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蒋介石以拳击桌：“那我们首先商量一下，如果他们提出条件，我们应该答应到什么程度，怎么答应，由谁来答应？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据有关史料记载：
周恩来当时于24日晚同蒋介石会晤，当场主要是周讲话。由于他们当年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周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后来提到这次会见时说，周恩来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后来，蒋介石还在另一场合感谢周恩来说：“你帮了我的忙。”蒋介石还提到周恩来当时为释放他而向西北军铁腕人物杨虎城说情，并且说服了杨虎城。当年周恩来就是以这种办法，拯救了蒋介石的生命。当然，周恩来是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为前提才这样做的，即要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尽可能多吸收国民党右派参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只能争取蒋介石参加进来。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极其英明的决策。
周恩来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了如指掌，也给蒋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谈判犹如疾风暴雨般激烈地进行着，桌上桌下，白天黑夜……直到同年的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宋美龄与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大体上才把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反复商量、斟酌完毕。当时宋家兄妹在谈判代表们面前无非是斩钉截铁地极力保证只要回到南京，一定可以使蒋介石实践诺言。而张、杨方面也讲得十分坦白，他们说并不是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侍候蒋介石已非一日，对他的诺言不敢轻信。即使张、杨能够信任蒋介石，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高级军官们也都在表示怀疑；他们甚至向张、杨二人血泪陈辞，说如果不是存心出卖他们这些弟兄，就应该同宋子文等谈个明白，然后再放人……
25日那天，宋美龄到底在西安过了半天的圣诞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宴会和众多的贵宾，但上帝对他们来家也不能说不够厚爱了。
而蒋介石听说谈判结束了，心中倒反而嘀咕起来。他不是怕西北方面不让他成行，而是怕南京方面如张学良那天晚上告诉他的：“随时随地可能要他的命。”
那天下午蒋介石看看表，低声向宋子文道：“你问问他们，这个时候起飞，有无危险？他们有无保证？”
宋子文皱眉答道：“人家还向我们要保证呢。吵了这好几天，好不容易解决了，现在你又向他们要保证，万一再拖上几日，又拖出变化来，你说合算么？”
“这个……”蒋介石想了想支吾道：“晤，这个么……”
正沉吟间，张学良前来请示道：
“报告委员长，今天下午汉卿送你们一起走。为了欢送委员长，已经备下酒席，请委座、夫人和子文先生赏光。”
顿时蒋介石一怔，好像怀疑自己听错了似的：“你也去？”
“对，我和你们一起飞南京。我和夫人已经说好了，为表示我的诚意和我的赤心！”张学良道。
“这个…酒席嘛……你就说我身体不好，谢了吧。”蒋介石推辞道：“下午就要走，我……”
“是啊，”宋美龄在旁也央求似的：“我恨不得马上就能上飞机，今天晚上的南京，不知有多热闹哟！”
当天下午3时许，沉寂多日的西安机场又喧闹起来。
当即蒋介石一行人匆匆忙忙走向飞机。
蒋介石瘫在机上特意准备的沙发里，思潮起伏。从12月12日到25日，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光，他曾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一生的事业而忧心焦虑，如今总算可以透过一口气来了。
飞机迎着朔风行进在西北高原上，掠过崇高的秦岭，之后又迎来了巍峨的华山，紧接着伏牛山脉在望，渭水尽头的地面出现了巨蟒似的陇海铁路。眼前这些山川河流，乃至阳光云雾，不但引不起蒋介石的开阔之感，相反更使他感到不安。他默默地看了身旁的夫人宋美龄一眼。宋美龄此时正打开耳机听音乐。蒋介石不由得感慨起来：真是难得的第一夫人啊！是她平息了南京政府的内乱，也是她又一次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宋美龄突然大声喊道：“我们不耽误回南京过新年哩！”
蒋介石终于也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对夫人说：“过新年，我送你一件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
“军事秘密。它的价值比生命更珍贵。”
“那是什么宝贝？”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礼物代表我的心呐。”
若干年后，蒋介石在私下会晤他的摘系官员时透露，在那次令人谈虎色变的“西安事变”中，是夫人给了他一条命。他和她没白做夫妻一场，并且他表示愿意来世再做夫妻。
4．子文内疚--蒋介石食言囚汉卿
当年南京的鸡鸣山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就坐落在这里。其环境幽雅，山高林密，人称避暑的好去处。
因为宋子文在西安以个人身份担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就与宋子文一起居住在这里。
宋子文应该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虽到南京却始终惦记着自己在西安谈判时的承诺：一是答应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指挥；二是张来南京5日即允其返回西安坐镇。
可是这些承诺在出尔反尔的蒋介石的眼里，却是一钱不值。
张学良一到鸡鸣山北极阁，军统特务便在这里层层设岗，把个偌大的北极阁与世隔绝起来。如其说是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不如说软禁他更好。
初来的几天，宋子文每天陪少帅下棋、玩麻将、打网球等，有时还陪他一起接待来客。
此时，西安方面要求蒋介石和宋子文兑现诺言，立即放张学良回西安主政。消息见诸报端，令宋子文心中十分不安。而蒋介石当时要求宋子文办的第一件事，却是示意张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学良为了早日回到西安，立即写了一封向蒋介石请罪的信，信中表示：
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殊不知这是蒋介石玩弄的鬼把戏。当下蒋介石假惺惺地在张信的批语中写道：
“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然后他将信转给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以表明他不计前仇的大度。
张学良来南京第二天，蒋介石便对宋子文提出，要他尽快派人与西安方面联系，索还张、杨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余事再说。
宋子文立即照办。12月28日他召来阎宝航并作了交待：
“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
“什么时候去？”
宋子文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遵命。”
于是阎宝航于12月29日由上海飞往西安。
在西安，阎宝航受到了杨虎城等人的热情接待。
当即杨虎城问：“弟来何事？”
阎宝航答：“受蒋夫人、宋主任、张副司令员之命，特来此交涉那50架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一事。”
说着他呈上了张学良的亲笔信。
“那张副司令呢？”杨虎城立即追问。
“情况不会有变。宋主任来前特意交待，几日内必回西安。请杨主任及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必过虑。”
“既然张副司令有命，飞机和人员的事情我们立即照办。”杨虎城又道：“不过，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问题，还请转告委员长尽快落实。国难当头，不可有误。”
接着西北的将领又反复向阎宝航进谏，托他力促政府兑现诺言，免得夜长梦多，失去人心。
阎宝航当场保证：“不是签发声明了吗，我回去可以再向上峰汇报，决不贪污。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一同带回去。”
杨虎城说：“军中无主就要乱套，尽快让汉卿提前回来。”
就这样，阎定航顺利索回了被扣的飞机和人员，返回南京向宋子文复了命。
可是就在阎宝航去西安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请求为张缓颊”的意思。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10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宣布“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当时只这一纸“特赦令”，从此使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监禁！
宋子文此后三番五次地向蒋介石请求尽快释放张学良，结果却遭了蒋介石的白眼，令他十分伤心。
于是，宋子文无法向西北军和东北军官兵交待，亦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无法向老朋友杨虎城将军交待，更无颜再见到张学良。最后宋子文无法在南京住下去了，便托故悄悄地离开了北极阁，怀着愧疚到上海住处办公。
据说，当年阎宝航完成赴西安的使命后，回南京向宋子文复命。谁知宋子文当下脸色极不好看，他无可奈何地对阎宝航说：“委员长变卦了，不肯放张，我再三请谏也无用。这让我也无脸再见少帅了。”
“可人员和飞机已经放回来了。这不是……杨将军又被我们骗了吗？今后我们还怎么出去办事呀！”阎宝航顿时有些牢骚。
接着阎宝航又一五一十地向宋子文反映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行动自由的强烈要求。末了他又问“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宋子文沉思了一会儿对阎宝航说：“有。你可以去奉化和蒋委员长面谈。”
当即不容阎宝航分说，宋子文便操起电话，直接接通了小妹宋美龄的专线。两人说了一阵，再加上宋做工作，蒋夫人便同意间空航去奉化见蒋介石。
阎宝航立即表示为难道：“我一个人去怕是不好吧。人微言轻的，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再说你们对此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更不应推卸不管，还是善始善终好。”
“那就请李石曾出山，陪你去一趟吧。”接着宋子文又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老先生。
李石曾开门见山道；“此事重大。我陪没问题，只怕是也完不成任务，还是子文和我们一起去。边鼓我们来敲，戏你来唱。”
于是宋子文一行来到了奉化。
当时蒋介石为何在奉化而不在南京呢？这里需作一个交待。蒋介石从西安回来后，为表明他对“西安事变”应付的责任，遂于 1936年12月29日向国民党中央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后经国民党中央加以慰留，并给其一个月的时间回奉化疗养，蒋介石便携夫人回到了家乡奉化。
当时正处在休养中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召见宋子文一行。于是宋子文等人只好住在武陵中学耐心等待，这使宋子文很是心烦。当天晚上，宋子文趁阎宝航和李石曾二位不在之际，偷偷给小妹宋美龄挂了个电话。
宋美龄说：“委员长情绪不正常，很烦。我也给他说了几遍，他就是不回话。我看他的意思是不想见你们。”
“原来是这样。”宋子文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第二天，仍要面子的宋子文在餐桌上对阎、李二位说：“阎先生，上海那边还有事务，我不能在这里多等。你和李石老在这里暂候吧。我要先回上海，回头必要时我再来。”
阎宝航感到不解地说：“这叫什么事，没见到委员长你就要往回走？”
“让他回去吧。”李石曾向阎宝航使眼色道。因为李石曾此时已经知道蒋介石并不想见他们。
宋子文走后没几天，蒋公馆便来了电话，要李石曾马上去面见委员长。
于是李石曾连忙赶到蒋公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假惺惺地表示说：“西安事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好，这是一个信誉。”
“是的。西安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不知委员长有何安排？”李石曾委婉问道。
“我想请汉卿到雪窦山来玩几天，这里风光很美。”蒋介石道：“请你回去把他请过来吧。”
“好。
就这样张学良又由南京转移到奉化。名日游山玩水，实则是“严加管束”。
后来，李石曾回到上海向宋子文汇报时叹气道；“看来张学良难回西安了。”
宋子文则更是叹气：“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个结果。”
过了好一阵子，宋子文又问：“委员长没提别的事吗？”实际宋子文问的是在西安晤谈时蒋许诺的“改组政府”一事。当时，蒋介石答应由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
李石曾摇摇头说：“没有提到。”
宋子文失望极了，但对蒋介石亦毫无办法。
在张学良被国的最初日子里，宋子文还断不了到张学良的囚禁之地走走转转，陪张说说话。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都不乏恻隐之心，他们经常去给张学良送些日用品和名烟名茶之类。
那是1937年暮春一天，两辆桥车迎着落日的晚霞，向层林尽染的雪窦山爬去，路显得越来越陡……
这是宋子文和宋子良在参加了蒋介石亡兄的丧礼后，经宋子文提议，兄弟二人特意来雪窦山看望少帅张学良的。为争取释放张学良，当时宋子文已与蒋介石搞得很僵。
当天，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亲眼目睹了这次会面。事后段记录如下：
宋子文、宋子良吃完午饭后，在蒋家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弃车步行10余里，到奉化天目山的一座石刹里去看张学良。这座石刹据说是奉化最大的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左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而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兄弟俩出来。只见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子文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潜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到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俩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仍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当年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当时宋子文曾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个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沉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因患急性盲肠炎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切除了阑尾。
此时宋子文尚在美国未回，戴笠便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
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其电云：
顷间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已。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当时张夫人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于风至相伴，流转各地。不久于风至积郁成疾，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当时，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病情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也说明宋子文对张学良一家是深表同情的。
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东方已现微微曙光。
由于国防落后，中国空军在30年代初期方才筹建，从黄埔军校六期学员中挑选了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置了航空署。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才成立了航空委员会。
当时，若不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自愿献身于航空事业，并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援助飞机和航空设备，中国的航空事业还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这些事情，都是到会者有目共睹的。眼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但由于作战频繁，其实真正可供作战的当时尚不足百架，许多飞机早已毁坏却未注销。因此，每次航空委员会例会，大家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在目前，空军只能零星地派一些飞机去上海作战，勉强能解前方的燃眉之急。
如今又是这样，讨论了大半夜，在座者却一筹莫展。主持会议的周至柔一想到天亮后宋美龄就要听汇报，便如坐针毡一般。他不得不点名叫下属发言了。
“邦初，”周至柔招呼说：“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 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 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宋氏姐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他们在武汉组织开展了国际宣传周。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等各界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其次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也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当时他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同日，宋子文、邵力子也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正、副会长名义致电世界反轰炸大会，要求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制止日军暴行。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利用大功率电台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呼吁。
当时，宋子文、邵力子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7月24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通过了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之决议，强烈呼吁各国对日军轰炸加以制止；并主张按国际公约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及停止以军火供应日本；同时亦反对与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相抵触的任何解决中日战事的办法。
与此同时，宋子文等人还创办了《反侵略》周刊，集中载文介绍和论述世界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情况，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最新态势。该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刊载了冯玉祥将军的《为国际反侵略运动打先锋》一文，文中热情歌颂中国人民一年多来英勇斗争做出巨大牺牲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对动员中国民众坚定胜利信念均起了积极影响，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
1938年6月，宋庆龄、宋蔼龄和尼赫鲁、罗伯逊、冯玉祥等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该同盟旨在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进一步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办公所主任、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为秘书、邓文钊为财务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英国爵士府邸旁边一座楼房里，并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当时宋子文因中国银行由上海迁往香港，亦住在德辅道广东银行楼上。在宋庆龄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会长职务。姐弟俩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此时又重新携手并肩走到一起来了。直到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联合通电谴责蒋介石时，宋子文为维护国民党集团利益，便在美国发表了《关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明》。宋子文在声明中说：“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蹂躏的平民。而宋子文退出同盟的借口是：“同盟不应该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于是，宋子文在当时的关键时刻，又一次背弃了他的二姐宋庆龄。此是后话了。
1940年6月14日，蒋介石委派宋子文赴美并在致美国罗斯福总统函中说：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党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往华府晋谒，彼因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子亲切之洽淡，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当时宋子文夫妇抵美后，即发动了他的外交攻势且进展顺利，并且当年就收到效益：美国政府宣布可以钨砂为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予中国，供中国政府外汇之需要。同年10月22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签字，李干代表中央银行签字，在华盛顿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中美钨砂借款合同》。该合约规定：美国于本年内贷予中方2500万美元，年息4厘，分5年偿付还清。美方购买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国钨砂，以其“净收入”为借款担保。
当时，美国密切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1940年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与汪精卫签订“日汪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前一天，罗斯福要求其财政部长摩根索再安排一项50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当时宋子文在与摩根索会谈中指出：蒋委员长需要二亿至3亿美元，但目前可先予1亿美元，并要求美方立即宣布。摩根索在请示罗斯福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旋同意了宋子文的要求--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贷款，其条件是中国必须答应把这1亿美元用在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上，以牵制100多万侵华日军；从而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以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速度。当时此项贷款分为各5000万美元两个部分：一部分由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用于支付中国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购买的粮食、汽油、坦克和卡车；另一部分由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平准基金，用来帮助中国稳定币值。开始美国财政部只准备实际支付3000万美元借款，其余2000万美元由孔样熙1937年7月所订立黄金作抵押的借款补足。宋子文在与美财政部官员谈话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声明：如果这次平准借款不能实借中国5000万美元，就是政府公开接受，我个人也不愿接受。因此，当晚双方不欢而散。后来，美财政部经慎重考虑，决定采取宋子文的主张，实借5000万美元，并打电话邀请他开始洽商条件。为了管理这笔巨款及处理由此而来的复杂交易，宋子文着手在纽纽设环球公司，以便出面购买军用物资，然后将这些物资经国际补给线运抵中国。
在美国宣布贷款1亿美元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
接着1941年的2月4日，中美签订《金属借款合约》。美方由进出口银行借款5000万美元，其中2500万美元交现款，不限用途；2500万美元贷款随用随支，条件是年息4厘，7年偿清。同年4月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李干代表中央银行，又与美国和英国分别签订了“平准基金协定”；英美两国分别贷予中国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以支持法币并稳定法币对美元、英镑兑换价格。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次英美贷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在要求美国扩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同时，一再电令宋子文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军事援助，尤以空军为重。抗战初期，日寇有作战飞机2000多架，中国则不到500架，且缺乏弹药。当时中国在空军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因此抗战之初日军完全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肆意对中国大后方狂轰滥炸，就连陪都重庆也难幸免。中国空军虽几经整补，又由苏联提供了近千架飞机，仍不敷使用，空军作战人员亦十分缺乏。1940年7月10日，蒋介石叮嘱宋子文向罗斯福提出从美国出售法国的各种飞机中，转让最新型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100架给中国。9月27日，宋子文要求重庆国民政府速告所需飞机种类及数目、发动机式样。机关枪和小炮等数目，并饬请美国退役上尉军官、当时已担任中国空军战术指导的陈纳德拟定一个训练中国飞行员的大纲，由美国协助训练中国飞行人员2000名。其生源一部分由华侨中挑选，另一部分由国内初级飞行毕业学员中选送。同年10月，蒋介石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协助宋子文一道工作，具体洽商购买飞机事宜。于是，陈纳德花了许多时间与宋子文及宋的朋友们一起，拟定一个采购清单，并设法从各个渠道购买战斗飞机。
1940年12月9日，宋子文对摩根索财长说：中国需要500架飞机。但摩根索回答说，这等于要500颗星星，因为当时美国已经许诺向英国提供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英国一次就向美国订购14000架，不久又请求美国政府添购12000架。而彼时美国飞机生产产量有限，各厂订货均超过1941年年底。
当时宋子文为说服摩根索，便将空军的调查报告送给摩根索阅示，力陈中国若能得到500架飞机就能牵制日军1500架飞机，遏制日本陆、海军南向攻击太平洋群岛的利害关系。终于，他打动了摩根索。摩氏建议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如中国空军即行轰炸东京和大皈的话，他可向罗斯福请示从英国所订的且已制成最大最新式的72吨轰炸机--俗称飞行堡垒，拨给中国若干架，并可搭配若干架驱逐机保卫空军基地。宋子文随即向蒋介石报告：“自文东日（即1940年12月1日）为维护法币借款实数事与摩财长力争后，摩态度反加亲善，真所谓西洋人脾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借款大大增加，合计为5．5亿美元。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5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而在向美国借款方面，可以说宋子文当年是出了大力的。
2．孙夫人香港活动片断
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莫里哀路宋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对此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宋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新近出现的共同抗日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而且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准备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在宋庆龄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的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宋庆龄和宋蔼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一时间，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后来，该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宋美龄听说后激动万分，除给二姐打电话外，她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宋庆龄处，以表示她对二姐胸怀坦荡和磊落无私的无比钦敬。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以比上次“-·二八”淞沪抗战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并组织抗日宣传。一时间，她比以往更忙了。当时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她还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并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宋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该女中附近居住的居民就赶做出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宋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仅9月5日那一天，上海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救国公债。
当时宋蔼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一次，宋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并期望通过她们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宋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紧急关头，宋蔼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政府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当即宋蔼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宋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不久就是1937年的11月，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一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结果，往往使官员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当时国民党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了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于是，日本侵略军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最后还是攻占了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往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1937年岁末，南京军民虽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但最后南京还是失守了。于是，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致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南京大屠杀”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当时，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此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希望利用宋庆龄的声望，所以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撒。此时，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重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转移香港和宋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都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彼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同时因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人和华侨联系，并且宋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很方便地把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宋庆龄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时，宋庆龄立即表示，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办，并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离开上海前，宋庆龄发表了致国际友人的声明。她用铁一般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各国都来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还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抵制、封锁、制裁的办法去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中国的抗日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时宋庆龄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及早对侵略者进行惩罚，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侵略，使其他国家免遭法西斯的进一步入侵。
在当时西方一些大国沉湎于拿中国作牺牲品去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胃口、从而保存他们自己时，宋庆龄的识见已经洞穿了时局发展的趋势；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以致后来发生的情形早被不幸言中--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极大损失；随即日本进攻香港、新加坡和缅甸等地，又使英国损兵折将，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1937年12月23日，一个寒冷而灰暗的早晨。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缩起了脖子，紧盯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但是，特务们没有发现今天与往日有任何不同之处。
上午有两位外国妇女被邀请进入了孙夫人宋庆龄家中，窗帘半遮着，可以看到宋庆龄与这两位外国女士谈笑风生。她们边谈边饮咖啡，壁炉里炉火熊熊，驱赶着严寒，一明一暗的炉火辉映着她们的笑脸。
今天一切正常--国民党密探发出了报告说。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本特务亦向其特高课报告说。
然而，一条事先商定好的秘密指令却在此时发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接到宋庆龄的电话，立即雇了一辆出租车悄俏地驶近这所房子，平稳地停在了后门的墙下。车子刚刚停住，孙夫人宋庆龄和女佣李姐就出现了。当即没有任何交谈，车门无声地打开了，孙夫人和女佣李姐迅速从两侧车门进入车内。“沙--”旋即汽车箭一般地向码头疾驰而去。
而此时两位外国女士依然在室内大声谈笑，似乎主人仍在盛情招待她们。
其实，这两位女士今后很长时间里，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她们是宋庆龄请来在她外出时负责照看这所房子的，同时她们今天也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即掩护宋庆龄平安离开。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没有想到这一招，他们还站在寒风里，为这两位不知名的外国妇女放哨巡逻呢。
上海外滩码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上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名义上还是独立的，还在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管辖。其他外国侨民当时也正在撤退，几艘渡船正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往江心的大轮船上。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大逃亡时的混乱景象。而且本宪兵和特务也夹杂其中，查访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时间，寒冷、恐怖、混乱和灰暗构成了这里的主调。
此时那辆出租车开到了外滩码头，下车后就用头巾掩住半个脸的宋庆龄，挽住艾黎的胳膊，两人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旁若无人地向挂着外国旗的渡船走去，俨然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身后，紧跟着提一个小包袱的李姐。那些特务和密探瞪起凶狠的眼睛，但是没人朝他们望一眼，他们也无法看出任何破绽。就当一个恶棍注意到宋庆龄的半边脸庞有些像中国人，刚刚伸手准备拦截盘问时，宋庆龄和艾黎早已跃身一跳，上了渡船的甲板。
宋庆龄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李云小姐，此时也在这艘船上。
渡船开出很长一段时间，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宋庆龄才与李云接上了头。
李云在船上向宋庆龄汇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宋庆龄到香港后的安排，宋庆龄当时表示完全同意党组织的意见。
她们到达香港那天，正值圣诞之夜。到处灯火通明，一派欢乐景象。宋庆龄刚刚来到住处，一位白发长鼻子的圣诞老人就向她献上一份可爱的礼物。在这里她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长期对她的骚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支援抗战、保卫中国的斗争之中。宋庆龄来香港后的心情，顿时就像明净的天空一样，愉快起来。
1938年3月，在香港的宋庆龄接到了一个通知，邀她到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香凝也接到了通知。当时去还是不去，两人商议后决定，不亲往参加，但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国民党的此次会议是在当时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召开的，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个重要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宋庆龄仔细审读了这些文件，她感到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同时在很多问题上，又显得极不彻底。为了促进国民党继续向进步的方面转变，阻止其向反动的方面倒退，宋庆龄与何香凝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声明。
于是在香港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这两位现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女性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起草她们的重要声明。
“国民党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包含进步因素的纲领，那么就等于给了人民一个合法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推动它前进……”宋庆龄说。
“是的，这个纲领还可以按进步的立场去解释，用这个纲领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何香凝也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
“好！这个声明的题目我已经有了！”宋庆龄立刻笑着说。
“哈哈，肯定要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这一句！”何香凝也说。
“‘不错。我想的正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这个题目，你看怎么样？”
“好！我们的文章就做在这个‘拥护’上。”何香凝击掌叫好。
“我们要首先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个纲领。嗯，写上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
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犹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陷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剥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或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当时，宋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7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哪里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宋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肯定又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啦。”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宋庆龄倒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骂。”何香凝又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一定会产生强烈反响的！”宋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1938年4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定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又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早晨。
宋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宋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眼下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本飞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宋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本侵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当时那位朋友对宋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渡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说到广州，宋庆龄柔情似水；而说到侵略者，她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当即宋庆龄挥挥手，毅然踏上了轮船的跳板。国难当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了。
当时的形势是，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宋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眼看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着广州。
当时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全力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宋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写下了她直接投身抗战的又一光辉篇章。
这一次，宋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宋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此次前来广州，使宋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她决定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宋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里亲临广州，时任广州市长的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她们心目中的国母和民族英雄。
在广州宋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并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此次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并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意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宋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那天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相问候。接着，邓颖超专门向宋庆龄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当即宋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宋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并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广州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当时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宋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
后经宋庆龄同国民党驻香港“抗敌后援会”极力争取，终于，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去延安，再碾转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讲过：“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当年，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
这一天，迎着初升的朝阳，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保盟目前没有办公室，宋庆龄就把所有办公地点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也是为了节省经费。爱泼斯坦倒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在孙夫人身边工作，直接聆听她的教诲。今天上午，他必须赶出保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的第一期。稿件他倒是不愁，感到为难的是这个机关刊物还只能油印。那么，他今天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任刻写蜡纸和推油印机的工人。他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通迅社--美国合众社的大记者，今天操起这种原始的工具，似乎有点与身份不符。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他边走边吹起了口哨，最初遇见孙夫人的那一幕，不禁又浮现脑际……
那还是广州沦陷以前。那次盛大的广州火炬游行队伍在大街小巷婉蜒行进，当队伍行进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时，利用门前的一大片空地，群众渐渐聚拢起来。当时，宋庆龄被拥到一块高地上，向游行者发表了讲话。而宋庆龄看到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一些是外国人，便就一些国际问题激昂地讲了起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完全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则是一场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世界各国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中国人民抵抗侵略，制裁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有些国家却提出了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比如，英国政府率先提出在上海建立‘中立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它的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但实际上呢，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对侵略者却起不到限制作用。有人可能以为，这样可以换取日本对他们利益的不侵犯，但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比如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经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和破坏。日本军舰拦截英国的商船，扣留和破坏香港领海的海关巡逻艇；仅在上海，英国已有数百万英镑的财产被日本的军舰和轰炸机所破坏。
至于说到美国所谓禁止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这也是虚伪的。近日日本飞机对广州的轰炸，身在这里的美国侨民你们不感到最难受吗？因为落在你们四周的炸弹，就是美国制造的，敌机就是美国汽油发动的。而美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日本轰炸机追击美国大使，险些使他送命。美国政府应该明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
这时，听众中呼起了口号：“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制止日本侵略！”
当时周围正有一些岭南大学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他们听了宋庆龄的演讲，有的摇头叹气，有的耸肩摊手；也有的人皱着眉头表示怀疑：“真是这样的吗？”
这时一位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孙夫人讲得太对了！我就清楚地知道，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有80％是购自美国的。”
“真的？那我们应该向政府写一份报告，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目前的方针，再不能姑息和纵容侵略者了！”周围的美国人情绪激动起来。
宋庆龄借着火把的亮光，仔细注视了一眼刚才讲话的小伙子，然后悄声问身边的格兰尼奇：“这个白人小伙子是谁？”
格兰尼奇诡秘地一笑：“他呀？夫人是同他打过交道的，应该知道他的大名，他就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不过您同他还没有见过面呢。可是他对夫人并不陌生，早就是夫人的崇拜者了。”
“嗅，爱泼斯坦！那是一个正直的、有头脑的年轻人。游行结束后，请你设法找找他，我想同他谈谈。可以吗？”
“那太好了！他曾给我主办的《中国呼声》写过稿子。一次谈话中，他得知我同夫人熟识后，曾要求我安排一次同您的会面，我还没来得及同您讲呢，现在夫人主动约他，也算是帮我还了欠帐啊。”
第二天，爱泼斯坦早早就来到了宋庆龄住处。
“小伙子，能给我先谈谈你的情况吗？”宋庆龄满面含笑地问。
爱泼斯坦当时虽说采访过不少名人，但像眼前这样面对一位世界知名人物，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谈话，还是不多的。他多少带出点腼腆来：
“孙夫人，我……我是个很普通的人……”
“啊，小伙子，我们随便聊聊。我们过去打过交道，但是一直无缘见面。昨天晚上你的几句话，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已经感到，你在中国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的。”
“感谢夫人夸奖。我还是说说我的简要情况吧。我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美国，但童年是在中国的天津度过的。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哦，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这么简单？”宋庆龄笑着问。
“对！还有，我在十几岁时就读了美国文森特·希恩写的《个人的经历》那本书。文森特在这本书中对孙夫人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深表钦佩和赞赏。自从读过那本书后，我就对孙夫人充满了敬意；并且一直想见到夫人，想能够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的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后来当我在天津英语日报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常常收到有夫人签名的声明和呼吁书。比如，有谴责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罪行的、有1933年在远东反战大会上的演说、有营救‘七君子’的声明……”说到这些情况时，爱泼斯坦已经丢掉了最初的那种羞涩表情。他思路明晰，口齿伶俐，脸上洋溢着对孙夫人的虔诚敬重之情。
“哟！你还记得真清楚。”宋庆龄说。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文章是不很多见的。夫人的文章中总是充满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思想。尽管那些文字常常是一些字迹比较模糊的复写本，但每次我都要不惜费时逐字辨认，然后誊写清楚，再把它发表出来。当时我曾多次想给夫人复信，以表达我的感想。但是很遗憾，夫人的文章往往是装在没有复信地址的信封里寄来的。”
“谢谢，谢谢你帮我发表那些文章，也谢谢你帮我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那时不写明地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想你能够理解吧？”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不必谢什么，夫人。倒是我应该谢您。是您的那些文章，使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了解。”爱泼斯坦说。
“好啦，现在情况不同了。那一段黑暗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国共两党已经捐弃前嫌，携手抗日。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抗日还缺乏了解，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加强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眼下我非常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朋友来帮助我进行这项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在这方面帮我？”宋庆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如果夫人以为我能够胜任的话，我是非常乐于接受这个任务的。我在中国出生，也算半个中国人吧。在夫人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出力，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如果必要，我甚至愿意辞掉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即爱泼斯坦站了起来，庄严地像宣誓一样举起了右手。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小伙子。呵--不，爱泼斯坦同志！”宋庆龄紧紧握住了爱泼斯坦的手……
此后，爱泼斯坦果然辞去了合众社记者的职务，一心一意编印《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当年这个刊物在他的主持下，除了发表宋庆龄一系列致国际友人和华侨的函电文章外，主要刊登外国朋友在中国采写的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报告和评论文章。由于它坚持用事实说话，客观、真实、可信，加上爱泼斯坦的加工润色，文笔朴实，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且新鲜及时，很快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于是宋庆龄十分庆幸，找到了一位对外宣传的好助手。
后来，经过宋庆龄的努力，《新闻通讯》得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支持，不久就改为铅印的刊物。此后，《新闻通讯》和保盟编印的其他刊物广泛发行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一时几乎遍及五大洲；其时对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以捐款或捐赠实物的方式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那天，大船主克里斯蒂聚精会神地读着挪威援华会成员安桑带来的保盟编印的《新闻通讯》。他一会儿轻轻点头，一会儿攥紧拳头在桌上咚咚敲着。过了一会儿，他把小册子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
“先生，您认为中国军人同侵略者战斗的精神怎样？”安桑抓住时机问。
“这些军人作战的确是非常勇敢的。不过，敌人打进家里了，叫我也会拿起武器同敌人决战的。”克里斯蒂眼睛并不朝这边望。
“但中国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只有落后的老套筒，原始的炸弹，却敢于同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战，而且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样的军人令人钦敬！”
“我们西方有一句名言：‘剑短，就向前一步！’武器落后，当然只能靠勇敢了。”克里斯蒂还是这种口吻。
安桑并不灰心：“武器落后可以靠勇敢弥补，可是他们在寒冷的冬天连棉衣也没有，负伤以后没有药品治疗。我想您在材料上看到了，八路军根据地一位伤员截肢时甚至只能用锯木头的锯子，你不感到他们确实需要援助吗？”
“这种情形是让人同情的，不过我当初创业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不经苦中苦，哪得甜上甜呀？”
“克里斯蒂先生--”
安桑涨红着脸：“这么说，您是不准备为那些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士们提供帮助了？”
“我那样说了吗？”
安桑脸上露出笑容：“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克里斯蒂先生，那么您准备捐助多少呢？”
“我说过要捐助了吗？”
“什么？您到底还是不愿帮助中国呀？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你白白耽误了我半天时间！不同情别人的人，上帝是不会保佑他的！你的船队在海上将遇到风暴，撞上冰山！你将变成一个穷光蛋！到那时，看谁肯施舍你一餐饭吃！你会饿死的！’） 安桑气呼呼地抓起帽子，转身准备离开。
这时，克里斯蒂又开口了：“安桑先生，好大的脾气呀！你不要忙走，我们再谈谈嘛！”
“还谈什么？还要再白白耽误我的时间吗？告诉您，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都向中国人伸出了他们的援助之手。即使您一分钱不出，他们也将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的正义战争也会取得胜利！”安桑的愤怒之情仍旧溢于言表。
克里斯蒂倒不愠不火：“安桑先生，你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为中国人募捐，你的确是挪威人中的俊杰。可是你说话的艺术还欠火候！我早已拿定主意要捐一笔钱。但老实说，并不是因为你的游说，而是因为我刚才读了宋庆龄女士的文章，她的那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炽热情感打动了我。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钱并不是白来的，要我出钱，我是有条件的。”
“要什么条件，您说说看？”
“全世界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圣洁女神，我也对她无限景仰！如果她能答应……”
“说……答应什么？”安桑参加的挪威援华会是保卫中国同盟直接促进建立的，与保盟联系密切，因此宋庆龄不仅是保盟的主席，也是这些援华会的精神领袖，安桑对宋庆龄十分敬重。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宋庆龄有一点儿不敬言行。此刻他早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准备对面这个老家伙一旦说出无礼的话，就给他来个满脸开花。
克里斯蒂对安桑的动作却毫无察觉，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如果她能答应在我的捐款收据上亲笔签名，我立即把钱汇往香港。”
安桑此时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但他立即又想到，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每天捐往中国的款项和物资该有多少，如果都要孙夫人-一签名，怎么可能呢？于是他狠狠地盯住克里斯蒂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不出您还有什么诚意！”说完转身就往外走去。
克里斯蒂追了出来：“我要捐500万盾，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炮兵营的！”
安桑头也不回：“您还是把它留给自己吧！”
克里斯蒂急了，他两步追上抓住安桑的胳膊说：“安桑！你无权替中国人拒绝捐款！”
安桑望了望对方，嘴巴微翘，露出一种嘲讽的笑意，什么也没说便走了。
当时克里斯蒂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落手。他望着安桑远去的背影，又使劲喊了一声：“安桑，我等着你再来。”
香港，西摩道21号。保卫中国同盟新建会址。
克拉克女士拿着电报悄悄进来，看见宋庆龄正全神贯注地起草一篇文稿，便在宋庆龄身后站住了。
“你好，克拉克！有什么事？”宋庆龄问。
“啊孙夫人！您并没有回头，怎么知道身后有人？又怎么知道是我呢？”克拉克惊奇地问。
宋庆龄回头莞尔一笑：“大概是第六感官吧。”
“怪不得那些特务都不能暗害您，您有中国神功吧？”
“什么事情，请讲吧。”宋庆龄转移了话题。
“是这样，挪威援华会电报说，一位挪威船主有意捐款，但他坚持要夫人的亲笔签名。挪威援华会询问是否答应那个船主？”
“哦--有这种事？”宋庆龄不无疑惑地说。
“孙夫人，我看不必答应。这些实业主算盘拨得很精，说不定他们会拿了夫人的亲笔签名去为他们的企业作广告。他们的捐款从来都是不赔本的买卖呀！”
“嗯，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宋庆龄未动声色。
停了一会儿，克拉克女士又开口了：“当然，孙夫人声名远播，也许有人出于对夫人的敬意，只不过想借此得个纪念，要是那样的话……则又当别论了。”
“好吧，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人家拿出钱来帮助了我们抗日，我签个名又有何不可以。孙先生生前常讲，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签名比起牺牲性命来，总是微不足道吧！”宋庆龄说。
终于，克里斯蒂如愿以偿，非常高兴。他把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原件锁进保险柜，却把影印件挂在办公室里，还刊登在当地报纸上，引得许多人羡慕不已。很快，英国的纺织业主、美国的农场主、加拿大的林场主和新西兰的渔业主等等，纷纷向中国的抗战慷慨解囊。当时这些人一方面确实是支援了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也有得到一个宋庆龄亲笔签名的小小私愿。于是，宋庆龄不论工作多忙，只要捐款人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她总是给予满足。那些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和保盟成员的努力工作，世界各国成立的援华会多达100多个，各种捐款和物资源源而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日各个战场。而宋庆龄因为要不停地给捐助人签名，她柔嫩的手指上竟磨出了茧子。
进入9月后，香港还是裤暑炎夏、热汗沾衣的季节。
一天，宋庆龄在保盟仓库整理各地捐赠的物资、药品，整整忙了一天，汗水把她的后背都浸透了。一向爱整洁的宋庆龄是从来不让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她随时都注意把自己的衣裙整理得妥妥贴贴，保持一种雍容华贵的风范。可现在，为了把各地捐赠的物资尽快运送到抗日前线，她自己亲自下仓库，和工作人员一起查点过数，一起分类整理、造册登记，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回到保盟总部，秘书立即劝她赶快洗澡、更衣。就在这时，通讯员通报说有一位自称是陈嘉庚代表的华侨来访。怎么办？是立即会见还是让他先等一会儿，待宋庆龄洗完澡再见？秘书告诉通讯员，你让他在传达室稍等一下，说孙夫人正洗澡呢，马上就来。通讯员刚要转身离去，宋庆龄忽然举起一只手道：
“慢！”她回头又对秘书说，“你现在下去亲自把人接上来，我先换个衣服马上就见。”
秘书为难地说：“夫人，你一身热汗，满面灰尘，这个样子怎么能会见客人呢？这不仅关系到夫人的形象，也关系到保盟的形象呀！”
“道理回头再讲，你快下去接人，无论如何不能怠慢了我们的华侨。”宋庆龄态度坚决。
随即宋庆龄简单抹了一把脸，换了一件上衣，就同这位华侨攀谈起来。原来他是受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派遣，来找宋庆龄协商有关召开“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事宜的。那位华侨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其中既有海外华侨热心抗战而不惜毁家纤难的，也有先期归国参加抗日而受到国民党政府冷落的情况。当时他代表陈嘉庚先生提请宋庆龄注意这些情况；并争取通过此次华侨代表大会能够使华侨的热情得以保持，且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当时，宋庆龄非常重视他反映的情况，亲自做了笔记，并对那位华侨能够及时提供这些情况表示衷心感谢。那位华侨临走时，对宋庆龄表示了歉意。他说：“我已经知道夫人您在保盟仓库里忙了大半天，一身热汗，澡还没顾上洗。我本该等您洗过澡休息一会儿再谈，但是我今天另有一件急事，如果再等就来不及了。我请您原谅我的冒昧，同时我从这件事上也看到了您同孙中山先生一样，对华侨有一颗火热的心。昔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孙夫人能这样至诚待我，必能同样对待其他任何人！看来，全世界各地华侨总动员，为抗日大业竭尽绵薄之力，期期可望矣！”
那位华侨一走，秘书对宋庆龄说：“夫人这样不顾劳累而立即接待一位华侨，实在是应该的。可惜我刚才没有理解夫人的心意。想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大业时，得华侨资助最多，夫人对此定有深感，与他们感情上联系紧密……”
宋庆龄接口道：“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因中山先生得华侨资助最多之故，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不假。但还有一层意思，华侨是祖国的赤子，他们身在海外，思乡爱国之情尤深。祖国的兴衰荣辱，他们往往有切身体会。所以抗日事起，他们为了抗战救国，大都竭尽全力，真正是‘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这样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我们怎可不以赤心相待、尽力抚慰呢？可是抗战一年来，蒋介石政府中一些腐败的官员，对华侨的抗日热情却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对自愿捐款的人不能尊重人家的意愿，对不避生死愿上前线杀敌者不能及时给予妥善安排，结果冷了这些爱国华侨的心。此事已经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是向那些腐败官员算帐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以自己的姿态，使人家的热情受到激励和鼓舞，以期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保盟在这方面的形象，比我个人身上有无汗渍的形象更重要啊！”
“夫人说得极是。我看今天来人谈的一些情况非常重要，夫人在这次华侨代表会议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发表一个讲话…… 秘书及时地提出了建议。
“说得对，存些问题我一定要讲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打腹稿了，到时你再帮我推敲一下。你想，抗战一起，陈嘉庚先生立即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等赈祖国难民总会’，司徒美堂先生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晌总会’，募集了那么多的捐款、衣服和药品，对抗日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种行为一定要鼓励。去年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各地华侨一致推我出任名誉主席，还不是大家认为我与广大华侨感情深厚，与国共两党和抗日军队都有联系，希望我能从中做些协调的工作。这次华侨抗敌总会会员大会，我一定要讲出大家的心声，并把他们的愿望转达有关方面，把华侨参加抗日的工作组织协调得更完善、更周全。”
不久，在宋庆龄的积极参与和热心筹备下，华侨抗敌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了。当时每有一批代表到达，宋庆龄都要亲往看望，同他们热情交谈，询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情况，他们对抗日大业的想法，他们在支持抗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并征求他们对保盟以及国内抗日作战的意见。当时代表们都十分感动。许多人说，单凭孙夫人的为人和工作作风，我们也要为抗日多出钱多出力。闭幕式上，宋庆龄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她那清丽悦耳的声音，激动着每一位与会者的心扉：
“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加强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她鼓励华侨无论在参加抗日工作上还是在其他活动中，都要做到爱国一家，不要分什么地域帮派，要使全体侨胞能够“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亲诚合作”。
宋庆龄在讲演中还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在以往接待华侨工作上的缺点。她说：“一年以来，先后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时有所闻。但惜我政府对回国服务侨胞，未能妥予招待，亲切接洽，予以指导。致使久离祖国之侨胞，深感人地生疏之苦，请缨无由，进退两难，访惶歧路，有挫华侨之壮志热忱。深望我政府今后对回国服务之侨胞，对国内华侨团体，予以亲切的扶植，给子工作的机会。对海外侨胞、救国团体，应加强联络，经常给以政治上精神上的帮助，尽量为华侨解除痛苦与困难，更多为华侨谋福利。”
宋庆龄的讲话，不但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也为保盟接待华侨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与会者深受鼓舞。会后，宋庆龄又代表保盟给陈其援、赵建生等著名爱国华侨写信，对这些旅美华侨屡次汇款援助祖国抗战将士表示感谢。
当年宋庆龄对华侨的一片苦心，旋即得到了理解。那次大会以后不久，欧美以及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都纷纷成立了支援抗战的爱国华侨团体。他们或筹款、或直接派人回国参战，做了大量工作。如一次在筹募前方将士的棉衣时，宋庆龄一纸电文发出，仅在南洋一地一个月就募捐了寒衣30万套。还有一次新四军急需预防虐疾的奎宁丸，这种药当时只产于爪哇，市场上十分紧俏，有时有钱也很难买到。而当宋庆龄把这个信息发出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想方设法，竟买出了5000万丸寄回祖国。仅此一项就挽救了多少抗日将士的生命！所有这些，实属罕见之成绩。抗战进程不到一半，各地华侨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在华侨中募捐，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时只有宋庆龄能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