无意识精神活动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精神活动的特别之处一点也不知道. 对于精神分析工作的最普遍的对抗之一是可以追溯到这第二个因素的——无论是在病人身上还是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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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人身上都相同. 人们常常担忧运用精神分析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危害；害怕把已被压抑的性本能带入患者的意识，好象这样会使患者面临那些性本能征服他的更高的道德倾向，剥夺他的文化修养的危险. 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剧烈的伤痛，但又生怕加重自己的内心痛苦，而不敢去动它们. 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比喻. 如果碰这些疮疤只会引起疼痛，那么无疑还是不碰为好.但是正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要是一位外科医生决定要采取他相信会产生永久疗效的积极办法，他就一定会抑制不住地要去检查和对付一种疾病的病灶.只要治疗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患者用暂时的痛苦换来长期的健康，那么谁也不会因为医生的检查所引起的不能避免的痛苦，或者因为手术所造成的各种反应而责怨医生. 精神分析的情况与这相似. 精神分析在治疗过程中导致患者痛苦加剧的程度要轻得多，同外科手术导致的痛苦无法比拟，而且相对于隐藏着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如此害怕的最终后果——即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导致患者文化个性的崩溃——是肯定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这样的惊恐和我们的实际经验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的情况完全不符——具体地说就是，一旦压抑失败，一种愿望冲动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总是在无意识中要比在意识中强大许多，所以，使这种力量进入意识只可能是削弱它. 一个纯粹无意识的愿望是不会受到外来影响的，并且与一切对抗性的倾向不发生任何别的联系，而一个意识的愿望却受到其它一切意识的、与之对抗的因素的阻碍.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工作作为不成功的压抑的更好替身，正好是听命于最高尚、最宝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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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文明倾向.那么，被精神分析释放的无意识愿望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功地使它们不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侵害呢？这样的途径有好几条. 最常见的结果是，虽然精神分析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但是这些愿望已被与之抗衡的理性精神活动所破坏. 压抑被依照最佳途径施行的一种谴责判断。. . . . .所代替. 这种结果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摆脱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自我发展的最初阶段遗留下来的影响.患者只是在过去才能成功地抑制不起作用的本能，因为他自身当时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还很幼稚、很脆弱. 按他目前的成熟程度和力量来看，他可能能够完全成功地主宰与他对抗的本能.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是，由分析所揭示的无意识本能有可能被用于有用的目的. 因为消除童年愿望冲动决不是本能发展的理想目的. 因为本能的消极压抑，神经症患者已经牺牲了许多精神能量的源泉，而这些精神能量的贡献本来对这些人的性格形成及其在生活中的行为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个远远更有利的发展过程，叫做“升华”。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并不是受到阻碍，而是保存待用——各种冲动的失去作用的目标被一个更高的、不再具有性欲成份的目标所取代. 碰巧的是，特别显著地具有这种升华能力的正好就是性本能的成分，它们可以用其性的目标来代替另一个相对遥远的具有社会价值的目的. 我们在文化修养方面的最高成就很可能应归功于这种能量对我们的精神功能所作出的贡献. 过早的压抑使得被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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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本能不可能发生升华；当压抑消除时，通向升华的道路便又畅通无阻了.我们不可忽略精神分析工作可能产生的第三个结果. 某一部分被压抑的利比多冲动仍有寻找满足的权利，并且应该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这种满足. 我们的文明标准会使大多数人类组织的生存极为困惑和艰难. 这些标准最后可能加剧脱离现实和神经症的产生，由于这种过量的性抑制是不可能导致文化上的过多收益的. 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尚，以致忽视我们最初的动物本性.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个人幸福的满足作为我们的文明的目标之一是不能被抹杀的. 性欲成份的升华能力所显示出来的可塑性确实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诱惑，尽力通过进一步的升华取得更大的文化修养.可是，正如我们不会指望我们的机器把所消耗的热量较多地转化为有用的机械功能一样，我们不应该去阻碍性本能的全部能量实现其正常的目的. 我们想要阻碍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要是过分地对性欲施加约束，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土壤枯竭的一切恶果.在结束这次讲演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可是在你们看来，这种提醒恐怕是过于夸张的. 因此我只想冒昧给你们讲一段陈旧的故事，用它来间接地体现我的信念，至于你们打算怎样看待我的话，那就只好随你们的便了. 德语文学中常常出现一个叫做希尔达的小镇，据说这个镇上的居民能施展各种聪明的花招. 他们拥有一匹健壮无比的马，这使他们感到自豪. 但是这匹马也有它欠缺的地方，它每天得消耗那么多贵重的燕麦，这使镇民们感到不满. 他们决定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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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让它改掉这个坏习惯，每天给它减少一点食量，直到最后习惯于完全节食为止.有一很长段时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渐渐地，这匹马的食量被减少到一天只需吃一根燕麦，到第二天它就得什么也不吃了. 第二天早晨，希尔达的镇民们发现这可恨的牲畜死了，但是他们搞不懂它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应该倾向于认为这匹马是饿死的，并且一匹不吃燕麦的马是不可能干活的.
我衷心感谢你们的邀请，感谢你们始终那么认真地听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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