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以尊严的态度面对苦难。人的一生中难以避免或大或小的苦难，包括天灾人祸，也包括情感和事业上的挫折或不幸，这是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人遭遇苦难的时候，他的态度最能检验出他的灵魂的高度。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说，一个人不能承受不幸，这本身是最大的不幸，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一个真正不幸的人。事实上，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同样的苦难对不同的人的伤害是不一样的，那些没有承受力的人受到的伤害肯定是更大的。同样的苦难，有的人挺过来了，甚至因此而获得了精神上的巨大进步，可是有的人可能就被压垮了。比如失恋，有的人就要死要活的，甚至自杀或者杀人，最近报道了好几起这样的事情，而有的人就能够默默忍受，在情感上变得更加成熟。面对不幸能够自尊自爱，这的确是一种高贵。尼采强调，在遭遇痛苦的时候，你不要去向人诉说，不要去博取同情。在他看来，他人的同情只是一种廉价的安慰，在精神的层面上，不但不能解除你的痛苦，反而使它丧失了对于你独具的价值。许多哲学家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但尼采一贯旗帜鲜明地批判同情的道德，他的出发点是人的尊严，也有一定道理。我认为可以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一方面，每个人应该把立足点放在自尊自强上面，另一方面，同情应该以尊重为前提，不可伤害受助者的自尊自强。
人生中有一种苦难可以称作绝境，就是绝望的境况，完全看不到可以从中走出来的希望。有一个奥地利哲学家叫弗兰克，他写过一本小书，书名是《活出意义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全家都被抓进了集中营，最后他的父母、妻子、孩子都死在了集中营里，只有他一个人得以幸存。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活着出来，实际上所有进去的人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在这样一种境况里，很多人精神就垮掉了，没有进毒气室就死掉了。弗兰克挺了过来，他靠的是什么？他说靠了一个信念，就是对于这种完全没有希望的苦难，如果我能够以尊严的态度来承受，这本身就是人生的重大成就，证明了人在任何情境下，哪怕在这种最绝望的情境下，仍然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我无法选择摆脱苦难，但是我仍然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种苦难，是选择软弱的、无尊严的态度，还是选择坚强的、有尊严的态度，我仍然有这个自由。我选择了有尊严的态度，最后死在了这种苦难中，我的生命的最后岁月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证明了尊严比苦难更强大、更有力量。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苦难，比如说得了绝症，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最后都要面对死亡。所以，能不能有尊严地面对死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将经受的重大考验，如果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可以毫不惭愧地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要取得这项成就，得靠平时的修炼。我们不应该回避思考死亡的问题，我自己是经常思考的，我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取得这项成就，但是我相信面对它总比回避它好，回避的结果到时候一定承受不住，会很脆弱。不要以为死亡离自己还远，死亡在任何年龄都可能到来，你好好的就突然被发现得了绝症，这种事情多得很。我认识一个人，他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才四十多岁，身体看上去非常好，有一天带他一个朋友去他的医院照x光，那个朋友担心自己有什么问题，结果没事。照完以后，这个医生自己站在了x光机前，说我让你们看看健康的肺是什么样子的。（笑声）这么一照，x光师就说，你胸前口袋里放了什么东西，把它拿掉。他一下子慌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放啊，最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可是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人有旦夕祸福，死亡随时可能来临，所以应该像法国哲学家蒙田所说的那样，既然死亡会在任何地方等候我们，那就让我们在任何地方等候它吧。
三、宁静：心的境界
第30章 人生的境界(2)
最后讲宁静，可以说是心的境界。这个时代缺单纯，缺高贵，尤其缺的是宁静。现代人活得太浮躁、太匆忙、太喧闹了。尼采曾经描绘过现代人的这种匆忙，人们都像怕耽误了什么似的，手里拿着钟表思考事情，掐着时间思考，我就想几分钟，吃饭的时候也在看报纸，分秒必争。这种状态最没有精神性的，一个有精神性的时代应该有闲暇，人们生活得安静从容。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那个时候德国够安静的了，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你去德国，和我们相比，人们生活得也是非常宁静，安静得让你受不了。尼采讲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物质主义的时代，大家都在为物质的东西忙碌。
为什么会浮躁和匆忙？我想了一下，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往往看见别人在抢什么，社会上大家都在要什么，就认为那个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于是自己也去争那个东西。大家都在拼命挣钱，所以我也拼命挣钱。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好好想一想，我这样的一个人，根据我的性情和禀赋，什么事情对我是最合适的，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想清楚。人的一辈子其实说短也很短，你真正应该要、能够要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想明白就过去了，这多可惜啊。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可怜的，那样他怎么办呢？只好随着社会的大流走，别人在抢什么他也去抢，大家说什么好他也去争取那个东西，无非就是名利的东西，于是生活得很浮躁，可是内心并不快乐。就好像商场里，商家搞促销活动，许多人在那里抢购，有的人还不知道是卖什么东西，就也挤在那里去抢购，没买到还恨。这样的人很可怜，买了许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还为没有买到自己不需要的另外一些东西而感到懊恼（笑声），你说这种人可怜不可怜？
所以，要改变这种状态，一个人必须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古希腊神庙里的一句最古老的箴言是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禀赋是什么，你的能力和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你才会知道，你到底能要什么，应该要什么，什么事情是最合适于你做的。用我的话来说，一个人应该找到自己最合宜的位置在哪里。
一个位置对于自己是不是最合宜，标准不是社会上有多少人争夺它，眼红它，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去看别人是怎么选择的，不能把别人的追求作为标准，把时尚作为标准。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我就说你要去问自己的生命，问自己的灵魂，看什么事情是让你的生命真正感到快乐的，让你的灵魂真正感到快乐的，你感到做这个事情是真正在过让你内心喜悦的生活，你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你的生命因此没有虚度。一个人过适合于自己天性的生活，他就是在过对他而言最好的生活。
形象地说，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上帝已经给他指定好对他来说最合适的位置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天赋、性格都是独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理应有一个位置是最适合他的。可是，很多人的这个位置始终是空着的，他们完全受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支配，尽在别的地方折腾，自己的这个位置也许一辈子就空着了，浪费掉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其实这是最大的损失，你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损失了。当然，我这个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很难具体指出什么位置对你是最合适的，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能说当作家和学者就是我的最合适的位置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每天读书、写作，或者和家人、朋友在一起，这种状态对于我是最合适的。我的职业是什么不重要，能够经常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很高兴。内心快乐不快乐，这是一个容易掌握的标准。如果你忙忙碌碌，可是心里不开心，那就可以断定你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合宜的位置。
我不是一个特别清高的人，名和利也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至少自从我得到了所谓的成功以后，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用不着为得不到单位里的那些小名小利难过了，单位里的小名小利我基本不要，也不是不要，是轮不到我（笑声），其实心里还是委屈的。比如不让我当博导，不能带博士生，也许是某个头头不愿意让我当，我的导师曾经问他，你们为什么不让周国平带博士生，人家说周国平那么忙，哪有时间带啊。（笑声）他就这样替我做主决定了这个事情。又比如那时候分房，我长期分不到，住在很小的地下室里，研究员的津贴分等级，我的级别是比较低的。（笑声）那时候我的生活就靠那些，不在乎也是假的。所以我说，我的所谓成功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我不用去计较那些小利了，不给也无所谓了，真正的放松了。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给我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就是看书和写作，稿酬和名声之类只是副产品，有，最好，没有，也不要太在乎，最好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哪怕没有这些副产品，我仍然要读书和写作。一个人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他的心一定是宁静的。很多人说，周老师你很有定力啊，我自己觉得，这个所谓定力并不是修炼出来的，而是来自所过的生活本身的吸引力。我现在的生活真的很平静，像现在这样出来做讲座也是很少的，我尽量限制自己，谢绝大部分的邀请，因为我觉得会打乱我的生活节奏。我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电视台的采访，或者什么研讨会，都基本谢绝，那只是个热闹罢了，我不感到快乐。最快乐的还是读书写作，这个快乐太强大了，足以使我远离社会上的热闹。我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我老了，可是实际上我的这种状态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了。我的确感到这是我的最合宜的位置，任何人的脚步都干扰不了我，我安心做我喜欢的事情，和别人不会形成任何竞争的关系，我做的事情别人没法争，别人做的事情我也不想去争，所以心态和生活都很安静。
一个人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了自己的园地，就不会东张西望看别人在干什么，就会安静。但是，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可能无中生有，必然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我认为学生时代很关键。在座有许多学生，我要给你们一个忠告，你们一定要做自己学习的主人，将来才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我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很悲观的，我觉得现在整个教育的路是走错的，从小学开始就违背教育的本义了。你不要被这个教育体制支配，始终要意识到你是拥有内在自由的。内在自由就是独立思考和自我决断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你就对外部的环境取得了自由。哪怕这个环境是不自由的，专制的环境也好，商业的环境也好，应试的环境也好，你的内心始终是自由的，能够对环境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应对。一个民族如果外在的自由少，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没有内在的自由，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个人也是这样，环境越是不自由，内在的自由就越是可贵，越能使个人脱颖而出。
所有真正有作为的人，其实都是自学者，自学是真正有效率的学习。我是从我自己的经验中得出这个结论。当年我上北大的时候，对学校的课程感到很失望，发现如果跟着老师的课程跑的话，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这个课程，一本教科书我用一个礼拜就看完了，而我们竟要学两年，怎么受得了啊！所以我基本上是大课就逃课，当然我不是主张你们逃课啊！（笑声）我的意思就你一定要做自己学习的主人，学校这段时光很宝贵，你不要浪费这段宝贵的时间，并不是说你认真做功课就是没有浪费了，那可能是最大的浪费。人的能力有大小，但这是一个原则，就是要做自己学习的主人，你要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然后你要学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安排自己学习。大学的学习仅仅是一个开端，我学习了一辈子，大量的东西都是后来学的，怎么学的？是自学的。这个自学的能力什么时候得到的？是在大学里得到的。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在大学里你要做学习的主人，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
为什么会匆忙、浮躁，一个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心灵空虚，没有什么精神享受，所以只好到外部去寻找快乐，把外在的东西名啊利啊看得很重要，或者沉迷于各种娱乐。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内心仍然是空虚的，你的心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还是不快乐。既然原因是心灵空虚，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去充实你的心灵。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外在的功利当然可以去追求，但是看你位置怎么摆了。应该把内在的充实和自足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你有了这个好得多的东西，就不会很在乎外在的功利了，即使去追求也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从容不迫，顺其自然，用我的话说，当作一个副产品，得到了最好，没有得到也无所谓。我坚定地相信，最好的东西在自己身上，那就是生命和精神，生命比金钱更重要，内在的优秀比外在的成功更重要。
为了让自己内心充实，有丰富的心灵，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阅读。内心的丰富是熏陶出来的，不管是从事什么专业的，只要你想真正作为一个有精神性的人来生活，就应该养成阅读的习惯，读一些人文方面的书，尤其是人文经典着作，让自己受到精神伟人们的熏陶。具有必要的人文素养。现在网络对阅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然你可以说现在许多书籍上网了，但是我想没有几个人上网是去看经典着作的，基本都是看八卦新闻或者聊天，最不济的就是沉迷于玩游戏了。坐飞机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旁边有人拿个笔记本电脑，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工作，我特佩服，抓紧时间啊，可是偷偷一看，他是在玩游戏。（笑声）我的女儿基本是不上网的，她的同学都喜欢上网，她比较早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就觉得上网没多大意思。所以底子要打好，有了阅读习惯的底子，网络上的东西就很难支配你了。
第31章 人生的境界(3)
还有一点，我强调要养成独处的习惯。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要总是和别人在一起，总是去忙碌地做事和交往。当然人总是要做事和交往的，但是如果你光有那个，没有独自面对自己灵魂的时间，面对上帝的时间，你就只是在过一种世俗的生活，一种没有头脑和灵魂的生活。我自己体会独处是太重要了，如果几天都是在参加各种活动，我会难受得不得了，我会觉得我成为一些碎片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被盲目的外部力量撕碎了。独处其实是一个整理自己的过程，让自己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当然，有人会说，自己就那么待着的话，什么事情不做，不是太难受了吗？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独处的时候，你写点什么，不要写工作，完全是精神性的，回顾今天或者近几天的生活，写自己的感受和思考。独处实际上是要和自己的灵魂谈话，为了让这个谈话容易进行，写日记是一个好办法。
总之，浮躁的原因，一是你没有真正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二是内心空虚，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所以，真的要从根子里解决，办法一是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二是充实心灵，拥有丰富的内在生活。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必须有精神的家园的，这个家园，从外部来说，就是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有自己的事业，从内部来说，就是有丰富的心灵生活。做到了这两点，你在大地上就有了真正属于你的精神家园，就能获得心的宁静。孟子曾经谈到“人之安宅”，也就是人在世界上的安全的、安心的家园。什么是“人之安宅”？官位、职称、豪宅都不是，只有热爱的志业和充实的内心才是。所以，说到底，浮躁是价值观迷失的结果，而宁静是正确价值观的产物。你因为空虚而拼命向外寻求，结果徒劳，应该改变用力的方向，向你的内在去寻求。
湖北省图书馆开场白
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湖北省图书馆在邀请我的时候给我定的，我觉得很好。图书馆是传播书籍的，而一切伟大的、优秀的书籍给人的感觉是一致的，就是这三个词——单纯，高贵，宁静。其实这三个词也经常在我的文章里面出现，我认为这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但是，这个题目是没有办法做讲座的，讲座主要是传播知识，而这不是知识，所以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也就是和大家谈心。
东南大学开场白
主持人：今晚的演讲是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2010年下半年的首场讲座，同时也是庆祝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系列高层人文名家演讲的首场演讲，在这个计划中，我们将邀请110位享有盛誉的名家来我校演讲。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当代着名的哲学家、学者、作家周国平教授，让我们对他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今晚聆听讲座的不仅有现场600名东大学子，同时还在楼上的转播教室和我校对口支援的重庆三峡学院、西藏民族学院同步直播，三地的学子共同聆听周国平教授的精彩演讲。
周国平：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在老年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热情之间建一座桥梁。今天晚上我感谢东南大学为我建了这一座桥梁，我现在感觉到在桥梁的那一端，年轻人的热情正向我迎面扑来，我深感幸福。（热烈掌声）但是我不知道在桥梁的这一端，我能不能真正传递给你们老年人的智慧。按年龄来说，我已经是老年人了，虽然我特别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女儿才12岁，她说过一句话：爸爸除了年龄老，别的什么都不老。我觉得她真是我的知音。可是没有办法，年龄是事实，我无法否认。那么，一个人年龄老了以后，是不是一定有智慧呢？未必，老了以后很可能成为老糊涂、老顽固甚至老滑头。我希望我这个讲座，今晚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我这个人智慧虽然不算多，但还不太糊涂，不太顽固，也不太滑头，如果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东南大学现场互动
问：您刚才提到伯尔写的那个青年渔夫的故事，他躺在渔船上晒太阳，不想为了挣许多钱老是出海打鱼，然后您谈到要超脱金钱回归平凡。这使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反映了当代中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名牌大学甚至硕士生毕业了都没有能力去买一套房子，更谈不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了。我产生了一个疑惑，就是如果不每天都去打鱼的话，就不能拥有晒太阳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大学生应该如何来做呢？（掌声）
答：那没办法，你就每天去打鱼吧！（笑声）但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条件允许你晒太阳，什么样的条件不允许你晒太阳，这个标准是相对的。要说蜗居的话，其实我蜗居的时间够长的了。现在是商品房的时代，都是自己买房，我到北京来上研究生的时候，都是单位分房。我分配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以后，一直是没有住房的，房源紧张，我又不会和当官的搞关系，长期就住在一个地下室里，跟另外一个同学合住，只有16平米，住了大概有七年的样子。最可笑的是这个同学的家属调来北京了，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还不分配房子，让我跟他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笑声）实在没办法了，旁边正好有一套锁着的房子，也是地下室，我就把它撬开了，小三居哪，很宽敞，我在那里又住了几年，居然没人来管我。（笑声）现在人们对房子的要求肯定不一样了，让你住一间地下室，你肯定会觉得那是非人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这是政府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大学生也好，对普通居民也好，要落实廉租房、保障房的政策，让人真正负担得起。我们那个时候，单位分配房子，只需要象征性地付很少的租金，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住宿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另一方面，你要看到，哪怕居住条件差，你仍然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人，仍然可以去追求你更看重的东西，并不存在绝对不可能这样一种情况。（掌声）
问：在讲座开头的时候，您说人一生活的就是价值观，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在讲座中您提到了您在广西的那段经历，我凭直觉就可以感到，在那段生活中，您的价值观与当时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存在着极大的矛盾，那么我想，您当时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彷徨和痛苦。我觉得我现在也处于这个状态中（笑声），我想知道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矛盾，使自己最终回到平和的心境的。（掌声）
答：首先我觉得，一个人有彷徨和痛苦，这说明他敏感，是有灵魂的表现。一个人灵魂觉醒了，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就不可能和周围世界不发生冲突。那段时间里，我的这个冲突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会情绪失控，一个人在屋子里面大喊大叫，觉得忍受不下去了，自己的追求不被理解，而且没有一点出路。一辈子默默无闻倒也罢了，我这个人从来没有野心，不想出名，但是总希望看到自己的追求有一个结果。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有同道者，哪怕只有几个人能欣赏我，互相能交流就行，但是这样的人也找不到，真是绝对的孤独。你问最后怎么样平和下来的，我告诉你，我达不到这个境界，经常有反复的。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当时要好得多，我们那种环境太封闭了，自己完全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党和国家分配你到哪里，你就必须去哪里，你被定死在那里了，没有一点儿挪动的可能，换个地方、换个工作都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你们现在真的好得多，至少允许你选择地方和职业。当然，你们有生存的压力，实际选择起来也不那么自由的。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和这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一定会有冲突，仍然会有痛苦。我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你痛苦的时候，就去找你的同道吧，和你价值观一样的人，包括现实世界里的，包括书籍世界里的。有时候读书是一种很好的安慰，比如我的这种追求，在那个小地方只是我一个人，很孤独，但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绝不是我一个人，我有很多同道，那样我就会感到一种安慰，内心会比较平静一些。
问：我有一个困扰我蛮长时间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您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卑微的一点，就是自己没有成形的价值观，没有信仰支撑的价值观。在现在这种海量信息的冲击下，我就经常迷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就想请问您，有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还游走于是是非非之间的大学生们的一个立足点，一个基本的点，使我们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不会被某些错误的东西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答：我知道你的意思了。（笑声，掌声）但是我想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现成的好办法，最多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读书了。（笑声）当然我可以说也许你有贵人相助，给你一些指点，但是要真正起作用的话，还得要靠你自己的悟性。只有从你自己内心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旁人的指点是不可靠的，哪怕他是对的，你如果没有悟性对你也不会起作用。悟性这个东西是你本来就具有的，但是要开启它，开启的一个办法就是读好书，读那些有非凡悟性的大师们写的书，他们会帮助你形成和坚定正确的价值观。我之所以强调少看媒体和网络上的东西，就因为那些东西主导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看多了就容易被它们牵着跑，不是开启你的悟性，反而是蒙蔽你的悟性。所以，要去读大师的作品，你会越来越清楚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问：我今天来听讲座是久仰周教授的大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标题《人生的境界——单纯、高贵、宁静》，这正是佛教追求的境界，我想请教您对佛教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您在讲座里说教育现在是走错路了，老子在《道德经》里谈到民风要淳朴，聪明的君主不应该教育智巧心机。您讲的教育走错路是不是也是指现在把道德和做人的教育完全放弃了？
答：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撇开道德教育不说，我认为智力教育本身也走错了路。现在智力教育成了应试教育，最重要的智力素质，包括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恰恰受到了压抑甚至摧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违背了智力教育的本义。老子在总体上是反对智力教育的，认为民众智力发达会导致道德堕落，这个观点不可取。人类不可能停留在原始的民风淳朴阶段，现代文明的要求是智德兼备，把智力上的独立思考和道德上的自律统一起来。关于佛教，我没有多少研究，但是我很欣赏，我认为佛教不仅仅是宗教，它是我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最透彻的人生哲学。（掌声）其实，一切注重精神修炼的学说，包括佛教，真正的作用都是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
第32章 生命的品质（节录）
张伟社长说，今天是中国盲文图书名家讲坛的第一讲，那么今天在座的主要是盲人，但是我看不太清，看上去盲人好像并不多。是盲人朋友的请举手让我看看。哦，二十几位，其余是严重弱视的吧。
朋友们好，今天我谈的题目是《生命的品质》。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可能有的人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原因，肉体生命是有残疾的，包括双目失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用什么来衡量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怎么样才算是高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不管你是肢体器官健全的人也好，你是某个肢体器官有残疾的也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当然我们都希望活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是健康的，但是这个健康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不管是先天的原因还是后天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残疾。好好的突然发生了地震，有的人在地震中死去了，也有的人活下来但是残疾了，这种事情多得很，你无法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倒霉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谁都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即使遭遇了这种不幸，身体残疾了，你的生命品质能不能仍然是好的？我认为仍然可以是好的。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品质，要从整体上来衡量。比如说一个盲人，如果他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他对生活仍然充满着热爱，那么虽然他双目失明了，但是他的其他感官一定会更加敏锐，他比我们没有失明的人更加能欣赏大自然的元素，欣赏鸟儿的鸣叫，花儿的芳香，新鲜的空气，微风的吹拂，他的触觉、嗅觉、听觉会比我们更灵敏。如果他的整个生活状态是好的，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份踏实的工作，有宁静的心情，我觉得如果这样，那么虽然某个器官残疾了，他的生命品质从整体上看仍然是好的。相反，一个人即使器官是健全的，但是如果他整天在名利场上折腾，在娱乐场所鬼混，没有时间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没有时间欣赏大自然，他的生活状态在总体上是不健康的，这样的人生命的品质好不好？我认为是不好的，他的生命从整体上说是病态的。所以我说，衡量生命品质要从整体上衡量，看整个生命的状态对不对头，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肉体生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灵魂，我把它称为内在的生命，这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衡量生命的品质有两个尺度，一个是看你的外在生命的状态对不对头，一个是看你的灵魂是不是优秀，你的内在生命的状态对不对头。老天给我们每个人一条命和一颗心，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这条命照看好，把这颗心安顿好，做到了这一点，生命的品质就是高的。
人的肉体生命是很脆弱的，它是一部机器，就像别的机器一样，它也会发生故障，会有磨损，总有一天要报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保持肉体机器的健全，迟早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坏，某个器官出毛病了，修不好了，其实就是变成了某种残疾，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个人应该更加看重自己的内在生命，肉体只是一个躯壳、一个载体，疾病也好，灾祸也好，机械力量也好，都可以损害你的肉体，但是没有一种外部力量能够损害你的灵魂。我们不可能永远做肉体的主人，但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灵魂的主人。
其实我们残疾人是容易懂这个道理的，不明白的往往是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残疾既是一个限制，也是一种敞开，限制的是我们身体的活动，敞开的是我们灵魂的世界。残疾使我们觉悟到外在生命的不可靠，从而更加关注内在的生命。盲人失去了肉体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就更明亮了，看不见有形的事物了，就更能看见无形的事物了，从而生活在一个更本质的世界里。截瘫病人不能在人的国度里行走了，却可能因此而行走在神的国度里。古今中外有许多事例证明，残疾绝不是人在精神世界里行走的障碍，许多做出伟大精神创造的人是残疾人。欧洲文学的鼻祖荷马是盲人，我特别喜欢的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也是盲人。大音乐家贝多芬是聋子，大物理学家霍金是渐冻人。不用说海伦·凯勒了，大家都知道她是盲人兼聋哑人，成了全世界残疾人励志的榜样。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例子，司马迁受了宫刑，孙子受了膑刑，而今天我们有史铁生、张海迪，都是坐上轮椅后成为了优秀作家。在我眼里，这些残疾人都拥有多么健康的生命。
在一定的意义上，由于身体的限制，残疾人比较容易节制欲望，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让生命保持在一个单纯的状态，而这又会促使你们向内发展。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一个人只有外在的生命单纯，内在的生命才会真正开启，活得越简单，实际上离神就越近。就此而言，残疾人在社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这似乎是一种不幸，但更是一种幸运，因为你们更容易保护好生命的单纯，更容易开启出内在的生命。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我们的生命上面会有许多堆积物，包括权力、地位、财富、名声等等，然后就往往迷失在这些堆积物里面了，忘记生命本身是什么了。什么叫觉悟？就是要透过这些社会的堆积物去发现自己的自然生命，又透过肉体的生命去发现自己的内在生命，让灵魂敞亮，这样人生就有了明灯，有了方向。名利场上人是听不见生命本身的声音的，因此就更听不见灵魂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回归生命的单纯，这既是生活的艺术，更是精神的修炼。
（以上是讲座内容的摘录，全文略）
现场互动
问：我正在拜读周先生的散文集《情感和体验》，感觉非常有哲理，而且看周先生的散文不是一看而过的，而是一边看一边要思考，有些句子要反复读，才能够理解里面的深意。今天周先生到这里来给我们盲人讲人生哲理，别看今天来的人不多，很多盲人是通过网络在听您的讲座，我听了非常感动。周先生是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残疾人，我们虽然有残疾，眼睛看不见，但是灵魂是没有缺陷的，我很受鼓舞，所以我们应该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掌声）
答：谢谢你，说得特别好。
问：我现在读的是盲文版的《情感和体验》，不知道有没有音像版，咱们这有没有的？
答：现在还没有。
问：我有一个观点，只有努力去体会生命的不平凡，才能感受到平凡的可贵，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答：就看你说的不平凡是什么含义了。生命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从这个含义上说是不平凡的，因此要敬畏生命、欣赏生命，这和过好平凡生活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会让你更加珍惜平凡的生活，把平凡的生活过得更好。这是不是你说的不平凡的含义呢？
问：寻找身边的不平凡之处，才能体会平凡的可贵。
答：对于我刚才所说的生命的这种不平凡，我觉得不是去寻找它，而是要感悟它。平凡和不平凡这一对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你也可以指社会的层面，不平凡就是在社会上做出一番让人羡慕的事业。这个含义上的不平凡，我不认为是生命本身所必需的，你是一个普通人，你的生命品质也可以是高的，你是一个所谓的名人，你的生命品质也可能不高。针对这个时代对平凡生活的价值的忽视，我想更加强调平凡，不要因为太看重不平凡而把平凡糟蹋掉。
问：我今天是带着我的儿子一起来听这个讲座的，他今年14岁。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孩子能听到您的讲座，因为我看您的书，觉得您对人生价值的论述比较合乎我的想法。但是我担心我的想法可能在这么大的孩子身上引不起共鸣，所以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我怎么能和孩子之间形成沟通？这些道理有了一定人生经历才会更有感觉，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能让他对生命的价值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为母亲，我希望他以后会少走弯路，我是这种心情。
答：我的女儿现在13岁，比你的孩子小一岁，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整个社会比较功利化的情况下，要给孩子讲这些比较纯粹的人生道理，会比较困难，还多少有点风险。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急于让他知道所有这些道理，其实也不可能。我是很少和我女儿去讲这些人生道理的，也不要求她看我的书，她可能偷偷地看一点，但是我知道她看得不多。其实，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有机会就某些具体的事情聊起来，那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想法贯穿在里面，这是和风细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过程。遇到的事情多了，聊得多了，如果你经常给他展示这样一种人生观的角度的话，他会慢慢地接受的，会在他的心里慢慢地生根的。反正我和我的女儿就是这样，我们会经常讨论一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事情，包括她在学校里碰到的事情，我们各说自己的看法，这里面就有我的观点，她会慢慢地受影响。当然不一定我的观点都是对的，如果我觉得她说得对，我会接受她的观点。但是在这样平等的交流中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
问：铁生老师在2010年12月31日走了，他的爱人尊重他的意愿，选择让生命回归自然，没有依靠科技进行无意义的治疗。现在医疗科技这么发达，很多时候我进入icu病房和医护人员聊，看到有些病人是被迫活着。如何让人在临终的时候走向自然死亡，您对这种尊严的死有什么样的观点？
答：我同意你的观点，在医学已经确定生命不可挽救的情况下，应该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西方现在在无痛医疗和临终关怀这两点上非常发达，让病人一方面减少最后的肉体痛苦，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得到很好的照顾，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依靠人工器械和药物，人为地延续已经没有意义的而且很痛苦的生命，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亲人往往好像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是我认为你让他有尊严地死去是更有良心的做法。
问：我身边有很多同学或亲戚，他们迎来了小生命的诞生，往往就产生了对物质的更强烈的渴望，理由是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前程，您觉得这样做对吗？
答：你说的这个情况很普遍，作为父母都是爱孩子的，而这个爱的最具体表现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物质条件，在这方面不遗余力，甚至非常克己。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这样，但是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并且要明白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在能力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物质环境，策划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前程，这无可非议，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精神环境，我觉得很多父母的问题是在这里，光是给他创造物质环境，对于精神环境没有任何考虑。我说的精神环境，一个是要真正给他爱，这个爱不仅仅是用物质来体现，一定要让他享受到亲情的快乐，孩子小的时候要舍得花时间陪他，和他玩，倾听他说话。你不能把他扔给保姆或老人，你就不管了，以为你去挣钱就是对他尽了责任。父母关注孩子，经常和他交流，这对于孩子的智力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个体会很深。如果你光顾着给孩子赚钱去了，没有时间和他在一起，把智力培养完全交给幼儿园和学校，在现在这种应试的方式下，结果就难说了。我说的精神环境，还有一点就是做人的引导，当然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自己做人要好，树立榜样，让孩子培养起自己去争取幸福的能力，以及必要的时候承受苦难的能力，有了这个就什么都不怕了。否则的话，你给他准备再多的钱也是白搭。（掌声）
问：周老师的讲座对我启发很大，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虽然有缺陷，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保持乐观和上进，要摆脱自卑，树立自信，最后活出真我，实现真我。（掌声）
答：说得好。我刚才看了陈列室，有盲人和低视力人的很多艺术作品，包括书画、陶瓷工艺等，我很惊讶，觉得你们是做了几乎不可能的事。你们虽然是盲人，但是你们的创造潜力非常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上帝给了你一个缺陷，一定会给你另一个特殊的补偿，你要去发现和兑现这个补偿。
主持人：今天互动环节就到这里。周老师的很多话非常有哲理，我觉得读您的书和读铁生的书一样，每读一遍都有收获，常读常新。周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非常生动、深刻的讲座，大家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当代着名哲学家、散文家、人文学者，还作为伟大的父亲，周老师的魅力。
答：我只承认最后一个，前面都不承认。
主持人：前面的都是堆积物，后面这个是神性。非常感谢周老师！（掌声）
第33章 寻求智慧的人生（节录）(1)
（前言）：哲学与智慧
新世界地产是一个大公司，想必业务繁忙，居然安排专门的时间，让员工来学习哲学这种无用的东西，这显示了一种眼光。柏拉图说过，什么叫哲学，就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无用谈话。（笑声）我相信在座的不是无知青年，而是有为青年，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无聊老人，今天来对你们做这个无用的谈话。我今年67岁了（惊呼声），不太像吧？（掌声）大半辈子过了，对人生多少有点体会吧，不管有没有用，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孟总定的，我觉得很好，准确地说明了哲学在我们生活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帮助你去寻求一个智慧的人生。哲学这个词，philosophy，原义就是爱智慧。什么叫爱智慧？西方哲学史上最有名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他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古希腊人遇到重大事情就去德尔菲神庙问神，由神媒来回答。有人就去问，在全雅典谁是最智慧的人？神媒回答说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听说后就感到奇怪，他想我这个人其实是最笨的，怎么说我是最智慧的人呢？然后他就想调查这个事情，选择了雅典城里三个据传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工匠。他去和他们分别谈话，心想他们应该比他智慧。这三个人对自己的专业也就是政治、写诗和工艺谈得头头是道，特别自以为是，但是问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都说不出来了。苏格拉底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各自有一点儿小小的知识，就都自以为无所不知了，而我知道我是一无所知的，在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无知的，神是因为这个才说我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从此以后，苏格拉底就集中精力探究人生的问题，要把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想明白。由此可见，所谓爱智慧就是在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上不甘于无知，要把无知变为知。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可能就甘于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这就是不爱智慧。
我们每个人平时都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做着具体的事情，有自己的家庭和职业，那么哲学是做什么的？哲学就是让你从平时过的具体日子和做的具体事情里面跳出来。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有各种身份，哲学要让你暂时摆脱这个身份，回到人这个原点上来，想一想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身份这个东西，包括你的职业，甚至你的家庭，其实都是由各种偶然的因素决定的。哪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了，相爱了，结婚了，在一起生活了，其实也是充满了偶然性的。作为一个人，你有时候就应该摆脱命运带给你的这些偶然的东西，来想一想人的根本问题。所谓寻求智慧的人生，我的理解就是要跳出偶然和局部，来想一想人生中那些具有必然性、全局性的大问题，想明白人生的那些根本道理，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所以，实际上解决的是心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哲学和宗教是一样的，人类之所以需要哲学和宗教，都是为了解决心的问题。佛法就是心法，要解决心的问题，基督教要解决灵魂的问题，大方向是一致的。
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只是小知，爱智慧是寻求大知。我们平时做具体的事情，可能聪明会起比较大的作用，聪明的人做事情比较有方法、有效率，但是哲学主要不是教你怎么处理具体的事情。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听说我是学哲学的，就提出一件很具体的事情，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应该怎么解决，我就说哲学没有这种万能的功能。以前经常有一个说法，说哲学就是方法论，我说哲学有方法论的这一面，但是主要不是方法论，尤其不是解决具体事情的方法，而是让你想那些大问题，想那些基本的道理，有一个广阔的坐标，然后回过头来看你现在正在做的具体事情，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应该怎么做。所以，哲学解决的是视野、境界、心态的问题，要让你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一个高的境界，一个好的心态，从而在做具体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态度。你也可以说这是方法论，就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今天我讲寻求智慧的人生这个题目，我想针对我们时代的情况来讲，就是我们在寻求智慧人生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太看重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说财富、成功、交往、进取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乃至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我认为就会离智慧越来越远。所以，我想针对我们这个时代重点讲处理好四个关系的问题，第一是财富和幸福的关系，第二是成功和优秀的关系，第三是交往和独处的关系，第四是进取和超脱的关系。在这四个关系中，前一项都是我们时代特别强调的，我要提醒大家重视后一项。
一、财富与幸福
二、成功与优秀
三、交往与独处
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看重交往，为了构建人际关系都非常繁忙，当然多半是一种功利性的交往，很少是情感的、精神性的交往，真正是情感的、精神性的交往就绝不会这么繁忙了。还有人写书来教你怎么通过搞人际关系来获利，有一本书叫《能说会道者赢》，教你靠耍嘴皮子来获取成功。前几天我在机场书店还看见一本书，书名叫《饭局人脉学》（笑声），真让人难受啊，心里真是鄙视啊，这种最上不了台面的恶俗习气居然冠冕堂皇地变成了一门学问，在书店里公开销售，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估计相当畅销吧。我相信这是我们国家当今现实的反映，现在吃喝风盛行，请来请去，其实都是在发展人脉，从人脉中捞取好处。还有就是办各种各样的总裁班、商务班，办得挺起劲，商学院办，许多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也都办。很多人其实对学什么并不感兴趣，目的也是发展人脉。我相信一个智慧的领导者才不屑于上这种班呢，他一定是立足于自己思考和学习，用不着靠这个来提高自己，一个真性情的人也不会去上这种班，他不要发展人脉，他要真朋友。
看重外在的、功利的交往的另一面，就是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甚至害怕独处，一个人待着就觉得不对头，就会心里发慌，得赶快逃避，去做一些事务性的事情，或者去找人聊天，或者去娱乐场所打发时间。不敢独自面对自己，要逃避这个自我，我觉得很荒唐。当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需要交往的，没有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我说，一个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是个可怜虫，这证明了他的灵魂是空虚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独处的时刻，整天在外面做事和交往，这样的生活简直是灾难，我绝对忍受不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面对自己的灵魂，或者说他的灵魂是在面对上帝，这正是灵魂生长不可缺少的一个空间。这个话托尔斯泰也说过，他说交往的时候人面对的是局部，是片断，只有独处的时候人面对的是整体。所谓面对整体，就是从具体的生活和事务中抽身出来了，开始进入思考人生全局问题、根本问题的状态中了。
我还有一个体会，独处实际上是一个内在整合的过程，你在整理自己的内心。你在外部世界中吸取了很多印象，它们是杂乱的，独处就是你在整理和消化这些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有价值的新的经验放到你的内在记忆的恰当位置上，让你的内心世界仍然是一个不断丰富而又有条理的整体。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会影响到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使你在外部世界里活动的时候仍然是清醒的，你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怎么去要。否则的话，你是盲目的，会完全受杂乱的印象支配，被你在外部世界里的遭遇拖着走，迷失了方向。
一个人不厌烦自己，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一向认为，和交往相比，独处是更重要的能力。你不善于交往，这也许是一种性格的缺点，最多会使你在社会上吃点亏。但是，如果你不能独处，这是灵魂的缺点，会使你整个人变得浅薄。事实上，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质量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素质，高质量的交往一定是存在于素质好的人之间的。素质好的人之间，他们的交往第一有精神含量，不会只是功利性的，第二即使涉及功利，比如合作做事，也一定会讲诚信、守规则。相反，素质差的人之间谈不上精神友谊，往往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并且没有诚信、不守规则。
我强调独处的重要，当然，独处的时候你不可能什么也不干，只是在那里待着，这未免古怪，你总是要做点事情的，那就应该做那种能够帮助你独处、让你的独处有内容的事情。我的经验是主要做两件事。第一是写日记，文字本身不重要，写日记是一个辅助手段，可以帮助安于独处，在独处时反思你的生活，整理你的内心，记录和保存那些有价值的印象。通过写日记，我自己有两个感觉。一个是生活得更加投入、更加细心了，因为经常反思和甄别生活中什么经历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当你真正生活的时候，不但外在的肉体的眼睛是睁着的，内在的灵魂的眼睛也是睁着的，在留意什么对自己是重要的、有意义的，这样日积月累，内心就会越来越丰富。另外一个是生活得更超脱了，写日记反思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在审视身体自我的经历，在帮它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更高的自我或者说理性的、灵魂的自我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大，这实际上就是使自己越来越超脱于身体自我的外在经历了。当然，这个更高自我的生长是需要营养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在独处的时候做的第二件事情——阅读，读那些好书，读那些有精神营养的书。
四、进取与超脱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们都很强调要有进取心，这当然没什么不对。但是，第一要看你进取的目标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太急功近利，把财富和外在的成功看得太重要，第二是不能光是进取，没有超脱的一面，而现在人们很少有超脱的意识。因为这两个原因，大家都充满了焦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两手，在进取的同时也超脱。人不可能一辈子都那么顺利的，遭遇挫折甚至灾难是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光有进取心这一面的人就很可怜，一旦遇到挫折和苦难就会垮掉。
你们可能要问，什么事情该进取，什么事情该超脱呢？我想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价值观，就是想明白人生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太重要的，对重要的要进取，要看得准、抓得住，对不太重要的要超脱，要看得开、放得下。那么，怎么衡量重要和不重要呢？一个是前面已经谈的立足于人性来衡量，生命的单纯和精神的优秀最重要，是人生幸福之所在。另一个是立足于人生整体来衡量，这就要求你与眼前的事情拉开距离。人就是这样，如果和一个事情距离太近的话，小事情也会显得很大，你的心情会严重受它的支配。时过境迁，距离远了，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当时很可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经常主动地拉开距离，跳出来看一看，看它到底是大事还是小事呢？距离太近的时候，还可能对真正的大事情都也看不清楚，觉察不到它是大事情。人生中真正对你的人生走向起决定作用的大事情是很少的，很多事情过去了以后会发现没有那么重要，无非是你的人生道路旁边的小花小草而已，可是你当时却把它看成几乎是你的整个人生了，好像不得了了，反而遮蔽了你对大事情的认识。
第二个标准是命运，就是站在命运的角度看一看，什么事情是自己能支配的，什么事情是自己支配不了的，自己能支配的你可以努力进取，支配不了的就看开一点，超脱一点。这个标准有时候和价值观的标准是交叉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东西，而同时又是你可以支配的。但是，运气这个东西自己就支配不了。运气是客观存在，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差，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差别，生在条件好的家庭还是生在条件差的家庭，运气是不一样的，这是你没法支配的，没法支配的事情你就不要太在乎。而且一个人运气好，一帆风顺，一定就幸福吗？你看有的运气特别好的人，比如说中了大彩，一夜之间暴富，如果素质不好，往往就被这个好运毁掉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生活了。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如果本身精神素质不好，好的条件同样会害了他们，结局很不幸。再说，人生中有挫折和不幸并不是完全的坏事情，人生中有顺利也有不顺，有快乐也有痛苦，这才是完整的人生，对人生的体验才是全面的，人性的生长才是健全的。一帆风顺的幸运儿往往很肤浅，你和他们谈谈就知道了，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很浅薄，他们人性是有缺陷的、片面的。
第三个标准是死亡，和眼前的事情拉开距离，最远的距离就是立足于死亡来看人生。温家宝总理推荐过一本书，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奥勒留说我们应该经常用终有一死的人的眼光来看一看事物，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想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开了，就不会太在乎、太纠结了。当然，如果我们总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事物的话，那就什么事情也别做了，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了。但是我们应该为自己保留这样的眼光，必要的时候是要拿出来用的。人生中有些太悲惨的遭遇，你既无法改变，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难以承受，比如我当年遭遇的妞妞的悲剧，是哲学救了我，使我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个悲剧里跳出来。我想到自己也是要死的，我的这个遭遇也是过眼烟云，心里就感到轻松一些了。当然这样看人生是悲观的，但是说到底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这种悲观的眼光可以帮助你超脱。其实佛教也是这样，让你看破红尘，身处红尘之中仍然要有超脱的眼光。当然思考死亡问题的作用不完全是消极的，有一个积极作用就是让你警觉生命的有限，你不能马马虎虎过，要对这有限的生命负责，真正活得有意义，不要尽为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在那里折腾，不要虚度你的只有一次的人生。所以，死亡这个立足点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既进取又超脱。
第34章 寻求智慧的人生（节录）(2)(1)
我讲的超脱实际上就是要和我们的外在遭遇拉开距离，通过正确的价值观、通过对命运的正确态度、通过对死亡的思考来拉开距离。那么，是谁在拉开这个距离？这就又要回到这一点上来，就是要有一个更高的自我，是这个更高的自我在拉开距离。所以，今天我讲寻求智慧的人生，最强调的一点就是每个人要让自己内在的更高的自我觉醒，让它经常处在一种清醒的状态，让它强大，而哲学和宗教的最大用处，就是帮助你的这个更高的自我，这个理性的或者灵魂的自我，让它变得清醒和强大。（掌声）
现场互动
问：谈到交往和独处，我也想学习独处的能力，现在很多年轻人独处的时候都是玩游戏之类，真正独处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跟自己交流，有哪些方式？
答：玩游戏算什么独处，并不是你一个人待着就是独处，你在网上玩单机游戏，你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和游戏的发明者交往（笑声），而且你是被动的，你和他斗智斗勇，不管输赢你都是输家，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真正的独处是个人的精神生活，必定是有精神内涵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你问应该怎么跟自己交流，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办法就是写日记，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阅读也是一个办法，有针对性的阅读，你最近有什么苦恼，在想什么问题，就找一本内容相关的书读，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自己交流。一个人如果没有品尝到这种自己安静读书、思考、写作的快乐，一开始会带有一点强迫性，这需要一个过程。慢慢养成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这种独处的状态非常舒服，是你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问：西方有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您在讲座中也提到，对于哲学的一些本原问题，靠人类的理性思考是无法得到答案的，而宗教的信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提供解决办法。那么是不是说，宗教这方面比哲学更有效？
答：是的，宗教在解决世界和人生的终极问题上是更有效的，给了一个答案。哲学们或者是在那里争论，各说各的答案，或者就承认不可能有答案。在宗教中，基督教和佛教的情况很不同。基督教靠信仰来解决问题，上帝和天国的存在，经验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只是一种信仰。佛教不是靠对上帝或某一个神的信仰来解决问题，它本质上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要开发我们内在的觉悟，把人生的道理真正想明白，从虚妄的认识中解脱出来。佛教强调戒、定、慧，慧就是智慧，就是要想明白人生的道理。但是，和哲学不同，佛教也认为人仅仅靠理性是不可能想明白的，必须进入一种状态，戒和定就起这个作用，要排除掉欲望、杂念、成见对你的内心的干扰，真正进入到本真的思考中去。光靠理性的思考，往往你自以为想明白了，其实只是逻辑的推演，你内心并没有接受。比如说死亡，你认为你想明白了，知道死是必然的，人生是虚幻的，不要太在乎，但是你还是在乎啊。所以，佛教要有戒律和禅定，帮助你进入一种看破生死、超越生死的状态。
问：我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渠道，让你每天记录所思所想，比如微博。我想问一问，记日记是反思每天的心路历程，微博也是在做这个记录，您觉得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答：我认为完全不同，我不主张用微博的方式写日记，把自己的所感所思随时向社会公布。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可公布的内容，关键是写只给自己看的日记，和写给大家看的微博，写的时候心态是不一样的。写日记的时候，你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灵魂中的一切，去进行反思和分析，我觉得这种面对自己灵魂的诚实是一种根本的诚实，而写日记是培养这种诚实态度的重要方法。如果你要微博取代日记，你写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看的人将怎么想，一定会有他人的眼光在里面起作用，甚至起支配的作用。我相信重视写日记的人是不会把他的日记公布于众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托尔斯泰，他写日记连太太也不让看，两口子为此吵了无数的架，最后他甚至因此离家出走，死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小车站上，所以我说他是为写日记而牺牲的烈士。（笑声）还有一点，我认为人的思想是需要沉淀和积累的，你在微博上随时发表，没有沉淀和积累的过程，思想就容易变得碎片化和浅薄。我不反对写微博，我自己也写，我反对的是完全用微博取代日记。如果要做取舍，我宁可写日记不写微博。
问：周老师您好，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记日记，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再去看，发现记的都是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因此我发觉，当你自己去和自己交流的时候，往往会进入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那种消极的东西会缠绕着自己。怎么样在独处的时候，在和自己交流的时候，让自己更多感受到一种光明？
答：痛苦出诗人，人的确在痛苦的时候最想写东西，那是一种宣泄，你无法对别人说，就只好对自己说了。宣泄也有作用，总比不宣泄好，写下来了会感觉轻松一点，它有一定的疗效。但是，你不要停留在宣泄上，当你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还要有你的思考，把自己的思考也写出来。这实际上是让你与痛苦的东西拉开了一个距离，站在痛苦之上，你习惯于这样一个角度之后，你的自我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另外，你不要光写痛苦，为什么不也写一写你的快乐呢？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光明了。人在快乐的时候往往是顾不上写的，但是人生中的快乐并不多，你要珍惜，有了这个珍惜的心情，你就会想把这有限的快乐留住，就会去写的。
问：我非常喜欢您的文字，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也产生了共鸣。我有一个问题，您说我们不必刻意去追求成功，而要做到优秀，但是优秀是很难衡量的，是自己衡量就可以了，还是也要做到别人眼中的优秀？
答：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优秀的判断好像是一个两难，如果光是用自己的眼光判断的话，可能是孤芳自赏，因为个人的感觉不具有客观性；但是如果用他人的眼光判断的话，可能又变成用成功来判断了，因为他人的认同往往是和成功挂在一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综合地考虑吧。首先自己的判断是重要的，自己就认为不优秀，这肯定不行，自己内心必须认可。他人的眼光可供参考，但是应该重视那些你心目中优秀的人、素质高的人对你的评价，不要太看重一般大众的看法，更不要用纯粹外在的成功来衡量自己。
问：请问周老师，人终有一死，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很多东西不必去计较，也不用太多地去进取，如果这样的话，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答：是啊，人如果能不死就好了，死亡终归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和困惑，我从小就为这个问题困惑，现在还没有真正想明白。不过我想，这个问题追问的是人生的绝对意义或者终极意义是什么，并没有否定你活着时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相对的暂时的意义。也许人生只有相对的意义吧，立足于相对意义的存在，你可以去进取，立足于绝对意义的缺失，你就要超脱，反正你所得多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最后都会归零。要是人生是有绝对意义的呢？基督教就是这样认为的，它得出的结论也是要你超脱，立足于灵魂的不朽，超脱肉身的世俗生活。
问：每一个宗教都有修行甚至苦修。有一种修行是有目的的，比如说朝圣者去拉萨，去麦加。另外一种修行没有目的，像达摩祖师在山上蹲了三十年，这种修行的最终意义在哪里？可能会说是精神上的升华，但是升华到哪里才是个头？
第35章 寻求智慧的人生（节录）(2)(2)
答：你说的那种有目的的修行，所谓目的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是我想，你说的另一种没有目的的修行，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是目的还是有的，这个目的应该是要进入某一种状态，从而有助于解决两大问题。一切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它们的修行都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一个是生和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关键都是肉体，灵和肉的问题是要让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不让肉体的欲望支配灵魂，生和死的问题是要让灵魂摆脱对肉体的依恋，坦然面对肉体的死亡。
问：您有宗教信仰吗，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您认为哪个宗教接近您的人生体验？
答：我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但是我对基督教和佛教都感兴趣，《圣经》和佛经我都看，我是把它们当作人生智慧来看的。我真的觉得，无论是佛经里佛陀的言论，还是《圣经》里耶稣的言论，都充满了人生智慧，对于解决灵肉问题和生死问题大有启发。从我的人生大困惑来说，我觉得佛教能解决得更好。
问：您有一个14岁的女儿和一个5岁的儿子，都正处在受教育期，请问您希望他们明白的最重要的人生哲理是什么？
答：儿女的教育，现在中国的父母都很纠结和焦虑，为他们的未来担忧，要为他们准备好的物质条件。我对我的孩子的未来只有一个抽象的定向，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位，我不想为他们规定将来上哪个大学，要不要出国，这些让他们将来自己去选择。我的抽象定向有两条。第一，对什么是幸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具备自己去争取幸福的能力。第二，懂得人生中必定有苦难，具备自己去承受不幸的能力。当然，这两条也不是去给他们讲大道理，而是贯穿在我自己平时的言行中。我一向认为，孩子将来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里，不掌握父母手里，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情，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更没有办法设计，你能做的只有一点，就是不管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情，都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素质和心态来面对，你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尽了家长的责任。
问：我自己认为的快乐和幸福，在社会上常常不被别人认同，我应该怎么办？
答：这没有关系啊，说明你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问：这种快乐虽然满足了自己，但是很多时候会看重别人的想法，就觉得越来越不幸福。
答：如果你真正感到满足，就没有必要去管别人是怎么看的了。如果你过多地去关注别人的看法，这说明你不自信，你对幸福的认识还不坚定，发生了动摇。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觉得别人的看法可能有道理，你的看法可能有毛病，那你就要想清楚，如果确实这样，就要修正你的想法。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仍然认为你是对的，但是可以说性格比较软弱，因为别人有不同看法，这种人际关系的氛围让你感觉难受，那我认为就不要太在乎了，坚持走自己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变得强大。
问：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我觉得独处的同时具备一些开放性可能会更好。人性中有光明也有黑暗，自己很难把握，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会根据别人的观点做一点调整。为什么要避开社会交往呢？
答：我没有说要避开社会交往啊，独处和交往两者都需要。我理解你的意思，人通过交往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调整自己，我同意这个看法。我强调的是要有高质量的交往。我自己就有体会，高质量的有思想含量的交往对我的思考是一个刺激和推动，这是不能缺少的。但是，不管交往多么必要，独处也不能缺少。比如说我写书，把我的思想发表出来，会有读者的反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交往。但是，如果光有这个，没有一个我称之为私人写作的空间，我会变得越来越浅薄的。我必须有不为发表而写的东西，例如日记、随感、读书笔记，这是一个基础，从思想的原料来说是一个仓库，原料多而好，才能有好的产品，而为发表的写作实际上就是把产品拿到社会上去和别人交流。所以，独处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高质量的交往。
问：问一个关于快乐的问题。有那么一群人，我想在座也不少，他们学历很高，社会阅历很广，视野很宽，曾经在成长的历程中经历过不少快乐。到了今天这一刻，他的笑点已经非常高了，怎么样的笑话都让他笑不起来，因为这个笑话可能五年前或十年前已经让他笑过了。多大的成就他也没有成就感，因为他可能会觉得那是老板的一个恭维。他开心不起来。似乎不容易找到让他开心的事情。这群人非常理性，对很多事情都看得通透，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逻辑关系。周老师，您给这群人什么建议？（掌声）
答：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这群人的代表？（笑声，掌声）
问：我喜欢和周老师沟通，我不是这群人的代表，但是我也曾被别人描述过笑点很高，有时候脸上挂的笑容是替别人在笑，或者说给别人一个心情看。我身边确实有太多这样的情绪反馈，很多事项都会很理性地梳理和分析，没有惊喜，他做得好会觉得是应该的，凭什么做不好呢，全世界都说你会做得好。今天讲智慧的人生，可是有智慧的一群人怎么样快乐起来，我想听周老师对这些人的建议。
答：你描绘的是精英的困惑和苦恼。（笑声）曾经沧海难为水，什么都见过做过，非常优越，兴奋值就很高了。有这样的苦恼是一个幸运，别人还羡慕你们呢。我想他们应该会有一种智者的愉悦吧，看这些芸芸众生，你们还在低级的快乐里面折腾，我都经历过了，都看明白了，都不在乎了。像这样居高临下地俯视人世间平常快乐的心态，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快乐。如果这不算快乐，或者不觉得这是快乐，那就可能要去开发新的快乐源头了。（笑声）幸福不能只在职场上面找，你刚才讲的多半是职场上的感受，事业成功，得到承认，别人羡慕，前景一目了然，等等，我觉得应该超越这个层面，可能是走到这一步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也许需要做个体剖析，拿出一个例子，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人有时候必须幼稚一点，太成熟就有问题，要返璞归真，这样会重新获得一些幼稚的快乐。
问：哲学能让人跳离具体事物看世界，那为什么会有很大的认知差异，有唯心和唯物的不同，宗教反而能殊途同归？
答：大哲学家也能殊途同归，最后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要守护人性，提升人类的精神水准。我不认为唯物和唯心的划分上有什么意义，我们把一个哲学家归类到唯物还是唯心，这常常是牵强附会的，是贴上一个标签。比如说尼采，历来被我们说成是一个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是你真的去分析他的思想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他归类，他的主要概念权力意志，既可以解释为一种精神力量，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生命能量。了解一个哲学家，不要带着标签去看，应该看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才有意义。凡是大哲学家，各有各的精彩，你要会欣赏他的精彩之处。
问：您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您已经67岁了，但是我觉得您好像37岁一样。
答：过奖了，但我喜欢你这样感觉。
问：学哲学的人不是都用脑过度吗，请问您是怎么保养的？是不是有时候不思考也是一种思考呢？（笑声）
答：我觉得主要是心态好，心态好是最好的养生。学哲学对我心态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小事情看开一些，烦恼就比较少。大烦恼会有，那些想不通的大问题，但是我发现想大问题不会伤身体，最伤身体的是为小事纠结和烦恼。
第36章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1)
（前言）
1.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现状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谈得很多。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它有什么重要性，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它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现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就目前来说主要是经济转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个过程很艰难。你说现在已经实现市场经济了没有？表面看来，很多领域似乎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是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严格的秩序，这个秩序有没有建立起来？并没有。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诚信缺失，腐败严重，现在这种腐败大家都看得到，可以说是很广泛的腐败，包括老百姓最痛恨的教育腐败、医疗腐败，这些现象都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秩序的支撑，一种思想的指导，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是缺乏的。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它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很坚实的基础。什么基础呢？就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法治社会背后是什么在指导？就是人文精神，古希腊以来的人文精神是他们市场经济的强大的思想背景。我们在这方面是需要补课的，这个课不补，我觉得转型就很难。
这个问题，我们在一百多年前清末民初就已经遇到，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也搞过一次社会转型，也要搞现代化，当时同样是困难重重。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落后的问题，经济和军事落后，很贫弱，没有实力，所以老是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所以一定要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起来。但是，一个甲午战争，我们强大的海军跟日本弱小得多的海军一打，我们全军覆没，这才开始反思，发现问题不在经济和军事上，而是在政治制度上，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行，日本明治维新引进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仍然是君主专制，必须改变政治体制，要搞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
可是，政治体制的改变也是困难重重，见效不大，搞了辛亥革命，成立了民国，中国仍然是军阀混战，内外交困。当时的思想家们、学者们，基本上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在于国民素质太差了。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的公德太差。在这方面，严复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这个人对西方是很了解的，曾在英国留学两年，回国后与西方人接触也非常多，后来潜心做翻译，把他认为重要的西方政治学名着译成汉文。他有一个强烈感觉，中国人如果国民素质不改变的话，什么都是空的。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民力、民智、民德太差，也就是国民的生命素质、智力素质、道德素质太差，要改变这三项，中国才有希望。严复不主张革命，也不主张急忙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差了，不具备搞民主的条件，前提是要把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他后期转向保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主张渐进地改良，实际上他改变中国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最后很失望。
现在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搞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但是因为法治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就不可能有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是人治，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就必须是法治，因此在社会秩序上应该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素质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了，成为这两个转型的阻碍。所以，在这两个转型之外，还要有第三个转型，就是信仰的转型，从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向多元化的个人精神追求的转型。大一统意识形态是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应该是公民觉悟，在多元化的个人精神追求中体现出道德的共识。我们必须有这三个互相配套的转型，否则市场经济不可能单独成功。在这三个转型的过程中，人文精神是重要的思想资源。
2.人文精神是社会转型的思想资源
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作为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思想资源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西方是有这个长久传统的，但是作为合乎人性的普适价值，它就不只是西方的，应该属于全人类。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全人类眼光，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人家早已经配套了，我们为什么不学？把人家的好东西学过来，改正我们的缺点，一定会有利于发扬我们文化传统中的优点，而不是相反。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尊重人的价值呢？人身上有什么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我认为人身上有三个最宝贵的东西。第一是生命，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的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第二是头脑，人是有理性的，有思维能力的，这是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第三是灵魂，头脑和灵魂是不一样的，头脑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思考，灵魂是一种内心追求，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对精神价值的追求。那么，尊重人的价值，就是要尊重这三样东西，尊重生命的价值、头脑的价值和灵魂的价值。这实际上和严复说的很相近，严复说的民力相当于生命，就是国民的生命素质，民智相当于头脑，就是国民的智力素质，民德相当于灵魂，就是国民的道德素质。人文精神就是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提高这三方面的素质。
首先是尊重生命的价值，这个观念和我们今天转型的关系特别密切，是经济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思想基础，是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据和目的。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建立法治社会，就是为了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灵魂的价值则是信仰转型的思想基础。在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是没有灵魂的位置的，灵魂是一个要被压制、改造、消灭的对象。可是，真正的信仰本来就是灵魂的事，是灵魂的追求和提升。我觉得当今社会存在的两个最大问题，第一就是秩序的重建，以前是人治，和计划经济相适应，完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的运行，搞市场经济就不能这样了，人治已经成为对市场经济的严重扰乱，妨碍了新秩序的建立，所以必须从人治转型到法治。第二是信仰的重建，现在信仰缺失的情况非常严重，而过去那种用意识形态抹杀灵魂的习惯性方式也在干扰着信仰的重建。一个社会没有秩序，没有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今天我想着重讲这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重建之外，还有一个重建，就是文化的重建，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要从实用型文化转型到创造型文化，其思想基础是尊重头脑的价值。这个问题有时间就讲一讲，没有时间就不讲了。
一、尊重生命：社会秩序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
1.保护生命权利是法治社会的出发点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我想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只有一条命，只有一次活的机会，死了以后再也不可能复活。当然有的人相信宗教，相信灵魂可以永生或者可以轮回，但是即使有这种信仰，也无法否认我们今生今世的生命是永远不能重现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能活一次，只有一个人生，所以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是他最宝贵的东西。同时，生命是人生所有其他价值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你没有了生命，其他价值都无从谈起。曾经有一个学校搞生命教育，让我题词，我当时写了三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人生的一切重要价值，都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正确态度上的。现在我要加上一句：尊重生命是法治之本。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尊重生命要落实到个体生命，让每个人的生命权利得到保护，同时也使每个人对他人的生命权利予以尊重，这正是法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要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在西方为法治社会奠定理论基础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有洛克、亚当·斯密、休谟、约翰·穆勒等人。洛克可以说是近代法治理论的创立者，他在《政府论》下卷里说，政治社会的目的是保护天赋人权，也就是保护老天、大自然给每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呢？他列出三条：生命、自由和财产。生命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而要保护生命权，就必须保护自由权，让每个人拥有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自由。同时，生命的维持需要物质资料，而经济领域的自由也是落脚到财产的获得，因此西方法治理论家都特别重视保护财产权，在他们看来，如果财产权没有保障，对生命和自由的保护就成了空话。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最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两条，一个是个人自由，一个是规则下的自由，也就是法治，这是两个基本的原则。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的是亚当·斯密，他是从分析人性着手的。他说，人性中有两种基本的自然情感，一是利己，二是同情。首先，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个体。作为生命，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本能，对于生命本能你不能去做道德评判，说它是坏的。同时，作为生物学上的个体，每个人必然对自己的苦乐和利害有最直接的感受，不管你和别人多么亲，多么爱别人，你仍是一个和他不同的个体，跟他隔了一层的，你无论怎么设身处地去体会他的感觉，总还不是你自己的感觉。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那个人也许是你认识的，但关系比较远，当然你会难过，但是这种痛苦还不如你自己牙痛时的痛苦来得直接和真切。你想牙痛是多么小的事，人死了是多么大的事，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和那个人不同的个体，你对自己的小痛苦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从这一点来说，人都是利己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所有别人的关心，同时世界上所有别人对他的关心也比不上他对自己的关心，这是由生命本能决定的自然趋势。所以他说，每个人都比别人更适合于关心他自己。既然如此，就应该顺应这个自然趋势，创造一个制度、一种秩序，能够让每一个人去关心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个人自由。
但是，你是利己的，别人也是利己的，你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别人也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利己的时候不能妨碍别人利己，你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这就必须有规则了，而这个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不能损害他人。所以，利己是允许的，损人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了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就是规则下的自由。其实，不损害他人，这在人性中也是有基础的，就是同情本能，人能够把自己的利己本能推己及人，体会并且尊重他人的相同本性。可是，如果没有规则，损人的行为不受惩罚，同情本能就得不到鼓励，会变得越来越弱。
法治社会的基本道理就是这样，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保护利己、惩罚损人。按照经典的说法，就是一个人只要他的行为仅仅涉及自己，他就拥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对他实施强制。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同时，任何人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不能对他人实施强制。这就是法治的原则。法治是规则下的自由，核心理念是保护个人自由，而规则实际上也是根据保护个人自由这个核心理念来制定的，重点是防阻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保护所有个人的自由，防止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发生，如果发生了，就要依据法律进行惩罚。
所以，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保护利己，鼓励利己，同时防止损人，惩罚损人，一方面鼓励大家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追求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人的利益。利己而不损人，这是西方伦理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我们以前往往把损人和利己合在一起说，好像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这是不对的，让利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其实损人和利己是两回事，利己不一定损人，我们当然要反对损人，但是不能反对利己，这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巨大动力，关键是要因势利导，把它引导到一个合理的方向上，达到一个对大家来说最好的结果。
如果一个社会既保护利己，又惩罚损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争取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允许对他人进行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必定受到惩罚，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一定既是充满活力的，又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应该说法治社会是最合乎人性的，是从人性出发可以设想的最好的政治体制。
2.中国缺乏尊重生命的传统
我在北京看一份《新京报》，经常会有一些报道，让人看了非常难受。前不久北京发生这样一件事，城管执法，拆违章建筑。确实是违章建筑，街旁边原来的房子前搭了一个裁缝铺，城管开着车去拆。那个外地来的女裁缝就哀求，当然不答应，她就晕倒了。房东是一个懂医的老太太，她一看这个女裁缝大小便失禁了，就知道事情不好，非常危险，就求城管，因为他们有现成的车，求他们赶紧送医院，要不然就没救了。城管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管执法。女房东只好在街上拦出租车，一辆辆都不停，最后她跪在马路中间拦，终于拦上了一辆，可是这个女裁缝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气了。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的强烈批评，那些城管听了满不在乎，仍然强调他们的职责是执法，不是救人。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儿仁慈之心，对生命怎么会是这种态度！
这两天我还看到报纸上说一个事。沈阳有一个女孩，16岁的中学生，家里穷，老是饿肚子，实在太饿了，在便利店偷了一个面包，被老板娘抓住了。这个女孩就求饶，说我实在太饿了，请你原谅，我再也不敢了。老板娘说不行，我一定要报告你的学校。这个孩子特别害怕，报告了学校，她一定会受羞辱，可能还会受处分，就自杀了。她留了一份遗书，说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但是我真的太饿了。事后记者采访那个老板娘，老板娘说我抓小偷有什么错，死了就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对生命冷漠到这等地步，真是令人发指。
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在重庆街口，一个妇女马上要临产了，在路上拦出租车，拦了12辆，没有一辆停下来，最后她在街上生下了孩子。带一个重病人拦出租车，遭到拒载，这种事情在北京也时有发生。
第37章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2)
中国有许多世界第一，比如矿难死亡人数，车祸死亡人数，等等。自杀人数也是世界第一，卫生部2003年的统计，每年至少有25万人，这个数字肯定是保守的，其中15到34岁的人群居首位。现在大学生自杀的特别多，北京的大学，今年5月8日到17日的10天里，就有5个大学生自杀，有3天是连续的。我看《新京报》，头一天看到的是清华大学一个研究生自杀，第二天人民大学，第三天北京师范大学，三个都是女生。我看到报道，北师大的那个学生自杀以后，《新京报》的记者打电话采访这个学生所读的艺术和传播学院的院长。院长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具体情况不了解。另一个学生自杀以后，记者也打电话，要采访她的导师，导师说没有空，我在开会。我心里难受啊，你的学生啊，你就这么样无所谓。大学里的一些现象，我看了真是寒心。用罗素的话来说，老师应该以学生为目的，绝不允许把学生当作手段。现在大学里的许多老师忙于所谓科研，就是报课题拿经费，然后让学生给自己打工，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的人有几个？学生自杀率这么高，绝对和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有关，也和我们现在教师的素质有关，他们推托不了这个责任。
在今天的中国，对生命冷漠乃至冷酷的现象比比皆是，恶性事件经常发生，包括野蛮执法、医疗事故、见死不救、假药、伪劣食品、矿难、交通事故、凶杀等等，使人感到在中国生活没有安全感，中国人的命是不值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剥夺了。面对种种现象，我真的感到心痛，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啦？这还是人待的地方吗？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们才会有安全感，那才是一个人待的地方。其实从天性来说，人没有那么恶，我相信孟子的说法，孟子是性善论者，人都有善的萌芽，同情心应该是人性里普遍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社会上能看到的同情心这么少？为什么本来人人都应该有的东西没有表现出来？原因在什么地方？有的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人追逐利益，因而漠视生命。我说不对，这个账不能算在市场经济头上。同样搞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很少出残害生命的事，当然也会出，往往是个案，一个疯子搞出校园枪杀案之类，一旦出了，那就是特大新闻，全社会震惊。他们没有那种对生命的普遍冷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有安全感的。
真正追究起来，原因恰恰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法治还没有建立起来，合理的利己得不到保护，损人的行为得不到惩罚，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善良的人可能倒霉，谁还敢善良啊？自顾尚且不暇，久而久之，对他人的同情就会越来越弱。一个社会如果许多天性善良的人都不敢善良了，这个社会就一定是出问题了。要让人们敢于善良，乐于把同情心表现出来，施之于人，要让尊重生命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常态，不是只在发生重大灾难时表现一下，过了又一切照旧，那就必须改变这个社会环境，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法治社会。
现在种种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从制度层面上看，原因在于法治的缺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要追溯根源，我认为有历史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始终没有受到尊重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一直是缺乏的。按理来说，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最强调的是仁义道德，强调人和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有仁爱，可是结果在政治实践中，这个仁爱根本没有体现出来，在专制体制下，个体生命完全没有价值，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毛病出在哪里？我认为出在儒家伦理本身。
人有两种本性，第一本性是利己，是爱自己的生命，第二本性才是推己及人，对他人的生命发生同情。所以，同情心是由利己心派生出来的，它有一个前提，你只有爱自己的生命，你才可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从而同情别人的生命。如果你对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怎么可能对别人生命产生同情呢？不可能的。你首先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一种敏感，才可能对别人的生命也有一种敏感。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麻木的人，他对别人的生命一定是冷漠的。儒家伦理的问题在哪里？它对第一本性也就是人的利己本能是否定的，你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追求，你就是小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追求自己的利益不但得不到鼓励，而且受到压制。利己原是本能，压制的结果，人们都羞言个人利益，造成了普遍的虚伪。一个社会如果把生命本能当作万恶之源予以杜绝，就会使人们的生命感觉普遍趋于麻痹，同情心怎么可能发达呢。儒家这个否定利己的传统根深蒂固，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批判得最多最厉害的仍然是个人主义，把利己和损人捆在一起予以否定。
另外，在推己及人的时候也有问题，按照孔子的说法，叫作“能近取譬”，就是能够从自己身边开始贯彻道理。可是，这个身边太局限于、太强调家庭和宗族了，结果儒家伦理的仁爱就归结为两条。一个是孝，父子关系，儿子要忠于老子，另一个是忠，父子关系在社会上的一个放大，臣民要忠于君主，忠于皇帝，于是形成了全中国的一个宗法等级秩序。在这个宗法等级秩序中，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个体生命毫无价值，毫无权利。皇帝是天子，天的独生子，是寡人，天下独此一人，权力至高无上。就像严复说的，中国哪有国啊，没有国，整个国都是皇帝的私产，在皇帝面前，人人都是奴隶，都等于零。孟德斯鸠说得好：在民主政体下，人人平等，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在专制政体下，也人人平等，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3.中国的人治传统
法治的出发点是尊重生命价值，保护生命权利。既然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和权利的观念，法治就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也就没有个人自由这个观念，而保护个人自由正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一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与西方比，中国最缺的就是个人自由的观念，自古至今讲治理国家的书浩如烟海，但是没有认为让老百姓自由就是最好的治理办法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西方的政治传统发端于古罗马时期，随着希腊城邦解体，人不再是城邦的一员，获得了两个身份，一方面是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是全人类的一员，是世界公民。由此形成了两个重要观念：第一，个人自身就是价值，拥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第二，人人生而平等，有共同的人性，是人类世界的平等成员，服从于普遍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自然法的思想，法治理论实际上是从自然法思想发展来的。中国的政治传统由儒家奠定，在汉代得到确立，基本上是宗法伦理、君臣父子那一套，找不到这两个重要观念的影子。
不过，道家是有初步的个人自由观念的。老子的政治哲学是无为而治，郭象注庄子说：“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严复认为这是最接近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可惜没有得到运用。从人生哲学看，庄子非常推崇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倡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儒家重宗法关系，道家重个人独立，但是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传统影响甚微，只是成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失意时的精神安慰。
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法治理论强调私域和公域的划分。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就是强调这个划分。私域是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领域，任何他人包括政府不能侵犯，不能实施强制。比如私人住宅，欧洲中世纪有一句谚语：风能进来，雨能进来，国王不能进来。公域涉及公共利益，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但是，自古以来，我们没有私域与公域的划分，既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也没有人人必须负责的公共领域。梁漱溟说得好：在西方，公众的事大家都必须参与做主，个人的事大家都无权过问；中国恰好相反，公众的事大家都不必参与做主，个人的事大家有权过问。严复也说过，在中国，人人对自己私人的事情都没有权利，所以也就对公共的事情都不负责任。他形容中国人对于公共利益实行的是两个政策，一个叫无后政策，不为子孙留余地，还有一个叫短命政策，也不为自己计长远。鲁迅也说，中国人对于公共财物，内行就把它偷走，外行就把它毁掉。西方人把利己本能引到对大家有利的轨道上，倡导一种建设性的自私，我们压制利己本能，结果反而促成了一种破坏性的自私。法治是规则下的自由，我们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规则，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方面都受了损害。
中国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这个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前非常突出。完全私人的事情，包括恋爱、结婚、生孩子，谁都可以管，首先是行政当局，你的上司，有当然的权力来过问和干预，你必须向他汇报，服从他的决定。情人在结婚前发生了性关系，这本来是人家的自由，没有损害任何人，可是就会有人去检举你，然后单位就处分你。那时候的单位就是一个牢狱，个人在单位里没有任何自由权，没有任何隐私权。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好多了，这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了，打破了个人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法律保护的私人领域正在逐渐地形成。
在西方历史上，市场经济和法治秩序之间有一种共生并长的关系。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状态，而是一种秩序，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在漫长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公平竞争、诚实无欺、守信用等等，这样才能大家都得到利益、不受损害，这些共识就成了规则。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在人人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整理出了一种对人人都有好处的秩序。当然，在秩序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起了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生长起来的，而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政府的职责是保证规则的遵守，惩罚违反规则的人，也就是为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就像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斯宾塞所强调的，政府的责任不是直接为人们提供幸福，而是保护人们追求幸福的自由。西方尤其英国长期的传统是政府不参与、不干涉经济活动，只管依据法律裁决纠纷，另外就是收税并且合理地使用。
但是，在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政府管一切，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中央集权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下，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当微弱，使得市场经济的规则也难以自发形成。在中国，人治是极其强大而悠久的传统，它实质上是宗法等级制度，是一种家长式的秩序，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市场经济和法治秩序本来是共生并长的，可是，在我们这里，一方面，在牢固的人治秩序下，市场经济难以发展，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微弱的条件下，法治秩序又难以形成，这成了一个困局。这正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4.市场经济必须有法治秩序配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国家重新开始搞市场经济。以前搞计划经济是靠人治，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靠法治。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经济领域里的法治，要保护人们以正当手段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西方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秩序的形成是互相依存、同步发展的，这个规律在我们这里仍然成立。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中国的人治传统，这个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变得格外强大，政府拥有支配和管理经济的全部权力。西方的政府本来就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里尤其如此。我们的政府是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意味着要政府放权，而这个转变是由政府来领导的，权力的本性是扩张而不是收缩，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
法治社会当然必须有政府，立法机构把合乎法治理念的规则制定为法律，而法律的执行要靠政府。按照法治理论，政府的职责是依据法律保护个人自由，防阻侵犯的发生。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因为它是唯一合法掌握强制权力的机构，又最容易侵犯个人自由。所以，法治理论的重点是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它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防阻强制的发生，因此，有悖于这个目的的法律条文，即使是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本质上也是非法的，应该废除。
第二，法律是普遍性的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第三，法律至上，政府必须受法律支配，在法律的范围内施政。
第四，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项主要权力分立，以保证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判决不受行政干预，同时监督政府对法律的遵守。
这些是一般性的原则，要真正付诸实现，仍有赖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秩序的共生并进，使秩序逐步形成。现在我们市场经济的秩序远远没有形成，规则还很不完善，已经有的一些规则没有得到遵守，还有很多所谓的规则不符合法治精神，对个人自由构成强制，不是真正的规则，是人治的东西。
从市场经济来说，规则可以分两类，一类涉及私人领域，另一类涉及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规则，主要是对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公平竞争。其中，财产权是重中之重。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允许每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和运气去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最后就体现为财产。如果财产不受到保护，可以被任意剥夺，所谓经济自由就是空话。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行下去。所以你看，一切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都必定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他们的宪法里。现在我们在观念上也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把保护财产包括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最近《物权法》终于通过了，原来对要不要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有争论，一拖再拖，今年总算明确了，保护私有财产已经确立为国家的法律。当然，这离真正付诸实现还有相当的距离，现在民营企业家处境十分艰难，政府会以各种名目剥夺他们的财产，权力寻租导致侵犯私产和不公平竞争的事情经常发生。我认识一个企业家，苦心经营许多年，办了一个旅游项目，地方政府看见有利可图，就给他设置种种障碍，最后逼迫他把这个项目廉价卖给了政府下属的一家公司。
第38章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3)
公共领域的规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财政的管理，二是公共价值的保护。前者主要是税收及其合理使用。在西方法治国家，纳税是公民最重要的义务，逃税是大罪，必定会被追究。当然，税收应该公平合理，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太重，根据2005年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税收负担在全世界排行第二，这个负担大部分落在了民营企业家身上。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无非是用于行政、国防、公共安全、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开支，这里面就有一个合理使用的问题，真正做到对纳税人负责，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这是规则，如果使用得不合理，就是不守规则。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府不太守规则，挥霍纳税人的钱，三公消费达到天文数字。腐败也很严重，2004年着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71位。医疗和教育是最应该花钱的领域，但政府却舍不得花，负担落在老百姓身上，大量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医疗公平性评估，在191个成员国里，中国排在第188位，倒数第四。从支付能力也就是学费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看，中国大学的学费也是世界最高的。
公共价值的保护包括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自然遗产保护等等，这也是公共领域里的重要规则，政府的责任是制定相关的法律，并且严格执行，对于违背的企业予以处罚。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违背这方面规则的项目恰恰是政府批准和支持的。为了做大项目和形象工程，或者出于权力寻租的需要，官商勾结，肆意破坏环境，破坏资源，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环境可持续指数的排名，在144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排在第133位。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国占了7个，其中包括北京，太原名列第一。
症结在哪里？就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缺乏约束的机制，实际上还是人治，使得权力有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药监局，现在在审判郑筱萸，药监局原来的局长，他下面的几个司长也都是贪官，这一窝贪官把中国的药品市场搞得乱七八糟。他们居然有这样的能耐，上台之后开始搞所谓新政，把地标改为国标，批药的权力全部收归药监局，所有的药进行重新认证，以前认证了的都不算数。三个月内居然批了十几万种药品，怎么审查得了呢？其实就是要药厂用钱去买批文，一个批文几百万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索贿受贿。这个药的成本就非常高了，药厂也有办法对付，很多老药改一个名字，把价格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了推销这些价格高得离谱的药，药厂就派出大量所谓医药代表跑医院，给医院和医生回扣。这个负担最后当然是落在病人身上，2002年他们上台之后药价飞涨，看病贵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现在审判他们的一个主要罪名是玩忽职守，我就想不通，他们怎么能这么长久地玩忽职守，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怎么就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管得了他们？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就那么几个人把药品市场搞得一团糟，不但药价飞涨，而且假药泛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真正的、健康的秩序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市场准入和商品流通的环节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其实是扰乱市场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成熟的过程，秩序形成的过程，就应该是政府权力逐步受到限制、逐步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事实上，什么地方政府对经济管得少，那个地方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比较好，民营经济发展得就比较快。权力必须与市场脱钩，否则法治建设无望，市场经济发展无望。
二、尊重灵魂：信仰从大一统意识形态向个人精神生活的转型
1.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我们现在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信仰的缺失。现在大家普遍感觉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状况很差，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一个是因为前面说的法治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一个奖善惩恶的制度环境，另一个就是许多人没有信仰，缺乏一个扬善贬恶的精神环境。
人为什么要有信仰？因为人是有灵魂的。所谓人有灵魂，是说人有精神上的追求，如果让人像动物那样仅仅过肉体的生活、物质的生活，吃饱喝足，这样过一辈子，作为人来说是不会甘心的。人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人的这种灵魂的追求，可以说是人身上的神性，它正是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这个神性应该有一个来源，所以基督教就创造了一个上帝，或者用某些哲学家的说法，就是宇宙应该有一个精神性的本质。我们的确很难用科学来解释人的这种灵魂追求，比如用进化论也许可以解释猴子怎么变成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最后怎么产生了人的大脑，但是没法解释人的灵魂追求是怎么产生的。事实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在生存斗争中往往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人太看重灵魂生活，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会倒霉，未必有利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那么，这种把灵魂生活看得比肉体生存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它必定有一个超越于生物学的来源，不管你把那个来源叫作上帝还是别的精神实体。我想我们不管信不信基督教，信不信某一种宗教，我们起码要承认，人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生活，比纯粹的物质生活、世俗生活更高的生活，承认了这一点，我认为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一个人有信仰，有灵魂的追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道德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同情，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这可以说是道德的初级基础，是人与兽的区别的起点。另一个是尊严，这可以说是道德的高级基础，是人与兽的区别的顶点。如果说同情是人与人之间以生命相待，那么，尊严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灵魂相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同情相当于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尊严相当于孟子说的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荀子也强调，义是人与万物的区别之所在，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人因为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在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的尊严，讲得最好的可能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说人有两个部分，作为肉体，人生活在现象世界里，跟其他生物差不多，要服从自然规律，是不自由的。但是，作为灵魂，人是生活在本质世界里的，是自由的。何以见得呢？他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他说的这个“法”就是道德法则，人能够按照道德法则来做事。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受自然法则支配，而道德法则和自然法则往往是相反的。自然法则要人趋利避害，而作为道德的人却要让自己的行为体现出做人的尊严。用康德的话说，你要这样行为，可以让你的行为准则成为全世界的人的行为准则。
康德由此提出了一个着名命题，就是人是目的，永远不能把人当作手段。他说的应该是目的的这个“人”，就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这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之所在。这个意义上的人是目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你都不能把这个意义上的人当作手段。对自己来说，你不能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出卖灵魂，把你身上的高级部分作为手段去为低级部分服务，那样你就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了。对他人来说，你也要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灵魂，你要尊重他，如果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而损害他人，你实际上就是把他人用作手段了。不光是这样，当你不把别人当目的而是当手段的时候，当你不把别人当作灵魂的存在而予以尊重的时候，你是侮辱了人性中的高级部分，因此是侮辱了所有的人，也因此是侮辱了你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尊重他人的尊严，就是不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包括你自己的尊严。
一个人意识到并且在行动中体现出做人的尊严，他就是一个高贵的人。真正讲道德，我认为应该强调两个品质，一个是基于同情心的善良，一个是基于做人的尊严的高贵。我们讲道德，往往容易从意识形态着眼，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守纪律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没有触及道德的根本。真正的道德应该建立在人性中善的成分的基础之上，就是同情和尊严，善良和高贵，这才是道德的根本。人要活得高贵，活出人的尊严来，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而不光是一个肉体的人。一个人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他就一定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高贵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贵族不只是门第和身份，在待人接物上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要让人感到你值得被尊敬。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很少把高贵看作一个重要价值了，或者是把它庸俗化，好像拥有豪宅、名车、品牌奢侈品就是高贵。那算什么高贵啊，不过是钱多罢了。人的高贵在于灵魂，灵魂都丢了，还有什么高贵可言。
一个灵魂高贵的人，他的突出特点就是待人平等，尊重他人，把每个人都当作有灵魂因而有尊严的人对待。一个人尊重他人，实际上也就是尊重自己，在对他人的尊重中，体现出了他的自尊，体现出了做人的尊严。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把别人当作人对待，实际上也就没有把自己当作人，他根本不知道生而为人有多么宝贵。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有钱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开着宝马横冲直撞，压死了人也无所谓。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往往就只用物质来给自己估价，也给别人估价，因为他没有别的标准嘛。有灵魂的人之间，一定是互相尊重，诚信相待。两个没有灵魂的人在一起，无非是狼狈为奸或者彼此恶斗。最麻烦的是有灵魂的人遇见没有灵魂的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既不愿和他斗，又没法讲理，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2.中国缺乏尊重灵魂的传统
如果说法治社会的出发点是对个人生命权利的尊重，那么，信仰的实质就是对个人灵魂生活的尊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两种尊重都相当欠缺。儒家很重视道德，把道德看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但是在儒家学说中，你找不到灵魂的概念，看不到对灵魂生活的描述，道德缺少信仰的根据，最后看重的就只能是道德的社会功能。
这是中西道德的重大区别。西方人的道德是有信仰作为背景的，这和西方哲学的传统有关系。从古希腊开始，他们的哲学是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追根究底的追问，到了基督教，便形成了灵魂来源于并且回归于上帝的信仰。在这个信仰背景下，道德实质上是个人的灵魂生活，是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个人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对上帝负责，要带着一个干净的灵魂去见上帝。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哪怕没有任何人监督我，总有上帝在监督我。
在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就相当薄弱，缺少那种终极追问。儒家哲学基本上是道德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维护好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在缺乏信仰背景的情况下，道德就成了意识形态，成了社会义务和他律。在儒家经典里，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言论，强调慎独，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本身就是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比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人不知而不愠”，孟子说的“天爵”。但是，从总体上看，儒家伦理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所谓修齐治平，修身归根结底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人性有两端，一端是兽性，就是生命本能，另一端是神性，就是灵魂追求，处在这两端之间的是社会性。西方传统的特点是肯定两端，中间的社会性是为两端服务的，这样建成的社会一定是高质量的。中国正好相反，压制两端，只要中间，结果反而得到了一个低质量的社会。我认为这个情况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3.信仰的重建
中国人缺乏信仰，这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上面讲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有这个毛病。这个毛病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也是存在的，严格地说，我们当时有的是意识形态，不是信仰。意识形态和信仰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解决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就是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而信仰解决的是形而上层面的问题，人生意义的问题，就是人怎样活才有意义。以前我们把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混为一谈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所谓信仰危机，实际上是人们发现不能再用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了，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寻找信仰、去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了。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怎么活才有意义，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起码表面上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党都给你解决好了，一切交给党安排，你就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吧。现在你如果还是这样解决的话，就不太够了吧，当然你可以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但这基本上是社会层面的理想，不能取代你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以前常常说共产主义人生观，其实严格地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人生观，而是一种社会历史观，是解决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这个问题的，并不是解决什么样的人生是好人生这个问题的。现在每个人必须自己去解决为什么活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
现在仍然有人鼓吹要建立一种大一统的信仰，比如把儒家思想做一番改造，树为当代中国人的统一信仰。这可能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缺乏作为信仰所必须具备的形而上的深度，而且它事实上也解决不了现代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我还认为，即使可能，也不应该人为地树立一种信仰，因为按照本义来说，信仰就应该是每个人灵魂中的事情，不应该是社会统一规定的事情。不过，我并不因此就认为儒学对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无所贡献，它可以成为我们确立信仰的思想资源之一，同时如果有些人自愿把它当作自己的唯一信仰，当然亦无不可。
第39章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4)
我想强调的是，信仰理应由社会的意识形态回归为个人的灵魂生活，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这才是正常状态。作为个人的灵魂生活，信仰必须是自觉的，是个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和选择，因为这个原因，信仰又必然是多元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统一。有的人信基督教，有的人信佛教，只要是真诚的，都很好。有的人什么教都不信，但是很严肃地对待人生问题，在认真地思考，也很好。一个人怎样算有信仰？我提两条标准。一条是重视灵魂，把灵魂看得比肉体重要，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重要。这实际上就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灵魂是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要好好照料它。另一条是道德自律，有做人的原则。这实际上也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灵魂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不可亵渎它，要有所敬畏，有一些事情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不复是人。
现在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有这个精神需要。宗教的积极作用，一是有精神寄托，二是有道德约束，这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好事。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不在于是不是信教，宗教只是信仰的形式之一。事实上，信教的人里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没有信仰的人，不信教的人里同样也有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现在寺庙里香火鼎盛，佛的本义是觉悟，可是在烧香拜佛的人里面，真正觉悟的人有多少？大多是在求佛为自己做一件什么事，满足自己一个什么愿望，用史铁生的话来说，他们在向佛行贿。
不要说香客，就是佛庙里的僧人，许多也不是真正有信仰的。前些年我去普陀山的法雨寺，那是一个很壮观的佛教寺庙。当时和尚们都在做法事，中间休息时，一个小和尚出来，坐到我旁边，我就和他聊天，问他做法事挺累的吧，他说是啊，赚钱真不容易。他很可爱，说了老实话，出家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信仰。
两年前，我陪藏区的一个活佛上五台山。这个活佛很年轻，当时29岁，从来没有到过内地，因为听上师说他是文殊菩萨转世，毕生的理想就是要上一趟五台山，前年我的一个朋友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理想。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呢？五台山兼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我们看见喇嘛们有的在打手机，有的在打台球，真的是乱七八糟。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了两点，第一点是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此高兴，第二点他说他不知道这些穿着跟他一样衣服的人，在这样嘈杂混乱的地方怎么想佛的道理。我在那里还遇到了拦路抢劫，进一个小庙，被一个穿袈裟的人缠着算命，然后逼我交出身上的钱。
现在佛门已经不是清净之地，有一些所谓的高僧也完全不是方外之人了，他们活动在大都市，奔走于权门和豪门，瞄准了这些有权有钱的人对未来命运的恐慌心理，投其所好，靠宗教——确切地说是伪宗教——大肆敛财。我深切感到，正是这种亵渎宗教的现象最醒目地证明了当今许多国人的没有信仰。
一个社会没有法治，许多国民没有信仰，这是最可怕的，什么坏事都可做，什么坏事都会出。我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法治和信仰。
三、尊重头脑：文化从实用向创新的转型
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就简单提示一下。人文精神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具体体现为对生命、灵魂、头脑的尊重，尊重生命是秩序转型的基础，尊重灵魂是信仰转型的基础，而尊重头脑就是文化转型的基础。
现在人们对创新谈得很多，在我看来，创新型文化正是以尊重头脑的价值为其根本的，为此必须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品格。最重要的智力品质是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和对智力活动的热爱，这些也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特征。心智生活是人的高级属性的满足，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应该鼓励纯粹的科学兴趣、艺术兴趣、理论兴趣等等，在这片非功利性的纯粹兴趣的肥沃土壤上，最容易诞生大师。
为了实现从实用文化向创新文化的转型，当务之急是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只能培养出许多谋生型、实用型的劳动力，培养不出真正创新型的人才，中国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世界上终究是一个二三流国家，开多少孔子学院都没有用。
结语
最后，我想用我的朋友邓正来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正来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实际上谈的不只是中国法学界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个思想界面临的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通过入世和加入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到了世界结构之中，意味着对世界结构规则的修改或制定有了发言资格，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但是，要从形式资格亦即投票资格变为实质性的发言权，就必须由“主权的中国”进而成为“主体性的中国”，不能只是基于民族国家利益说“是”或“不”，而必须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
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要求中国真正形成自己成熟的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对世界向何处去发挥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在今日世界上才可以称为文化大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它的实现有赖于人文精神指导下的转型之成功。我今天所谈的秩序转型和信仰转型，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国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与世界接轨，成为世界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成员，如此才能拥有正来所说的实质性的发言权。
广州讲坛现场互动
问：我在马王堆博物馆看到一个现象，在有中文提示的情况下，许多中国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仍然使用闪光灯，但是一些外国游客却没有使用。这引起了我的忧虑，能不能这样说，有一天在中国会发现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自豪感，或者说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到了哪里，也许要到韩国、日本寻找回原本优秀的中国文化？
答：这也是我的忧虑。现在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中国历史上一些优良的传统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找到，在中国大陆反而很少了。我觉得重要的是应该深思一下原因是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注意保存东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他们的经验证明，传统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是可以很好地结合的。我们的有些做法正好相反，一方面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毁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以特殊国情的名义拒绝普世价值。我由此看到，狭隘民族主义是最恶劣的，既不能珍惜自己的好东西，又不能接受人家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有开阔的全人类眼光，立足于普世价值，这样才能把人家的好东西拿过来，又能珍惜和不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学习人家的好东西，改掉自己的缺点，我们的优点不会因此就没有了，只会发挥得更好。我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它的伟人思想中真正的精华，一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因此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孔子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发掘他的思想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这样在人家面前才有说服力，而不光是办许多孔子学院，用孔子的名义去推广汉语。
问：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的人。阅读您的作品，我觉得您是一直在奋斗而且走得很远的人。您在探讨人生真谛、探讨人生真相的路上，是怎么做到面对种种困惑而不愤世嫉俗的？
答：我想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仍然在奋斗的路上艰难行走。在这方面，尼采给我很大的启发。应该说我的天性是比较悲观的，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很内向、敏感，在外界受了挫折，郁闷往往不能发散。我也很早就考虑死亡的问题，心中有绝望的感觉，仿佛看到了人生虚幻的真相。我和尼采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不甘心如此，我一方面对人生有悲观的看法，另一方面还是觉得人生太有意思了，我太想经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了。我觉得这种对人生的爱不是一种理论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能，我相信这说明我还是很有内在生命力的。这样两个矛盾的东西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正如尼采所说的，看到人生意义阙如，这对一个人的生命力、意志力是一个考验，看清了人生的真相，你仍然勇敢地跋涉在虚无的荒原上，这是一种凯旋。其实这还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是尘缘未尽，生命的本能在起作用，就是爱这个人生，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爱，所以能保持一个向上的状态。另外，看到人生虚无也有好处，使我在热爱人生、执着人生的同时，能够保持一种超脱，这可能是悲观的那一面带给我的好处。我再热爱人生，我也看到它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个限度，我不会太沉溺在里面，一旦遇到了挫折和苦难，我能够跳出来看，心想不过如此，人生的一切悲欢都是暂时的，反正结局都一样。有超脱的一面很重要，反而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反而不容易被生活打败，反而能够让我继续爱人生，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第40章 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5)
问：我是广州电台的记者，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我的理解，西方的人文观念讲得更多的是权利、平等、自由等，我们儒家的人文思想讲得更多的是义务、规范，比如仁义忠孝。西方二百多年来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其实这并不利于社会的凝聚，而我们的儒家思想却实现了中国几千年的统一。您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轮到西方社会应该向东方儒家思想学习的时候了？
答：我不这样认为。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说西方文明遇到了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包括季老先生也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世纪，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完全没有根据。从你说的角度看，为什么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要让位于以义务为本位的文化，这也根本没有道理。这两种文化比较起来，我认为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是更加对头的。要说社会秩序，我认为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秩序是更好的秩序，既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又有个人必须遵守的规则，因此社会更有凝聚力，社会的基础更稳固。我很不喜欢东西方文化谁好谁坏的争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道理本身上，今天我说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优点，也只是因为道理本身，我的确认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这样一种尊重生命、头脑和灵魂的文化。从长远来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类社会越往前走，它并不是说越靠近西方文化，或者越靠近东方文化，而是越来越把各民族好的东西融合起来，应该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这样，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好东西越来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问：我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谢谢您的讲座。在第一部分您谈到了建设法治秩序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法治进程里并不缺乏法律，问题在于怎样执法，社会现象给了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政府或者说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里造成了很多对生命价值的漠视，比如说几年前很着名的孙志刚事件。请问在您看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应该怎样去平衡这种执法和尊重人的价值的矛盾，法治和人性的矛盾？
答：首先，法律和法治是两个概念。一个以人治为本位的社会也有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社会。我所理解的法治社会，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保护所有个人的自由，这是它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某项法律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这项法律恰恰是对法治的违背，是和法治相反的东西。你举的例子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孙志刚事件中，收容条例作为法规是违背个人自由原则的，所以不是法治，而是法治要废除的东西。事实上，通过这个事件，社会上很多学者呼吁，最后的确把这个条例废除了。我们长期是人治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会逐渐发现它们是违背法治的，逐渐把它们废除掉，我们是在慢慢进步。作为行政机关应该怎么做，我认为现在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太大，不受约束，无法监督，人治的成分太重，所以关键在于缩小人治成分，逐步健全法治。至于具体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做，如果他觉悟和水平足够高，就应该尽量低调执行那些违背法治精神的法规，他没法废除它，但是可以掌握好一个度，采取通情达理的立场。制度恶，人可以是善的，可怕的是制度恶人更恶，老百姓就遭殃了。
问：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其实是很偶然诞生的一个生物，我们人类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我也对宇宙学感兴趣，霍金认为地外智能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可能比人类智商更高，请问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答：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也许所有的哲学家都回答不了，这是永远的困惑，而哲学存在的理由可能就在于此。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或者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是哲学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但是给不出答案，如果给出了一个答案，你会发现那一定是宗教性质的答案。说宇宙是一个物质的宇宙，人类是这个物质宇宙中非常偶然的产物，这是自然科学的解释，按照这样的解释，就的确没有终极意义可言。所以，面对终极意义的问题，哲学只好向宗教求援，也就是相信宇宙具有一种永恒的精神本质，这个东西保证了人类存在具有永恒的精神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高智商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我说不出什么看法，我希望它们不存在，否则人类的生存就更没有意义了。
问：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您说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是道德的根本，但是现在中国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还有很多，如果要让农民提高自身的道德，您会如何向他们解释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答：其实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包括农民，他们对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已经有自己很朴素的理解，他们会说这个人不是人，人要像人，不能做不是人做的事情。
问：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同志，我想向您请教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时代甚至于包括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十年动荡时期，中国也不存在所谓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看病是免费的，大学教育中包括农林牧副渔还有师范大学也都是免费的，住房子也不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现在反而干什么都要钱了，看病、上学、买房都贵，压得人喘不过气。这一点我就不理解了，以前经济那么困难，都不要钱，现在经济发达了，反而都要钱了。我觉得中国社会的转型是转坏了，而不是转好了。这个问题请周教授能够给我指点一下。
答：我也认为在这些年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和医疗完全转错了方向。在任何现代国家，教育和医疗的主体部分都是公共财政拨款的公益事业，不能市场化、产业化，但是我们却推行所谓产业化，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产业化，教育和医疗部门垄断了公共资源，又利用垄断优势来高收费，这本身是极大的不公平，实际上侵吞了公共财政中老百姓应得的份额，而且必然导致腐败。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就否定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关键是朝什么方向转。经济上的转型应该是放开市场与保障民生并重，而且把放开市场得到的税收主要用于保障民生。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该放开的市场没有放开，该保障的民生又没有保障，原因还是在于法治不健全。
问：周老师您好，一直以来，我很希望成为像您一样的学者，可是在我人生的转折之际，很不幸我的恩师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做一名学者或者要去做学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都是被体制化了的。当时，我几乎面临整个之前所建立的东西的一个崩溃，我无法找到自己的去向了。我很迷惘，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答：你的恩师怎么能这样对你说呢？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人是不是被体制化，主动权在他自己。在体制内，你也可以主动地自我边缘化，现在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也包括我。
问：我看过您写的自传，包括您的北大岁月那一段，我感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这和人文精神关系不大，因为在您那个时代，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好像多得多，但是对社会也是无能为力。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怎样适应社会？像于丹这样适应的，可能只是一个知道分子，您怎么评价这样的知识分子？
答：知识分子如果只是适应社会，还要知识分子干什么？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坚持人文精神，坚守人类那些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包括人性层面的善良、丰富、高贵，社会层面的自由、正义、公平等等，为此必须和社会保持一个距离，对于违背这些价值的倾向进行批判。所以，你说的对于社会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恰恰和人文精神有很大关系，而不是关系不大，一个知识分子不去适应社会，正是因为他有人文精神，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立场。当然，你说的对社会无能为力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虽然反对社会的某种主流倾向，却无力改变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第一，改变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是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他的努力也加入了这个合力；第二，即使暂时改变不了社会，他没有被社会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问：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您的演讲。您谈到信仰的问题，说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我认为儒家文化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当中，您不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还有道家算不算中国的本土宗教呢？中国人信的佛教、道教都是很实用的，你信仰它是对它有所求，而西方人似乎比较空灵一些，中国人的确比较务实一些，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种务实的信仰就不是信仰呢？
答：我要反问一句：务实的信仰还是信仰吗？信仰一定是务虚的，解决的是灵魂的问题，终极意义的问题。这样来看，我认为儒家和道家都不成其为宗教，因为它们都不是灵魂对终极意义的追问。你说道教务实，的确如此，它想通过炼丹、练功做到长生不老，追求的是长生不老、肉体不朽，无关乎灵魂，而这恰恰说明它不具备信仰的品格。但是佛教不同，佛教本来是十足务虚的，是要透彻地想明白人生的道理，它是被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弄得实用了，离佛教的本义已经很远了。
第41章 我们都是幸存者(1)
——对生命和灾难的哲学思考
主持人：欢迎大家光临长江美联大讲坛第十一场的演讲现场。长江美联大讲坛是由长江商报、美联地产、湖北广播电台总台主办的公益性讲坛，每期邀请知名学者、行业专家及各界精英人士作专题演讲，营造一座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式大学”。先请长江商报赵亚平社长致辞。
赵亚平：今天这个讲座我觉得有它很特殊的意义，因为目前全国人民正沉浸在对汶川地震死难同胞的深切哀痛当中，各地正在举全国之力拯救汶川、支援汶川。在这次大地震中，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刻。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汶川民众所面临的灾难也可能是武汉民众明天会面临的，今天的汶川之痛很可能是明天的武汉之痛，当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这当中就有一系列对生命、对人生、对友情、对亲情、对互助、对奉献的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个时候，我们长江商报本着为武汉加油、为文化寻根、为广大读者提供急切的人文思考的考虑，请来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周国平先生，来跟大家讲对生命和灾难的哲学思考。我想用一点时间谈一下我对周国平的感受，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很多年前就读过他的书。他的一本书是《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十多年前一个刊物叫《追求》发表了一个片断。他的女儿一岁半就因为先天性的癌症去世了，就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周国平先生在这本书中把他的父爱、他对生命的思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所以我后来一直关注他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就买了一本。我也作为一个父亲，我有一个女儿，坦率地说我读不下去，每读一次就泪流满面。我刚才和周国平先生说，我说读了你的书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作为父亲会提升一种责任，该怎样做一个父亲，该怎样感受生命，同时这个时候你就会由此发散开来，就会想到该怎样对待他人，该怎样对待工作，该怎样对待社会。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从周国平先生的演讲中会领略到深刻的人生感受，我们的精神会得到提升。
主持人：请活动主办方之一美联地产副总经理马志军先生致辞。
马志军：长江美联大讲坛举办十一期以来，今天是最特殊的一场。5月12日在我国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大地震，面对灾难，我们都是幸存者，生命灾难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每一个中国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周国平先生，他的着作颇丰，他演讲的命题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启示。
主持人：武汉是这次大地震可以感受到的地区之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确都是幸存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地震的灾区不在汶川，而在我们这里，我们此时此刻在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让我们请上今天的主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给我们讲述他对生命和灾难的哲学思考。
周国平：同学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举办这次讲座。其实去年长江美联大讲坛就邀请我来做一次讲座，当时我准备讲幸福的问题，讲座往后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讲幸福的问题了，要讲相反的主题，因为发生了这么巨大的灾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幸福，正是为了不放弃幸福，我们要深入地思考这场灾难。这个题目实际上是主办方提出来的，让我围绕震灾来谈。我自己觉得这个时候谈别的都没法谈，但是围绕震灾来谈，这是一个太沉重的话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谈。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看电视的，可是在地震发生以后，这些天我天天坐在电视机前，天天看那些镜头，心里实在太难受了。
前几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在文章里说，有多少个家庭，曾经和我的家庭一样，在天伦之乐中过着平凡的日子，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多少个孩子，曾经和我的孩子一样，在无忧无虑中唱着黎明的歌曲，突然就沉落在永恒的黑夜里了。最让我心痛的是那些孩子，这次地震死了那么多孩子，我自己是经历过丧子之痛的，我知道失去孩子的那种绝望，那种痛不欲生。所以我说，此时此刻，一切文字的表达都是虚伪。我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我，你，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震中在四川汶川，不在我居住的地方，这不过是碰巧罢了。我生活在北京，而不是四川震区，这不过是碰巧罢了。我只是侥幸逃过了一劫而已。灾难完全可能落在我的头上，如果那样，我也只好承受。这种大自然的大灾难，就好像是上帝要毁灭一部分人，毁灭哪些人是在抓阄，不是让我们来抓，是上帝在抓，完全有可能抓到的是我们。所以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这样来想，我就找到了一个角度，就是作为一个幸存者来思考灾难和生命。从这个角度来想，我才觉得可以原谅自己，否则我会觉得我活着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会有一种罪孽感，这么多人死了，你还在那里过着平庸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幸存者罢了，很可能死的是我，是我的亲人，死了也就死了，那没有什么办法。现在既然仍然侥幸地活着，就好好地活，不必为这感到负疚。况且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来说，死是迟早的事，幸存只是暂时的。但是，正是在这暂时的幸存中，我们一边怀念死者，一边唱响了生命的凯歌。人类一代代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灾难和死亡都不能让人类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对的，如果被灾难和死亡打倒了，那才真的没有希望了。
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和大家交流，一个是对灾难的思考，一个是对生命的思考。
一、对灾难的思考
1.用大尺度衡量大苦难
越是面对大苦难，就越是要用大尺度来衡量。这次大地震的灾难就是大苦难，你用小尺子根本就没法衡量，必须用大尺度衡量。所谓大尺度，第一个是哲学的尺度，第二个是历史的尺度。
用哲学的尺度衡量，就是站在永恒宇宙的立场上来看人世间的事情，你就会看到，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人，人世间的一切灾祸和幸福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这次温家宝总理在地震中的表现非常感人，我就联想到前不久他在新加坡有一个讲话，说他经常看一本书，就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这个让我感到比较意外，我没有想到一个中国总理会喜欢一个古罗马哲学家的着作，而且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哲学家。在那本书里，作者不断地提醒自己，让自己记住眼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你不要太在乎。你想一想，凯撒、亚历山大大帝这些建立了辉煌功绩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许多受苦受难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还不都是一样？所以你要经常用终有一死的人的眼光来看事物，和你在人世间的一切遭遇保持距离，活得超脱一点。
我觉得对于灾难就应该有这样一个眼光，这实际上是一个看破红尘的眼光，要看到一切皆变，无物长存。你想一想，在无边的宇宙中，人类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面生存，而且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生存的时间极其短暂。用这个眼光看，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祸福苦乐其实都不太重要，都是暂时的。在大尺度之下，一切苦难都显得小了。当然，如果我们总是用这样一个大尺度看事物，那就太消极了，但是在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大尺度。我们只好想开一些，否则还能怎样呢？
除了哲学的尺度，还有一个历史的尺度。用历史的尺度衡量，我们会看到，人类从来是在灾难中生存的，灾难和重建乃是寻常经历，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遇灾难又不断重建的历史。不论科技落后还是先进，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能力永远有其限度，灾难的发生具有它的必然性。
我查了一下资料，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大震灾，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其中死亡10万人以上的就有7次：公元1138年叙利亚地震，死23万人；公元1555年，明朝嘉靖34年，中国陕西关中地区大地震，有姓名记载的死亡人数是83万多，没有奏报的不计其数，震中地区人口死亡超过一半，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次地震；1737年，印度加尔各答地震，死30万人，现在科学家根据历史资料分析，认为可能是台风而不是地震；1908年意大利地震，死11万人；1923年日本关东8.2级地震，死14万多人，1976年中国唐山7.8级地震，死24万人；2004年印度洋9.3级地震，引发苏门答腊海啸，印度尼西亚死亡人数22.5万。
和地震破坏力相似、难以抵御的是火山爆发。大家知道，公元79年，古罗马最繁荣的城市庞贝在一天之内被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岩浆淹没，18世纪挖掘出来，发现当时已有非常辉煌的文明。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腊火山爆发，死9.2万人。
还有其他各种大灾害，比如：1330到1351年欧洲鼠疫，死亡7500万人，欧洲人口几乎死了一半；1812年法国气候严寒，冻死40万人；1845到1846年爱尔兰饥荒，饿死150万人；1931年中国黄河泛滥，死亡300多万人；近在眼前的事情，今年（2008年）5月2日纳尔吉斯飓风，缅甸现在统计的死亡人数已经是7.7万，加上失踪5.5万，也是十几万人。
我看资料上说，在自然灾害中，地震造成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一共毁灭了52个城市，其中地震毁灭掉的是27个，占了一半多。而且地震造成整座城市毁灭呈增长的趋势，27个城市中，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两千多年共毁掉13个，20世纪前80年毁掉14个。在中80年里，前50年毁掉5个，后30年毁掉9个。
实际上地震的发生非常频繁，全球每年发生500万次左右，其中6级以上10到200次，7级以上18次，8级以上1到2次。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海洋，占85%，只有15%发生在大陆，造成灾害的主要是发生在大陆的地震。而在发生在大陆的地震中，中国是最多的，根据仪器记录的20世纪的资料，占全球的33%，三分之一。平均每年5级以上的30次，6级以上的6次，7级以上的1次。而且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加上人口稠密，建筑物抗震能力低，地震灾害也是全球之最。20世纪全球地震死亡人数110万，中国55万，占了一半。我国国土面积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人口占四分之一，大陆地震次数占三分之一，而地震死亡人数占二分之一。
从上面这些数字，我认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然灾害特别是地震，其发生具有必然性，人类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第二，人类仍有可能尽量减少灾害的损失，地震次数与死亡人数不一定成确定的比例，发达国家死亡人数少就说明了这一点。
2.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灾难面前反思，我认为应该着重反思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人和自然到底谁更伟大？谁更厉害？人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征服还是敬畏？我们曾经认为人比自然伟大，人厉害得多，人定胜天，我们要征服自然，要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我们有这个本事。事实上有些灾难的确是大自然本身那种原始的力量造成的，是纯粹的天灾，但有些灾难却正是我们的这种错误观点、错误做法造成的，或者和大自然的力量一同起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祸。我们对自然过度干预，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和环境，建造了一些错误的工程，这样做本身就隐藏着灾难。
比如说三门峡水电站，本来是一个水利工程，现在有目共睹成了一个水害工程，造成泥沙淤积，黄河断流。当年讨论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是坚决反对的，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后来的三峡工程，黄万里也是最早最坚决反对，但是他没有发言权，开论证会不请他，他六次上书中央，临终遗言也是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他反对的理由，包括这个工程可能会诱发地震。当然，大家都知道，尽管有许多强烈反对的声音，三峡工程硬是上了，现在已经基本完工。最近看报纸上说，中央要进行评估，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抗击地质灾害的能力，因为汶川大地震的提醒，不得不注意这个问题了。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三峡地区发生大地震，后果真不堪设想，那就不是汶川地震这样规模的灾难了。
我们要牢牢记住，人必须摆正和这个地球的关系，对大自然的干预必须有一个限度。20世纪德国有一个大哲学家叫海德格尔，他后半生思考的重点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早期和自然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但是在技术发达以后，人就用一种技术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对待地球上的万事万物了。什么叫技术的方式？就是一切都为我所用，把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看作是一种可被利用的原材料，一种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功能，因此每一样事物都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失去了自身存在价值。比如说土地，原来是养育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家园，在技术的眼光下就只成了任人开采的矿床，现在要加上一条，成了房地产开发的地块。比如说畜禽牛羊，本来是独立的生命，长期以来是人类的伙伴，现在仅仅成了食品厂的原料。比如说河流，本来是自然的风景，而且是民族的摇篮，各大文明都是从大河发源起来的，现在仅仅成了用来发电的水压的供应者。海德格尔说，当人们在莱茵河上建立了发电厂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莱茵河变成了发电厂的一个部件，莱茵河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人类太狂妄了，以自然的主人自居，以为我所用的眼光看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如果有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话，创世之初一定不是这样的，自然界的每一样事物都应该有自己的地位，有自己的价值。我们应该转换眼光，不能仅仅用技术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当然，人类为了生存，技术的眼光是不能缺的，但是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眼光，最好还不要成为主要的眼光。主要的眼光应该是亲近自然万物，和它们处在共生的关系之中。
人在地球上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我们原来认为人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万事万物是来为人服务的，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可以利用的资源。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下，必然是怎么样对人有利就怎么样对待自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必须为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比如说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是不利的，所以开始改变看法，认识到人作为地球的主人，要做一个好主人，不能做一个坏主人，不能做一个败家子，否则会遭到报复。
第42章 我们都是幸存者(2)
反思到这个程度够不够呢？现在有一些生态学家提出来，这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认识到，人不是地球的主人。我看到有一个生态学家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人是地球上绿色植物的客人，是森林的客人，我把他的话扩展一下，人是整个地球的客人。其实你想一想，地球存在这么多亿年，中间只有一小段时间是有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的时间里也只有一小段是有人类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确实是地球的客人，而且做客的时间很短，只是来串一下门而已。既然是客人，就应该有教养，这样做客的时间还可以稍微长一点，如果没有教养，任意糟蹋地球，地球这个主人就随时可以把你赶走。自然科学预言了人类毁灭的必然性，总有一天地球上的自然条件不再适合于人类生存，但那是在极其遥远的未来，怕只怕没到那个时候，人类自己就毁掉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自取灭亡。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是我们的来源，所以征服自然这种口号是很荒唐的，人怎么能征服自己的来源呢？人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向我们眼中似乎比较原始落后的民族比如说藏族学习，一切有宗教信仰的虔诚的民族对于大自然都怀有这种敬畏之心。
有一件事给我印象至深。2002年我曾经到云南，当时云南省请了一些人去参加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的活动。我们分成三队走云南，我那个队里有两位老登山运动员，我们从德庆去明永冰川，途经梅里雪山下的一个观景台。这座雪山始终没有人能够登顶，在登山运动员眼中是一座处女峰。1991年，中国和日本的登山队员联合起来有13个人一起登这座雪山，去后就再没有消息了。那天我们在观景台旁边停车，准备再出发的时候，那两个老运动员不见了，我就去找，发现他俩在一个小树林背后。那里有一个石碑，是为13个中日登山队员建的，那两个老运动员点燃了13支香烟，在祭遇难的13个中日登山队员。这个情景使我非常感动，但我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在藏民眼中，梅里雪山是神山，神居住的地方，他们一步一磕头，转山要用一个月。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的这种感情真的是迷信吗？相反，登山运动员们务必征服处女峰的那种激情真的是勇敢吗？
自然永远比人伟大。不管是在认识自然上，还是在改造自然上，人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自然有它不可触犯的秘密，各种宗教都把它叫作神，我们应该懂得尊重。人类不管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文明，始终是在自然的掌控之中，跳不出大自然这个如来佛的手掌。总之，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也不管是不是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个生我们、养我们、可能也会毁灭我们的自然，对于这个作为我们的来源和归宿的自然，我们必须有敬畏之心。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是信仰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鉴别一个人有没有信仰的试金石。
3.反思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这次震灾还促使我想一个问题。人类经受了这么多的灾难，遭遇了这么严重的伤亡，既然这样，那么说大自然也好，说造化也好，说神也好，对于人类到底是不是宠爱，是不是仁慈？人在宇宙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从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万物中最优秀的存在物，是造化最钟爱的。这种观点在中西文化中都比较占主流。我们儒家就是这样看的，比如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也就是说，人因为有精神性的生活，有道德的禀赋，所以是自然界中最宝贵、最高贵的存在物。这基本上是儒家的共同看法。《礼运》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董仲舒说：“人之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到了宋朝的邵雍，他明确地把人叫作“万物之灵”，如此说：“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
西方的主流看法也是这样的。从古希腊到近代，多数哲学家认为，人因为有理性，所以是最高的存在物。基督教则认为，人因为有灵魂，所以居于万物之上。《圣经》里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上帝造什么东西好像都比较随便，造人就不然，竟然用自己做了原型。上帝有没有形象？我们在《圣经》里是找不到的，不存在一个上帝的外形，它完全是灵，完全是精神性的存在。所以，所谓按照自己的形象，就是说上帝把人造得有灵魂，有精神性，这是人和万物不同的地方。进化论推翻了上帝创世和造人的说法，但是毕竟仍然把人看作地球上生命的最高形态，生物进化的顶端。
这个主流的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在我们迄今所知的范围内，宇宙间只在地球上有生命，地球上有生命的存在物中只有人有精神属性。在整个宇宙间，除了地球上的人类以外，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他有理性、有精神生活的存在物。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我们连生命的迹象都还没有真正地发现，虽然人们有很多猜测，比如说地球上的某些文明可能是外星人入侵留下的遗迹，外星球可能有甚至比人类更高级的存在物，但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说造化最钟爱人，上帝把人造得最有水平，人在宇宙万物中处于最高的地位。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在自然万物中，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也只是自然界里一种普通的存在物而已。在这次震灾中，人们经常引用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说天地把万物都当作祭祀用的稻草狗，用完就扔掉了，没有温情可言。大自然对万物一视同仁，万物包括人在内，造化弄万物也弄人，大自然对人不会有任何优待。这基本上是道家的观点，庄子也强调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他说人在天地之间，就好像小石子、小草木在大山里一样。
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大自然对任何物种都没有仁慈可言，曾经遍布地球的恐龙灭绝了，就是典型的例证。地球被行星撞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着，人类说不定也会在某次大撞击中灭绝。即使没有遭到这个厄运，从19世纪开始，自然科学就预言了人类灭亡的必然性，因为任何形成的事物都生也有灭，既有上升的过程也有下降的过程，这个规律对于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同样适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都谈到了人类终有一天会进入下降的过程。从整个宇宙过程来说，人类的存在实在是极其短暂的一个小插曲而已。想到这一点的话，真觉得挺没劲、挺虚无的。但是怎么办呢？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只好面对。其实这个道理跟个人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一趟不是也很短暂吗？最后不也是要走吗？可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一天不是就要过好每一天吗？所有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人类也是一样，存在一天就要好好地过。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其实说的是不同的道理，应该结合起来看。在自然灾难的发生上，在有生也有灭的自然规律上，人和万物处于同样地位。但是，在精神属性的拥有上，人类的确高于万物。因此，人类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即使在宇宙中存在的时间有限，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还不断遭遇灾难，仍然要活得真正像万物之灵，体现出最高存在物的尊严，而这种尊严的顶级体现恰恰就是勇敢地承受灾难，包括那个终极灾难——因为地球衰亡导致的人类末日。
4.对灾难的态度
接下来我想谈一个问题。我们承认地球上、自然界发生灾难的必然性，从总体上说是不可抗拒的，我们也许可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害，但是第一你不可能让灾难不发生，第二灾难发生后你不可能让它完全不造成损害，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灾难？我归纳了一下，大致可以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理智的态度。既然灾难是事实，躲避不了，那就只好受着，否则还能怎样？儒家就有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灾难属于天命，你只能顺从，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尽人事。在减轻灾难的祸害上，人类不是无可作为的，可以提高预测的技术，做好防灾的准备，增强抗灾的能力。荀子有一句话，我印象至深，经常用它来勉励自己。他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就是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在自己能够支配的事情上你要努力，而对于老天所决定的事情，你就不要羡慕或者责怪了。其实道家也赞成听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对于你无法支配、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以平静的心态把它当作命运接受下来，这说明你的品德高到了极点。
这种观点也是西方有些哲学家所主张的，尤其是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派，强调要顺从自然，对于自然所规定的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你要平静地接受。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对于命运，你只能顺从，如果你硬要抗拒，被拖着走，那更难受。在斯多葛派哲学家看来，面对灾难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这是很大的成就。灾难发生不发生，这是你支配不了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能支配的，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灾难。如果你面对灾难做到不动心，仍然保持宁静的心情，那么这个宁静的心情是任何外界的力量都夺不走的，而且是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是你只要愿意就能够做到的。
事实上，一个人即使躲过了所有的灾难，最后总有一个灾难是你躲不过的，那就是死亡。人人都终有一死。斯多葛派哲学家特别强调，对于死亡要抱一种很平和的心情，因为死亡是最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旅人在旅馆里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天亮要上路，一个演员演完了戏以后要谢幕，树上的果实成熟以后要掉下来，应该以这种非常平和的心情来接受死亡。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的死亡都能够想得开，能够平静地接受，那就什么样的灾难都奈何不了他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所以，经常思考死亡问题，不畏惧死亡，可以使我们面对灾难有更从容的心态，有更强大的承受力。
第二种态度我称它为伦理的态度，就是肯定苦难的精神价值。对于灾难、苦难，不只是顺从它的问题，还要通过它来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一方面，苦难可以让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我刚才提到的塞涅卡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总是走运，没有经历过苦难，这样的人实际上就丧失了对生活的另一半的认识，这样的人是比较浅薄的。另一方面，苦难具有提升人的道德的价值。也是塞涅卡说的：灾难是美德的机会，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承受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承受的。灾难考验人，因此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了经受住考验，你必须提高自己。肯定苦难的伦理价值，也是一些文学家的观点，最突出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他的意思是说，承受大苦难需要人格上的伟大。这有点像我们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也”那一番话，不过孟子强调的是大苦难与伟大使命的联系。
关于苦难的精神意义，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的是一个叫弗兰克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弗兰克被关进了奥斯威新集中营。我们都知道，进了奥斯威新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他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那个集中营死去了。他说他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在那种境况里看不到苦难有任何意义的话，这样的人很容易垮掉。遭受着种种不人道的折磨，同伴们不断地被送进煤气室里处死，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面对这样的苦难，人生还有没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弗兰克说，当时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以尊严的方式承受人生中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好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酷刑和死亡，但是，你是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还是以没有尊严的方式承受，却是完全不同的。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这本身就是意义，证明了你仍然拥有精神自由，无论多么大的苦难也不能剥夺你的这个自由。同样道理，在自然灾难面前，在地震面前，人没有拒绝的自由，但是人仍然拥有一种精神自由，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承受这个灾难。
其实佛教也很看重苦难的精神价值，不过强调的不是伦理价值，而是启发人生觉悟的价值。佛教有四谛说，苦、集、灭、道，谛的含义是真理，苦是第一个真理。因为有了苦难，所以要思考它的原因，集的含义是苦难的原因，找到了原因，就要从源头上消灭苦难，道是解脱苦难的办法，就是觉悟和修行。所以，苦难是觉悟的开端。
第三种是审美的态度。在中国哲学里，庄子是一个代表。前面说过，在庄子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很渺小的，就好像是一石一木在大山中，但是他认为，人可以靠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来超越这个渺小，超越人作为自然物所受的限制。他讲齐生死，讲逍遥游，倡导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一种境界，把小我化入到宇宙的大我中去，进入了这个境界，你的小我所遭受的限制和苦难就都不在话下了。
在西方哲学里，尼采可以算是审美态度的一个代表。他也认为，大自然对生命丝毫不仁慈，不怜悯，不断地创造出个体生命又不断地把它们毁灭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人生本质上是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酒神精神，基本意思是要摆脱个体生命的眼光，站在宇宙大我的立场上来看生命现象。这样你就会感觉到，大自然在那里不断地创造又毁灭，就像艺术家在创造和毁灭自己的作品一样，是在玩审美的游戏。你领悟到了宇宙这个大艺术家的创造的快感，其中也包括毁灭掉个体生命的快感，你就超越作为个体生命的那种痛苦了。他的这个思路和庄子有共同之处，就是超越个体生命，把小我化入大我，不同的是庄子偏于静，强调无为，他偏于动，强调创造。
尼采还有一个说法，叫作悲剧精神，是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悲观主义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悲剧精神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人生是一个悲剧，但是它并不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强调要把这个悲剧演好，把本无意义的人生活出一种意义来。在后期，尼采又提出积极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积极的虚无主义也承认这一点，但强调敢于把人生的无意义承受下来，这本身证明了人的伟大。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追求到最后发现人生本无意义，那就直面这个事实，不去寻求虚幻的安慰，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尼采还曾设想，人类在面临末日的时候，不应该是一片哭喊声，而应该是以高贵的态度面对。尼采所倡导的人生始终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实质上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第43章 我们都是幸存者(3)
第四种是宗教的态度。佛教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区别，佛教更多的是从理智的和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苦难，要我们看明白痛苦的根源是那些负面的欲望和情绪，应该从中摆脱出来，那样就不会痛苦了。它强调通过觉悟人生的真相来达到心的清净，不染负面的欲望和情绪，从而使得一切外来的打击都没有了杀伤力。基督教不同，基本的思路是把肉体和灵魂分开，灾难只能伤害和毁灭肉体，灵魂的来源是神圣的，是上帝给你的，灵魂不会死亡，任何灾难都伤害不到它。两者有共同之处，都强调人的精神性的那个方面，它是灾难、苦难、痛苦伤害不到的，也都认为它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但往往迷失在俗世之中了。区别在于对它的本质和重获它的途径的解释，佛教把它叫作佛性或清净心，通过觉悟人生得以显现，基督教把它叫作灵魂，通过信奉上帝得以觉醒。
二、对生命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对生命的思考。灾难往往会打断我们习惯了的日常生活，逼迫我们从中跳出来，用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生。这一次大震灾也是如此，提供了一个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生的契机。
在灾难面前，我们一个共同的最强烈、最直接的体会就是生命的宝贵。无论对社会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尊重生命都是最基本的、最应该确立的一个价值观念。我曾经说过四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保护生命是法治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事实上，人生和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包括幸福、道德、法治、信仰，都是以尊重生命的价值为基础的。下面我想结合震灾中的一些现象，从这四个方面简单地谈一谈。
1.热爱生命，追求幸福
在大地震之前，社会风气普遍很浮躁，人们最看重金钱、成功、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去做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看，一场巨大的灾难来了，生命随时可能结束，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人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直以来为之奔忙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这次震灾中，许多镜头非常让人震撼。我们看到，在废墟之下，有的人靠喝自己的血维持生命，有的人自己把被压住的腿锯断得以逃生，这都是求生欲望所创造的生命奇迹。更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些镜头，父母至死在用自己的躯体保护孩子。在废墟的一个小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妈妈已经死去，她低着头，上衣掀起，怀里抱着一个三四个月的女婴，女孩还在吃妈妈的奶，小脸蛋红扑扑的，和妈妈尸体上的灰尘形成强烈的对比。还有一个年轻妈妈，被发现时是下跪的姿势，双手撑地，匍匐的身体已经变形，身体下有一个三四个月大的男婴，包裹着一条小被子，里面有一个手机，手机上留下一条短信，写的是：“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一个镜头是，一个男子顶着断梁，身下一个老妇，老妇紧紧搂着一个两岁的女孩。
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最割不断的是对孩子的爱。那么我想，这其实是生命根底里的东西，我们不要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平时就要珍惜。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幸福主要是两种享受，一个是享受大自然所赐予你的生命本身的快乐，另一个是享受上帝所赐予你的精神的快乐。生命本身的快乐似乎是很平凡的，比如亲子之爱，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它平凡就忽视它。灾难给了我们一个尺度，我们平时就应该这样来想问题，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就要懂得珍惜这个东西。
2.同情生命，提升道德
同情生命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可是，说实话，在这次大地震之前，我对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是很灰心的，同情心非常薄弱，善良成了稀缺品质。假药，伪劣食品，矿难，凶杀，野蛮执法，见死不救，各种损害生命的事件层出不穷，对生命冷漠甚至冷酷已经是普遍现象。事实上，在大震灾之前，有人死于非命的分散的灾难天天都在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大震灾的巨大悲痛和感动之中，国人的同情心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出现了自发捐款、献血、救援的热潮。善良这个最基本也最可贵的品质，曾经在平庸的环境里一直被压在下面的，现在我们发现它还在，现在好像苏醒了，显现了，这的确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有一种振振有词的很刺耳的声音，把震灾中人们救援的热情完全归结为爱国主义。我在开头提到的那篇博客文章里这么写：“对于那些把今年奥运和这次地震的意义都归结为爱国主义的家伙，我完全无话可说，只有彻底的蔑视。”我的确蔑视他们，因为他们低估和歪曲了人们在震灾中表现出的善良品质的意义。我们从来有把道德与意识形态混淆的传统，我担心如果这种论调占上风，我们在震灾中收获的道德成果就会丧失。有一个道理很明白，在道德的层面上，尊重生命比爱国更为根本。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发生许多道德沦丧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爱国主义，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缺少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理应问一个问题，地震过了以后，震灾中表现出的这种对生命的同情和关爱还能不能保持下去？怎么保证它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靠感动，感动是会过去的，时间一长会淡忘的。那么要靠什么？我认为一个就是上面说的，我们对道德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按照这个正确认识进行道德教育，还有一个我下面要说，就是真正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3.保护生命，健全法治
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生命，要建立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只有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尊重生命才会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和互助才会成为常态。
和许多国家比，中国地震造成的生命损失非常大，我们应该反思其原因。这一次地震，最让人痛心的是那些孩子，重震区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那些校舍成片地倒塌，孩子们死伤最为惨重。为什么学校的房子最不安全，有这么多豆腐渣工程？你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却让祖国的花朵天天生活在危险之中？
震灾中教师们的表现特别让人感动，许多老师为了保护孩子牺牲了生命。救援人员经常在废墟里看见这样的画面：一个老师，可能是一个男老师，也可能是一个女老师，很多是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都是一个俯身向下的姿势，身体已经僵硬，背上顶着塌下来的房梁，下面小小的空间里有几个也许活着也许已经死去的孩子。老师保护孩子的这个姿态应该定格下来，应该在震区竖立许多这样的雕塑。很多老师一次次跑回即将倒塌的教室，抢救尽可能多的孩子，最后自己来不及逃脱，被压在废墟里了。他们中有刚做父母的年轻老师，遗下了幼小的孤儿。有一个小学女教师救出了13个学生，最后一次进教室时房子塌了，遗下了才一岁半的女儿，她死后女儿不停地喊“找妈妈”。有的老师自己幸存，但是一心救学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看到一个例子，那也是一个女教师，地震的时候，孩子们正在午休，她一手抱一个孩子出来，再想回去，房子塌了，她自己的孩子也在里面，来不及救了。
看了这些报道，我就想一个问题。你看这些倒塌的房子基本上是乡镇学校，而这些乡镇学校的教师实际上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经济待遇很差，校舍又那么简陋，他们平时受到的关爱可以说是最少的，但是在灾难面前表现得最出色，闪射出最耀眼的人性光芒。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以前对他们多一点关爱，比如说办学条件好一点，房子结实一点，就不至于出现那么多牺牲，不至于非要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保护学生，而且事实上能够保护的学生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光是感动，对全国乡镇学校的教师们，我们要诚恳地说一句：中国对不起你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切实改善乡镇学校和教师们的境况。
在灾难面前反思，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思我们的体制。乡镇学校房屋的大批倒塌，暴露的是体制的毛病。在法治社会里，政府有两个主要职责，一个是保护个人权利，另一个是维护公共利益。从后者来说，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合理使用税收，真正用到公共利益上去。可是，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一大块是用来养政府，除了庞大机构人员的工资之外，政府的消费也十分惊人。根据2005年的统计，公车消费三千亿人民币，公费吃喝二千亿，公费旅游一千亿，加起来六千亿，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0%。和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教育、医疗等最重要的公益领域的财政投入比例，我们国家属于世界上最少的之列，不但比所有发达国家少，而且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少。
应该承认，在这次震灾中，政府的表现也相当出色，表现出了对生命的关爱。但是，要让这种关爱成为政府执政的持久基础，就必须健全法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地约束和监督，使它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的轨道上运行。
第44章 我们都是幸存者(4)
4.敬畏生命，拥有信仰
最后，我想说，我们对生命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是任何一种信仰不可缺少的因素。地球上开出生命的花朵，这是宇宙间的奇迹，科学无法解释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应该相信生命的来源和归宿都是神圣的。所以，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为震灾中的死难者祈祷，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现场互动
问：您对那些把这次奥运会和地震的意义归结为爱国主义的人表示蔑视，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的概念中对爱国主义是如何理解的？
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就是爱中国。在我的概念中，中国是一个我们祖祖辈辈繁衍和生长的地方，一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我的身体里总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子孙孙的身体里永远流着中国人的血。总之，是民族的概念，血缘的概念，制度会变，意识形态会变，这个东西不会变。爱国要有平常心，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感情，用不着刻意强调，刻意强调很可能就别有用心了，往往有利益的考虑。我不喜欢把爱国上升为主义，上升为最高原则，这样就把一种朴素的感情变成意识形态了。
问：您认为人权和人道是不是居于爱国主义以上？
答：对，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爱国主义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比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包括人权、人道、真理、文明，大的尺子应该管小的尺子。比如说文明，严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世界各国就好像街坊，有的人不争气，自己门前的垃圾不打扫，弄得很脏，受到邻居的批评，他就搬出自己祖宗多了不起来反击，这实在可笑。在现在的世界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明程度是比国家利益更高的标准。事实上，在这次震灾中，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我们引起世界各国尊敬和赞扬的也不是我们强烈的爱国主义，而是面对灾难的动人的生命故事和人性光辉。这里面当然有爱国情怀，但是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把它归结为爱国主义就太狭隘了。你看不到其中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所展现的人类意义，你实际上不是抬高了这次震灾的意义，而是贬低了它的意义。
问：您说这次地震中所有失去生命的人是有灵魂的，但是我们传统的教育是唯物主义，按照唯物主义来理解生命，不是说物质不灭吗，肉体是由很多元素组成的，失去生命以后这些元素就转化为地球上的其他物质了，也是做了贡献，这样理解生命是不是更可以接受一点？
答：我不能断定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但是我认为应该有这个假设或者说信念。你所描述的唯物主义对生命的解释，我本人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说人死后只剩下了那些组成生命的物质元素，我看不出这对于我、对于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有唯心主义？并不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而恰恰是因为不能接受把生命归结为物质的解释。
问：在这次汶川地震之后，各个高校大学生都以不同的方式捐款，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支援。他们几乎都是80后，在你的眼中，80后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你是否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