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冯乡长满怀信心，要加快步伐，抓住时机把项明春推上去，好接替书记的时候，县里开始了大动作。县委、政府先是把书记和乡镇长们分成两批，到江浙一带发达地区参观考察，观摩学习，然后制定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决定，把经济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委局、各乡镇头上。县委成立了督察室，抽调了一批干部整天催进度，要情况汇报，县乡两级顿时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县城建设，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只要有利可图，马上引来一批开发商，征地开工，盖起了一片片高层建筑。县里的主要任务是修路、造桥、建滨河公园。为了拉大城市框架，县委、政府做出了“内部扩张，外部延伸”决定，成立了以郗县长为指挥长，徐县长和叶兆楠为副指挥长的拆迁规划领导小组，没有多长时间，县城里到处都处在拆迁的氛围中。冯乡长转业后在民主街盖的门面房，也在拆迁之列，他们这一带居民，人心惶惶，与政府展开了拉锯战。
冯乡长的老婆和老爹忧心忡忡，这么好的房子，说扒就扒了。冯乡长说：“天塌砸大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拆就拆吧，咱们再找一处风水更好的地方重新建房。”
老爹说：“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就给那么一点补偿，咋会够盖新房呢。”
老婆说：“是啊，拆房好办，这一段住到哪里呢？”
冯乡长说：“怕什么，让孩子住学校，你们两个搬到乡里去住一阵子。至于盖新房子，我自有办法。”
说归说，一屋子家具寄放到哪里才好？冯乡长心里一时没有着落。
正文 第十章
叶兆楠想，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隐含着不少的层次。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顿时让徐立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扩街是曹书记主政以来，雄心勃勃地开展的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动作。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工作的难度决定的。封建时代，新县官上任，如果囊中羞涩，有一个快速敛财的好把戏儿，就是出一纸公告，对店铺林立的某条大街进行扩建，马上会有当地的绅士、财主们纷至沓来，上门进言劝阻，县官只管收银两、银票就行了，收足收够了，适可而止，大不了再出一纸公告，说出某种不必扩街的另外原因，这事情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敬请读者千万不要误解，我把“扩街”说成是县令的敛财项目，不是讽刺现在的各级领导，只是为了说明搞这个动作难度大，是自古以来都不容易的。现代的领导人一上任，也同样喜欢扩街。当然不是为了敛钱，而是为了发展大计，为了早出政绩。城镇的大街，不仅是商品经营的门面，也是主要领导的脸面。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解决交通拥挤，消除“脏、乱、差”，扩街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声令下，容不得任何人去说情、上供，“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没有一个县级领导表示疑义，就证明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
县委、政府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专门成立了以郗县长为首，徐县长和叶县长为辅的指挥部，城建、工商、公安、法院、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动作。首先是十几辆锃明瓦亮的小汽车一字儿排开，到包括民主街、民生街等四条大街进行现场办公，筹划运作，几条街上的门面房主们立刻惊慌起来。有好事人很快就编出顺口溜儿来：
前边走着郗知县，
后边跟着“徐百万”，
带着公安和城建，
眼看要扒一大片。
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强，牵扯面广，一定要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当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提着白灰桶，在几条街的门面房前的墙上，写出画着圆圈的“拆”字，限定拆除时间后，好事人又有了新顺口溜儿：
头排哭，二排笑，
三排抱怨没扒到，
四排五排看热闹。
大气候一旦形成，你商家再唉声叹气，也是阻挡不了的。商店里的老板们打出了“赔血本，大甩卖”的广告，开始处理剩余商品，企图捞一点儿是一点儿。群众的消费心理就是怪，“买涨不买落”，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压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阳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压低补偿标准，这就激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床，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鸡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露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不能向第二排业主出让，因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考虑，说不定将来还有继续扩建的可能。另一种意见是，要是这样的话，沿街的门面房就不会整齐，很不雅观，失去了动这么大劲儿拆迁的意义。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说，这有什么？错落有致，空下来的地皮，就作为空场，铺上些彩色花砖就行了，也不失为一种景观。
争来争去，郗县长不愿意在这上边费脑筋，拍板说，大家不要争了，这件事儿，就由立身同志全权处理吧。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叶兆楠，对于郗县长的这种安排，心里很不好受，怎么一回事儿？自己是班子明确过的抓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此时却成了“聋子的耳朵”，反而没有权力当家了，有点让人扫面子。叶兆楠本来就对上访群众瞧不起他，心里一直窝火，真想在这件事情上当家做主，体现一下权威，可指挥长既然安排了，就没有办法再与徐立身争这个操作权。转念一想，反正人家徐县长是常务，郗县长的安排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犯不着争。再说，一个外来的干部，没有当地产生的领导熟悉情况，是福是祸，还说不定，走着瞧吧。
徐立身本来对拆迁工作并不积极，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表态。见郗县长这样安排，就活跃了一些。他一下手，艰难的拆迁工作竟然顺利起来，上访的潮水渐渐消退了，一街两行的门面房齐齐整整地建了起来。二徐立身在丰阳县的绰号“徐百万”，无人不知。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版本说，那是徐立身当年当乡镇党委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工作很出色，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你们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多少？徐立身说，不多不多，只有二十多号人。记者又赞叹地问，咦，只这么多人，怎么能把工作抓得如此好？徐立身高深莫测地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话传出去以后，徐百万这个绰号就开始兴起了。
另一种版本是，徐立身非常有钱，百八十万的，不在话下。现在的大款们，百万资产实在是毛毛雨，可在当年，能够号称百万的人，在丰阳县是极少数，尤其在干部队伍中，是根本不会有的。谁也没有真正核定过徐立身的家产，只是从他家的住房面积、装修水平来看，规模和气势宏大，儿子有一个运输车队，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老婆脖子里的金项链，有“拴狗绳”粗细，倒是真正拴他家那两条纯种大狼狗，用的是不锈钢链子等奢华来推断的。说穿了，“百万”只是一个形容词，一般形容词是夸大其词的，这里倒说不定是缩小了。
徐立身开始对这一绰号相当恼火，但没有办法，防众人之口，甚于防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当有人和他探讨起这一绰号的来历时，他说的都是第一种版本。他心里很清楚，起作用的当然是第二种版本。人们称他“百万”，都是往他的资产上想的，任他们说去，反正自己的家产有多大，就像哑巴吃饺子，自己心里有数。这几年，百万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徐立身对财产的占有不满足，但对官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满足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年龄和假文凭，以及任职的届数，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多大进取。官久自富，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确得力于自己一直干的是有职有权的角色。常务副县长干了两届了，下一届肯定要到人大、政协去，徐立身认为自己退下来，做一个人大、政协的一把手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选择是当人大主任而不是政协主席，到底人大主任比政协主席要好一些，所以一直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
在表面上，徐立身和已故的秦主任没有一点矛盾，其实积怨很深。他最不满意的，是这个秦鸣鸥经常对别人说起让贤给他的故事。事出有因，虽然当年徐立身曾经感动过一阵子，但到底并不服气，天知道是你秦鸣鸥的本事大，还是我自己的本事大？凭什么说是你让贤给我的？你秦鸣鸥把这件事儿挂在嘴上，难道让我承情一辈子？可这些抱怨是埋在肚子里的，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当有人向他说起这些传言时，徐立身常常哈哈一笑，是啊，秦老兄高风亮节啊！
徐立身很善于低调做人，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权重位高、财大气粗的样子，在酒场上，和大家开玩笑时，总是说，你们看，真正有本事的人能够把别人的肚子搞大，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大家哈哈一笑，没有人肯当“揭老底儿战斗队”的队长，他当年在乡镇干时，把人家小姑娘肚子搞大的轶闻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至于现在的那些风流韵事儿，只有他的司机清楚。
在他当上副县长的第二年，组织上曾经准备提拔已经当了政府办主任的秦鸣鸥。徐立身盘算以后，觉得这个秦鸣鸥的威信比自己高，如果成为副县长，肯定对自己的进步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就指使人罗织了秦鸣鸥十几条罪状，不早不晚，就在市委常委们开会研究干部前，给每一个常委的案头都送了一份告状信。这让当时的市委书记非常作难，只好让组织部门在书记办公会已经拟好，提交常委们通过的名单上，把秦鸣鸥划了下来。市委书记为此还动了不少心思，批下去查吧，县委书记保护这个同志；不查吧，又似是而非。最后的结论是，不查不问，暂不提拔使用，就把秦鸣鸥搁置了下来。
徐立身搞的这个小动作，秦鸣鸥是否知道，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只知道秦鸣鸥被搁置以后，徐立身特意在家里宴请了秦鸣鸥。找来的几个陪酒的，都是他们的一帮老哥们儿。开始时，大家避口不谈这次人事变动，喝到高了时，有人就骂组织上瞎了眼，放着这么好的干部不使用。
秦鸣鸥“呜呜”地哭了起来，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表白说：“大家都别说了，我能够想得开，是自己的命运不济。有些人啊，笑里藏刀，心怀鬼胎，看不透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吃亏就吃在为人太实在上头啊。这么些年啊，多少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我就像山里的一只癞蛤蟆吃酸枣，憋足了劲儿，向上一跳，扑了个空，又聚一次劲儿，再向上跳，仍然扑空，就这么跳啊，跳啊，希望犹在，前程渺茫啊。哪像人家徐县长，官运顺畅，财运通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啊！”
听到这些话，徐立身脸不红，心不跳，赶紧劝大伙：“秦大哥喝多了，喝醉了，我们不要再喝了，马上送秦主任回家！”说着，亲自去搀扶秦鸣鸥。
秦鸣鸥说：“老弟，你不要管我，我没有喝多，咱哥们儿铁打的关系，我甘愿侍候你，你让我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说着，唱起了越调戏：
小奴家坐云楼心思徬徨，
想起了身前事儿好不心伤……
一桌子人这才知道秦鸣鸥真的烂醉了，赶紧七手八脚把秦鸣鸥抬了起来，送到了大门外，塞进了徐立身的车子里。
打那以后，徐立身在别人面前总是威风八面，到了秦鸣鸥这里，却不禁心虚，真的像看到了不是吃酸枣，而是趴在脚面上的癞蛤蟆，有一种腻歪歪的感觉。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在徐立身看来，并非是最后的一次握手，而是带有报仇性质，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郗县长安排让他全权处理拆迁的善后事宜时，徐立身亲临一线，超常规地开展工作，确实发挥了稳定民心、推动进度的重大作用。他的办法看似简单，却是叶兆楠这样的人想不到、办不到的。黑白两道，全部用上，战术上暗合了孙子兵法，对业主们各个击破。有些业主冥顽不化，就指使黑道上的朋友带上刀具，半夜里进行恫吓；有的人送来了钱财，就网开一面。城建局局长是自己调教出来的，三寸宽的条子一到，立刻落实照办。第二排的业主们向外扩张了，纷纷称颂还是徐县长英明，会处理复杂的问题。剩下面积不多的第一排业主们，徐县长压着头皮，让第二排的人出高价，折算出大一点的比例，给前排的业主补偿，留下一部分收入，分摊给职能部门。城建、土地部门非常高兴，积极地给第二排的业主补办出让手续。当然，补偿的标准就不再统一了，头排、二排的业主们，出钱的和得钱的，差距很大。差距的大小，正好同给徐县长上菜的数目成正比。出钱多，或者得钱少的人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不敢抗争，白白给幸灾乐祸的人当了一次笑柄。
在这一段时间里，叶兆楠当配角，除了长了不少见识外，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白天无所事事，夜里就和李静娴通电话，煲出了不尽的情话。在拆迁工作即将告成的时候，李静娴来电话说，自己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阳性反应，医生诊断说，已经怀孕了，你说该怎么办？叶兆楠大喜过望，说这很好办，我们马上旅游结婚去。于是，叶兆楠在拆迁的关键时刻，请了半个月的事假。郗县长觉得反正他在家作用也不大，没有问他干什么，就给曹书记打了个电话，两个人都答应了。三郗应松在处理拆迁过程最后的纠纷时，表态让徐立身全权处理矛盾，基于复杂的考虑。
首先，郗应松不愿意趟这浑水，他要找个替身。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一个县长竟然如此小心眼儿，踏“雷区”、排地雷本身就不是首长的事情，自有连、排长以下的工兵干，你只要坐在指挥部里下指示，摇鹅毛扇就行了，哪有什么浑水可趟？其实，这只是局外人的一般看法。现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谁当家做主，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你想躲都躲不开。特别是拆迁工作，越是接近尾声，就越难缠。
在开始行动的一段日子里，四条街的老百姓，人潮汹涌，闹事的人打着牌子，提名道姓地要和郗应松对话，甚至齐声呐喊：“郗应松，你出来！”并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用不着郗应松出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有老实一点的老百姓开始拆房子，其他人知道大势所趋，政府补偿就那么一点，谷糠里榨不出四两油来，都得乖乖地拆迁。个别的“钉子户”、“难缠户”，还可以动用警力或者司法手段解决。
在研究处理遗留问题的会议上，郗应松盘算一下，前期大声势时的工作好做，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剩下的这一些超一排、占二排的业主，还有那些被巴掌大的地方遮盖，一时无法成为前排，巴望着成为第一排的业主，出于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都在想方设法向他这个县太爷公关。这些人都是本地的地头蛇，神通广大，公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不知道其他副县长受到何等煎熬，只知道他这个县长、指挥长是万万躲不开的，已经走到了矛盾的焦点上。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变上访为下访了。
从出现苗头开始，不说这亲自造访的上层人物，天天有几个酒场招待需要应酬，还有一些人拿着权威人士的信件和重礼，深夜或者黎明朝晋让人吃不消，连这手机、固定电话就接不及，六七成都是为两种不同处境的业主们说情的。市财政局、发改委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得罪，市检察院、纪检委等要害部门的人员也凑热闹，都得对付。更有甚者，是在民生街上，有前后两排人家，都自恃上边有人，互不相让，斗争激烈到了要拼刀子杀人的地步，一点也没有古人“让他三尺有何妨”的雅量。
这几天里，闹得最凶的两家把矛盾上交了。郗应松接到两个电话，都是省里的要员打来的。一个是省纪委的一个处长，用很谦和口气，请他这个“父母官”给亲属予以关照，打了好长一阵子哈哈，特别邀请郗县长到省纪委来坐坐，多交几个朋友没有坏处的嘛。另一个是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真的让人可气，说话的口气用的是指示性质：“我表姐家的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带点威胁人的味道。
郗应松接电话后，悻悻地想，就这号素质，竟然能在省直要害部门当差！这些操有尚方宝剑的人，绝对不可小觑。他们达到了目的，也不会感激你，这是他们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你不得不听他的。达不到目的时，肯定翻脸不认人，“磨道里找驴蹄儿印”，找事儿就有事儿。就是这些躲不开、挥不去的问题，真让郗应松头疼，让自己的部下来缓冲，可以化解好些不好处理的棘手问题。
至于用徐立身不用叶兆楠，也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在县委那个四方大院的时候，郗应松就知道，这个徐立身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是从乡镇基层上来的，工作经验丰富，社交面广，社会关系复杂，黑白两道统统吃得开。你说他办法灵活也罢，说他手段恶劣也罢，反正有奇招、怪招，能够处理复杂的矛盾。这也是他一直能够稳坐常务副县长不下来的重要原因。郗应松多次看出来，曹明祥当县长时，明显地让他几分。所以，郗应松来政府主政以后，对这小子颇有忌惮，别看他表面上不温不火，骨子里却专横跋扈，有点“扛膀子”。甚至有些时候，越过自己，直接向曹明祥汇报工作，把新来的县长并未放在眼里。
这次专题研究解决拆迁疑难问题的会议上，在大家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时，郗应松观察到徐立身一言不发，就知道这家伙“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他肯定瞧不起其他副县长，认为别人浅薄，只会纸上谈兵。再说，一开始让他参与拆迁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干，分别给曹明祥和自己申明：“我是一个本地人，处理拆迁工作，无私有弊，是不是回避一下？”郗应松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无非是没有油水可捞。这时候让他出马，在别人看来是个苦差事，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肥缺了。果然，徐立身连让都没有让叶兆楠这个主管县长一下，就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事后，郗应松想，幸亏用的是徐立身，这事情要让叶兆楠来做，绝对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
从深层次讲，郗应松没有当上县长时，巴不得立刻当上，一旦当上了，就觉得许多事情不好处理。一是在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听命于县委书记；二是在工作成就的分配上，功劳当然记在书记的账上。比如这县城建设的十件大事，郗应松不赞成一下子搞几条街的拆迁，可曹书记拍板定案，你不得不遵照执行。书记是把握大局的，你做县长的就要坐镇指挥，关键的时候又必须冲锋陷阵。弄好了，不要说上级表扬书记的工作力度大，就连老百姓多年以后的口碑，也说是“某某书记在任时办的好事儿”。弄不好，就是书记不批评你，也显得自己无能。
郗县长主政前，就把全县的政治形势粗略地做了一番估计。他觉得曹明祥容易对付，但使他头疼的是常务副县长徐立身。曹明祥这个人宽厚、大度，表面上脾气火暴，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是一个柔肠君子，能够容人容事。徐立身这个人则不然，自恃自己是丰阳县的“坐地苗子”，根基牢固，除了听县委书记的话以外，根本不把外来的县长放在眼里。
说穿了，别看徐立身瞧不起出身知识分子的郗应松，可郗应松除了瞧不起徐立身以外，还瞧不起有点土气的曹明祥。郗应松认为，曹明祥这个人，确实没有吴国栋的城府深。在曹明祥前期当县长时，埋头拉车，风风火火，一心扑到工作上，到头来，反而被吴国栋搞了一下子，差一点没有接任书记，这不是有点“愚忠”又是什么？当时他对自己指使宣传部长造曹明祥舆论就有点后悔。后来，事实证明自己的处理是正确的，暗处庆幸，果然一石三鸟，把曹明祥推上去了，把萧干排挤走了，自己当上了县长。
但让郗应松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一贯被郗应松认为粗糙的曹明祥，自从当上县委书记后，竟然斯文起来。发型、衣着开始讲究，就连神态、步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举手投足间体现出一种威严的气势。屁股不但决定思想，而且决定精神面貌。这些别人觉察不到的变化，郗应松的感触却很深。可他又感到，曹明祥骨子里的正直坦荡并没有变，工作作风还是一竿子插到底。有时，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通知下属局长、主任们研究事情，却找不到，因为这些人被县委办叫去了，曹书记要亲自安排工作任务。还有致命的一条，就是曹明祥批评起人来，一点也不留情面，夹枪带棒，往往把他这个县长也会捎带进去。有几次“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曹明祥否决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时，很少用委婉的方式，让一个堂堂的一县之长夹在常委们和副县长们中间，很失体面。
有了这些思考，郗应松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方针，就是尽可能地避实就虚，明哲保身，以求一逞。最好的策略就是向上推，向下卸，下边挡风，上边避雨。他自己原来不善饮酒，现在竟然多次喝得迷迷糊糊的，心里却非常清醒。
这一段大搞市政建设的工作，郗应松和曹明祥把下属分工得很明确，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叶兆楠虽然请假了，无关大局，因为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艾朋庆分管的清真寺周边环境清理，汉族群众本来就惹不起回族同胞，进展顺利。周志茹分管的街心花园项目，虽然在她的指导下，搞出的成品有些阴柔，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副县长王彪分管了河套公园和橡胶坝项目，夜以继日，跑资金，筹集资，拉赞助，让工程队垫付建设款，比预期的提前开工了。有时，政府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回来陪客人，他却在工地上同工人一道吃过饭了。在橡胶坝充气储水的那天晚上，这个同志一夜没有合眼，红着眼丝，指挥众人筹办庆祝仪式，天明时分才在工棚里歪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干部现在确实不多见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参与公园建设的民工们非常感动。
在县里轰轰烈烈地大干快上的时候，乡镇工作仍然遇到不少难题，项明春就被上访和突发事件缠得脱不开身子。
正文 第十一章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项明春对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连秘书也不是。侯远理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一黄公庙乡一些老资格的支部书记私下议论，项明春是多年以来比较少见的好书记。这个人好就好在为人实在，从来不耍花架子，比如搞的村村通工程、农户沼气推广工程，哪一项不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群众拥护的。有一个支部书记还引用电视剧里的唱词，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啊，像项书记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要是能够坚持在我们乡多干些年头，不愁我们乡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另有人认为，现在的干部都把进步看得比啥都重要，项书记也不会例外，走着瞧吧，要不多久，项书记就不是项书记了，说不定就是项县长了。那个希望项明春留在黄公庙乡干的支部书记不无遗憾地说，是啊，舍不得也得让人家项书记提拔上去，像他这样“请民命、造民福”的领导，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发挥的作用更大，给群众造的福利更多。
项明春的去留当然不是支部书记们能够决定的，这一点，冯司二比谁都清楚。冯乡长尽管对项明春的斯文、迂腐有看法，还是卖命地工作，竭力维护项明春的权威。你不能从主观上去分析动机，重要的是客观效果。一个乡镇看一个党委书记，一个乡镇班子看班长、班副，书记、乡长齐心了，副职们也不敢怠慢，所以这工作就抓得有声有色，成效明显。冯乡长拿十几个乡镇比较，尽管黄公庙乡也有不少问题，但其他乡镇蹿烟冒火，远远不如这里稳定。乡镇工作，稳定是福，现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和谐是什么？和谐就是稳定嘛。这就意味着，由于黄公庙乡相对稳定，县里领导会对项明春的工作给予肯定，在十几个乡镇党委书记里边，项明春是首屈一指的。都说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冯乡长想的就是出干部，只要能让项明春尽快上去，腾出位置来，自己的进步也随之水涨船高，不言而喻了。这些活思想，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冯乡长越来越努力了。
周志茹隔三差五地到黄公庙乡视察，对“明春哥”近乎崇拜了。女人家在政界，往往没有男人的心眼儿稠，在“四大家”领导会议上，说话不习惯拐弯抹角。所以，到了包乡领导工作碰头会上，周志茹每次都大讲特讲黄公庙乡的工作如何出色，却没有“但是”以后的问题。
说得多了，惹得县委书记曹明祥心痒，也在百忙中到黄公庙乡来看看，发现周志茹所言不虚，项明春的工作确实扎实，不像其他几个乡镇的一些年轻的书记、乡镇长，一味地贪玩，浮皮潦草。曹书记心里就盘算，应该重用这个曾经在吴国栋手下不得志的项秘书。但曹书记从来不在乡镇工作会议上过多地表扬、过高地评价项明春，曹书记知道，乡镇的一把手们都急于向上爬，不能让项明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领导口头上的赞誉，有时是起负作用的。
孙秀娟当上黄公庙乡的“第一夫人”以后，曾经满足过一阵子。后来，和县里的领导接触多了，竟然关心起政治来，巴望着老公有更大的进步，求神拜仙时，功利性、目的性非常明显。
有一次，她对项明春说起来，某某领导排在第几位，某某领导排在倒数第几位，竟然如同县委书记一样了如指掌。
女儿插话说：“爸，妈，我在我们班里，也排到第三位了，不过是并列的，我这一段时间这么努力，就是要打败那个并列的毛妹，当一个真正的第三名。”
孙秀娟问：“你咋能打败人家呀？”
女儿说：“容易，容易，她写作业不认真，整天唱歌、跳舞，不用功的。”
孙秀娟说：“爱玩的孩子还考那么好，说明人家聪明。”
女儿“呸”了一下说：“臭毛妹聪明个屁！还不是考试时偷偷地抄答案了。”
孙秀娟正色地说：“不要胡说，你应该打败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是你的本事。”
女儿说：“不容易啊，我总不能在考试时，让人家拉肚子、得流感考不成吧？”
孙秀娟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小小年纪，哪该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当心神仙知道，要遭报应的！”
女儿做一个鬼脸说：“算我说错了。我一步一步来嘛，排到第一位了，你们奖励我什么呀？”
孙秀娟说：“你想要什么呀？”
女儿说：“不要什么，就要我老爸吻吻我就行了。”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
孙秀娟说：“我盼望着哪一天，你也在他们中间有个位次呢。”
说实在的，项明春对自己的前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冯司二和他说起，让他努力地向县级领导上奔时，他就对冯乡长讲，希望不大。你想啊，现在县里“四大家”领导二十多个，别说县委、政府，就是老干部退下来到人大、政协再待一段时间的现象也成了过去，高层领导已经年轻化了，拔个萝卜才有一个坑儿。缺乏老萝卜，依次递补的可能性不大，哪有自己的空位置？
冯司二听项明春这么说，立刻劝解他，不要悲观，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就要求干部越配越多，市里年年都要提拔一批干部，机会是会有的。项明春就用《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说，好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项明春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往上爬的人。祖祖辈辈吃糠咽菜，只要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容易满足，自己能混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几年，从底层熬到顶峰，又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经历，更让项明春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对待官场既非消极出世亦非积极入世，既没有置身事外的清高亦非刻意追求的热衷，对仕途的淡泊，异乎他人。他请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把自己定位在二十个字上：
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
项明春认为，前十六个字是作为，后四个字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可捉摸，是理想化的状态，能够逼近，但不能实现。如果人人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不前了。
这一天，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振亚来访，让项明春把自己曾经对赵哲讲过的“王二狗的故事”又卖弄了一番。
张振亚进入政府办，与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大体是同一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个副科级。这个人自恃自己的文笔不错，其实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欠缺，他的故事，在县委、政府两办，一度被传为笑谈。
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项明春一惊，饭都顾不上吃，捉了一个馒头，边啃边召集有关人员，赶快到矿井上去救援。三项明春和冯司二等人赶到矿上，直奔矿井，只见矿山上秩序井然，卷扬机正在把一大手推车矿石提升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冯司二非常恼火：“这个乔主任是怎么搞的，谎报军情？”
项明春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也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同矿主用手机联系一下，弄清情况，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但他并不后悔，对冯司二说，虚惊比实惊好，咱们既然来了，就要认真了解一下安全生产情况，再次强化一下村干部和矿主的安全意识。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民本意识特别强，对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祸，全都放在心上，严责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报纸上又经常披露各地矿难的消息，让人们感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天大的问题。哪里有矿山生产，哪里的干部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侯沟村的这个小蓝晶石矿，是全乡唯一的矿产业。对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来说，并不考虑矿主在这里的生产情况，关注的只是安全、安全。因为乡里收入的承包费是额定的，你矿主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反正在承包前已经把费用交足了，犯不着考虑。只有安全生产这一点，是项明春他们最重视的，人命关天，直接牵涉县乡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判刑、坐牢，把一生的前程搭进去。上边从来不表扬你的生产成就，倒是对矿上安全生产，三令五申，严管苛责。所以，这里是项明春的一块心病。他常常想，收上来的那点承包费，等于火中取栗，对这个矿井，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本来乡里的突发事件就够多了，怕就怕这里出现突发事件。
矿主和村里的几个干部正在矿山的指挥部“搓麻”，听说项明春等人来了，急急忙忙赶过来，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见面，支部书记的脸上红晕未退，想必是赢了钱。矿主点头哈腰，一边掏出香烟一个一个地敬，一边惊呼领导们来了，也不通报一声，我们好高接远迎一下，体现体现心情。
项明春虎着脸说：“你知道我们因为啥来了？”
矿主说：“不就是来视察吗？”
冯司二说：“胡扯，我们是奔着矿难来了。”
矿主急赤白脸地说：“乡长大人，不能这样说，太不吉利，哪有什么矿难？”
项明春缓和了一下情绪，告诉他，有人打电话说，这里出现了冒水事故，几十名矿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矿主顿时臭骂起来，说谁他妈的这么缺德，咒我不说，还把领导们弄得不得安生。支部书记也挠挠头，说打电话的人真他妈的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坏老板的菜。如果有人经常这样报，还不是如同小学课本上的“狼来了”，把领导搞得“蚂蚁大屁”（麻痹大意），就不关注我侯沟村和矿山了。
项明春知道矿山的事情很复杂，想来承包矿山的人明争暗斗，开一个小矿口确实很不容易，就对支书、矿主说：“没有出问题更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把你这里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检查吧。”
矿主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资料，显然是随时随地应付检查，随身带着的。见矿主拉开汇报的架势，准备说话，项明春打摆说：“不用听你那‘八卦’经了，我们还是到井下去看看吧。”
矿主说：“这样也好，领导们得到第一手资料，就会更加放心，省得我磨嘴皮子。”
于是，矿主招呼矿上的安全员，抱来了几个安全帽，每人发了一个，一行人就来到罐笼前。冯司二一脚踏进罐笼，一脚还在外边，忽然说：“不好，我有点内急，要拉肚子。”急忙退了下去，一溜儿小跑向山沟里奔去。
项明春瞥了一眼远去的冯司二说：“不要等冯乡长啦，我们下吧。”
等他们从井下出来，项明春感到经历了两种人生。与井下的阴暗潮湿相比，在蓝天白云下，山坡上风和日丽，郁郁葱葱，鸟鸣虫叫，几头牛和一群羊，安详地啃着青草，一片生机盎然。项明春感慨地想，这工业社会真的不如农业社会，在和平环境下，人们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根本不会人为地造成各种伤亡事故。
回到黄公庙街上，天已经黑了。冯司二说，机关食堂肯定封火了，我们到招待所吃一点吧。车子就直接开进了乡招待所。
项明春刚下车，张振亚马上迎了上来，项明春突然记起了这个家伙上午就来了，原来还没有走，自己忙昏了头，把人家来访给忘记了。心里泛出一些歉意，拉着张振亚的手说：“对不起，慢待了。走，我们一起吃饭去，我陪你这个老伙计喝两盅。”
张振亚说自己已经吃过了，留下来主要是想同项书记单独谈谈，求项书记帮个忙。
项明春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体己话要说，就让冯乡长他们到餐厅去吃，自己开了一个房间，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项明春爱喝的肉片汤和两个小蒸馍，边吃边和张振亚聊。在张振亚还没有开腔说事的时候，项明春心里就开始盘算，也不知道这个政治上不成熟、行为乖张的老兄要求他办什么事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答应他就是了，如果是不好办、不能办的事情干脆拒绝，得罪他也不怕，省得他像个黏虫，缠着你不放。
张振亚说：“明春啊，咱们一前一后进的县委办和政府办，你现在都当上书记了，我他妈的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一篇文章一场酒，得罪了两个不该得罪的领导，总是犯到人家的手底下。”
项明春记起了张振亚因为一篇经验材料得罪秦主任的往事，肚子里嘀嘀咕咕地好笑：“哦，我知道了，你确实得罪过秦主任，可现在秦主任已经作古了，你头上的乌云不再笼罩了哇。”
张振亚懊丧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原以为秦主任这么一走，新来的领导就不会有什么阴影了，谁知来了个庞主任，仍然是我的克星。你不知道，我因为那次喝酒，同样把庞主任得罪得更厉害，庞主任到政府办上班以后，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在张振亚絮絮叨叨地说那次喝酒和庞玉立差一点打起来的事情时，项明春记得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儿。
那是庞玉立在当乡长的时候，有一次进县城办事，吃饭前拐到了政府办。政府办原来一般不管乡镇干部的饭，后来，秦主任看到县委办史主任对乡镇党委书记很热情，就向县委办学习，对乡长们到机关来，也非常热情，一定要招待一番。
这一天，政府办只有一名姓邹的副主任在家，说什么也要陪庞玉立吃饭喝酒。庞玉立带去了四个人，乡里的干部酒量偏大，那个副主任觉得难以斗过，想多找几个人作陪，免得自己孤军奋战，全军覆没。偏偏机关里没有多少人了，只得临时拉了这个经常并不安排陪客的张振亚当差，并且偷偷地嘱咐他以客人为主，把酒敬出去才是本事。张振亚心领神会，决心要大干一场。
张振亚酒量不大，没有几杯酒下肚，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轮到给庞玉立敬酒时，满满地倒了一泡子，硬逼着庞玉立喝下去。庞玉立当然不干，三句两句两个人就说戗了，张振亚把这一泡子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高脚杯子摔了，骂道：“你算老几！小母狗啃花轿，不识抬举！”
庞玉立一把攥住张振亚的衣领子：“你骂谁？老子在乡里是老二，在你面前永远是老一！”
一群人见不是话头，赶紧把他们二人拉开，没有让他们厮打起来。政府办副主任一声断喝，把张振亚赶出了酒场。张振亚临走时，还趁着酒性子，骂骂咧咧的。结果被他这一闹，一场酒不欢而散。事后，因为是喝酒引起的风波，没有办法追究，政府办也没有处理张振亚，但那个副主任从此再也不和张振亚同场喝酒了。
张振亚说：“邹主任到其他单位任职了，秦主任死了，偏偏庞玉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你说，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明春，咱们弟兄们，你最了解我，我是个有嘴无心的人，办了错事儿，检讨都来不及。我这次专程来找你，是因为你同庞主任搁过伙计，大家都知道你俩关系不错，想央你跟庞主任说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放我一马，适当的时机，给弄一个副科级调研员当当，不然，你嫂子和孩子都看不起我了。”说话间，竟然流出了眼泪。
项明春听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事儿，就立刻释然了，对张振亚说：“庞主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说不定对那场酒早就忘了。好吧，念起我们是老同志，抽空我对庞主任讲讲。”
张振亚见项明春答应了，非常高兴：“老弟呀，你要是帮帮忙，我算是贵人搭救了。真羡慕你们呀，在县委办比我们在政府办强多了，一个个混得都不错。”
项明春于是就把自己和赵哲谈的那个“王二狗的故事”又说了一遍，说人的一生中，不管当多大官，有多大成就，最终不过是一把骨灰而已。张振亚对项明春的开导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因为有求于项明春，仍然唯唯称是，与看秦主任那篇文章和陪庞主任那场酒的态度截然不同。
就在这天晚上以后的第三天，黄公庙乡又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
正文 第十二章
李静娴噘起小嘴对父亲说：“按你这种算法，你女婿升到县委书记，头发胡子都白了！”叶兆楠一边往上铺爬，一边想，人分不同层次，这铺位也分不同层次，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总会弄出一点差别来。李静娴制止叶兆楠说：“快不要说了，我害怕，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李静娴能够与叶兆楠结婚，并不十分顺利，首先是她父亲，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亲事。
这个曾经当过公社党委书记的人，尽管当时处在那个位置上，却不是一把手，受着前边三个“全面”、“管总”、“第一”书记制约，最终还是在拨乱反正后，到另一个公社（后来改为乡）当上了一把手。可惜好景不长，年龄这东西真讨厌，连让你发挥余热的机会都不给，就被一刀切了下来。当然，即使不考虑年龄因素，一九八三年大体改的时候，没有文凭的工农干部，组织上也不会再让你继续留在位置上。李静娴的父亲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常常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活得窝囊。这老头年纪大了，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史诗可以夸耀，只有经常讨伐“文化大革命”中当过第四位“一把手”的艰难。
年纪越来越大，老头的性格越来越固执。平时恪守革命原则，坚决不参与打麻将这些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消磨时光的活动，又没有城市里老干部们打门球、钓小鱼、练太极拳的那份潇洒。在乡下住，没有休闲地方可去，没有老人可以共语，只好天天躲在农村的四合院里，当一统天下的霸主。闲得实在无聊时，就坐在院子里一棵大槐树下，戴上老花镜，看蚂蚁上树。久而久之，没有看出心态的平静，却看出了蚂蚁行雨，如同人间万象，越发对世事感到冷漠。孩子们一个个都飞出去了，和自己老伴一天到晚蹦不出几个字。只有最小的女儿李静娴经常抽空回到家里，才给这个毫无生气的小院子里，带来一阵欢乐。李静娴才是自己的掌上明珠，二十五六岁了，还没有行周公之礼，这让他们老两口十分着急。老头活下去的用处，仿佛就是为了李静娴。
当李静娴告诉父母，自己要和在丰阳县当副县长的叶兆楠结婚时，老两口都十分惊讶、兴奋。女儿在上学的时候，他们最怕她谈恋爱耽误学业，一旦参加了工作，又恐怕她不谈恋爱耽误了青春。一连几年，整天都在企盼着把最小的女儿打发了，了却最后的心事。女儿却在市电视台里忙忙碌碌，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婚姻大事透露出一个字。所以，当李静娴突然提出要结婚的事情，老头不得不仔细地盘问起这个姓叶的人的来历。
首先是关于年龄方面的质疑，叶兆楠比李静娴大了七八岁。老头说：“你那么多年龄相当的人不找，为什么偏偏找一个这么大岁数的人？”
李静娴说：“大又怎么啦，大几岁更加成熟。”
老伴也插话说：“男人大一点不算毛病，老夫少妻多的是，男人大了，会更加疼爱媳妇。”
老头说：“我也知道，年龄大不算问题，可一个当上副县长的人，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娶老婆？”
李静娴本来打算隐瞒叶兆楠的婚史，架不住老人的盘问，只得把叶兆楠已经离婚的事情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老头心里马上明白了，女儿八成是爱上了这个人，搞第三者插足了，把到了嘴边的“哦，你要当二婚头哇”的话，裹着唾沫咽了下去。又问了这个人的人品、文凭等方面的问题，把李静娴问烦了，生硬地说：“别问了，我反正要嫁给他了。”
老头的倔脾气上来了，气呼呼地说：“咋？你翅膀硬了，老子管不住你了？我是为你今后的幸福着想，你以为‘二婚头’是好当的？”这老头的文化水平低，不会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道理，终于把自己已经咽下的话又说了出来。
老婆子赶紧责怪他：“你咋这么说话？啥二婚头不二婚头的，难听死了。”
女儿也撒起娇来说：“爸，你坏，你坏，啥话到你嘴里，就不好听了。”
若在平时，老头也许笑逐颜开，这次却严肃地说：“反正我不同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李静娴听到这话，气呼呼地跑回自己的闺房生闷气。
女儿走后，老伴向老头展开了批斗。老婆说：“怪不得你整天对我待理不理的，原来是因为我做了你的填房啊！”说着说着，竟然抹起了眼泪。
老头说：“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是两码事儿。你想啊，年龄偏大，又是离过婚的，这闺女为什么这么死心眼子，一定要嫁给他？”
老婆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说不定咱孩子就是这个命，你不同意又该怎样？人家好歹也是个县长，不比嫁一个平头百姓强？”
老头一听更火了：“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我见得多了，现在的干部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他能同原配女人离婚，也能把咱们的小娴给甩了！”
老婆说：“你以为就你自己的眼光远大呀，往前走哪一步不是黑的？你总不能让女儿嫁不出去。”扔下这句话，自己到女儿卧室去劝解女儿，把老头晾在了一边。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头的情绪终于有所缓解，对女儿说：“好吧，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结下的是怨仇。反正留不住你了，我们也当不了你的家，你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我有两个要求，一是结婚前要带他到家里，让我们看一看，到底般配不般配；二是办喜事的时候一定不能草率，要办得热烈隆重一点，免得单位上的人瞧不起你。”
李静娴见父亲终于同意了这门亲事，其他的都是次要问题，就说：“还是老爸开明，最疼女儿。”
到底是在行政上干过，老头能够提出别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老头突然问：“小娴，这个姓叶的，在丰阳县副县长中，负责哪个方面的工作？”
李静娴说：“他是抓城建的。”
老头说：“哦，排在第三位，这个女婿还是有前途的。”
李静娴不解地问：“您咋知道他排在第三位？”
老头说：“副县长中，管财贸的，是常务副县长，能进常委，排在第一位，农业第二，过去抓工业排第三，城建交通排第四，文教卫生排第五，民族宗教排第六。现在的领导普遍重视政绩，抓城市建设重要了，城建就靠前了，把抓工业的副县长排在后边去了。”这老头是从分工上考虑问题的，他不知道现在副县长们的排名次，有时是按先来后到的资历，或者是从一同下文时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往往与分工无关。
要是个一般女人，也许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反正都是当副县长的，管他排在什么位置。李静娴虽然还没有问起过叶兆楠在丰阳县政府副县长中的位次，但她毕竟是一个记者，注重领导们的排列顺序，所以对老爸佩服得厉害，高兴地说：“老爸呀，你真了不得，你女婿过两年再抓农业，然后管财贸当常务，再转到县委任宣传副书记，过几年变成组织书记，就有当上县长、晋升为县委书记的资格了，你给我健健康康地活着，好好看看你女婿能够干多大的事业！”
女儿这么一夸奖，老头顺风扬帆，飘飘然起来：“小娴，你还是不懂，不是那样递进的，县委政府两个大院是轮流转换的，副县长也可以进常委，当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而后组织部长，再转回政府当常务副县长的。这才能够接上你的顺序，再向上攀登。照这个算法，就是两年一个台阶，等他当上县委书记，还有九个两年，等上十八年才能当县委书记，我呀，肯定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李静娴噘起小嘴说：“你咒自己还可以，干吗要这么贬低你的娇客呀？现在的干部升迁，不一定是按你这种顺序递升的，兆楠他跟的领导，原来是市委副书记，多多少少也算有根子，只要齐书记打个招呼，也许你女婿很快就升到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了。要按你这种算法，他从这个位置升到县委书记，头发胡子都白了！”
老头说：“你别着急，我说的这是一般规律，你也别指望什么齐书记。你不是说，她调到省妇联会当主任了吗？这样的领导虽说也是厅级干部，但位置不算重要，说话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你那个叶兆楠还得自己从头做起。”
老伴说：“算了吧，你们爷儿俩别念你们的古古经了，他祖坟上有多大的劲儿，他就能当多大的官，犯不着你们瞎操心！”
老头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在位时，就总结过，这当干部，要靠祖宗积德，坟地风脉，组织安排，个人能耐。”
李静娴说：“你说的是宿命论，还是个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老头说：“不和你们年轻人抬杠了，你告诉这小子，机遇最重要。我看电视新闻中，现在的干部，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李静娴从来没有听到老爸说过这么精辟的话，心里说，一定得告诉兆楠，让他懂得这个深刻的道理，升职的进程就会快些。忽然又想，真的，我怎么没有问过兆楠，他到底排在第几位呢，回头得赶紧问一问。二李静娴虽然不知道，但她老爸的估计并不错，叶兆楠在副县长的排序上，确实是排在第三位，还有五个副县长更加靠后，倒数第一的是非党副县长周志茹。按说，他任职时间短，没有其他副县长的资格老，不应放在前边。虽说人大代表们填写选票时，姓叶的在前边，应该到使用时，坐在台上，上到文件上，就得靠后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领导说了算，市委副书记的秘书下来任职，就比别的副县长多一分优势，决定了叶兆楠靠前排的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