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楠奇怪地说：“你跟的是齐书记，齐书记走了，你应该没有任务嘛。”
李静娴兴奋地说：“嗨，忘了告诉你，前几天，麦云云找到台长，说自己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不敢再跟着刘市长东跑西颠了。据说，那天麦云云哭得泪人一般，说自己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岗位，可就是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采取着安全措施。她婆婆指桑骂槐地说家里的母鸡不会下蛋，爱人也说，再不生孩子就要离婚，没有办法才停药摘环什么的。台长说，是啊，再让你奔波，就显得我这个台长不人道了，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啊。正好齐书记离开了唐都市，就让我顶了这个缺儿。”
叶兆楠抑郁地说：“哦，跟市长可能比跟齐书记更加辛苦些。”
李静娴说：“不怕，好不容易来了个自然减员，机会难得。虽然没有你从一个秘书当上副县长光彩，一下子从跟四把手变为跟二把手，总算是有所进步嘛。”
李静娴冒着寒冷，勇敢地从被窝里钻出来，“咝咝哈哈”地穿着衣服说：“叶哥，你不知道，自从台长安排我接这个茬儿，麦云云见了我，直翻白眼，待理不理的，你说，是她自己不争气，这能怪我吗？”
叶兆楠说：“按说你只是换了跟的对象，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但见你这么高兴，我就祝贺你了。”说着，也要起身穿衣服，李静娴把他按下说：“你不要起来，我给你做点吃的！”
李静娴跳下床去，从床底下的纸盒子里摸出四五个鸡蛋，打开液化气灶，很快，变戏法似的，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给叶兆楠端了过来。
叶兆楠披上衣服，要接过来自己吃，李静娴说什么也不让，用调羹一个一个地舀起来，吹一吹，像哄小孩子一样，送在叶兆楠的口中。叶兆楠在孙丫丫那里，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一片温情把心里的坚冰缓缓地融化开来。心想，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夫妻感情。
侍候叶兆楠吃下，李静娴又按着叶兆楠说：“叶哥，你昨晚那么英勇，实在辛苦了，不要管我，闭上眼睛，好好休息。”说完，又跳下床去，打来半盆冷水，稍微加了一点开水，刷牙后认真地梳洗，用的工夫比叶兆楠每天随便擦把几下不知要慢多少倍。然后，又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盒子，取出杂七杂八的化妆品，对着墙上的镜子，一丝不苟，精心地武装自己。等李静娴的功课做够一遍儿，果然人工战胜天然，鹅蛋脸儿白中透红，水蜜桃一样。那只雀斑无影无踪，眼睛也水灵灵的，顾盼有神，让叶兆楠看呆了。
李静娴伏在叶兆楠身边，用脸颊贴着叶兆楠的脸颊，吹气如兰说：“叶哥，我好看吗？”
叶兆楠赞叹说：“娴，你真的好看，好看极了。”
李静娴幽幽地说：“台里也有化妆师，那是专门给主持人安排的，我们这些记者享受不到，只好自己鼓捣鼓捣。而且化妆师不过是给主持人吹吹发型，抹抹唇膏，真正想化好，还得靠自己。算了，叶哥，不亲你了，免得弄坏了口红。赶紧得上班去，我走了。”
叶兆楠关切地说：“不吃点东西再走？”
李静娴眼睛红红地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早上一直是不吃东西的，要保持一副魔鬼身材呀。”说完，穿上风衣，又在叶兆楠的身上伏了一阵子，才恋恋不舍地掩门而去。
叶兆楠在李静娴走后，没有了一丝睡意，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心事。
叶兆楠感到，李静娴这个小丫头，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确不应该这么冷淡她。反正自己已经离婚，没有理由不和她结合。特别是这女孩子对待自己风情万种，激情如火，柔情似水，更是叶兆楠从来没有体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和情爱。可是一想到李静娴要保持自己美妙的身材，这与生孩子是背道而驰的，叶兆楠又有些泄气。他和孙丫丫一直是有花无果，让父母操了不少心，没有少抱怨自己，若是再结一次婚，仍然养不了一个娃娃，岂不更令父母失望？再说，想一想这些女记者在领导们面前发嗲的镜头，叶兆楠不禁有些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李静娴难保也是这种类型。想着想着，头有点疼了起来，浑身发冷，鼻腔里蹿火，恐怕是昨晚自己过于癫狂，张风受寒，弄得感冒发烧了。
叶兆楠忽然想起，昨晚有一个未接电话，就打开手机，一看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好像是自己家里那个县的，该有什么事儿呢，就拨了过去，响了几声后，母亲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小楠呀？我不会说，叫你爹来接！”说完，把电话压上了。
叶兆楠知道，自己家里的村干部说到办到，已经把电话给装上了，又觉得好笑，母亲连电话都不会接，竟然压下就走了，于是又回拨了过去。
父亲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大队给安好了。昨天晚上，支书来家里，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他让我告诉你，家里的事情别让你操心，好好干，往县委书记、市里领导上奔，为全村人争光。”
叶兆楠糊弄了父亲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说，往县委书记、市里领导上奔，容易吗？那太遥远了，自己尚且不敢做这个梦，他们这么胆大，说起来，像吹糖人似的，让他们做梦去吧。
叶兆楠又想，和孙丫丫离婚的事情，还没有告诉父母，本来想在自己上任以后再告诉他们不迟，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早一点晚一点都是那么一回事儿。现在，家里装上了电话，有条件了，应该说一说。可该怎么开口呢？不由得又是一阵剧烈的头疼，就爬起来，齉着鼻子，自己对自己说：“不好，得赶快输液去！”
正文 第七章
人代会开过，八个副县长没有一个落选的。秦主任离当上副县长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提拔上去，并不全是因为一头白发显得苍老，而是关键时候有人给他上了烂药。一叶兆楠上任时，离县里换届改选还有三个多月。他到任后，因为政府大院正在开始修建新办公大楼，房子暂时调整不开，只得住在丰阳宾馆。大约过了一个月时间，才被安排在县政府院子里办公。
住宾馆固然舒服，但总给人的感觉是没有进入状态，有点“异乡不知身是客”的味道。并且除了司机小孟开着那辆外表光鲜、实际老朽了的2000型桑塔纳接送他到县委、县政府参加一些会议外，连个随员都没有配备。他多次想对郗县长说说，带个人陪自己到各乡镇走走，都没法张口。叶兆楠不时地泛起一些焦躁，因为自己必须赶紧下去同乡镇、局委的头头们交流感情，免得到了换届改选的时候，大家还不熟悉他的面孔。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政府办秦主任得了肝癌，去省城做肝切除手术，还没有回来，政府办一时间群龙无首。办公室现有的人员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儿，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不敢擅自作主，为新来的叶县长配备秘书。
丰阳宾馆的前身是县委招待所，十年前，宋维山书记在任时，搞了一次改扩建，才成为现在的这种规模。
当时,“四大家”领导多数人反对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宋书记顶着压力，以“筑巢引凤”、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名义，拍板定案，才开始动工。客房大楼和餐厅大楼，都是由当时雄踞建筑业全县之首的县一建公司，通过议标承建的。之所以没有招标，用议标方式，是因为县财政拿不出多少钱来，宋书记压着银行给一建公司贷款，并承诺工程完成后，提拔一建公司经理当城建局的副局长，这工程才拖拖拉拉用了将近一年所谓的“深圳速度”完成了。
一建公司垫付的资金数额巨大，一下子把自己拖垮了。那个经理在工程完成后，以为可以官升一级，一屁股屎有人擦，把公司的亏损根本不放在心上，可宋书记却迟迟没有提拔他。城建局长因为他依仗宋书记的势力，过于狂傲，上交管理费还没有小企业及时，从来不看好他。外部环境恶劣，内部狼烟四起，弄得怨声载道。
正当经理仍然抱有升官的希望时，宋书记拍拍屁股去省城上任，把经理像一条被诱饵钓上来的鱼，甩在了旱地里，还没有被气死，只张着嘴巴喘气。从那以后，经理成了“专职要账人员”，整天到县委、政府泡蘑菇。有时喝醉了，他便到两个大院破口大骂县委、政府主要领导。杜书记在任时，索性要城建局把他免职了。一建公司没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很快衰败。县里虽然年年从财政上挤出一点来还建设宾馆时的陈年老账，仍然弄得职工没有饭吃，动不动就到县委、政府两个大院去上访。职工们深明大义，深知“欠债不昧，见官无罪”的道理，非常体谅父母官们的难处，基本不抱怨县里不偿还债务，而是经常状告那个下了台的倒霉蛋经理，说他挪用公款，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要求领导查办他。到底领导英明，没有落井下石，县纪委及检察院一直不予立案。到现在为止，一建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这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比那个经理更加倒霉的是宋维山书记在锡都市的一个朋友。直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顾老板”。
当时，顾老板看到丰阳县委招待所改扩建是个商机，又感于宋书记老朋友的情义，自筹380多万元，承揽了内部装修的业务。从洗衣房设施，到客房内的空调、电视机、地毯、床褥、洁具，以及餐厅内的用具、音响全部是顾老板的无私奉献。实指望宋书记在位时，及时清结，捞上一笔，却等到宋书记一走，鸡飞蛋打。
顾老板是外地客商，很有涵养，不像一建公司经理那么张狂，经常揣着宋书记的信件，非常谦恭，彬彬有礼，点头哈腰，连一句刺耳的话都不敢说，到丰阳县委、政府要账。有道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宋书记到省委政研室就职后，那权力的分量，已经压不住丰阳县领导们的秤盘子，顾老板拿他的亲笔信件起不了多大作用。他找了主管县长，找县长，找了县长，再找县委书记，领导们如同屎壳郎推蛋儿，又像把顾老板当乒乓球打，推来推去。
多年以来，顾老板和历任县领导及历任宾馆老总，都混熟到成为酒肉朋友的地步，一年总能挤出个十万二十万的还给他。顾老板苦笑说：“这仅仅够利息。”有人劝顾老板打官司，顾老板知道这官司即使赢了，也没有多大意义，就对劝他的人说：“自古民不跟官斗，咱斗不过。”
县领导并非没有良心，住在顾老板装修的房间里，毕竟过意不去。于是，给顾老板开了一个优惠条件，凡是顾老板前来，不管是否讨债，在宾馆吃住一律免单。顾老板就把丰阳宾馆当做行宫，候鸟一般地来这里光顾，住豪华单间，吃高级套餐。宾馆上下，对这个常客，敬而远之，甚至有点恶心。顾老板来了，自然享受不到对其他客人的热情。有时形单影只，独自一人进餐。宾馆老总实在过意不去时来陪陪他，他就对老总苦笑说：“我带上全家来这里吃上一辈子，也吃不回去我投入的钱啊！”
当时的孙二孬，是在山乡马寨开金矿，赚了不少钱，见好即收，举家搬迁到县城的。他看准了建筑行业，办起了建筑队，采用非常规手段，承揽了几项工程后，羽毛渐渐丰满，正赶上县里大力提倡兴办民营企业的好气候，拜了不少门槛，成立了“丙贵建筑公司”。不料开张的那天，却被县检察院诱捕审查，做了一次“茅缸里的石头”，住了一段看守所，最后无罪释放。
孙二孬出看守所后，揽的头一宗活儿，就是改扩建宾馆的项目，但企业太小，无力啃大骨头，只抢到宾馆办公用房的修缮项目，挣到了一把欠条。有勃焉就有兴焉，一建公司破产后，“丙贵建筑公司”却蓬勃发展，成了气候。孙二孬反倒感谢这座宏伟的丰阳宾馆，赔二三十万不算什么，把一把白条子当着杜书记的面用打火机烧了，县里的各级领导十分赞赏孙二孬为政府买单的壮举，往孙二孬头上封了不少头衔，更加推进了孙二孬事业的发展。正当大家都对孙二孬这个民营企业领袖看好的时候，孙二孬却想，这县域经济是老鼠尾巴上长疖子——挤不出多少脓来，又挥师北上，到唐都市发展去了。
闲话少说，经过装修的县委招待所，焕然一新，更名为丰阳宾馆，曾经辉煌一时。牌子新了，房间新了，但管理人员还是那一帮子正式职工，接待水平一直上不去。县直各部门有的还账不及时，有的干脆赖账，使宾馆流资整天处于紧张状态。没有两年，县城的服务业多了起来，大家又转向其他新装修的酒店签单。丰阳宾馆开始走下坡路，连续换了几任老总，也都无力回天。有能耐的职工纷纷飞走了，剩下的老弱残兵，经过改制，全部淘汰下来，接任的新老总就是原来在商业宾馆当老总的漂亮女人郑妍。
十几年的岁月不饶人，此时的郑妍，青春已经不再，但女强人的名头却十分响亮，并且当上了政协委员，不大不小，也成为一名官员。她临危受命，把丰阳宾馆接了下来，到底有一套办法，不到一年光景，扭亏为盈，官职也从政协委员升到政协常委，经济政治双丰收。
在叶兆楠寓居宾馆这段时间里，郑妍得空儿就到叶兆楠住室来坐坐，陪着叶县长说说县里的轶闻趣事，让叶兆楠感到颇不寂寞。叶兆楠从侧面了解到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就对她产生出敬重加鄙夷的看法。他虽然觉得在政府机关受到冷落，可在宾馆里享受着优质服务，慢慢地和这个女人很合得来，相当投机。郑妍虽然从来没有暗示过要对叶兆楠提供宾馆里名目繁多的特殊服务，却在混熟以后，让足疗部上来最漂亮的小姐，一边给叶县长洗脚，自己一边同叶县长谈话。郑妍表示，可惜洗浴中心还在建设中，要不然，天天让叶县长去桑拿一番多好，可以解除身心的疲劳。
叶兆楠说：“郑大姐真的有本事，硬是把宾馆给救活了。”
郑妍说：“难啊，我主要是向外使劲儿，这样可以不赊不欠，容易盘活资金。一些形势不好的单位，我下狠心不允许他们签单，这些单位的头头对我颇有微词。”
叶兆楠说：“你不用怕他们，有县委、政府领导给你撑腰的。”
郑妍说：“是啊，我看中的就是这块金字招牌，要不然，鬼才来接这个烂摊子哩。”
叶兆楠试探着问：“县级领导们签单，结账应该没有问题吧？”
郑妍说：“领导们都是很支持我工作的，就是财政局不好说话，边还边拖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叶兆楠问：“一年下来，大体有多少欠账？”
郑妍说：“不瞒你说，两个大院，二十多位主要领导，哪一个一年的招待费不得二十多万？”
叶兆楠心里说，好家伙，当一个县级官员真不得了，无怪乎有报道说，养一个县级干部一年要百十万，自己若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已经混到百十万的身价了。可一想到，到任已经一个月了，在政府里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坐的是一个跑风漏气的破桑塔纳，吃着乌龟王八也没有滋味，心里又很灰暗。二人代会开过，八个副县长没有一个落选的，依次是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和周志茹。徐立身继任的常务副县长，新成员有叶兆楠，市委派来的，周志茹，女，28岁，是一名非党副县长，王彪是从市中国银行调过来的。他们都顺利地被人大代表推上了合法的领导岗位。经县委常委会认可的郗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当然顺利地通过，全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气候再一次凝聚上来，呈现出一派新局面。
秦主任的多半个肝脏被切除了，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常务副县长徐立身和财政局长很头疼，渐渐地派人去省城送钱的积极性低落了。甚至到了后来，轮流派去侍候秦主任的政府办人员也不能及时到位。
处在弥留之际的秦主任心里却如同明镜一样，知道自己不可能再侍候郗县长了，两个人没有什么交情，大家把他当成无用之物给废弃了。他不满的是徐立身，这是自己多年至交的铁关系，要不是自己曾经让贤与他，徐立身混不到今天这个位置，想不到在自己大难之时，这家伙竟然如此无情无义。但是，秦主任没有动气，他知道，自己的肝癌按医生分析的，是常年肝气郁结所致。医生告诫他，在手术后的放化疗期间，千万不能动怒，发脾气将直接影响医疗效果。
生命是最宝贵的，秦主任知道自己离见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太远，能够活下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但他尽管疼痛难忍，求生的欲望依然十分强烈，正在用顽强的意志力量，同死神不屈地抗争。他有一个念头支配自己，就是盼着康复一点之后，静下心来，把自己多年混迹官场的经历好好地记叙下来，给后人以启迪与警示。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个念头可能要化为泡影了，心里就容易烦躁。每当烦躁袭上心头，他就告诫自己，不要烦躁，不能烦躁，兴许还有希望。
烦躁的事情不是能够立即挥去的，政府办的侍候人员缺位后，事实证明那个“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也极为正确，更让他烦躁不安。在省城工作的那个孝顺儿子太忙，几天不打一个照面，媳妇自然更有理由不来尽孝。只有自己老伴和在县城的女儿及女婿严防死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时刻衰弱，生命向尽头奔跑。
在与死神抗争的日子里，秦主任十分思念自己的母亲，思念儿时的天堂故乡，嘴里还不断地泛出在吃不上饭的年代里，经常吃的坏红薯味道。他同老婆商量，不在这里放化疗了，赶紧回家去，熬死也比在这里让医生们治死强。医院当然以经济效益为重，看到老秦这里已经不可能榨出多少油水，就以人文关怀的名义，开了一大堆中西药，同意他出院。
出院手续办齐以后，秦主任没有通知政府办，只让儿子找了一辆面包车，把一家四口，以及探视的礼品，不管能不能用上，全部拉了回来。
临行时，儿子拉着父亲的手，痛哭失声。秦主任说：“孩子，别管我，不要难过，好好为国去尽忠吧。尽管尽忠没有下场，但这忠还是要尽的。”儿子是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目前正处在关键时刻，真的离不开，就这样和父亲泪眼对视了最后一次。
秦主任一直到死，都没有被免职。庞玉立到政府办当主任的时候，一开始没有明确职务。县委组织部长只是代表县委，到政府办口头宣布，让庞玉立同志临时主持政府办的工作。这应当算是组织上对秦主任的临终关怀和一生的肯定。
秦主任从弥留到咽气，是在县医院抢救室里进行的。常务副县长徐立身和分管抓城建的副县长叶兆楠、庞玉立赶去送别。这是叶兆楠第一次见到这个年仅五十四岁、大名鼎鼎的政府办主任。秦主任一头稀疏的头发银白闪亮，面容清癯消瘦。清痰器呼噜呼噜地响着，秦主任的两眼瞪着，异常恐怖，那只没有扎吊瓶的干手向上奋力伸展，伸向徐县长，不知道要抓什么。要是抓到徐县长，徐县长的脸上肯定会被抓出血道子。徐县长急忙闪身躲避。这支胳膊就僵硬在空中，秦主任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相当隆重的追悼会开过以后，政府办的几个同志帮助秦主任清理遗物，跟随叶兆楠的秘书小关，也去帮助清理。小关最后带了一沓子秦主任写过字的宣纸，拿过来让叶兆楠瞧。小关兴奋地说：“想不到那么忙的秦主任竟然也有雅兴，还留下了这么多墨宝！可惜秦主任不是书法家，要不然，这东西可要升值了，这是封笔之作，绝笔之作呀。”
叶兆楠笑小关说：“哟，你还懂得不少嘛。那你为啥不让他的家人带走，这可是重要的遗物，将来价值连城的。”
小关说：“我怎么没有说？但他的女儿、女婿说，没有什么值钱的，要真是值钱，就捐献给政府算了，免得嫂子回来了，争不清的遗产，还说不定咬着我们窝藏了。其他同志害怕死人的东西，也没有人愿意拿，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两个人把宣纸展开，一幅幅地品评起来，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一幅，在叶兆楠看来，写得最好，具有古朴、苍凉、悲壮之感，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秦鸣鸥自书
叶兆楠的英文水平不行，中文水平也不行，但他还能勉强断句为：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音chuan），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叶兆楠不但不认得那个“舛”字，也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小关也不懂，见叶兆楠念了几个字不出声了，就问沉思的叶兆楠：“叶县长，秦主任写这些是什么意思？”
叶兆楠半天不语，然后庄重地说：“秦主任这个人哪，深刻，深刻呀！”
小关见不是话头，就不再多问。但见叶县长评价这么高，就又问：“叶县长，你看，这些东西，有没有保存价值？”
叶兆楠肯定地说：“怎么没有？你把它送到县档案局去吧，让他们妥善地保管起来。”三叶兆楠一直咀嚼着秦主任留下的那幅字，不知道有什么深刻含义。终于在小关走后，他忽然想到可以在网上查出来，就立即打开电脑，通过百度搜索，果然有了答案。
网上有网友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句话出自唐·王勃的《滕王阁序》。说的是西汉年间，汉武帝时，以孝闻名的冯唐，在汉文帝、汉景帝时得不到重用。到了汉武帝求贤良时，受人举荐，名字直达宫廷。但冯唐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终因年老不得为官。另一个比较有名的射虎将军李广，屡立战功，因有勇无谋，缺乏政治头脑，一生未能得到封爵。
叶兆楠恍然大悟，原来秦主任是借古人抒发自己一直不得重用，受到极度压抑的情感，不禁对秦主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多方了解秦主任的生平事迹。
小关是新进政府办的年轻人，对县里各种人物曲曲弯弯的历史不清楚，提供不出来什么参考答案。倒是庞玉立说起秦主任来，如数家珍，让叶兆楠明白了不少事情。
话题是从秦主任一头白发引起的。
叶兆楠说：“庞主任，我看秦主任通过化疗，还有那么多的头发，想必是在没有化疗之前，他的头发一定浓密。”
庞玉立说：“是啊，秦主任年轻的时候，非常帅气，但是个少白头，花花搭搭的，到了四十多岁，全部变白，他就一直苦恼这一头白发了。”
叶兆楠说：“这有什么，现在美容已经不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们也可以焗油染发嘛。你看中央领导们哪一个不是满头乌黑？”
庞玉立说：“叶县长，情况特殊就特殊在秦主任不能染发，他这个人对染发过敏。我们好多人都知道，秦主任第一次染发后，头皮上起了一层水泡，治疗了好几个月才治好，从此坚决不染发了。为了显得年轻一些，他曾经一度把头发剃掉过。头发这东西，长得贼快，不几天就满头亮晶晶的。秦主任差不多每周都要去理发店一次，恨不能斩草除根。冬天好说一些，戴上帽子，就让鬓角白去。夏天就不行了，捂一顶帽子跟小秃头一样，秦主任只得又把头发留了起来。现在的干部向年轻化过渡，县长们让一头白发的人侍候很不好意思。杜书记在时，就曾经说，这秦主任近看是秦主任，远看就是秦大爷了。秦主任自我解嘲地对杜书记说，是啊，我四十岁刚出头，就有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乡下人问路，叫我‘大伯’了。”
叶兆楠说：“白头发确实让人老相，秦主任恐怕在升职的路上吃过白头发的亏。”
庞玉立说：“谁说不是？吃亏还不少哩。他四十岁左右，在下边当党委书记，全县都知道，有一次，他把提拔的机会让给了比他年轻的徐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过意不去，往县政协副主席上推过他，市委组织部长曾经见过他，被他的一头白发弄糊涂了，当时就觉得这人这么大年纪了，仍然在基层干，是该动动窝了，认为完全可以让他到政协工作。结果派考核人员一查档案，原来秦主任的年纪太轻，就把他‘帕死’了。后来他当上政府办主任后，一直侍候了好几任县长，兢兢业业，上上下下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往往是他这一头白发起作用，让别人不得不尊重他，这也是他一直在政府办干的原因。”
叶兆楠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沾光了。”
庞玉立说：“虚光，虚光，只要到了提拔他的头上，就不行了，考核的人都说他太老了。别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其实心里苦得很。”
叶兆楠说：“是啊，谁不想进步呢，想不到头发成了拦路虎了。”
庞玉立说：“不过，秦主任离当上副县长只有一步之遥。没有提拔上去，也不全是因为头发，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因素。问题是在关键时候有人给他上了烂药。叶县长，秦主任这个人得肝癌，好多人都说是气死的。”
叶兆楠有点不相信：“有这么严重？”
庞玉立说：“我不便多说。叶县长，秦主任和徐县长表面上好得像亲弟兄一样，却也有很大成见。看你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但官场中的事情，永远说不清楚，你也要当心啊。”
叶兆楠连连点头说：“多谢老兄指教！”
这番谈话后，叶兆楠再见到徐立身，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正文 第八章
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隆重的追悼会，原来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没有升上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周志茹，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一项明春后来听说，县里能够给秦主任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还是刘鎏的姑夫一帮子老同志闹大的。
五十四岁的秦主任“百年”的时候，正好县级换届改选已经胜利完成，曾经是县委委员的秦主任虽然从来没有被免去政府办主任的职务，但再当县委委员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般同志。
“曾经”与“现正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时候死去的秦主任，死得偏偏不是时候，在追悼会的规格上，不大不小给当家人出了个难题。因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职的委员献身后，由县委召开追悼大会，而且是常委的应当由市委来一名领导主持，县委书记致悼词；一般委员的追悼会，书记、县长参加，由一名县委副书记主持，另一名副书记致悼词。“身份”与“名分”同时失去的秦“主任”，此时也失去了资格。县里领导们草草地议了一下，这事情就由郗县长拿出意见，但也要隆重一些。县长办公会决定，本来该由接任的庞玉立主持，常务副县长徐立身致悼词的追悼会，临时升格为徐县长主持，郗县长亲自致悼词。
这样的安排，本来已经大大地破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首先不同意的不是别人，而是秦主任自己的老婆。
对已经作古的人不应该开玩笑，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要紧。秦主任在世时一头白发，秦大嫂却一头青丝，两个人站在一起很不般配。多少与秦主任相近的同志，都调笑过秦氏夫妇，说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父女。秦主任也常常说，你嫂子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但人家两口子夫唱妇随，甚是相得。别看秦大嫂看上去不过不惑之年，可脾气温柔，平时对秦主任百依百顺，如同小鸟依人，相夫教子，功莫大焉。县妇联会、文明办年年都把“模范夫妻”的奖状、锦旗或者奖牌授给他们，两口子是这一项荣誉的“专业户”。
本来，开追悼会是盖棺论定，生者追念逝者的丰功伟绩，寄托我们的哀思，具有激励后人向前人看齐的重大意义。其实，也不过是借死人这个名目，活人演戏给活人自己看的，说穿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的干部再伟大，也伟大不过开国元勋、革命老前辈，多少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时，不要说开追悼会，有的甚至尸骨无存。在和平年代里死，就比死在战场上意义重大了，不仅要开追悼会，而且讲究规格和档次，就有人想到攀比，讲究个“生前光荣，死后哀荣”。
庞主任对这个处理办法，心里是犯嘀咕的。但这是郗县长的主张，徐县长支持，副县长戴敬烨、艾朋庆、唐国发附议，副县长余乐萌不置可否，非党副县长周志茹（女）无所谓，叶兆楠对秦主任不太熟悉，当然郗县长说啥都拥护。只有另一个副县长王彪，说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恐怕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回民出身的副县长艾朋庆打了个哈哈，开玩笑说，不是什么大事儿，要是我们回族，开个追悼会后，还可以请阿訇念古兰经超度超度。这个意见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庞玉立本来想据理力争一下，但想到自己刚刚被选进政府办，立足未稳，况且在县长办公会上，并没有自己说话的份儿，就忍住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
谁知，这个一向温柔软弱的秦大嫂，在庞玉立筹办追悼会，到秦主任家通知亲属们如何参加时，却显得刚强无比，大义凛然地反对这种做法，说出去的话不软不硬：“你们愿意开这样的追悼会，你们就开吧，我们不会参加，老秦也不会去参加（意思是不提供骨灰和遗像），这不是糟蹋我们老秦嘛。我们等孩子从省会赶回来，悄悄地把老秦的骨灰掩埋了就是了，免得折腾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秦鸣鸥。”顿时，弄得亲自去和秦大嫂政治协商的庞玉立主任灰头土脸，没有一点脾气。
再说，刘鎏的姑夫作为秦主任生前好友，接到政府办的通知以后，一向以颐养天年为己任，不再过问政治的老人家，竟然震怒了。并且退下来的几个老同志，三五成群地来到刘鎏的姑夫家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刘鎏的姑夫说，秦鸣鸥同志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我看到后就很有意见，觉得格次不够。这个追悼会的安排，更是儿戏！不要说秦鸣鸥同志曾经是县委委员，应当作为县级处理，县委主要领导必须参加。就说这秦鸣鸥仍然在职，也不能这么草率地追悼一个堂堂的政府办主任。走，我们找曹明祥这小子去，怎么搞的嘛！
曹明祥一向重视老干部工作，听说一群老同志找他，没有像对待上访户一样不予接待。他马上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把刘鎏的姑夫他们引到了小会议室，泡上清茶，亲自掏出自己抽的“大中华”烟卷，近的敬，远的扔，发了一遍儿，还学着当年通信员小山子说的，后来流传很广的一句俏皮话说：“有事没事儿，上根白棍儿，上根白棍儿，咱谈话有劲儿。”接着开玩笑：“我的老小哥们儿，消消气，不要动怒，息气好养身。气出病来我还得掏腰包到特护病房探视你们哩。”
气氛缓和后，刘鎏的姑夫代表老同志发表了关于对秦主任追悼会的看法。曹书记虽然已经听说了政府的处理意见和秦大嫂的反对态度，这时，却十分惊讶地说：“有这种事情？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放心，我把郗县长叫来，再仔细地合计合计，一定要让秦鸣鸥同志含笑长眠的。”
老同志们放心地走后，曹明祥认真想了想，老秦侍候自己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熬劳，就这点交情，自己也得到场，破一点规格完全行得通。这个郗应松是怎么搞的？应该和自己商量商量嘛。看来他没有和秦主任在一起共过事儿，不可能有深感情的。这种照章办事、官样文章的态度，真的害死人啊。
虽然说感情代替不了政治，但政治只要掺入了感情色彩，内容毕竟丰富许多。两下夹击，再加上曹明祥和秦鸣鸥的友谊，曹明祥决定把秦鸣鸥的追悼会当做安慰死者、安抚生者，创造稳定和谐局面的重大举措来搞一搞。
于是，曹书记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议，肯定了郗县长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但是，（请读者注意，官面上的讲话，最怕“但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后边的，往往是实质性问题。）对待秦鸣鸥同志，追悼会的这种规格显得不够到位。我并不是因为和鸣鸥同志相交多年，出于偏爱，而是鸣鸥同志在县里的影响重大，低调处理不足以服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我们这些楼主，应当让“黄鹤楼”闪光不是？沸沸扬扬，街谈巷议，毕竟不好嘛。我听说，当年，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丁卯同志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宋维山同志曾经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向丁卯同志学习，搞得相当热烈隆重。鸣鸥同志是病死的，这个意向就免了。但鸣鸥同志仍然在职，要不是病重了，五十五岁才能退下来，安排作为县委委员候选人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追悼会的规格不能低于丁卯同志。大家看怎么样？
郗应松本来已经了解到办秦鸣鸥追悼会的事情民怨沸腾，犯了众怒，正准备找台阶下，好比瞌睡时，曹书记塞给他了一个枕头。但此时却感到曹明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自己上任后第一次做出的重大决策，心里依然掠过一丝不快。不快归不快，但还是很快同意了曹书记的英明决定。
因为要重新筹备，追悼会顺延了两天时间，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由郗县长主持，曹书记亲自致悼词。
在这个意义非同寻常的活动中，刘鎏的姑夫以及老同志们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所以不依不饶了这件事儿。项明春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是县委办的老人儿，与秦主任交往多年，很敬重这个厚道的长者。再说，“两办”历来关系不错，项明春不管受到受不到邀请，都会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由于会议的规格提高，宣布出来的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中，项明春的名字不再是生前好友，而是列在了乡镇、局委领导里边。
秦主任之死，虽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却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涟漪的波纹一直延伸在县里主要领导们的心里。二项明春在黄公庙乡这几年里，最深刻理解的词汇是“突发”两个字。他几年如一日，手机从来没有敢关过，说不定半夜里冷不丁的就有电话打过来，突发事件就迎面而来了。
咱们暂且不说突发事件让项明春疲于招架，先说说这吃饭财政，就足以让项明春头疼。
随着国家民本意识的增强，上级越来越关注民生，对老百姓日益好起来。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除后，乡镇已经组织不上来多少收入了。有人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鸡子不撒尿，各有便转，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乡镇干部自然会有新的敛钱办法。
这种说法，可能对有些乡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项明春却不搞这一套。不是他怕事儿，怕触上边的“高压线”，而是天性使然。要不是父亲抹不开舅舅的情面，曾经为自己的表弟谋求工作，讨碗饭吃，一般说来，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来不给项明春找事儿，并且告诫他不图升官发财，只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儿，不能让项家祖宗丢脸。
项明春常常奇怪地想，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拉棍要饭吃的，原本没有什么脸面，因为自己当上了乡镇党委书记，祖宗们就开脸了，所以父亲才不让丢他们的脸。可见，穷人也有尊严，任何人在尊严面前，总是一样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要不是有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乡里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机关的干部、职工们，能够在上级拨款一次到位后，领一大把可怜的基本工资，无怨无悔地开展工作，确实靠的是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忠诚。挤着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工资的附加成分就没有了，而基本工资算下来没有多少。所有乡镇都是这么处理的，不这样过不了日子。你想，人员爆满，僧多粥少，谁让你在老百姓开始富起来的时候，执迷不悟，一味地往乡镇穷干部队伍里扎堆儿？天塌砸大家，中国人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大家都持之以恒地挤在机关里，不肯下海，工资多少都没有意见。
当然，说没意见也不尽然，发点牢骚还是允许的。黄公庙乡的乡长姓冯，财政所长姓陈，干部职工每当领到几个月集中发放一次的工资时，就有几个秀才说怪话，把“百家姓”中的一句“冯陈朱魏”，一句“郗范彭郎”，篡改成为“冯陈喂猪，稀饭哄郎”。既显得黑色幽默，又让人笑得苦涩。
副职们没有少向项明春建言，总得想办法从群众那里敛一些钱，缓解经费压力，项明春一概不同意这么做。他顶着班子内同志们的抱怨，坚持从发展经济方面找突破口，严令部下们不允许搞歪门邪道。就连必须集资搞的公益事业，也从不纵容下属们在不做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情况下，粗暴地行使行政命令。
日子难过年年过，过了一年又一年，经济建设当然在自身的轨道上缓慢地推进中。这次县里换届改选后，各项工作运转就开始加速了。县里安排分包到黄公庙乡的“四大家”领导，是新近提起来的非党女副县长周志茹。按曹书记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他相信项明春能干，配一个弱一点的副职来分管，不会影响工作进程。按项明春自己的逻辑想，反正其他副县长也不是“散财童子”，谁来分包自己的乡镇都是一样的。
周志茹副县长具有放得开、收得拢，大大咧咧又不失严谨的女干部气质，工作敢于大胆负责，处事上周到得体，人品不错，人缘也极好。她原来在局委，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会主席，但是，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居移位，养移体，很快适应了角色。表现在从一开始人们称呼她“周县长”时，不禁脸红，不久就习惯了，反而对有一些自恃年龄大的人，不称她“周县长”，而喊她“小茹”，觉得不够尊重她。由此可见，她被组织上放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分管的正是党的教育工作，也分包乡镇。周志茹在县里的工作不太忙，就显得比其他的副县长深入，所以隔三差五地经常到黄公庙乡视察。并且到了乡里，一点也没有架子，从不干扰项明春的工作。她和项明春早就熟悉，过去挺敬仰项明春的为人，所以这架子即使有，也摆不起来。
周县长每次来到黄公庙乡，不仅在酒场上，而且不分场合，对项明春一口一个“老大哥”叫得甘甜，根本没有上下级分别，倒像是一对亲密的兄妹。副县长毕竟是副县长，不管权力大小，有这点敬业精神是很不错的，赖猫咪也能避老鼠，说出去的话，其他乡干部不得不遵从。她经常说，俺哥让怎么办就怎么办，任何同志不允许懈怠工作。这些指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项明春起到了撑腰的作用。
这个周县长发迹很快，简直如同迅雷不及掩耳，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一下子走上了领导岗位。不管岗位重要不重要，职务这东西重要。
在政坛上，确实会出现超新星爆发的奇迹。一九八三年大体改那一阵子，一个农业技术员一夜之间，就可以当上县长。有一个高中的副校长，是大学本科生，被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找白头小麻雀一样，从干部档案的册子里翻出来了，异常惊喜，连夜报市委组织部，在这个副校长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天就被小车接走，当上了另一个县的副书记。
周志茹也是这样被突然提起来的，因为干部配备要求，每一个县的政府领导都要配一个非党副职。按照要求，必须在正科级干部上选拔，可偏偏丰阳县的几百名正科级干部中，没有一个非党的。而且副科级干部中，只找到了周志茹一个女同志。因为非党，又因为是年轻女干部，破格提拔，周志茹天上掉馅饼一样，摇身一变，副科变成了副处，而且在换届改选时，全票通过。
事后，关于周志茹的突然发迹，说法有多种版本。其中有人传说，周志茹的一个亲戚在京城里做大官，在选拔干部时，曾经对市委方书记特别关照过。一些没有升上这个职务的女同胞，嗤之以鼻地挖苦说，呸，什么非党副职，是这个骚货脱裤子脱出来的。于是就谣传周志茹是“脱”党干部。
不管如何攻击和瞧不起人家，周志茹这副县长确实是当上了。在项明春的记忆里，周志茹确实有一些过人之处，她到黄公庙乡的第一次视察，曾经让项明春看到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鲜镜头。三一天后半夜，项明春从来不敢关闭的手机响了起来，项明春以为又出现了什么突发事件，激灵灵地醒来，接了电话。
电话是县政府值班室打来的，对方说：“当书记的，能够超脱，这么早就睡了。不好意思啊，打扰项书记休息了。”
项明春打着哈哈说：“哪里，哪里，领导们还没有休息，下官怎敢休息？请问，有什么指示？”
对方告诉他，县里领导分包乡镇重新进行了分工，周县长分管你们黄公庙乡。刚刚开完会议，要求分包乡镇的领导抓紧下去，传达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郗县长明确要求，政府办连夜把这个精神通知到乡镇主要领导那里，要高度重视这次全面安排，明天早上把通知的情况向他直接汇报。
项明春合上手机，心里骂道，这不是扯淡嘛，下去就下去呗，又不是中央、省、市领导下来视察，何必搞得雷动风响、神经兮兮的？各级领导亲民的时候，往往也有扰民的一面。你小小的县级领导就大可不必这么做了，不说扰民，至少算扰我这个小官了。又一想，总算不是突发事件，小题大做，不会煞风景。立即放宽心来，呼呼地睡了一觉。
毕竟是新任副县长视察，项明春不敢怠慢。第二天早上醒来，给孙秀娟掖了掖被子，草草地洗涮了一下，又到女儿的卧室亲吻了一下女儿，开上破桑塔纳，就往街上赶。本来是想找个饭点，吃一点小吃，天气太早，竟然没有一个开业的。项明春只得继续赶路，到了乡里，已经九点多钟了，来不及吃饭，让通信员沏了一碗鸡蛋茶，对付了过去。
要是其他领导来，项明春也许不这么慌张，就是因为来的是周志茹，反而不敢怠慢。因为新上来的领导一般比较敏感，更何况是一个女的、非党的、刚刚当上大官的，这敏感恐怕就与时俱进，甚之又甚了。所以，项明春反复要求冯乡长和其他同志，要特别尊重这位新领导，不能让人家挑出接待礼仪上的毛病。
冯乡长说：“一个毬鸡巴女孩子，当上副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这么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项明春说：“我就怕你这个心态，才反复强调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千万别以为人家是黄毛丫头了，现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稍不尊重，会让她心理不平衡的。”
冯乡长哈哈大笑说：“好啊，就按项书记的指示办，上级领导摆臭架子的毛病，本来就是我们这些下级捧出来的嘛。”
因此，黄公庙乡机关院里，前前后后打扫了一遍儿，干部、职工们还泼了不少净水，把飞扬的尘土压了下去。
等到周志茹来了以后，非常随和，煞有介事地听了项明春和冯乡长的工作汇报，认真记了笔记。随行的秘书说：“周县长，你不用记的，我记全了，回去整理整理送给你就行了。”
周志茹略显尴尬，很快消退了脸上的红颜色说：“还是自己记记，心里踏实些。”再往下记时就漫不经心了。然后，把笔记本翻到前两页，艮巴巴地、原原本本地把曹书记、郗县长的工作要求，向项明春和冯乡长作了传达。
正常程序进行完后，漂亮的女县长如释重负地说：“老大哥，公事太累人，咱们放松一下。这样办，你让冯乡长忙去，你带我到一些地方转转看看。”
冯乡长也如释重负，笑笑说：“还是县长大老奶体贴下情，就让项书记陪你到咱们黄公庙乡的景区游玩一番吧。”
周志茹一点也没有介意冯乡长说话中的讽刺意味，就和项明春坐上她的2000型桑塔纳出了机关大院。
出了大院，项明春对周志茹说：“黄公庙乡穷乡僻壤的，别听冯乡长瞎说，哪有什么风景区？你说吧，是到好一点的村去看，还是到差一点的村去看？”
周志茹沉吟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明春哥，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祖师庙挺灵的，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
项明春想，到了车上，“老大哥”就变成“明春哥”了，显得特别亲切，就愉快地附和说：“好，这是我们乡最好的风景区了。”
祖师庙在离乡政府十几里外的一个小山包上，虽然只是一些破破烂烂的砖瓦房，香火还很旺盛。里边的塑像都是本地的一些土匠人自己搞的，除了祖师爷，还有财神、南海观音等不少神仙，都是用麻泥、铁丝胡乱做起来的，远看还是个神，近看就是四不像。除了那些画匠不给他们磕头，群众初一、十五都要来顶礼膜拜。
今天不是这初一、十五，来的人相对少了一些。项明春他们到来时，老道士和两个老尼姑正在打瞌睡，听到汽车响声，立刻精神抖擞。一见项书记来了，纷纷上前迎接。项明春不便介绍周志茹的身份，就吩咐说，你们忙吧，我陪客人转转看看。
周志茹、项明春和秘书三个人，转了前院转后院。周志茹不仅买了檀香和黄表纸烧，还在每一个捐款的箱子里，投放了一百元功德钱。更让项明春感到诧异的是，到了祖师爷的大殿里，周志茹烧香、烧纸后，另投进一千元。项明春想，周志茹投入的功德钱，恐怕远远超过乡干部的工资了。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周志茹“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咚咚”地一连串磕了十几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大意是谢谢各路神仙保佑，弟子前来还愿。
项明春奇怪地想，一个县级干部，怎么这么不自重，对着一个泥巴神胎磕头？忽然又一转念，就释然了，人家毕竟是一个非党干部，没有党纪的约束和无神论的理念，对着神仙磕头是无可非议的。忽然想起了周志茹说，“这里的神仙非常灵”的含义，说不定某年某月某日，周志茹曾经来到过这里，许过愿。也许她当时的理想不过是不再当工会主席，能够弄一个副局长干干，或者顶多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到正科级上，估计恐怕连正职都不敢想。她能够当上副县长，肯定是喜出望外，神仙显灵了。
出得庙门，项明春说：“周县长，你这么心诚，将来还有进步的可能！”
周志茹意犹未尽地说：“借明春哥的吉言吧。不过，一下子升了好几个台阶，就像做梦一样，到了这个位置我也算到顶了。”
项明春说：“是啊，从工会主席到副县长，虽然是从副科升到副处，不仅仅是两个台阶哩。真是运气好了，天上掉馅饼。不是我这个老大哥要这么说你，你应该知足啦。”
周志茹说：“知足，知足，知足常乐呀。”
周志茹的心里当然是应该欢乐的，可项明春在乡里的糟心事儿太多，如同一团乱麻，让他乐不起来。
正文 第九章
冯乡长对赵半仙半信半疑，世界竟有这样的奇人，有机会也去悄悄地会会他。他意识到自己的名字不吉利，“司二”不行，必须“司一”。改名字当然来不及了，但转变命运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不仅要韬光养晦，还要积极进取。一不管是特殊原因造就特殊人物也罢，上边有人也罢，还是“脱”党干部也罢，像周志茹这样平步青云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是不敢奢望的。但是，官场的事情你永远说不清楚，林林总总的干部中，浮沉涨落，升降拔贬，有时疾得如同炮捻儿点火，有时缓得如同老牛拉车，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没有定数。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和政绩，而是各种复杂因素构成的。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身边的每一个干部，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水平、缺少政绩的。相反的是，大家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智慧，对别人历数起自己的工作成绩时，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即此可见，晋升得快慢，真的不是由干部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在仕途上，升职慢的人怨天尤人，进步快的人同样不会满足。有的人一生苦熬，缓慢推进；有的人上升到顶峰，因福得祸，很快跌落下来；也有的人迂回曲折，时升时降，忽隐忽现。像项明春的搭档冯乡长，倒是一个因祸得福的典型。
冯乡长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曾经立过二等功，在战场上还是一个小排长，离开战场了，不几年就成为团参谋助理。在百万大裁军时，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回到了老家丰阳县，由一个正营级干部降为科员使用，按照职级的比较法，科员不过是相当于连级干部。“辛辛苦苦上战场，营级降成科股长”，除了西藏的军队干部转业不降级外，其他各大军区、各大兵种的转业干部都是这样安排使用的。
冯乡长回到丰阳县工作以后，不仅人生地不熟，而且撸枪杆儿出身，业务也不懂行，只能在机关当政工干部，做一些行政事务工作，很不适应经济部门的工作环境。本来想争一下，当人秘股长，管理机关内部人事，领导上却不看重他，放给他的一直是闲差事。不能管人却受人管，让冯乡长非常憋气。于是，一心二心想跳到行政单位去。不知从哪里得知，自己和当时的吴国栋县长有驴尾巴吊棒槌的姻亲关系，就拐弯抹角地找上了吴县长，送礼再加上死缠活缠，县里就把他放任到春水镇当上了一名副镇长。
当上副镇长后，冯乡长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拿出部队工作那一套老作风，抓工作时，对下边村里的支部书记们，没鼻子没脸地狠熊，日亲道娘地臭骂，没有两个月，就把村支部书记们得罪苦了。
冯乡长当时根本不懂得，村干部同乡干部的差别，只不过是吃没有吃皇粮，他们虽然与乡镇干部是上下级关系，但一般对乡镇干部并不敬畏。特别是支部书记们，都在村里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威风。在乡镇工作的干部们，必须同他们打成一片，称兄道弟，融通出一股与机关不一样的特殊感情，才能扎根立足。在开展工作时，村干部往往是公一半、私一半，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往往比其他行政手段起作用。你是上级，如果抬举了村干部，给了人家面子，他会为你认真工作。如果得罪了他们，他们在表面上也许会唯唯诺诺，但骨子里非常反感。这种恶感在平时显露不出来，到了关键时候，就会给你来真的。这个关键时候，就是在换届改选时。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你整我三年，我整你一天”，意思是在选举时不投你的票。村级换届改选是如此，乡镇换届改选也是如此。
当冯乡长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支部书记们就商量好了，不能让这家伙在这里干，牛×烘烘，架子太大，太欺负人了。一股潜流涌动，冯乡长浑然不觉。
果然，冯乡长到春水镇不足三个月，正好赶上三年一度的乡镇换届改选。其他副镇长在选举即将到来之际，纷纷放下身段，采取各种怀柔政策，陪酒赠烟，攀亲拉故，对人大代表们笑脸相迎，拉拢支持者，争取选票。
这些情况让冯乡长感到吃惊，马上醒悟过来，也赶紧做工作，可是为时已晚。村支部书记们不会买他的账，而且他们大多数是人大代表，其他人大代表又最听支部书记们的话。大家串通一气，在候选人的票上，几乎全部给他打了叉子，气宇轩昂的冯乡长马上像霜打了一样，提着行李，到公交车的临时停靠点上坐车，灰溜溜地离开了春水镇，闷头在家里睡了一个多月。
选举发生了问题，冯乡长自认倒霉，可县委却不肯罢休，立即派出调查组进驻春水镇，一口气调查了十多天，没有发现有什么贿选行为和拉帮结派现象，这事情就不了了之。
冯乡长的女人看到丈夫这么闷睡，恐怕睡出了毛病，有个三长两短的，试图用女人的特殊形式宽慰丈夫。冯乡长军人脾气上来了，怒骂老婆：“滚！老子倒霉透了，用不着你这娘们儿瞎操心！”
老婆是让他骂惯了的，没有生气。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排解丈夫的郁闷情绪。老爹唉声叹气，儿子放学回家大气都不敢出，家里冷冰冰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经过亲戚们提醒，冯乡长老婆就像那年项明春的老婆孙秀娟一样，跑到城西南七八公里处的钱家庄去，找赵半仙赵大师去打卦问吉凶。
这赵半仙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只说了一句：“这位女士，你要问什么？”
冯乡长老婆说：“问男人。”
赵半仙一眼看穿这女人没有面带凄容，就知道不是她丈夫有了外遇，脱口而出：“你丈夫眼下晦气缠身，不过没有什么要紧，很快就会吉星高照了。”冯乡长老婆立刻喜出望外，满心高兴。赵半仙又给她画了一道符，嘱咐她暂时不要告诉冯乡长，只把这道符回家后悄悄地压在丈夫的枕头底下。回来后，冯乡长老婆一一照办。唯独没有照办的是，她把测算的结果告诉了冯乡长。冯乡长怪这女人多事儿，也体谅老婆毕竟为他操心，没有再臭骂，真的让她把那个黄绢子符咒压在了枕头底下。
果然，没过多久，组织上不能亏待一个勇于开拓、大胆工作的好同志，把全县几个落选的同志认真梳理了一遍儿，凡是在行政上任不了职务的，就安排到党内任职。冯乡长就被安排到黄公庙乡当了副书记。因为黄公庙乡一起配了两名副书记，县委文件上冯乡长赫然排列在前边，自然而然地成为黄公庙乡的三把手。这种安排，让其他顺利当选的乡镇副乡镇长们嫉妒得要死，觉得自己还不如不被选上好。
冯乡长上任前，把自己养精蓄锐的成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和老婆欢欢实实地幸福了好几次，着实感激老婆算的好卦。早知这些，睡这么久的闷觉儿实在不值得，还不如到名山大川去游玩散心。同时，对赵半仙半信半疑，心想，世界竟有这样的奇人，有机会也去悄悄地会会他。
常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冯乡长就不遵从这一规律。庞玉立调任后，项明春和他顺次递升，又因为他已经吸取了经验教训，武断的作风改掉不少，再加上黄公庙乡的干部队伍没有春水镇复杂，再一次换届改选时，冯乡长总算是顺利当选了乡长。
人在逆境中，比较克己，到了顺境中，私欲就开始渐渐地膨胀起来。冯乡长常常感到自己的命运不错，有朝一日，取代项明春担任书记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想取代一把手，可以有多种办法，你总不能把一把手恨死，或者像古代宫廷里的狠毒女人，用一种“巫蛊”之术把一把手咒死，最简捷的途径是告黑状，让纪检、监察或者政法部门出手，把一把手搞倒。但冯乡长是个光明磊落之人，不屑于搞这些歪门邪道，况且也找不出项明春多少毛病。所以，冯乡长在工作上，确实能够做到同项明春积极配合，并且在县委一年一度考核干部时，把项明春吹成十全十美的好领导。他想通过这种正当途径，把项明春推上去，自己当然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冯乡长经常对自己的这个长计划、短安排感到自鸣得意，又因为脾气性格总是难以与项明春磨合，心中不免暗暗焦躁。可是，再急也没有用，一切必须从头做起。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极为得当的。二冯乡长的名字叫冯司二。你别以为这名字有点奇怪，有点像香港警察们听了姓冯的上司训话，马上立正、敬礼时高呼的“爷死，冯司儿”！我给你讲讲它的来历你就明白了。
冯乡长的老家在丰阳县偏远的山沟里，父母不识字，孩子生得又多，就不太重视给孩子们起名字。老大、老二就叫大娃、二娃，闺女就叫大妞。轮到冯乡长，是第四胎，干脆就叫冯四，称呼起来，用儿化音，就叫冯四儿。笨人的办法其实聪明，这种给孩子命名的办法，高明就高明在暗合了数学上的“序数”规律，与中文的“第一”、“第二”、“第三”，数学上的A1、A2、A3，或者文件中的编号“№1、№2、№3”是一个道理，既方便记忆，又容易区分。
冯乡长的小名“冯四儿”，一直用到他念初中二年级后半期。有一天上语文课，语文老师讲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段落，咬文嚼字后，忽然瞎扯了起来，说司马迁的后代只有两个儿子，为了避免灾祸，分别逃亡到外地，隐姓埋名。为了延续祖宗的香火，两个孩子约定把自己的姓氏变一变。老大取司马迁复姓“司马”的第一个字，另加一竖，是个“同”字，姓同，老二则取第二个字，加上两点水，是个“冯”字，姓冯。所以认真考证起来，姓同的与姓冯的才是司马迁的后代，同姓为长门，冯姓为二门。司马迁受了宫刑，再也没有生育，所以，所有姓“司马”的倒与司马迁没有直系关系。至于什么是宫刑，老师没有讲，初中生们也不太懂。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冯乡长如痴如醉，非常崇拜司马迁。这个名垂青史的大史学家，竟然是自己的祖先！当天就立下志向，长大要当司马迁第二。灵机一动，把自己所有的课本、作业本上的名字“冯四儿”，涂改成了“冯司二”。别的老师、同学知道了，粲然一笑，没有当回事儿。语文老师知道后，却觉得自己的讲解，意想不到地对这个孩子起到了这么大的励志作用，洋洋得意地夸奖冯司二是个有悟性、有志向的好孩子。
冯乡长并没有实现自己著书立说的宏大理想，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枯燥的田间生活，把一时心血来潮的志向，消磨得无影无踪，只有“冯司二”这个怪名字，一直伴随他入伍、打仗，转业后参加工作直到今天。
最近一次开乡镇长会议时，刘鎏和他坐在一起，两个人没话找话说，说起了冯乡长的名字。冯乡长不无得意地说明了自己名字的来历，刘鎏这家伙脑子快，立即想办法调笑冯乡长说：“冯乡长，你这个名字不吉利。”
冯乡长一惊，问：“有什么不吉利？”
刘鎏胡诌说：“你的先祖司马迁是史学家，而你要当司马迁第二，在我看来，你去写现代《史记》是不可能的，受宫刑、割睾丸，变成太监，倒是有可能的。”
冯乡长立刻会意，他妈的真是不吉利，自己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幸亏做的是假结扎手术，要不然，不就是受“宫刑”了吗？又一想，刘鎏这小子没安好心，一定是在转着弯儿骂他，就回敬说：“不错，老子是结扎了，可是没有做彻底，一流就把你小子刘鎏流出来了。”
别看冯乡长平常大大咧咧的，其实挺有心计。他与项明春相处，总觉得别别扭扭的，觉得项明春这个人比较迂腐，食古不化。照项明春的干法，黄公庙乡的经费永远不会宽裕，让他一个料理财政的乡长整天被债主追逐，作了不少的难。书记、乡长不是“双黄蛋”，虽然同为正科，同为正职，毕竟书记是一把手，自己处于配角地位。自己虽然堂而皇之地是法人代表，但重大决策必须听命于书记。长此以往，仍然郁闷，听了刘鎏的一番胡诌以后，就更加明白地感到，自己的名字果然不好，不吉利，“司二”不行，必须“司一”，只有取代了项明春，自己才有出头之日。改名字当然来不及了，但转变命运还完全有可能，不仅要韬光养晦，还要积极进取。
冯司二的结发妻不仅知冷知热，而且洞悉老公的心思。一天，冯乡长好像无意之间，对老婆提起周县长到祖师庙还愿的事情，连说真想不到，在我的地盘上，神仙真灵，可惜自己不能到那里磕头烧香，要不然也去试试。老婆立刻心领神会，老爹也在一边说，你不能办的，叫你媳妇去办。老婆说，他爹，要不我去得了，两口子不论谁去，都是同样的。冯乡长没有表态，老婆就认为默许了。
冯乡长走后，老婆和公公合计一下，应该许多大的愿才合适？谁知这老头是个吝啬鬼，吩咐儿媳说：“用不着许多大的愿，一个猪头、两个大枣山馍就足够了。”
儿子在一旁撇撇嘴说：“顶毬用？净搞封建迷信！”
冯乡长老婆自有心计，心想，不听你们爷孙俩的，反正不过是先对神仙说说，许得大一点没有关系，成功了，千儿八百的愿也值得还，不成功的话，连香也不用去烧。
于是，冯乡长老婆在农历十五这一天，混迹在好多敬香的妇女中，去黄公庙乡的祖师庙许愿。她跪在祖师爷面前，托神仙保佑自己的丈夫交上好运，嘟嘟囔囔地念叨了好一阵子，连磕了十个响头，把额头磕得沾了一层土灰，头昏脑涨地出来，影影绰绰看到了孙秀娟也来了，赶紧躲进了厕所里。其他正在方便的妇女，奇怪地看着这个不解裤带的女人，又臊又臭的地方，你不解手来干什么？冯乡长老婆心里说，看看，人家书记的老婆不也来了吗？幸亏自己来了，要不然书记高升了，说不定轮不到自己丈夫接替呢。三孙秀娟到祖师庙烧香，并不是项明春授意的。这女人越来越迷信这一套了，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她常常偷偷地在家里烧香，祭拜各路神仙。因为怕项明春责怪，所以拜完以后，总是把香炉立刻藏起来，打开窗户通风透气。男人的嗅觉和听觉远远没有女人灵敏，好久项明春都不知道孙秀娟玩的这一套把戏。
有一天，项明春回到家里，竟然闻到一股幽香还没有彻底飘散，就问孙秀娟：“你在家里，干了些什么？”
孙秀娟掩饰说：“我能干什么？这一段雨下得多，我就点了些卫生香，驱驱屋里的潮气和秽气。”
项明春说：“我怎么闻着好像是祖师庙里的气味？”
孙秀娟笑笑：“是啊，我要演习一下，好到你们乡里的祖师庙烧香啊，让神仙保佑你官运亨通，我们母女平安啊。”
项明春说：“你可不要搞这一套邪门歪道的事情，让人家听了笑话。”
孙秀娟说：“好，好，听大书记指示，坚决不搞这一套。”
项明春忽然想起了周志茹磕头的形象，就无意地说：“嗨，你还别说，还真有人相信神仙显灵的。”于是，把周志茹在祖师庙还愿的事情对孙秀娟说了一遍。
孙秀娟佩服地说：“看看人家周县长，升职多快，肯定是神仙保佑的。”
项明春说：“她是半夜里喝面条，赶（擀）上了，哪有什么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不，我也到祖师庙去，许一个千秋大愿。”
项明春急忙说：“你可不要去，干部家属不能这样做。”
孙秀娟说：“咋，兴县长去还愿，还不兴我们去烧香？”
项明春说：“人家是非党干部，在这一点上路宽，我们党员干部就不能效法。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你如果去了，让群众知道了，我这个书记还怎么当？”
孙秀娟说：“不要紧的，在你们乡里，有几个老百姓认得我？”
项明春耐心地开导孙秀娟：“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不要相信这一套。况且我这个人历来对当官没有多大兴趣，犯不着让你求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得了，我的大书记，别在家里发表报告了，我又不是你的百姓，大话到你乡里的主席台上去讲吧。”
项明春有点不耐烦，心想，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要是邬庆云，绝对不会这么浅薄无知。同样是中专毕业生，生活把人磨练到了两种境界，这孙秀娟越来越像一个农村妇女了，就气呼呼地说：“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
孙秀娟也恼火了：“宗教信仰自由，你管不了我。”然后气哼哼地到厨房忙活去了。
那天，冯乡长的老婆从祖师庙烧香回去后，对冯乡长说起，她碰上了孙秀娟也到祖师庙烧香的事情，冯乡长喜形于色地说：“好，好，有你们两个女人内外夹攻，我就不相信神仙不显灵，这出头日子就要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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