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大姐宋蔼龄。接着是小妹宋美龄。只是因政治不认亲情，所以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慨叹人生不公。反正宋子文当时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事先你们为何不来，还不都是事后诸葛亮！
宋美龄当然理解长兄的心情，便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毕竟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呢……他是他，我是我，我能做到的眼下也只能是这些了……”
宋美龄的一番话多少使宋子文恢复了些理智。
这时宋蔼龄在旁接过话题劝道：
“作为大姐，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对你的骨肉真情。事实已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心痛。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子文你一定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么？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找机会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的。”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委屈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这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嘛。”宋美龄道：“何必事事参与，到头来累个要命，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
“倒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开手指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经济。那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宋蔼龄又开导道。
“那么按大姐和小妹的意见，我就去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吧。”宋子文终于露出笑容。
接着大姐和小妹又帮助宋子文分析了形势，宋蔼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支配，这是汪精卫已决定了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组成。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界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可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有些好处，现在恐怕还难以估计呢广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介石吹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并形成一个专门机构，法定下来。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我看实际上不比原来那个财政部长差。”
于是没过多久，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那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在会上他侃侃讲道：“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如此，才能再生产，并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以便监督和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国民卫生事业等。如现有的棉业不能立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云云，均为空谈。”
最后，宋子文要求国人积极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933年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子文任命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 28名新委员，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和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元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草案：
“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元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元为赣省治标费、100万元为治本费”；“续筑7省联络公路拟拨650万元，卫生事业50万元，赣省建设事业190万元，西北建设事业拨250万元，棉业统制拨100万元，蚕桑改良拨75万元，茶叶改良拨6．4万元，燃料研究拨10万元，调查研究拨20万元，所余作预备费。”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其报告中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棉麦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经过。他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定计划并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当时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从而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严。
在掌声中，宋子文继续讲道：“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有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5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渲关至西安段，1934年底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勘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5个委员会，即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等等……”
当时，可以说宏伟的计划既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落实如何，国人总归要看到希望。宋子文就是从这里切人，从这里起步。并且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而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利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径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能企望像欧美交通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已有计划，只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倘西北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够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宋子文认为，要发展棉产，应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宋子文认为，“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畜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是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卫生方面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元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表示“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同年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当地各界群众自发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于是宋子文再次发表演说。他首先赞美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此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提出：“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以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子文最后希望当地各界团结一致，倾尽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西宁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同年5月17日他由宁夏银川回抵西安，18日由西安返回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威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当时的“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以致民不聊生”，宋子文还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则称须待讨论后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当时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能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西北考察经过。其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径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应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之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允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而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国防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乎不知卫生为何物。”他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疗卫生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子文主张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他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畜种等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他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子文主张“禁种婴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并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支持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径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以及陕西运输机关所需经费4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当时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同时，变更了宋子文考察西北前由经委会原订的西北建设计划。其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度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 50万元，宁省约 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 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 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 10万元，尚欠 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可以说，宋子文的确是一位务实者。在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下，1935年6月，南京政府发起了经济建设新运动，并与当时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辅相成；一时声势浩大，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5．兴办实业--攫取私家财富
应该承认，宋子文当年的金融思想，可谓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
当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已是宋子文考虑许久的想法了。早在1933年，宋子文在财政部长任上时他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在出访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亦称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最初的雏形是，这种联合企业应该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以代替此前的国际银行团。应该说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最后构想流产了。探究原因应有两个：一是这一联合企业最初没有包括日本，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此一计划；二是宋子文偏巧时运不佳，当年10月就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当时，宋子文当然不会甘心这种失败。
于是在辞去财政部长之后，宋子文便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他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型的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并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其资本却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在宋子文眼里应该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宋子文的多方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参加庆典的有不少来自南京和上海的重要头面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以及财政部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还有银行家张嘉、胡宪、徐新、周作民、钱永铭、贝祖治、陈光甫等人。
宋子文亲自剪彩，一时鞭炮齐鸣，热热闹闹。
典礼仪式上，宋子文首先讲了话。他介绍说，该公司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主旨在调查了解备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则可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该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该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购买5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
4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当时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和贝祖治当选为执行董事并执掌公司全权。股东大会，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并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
当时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其所仰仗的仍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何愁发财不成！当时和该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该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们，基本上是同一网络上的人。因此该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当时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借款时，就找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该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则以印花、卷烟和酒三税作担保。而待该公司没有资金时，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借来。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然而，孔祥熙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当时政企不分，该公司得到政府关照，于是效益看好，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只是1000万元资本，但一年后即1936年的6月就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于是，该公司1936年纯利为190万元，其盈利额度相当于资本额的20％。
本来，该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后来在这方面却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致使国外投资者不多。最初，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并于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甫铁路。1937年宋子文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可惜这两项投资方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中止。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后来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也便发生了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宋子文采取了行政干预手段。
那天，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时任建设银公司总经理的弟弟宋子良召来，兄弟二人开始进行筹划。
“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难免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办请大哥直言就是。”宋子良道。
“我所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两个地区的势力，同时壮大建设银公司的实力。”
“那好吧。”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分公司尽快都成立起来。”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一个个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
首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分公司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当时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正式签署协议，拟开发上述计划中的电力公司和煤矿。
接着就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江西分公司的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达江西南昌，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事宜。次年3月，宋子良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水电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嗣后，由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了当时全国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并向纵深发展。
且说当年的全国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其中南京电厂是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属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专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 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则是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当时还修建了总长22公里的淮南铁路。至1937年该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天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以上几个企业及其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并签定了正式合同。当时为掩世人耳目，合同上的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而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中国建设银公司。由于此举合情合法，令外人看不出破绽。
当时的合同上写道：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卖给上海的银行，以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建设银公司占股份60％，建设委员会占40％。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
随着当时这些重要工业企业的购进，使得中国建设银公司如虎添翼一般，实力倍增，进而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该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就这样，当年便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此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当年，他拥有占中国银行1／4的资产。这在旧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企业，何愁不能干一番大事业呢？当时宋子文可谓是踌躇满志。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上面的那些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就像其父辈当年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首先选中了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摆占了不少丧失赎买权的纺织工厂。当时，他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大约占华资纱厂的13％。并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于是，中国银行的财产一时间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系受到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阴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当时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在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还有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天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当时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如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其中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治负责管理新建的公司，其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天，他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一时间，他或是投资或是分股，资产广布全国各地，的确显得财大气粗。
说来宋子文也不愧为留洋博士和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当时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如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该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且只分1万股，其中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该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该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当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多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诣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以及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其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纱布经销约500万元。
难怪当时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
据当时有关史料记载：
1936年7月，广州的分裂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同时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人，均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当时由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并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而宋子文则着手恢复广州银行。他们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广东省的控制。当然，同时他们也从中乘便作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7年春宋子文去广州改组该省财政之后，又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亦决定资本1000万元，并表面上宣称从事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该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率等。而在实际上，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因为1937年春天华南地区大米奇缺，老百姓茹草度日。显然，这又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天，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 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于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大宗业务。不过，1937年春天，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等省采购大米，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到要去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于是其开发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当时，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同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并且宋子文的计划也包括了为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子文在广州举行的海南故乡开发会议上，宣布了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其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等方面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止了。
此外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则纯粹为了个人赚钱，其中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的一家烟草公司。早在20年代，它就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但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自身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因当时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则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的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并指出：因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过往的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但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的具体困难，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其后，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又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承诺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因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宋子文加入南洋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虽然简氏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以宋子文为主则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该公司的半数股票；当初虽估价为1810万元，而后来宋子文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尤其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当时按箱计算，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
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一当宋子文购买当时中国最大的南洋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立即就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华商烟草业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当年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在1936年12月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制造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该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后来不久，该公司的经营亦因战争爆发而中断。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界发展的促进派，当年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所以这里笔者亦不愿妄加评论，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但不管怎样，宋子文当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事实，应该是历史存在的。当然，在这期间宋子文也中饱私囊，为自己及整个来氏家族攫取了堪称巨额的私人财富。此一点，亦是历史所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十一章 宋庆龄坚持反蒋
1．斯诺采访孙夫人
本世纪30年代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
一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旁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宋庆龄打量着一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讲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宋庆龄立刻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宋庆龄听罢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而且她对这些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此时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以尽可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埃德加·斯诺试探着问。
顿时，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于是宋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讲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您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会照着做的。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宋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过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眼下通过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在美国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朋友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尖锐或沉重的问题，让对方犯人招供式地回答。他认为，要同宋庆龄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于是，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等。
斯诺谈着谈着，宋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讲的什么情况让您发笑了吗？”
宋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能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能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你说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宋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了过去。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三年了，勤奋并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宋庆龄问道。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目前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范围。虽然有时也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几下才开口答道：“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是在国内时就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后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并且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你们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一下宋庆龄的反应。但宋庆龄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道：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这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是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宋庆龄又一次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就有很大功劳归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党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可以说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位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把这些话看作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当这些话出自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时，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了。
宋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方才的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然后一并交给他去比较和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于是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就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仍旧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宋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并且坚持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不仅写不好我的传略，恐怕也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那天一直谈到吃晚饭时，埃德加·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当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宋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采访宋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当时的思想注人了一支清醒剂。从此，他们之间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斯诺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2．《西行漫记》的诞生
1936年春天，宋庆龄把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交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让他到西安与赴陕北送信刚刚回来的董健吾接头。
这次到陕北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实地采访，是斯诺渴盼已久并且是他对宋庆龄反复要求的。宋庆龄经与周恩来联系后，特意安排了斯诺的此次陕北之行。但是就在临出发之际，不料斯诺又有些害怕起来。
“孙夫人，要不，我还是另找机会再去吧。”
“为什么呢？”宋庆龄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美国小伙子。
“我怕到了西安，张学良不放我过去。”
“东北军已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来往，张学良不会难为你的。”宋庆龄安慰斯诺道。
“这几年我已经领教了蒋介石特务的厉害。我想西安一定还有不少蒋的特务和密探，万一他们知道我要去采访共产党和红军，我真怕他们……再说，马海德大夫上次都没能通过西安，我要空走一遭，个人担惊事小；如果一事无成，连在报社老板面前都不好交待啊。”
“这个……我可以给张将军打招呼，请他设法帮助你，不至于有大麻烦的。”
“嗯还有……就是--红军方面，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吃小孩子不吐骨头的人了。可是我毕竟是美国人、美国记者，是他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他们真的能相信我吗？他们会不会对我审讯拷问呢？万一他们不信任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可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啊！”斯诺说到这里的时候，身上竟然禁不住有些发抖。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两年你不是对共产党已经有所认识了吗？你不是急于见到他们、想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一个独家报道么？你想想你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宋庆龄微笑着调侃道。
“像什么？”斯诺不解地问。
“叶公！”宋庆龄说完自己竟笑出了声。
“哦，这好像是一个中国成语里的人物，他……他是怎么回事来着？对，到处画龙，特别喜欢龙，而当真的龙进来让他一睹真容时，他竟吓昏了过去。哈！孙夫人，你嘲笑我了。不过，我眼下的言行举止确实有点像叶公。”当即斯诺也自我解嘲地笑了。
“去吧，年轻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会看到真正中国的希望，你会受到欢迎的。你如果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将是一个帮助，对你自己也是一个在新闻界难得的崭露头角的绝好机会。或许你将从此一举成名，因为你做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是第一份。在你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记者进入他们的生活。”
“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西安到保安，800里山路，从地图上看，都是穷乡僻壤，听说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会不会还没走到保安，就叫土匪‘喀嚓’一下……”斯诺用手掌比量着自己的脖子。
“年轻人，美国西部牛仔不是很有冒险精神吗？人龙潭得骗珠！你不会被这种危险吓倒的。是不是？并且我会好好安排，保证你的安全的。”宋庆龄知道斯诺这是临行前的一种心理紧张，是完全正常的，一旦这种心理负担解除之后，他自会勇敢向前的。
这次谈话，给了斯诺力量和鼓舞。他和马海德大夫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在西安，他用半张英镑与董健吾接上了头。彼时刚刚从陕北返回的董健吾旋又返身亲自护送他们。经过了些许周折，斯诺和马海德终于顺利到达了陕北。
当时，共产党和红军自井冈山时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没有记者进入他们的区域，并向世界公正报道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当时，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到他们之间的美国记者。毛泽东欢迎他，并接受了他的采访，还在陕北窑洞前留下了那张传之久远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珍贵历史照片。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足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在陕北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为所见所闻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着。历时3个多月的考察采访，使他写出了首次披露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后来的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当时都是世界之谜，并且因此关于他们当时有种种混乱的传说。当时，不仅西方不了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太了解；甚至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红军和根据地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下就澄清了这个当时世界最大之谜。在它面前，当时所有关于共产党及红军的歪曲诬蔑和不实报道都立即现了原形。这本书帮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给斯诺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一位外国朋友评论斯诺的这本书“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并且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该书一直被列为世界10大畅销书之一；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相继出版，享誉全球。埃德加·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却仍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小青年，一跃而成为东西方世界都在瞩目的著名记者。
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当年是宋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和成功之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之间更加保持着伟大的友谊。
后来斯诺又报道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在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向世界报道了当时被西方认为是处在“铁幕”之后的新中国，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他同宋庆龄的友谊，则从此绵延一生，始终不渝。
3．萧伯纳来访及印第安后裔的故事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某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那天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宋庆龄迎着凛例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萧伯纳之大名且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而萧伯纳则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宋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宋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作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宋庆龄的回答十分满意，同时宋庆龄这样一说，他再也无可推托，只好随同宋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中午宋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那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您‘孙夫人’的称号？”
宋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是他们收不回去的。”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消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当天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当时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赞叹地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4．“七君子”为救国入狱
公元1936年1月28日。
这是“-·二八”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运动，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以实现“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二八”淞沪抗战的大会，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这一天，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后来又于当年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以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同时，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哦--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宋庆龄顿时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那位朋友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的天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又如‘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再往下看，文件竟然连共产党也批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揭露却是这样没有力量，这立场哪里去了？这显然不符合孙夫人长期以来同共产党心心相印的态度和作法。孙夫人怎么会同意发表这样的文件呢？”
“原来如此！”宋庆龄听到这里，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文件这样写，我是完全知道并且同意的。现在国家的形势同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危亡空前严重。我们的斗争必须适应新的形势。你看，10年来一直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斗争目的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现在也都宣布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我们怎能再重复以往的斗争口号呢？文件对各党派都进行了批评，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为的是表明救国会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是独立的团体，这是为了不给敌人攻击救国会的口实，争取能够在现政权下合法存在。这种良苦用心，你应该能理解吧？”
“斗争策略？那这样对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反对的政党各打五十大板，也不太妥当吧？”此时那位朋友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样情绪激动了，但是显然仍有疑虑。
于是宋庆龄耐心地解释说：“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看文件，就知道对共产党的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批评并不是一个等级。对共产党的批评只是一般性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虽然用语和缓，可捅的却是蒋介石的软肋，是国民党的要害。这可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哟。”
那位朋友于是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文件，才一下子从沙发里弹起来：“孙夫人！您这一席话，可算是给我拨开了云雾，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要全力投入救国救亡运动！”
“好啊！想通了就抓紧做。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宋庆龄又关切地问。
“困难是不少，但我们会努力克服的。只是，经费问题仍十分严重。现在章乃器先生已经宣布要以‘破家’来维持救国会的活动，他拿出了存款，又卖掉了房子。孙夫人的几千元的捐款也都用上了。可是这救国不是一项小活动，要派人和国民党接触，又要和共产党接触，还要到各地去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这路费和必不可缺的应酬都是要用钱的。救国会不办实业，没有地盘，所有的款项都是只出不进。虽说大家都是一腔热忱，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这也是现实啊！”
“这个么，工作上的事你只管用心去做，经费上的事，我可以再想些办法。”
那位朋友一走，宋庆龄就与宋子文联系上了。经过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几次交涉，宋子文已经同意暗中在经济上给予救国会以一定支持。他已准备出一笔款子，但是不愿意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捐出，他是怕因此生出麻烦。宋庆龄对弟弟的担心表示理解，她安慰他：只要真正为国家做事，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于是他们商定，宋子文把钱交到宋庆龄手上，由她再转交给救国会。
就这样，救国会正确的斗争策略，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当时，他们支援博作义绥远抗战、组织鲁迅葬礼大示威、支持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一时间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茶，与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接触，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而且由于当时全国性、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
然而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当时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寐不安席。
当时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于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
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此时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终于失去了理智一般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镇压的命令……
1936年11月23日，如狼似虎的特务们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和史良，并准备秘密处置。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案。
宋庆龄听到消息后，一腔怒火直冲心头。靠秘密抓人杀人，来破坏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这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了。3年前，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蒋介石暗杀了杨杏佛，并且造成了民保盟活动的被迫停止。这一次他不仅故伎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一下子抓走救国会7位领袖，真是太卑鄙太下流了！当时，极大的义愤使得宋庆龄浑身发抖：山河何辜，国民何辜？遭此独夫民贼的肆意蹂躏！
那一天，太阳慢慢地升起，明媚的阳光使屋内亮堂起来，宋庆龄也渐渐从悲愤中挺起身来。她很快给自己明确了两条：第一、要立即全力营救“七君子”出狱，决不允许蒋介石秘密杀害他们！第二，救国会的工作要照常进行，决不能因7领袖的被捕，使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救国机构停止活动。
这时，国会宣传部总干事吴大琨拿着连夜起草好的《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来见宋庆龄，宋庆龄阅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并指示要作为《救亡情报》的号外，立即付印并广为散发。她又嘱咐吴大琨立即与各报联系，把“七君子”被捕的事实一定要告白于天下，以防止蒋介石秘密处置他们。
当时，营救7位领袖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必须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但找谁好并且怎么找呢？宋庆龄正在埋头沉思，电话龄声响了。原来是孙中山前妻的儿子孙科到了上海。孙科生于1891年，比宋庆龄还大着两岁。但从辈份上讲，宋庆龄却是他的母亲。孙科因追随蒋介石，在中枢机关历任要职，孙科与宋庆龄的关系说不上十分密切，不过到底是一家人，也还算能够接近。于是宋庆龄想到，现在要营救“七君子”，孙科是位可以争取的人。宋庆龄立即请孙科来家，说是有要事相商。继母招唤，安可不来？孙科旋即到了宋庆龄寓所，且恭恭敬敬。宋庆龄当即把“七君子”被非法逮捕之事，告诉孙科并晓以利害：蒋介石这样做是很不得人心的。国难当头，爱国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岂可因救国而抓人！孙科听了宋庆龄介绍，当下表示愿意为营救“七君子”出力。宋庆龄便写了封亲笔信，请孙科立即回南京找冯玉祥。当年孙中山北上，就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先生北上相商国是的。自那时起，宋庆龄就与冯玉祥有了交往，并且深受冯玉样的敬重。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资深望重且正义感强。宋庆龄在信中再三说明，把“七君子”说成“共产党”而逮捕，完全是诬指。她请冯玉祥主持公道，敦促蒋介石放人。
于是孙科带着宋庆龄的信，星夜兼程返回南京，与冯玉祥商量救人对策。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布置东北军与西北军继续向红军进攻之事。冯玉祥见了宋庆龄来信，决心不负所托，当即和孙科商量下一步的营救办法。他们商议后，即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先以劝解的口气，请蒋介石电令放人。
再说那天安排孙科去后，宋庆龄立即驱车来到救国会总部，主持起日常工作。宋庆龄一到就给大家作了简洁的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她将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担负起救国会的日常领导工作。这样一来，当时因7位领导人被捕而陷入混乱的救国会总部立即恢复了秩序，大家充满信心，忙而不乱地继续展开工作。就这样，宋庆龄一方面布置动员各种力量来营救7领袖，一方面安排各地救国会，照常开展群众性的救亡工作。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宋庆龄开始静下心来，亲自起草了一份为沈钧儒等人被捕的声明。
一天，秘书给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送来一份报纸：“市长，孙夫人发表声明了。”
“哦--能声明什么？反对逮捕救国会几个人是吧？让她反对吧，反对有什么用！”
“晤……不光是这个。她说的很不好听呢。”秘书低声说道。
“她还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吴铁城仍有些满不在乎。
“她说……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
吴铁城“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和日本人勾结？她怎么说的？”
“声明中说：‘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以送其阴谋的。”
“这…这……孙夫人没有明白指责政府，却说这是受日本人影响。高，高！这样也就不好找她的茬了。可是实际上却比明指政府还厉害。你想，这与日本人勾结的罪名，就是汉奸罪呀！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顺水推舟，让日本人承担罪过去呀！”
“嗯，这是得给日本人说，看他们怎么办。”吴铁城倒果真从秘书这里受了启发。
本来，宋庆龄一站出来，就已证明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救国会并没垮，还在照常运转着。现在她又发表了这么个声明，把中国人对逮捕“七君子”的仇恨反而引到了日本人身上。日本领事馆对宋庆龄又恨又怕，可折腾了半夜也没想出什么高招。最后还是动用起看家的老本事--造谣。
那天坐在救国会总部的宋庆龄，刚刚收到冯玉祥的复函。冯玉祥在函中说，已经遵照孙夫人所示，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电，说明“七君子”热心国事，本意是好的。如若关押反招国人反感，并敦请蒋尽早电令放人。
宋庆龄很满意，正拟再给冯玉祥写封回信，忽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看宋庆龄正在办公桌前坐着，那来人既有些惊喜，又不免为自己刚才的冒失有点尴尬。他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嘿嘿，孙夫人，您在呐！”
宋庆龄谦和地笑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
“孙夫人，今天的一些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一条消息，他们造谣说夫人被法租界逮捕了，而且列出了罪名，说是孙夫人从事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我真怕是这样，所以急忙赶来。现在一见夫人还坐在这里，显然那些消息又是造谣。这些卑鄙的报纸！”
宋庆龄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
“您看，报纸我还揣着哪。”
宋庆龄接过翻了一下，果然几份报纸在一版位置上都登有这条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显系出自一个地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份报纸有什么共同点？”
“我--没有看出来。”
“这几家报纸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显然是我前天的声明刺痛了他们，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我报复的。我猜日本人的本意大概有两个：一是破坏救国会的活动，在外地或不明真相的救国会成员，看了这条消息，一些人可能就不敢再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了；二是他们大概是想暗示法租界或国民党政府，可以用这种罪名对我进行逮捕。这种卑劣的伎俩，是不值一驳的。”
“夫人，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
“只要我在公开活动中一露面，这种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当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的。他们的阴谋决不能得逞！”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久，宋庆龄充分利用她的威望和影响，加紧与各地联系，掀起一场营救“七君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当时的美国教授杜威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恢复沈钧儒等7人的自由；
--海外有名望的华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请求；尽快释放“七君子’；
--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因为蒋介石对前次他们请求放人的电报不予首肯，也便又在南京等地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向，敦促蒋介石心上觉悟；
--张学良去洛阳面见蒋介石时，当面要求释放“七君子”。据说当时蒋介石不仅不听，还对张学良发出严厉训斥，致使两人不欢而散。可以说，此事后来也成为激发“西安事变”且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因蒋介石迟迟不肯放人，救国会中一些人不免着起急来。一天，总部一位干部面见宋庆龄时流露出了这种情绪。
“孙夫人，蒋介石是个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像这样和平营救，恐怕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宋庆龄点点头，望着他等待下文。
“依我看，我们应该再给他烧一把火！”
宋庆龄当即激灵了一下：“怎么个烧法？”
“救国会现在有您亲自出面领导，组织更巩固、更坚强了。我们在全国有那么多机构人员，如果您发个号召，全国各地就会一齐行动起来。我们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就可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蒋介石就不能装聋作哑了！”此刻那位干部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
宋庆龄站起来，在室内踱了几步，才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为了救‘七君子’出狱，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做于当前来看，恐怕不够妥当。”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救国会的目的，是为促成全民族的团结以便抗日救亡。如果我们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大家的情绪会怎么样呢？那是很容易激起群众对政府当局的不满。那样一来，一是会偏离我们救国会团结一切救国力量，图谋民族解放的宗旨；二来会使蒋介石以及他身边的极右分子，以此为借口，加害7领袖并镇压群众。如果出现那种混乱局面，岂不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呀！”
那位干部沉默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说：“孙夫人所虑极是。咳！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宋庆龄又说：“我估计有你原来那种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在少数，你如果真的想通了，还要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越是在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牢牢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千万要防止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夫人放心！只要道理讲透了，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不适宜的事情。我一定把孙夫人的想法多多向大家宣传。”
就这样，蒋介石一直想等救国会在营救7领袖的行动中一旦出现过火行为，就把“反对政府”的罪名结结实实地加在7领袖和救国会头上，以便进行更大打击的阴谋落空了！
一直对国民党政府和救国会的关系进行挑拨，以便双方出现大规模的摩擦对立时，乘机发动更大侵略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也等空了。
后来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当年宋庆龄领导下的救国会的斗争，有理有节，无机可乘。结果围绕“七君子”关与放的这局牌，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输定了。
转瞬到了第2年的初夏，烈日炎炎，暑气蒸腾。
这是一个坐在荫凉里摇着扇子还要热汗沾衣的日子。近午时分，从苏州火车站的出口处一溜出来十几个人，人人一色地提一只小箱子，撑一把遮阳伞，径直向当时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走去。
没走多远，路旁有人已经认出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身材苗条、面容美丽的女性，就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夫人亦即“国母”宋庆龄。
一时在旁的群众好奇了：这么大热的天，孙夫人到苏州干什么来了？而且既没带警卫，又没有侍从，反而自己提着行李？于是立刻有一些人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停下来，跟随着宋庆龄一行人后面而去。
而紧跟在宋庆龄身后的其他各位，也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中有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粼、潘大逵、张天翼、胡子婴、陈波儿等。就见他们人人脸上显出一种凛然赴难的慷慨神情，目不斜视，紧跟在宋庆龄身后一路前行。
众人一直跟到了江苏高等法院和检察院门前，心里越发好奇了：孙夫人到这里干什么来呢？
宋庆龄一行人刚刚来到两院门口，值勤的警察便认出了宋庆龄，马上立正敬礼：“孙夫人好！”
宋庆龄点点头，平静地说：“请告诉你们院长和首席检察长，就说我和沈钧儒等先生一样犯了‘爱国罪’，今天我特来投案，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坐牢吧。”
“不敢不敢！孙夫人，您是我们敬爱的国母，是中央领袖，怎么能让您坐牢？夫人，快请到会客厅休息！”
却说那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进去，把情况向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一报告，两个人也登时傻了眼。孙夫人发动爱国人狱运动的事他们早已听说了，但他们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造点舆论，给审判沈钧儒的案子施加点压力；却万万没想到孙夫人说到做到，这么大热的天，就真的自带行李坐牢来了。一时间，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完全没了主意。
原来，救国会“七领袖”被捕后，经宋庆龄亲自领导进行和平营救，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提出的8项要求，其中包括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内的一切政治犯。但是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他又出尔反尔，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亦不肯痛痛快快地将“七君子”无罪开释。他认为，那样他蒋介石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就丢尽了面子。为了个人的面子，蒋介石从来是不惜食言而自肥的。但是当时在全国人民要求的强大压力下，长期关押又不行。蒋介石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证明自己当初抓人是对的，这些人确实犯有“危害民国罪”；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是我蒋某人宽宏大量。他多次软硬兼施，引诱“七君子”写出“悔过书”，然后再用取保释放的办法来了结此事。可是蒋介石的这一小小的把戏却早被识破，“七君子”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写什么“侮过书”。于是蒋介石无计可施，就想对“七君子”强行判罪。
宋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在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强行审判定罪后，感到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已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改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争取对“七君子”完全无条件的释放。为此，她接纳了冯玉祥想出的主意：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
就这样，当时宋庆龄联络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一场中外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救国人狱运动”。
很快救国人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著名的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和著名作家何家槐，以及许许多多的大教授、工商巨子，当时都签名表示愿意追随宋庆龄为救国去坐牢。一时间，这一运动轰轰烈烈，震动全国。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中枢又响起了一个更高吭的声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说：“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我曾亲口答应孙先生在他身后保护好庆龄，如果庆龄去进监狱，我也必须随行。我已年近六十，行将就木。这残废之躯，无足可惜。为了民族和国家，虽万死亦不辞。”当时，作为孙先生遗嘱证明人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这一声明，无疑在国民党中央上层，又给了宋庆龄以极大的支持。
此刻，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深知宋庆龄身后站着民众和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互相推倭，谁也不肯出来，并且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于是两人跑又跑不出去，出来又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竟然狼狈地藏了起来。
就见两个小办事员被打发出来，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夫人，夫人请勿见……见怪，院长和检察长今天……今天都不在，夫人有什么事就对我们说吧。”
可惜这两个人表演得太拙劣了，假话说得一点也不像，宋庆龄顿时动了怒：“我每次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迎接。你们院长和检察长的官职能大过蒋委员长吗？怎么架子倒比他还大呢？你们马上回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是非见他们不可！”
在宋庆龄那高贵的气质面前，一时两个小办事员唯唯诺诺，简直不敢仰视宋庆龄。听宋庆龄说完，他们只好互相望望，摇摇头，躬着身退了回去。
再说里面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听两个办事员来报，顿时个个哭丧着脸直摸后脑勺。看来，今天不出去见孙夫人肯定是不行了，可是见了又怎么说呢？孙夫人不是来视察工作，不是来作指示，她今天来是要求进监狱的。摸摸自家有几个脑袋敢把孙夫人关进监狱！可是不让她入狱又是不听她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两个人先是一齐发愁，问了一会儿那院长突然冲检察长发起火来：“说到底，孙夫人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沈钧儒等人的案子？这案能判吗？都是你这个家伙吵着嚷着要起诉起诉，要我开庭开庭！现在可好，孙夫人来了，她也要住监狱。这事就该你出去，或者你连她一起起诉，或者你向人家讲清楚。”
检察长一听也生了气：“我起诉？你当我愿意起诉吗？我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吗？归根结底那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让你我在这里做官，我们就得听他的，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他让起诉谁审判谁我们就起诉谁审判谁。你怕孙夫人问罪不敢出去，那我更不出去！反正是你开庭审案，沈钧儒有罪没罪是你法院宣判，孙夫人主要是找你，你能躲我更能躲，看最后究竟谁倒霉！”
这边两个人还在赌气呢，在旁一个办事员开了口：“两位长官，孙夫人可还在门口站着哪！现在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就这样僵持下去，最后恐怕不好收拾呀。”
那法院院长又发了火：“你们这两个笨蛋，干嘛不先把孙夫人请进来坐？这样把人晾在门口，出了麻烦我先把你们两个开了！”
那办事员仍辩解说：“院长您别说开了我们，就是杀了我们也办不了这事啊。夫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她每次见蒋委员长，也都是蒋委员长亲自出门迎接。你们不出去人家就是不进门，她在门口站着是晾的你们的台。我看，你们还是赶快出去迎接的好。”
那位院长看了检察长一眼：“唉！我们俩是一根草棍上拴的俩蚂蚌，谁也甭想单蹦，我看咱们还是出去吧。”
检察长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别忙，今天孙夫人为沈钧儒的案子亲自来，我们肯定应付不好，免不了要出丑。她带了十几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都在一起看着，在场的人越少越好。是不是让他们选两个代表……”
“好，好主意！一个孙夫人我们都招架不了，再加上那么多人，指不定谁会冒出什么话来呢。对，就这么办！”那位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在这一点上倒是统一得很快。
待来到大门口时，那位院长几乎要一躬到地：“啊呀，孙夫人，他们只说外面来人，并未言明是夫人亲自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呀！”
宋庆龄故意矜持地说：“二位公务繁忙，我以为你们顾不上接见一个要进监狱的人呢！”
此时两人哈着腰，一个说“哪里哪里！”另一个也说：“误会误会！”
门口的群众开始看院长不肯出面接待宋庆龄，都愤愤不平；此刻又看见两人在宋庆龄面前的狼狈相，不由地卿卿喳喳，发出嘲讽的笑骂声：“刚才说不在，这会又从哪儿冒出来了呢？“人家到了门口，还躲着不出来，这会还有脸说‘有失远迎’，真是屁话！”
旋即在院长和检察长一路点头哈腰地带领下，宋庆龄及其一行人定进了江苏高等法院大门。
宋庆龄同意了院长们派代表谈判的要求。经简单商量，宋庆龄和胡愈之等人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和那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宋庆龄就责问那位院长大人：“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爱国究竟有罪无罪？如果说爱国无罪，你们就应该马上把救国会的7位领袖释放回家。如果说爱国有罪，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国的，你们现在就把我们抓起来，关进你们的监狱。”
这简直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当下那位法院院长和那位检察长既不肯放人又不敢说爱国有罪，更不敢让宋庆龄等人住进监狱。于是滑头的院长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支吾道；
“夫人，苏州天气太热啦！这几天持续高温，夫人身体要紧，还是请回上海休息吧。”
宋庆龄掏出一方真丝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回敬那院长说；“天气热是真情。尤其你们法院大门口，太阳毒得很啊。”说到这里她紧紧盯着对面那两人的眼睛；两人赶忙避开，不敢接腔。
停了一下，宋庆龄又严肃地说：“不过我到苏州，并不是来乘凉的。既然你们敢开庭审判沈钧儒等，我们这些人就和他们一样都犯了爱国罪。我们爱孙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今天我们就来投案自首，主动要求人狱！”
此时那位法院院长无法推托，只好说：“嗯…这个……就救国会本身来说，应该是无罪的……”
宋庆龄立即追问：“既然救国会无罪，救国会的7位领袖就应该马上释放！”
“这个么…还要等法庭审理的结果……”
于是宋庆龄把自己的箱子往院长面前一推说：“7领袖不能释放，我们也不能独自在外面生活，今天就进监狱和他们一起坐你们的大牢吧。”
对于宋庆龄入狱的要求，那位法院院长吭哧了半天说：“你们要求入狱，这得有证据法院才能受理啊。没有证据，我不敢随便让人坐牢的。”
宋庆龄针锋相对地说：“证据充足得很！我和‘七君子’一样都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们--”宋庆龄四手一指胡愈之：“他们也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七君子’有罪，我们自然不能逃脱。你只管把我们关进去就是了。”
再说那位检察长情知事情难办，乘宋庆龄和那法院院长说话的当口，竟悄悄贴墙跟溜了出去，再也不肯露面了。
此时那法院院长一再推托：“要投案得有证据，否则不能受理。”
宋庆龄则强调：“我是救国会的执委，连报纸上都有记载，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宋庆龄逼那法院院长立即为她及其随行的人员办理收审关押手续，搞得那位院长面红耳赤，浑身大汗淋淋，手足无措。
当然宋庆龄此时心里明白，说要入狱，谅他们不敢收审。不过是借此制造舆论，支持“七君子”以使他们能够早日出狱而已。
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宋庆龄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认为我们证据不足，不好受理。我们就先让一步，今天先到狱中探视7领袖。待回到上海补充些证据，改日再来投案也行。”
那位法院院长一听，这等于宋庆龄把他提在空中悬了半天然后又扑通一声放了下来似的，他立即如遇大赦一般，赶紧知趣地说：“夫人要去探望他们，我马上安排！至于补充证据再来投案，我求求您，请夫人千万不要再来了！”
此时已在狱中被关押了8个月之久的“七君子”，见到宋庆龄等人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见到宋庆龄时，一下子扑在宋庆龄怀里，两个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宋庆龄把带来的新鲜水果和营养品送给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在狱中顶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表现了非常可贵的革命气节。我敬佩你们！救国会的同志们敬佩你们！全国人民敬佩你们！”
与宋庆龄同来的几位此刻亦一齐用掌声表达对“七君子”的敬意。于是“七君子”也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宋庆龄一行的感谢。
宋庆龄接着说：“现在全国已经有上万人签名和你们一起同服‘爱国罪’，我们今天就是来投案，要求和你们一起坐牢的。但是他们不敢关押我们。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一切爱国的人们！”
最后，宋庆龄等人看到此行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才与“七君子”依依惜别。
那日下午，当宋庆龄一行离开苏州的时候，一阵惊雷滚过天空，万条雨线自天而降，给长期间得人喘不过气的江南带来了夏季难得的清凉。
当天，“国母”孙夫人为营救“七君子”亲自到苏州要求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给各地救国会的同仁和全国正直爱国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营救7领袖的活动顿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天下午，苏州就有40多人也到法院投案，要求与7位领袖一起坐牢。接着各地又有不少人前来要求服“爱国罪”，弄得国民党江苏高法当局应接不暇，审讯“七君子”的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宋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的情况，以及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及其他倡议发起爱国人狱运动的众位同仁，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人，对宋庆龄到苏州时的司法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做大、对宋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的人一样，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因此敦请上述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宋庆龄亲赴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宋庆龄明知江苏高法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法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这样就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正当此际，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且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奋斗的爱国志士，也证明了宋庆龄营救“七君子”的行动也就是拯救中国的行动。这样一来，蒋介石要给“七君子”判罪的借口，就再也站不住脚了。于是，在宋庆龄又一次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七君子”无罪，并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
当年宋庆龄领导的爱国人狱运动，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宋庆龄30年代同蒋介石迫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进行的斗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庆龄爱国”，从此成了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千古不变的定论。
5．面对屠刀
最初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叛逆的举动。
原来，民保盟对革命者的营救，把蒋介石政府迫害人民。对革命者滥抓滥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之又恨又怕。几次交手之后，他们竟然把迫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民保盟。
宋庆龄首先收到了特务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写成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她再为营救别人去和政府为难，她自己就得代替那些人去死--为了证明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信中还夹带了经典性的象征物：子弹。民保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收到了这类卑鄙的恐吓信。
面对当时的恐吓，民保盟的多数成员均付之轻蔑的一笑。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帮助爱国志士，他们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杨杏佛甚至还重新抄写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一首表达自己为了民众利益视死如归的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
当时民保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就与杨杏佛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不愿担负营救革命志士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且还在民保盟内部闹起了摩擦。
事情起因在杨杏佛视察北平监狱时。当时在狱中的刘尊棋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为，他托杨杏佛带出。后来经民保盟讨论，宋庆龄签发了这封信。胡适在这封信上大作文章，公开发表谈话时硬说他陪杨杏佛视察时，并没有人交信，诬指这封信是捏造的；而且声称北平监狱根本没有私刑，犯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从而为敌人攻击民保盟提供炮弹。对胡适这种行为，当时蔡元培和杨杏佛一再对他进行规劝。然而，胡适却变本加厉，又从根本上攻击民保盟。当时他发表文章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利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的行动。”
这样一来，民保盟的多数盟员认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同民保盟其他成员在个别问题上的小争论，而是对民保盟根本宗旨的否定和攻击了。显然，他要保障的已经不是“民权”，而是镇压民众之权。
于是在民保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贯对罪恶势力“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鉴于胡适之对民盟根本宗旨的攻击和背叛，我提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逐个表决，记录在案。”当即主席宋庆龄作出决定。
“我来记录。”总干事杨杏佛说。
“我同意开除胡适。”蔡元培第一个表态。
“我也同意。”黎照寰举了手。
“ OK！”史沫特莱也投了赞成票。
“我反对开除！第一，一个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意见不合就开除人家呢？第二，胡适是‘五四’运动的大将，是当今的大名人。开除这样的大名人，岂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重大损失？我们这个团体靠什么来支撑？”林语堂首唱反调，独树一帜。
“对于语堂先生的第一条理由，我有不同看法。民保盟是一个有着明确行动纲领的组织，那就是营救革命者，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它不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派别的政党，尤其不能容忍反对根本纲领、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者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因此，我同意开除胡适。”宋庆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对语堂兄的第二条理由也不能苟同！”杨杏佛放下记录站了起来，“说胡适是名人，因此不能开除，简直像个笑话。胡适是名人，那么我请问，宋庆龄同志是否名人？蔡元培名气如何？鲁迅比之胡适名气如何？茅盾的名气如何？有这么
多的名人在，怎么能说到靠谁支撑呢？而且，首要的问题不在名气，而在对同盟的纲领持什么态度。若仅以名气大小作为取舍标准，那么我看蒋介石名气似乎更大，我们是否应该先把蒋介石请进来呢？”
会场上发出了笑声。林语堂没抬头，只在下面咕哝了句什么。
邹韬奋支持鲁迅的提议。
胡愈之同意开除胡适。
于是对鲁迅提议的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31人中30票赞成、1票反对，鲁迅的提议作为会议的决议得到通过并生效了。
胡适被开除了，但宋庆龄感到有些话还要说，她为此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文章中她说：“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这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
开除胡适后，国民党当局干脆宣布民保盟非法，并且不许这个组织再开展活动。
不久，在特务的威逼下，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不敢再租借场地给他们了。于是一次宋庆龄在上海市区内另找了一个场所秘密开会，但会议刚刚开始，几个贼眉鼠眼的人溜了进来。显然，特务们已经盯上了这里。宋庆龄当即决定转移会场，于是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一个个从容撤出，各自乘车散去。不久他们从不同方向又聚齐在黄浦江上的一条船上。杨杏佛安排开船，船在江上游大，会议重新开始。但刚刚开会不久，两艘摩托艇便追了上来，全副武装的警察自称水上警备队并强行登船检查。于是会议又被迫中断了。
当时面对如此严酷的盯逼，民保盟还能不能进行活动，还敢不敢继续为被迫害的革命志士大声疾呼并给予营救呢？
宋庆龄文弱的身躯里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此气充盈天地之间，鬼神亦不敢犯。特务们的肖小之行，反倒使她变得百倍刚强。那次会议两次被冲散后，宋庆龄又毅然选中上海海凌天主教堂作为会议地点，而且把会议时间定在凌晨3点。特务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会议能选在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因此，会议顺顺当当开了3个小时，把所有议题都进行完毕了。
当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陪同宋庆龄回到莫里哀路寓所时，他们不仅没有因为通宵未睡而疲惫不堪，反而个个精神振奋。
“夫人棋高一着，这次会议的决议一经贯彻，就又是敲向老蒋的当头一棒啊！”蔡元培余兴未尽地说。
“我看要赶快发明一种膏药，献给老蒋贴在头上。要不这蒋委员长满头大包，怎么出来阅兵、训话呢？”杨杏佛也不失幽默。
“你如果负责研制这种膏药，一定要注意两用，不光要能在头上使用，还要能贴屁股才行啊！”蔡元培接着调侃说。
“此话怎讲？”宋庆龄问。
“你想，一旦蒋介石被惹急了，那些连夫人召开会议也看不住的小特务，还不被蒋介石踹屁股吗？”
众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一向冷峻的鲁迅忽然显得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那种膏药只治标不治本，真要解决问题我看还得有种‘挺腿瞪眼丸’，叫他们服下效果才好。”
虽然讲话时鲁迅没有笑，其他人却笑得更欢了。
民保盟继续发出强大的声音，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谴责蒋介石对爱国人士的非法迫害，尽力营救着一批批革命者。终于有一天青帮大亨杜月笙憋不住跑到南京，要求蒋介石下决心除掉宋庆龄。于是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戴笠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他们要用最卑鄙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宋庆龄。此时，他们连用“孙夫人”这块牌子，装扮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顾不得了。
寓所门口有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活动，这是宋庆龄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近来这些人好像行动更诡秘了。来访者提醒宋庆龄注意这一点，宋庆龄淡淡一笑说：“我知道的。除非他们杀了我，否则就阻挡不了我为人民做事。”
宋庆龄和朋友们当时看得没有错，令人谈虎色变的那个军统少将行动组长沈醉，此刻已经躲在了宋庆龄寓所对面的矮墙下边。
烈日暴晒、大雨浇头、蚊虫叮咬，这些往常小特务们吃不了的苦此时沈醉都不放在眼里，他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盯着宋庆龄的门口和窗户，不肯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记下：早上6点，女仆李燕娥外出，7点10分返回；
8点45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15分钟，9点离去；
10点10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5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12点29分，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哎哟！”
忽然沈醉轻叫一声。原来，一只大黄蜂把阴影里沈醉的眼睛当成了袭击目标。随着疾如电光的沈醉左手拍死黄蜂，他的右眼皮上已肿起一个枣大的包来。
“组长！你的眼……”没等小特务把话说完，“啪”地又一声，沈醉一掌压在那小特务肩上，把小特务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不许出声！接着写--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冯雪峰在两人保护下进入宋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