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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被大大地增加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并不只是这些父母的个人气质，而且也包括一切对他们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东西：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阶层的趣味和标准，他们出身的那个种族的先天气质和传统. 那些喜欢概括和辩明区别的人可能会说，个人离开父母之后就被投入外部世界中去，所以外部世界代表现在的力量；他的具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有机体的过去，后来加入它们的“超我”则主要代表文化的过去，这种文化的过去似乎会在一个儿童早期时期的几年中作为后天经验而得以重复. 这样的概括不大可能是普遍正确的. 文化成果的某一部分无疑在“本我”中留下了沉淀性的影响；很多由“超我”奉献的东西会在“本我”中唤起回响；儿童的不少新经验会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种原始的种系发育经验的重复.“把你的祖先遗传给你的东西全都接收下来，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定的中间位置；它把现在的和过去的影响集聚于一身. 在“超我”的构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表明现在是怎样变成过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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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五讲
一九○九年九月弗洛伊德在马萨诸塞州沃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建校二十周年校庆期间所作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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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诚挚的谢意将此书题赠给克拉克大学校长心理学和教育学救授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格. 斯坦利. 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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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怀着新奇而又不理解的心情来到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些对我充满期望的好学的听众面前讲演的. 毫无疑问，我之所以能享有这样荣誉，仅仅是由于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学有所联系；因此，我准备对你们讲的也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 下面我将尽可能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新的诊疗方法的起源和发展经过.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学诞生于世是一个伟大功绩的话，那么这项功绩并不属于我. 精神分析学的初创没我的份. 记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位维也纳的医生，他就是约瑟夫. 布洛伊尔医生最早（１８０—１８２年）对一位患有癔病的姑娘使用了这种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病例的情况及其治疗的前后经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你们可以在后来我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的《癔病研究》（１８９５年）一书中找到.不过，在讲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开场白. 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部分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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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 你们也许会担心，以为要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必须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这种担心是大可不必的. 的确，在我们的探索征途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将和医生们同道而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分手，而要同布洛伊尔医生一起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进行研究.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姑娘，颇有知识，也颇具才华. 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在那期间，她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紊乱状态. 她的身体右侧的两肢患有僵硬性麻痹，丧失感觉，而且左侧的两肢也时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因扰. 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阻碍，头无法自由摆动. 她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 她厌恶进食，有一次竟一连几星期喝不进一滴水，尽管渴得难以忍受. 她的语言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下降，甚至达到不会说、也听不懂自己的母语的境况. 最后，她陷入了失神、迷乱、谵妄，以至整个个性发生变化的状态. 下面我们应该马上把注意力放到这些复杂的症状上.尽管你们不是医生，但是听了我刚才列举的这么多症状以后，你们想必会认为自己有把握作出这样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有可能危及大脑. 看来没有多大治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病人早早死去.可是，你们或许会听到医生们提出这样的见解：在治疗相当多症状同样严重的疾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采取各种不同的、远远更为乐观的态度. 对于这种观点，你们不应置若罔闻. 如果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她的主要内脏器官（心脏、肾脏等等）经医疗器械检查都是正常，但她却时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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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剧烈的情感紊乱现象——况且，如果她的各种不同的症状在某些细微的方面与通常意料中的有所区别的话——那样，医生一般都不大会太重视这病例，而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称作“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病症. 这种病症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性图景的能力. 他们以为，这种病不至于危及生命，而且恢复健康——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恢复——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把这样一种癔病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别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样的鉴别诊断是怎样作出的；我们只要相信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恰恰就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不会诊断出是癔病的那种疾病就够了.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位病人的病情报告中援引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照顾病重将死的父亲——她热爱自己的父亲——期间发作的，而且，因为自己的病症，她被迫停止护理她的父亲.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与医生们同道而行还是颇有益处的，但是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 因为你们不应该设想，由于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而不诊断为严重的大脑器质性疾病，就可以使病人接受医疗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 在绝大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同样，一个医生对于癔病性失调也是毫无办法的的. 他只得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乐观的后果将在何时以及如何获取.由此可见，是否把某种疾病诊断为癔病对于病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对于医生说来却恰恰不同. 医生对癔病患者的态度和对器质性疾病患者的态度明显是大为不同的. 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事实上癔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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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状要轻微得多，但它又似乎要求被看成是同等严重的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着作用.通过研究，医生已经了解了许多对外行说来仍是不解之谜的情况，他已经能对某种疾病的起因以及这种疾病所能引起的种种变化——比如一个患有中风或恶性肿瘤的病人的大脑变化——形成一定的想法，而他正是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切中要害的. 然而，当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情况时，他的所有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等方面所接受的训练——却把他置于一旁，不再帮他了. 他无法理解癔病，在这种疾病面前他自己也变成了门外汉. 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相当重视自己的知识的人来说，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于是就出现了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同情的现象. 他把这些患者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就像正统教派的信徒眼里的异教徒一样.他会认为这些病人什么恶劣的行为都干得出来，会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故意装病，等等. 于是他就不再理解他们，以此给予惩罚.但是，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的病人的态度却不该受到这样的责备. 他不但对她表示同情，还对她产生兴趣，尽管起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 看来有可能是这位患者自己出众的智力和优良的个性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困难，这些他在病例记录中说得十分清楚.此外，由于他的热心观察，他也很快找到了为病人提供初步帮助的方法.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
（伴有神智混乱的个性变化）状态时，她总是习惯于自言自语几句，这些话好象是产生于她脑子里忽然闪现的某个想法. 她的医生便把这些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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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然后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再把那些话重复说给她听，以便使她把这些话当作起点. 病人果然依照办了，她就这样在医生面前把她隐入“失神”状态后一直占据她大脑的那些精神创造物重新显现出来，而我们就是从她吐露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话中了解到这创造物的存在. 这些精神创造物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不妨称之为“白日梦”
，有时明显地带有诗一般的美好感受，起点经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边的姿势. 当她说出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幻想之后，她就仿佛得到了自由，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精神生活. 她的状况的好转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而到了第二天又会再次陷入“失神”状态；这一次的病状也能用同样的方式消除——也就是让她把刚刚构成的新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种现象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她在“失神”阶段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是这些充满情感的幻想所产生的刺激造成的.说来奇怪，每到这种时候，病人就只会说英语，也只能听懂英语. 后来，病人自己把这种新奇的治疗方法命名为“谈疗法”
（ｔａｌｋｉｎｇｃｕｒｅ）
，并经常开玩笑地把他说成“扫烟囱”
（ｃｈｉｍbｎｅｙ－ｓｗｅｐｉｎｇ）。
没多久，医生仿佛无意中发现，这种像打扫烟囱一样把心灵打扫干净的方法所能产生的效果并不仅仅是暂时减轻病人时常反复的精神迷乱. 事实上，如果能让她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那些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和与此相关的经历，就完全有可能全部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病症.事情发生在一个夏天，有好几天天气热极了，病人口渴得受不了，因为她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自己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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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水去. 有好几次她端起一杯水，心里很想喝，可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有恐水症的人似的马上又把杯子推开. 每逢这种时间，她显然总有几秒钟的时间是处于“失神”状态的. 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水果为生，如西瓜等等. 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六个星期，然后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中忽然嘟嘟哝哝地说起了她的英国“女友”
，说她不喜欢这个人，接着便露出满脸厌恶的表情，一五一十地讲起了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人的屋子发现她养的小狗——那可怕的畜牲！——在玻璃杯里喝水的情景. 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什么都没有说. 这时，她把当时抑制住的愤怒强烈地发泄了出来，然后就要水喝，并毫不费力地喝了很多水，等她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那只杯子还贴在她的嘴唇上. 从那时起，她的病就完全消除了，再也没有复发.
诸位请允许我在这件事上多说几句. 在那之前，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治疗过癔病的症状，也从来没有人对这种症状的起因有如此深邃的洞察. 只要能证实病人的其它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症状——也是这样产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治疗，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布洛伊尔全力以赴想要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对这位病人的其它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调察. 事实果然如此. 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作为某种情感经历的残余物——或可以称作“沉淀物”——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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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把这种情感经历称之为“精神创伤”
，并通过所有症状和导致症状的创伤场景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症状和导致症状的特别性质. 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说，这种症状是由那些创伤场景所“决定”的，其实症状就是对这些场景的记忆的残留，因此，再也无理由必要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病的变化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了.然而，有一个意料不到的问题不可忽视：使症状残留下来的并不总是单独的一个创伤经历；正好相反，这种结果往往是由于几个创伤经历的汇集而形成的，而且经常是由于大量相似的创伤的重复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相反的时间顺序，也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顺序，重现出整个致病记忆的全过程；要想跳过较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追溯出最早的、也常常是最有致病力的创伤记忆，这是不可能的.前边我已经给你们讲了一个由于讨厌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产生的对水的恐惧引起癔病症状的例子，现在想必你们会要求我再提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不过，假如我想遵循我自己的计划的话，我就应该约束自己尽量少举例子. 比如说，关于这位病人的视功能失调的问题，布洛伊尔这样描绘过他和病人一同回忆过去经历的情况，有一次——她双眼含着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是她看不清楚，于是就把手表放到眼前，费了很大的劲儿还是看不清. 那表面儿一下变得又大又模糊. 同时，她又尽力忍住眼泪，以便不让病中的父亲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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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的一切病态的感觉都是来自她在看护疾病缠身的父亲那段时间.有一次她在半夜惊醒过来，病人正在发高烧，她急得不得了. 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约定要来给她父亲做手术的维也纳大夫快点到达. 她母亲刚出门没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臂搁在椅子背上.她虽然醒着，却恍恍惚惚做起梦来，忽然看见有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边向她父亲爬过去. 要去咬他（大概她家后面的田里有蛇，而且曾经使这位姑娘受过惊吓，因此它们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
她想把蛇赶跑，但是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浑身麻痹了似的. 她那搁在椅子背上的右手臂毫无知觉，像瘫了似的无法动弹. 当她看自己的手时，那些手指都变成了一条条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那只麻痹的右手赶走蛇. 结果手的麻痹就和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
等蛇不见之后，她惊魂未定地想要祈祷，却又在语言上遇到了麻烦——她找不到自己能讲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忽然想到几句英语的童谣，于是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思考和祷告了.
当这位病人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这番情景时，自从他开始生病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右手臂的僵化性麻痹一下子消失了，整个治疗过程就此结束.几年以后，当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病人用布洛伊尔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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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时，我的实际经验同他的完全相同. 一位四十岁的太太患有抽搐症，主要症状是每当她兴奋的时候（有时根本没有明显的原因）
，嘴里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噼噼啦啦”的响声.这个病症起源于患者的两次经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每次都是在她决心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时候产生的，可事实上两次都有一种相反的意志力迫使她打破沉默，结果就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声音. 这两次经历的第一次是她的一个孩子生病了，当她费了好大劲儿总算哄那孩子睡着后，她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绝对安静，别把孩子惊醒. 另一次是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雷雨天坐马车出门，路上马惊了，她害怕地不敢发出一点儿声音，生怕加重马的惊慌.《癔病研究》一书中记载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我在这里给你们讲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笼统地概括一下的话——其实在这样一番简略的描述中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把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内容归纳为：我们的癔病患者遭受的是记忆的折磨. 他们的症状就是特定的（创伤性的）经历的残余和记忆象征. 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现象同其它领域的其它记忆象征作一番对比，我们也许能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在一些大城市里使公众深怀敬意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 如果你们到伦敦的大街上去走一走的话，你们会在一个大火车站的前面看到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大圆柱——查灵克罗斯（ＣｈａｒｉｎｇＣｒｏｓ）。
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曾下令把他的王后埃莉诺的遗体运到威斯敏斯特去，并在王后的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上一个哥特式十字架.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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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克罗斯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一座. 在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处，也就是离伦敦桥不远的地方，你们会见到一根高耸入云、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简单地被称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一六六六年该地段发生并烧毁了大半个城市的“伦敦大火”而设计的. 因此可见，这些纪念碑在充当记忆象征这层意义上同癔病的症状是相似的，到此为止，这番比较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位伦敦人一走到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就停下来深深地哀悼一番，而不是按照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而匆匆奔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也不是陶醉于他自己心上的年轻美貌的“王后”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中，我们会有何感想呢？或者说，如果今天也有一位伦敦人站在那座纪念当年把他热爱的都市化为灰烬的那场大火的纪念碑前流下了眼泪——尽管这都市早已重新建设得远远比那时更辉煌夺目，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癔病患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表现正好就同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的做法一样. 他们不仅会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情上依旧对它们恋恋不舍；他们无法摆脱过去的往事，而正是为了这些往事，他们竟忽略了眼前的现实的生活. 这种在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性的创伤的“固恋”便是神经症最有意义、最具有实际重要性的特征之一.此刻，在座的各位可能会根据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而提出异议，我十分高兴听取这些意见，因为它们是完全正当的.不错，她的所有创伤都产生于她在护理生病父亲期间，而且她的一切症状也只能被看作她父亲的病和死引起的记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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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由此可见，那些症状同哀悼守灵这样的表现是一致的，况且，在一个人死去这么短的时间内摆脱不掉对这位死者的记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倒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活动. 我同意你们的观点，就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例来说，她那种“固恋”于创伤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在其它一些病例中——例如我自己诊治的那个抽搐病例，其致病的决定因素分别可以溯及到十五年和十年以上——一种不正常的依恋于过去经历的特征是十分显然的. 而且，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判断，如果当初布洛伊尔的病人没有在遭受那些创伤的折磨并出现那些症状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很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不正常的特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仅仅只是讨论了一个病人的癔病症状与她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之间的关联. 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因素使我们可以对患病过程和治愈过程的实际情况形成一定的概念.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几乎在每一个病态的场合都被迫抑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用合适的情感符号——语言或行动——显露出来. 在关于她的女伴儿的狗从玻璃杯里喝水的那段情景中，她为了不伤害那位女伴的感情而抑制了她内心非常强烈的厌恶，一点也不流露出来. 当她坐在父亲的病榻边看护他时，她始终注意不让病中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表情. 后来她在医生面前重演这些情景时，在那之前她一直压抑着的情感格外猛烈地迸发出来，已经贮存了很久似的. 事实上，由某一个这样的创伤性场景遗留下来的症状，总会随着慢慢接近其决定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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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逐渐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而当病人把这个起因完全表达出来时，她的症状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病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没有触发情感的情况下回忆起了某种场景，那么这番当着医生的面的回忆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这些情感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可以取代的量（能量）
，无论对于发病还是对于治愈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只得这样假设，疾病的发作是因为这些在病态场合产生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封堵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被投入了不正常的用处.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了患者精神生活的长期负担，以及由于这种负担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精神刺激的源泉，另一部分则渐渐转变为异常的肉体性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表现为该病例的生理性症状.我们为后一种现象创造了一个专业术语，叫做“癔病性转化”
（ｈｙｓ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的精神刺激中一部分是正常地沿着肉体性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的，所产生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表达感情”。
“癔病性转化”夸大了某个倾注（充满）了感情的精神活动的这一部分发泄，代表了一种强烈得多的感情方式，这种方法已进入了新的领域.如果一条河流的河床被分成了两条水道，而且其中一条水道的水流遇到了阻碍无法向前流去，那么另一条水道马上就会充满水而溢出来. 正像你们所见到的，我们只要把情感活动放在前，不久就会获得一套关于癔病的纯粹心理学的理论了.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除了又一次迫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患者生活中一系列病态事件的特征之外，还迫使我们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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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意识的各种状态. 布洛伊尔的患者在处于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还时常地表现出一系列精神异常现象，如“失神”状态，精神紊乱和个性变化等. 在处于正常意识状态时，她对那些致病的场景及其与她的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也已经将这些场景忘得一干二净；换言之，至少已经切断了致病的环节. 使她进入催眠状态之后，只要肯下功夫就有可能帮她回忆起这些情景，而通过这项唤起记忆的工作便能消除症状. 如果不是在催眠术方面的实际经验和多种试验为我们指出了方法，要解释前面说的这个事实将是十分不便的. 对催眠现象的研究已经使我们对一种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认识习以为常了，这种认识就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很可能存在着几种精神组织体，它们能或多或少保持相互独立，也可能互相“一无所知”
，还可能互相交替地控制意识. 这种情况有时也会自发地出现，这时被称作“双重意识”（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b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例子.假如在发生这样一种人格分裂时，意识有规律地保持只依附于这两种状态的一种，我们就称之为有意识的精神状态，而把另一种脱离这种状态的意识称作无意识的精神状态. 在一种我们熟悉的所谓“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一个在催眠条件下发出的指令后在正常状态中也会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个现象为认识无意识状态所能施加于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还为我们阐明癔病现象的缘由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据的结构模式. 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想：癔病症状是在他称之为“催眠”
（ｈｙｐｎｏｉｄ）的那种条件下产生的.根据他的见解，在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中产生的精神刺激十分容易具有致病力，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刺激过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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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产物——症状.症状就像异质体一样钻入正常状态，继而对那种致病的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也就一无所知了. 哪里出现了症状，哪儿就会有记忆缺失，填补这一缺失就意味着除去症状产生的这些条件.我所讲的最后一部分恐怕会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明白.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正在考虑的是一些新鲜而又困难的问题，也许可以说，要把这些问题讲得更清楚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我们要真正了解这一课题还要走漫长的道路.况且，布洛伊尔关于“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理论在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甚至有害无益的，因此今天的精神分析学已将它抛弃. 以后你们对后来的布洛伊尔竖起来的这道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屏幕后面发现的影响和活动至少会略有所了解. 你们还会正确地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提供了一套关于他所观察的现象的很不完整的理论和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是，完整的理论决不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况且，如果有一个人在刚刚开始观察研究对象时就能提出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就会有更充分的理由提出怀疑了. 这样的理论只可能是这个人主观臆造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所作的没有一点偏见的考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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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女士们、先生们：大约在布洛伊尔对他所诊治的病人施用“谈疗法”的时候，巴黎萨尔拜特利尔医院的著名人物夏科也已开始研究癔病患者，他的研究后来导致了对这种病的崭新的认识. 那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根本不可能为人所知的. 但是，大约十年之后我和布洛伊尔合作发表我们谈论癔病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初步交流》（１８９８年）时，我们已经完全被夏科的研究迷住了. 我们把我们的病人的病源性经历看作精神创伤，并把它们同对癔病性麻痹症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夏科最早论证的——肉体创伤等同起来；而布洛伊尔关于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设想本身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夏科曾在催眠条件下人为地重演过这种癔病性麻痹症.我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期间当过这位观察敏锐的法国科学家的学生. 他本人并不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观点. 最早试图对癔病中所呈现的奇异的精神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他的学生彼埃尔. 雅内，而我们和布洛伊尔把心理的分裂和人格的分离当作我们的主要立足点就是从雅内那儿得来的，你们会发现雅内提出的关于癔病的理论十分重视当时在法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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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关于遗传和退化所起的作用. 依据他的理论，癔病是神经系统产生退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虚弱. 他认为，癔病患者生来就缺乏把复杂多样的精神活动综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能力，因而才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倾向.请允许我在这里打一个平常但是明了的比方，雅内的癔病患者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位体力虚弱的妇女，她出门买东西，大包小包买了很多，但是她用两只胳膊和十个手指却拿不下所有的东西，于是有一样东西掉了，当她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在刚才那个地方，如此反复. 这说明癔病患者的精神能力虚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在发现这种能力不足现象时，还能够发现能力部分增加的例子——好象是一种补偿. 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以及其它所有的语言，而只记住英语的时候，她的英语能力竟增加到很高的高度：要是递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可以一口气直接念出英语译文，既正确又流利.
后来，当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布洛伊尔开拓的研究工作继续研究下去时，我很快就对癔病性分裂的根源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意识分化）。
由于我不像雅内那样是从实验室的实验着手研究，而是从心里怀着治疗目的着手的，因此这样一种分离——这对于随之出现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不能避免的.首先，我是受实际需要的驱使才向前探索的. 布洛伊尔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使患者完全进入催眠状态，因为患者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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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在正常状态中遗忘了的那些病原性联系. 可是我不久就开始讨厌催眠术这个变幻无常、简直可以说是高深莫测的同盟军了. 当我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也只能使我的很小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心放弃催眠术，设法使“宣泄疗法”摆脱依赖于它的境地. 既然当时我已经可以随意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精神情况，我便着手研究起他们的正常精神状态了. 我必须承认，起初这项工作似乎是既无意义又无希望. 我面临的任务是从患者那儿了解到某些我一无所知、甚至连患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情况. 一个人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怀有希望呢？然而，有一件事却帮了我的大忙——我幸运地回忆起了我在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时（１８９年）亲眼看到的一项极其出色、极有教益的实验. 伯恩海姆让我们看到，那些被他的催眠术诱入梦游似的状态中有些什么经历时，他们最初总是坚持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毫不让步，坚持追问，并明确告诉他们说他坚信他们是肯定知道的，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便总是能重现.于是，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的患者. 当我追问到他们坚持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明确告诉他们说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成了.我甚至大胆地宣称，只要我的手一按到他们的额头上，正确的记忆就会进入他们的脑中. 就这样，我没有采用催眠术便成功地从患者那儿得到了确定他们已经遗忘的致病性场景和从这些场景潜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所必要的一切证据. 但是这是一种很费力的办法，长此以往会使人筋疲力竭，因此并不适合充当长久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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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为我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坚持. 我发现了能证实这一事实的证据：那些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 它们仍然属于患者，并且随时会在患者联想某些未遗忘的事情时重现.但是，的确有一种力量阻碍着它们进入患者的意识，迫使它们处于无意识状态. 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凿地推定的，因为当你力图对抗某种力量，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时，你就会感觉到有这样一股力量在同你的努力对抗. 这种造成病态的力量以患者的抵抗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关于抵抗的观念奠定了我对癔病的心理活动进程的论说的基础. 事实证明，要取得治愈的效果就必须消除这种抵抗. 现在，首先从治疗的机制入手，也就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因形成十分明确的见解. 想必是现在正以抵抗的形式阻制已被遗忘的记忆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当初导致了遗忘现象，把那些病原性的经历推出了意识. 我把这一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
，我认为它的存在已经可以由抵抗的存在这一难以否认的事实所明证.于是，接下去我们便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这些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从中看到癔病的病原机制的压抑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等等. 只要对我们已经通过宣泄疗法认识到的病原性情景进行一些比较研究，这样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所有这些致病的经历都跟一种特定的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系，这种愿望冲动同患者的其它愿望形成鲜明的对比，并被证明是同他的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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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 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场内心斗争的结果是，把这个不能调和的愿望“运载”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受害者，连同与它相关的所有记忆一起推出了意识的大门，从此就被遗忘掉了. 由此可知，压抑的动机是这一特定的愿望同患者的“自我”
（ｅｇｏ）之间的互不相容；压抑的动力就是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它标准. 强行接受这种格格不入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程度更高的不快；这样的不愉快通过压抑可以避免. 因此，我们可以把压抑看作是起到保护精神人格作用的手段之一.我不准备在这里举一连串的例子，只想讲一个我本人治疗的病例，因为单凭这一个病例，就足以使我们看清压抑的决定因素以及压抑的优点. 由于目前的特殊情况，我只要再次缩减这个病例的历史，并略去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 患者是一位姑娘，她在分担了护理的责任之后，失去了她敬爱的父亲——同布洛伊尔的病人情况相似. 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了婚，她的新姐夫在她心理勾起了一种很奇特的同情心，不过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和睦的幌子下掩饰起来. 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突然得病去世，临终时这位患者和她母亲都不在场. 有人把她们急急召来，但到家之前她们并没有得到关于这桩丧事的明确消息. 当这位姑娘急急忙忙赶到她死去的姐姐的床前时，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是这样的：“现在他可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确凿地断定，这个向她的意识暴露出连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对她姐夫的深挚爱情的念头，马上就被压抑了，因为她对于这个念头产生了反感. 这位姑娘病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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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分严重的癔病症状. 在她接受我的治疗时，我发现她已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发生的那幕情景，以及当时在她心中闪过的那个可怕的自私自利的冲动. 在治疗时，她终于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种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表示重演了那致病的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治疗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也许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实际场合中借用一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来向你们提供一幅表现压抑及其与之抵抗的必然联系的更生动的图画. 让我们假设，在这个安静的讲演厅里，在这些令人专心致志、令我不胜感激的模范听众中间，却有那么一个人正在打乱气氛，他时不时地发出粗俗无礼的声音，不停地说话，还直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使我无法继续讲演，就在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了起来，经过一场很短的争斗，把这个扰乱秩序的人赶出了讲演厅. 于是他被“压抑”了，我便能够继续讲演了.而且，为了防止这种事再次出现，为了防止那个被驱逐出去的人再次冲进讲演厅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了我的意愿的先生们便用他们的椅子堵住大门，这样，他们就在完成了“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这样，如果你们把这场争斗的两方分别翻译成精神分析的术语“意识”和“无意识”
，你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幅表现压抑过程的较为清晰的图画.现在你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和雅内的观点之间的差异. 我们并不把精神分裂看作是由精神器官固有的缺乏综合能力的现象所造成；我们是从运动机能的角度、亦即根据相对的精神力量的冲突来对此作出解释，把它看作是两种精神组合互相发生能动的斗争所造成的后果. 可是，我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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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又引起了很多的新问题. 可能导致精神冲突的情境当然是十分普遍的；“自我”努力躲避痛苦的记忆而并不产生精神分析结果的现象也是十分常见的.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倘若这种冲突后来会导致分裂，那就必然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决定因素. 况且，我也很乐意在你们面前承认，关于“压抑”的设想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套心理学理论的终点，而是刚把我们领到这样一套理论的起点.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一步一步往前走，要获得完整的知识还要等待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时，试图运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的那个患者的病例也是行不通的.那个病例的历史不适合这一目的，因为与此相关的种种发现都是借助于催眠术的作用而获得的. 我们只能排除催眠术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
，才能更好地看清真正病原性的事件的发展进程. 催眠术掩盖了“抵抗”。使这堵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窥见.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获得的最有用的教益，是涉及症状和病原性经历（即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的那一部分内容，现在我们不能忽略用“压抑说”的观点来考虑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要寻找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似乎确实是不可取的. 我不想在此作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再借用一下我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比喻. 你们不妨这样想，驱走那个捣乱分子并在门口设上岗哨，可能并不意味着那段故事就此结束了.也许那个被驱除的人现在感到不平，因此还会给我们继续找麻烦. 诚然，他已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摆脱了他，摆脱了他那无礼的笑声的谈话. 但是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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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说来，这个“压抑”行为并没有成功；因为此刻他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撒起泼来.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那种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讲演. 在这种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 霍尔博士肯出面充当调停者，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我们想必会感到庆幸. 霍尔博士就得先去和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进来要求我们答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不会再乱来了.鉴于霍尔博士的职权，我们便决定解除“压抑”
，这样我们就又得到了和平和安宁. 这个比喻可谓较好地描绘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职责.说得直截了当些，对癔病患者和其它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研究能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针对那个和不可忍受的愿望紧密相联的念头所采用的“压抑”手段一直是个失败. 固然，他们的确已把它赶出了意识，赶出了记忆，而且显然也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不快. 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它每刻都在窥测机会“卷土重来”
，一旦如此，就会成功地向意识输送一个经过伪装、已无法辨认的替身，去代替那个被压抑的那个念头，而这个替身立刻就会同原指望已通过压抑免除了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难分难舍. 这种压抑观念的替身就是症状，它能够抵制“自我”为了防御而发起的进一步攻击. 所以，现在取代那种短暂冲突而出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消亡的疾病. 我们只要以症状中表现出来的畸形迹象为线索跟踪下去，就能从中得到某种与原先压抑了的观念间接相似的残余内容. 替代现象的产生经过可以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法治疗的过程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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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出来；为了取得治愈的效果，必须把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往回引，使它再次变成那个压抑了的念头. 如果被压抑了的念头又被重新带回到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条件的过程——那么，患者曾尽力躲避的那种精神冲突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取得一个比压抑行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结果. 这样的理想办法有很多. 它们可以使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可以结合施用. 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相信当初摒弃那个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说服它全部或部分接受这个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引向一个更高的、所以是不会招致反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望的“升华”）
；或者也可以把愿望的摒弃看成是正当的，而用借助于人类最高精神功能的谴责判断来取代这个自动的、所以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这个愿望的意识控制.
我没能用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向你们讲述如今被称作“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所涉及的这些基本情况，这是必须请你们原谅的. 困难并不只是在于这是个崭新的课题. 那个尽管遭到了压抑却仍然能使我觉察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愿望具有怎样的性质？在可能导致压抑的失败并形成“替身”
（即症状）
之前肯定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些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将会在后面的讲演中再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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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时. 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过的一句错话.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全告诉我，并明确对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的那些念头当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探寻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后来被发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记忆的延续. 然而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只是为了做到简洁才把问题说得那样简单. 事实上，只有刚开始几次是这样，我们所需要的遗忘事件果然作为我单纯追问的结果出现了. 这个方法继续使用下去时，患者头脑中的念头不停地涌现，它们都不能算作是我们所需要的念头，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连患者自己也觉得不对而把它们摒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问已不再起任何作用. 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不该放弃催眠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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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如此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怀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在几年后为我的朋友卡尔. 荣格以及他在苏黎世的弟子们证实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 我不得不说，有时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 我十分重视精神活动的决定因素的严格性；我发现我们不可能相信患者在注意力处于紧张状态时所产生的一个念头会具有随意性，会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毫无关系.两个念头不会完全一致这个事实可以依据假设的心理状态得到满意的解释. 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抗击：一方面，他的意识努力要把他无意识中遗忘的念头带入意识，同时，我们已经了解的那种“抵抗”却又想方设法要阻碍已被压抑的念头或者其衍生物进入意识. 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极小或完全没有力量，被遗忘的念头就能毫不扭曲地进入意识. 由此可见，设想阻碍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进入意识的抵抗力越大，其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似乎也不无道理. 因此，代替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而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也就像症状一样出现了：这是一种取代已被压抑的念头的、新的、人为造出来的、稍纵即逝的念头，而且就抵抗力造成的扭曲程度而言也和被压抑的那个念头不一样.可是，由于它具有症状的性质，它还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有所相似. 而且，只要抵抗力不是太大，我们便能够根据前者推导出后者，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一定具有压抑内容的引喻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一样.
在正常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同我们刚才所假设的情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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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场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我们经常遇到. 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笑话. 精神分析疗法涉及的问题迫使我不得不研究说笑话的技巧.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传闻：有两位不是特别谨慎的商人，一连做了几笔很担风险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想挤入上流社会中去. 有一个办法他们觉得很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给他们画像. 这位画家的画是极有名的. 画好的两幅珍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宴会上第一次露面了，这两位晚会的主人亲自把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位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领到并排挂着那两幅画像的墙前，希望听到他们对这两幅画的意见. 这位鉴赏家左看右看，打量了好长时间，然后仿佛发现少了什么似的摇了摇头，用手指点着两幅画之间空开的间隔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呀？”我已看出你们各位都觉得这个笑话十分有趣. 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一番. 显然，这位鉴赏家真正想表达的是：“两个是一对无赖，就像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左一右的两个盗贼一样.”
可是他没有这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猛一听显得很不合适、毫不相干、似乎不伦不类的话，但稍稍想一想，我们立刻就会明白这句话其实是他心里想要表达的耻笑的引喻，也是这种耻笑的一个绝好的替换. 我们不可能奢望在笑话中发现我们认为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但是我们应当注重笑话和这种念头的动机的一致性. 为什么这位鉴赏家没有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无赖说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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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心里有一种巧炒的“反动机”在抵制着他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些话的欲望. 嘲笑充当东道主招待你的人，而且还是家里养着许多拳头随时都能挥舞一阵的人，自然是要承担些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我在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人的命运. 就因为这样，那位艺术批评家才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他心里要说的话讲出来，而是采用“辅之以省略的引喻”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的患者不产生出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念头，而是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的被扭曲了的替身，也是由于同样的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的理论，把注入（充满）情感的一些相互独立的观念性因素的组合描述为“情绪”
，的确是一个十分便利的方法. 那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我们从某个患者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动手去寻找他的一个被压抑的情况，我们就很有希望发现这个情结，只要这位患者把他的自由联想中的足够多的内容交给我们掌握. 同样，我们也允许这位患者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这样一个假定，不直接依赖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情绪的东西是决不会进入患者头脑的. 如果这样一个发现压抑内容的方法在你们看来是过于不可靠的话，那我至少能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能付诸行动的方法.当我们开始施用这个方法之后，我们又会受到另一种干扰. 患者经常会吞吞吐吐，甚至完全停下来，声称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说的念头了，他的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 如果事情的确如此，如果患者说的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的疗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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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再次宣告无效. 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绪停顿实际上是从来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只是因为患者在伪装成对进入他大脑的念头的价值所作的各种批评性判断的抵抗的影响下，隐瞒或摆脱了他已经意识到的那个念头. 我们可以阻止这种情况产生，办法是事先警告患者不应该有这种行为. 要求他不去理睬这种批评. 我们告诉他说，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选择，把进入他头脑的任何念头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即使他认为这种念头是错误的或无关或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即使他觉得听任自己考虑头脑中所闪现的念头很不像话. 只要这条命令得到严格的执行，我们便肯定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从而使我们走上找到被压抑的情结的道路.患者在抵抗而不是在医生的影响下轻蔑地加以摒弃的这种联想材料，对精神分析医生说来，可以说是起到了矿石的作用，只要借助于一些简单的阐述手段就能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 假如你急于要尽快地、临时性地了解一位患者的被压抑了的情感，暂且不去探索其前后排列和相互关系，那么，你就可以采用当年荣格（１９０６年）及其弟子们发展起来的“联想实验”
（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检查方法，这种方法向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就是定性分析向化学家提供的那种知识.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过程中.不用这种方法也无妨碍；但是对于情结的客观显示和精神变态的检查来说，它却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研究患者在受制于精神分析主要规则时进入他们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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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头并不是我们发现无意识的唯一方法. 另有两种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解析患者的梦和探察患者的有缺点的、不规则的行为.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犹豫过不少时间，总觉得与其如此简单化，泛泛而谈地向你们介绍整个分析领域的概况，恐怕倒不如详细深入地给你们讲一讲释梦的内容更有好处. 出于一个纯粹主观的、似乎处于次等地位的动机，我终于没有这样做. 我仿佛觉得，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王国中，以“释梦者”的身分出现，尤其是现在你们还不可能了解这门十分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所能具有的重要性，这样做简直是太丢面子了. 实际上，释梦是了解无意识的捷径；它是精神分析学最坚实的基础. 假如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这样回答：“去研究你自己的梦.”到如今，每一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以相当出色的辨别力不是对《释梦》一书的内容完全置之不理，就是千方百计以最肤浅的反对意见草草避过这些内容. 假如你采取相反态度，能够接受解决梦中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使你们的大脑面临的种种新鲜问题也就不会再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困扰了.你们应该记住，我们在晚上产生的梦境一方面具有与精神错乱的种种创造最密切的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时完全健康的生活情景相吻合. 我可以毫不荒唐地断言：凡是以惊讶而不是以领会的态度看待这些“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变化的人，都只能像外行一样对病态的精神状态的反常结构一点不懂. 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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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把几乎每一个精神病医生都算作这样的门外汉.现在我要邀请你们跟着我到梦域去作一次短短的旅游.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总是惯于轻视自己的梦，就象患者是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做的联想一样. 我们也一样把梦摒弃了，通常是很快就遗忘了，而且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之所以轻视梦，是因为有些梦即使并不混乱，也并不是毫无意义，却仍具有奇怪的特征，更是因为另一些梦显然荒谬怪诞，毫无意义. 我们对梦的摒弃同梦中公开展现的一些无所禁忌的羞耻场面和不道德场面有关. 大家都知道，古代人并没有这种轻视梦的观念. 同样，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下层的人对梦的价值也是没有怀疑的；和古人一样，他们也指望梦能够预示未来. 我认为，我并不觉得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现在知识的空白而借助于任何神秘的假设；同样，我也从来没有发现在任何可以证实梦的预卜性质的根据. 关于梦可以谈论的其它问题多得很——而且都是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同梦者格格不入、不可理喻、混乱荒谬的. 如果你们注意考察一下婴儿（从十八个月开始）的梦，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梦十分简单，很容易解释. 小孩总是梦见早一天在他心理激起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实现了. 你们根本不必运用任何阐释技术就能得出这个简单的回答，你们需要做的只是调查一下这个孩子早一天（所谓“梦幻日”ｄｒｅａｍ—ｄａｙ）的经历. 毋庸置疑，解开梦这个谜的最让人满意的答案是发现成人的梦也跟小孩的梦一样——即也是他们在梦幻日所产生的愿望的实现. 事实正是如此. 我们只要对梦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在寻找这个答案的道路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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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困难就能一步一步地克服.最早出现的、也是最严厉的反对意见是，成人的梦的内容经常是不可理解的. 因此绝对不可能是愿望的实现.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扭曲，构成其基础的精神活动过程，如果按原样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不大一样的. 你们必须区分外显的梦内容——即你们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并吃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和内隐的梦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无意识的意念.梦的这种扭曲过程和你们在探索癔病症状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一样. 它也表明，在梦的构成时已经了解的那种活动过程相同，也有那种精神力量的互相冲突在起作用.外显的梦内容就是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的被扭曲了的替身，造成这种扭曲的是自我的防御力——抵抗力. 在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些抵抗力联合在一起共同阻碍无意识中被压抑了的愿望进入意识；隐入轻微睡眠状态后，这些抵抗力虽然有所降低，但至少有充足的力量迫使那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 从而，做梦人便同癔病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起源和意义相同，也理解不了他做的梦的含义了.如果你们对梦进行一番分析——其分析方法同精神分析的方法是相同的——人们自然会相信的确存在着内隐的梦思想这样的东西，也会相信它们与外显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确像我刚才所叙述的那样. 你们可以完全不去考虑梦的各项内容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规则以自由联想的方式把进入你们大脑的同每一个独立的梦内容相联系的念头合起来. 从这份材料中你们便能得出内隐的梦思想，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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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患者涉及其症状和往事的联想中得出他的隐藏着的情结一样. 这样得出的内隐的梦思想不久就会让你们知道，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这种做法是多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 这样一来，梦的外显内容已由梦的真实含义所代替，而这种真实含义始终是清晰明了，可以理解的，它的出发点在于早一天的经历，它本身其实就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实现.所以，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的外显的梦便只能被称为压抑了的愿望的伪装的实现.你们也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工作得以了解把无意识中内隐的梦思想变为外显的梦内容的那个过程. 我们叫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
（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
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出在无意识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识与无意识这样两个独立的精神之间也许会出现什么样的意料之外的精神活动，而这在其它方面是没法探究到的. 在这些新发现的精神活动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 梦的工作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组合相互产生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亦即精神分裂造成的后果的一种特殊反应，它好象在本质上是同把压抑了的情结转变为症状（压抑不成功的表现）的那个变形过程完全一致的.从梦的分析（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从你们自己做的梦的分析）中，你们还会十分惊讶地发现，幼年时期的印象和经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儿童长大成人后仍会在梦中寻找童年时期的生活，并尽力保存当时的一切特征和愿望冲动，甚至那些在后来的生活中已经丧失作用的特征和愿望冲动. 还会有许多发展、压抑、升华以及种种反应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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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不可抵抗的力量降临到你们身上，而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天赋的孩子就是通过这些变化而成为我们所说的那种普通人的，也就是承受如此历尽艰难而获得的文明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受其害的人.我还希望你们注意一点，即梦的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无意识常常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作用，尤其是用来代表性方面的各种情结. 这种象征作用一方面是因人而不同的，但另一方面却常常以一种典型形式出现，并似乎与我们推测构成我们的神话和童话之基础的那种象征作用不谋而合. 借助于梦来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创造作出解释，仿佛也不是不能实现的.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观点认为焦虑梦的出现同我们把梦视为愿望之实现的观点相对立. 你们不要听任自己受这种异义的摆布. 实际上，这种焦虑梦也和其它的梦一样，首先需要得到解析，然后我们才可以对它们作出评价. 何况笼统地说来，这种焦虑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地依赖于梦的内容. 正确的想象还有待于对神经症的焦虑的决定因素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予以更大程度的重视. 焦虑是自我试图摒弃已经被压抑但又重新获得力量的一种反应，因此，如果梦的构成形式是过于重视这些已被压抑的愿望的话，这样，这种焦虑在梦中出现的现象也就很容易解释明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于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某些问题的知识，要通过别的途径获得这些知识困难很大，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这项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 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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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事实上是要通过这项研究去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课题. 根据我已经谈过的这些内容，你们将不难理解释梦是如何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那些隐匿的、被压抑了的愿望以及由这些愿望培育成的情结的——如果患者的抵抗不给释梦造成很大的困难的话.现在我就可以接下去讲第三组精神现象了，对于这种精神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一种技术手段.我们要讨论的这种精神现象就是无论正常人还是神经症患者都有可能犯的一些通常不会引起足够重视的小小错误，例如，忘记一些可能熟悉或事实上是很熟悉的事（如一时想不起某人的姓名等）
；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时常发生的，类似的笔误或阅读错误，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 这些行为都是很常见的，一般说来，谁也不会去寻找其中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 通常只是把它们看作是由心不在焉或一时疏忽或其它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不加以重视.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就做出来的行为、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加以重视了.比如，随手摆弄什么东西，哼哼曲子，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触摸自己的衣服，等等. 实际上，这些“区区小事”同过失行为、症状性行为以及怪诞行为等都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那么轻描淡写. 它总是具有某种含义，而且这种含义通常能根据这些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景轻而易举地、确凿无疑地得到解释. 最后，我们又一次发现这些外表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也同样表达了人们不得不隐匿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冲动或意识，或者说，这些细微的行为实际上就来源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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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了解的充当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构成者的那种被压抑的冲动愿望和情结. 因此，它们也应当被当作症状来对待，如果把它们也好好思考一番，它们就有可能和梦一样使我们得到以揭开人的心灵中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 一个人最隐蔽的隐私往往都是借助于它们暴露出来的. 如果它们即使在健康人、亦即无意识冲动的压抑总的说来相当成功的人身上也十分容易、特别频繁地出现，那么，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无足轻重和极不显眼. 但是，正是由于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状态下也会发生压抑，形成替换，它们也就可以具有不可轻视的理论价值.你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十分严格地相信精神生活的决定因素. 对他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或怪诞的. 他们期望在每一个事例中都能找到足够的动机，即使是那些通常没有人寄予这种期望的例子. 的确，他们随时都希望在同一个精神现状中找到几个动机，虽然我们常人对于探寻因果关系的本能的渴求似乎总是满足于只有一个精神起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