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里发出，传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
“娘希匹！这有什么用？关键是他们都密谈了些什么？”想不到蒋介石不仅没有表扬，反而大动肝火。
那日戴笠回到家里也大伤脑筋：我手下三万六千喽罗，竟没有一个长驴子那么长耳朵的，怎么能听到人家在里面说什么呢？
最后还是沈醉有办法：“局长，再发愁我们也长不出驴耳朵了，不过我有一计，可以钻进去，贴近听……”
第二天，宋庆龄的女仆李姐上街买菜，被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车别了一把，人倒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轧扁了。但那出租车司机态度奇好，他帮李姐重新买了菜，还用车直接送到门口。
这样一来二去，当时婚姻刚被破坏的李姐对那个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司机产生了好感，而那司机也趁机提出求婚。
不久宋庆龄发现李姐陷入了热恋。当听李姐说了二人相逢的奇遇后，宋庆龄就让把那个司机叫到家里。没想到刚问了两个问题，那司机就露了破绽，落荒而逃。
于是沈醉精心设计的打入宋庆龄家中的“美男计”泡了汤。
那个假司机回来就说：“孙夫人看上去极文雅，没想到还挺刁钻，您给我准备的那套话，根本用不上。”
沈醉倒不怪他：“这种事情，怎么也编不圆满。孙夫人何等样人，谅我们怎能欺骗得过。算啦！”
“那我们何不硬来呢？她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挡住我们？”小特务还不甘心。
“哼，这儿是法租界！不是老蒋的地盘。别看高鼻子洋人抓了共产党交给我们，可他们自有一套鬼名堂。我们真要在这儿动手，那洋巡警就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那我们就天天受这洋罪？那天的大黄蜂……”
“对！有了。美男计不成，我们再来个‘打草惊蛇计’，逼她自己搬出外国租界。到了政府的地盘上，我们可就……哈哈！”沈醉很为自己的又一条妙计陶醉。
有一天宋庆龄住宅内的电话突然乱响起来，要么就是响过那边没人说话，要么就是阴森森的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共产党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惊着夫人可莫怪我们啊！”
宋庆龄一天夜里偶然朝外一望，花园的墙头上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而李姐某一天黄昏回来时，还受到几个戴着鬼怪面具的人的纠缠。
果然没过几天，上海市长吴铁城来访。他先是假意寒暄一番，临走时却似乎不太经意地说：“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治安不大好，万一有个情况，我们可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您住在那里，并且能多派些警卫，安全比这里有把握。”
宋庆龄笑笑：“多谢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脸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定当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姐赶紧说：“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几天可真怕死人了。”
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为民族和国家争取光明的前途，虽死何恨！可他们耍鬼把戏，岂能瞒过我？”
李姐恍然大悟：“小特务在这里闹鬼，大官出面装人，原来是一唱一和……夫人，我们可不能上当啊！”
宋庆龄温柔地笑着说：“李姐，继续住这儿，你害怕不？”李姐腾地站到宋庆龄面前：“我不怕！那些特务再胡闹，我就喊巡警来。”
“李姐，好样的！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岂怕那暗中作祟的小鬼！再出门挺起身板来，有人在电话中耍流氓，告诉他我们要录下音来追查！”
结果沈醉小把戏要尽，宋庆龄却仍镇静自若地会客、外出，继续揭露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的本质，继续救援那些受迫害的革命者。
一时宋庆龄正义的声音震撼得蒋介石食不甘味，夜不安席。
“校长，别的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可不可以……”戴笠作了个杀人灭口的手势。
“哼！”蒋介石不置可否，转身离开。
于是暗杀宋庆龄的方案制定出来了，但这件事太重大了，戴笠不敢像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政敌那样说干就干。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不敢动手，或者说不肯动手。万一老蒋回头再变卦，或者受到其他压力要洗清自己，那当替死鬼事小，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
6．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
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
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这句话，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或“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并且决心“牺牲”了。例如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他后来曾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最初是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此时，红军长征--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
“你是说，我们和中共谈判？”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中共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让谁去谈呢？”
“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摸个底再说。”
“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芝、周恩来等人都很熟。更重要的是，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我想了好久了，非你莫属。”
“看来你还真了解我。要是这样，你不会待将来‘清党’时把我给清除了吧？！”宋子文开了句玩笑。
“我敢清除国舅？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要尽快去联系。具体你怎样工作？找谁联系？我就不管了。不过尽快把联系情况告诉我。”
“那好吧。”宋子文答应下来。
“这个情况只限你知我知，绝对保密！”蒋介石又叮嘱道。
那天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色如水，幽幽的星空中竟显得有些神秘似的。
那一夜，宋子文回到自己的私邸，无论如何也睡不好觉了。他在想，眼下要完成老蒋交给的这个任务，非有二姐庆龄出面帮忙不可。可眼下，由于政治早把姐弟分开，感情已多少也有些淡化。每当想起此事，都不免使宋子文有些伤感。所以临到天亮时，他才犹犹豫豫地拨通了二姐宋庆龄家里的电话。
“二姐，我是子文呐，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你了。”
“我也没有去看你和乐怡啊，孩子都好吧？”宋庆龄仍十分热情和客气。
“孩子还好，二姐你身体怎么样？”
“我还好。”宋庆龄欲言又止，竭力避开着敏感话题。
“上午我想去看看二姐。”宋子文试探着请求道。
“二姐欢迎！”
“有些事情，我想给二姐谈谈。”
“我一定等你。”
当天早上8点，宋庆龄刚吃过早点，大弟弟宋子文的小车便驶进院子。
宋庆龄当即迎了出来。说句实在话，她对这位大弟弟一直是很疼爱的。进屋落座后，宋庆龄立刻把爱国学生送给她的水果，摆满了一桌子来招待宋子文。
自从1927年宁汉分裂旋又合流之后，按宋庆龄当时的话讲：“我已是家中可有可无的人了”。那一段时间里她不想看到亲人，也不想让亲人看她。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当时使宋庆龄性格上多少有些变化。最初大姐宋蔼龄和小妹宋美龄也曾来看过她，但后来也就不来了。只有二弟和小弟子良、子安还是这里的常客，来去无拘无束。宋子文或许因身有政务，来的自然也少。不过三天两头他还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子文，你来有什么事要和姐姐商量？”宋庆龄开门见山，接着把一个剥了皮的桔子递给宋子文。
“老蒋最近有些反常，他想与中共联系，让我牵线帮他这个忙！”
宋庆龄闻听便道：“蒋介石想与中共对话，说明有他的难处了。他在日军侵略面前一退再退，已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昨天，我接待了几批学生，都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宋子文说：“只要国共两党能坐下来谈判，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既然老蒋有这个要求，我看不妨给他个台阶。”
宋庆龄应道：“好的，此事二姐可以答应。不过容二姐想一想，谁去合适呢？”
“这个人必须是共产党信得过的人。不然不好办。”
“你的同学董健吾怎么样？”
“他--”宋子文道：“当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人还是满不错的。后来听说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他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从事兵运、工运和农运工作。再后来，由于老蒋清党波及冯部，查无法立足，当时有一次还找到了我担保。后来我就不知道情况了。”
“后来他回到了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从事牧师职业。”宋庆龄补充道。
“后来听人说，他专事收留中共的遗孤什么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了。”宋子文又道。
“有这个事，那是我让他办的。董来上海后经常与我联系。并且他在我的资助下，以圣彼得教堂牧师身份，在上海用教会和互济会的名义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许多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的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
宋庆龄停顿一下又道：“这个董健吾还作过古董生意，我和小妹在购买字画古董时，曾请他出过主意。她们也都是好朋友。”
“既是这样，我们就找他帮办吧。来往陕北的路费，我来出。”宋子文一锤定音。
就这样，宋庆龄很快找到了当时正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因为是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当即应允下来。
1936年3月的一天，董健吾出发踏上了去陕北的路程。他身上带着宋庆龄和宋子文委托的一封有火漆印的密信。此行他途经西安赴陕北，要把身上的信送到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临行时，宋庆龄对董健吾说：“此行成功，益国非浅。”
为了途中安全，宋子文和宋庆龄还给查准备了一张由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签名的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
董健吾当下将密信缝进贴身背心，急如星火般地赶赴陕西。
当时，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之中，要安全进去，首先必须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因此，董健吾在西安下了飞机，首先去见张学良。
当时，二人相见亦在一个落霞的黄昏。
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径直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张学良当时根本不相信此话会出自财政部大员之口，立刻就说：“你敢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枪毙！”
“要枪毙可以。”董健吾旋即取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亲笔信呈上。
董健吾早知张学良的报国心迹，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和中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果然深受感动。随即，张学良派飞机送董健吾至肤施，旋再派一骑兵连护送他去苏区。
不料在突破陕北的红色封锁区时，他们又被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拦下了。
一时剑拔弩张。董健吾赶快摘下了礼帽对一个红军战士说：
“我要去见毛泽东同志。”
经过一番交涉和核实，董健吾被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并由红军战士护送，秘密来到瓦窑堡。遗憾的是毛泽东等人不在，但他受到博古和林伯渠的接待。
董健吾呈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
博古将情况立即电告尚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并将董健吾的身份也电告毛泽东等人。
当时毛泽东立即做了批复：通知博古、董健吾和周恩来等马上到前线来，共同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但当博古把这些情况转告董健吾时，董健吾说：“怕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要赶快回去。这样，我留下上海的地址。有什么意见随时联系，我在上海恭候，并请代向毛泽东致歉。”
博古及时把董的意见转达给前线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宋子文派董健吾送来的和谈信息。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当年3月4日以毛泽东等人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并请董转告国民党南京政府。当时电文如下：
博古同志转董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见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见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可以说为日后的国共谈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晨曦初露，董健吾带着这个密件原路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后他即向宋庆龄、宋子文和孔祥熙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
当年查健吾的西北之行，不仅初步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而且同少帅张学良挂上了钩，此后二人关系甚密竟成了莫逆之交。因为抗日救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心愿。后来，毛泽东托董健吾把自己的孩子护送出国，董又托少帅张学良帮忙办事。结果都是经过这条秘密交通线完成的。
这件事说起来又不免话长。
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湖南的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8岁的毛岸英、6岁的毛岸青和4岁的毛岸龙转移到上海，并由毛泽民接送至陶尔裴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大同幼稚园。这是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以互济会名义创办并由董健吾负责的一所幼儿园，目的在于抚育革命烈士和中共党内同志的子女。当年，蔡和森的女儿、彭湃的儿子、浑代英的儿子和李立三的儿子等，都曾在此园寄养过。不久，毛岸龙因患急性痢疾，送广慈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大同幼稚园的内情被敌人察觉，董健吾当即决定解散幼稚园并转移儿童；但他还将毛岸英和毛岸青留下直接抚育。再后来，虽然中共党组织受到破坏，董健吾已失去组织上的资助，但他始终细心照料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
1936年，董健吾同中共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并通过少帅张学良的关系，先把毛岸英和毛岸青送到法国，然后转送苏联读书。这件事就是董健吾陕北之行后意想不到的重要的收获。
对于董健吾带回的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南京政府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作出反应。当年6月底，宋子文指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以个人名义函复中共中央，表示赞同“联合抗日”的主张。
如果说董健吾当年是一位神秘的人物，那么后来的曾养甫和湛小岑也是两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为了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当年宋子文曾决定再开一条“通道”，那便是曾养甫和湛小岑的功劳了。
曾养甫当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同南京政府的许多核心人物关系密切。在承担了打通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使命后，曾养甫于1935年11月找到其部下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湛小岑，委托他办理此事。
湛小岑说办就办，迅速通过中共领导的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而吕振羽也立即把消息转告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周知事情重大，必须把底细搞清楚，就立即通知吕振羽：“请你立即去南京一趟，探明此事系何人发动和主持。回来向我亲自报告。”
于是吕振羽当晚草草收拾了一下就上路了。
当吕振羽风尘仆仆到达南京时，湛小岑在车站迎接了他，然后陪他到曾养甫家。曾热情地接待了吕振羽，并表示自己是秉承宋子文意旨办事，希望通过吕振羽找一个同共产党方面谈判的线索。
吕振羽旋即把消息反馈到北平。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他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提出国共合作谈判的条件是：
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等。
于是吕振羽立即通知湛小岑谈判线索已找到；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一定保证共产党方面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通讯自由，不得加以检查和扣留。曾养市亦当即答应可以保证。
那天，周小舟和吕振羽在湛小岑的引见下，与曾养甫会面。
曾养甫道：“欢迎欢迎！”
湛小岑向周小舟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见的曾养甫先生。一般人都认为他是CC派，但我知道他同宋子文关系密切。”
曾说：“今天我们相见，说明我们有缘。”
周问：“我想知道，我们这种接触，贵方高层谁在主持？”
曾说：“不瞒你说，迄今为止，这种接触是宋子文先生在主持。”
周小舟说：“很好。不知对方有什么条件？”
“我们还是先听听远方客人的条件吧。”
吕振羽道：“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一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且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存在的合法性。”说完他便把文件呈送给对方。
周小舟道：“贵方呢，不妨也说说看。”
曾养甫说：“政府方面提出了4点要求。这4点要求是，”说着他也掏出文件展读起来：
“一、停止土地革命；
二、停止阶级斗争；
三、停止苏维埃运动；
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
曾养甫讲完也把文件呈送对方。
1936年3月，周小舟第二次到南京。当时他带来了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提出的6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
同时周小舟还带来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同志签名盖章并用墨笔书写在白绸上的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罩振和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封信上均附有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当时，经过中共北方局代表与湛小岑等多次会晤后，双方于1936年6月底7月初，达成了一份由双方代表共同签字认可的谈话纪录，双方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由湛小岑起草一份正式协定条款。
接着，曾养甫与周小舟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二楼曾养甫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当时湛小岑、吕振羽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周小舟系统地讲述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愿望及所提的6项要求和条件，并对国民党方面的4点要求作了回答。然后，双方就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以及南方游击队集中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并且在有关领导权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交待吕振羽必须取得国民党方面对我方6项要求的肯定回答。为此，吕振羽又和曾养甫面谈了五六次，为此并要湛小岑写出书面材料。
当年7月，曾养甫又找到吕振羽，对他说：“希望两党主要干部会谈，或者周恩来来南京，或者我和张冲去陕北。”但不料同年7月底，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他的陕北之行因而无法实现了。由于这时南京当局已直接和中共中央联系，便不再重视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这条线索的联系，所以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北方局，不必再与南京方面接触，国共接触统归于党中央，于是这条接触通道的使命遂告完成。
最初，湛小岑在接受了宋子文通过曾养甫交待的“打通共产党关系”的任务后，一方面经过吕振羽找到了同中共北方局的联系渠道，另一方面，他又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商议，如何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左恭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得此消息后，立即向上海党组织报告。上海党组织遂于1936年1月，介绍了一位称作是中共长江局系统的姓黄的同志给湛小岑。此人真名王绪祥，党内名字叫张子华，1930年入党。他在任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去陕北游击区巡视过工作，对陕北较熟悉。张子华和湛小岑交谈几次以后，建议国民党派人直接去陕北。开始，曾养甫准备派一名中共的叛徒去，张子华立即表示反对。
此时，上海党组织决定张子华随董健吾一起进入陕北苏区，当面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曾养甫等人的意向，所以张子华当时也是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使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虽然同行，但党组织没有向董健吾交待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赴苏区的目的。所以待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瓦窑堡后，博古立即单独接见张子华，听其口头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尤其是国民党内亲英美派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表示；并传递了国民党当时正在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动向。以后，张子华又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为了讨论与南京当局谈判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条件，并且就同南京政府联络、谈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1936年4月，张子华返回上海。随即与曾养甫会面，提出要了解南京当局联共抗日的具体方案。湛小岑便手抄了一份南京当局的4条意见给张子华，但没有说明是南京方面的条件，只说是湛小岑自己的看法，供中共参考。
后来，张子华还多次同曾养甫和湛小岑见面，商谈国共两党高层之间进行具体谈判等问题；曾养甫还于1936年9月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后来他又向张子华表示：如周恩来不去广州，国民党派人去陕北。当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看到了张子华从广州带回的国民党答应的4个条件，以为南京方面有谈判诚意；同时也获悉蒋介石将于10月16日到西安，即命令正在西安的张子华同国民党方面交涉，拟安排周恩来到西安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后来因交涉没有成功，此举未能实现。
就是这样，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因此宋子文主持的（后期陈立夫也参与主持）国民党同共产党代表的接触和谈判，在当时也只是一种试探性质的接触，并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由于宋子文积极开展了“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活动，使得国共两党代表的接触突破了单纯在国外的单一渠道，而是在国内多方面展开了。通过国共两党代表们的接触和谈判，双方陈述了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互相传递了双方高层的意向。这样实际上为后来国共两党负责人的正式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宋子文将毛泽东的信转交蒋介石后，曾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他立即任命陈果夫为国民党会谈代表，并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同年9月，毛泽东又电告西安的潘汉年为中国共产党会谈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会谈。
不管后来会谈如何，毕竟宋子文当初为联系国共双方的接触，付出了一定的艰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
1．兵谏华清池
1936年12月4日。洛阳机场。
蒋介石在结束了“洛阳50祝寿”庆典活动后，于当日再度飞赴古都西安。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于当日陪同蒋介石同机返回西安。本来，蒋夫人宋美龄也应陪伴丈夫同往西安的，只因那几日她身体不适，正欲赴上海治病，故蒋介石未允其与之同行。
张学良则是两日前自西安飞抵洛阳的。
张此次飞洛面见蒋介石，本是要向蒋说明西安情形紧急，恐生变故，并请蒋介石移驾古都临机处置的。不想见面后，两人话不投机，再度因为“剿共”抑或“抗日”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当时，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考虑停止“剿共”并同红军联合抗日，同时张还请求蒋介石释放刚刚在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孰料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一片忧国赤诚根本不买账，他声色俱厉地训斥张学良，当即令张学良十分难堪。尤其是蒋介石当着张的面仍顽固表示，他决不停止“剿共”，更令张学良齿冷心寒。那一日两人终致不欢而散。
当时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是太性急，是幼稚“无知”，是根本不能领会他蒋某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此前几天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慨叹道：
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其次之理，何其茫然，可叹。
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谓的“张学良要求带军抗日”，指的是同年 11月 27日张学良给他写的一封《请缨抗敌书》。当时张学良在书中写道：
……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这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惊。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想，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造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因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
以上张学良这封可谓披肝沥胆的《请缨抗敌书》送至当时蒋介石在洛阳的行辕后，得到蒋的反应竟十分冷淡。蒋介石仅在张的《请缨抗敌书》上批了区区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当即搞得张学良是耸肩摊手哑然无语，可谓绝望已及。
尽管如此，当时蒋介石心下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动态，已不可等闲慢怠，掉以轻心。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戴笠的特务系统已不止一次地跟他汇报过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前线同中共的红军之间实际上的休战状态。虽然，蒋介石最初听了汇报后尚不以为然。他自信地以为，张学良暨东北军不过是因为东北家乡沦陷后的抗日复仇心切，为意气所动，才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但毕竟夜长梦多，蒋介石也担心拖延时日激出变故。所以这一次尽管同张学良又吵得挺凶，但他还是决定再度飞临西安古都，亲自出面安抚东北军和西北军，以求最终“统一军心”，完成他那蓄谋已久的反共大业。当时蒋介石的心情，在他赴西安前一日的日记中亦有所流露：
东北军之真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亦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
12月4日午后，蒋介石飞临古都西安。
那一日西安刚刚落过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在凄紧的寒风中，蒋介石瞥见机场外面聚了一群东北军的年轻军官，正等着要跟他请愿呢。青年军官们的要求简明扼要，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即蒋介石心下不免一沉，似有一种不祥之感倏地掠过。尽管内心十分不快，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作为一世枭雄，应付这种场面对他还是不难的。当时蒋介石和缓下面孔，吩咐转告那些请愿军官：所有的意见可以通过他们的张学 良长官转呈给他。旋即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驱车前往下榻地--临潼华清池。不过，坐到车里后，当着张学良的面蒋介石却变了脸色，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机场上那群请愿军官。在蒋介石看来，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动辄向上峰请愿简直是目无军纪，这是他蒋某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临潼华清池，位于西安东郊的潼山脚下，系一千多年前唐朝皇帝李隆基恩宠贵妃杨玉环的风流所在。当年著名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名句形容：“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就中可以想见，华清池的昔日荣华，是何等的空前绝后。
蒋介石此次飞抵西安后，立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摊牌：要么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麾下的西北十七路军同意留在陕北继续“剿共”，要么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其军政大员陈诚、卫立煌。蒋鼎文以及樊格甫、万耀煌等人，调集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旧调重弹，坚称其“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抗日请求，则再次诡称“时机尚不成熟”；并反复兜售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会上蒋介石还任命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立即调中央军嫡系部队计20个师约30万人进驻陕西。同时，为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红车的联系，蒋介石还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向陕北靠拢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蒋介石的意图是，如能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当然最好；而万一张、杨不听招呼，则利用其中央军大军压境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出陕并分离，以期相机解决。可以说，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之十七路军的本意，是包藏了一定的祸心的。
因此，对于蒋介石当时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
本来，张学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以来，屡屡被蒋捉弄带蒋受过，可说吃尽了蒋介石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苦头。尤其令张学良无法忍受的是，1935年秋他受蒋驱使，率部人陕北与红军作战以后，仅数月时间便损兵折将，致使东北军遭到沉重打击。而就当此际，一向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的蒋介石，不仅没有考虑给东北军弥补损失，反却授意何应钦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部队番号。终于，张学良认识到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并开始迷途知返了。恰逢此时，毛泽东率周恩来等12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当时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内战首先在陕北前线、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打不下去了。
与此同时，亦在内战中苦苦寻求出路的驻西北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也在共产党员南汉高等人的影响下，开始积极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就这样，截至1936年春天，在陕北前线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均已结束了同红军的对峙状态，并实际上建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
前述情形也便就是蒋介石刚愎自用、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的危险处境。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再一次面见蒋介石，陈述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面对张学良慷慨激昂以至痛哭流涕的最后诤谏，蒋介石竟半句也听不进去。最后，他居然拍起了桌子，大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并声称：“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至此，张学良原本对蒋残存的最后一点期望，也就彻底破灭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张学良更加悲愤莫名的事件。可以说，这件事是几天后爆发的“西安事变”的催化剂和直接导火索。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游行示威。当时，示威的进步学生和广大群众徒步自西安市内向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进发，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蒋介石获知此事后，公然调动军队准备血腥镇压，并命令当时正在华清池的张学良“用武力制止”。鉴于情况万分危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至十里铺拦阻游行队伍。当时在游行队伍中，有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人们一见是张学良来了，竟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让我们前进吧！”其情其景，甚是悲苦，当即感动得张学良热泪盈眶。他无比悲切地向示威学生劝道：
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安抚回去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后，旋于第二日又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但结果仍是不欢而散。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变本加厉，大动杀机。他严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抓捕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
于是，西安这座处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名城，仿佛一座行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山雨欲来风满楼。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此时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激忿之中他们感到，是蒋介石把他们和东北军、西北军退到了悬崖尽头。不仁不义者，蒋介石是也。于是，一个酝酿心中已久的空前大胆的想法，被两位将军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
兵谏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十七路军总部下达兵谏命令。旋即在张学良的侍卫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东北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团迅速包围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一时，骊山脚下枪声大作。蒋介石的卫队虽作了顽强抵抗，却终归寡不敌众，蒋介石的侄儿暨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以及20余名卫兵当场被击毙。蒋介石则在混战中仓皇出逃，但亦很快被孙铭九带人捕获，并押送至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公署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西安的随行大员陈诚、陈调元、蒋鼎文、蒋作宾、钱大钧、朱绍良、卫立煌、邵元冲、万耀煌等人，也在西安被张、杨所部软禁起来。其中，邵元冲因越窗出逃未遂，被击毙。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后来当蒋介石脱险之后，曾专门著了一部《西安半月记》。其本意当然是要为自己强词夺理并伪饰狼狈，但文中基本记述了当天蒋介石本人在华清池沦为阶下囚的具体经过。兹摘录如下，以立此存照：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子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零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褪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旅长向余喟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是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之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曾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英勇斗争；也因此受到过蒋介石的迫害，特别是几年前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此时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宋庆龄谈论着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宋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舍得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趋势的形成。”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一天，歹徒们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竟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
宋庆龄当即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宋庆龄昂起头道：“不必理它2 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宋庆龄此刻的脑海里，正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无论如何帮助挽救丈夫蒋介石的生命。在电话里，宋美龄不禁声泪俱下。但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宋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深思。
电话中宋美龄说，南京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甚至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八项要求。但也有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委员长，甚至可能让委员长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当时宋美龄说，她曾痛斥那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孙子一样乖的人，比如何应钦，眼下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呀！危难之际各种人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宋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宋美龄承认，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正是宋美龄讲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宋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耽耽，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从而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此时蒋介石就死得不是时候了，倒不如……
宋庆龄第一次感到，眼下这个问题竟如此令人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就在这时，宋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宋庆龄做工作，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于接受，但宋庆龄结合宋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介石一个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于是，宋庆龄在和中共中央联络后，渐渐定下心来。她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在13日作出了去西安的决定。胡子婴听说宋庆龄要去西安，不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然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而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可能被卷人内战。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人。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她立即表示愿意随宋庆龄一同到西安去。
于是，她们先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的住处，约何香凝一同前往西安。当时何香凝身体不适，正在床上休息。听了宋庆龄的介绍，她也马上表示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要同宋庆龄一起前往。
从何香凝家回来，宋庆龄又安排胡子婴抓紧时间，趁银行打烊之前取出一笔款子，以备作路途之用。
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成行了。但不料当时南京政府中把持了实权的人却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飞机，而不肯派出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
结果，宋庆龄前往西安的斡旋最后没有成行，但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观点，当时已晓谕各方了。
3．蒋夫人痛斥何应钦
最初，南京政府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时四方哗然。但很快，就有人哭有人笑，政府内一种暗隐的反蒋势力抬头，于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哭的哭不出声，笑的笑不出声；再加上街头谣言四起，当时简直是一塌糊涂。
事变爆发时，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等正在上海。
当天下午3点多钟，正在香港的宋子文从机要秘书手里，接到一份何应钦打来的绝密电报：“西安有兵变，委员长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一个小时后，宋子文又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当天张学良致宋子文和孔祥熙电报的主要内容。
闻此消息，宋子文的心情极为紧张和沉重。
他为“兵谏”的突发感到震惊，也为蒋介石的安危而感到恐惧。虽然他与蒋介石有过恩恩怨怨，但共同利益还是把他们捆在一起。当时他考虑了好一会儿，才拨了一个电话告诉秘书，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回上海然后转南京。
那天，宋蔼龄也风风火火地跑来找孔祥熙。宋蔼龄手上拿着电报，看了一遍后也愣了神儿。片刻她才问道：“小妹知道了吗？”
“她的电报在我这儿，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很伤心的。你要想好了办法以后，再告诉她。”宋蔼龄提醒道。
“是的，小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此事不能瞒她。”
“听说南京的情况很乱。”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要给小妹讲清楚。”
针对面前的复杂情况，当时夫妇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儿。
当天傍晚，孔祥熙在宋蔼龄的伴同下，驱车直驶宋美龄住宅。
此刻，宋美龄正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集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一事。当听到孔祥熙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时，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宋美龄顿时惊骇万分。当即宋蔼龄急忙上前劝慰。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第二天清晨即返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当天深夜，经过苦心斟酌，孔祥熙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爆发后的第一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
顷由京中电话告知，吾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微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候明教。
弟孔样熙叩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比较谨慎，但却反映了宋氏姐妹和孔祥熙等人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而此际在南京，对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来说，12月12日晚上也是一个紧张而恐惧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中央大员齐集何应钦的官邸，正召开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坚决反对。不对，渐渐地讨伐派占了上风。
孙科讲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冯副委员长在此，应当请他表态。”
何应钦瞅了一眼冯玉祥摇头道：“当然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应当仔细商量再说。不过，以我之见，应该立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惩叛逆，这才是上策！”……正说话间，宋美龄等人一头闯了进来。
当即宋美龄哭着向何应钦问道：
“何总司令，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么？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么？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害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
宋美龄扳着面孔继续讲道：“幸亏是你在领导……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么！一旦出了干系，连你也跑不了！”
当下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皮笑肉不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如何……”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必须马上停止讨伐！你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而且要把他活着救出来……”
“夫人，”何应钦作为难状，同时也在推卸自己的责任：“讨伐这是会上大家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的话也急了出来：“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和子文、祥熙都出席！”她讲此话的弦外有音是：“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仍是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狡猾地试探道：“但今天已经通知20个师出发了！”
“20个师也得马上调回来！”宋美龄冷冷地说：“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和宁夏等各地的军事政治负责人，眼下都在相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也许，到时候他们全会跑到张、杨那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在宋美龄的咄咄进逼面前，最后何应钦不得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么？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过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气得拍起了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我看夫人就不必去了。冯焕章副委员长愿意代替委员长做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有讲完，宋美龄道：“告辞了！”说完她望了何应钦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扭头就走。
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然而何应钦会后并没有理睬宋美龄的一番话，而是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方面动武。
当天夜里，宋美龄又气呼呼地找上门来。
“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真的要存心谋害委员长么！”
何应钦正一肚子没有好气，见宋美龄三番五次责问，也不禁发起火来。只见他把桌上文件一推，也气哼哼说道：
“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宋美龄冷丁吃了一惊，一时倒没有了主意。她退后一步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我们的何敬之先生能耍出什么花招！”她眉间一抬：“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员长并没有给共产党杀死！张学良刚才还发给我一个电报，欢迎端纳到西安去！怎么样？他没有死，何先生失望了么？”说罢，宋美龄把电报在头顶一摇，又扭头就走。留给何应钦的，是一阵“得得得”的高跟皮鞋声。
何应钦却怔住了。怔了片刻，就见何应钦一个箭步抢出去，正好追上宋美龄钻进汽车。何应钦强颜欢笑，挥挥手道：“夫人，不送了。领袖很安全，这真是个好消息。”他话犹未尽，宋美龄的小车已经“呜”地开走了。
宋美龄回到自家官邸，端纳等人已在等候。当即宋美龄把皮手套一摔，自有侍卫上前帮她脱下大衣。只见她并不往沙发里躺，却走到写字台边，提起“三A”美式钢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她挨着端纳坐下问道：“我写给委员长的，您以为把这封信放在身上不会有危险吗？”
端纳点点头：“绝对不会。我是张学良在东北时的顾问，私人关系不错。不过请夫人告诉我，您是怎样写的？当然我很清楚，夫人是这样聪明的一个人，信上不可能说些什么的。”
宋美龄点点头念道：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嗯嗯。”端纳点头道：“这封信写得很好，对于我一点危险都没有，而事实上您已经说了不少话，相信委员长一定会同我长谈的。”端纳伸出手同她握着：“那这样吧，我明天一早就走。从西安这两天情况看来，委员长的安全大概没有问题，夫人不必听信谣言了。”
宋美龄道：“这个眼下我倒很放心，如果他们已经杀死了他，绝对不会再要您这个外国人去的，这个我明白。我现在不过是担心飞机乱炸误事，担心军队开进去要出事！我一直有这个顾虑，顾虑委员长的生命倒不是结束在中共红军或者张、杨手下，而是结束在……”她一顿瞧着端纳：“您应该明白！”
“是的，夫人。”端纳吻着她的额角？“我明白，您放心！只要我一去这事情好办。我早已看清楚了，中共和红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兵变，问题远较南京的谣言简单。我去了！”
宋美龄点点头，伸出手去。端纳调侃道：“我去了，这是一件微妙的差使。”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这是对我而言。”
宋美龄笑了。她在长窗边扶着绒窗帘目送端纳钻进汽车，却又见陈布雷拢着双手，匆匆来到客厅。
“陈先生，”倒是宋美龄先开口：“我看您面色不好，不舒服么？”陈布雷几次三番忍着眼泪，欠身答道：“夫人，您好！我是不舒服，接连两天没有睡着，失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呵！”宋美龄以为他有什么重大消息，见他这样说，也透了口气，接着往沙发上一坐：“陈先生在吃药么？”陈布雷连忙答道：“正在服用胚胎素。实在托福，这胚胎素效果不错。”接着他连忙问道：“夫人，西安方面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美龄反问道：“西安情形还好，倒是您听到些什么了？这几天的谣言，简直是……”
陈布雷一拳擂到沙发上，愤愤地说道：“夫人，真是一言难尽啊！中政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代秘书长恰好不在南京，一切会务等等，我不得不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处理。可是--难啊，中政会正副主席都不在时要不要开会？怎么开法？都得取决于几位院长，可是这几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所从！于院长闲云野鹤，从不问事；剩下戴、孙两位院长，意见往往不能一致。甚至有一次几乎动武……”
“唉！”宋美龄叹气道：“这真难为了您，那您这几天做了些什么呢？”
“我……”陈布雷揉揉心口：“我发动了报纸上的舆论，运用某方面的力量，在报上发表拥护中共讨逆立场；此外，我又同立夫、果夫和养甫联名试劝张学良；同时，我还代黄埔诸同志发出警告电文。”陈布雷说到这里有点头昏，脸色发白。
宋美龄立时吃了一惊，失声叫道：“侍卫官，陈先生有病，快送他去！”
陈布雷苦笑道：“不碍事！不碍事！”
宋美龄感到有些不耐烦，便下逐客令道：“既然没有什么大事，那就请陈先生回去休息吧！”
“不必不必，”陈布雷极力使自己镇静，恭恭敬敬立在一旁：“夫人，那布雷告辞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奉告，这两天张季来找过我两次。他的消息不少，主要是说朝中有人主张讨伐，这回事有利有弊，但以委员长的安全为第一，望夫人镇静应付。此时此地，布雷实在无法作主。”说着，陈布雷的泪水夺眶而出：“夫人，布雷蒙介公垂青，万死不辞，无奈局势如此，使我悲伤！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张、杨和中共反而深明大义，这事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啊！”
“陈先生，”宋美龄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不是说何应钦别有阴谋？”
“夫人也知道了？”陈布雷大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问道。
宋美龄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明白！而且我已经请端纳先生带着我亲笔信明天一早飞赴洛阳，前往西安察看风声。何应钦的那点伎俩不会实现，大家尽可以放心。”
“夫人！”陈布雷顿时惊喜交加，涕泪纵横：“夫人真是了不起！布雷追随介公这么多年，里里外外，事无巨细，可说了如指掌。但这一次何敬之从中作梗，却使我毫无办法！”他边说边掏出一包安眠药片：“夫人，皇天在上，此心耿耿！如果介公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也预备吞服一大包安眠药片追随介公。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切又有了希望，布雷又有重生之感了！”说罢他把安眠药片往痰盂中一掷，长揖而别：“夫人，布雷告辞了。今晚毋需安眠药片，托福可以睡一大觉。明天当振作精神，指导宣传部工作。夫人如有见教，请随时指示。”说完，陈布雷竟喜孜孜地走了。
当时，宋美龄日夜为丈夫耽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她万万料不到已与自己疏于往来的二姐宋庆龄，却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实在令她感激落泪。
12月13日宋庆龄用电话通知孙科，叫他准备飞机，她愿意偕何香凝一同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当时，宋庆龄的这个举动，顿时给濒于死亡的姊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居住在上海的二姐宋庆龄拨了个电话表示由衷的谢意。宋庆龄接到电话，也当即回电话让小妹不必着急。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安全抵达西安。西安并不像他来前想象的那样可怕，到处是锣鼓喧天，且张学良亲往机场迎接了他。
当下二人暂短交谈一阵，张学良便带端纳去见蒋介石。
进屋后端纳直趋蒋介石，两人使劲握手。张学良立在一旁。寒暄之后，端纳连忙掏出钢笔拟了个电报，交给张学良道：“请你马上派人把这个电报发出去，希望今晚就能到达南京。”
“你这是……”蒋介石有些不解问道：“何必这么着急，我们还没有开始说话呢。”
端纳叹了口气道：“唉！委员长，说来话长。我这个电报是打给夫人的。我是受夫人的委托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已经同委员长见过面了。’至于以后的电报，当然要我们商量后再发了。”蒋介石听了不禁一怔，问道：“难道……难道他们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吗？”
端纳尴尬地回答道：“总而言之，目前南京谣言满天飞，把西安说得一团糟，简直没法儿说了！”端纳随即从皮包里掏出宋美龄的亲笔信道：“委员长，夫人在南京一切安好，您别惦念。这是她给您的信。”蒋介石接过，忙不迭拆开，读到那句“现在南京是戏中有戏”时，蒋介石忍不住当着端纳和张学良的面竟咧嘴笑出声来。
“委员长，”端纳劝道：“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不愉快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了。我先来报告前天的事，就是12日那天的情况……”于是端纳把南京政府尤其是何应钦如何主张讨伐轰炸西安的事说了一遍：“我同夫人的看法一样，这不是闹着玩的。但反对也没有奏效。倒是平素和您有矛盾的冯玉祥说了公正话，他大声疾呼反对动刀动枪。可是他手上没有权，也不能解决问题。谣言满天飞，没有人愿意来西安，愿意来的人何应钦又不让他来，于是我决定冒一次险。”端纳说罢长叹：“其中经过一言难尽，以后再说吧。我是先到达洛阳的，旋又接到张副司令的欢迎电报，今天便来到了。在洛阳时，我跟空军说过，如果你们一定轰炸西安，那么除了蒋委员长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端纳，而且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说不定这两天也要来。我说你们炸吧！空军们说，那怎么能炸西安？不过这是讨逆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此时蒋介石听得双目直瞪，眼睛里冒出火来：
“他们竟敢这样胡闹！”
“是啊！”端纳说，“自从前天出事以后，南京就千万百计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联系断绝，尽力不使全国民众获得这里的真相。譬如说，在夫人接到我刚才发出的电报之前，他们甚至还以为委员长已经死亡了呢”。
蒋介石忽地俯向书桌，半晌才又叹道：“汉卿只不过是想对我说话，有什么不可尽言的，却非要把我扣留起来，真是胡闹得岂有此理！”
张学良立刻把这几句话译为英语告诉端纳，端纳微笑道：“依我的看法，这几天是您最舒服的日子了，您不也是常常把人扣起来才对他们说话么？”
张闻言发笑，不愿意立即翻译给蒋介石听，端纳也尽管在笑。于是蒋介石追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了？”
张学良只得说：“我不能把他的话译给委员长听，您将来回到南京再问他吧！”
“回南京？”蒋介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此话当真？”
“只要您答应一个条件，也就是两个字：：抗日！’明天早晨我就派飞机送您回南京！”
“啊！上帝！”端纳像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起来：“我这一次西安之行，成绩太美满了！”他奔过去执着蒋介石的双手：“委员长，我给您道贺，毋须多久，我们就可以回南京去了！”
1936年12月22日下午4时，西安机场。
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急速下降并滑向跑道。
随即，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军士兵护送下，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行驱车径向蒋介石的居处驶来。
那两天，蒋介石心里有事睡不着觉。他惦记着南京的代表何时来，自己是否马上可以“脱险”？听端纳说，夫人也要来，子文也来，这些是真的吗？……正在一阵朦胧之中，隐约听到飞机声，他神经质地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子整理一番，准备迎接夫人和其他代表的到来。
蒋介石伸长脖子望着，就听门前的汽车声震天价响，一连串“敬礼”的口令声中，张学良一马当先大步走进来，后面一位全身黑色装束的女人紧跟着--蒋夫人宋美龄真的来了。
当时就见宋美龄、端纳、蒋鼎文、张学良、宋子文等一个个跟着进来。只见宋美龄走在前面略一端详，见蒋介石气色还好，于是立时奔了过来道：“大令，伤在哪里？给我瞧瞧。”
蒋介石淡淡地答道：“还好，回去再找个大夫吧。”
“啊--”宋美龄立刻皱眉道：“没有大夫替你看伤吗？”
张学良连忙接过去道：“有的，夫人。大夫每天替委员长换药、打针。”
“那就好。”宋美龄立刻又笑起来：“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他的。”她边说边要大家坐下，东指西点犹如一个主妇似的。此时就听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肩摊手：“你不是更危险吗？可是你并没有少一条胳膊。”顿时室内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她再扭过头去问道：“大令，我这次来，你没想到吧？”
蒋介石微笑道：“我早知道了。”
“哦--”宋美龄一怔：“何敬之来过电报？”
蒋介石摇摇头：“今天早上做早祷，在耶里米亚第31章中说得明白，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在座众人闻听一齐发出赞叹之声：“委座了不起，有先见之明！”
宋美龄瞅了一眼宋子文道：“瞧，有人还说他道行不深。今天你可亲耳听见的，他的确已经悟到了。”
这时，宋美龄把一个小东西放在蒋介石的手里。这东西很小，蒋介石握在手里，旋做出摸脸的姿势并顺势把手举到嘴边，然后把脸转向客人张嘴笑了起来。这是他没戴假牙出逃以。来的第一次微笑。原来，这一次来美龄带来了蒋介石备用的假牙。
稍坐片刻，张学良起身各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等人坐定，这才言归正传。首先由宋美龄把南京情形说了一遍，她在结束时说道：“我们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也答应了。陆军方面，眼下真正听从何敬之的也没有几个，他们还不致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返回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什么鬼。祥熙这一次本来也是要来的，考虑南京情况，决定让他在家里守摊子。”
“那政府的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不免有点失望，他沉吟一会说：“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会召集会议的。你们在会上，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致于有什么问题。”
“那你不参加了？”宋子文问蒋介石。
“我不参加有不参加的好处。参加了，有些事情事后我就不好说话了，反倒不利。谈判桌上，原则是放人，其他的你们看着谈。”狡猾的蒋介石，此时已经在为其日后翻案用了心计。而且实际上，日后他果然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真的会放你么？”宋美龄问。
蒋介石自信地点点头。
“南京三番五次传说你已经死了。”
蒋介石苦笑，半晌他透口气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从我来到这里的情况看，我想不会有问题的。”宋子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