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学术性”文章，没有太在意。
第二天，风暴骤起。这是因为许多家报纸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明这篇文章“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这篇文章——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所转发。
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所以在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级大报有 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这一回站在一起，打破了往日的“二比二”，形成了“三比一”的局面。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平日的惯例总是《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是不多见的，而且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许多人注意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从《人民日报》转载引发的。
果真，《人民日报》的转载，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这位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 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
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笔者采访了当事人胡绩伟。 据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左手持电话耳机，右手作记录。胡绩伟说，这是他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贯彻、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
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 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 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这个电话，是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告诉笔者，他接完吴冷西的电话，便把所记电话记录交付排印。半小时后，电话记录就印好了。胡绩伟把这一电话记录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以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另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曾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 当时，她和杨西光尚未在北京安家，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他们临时安排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不过，杨西光由于工作很忙，平日住在报社里，很少去那家宾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杨西光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和季宝卿去宾馆住。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
电话是胡绩伟打来的。胡绩伟向杨西光通报了吴冷西电话的内容。在胡绩伟看来，吴冷西的电话是冲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来的，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是《光明日报》发表的，他除了要把排印好的吴冷西电话记录派人送给杨西光之外，赶紧先打个电话给通报这一突发情况。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电话事件”迅速在中共高层传开。
据吴明瑜告诉笔者，于光远曾这样风趣地评价了“电话事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是‘老生常谈’，而那个电话却立了‘大功’，一下子使人们注意起那篇‘老生常谈’来了。 ”
吴江也这么说：
第41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2)
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毛办”成员）有功劳，如果没有吴冷西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话事件”立了大功！
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吴冷西是中国新闻界重要领导人，曾任《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
粗略地罗列一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史”，便可以看出，每到中国历史的转弯口，《人民日报》往往要更替总编辑：《人民日报》虽说早在1946年5月15日便在河北邯郸创刊，但那只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的机关报。
一个月后，在河北平山县，《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仍称《人民日报》，但只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
直至1949年8月，《人民日报》才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949年10月，邓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
1957年6月，中国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派吴冷西前往《人民日报》，担任第二任总编辑。
1966年5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全国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吴冷西下台。
不久，1966年6月，唐平铸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代”不了多久，到1967年1月下台。
后来，鲁瑛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三任总编辑。
1976年10月，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口——粉碎“四人帮”——鲁瑛下台。
1977年1月，胡绩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第四任总编辑。
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邓拓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反右派”开始；
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从“反右派”至“文革”开始；
第三任总编辑鲁瑛则是“文革”至粉碎“四人帮”；
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则从粉碎“四人帮”开始……
在这四任总编辑之中，吴冷西主持《人民日报》笔政的时间最长，整整9年。在这9年中，吴冷西还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另外，自1961年下半年胡乔木因病休养，吴冷西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吴冷西，1919年生，广东新会人氏。1937年先后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干事，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国际评论部主任。1948年起，先后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
接着，便是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达9年之久。在这9年中，毛泽东与吴冷西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有许多批件是批给吴冷西的。因为毛泽东认为什么文章值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总是批示吴冷西。
吴冷西在“文革”中挨批斗。1967年春，吴冷西甚至受到“军事监护”，投入狱中。内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文革”前，他是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的“五人”之一。由这个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遭到严厉批判，彭真下台，也就导致吴冷西下台。
1966年5月底，毛泽东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
毛泽东即便在这样严肃的时刻，仍不失幽默感。他说：“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扫帚”和“灰尘”，源于他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演讲，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编入“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文革”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把陈伯达称作“扫帚”，把吴冷西比作“灰尘”。此言一出，吴冷西也就被“扫”出《人民日报》，“扫”出新华社，“扫”出中共中央宣传部，“扫”进了监狱。
在1975年，吴冷西一度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泽东选集》材料组领导成员。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冷西在 1977年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作为《人民日报》的第四任总编辑，胡绩伟跟《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吴冷西是多年老同事。他们之间通个电话，原本是很普通的事。不过，吴冷西 1978年5月12日夜的那次电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出严厉批评，非同寻常，所以胡绩伟赶紧作了笔录。
对于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吴冷西后来提出异议，认为他的原话并非胡绩伟所记的那样。
吴冷西根据他自己的记忆，复述了那次电话的内容。现把吴冷西所述电话内容，也照录于下，供读者诸君明鉴：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100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
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23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
是砍旗？我不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当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
“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连着一浪。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特别是不利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就在吴冷西打了电话的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的文章《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说起》。《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请自然科学家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摇旗助威。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
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据云，后来这位打电话者曾对别人这么说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
这里所说的“旗帜”，也就是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很严重的罪名。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社来的人，出示了《人民日报》所排印的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砍旗”进行了讨论。
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可能会引起争论，对于这一点，大家原本已经有思想准备，但是反应会这样激烈、这样迅速，却出乎意料。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 ”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写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果然写出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这里所说的“还有一种人”，不言而喻，是指“两个凡是”派们。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就在胡耀邦就吴冷西的电话作出表态后的第4天，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的第6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这天，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
汪东兴所说的两篇文章中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以 “《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说： “《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汪东兴还批评了张平化。汪东兴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
怎么把关的？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华国锋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
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的讲话，涉及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很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华国锋访朝归来那天发表的，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则是华国锋赴朝鲜那天发表的。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应金日成主席的邀请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华主席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宋庆龄副委员长等到车站热烈欢送。
就在这条新闻下方，《人民日报》以头版下半版位置醒目发表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此文颇长，转往第三版后，占了整整一版。
第42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3)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坚定不移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掀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员文章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胡乔木主持下起草的，发表前曾送邓小平审阅。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曾这样指出：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
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邓小平的谈话清楚表明，《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是经过他审阅的。
另外，这篇文章也曾送当时主管经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审阅。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如前所述，是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
汪东兴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他把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视为另一个“中央”了！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紧接着，1978年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1966年“文革”之初，当陶铸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熊复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不久就被打倒。1975年，熊复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8年，熊复在毛泽东主席著作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到《红旗》杂志编辑部上任。
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据王殊告诉笔者，他长期担任驻外大使，就连“文革”期间也只回国一年多，所以他对国内的情况很不熟悉，而《红旗》杂志又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担负着指导全党理论工作的重任，他深感力不从心。
正因为王殊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所以他最初对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并没有迅速看出方向性的错误。接着，对于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综复杂的斗争，他也没有像杨西光、胡绩伟、华楠这三报负责人以及新华社社长曾涛那样旗帜鲜明。
王殊认为，自己不适宜于再当《红旗》杂志总编辑。于是，他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信，要求回到外交界工作。但是，华国锋没有同意。这可能由于华国锋注意到王殊对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跟杨西光等有所不同。华国锋当然不希望《红旗》杂志也批“两个凡是”。
王殊却是真心诚意希望离开宣传部门，所以不得不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写了同样内容的信。
邓小平倒是爽快地同意了王殊的请求。这样，王殊调离《红旗》杂志，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殊的继任者熊复，是中国新闻界资深的“老人”。
汪东兴召集他们开会，为的是就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一些意见。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接着，汪东兴说道：“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
既然汪东兴要张平化“把关”，当天下午，张平化便急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起在北京召开。开幕这天，主管科学、教育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开了20多天，在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就在这时，张平化紧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想趁他们回去之前，就“真理标准”的宣传问题跟他们打个招呼，把汪东兴的意见转告他们。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张平化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要用“鼻子嗅一嗅”。汪东兴和张平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很快就传开来了。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 “《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这天，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第三任总编辑。
熊复笔名傅容、茹纯。1915年，熊复生于四川邻水，四川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熊复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后，在重庆出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新华日报》是当时唯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中共报纸，具有广泛的影响。
1949年后，熊复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文革”开始后，吴冷西被撤去新华社社长之职，熊复于1966年7月受命接替吴冷西，出任新华社社长。但是，他只短暂地担任了半年新华社社长，便被“文革”狂潮卷入水底。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重新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时，熊复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从1978年5月中旬起，熊复在《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个岗位上工作了9年多，直至1987年8月卸任。
熊复在他到任后的“施政演说”中，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
熊复也谈到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 “《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
熊复所说的“理论问题要慎重”，是汪东兴已经几次强调了的话题。
其实，不光是汪东兴这样强调，华国锋也指示说， “《红旗》杂志不要表态”。
《红旗》杂志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是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举足轻重。熊复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曾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坦言：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 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忠实地执行这种“禁令”呢？自己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究其因，第一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带有个人迷信性质，也就是有所谓“凡是”思想。尽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到很大冲击，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对“文化大革命”叫做“三七开”、“三个正确对待”。这些都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个人迷信中来的。第二是自己长期脱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接受审查，整整9年靠边站，又是住“牛棚”，又是下放“五七干校”，边受劳动改造，边受群众专政，同一切社会关系都断绝了往来。1975年7月，经邓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推荐，让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自己又一头埋进了这项工作。第五卷出版后，又整天埋头于第六卷、第七卷的准备工作。在这几年里可以说是不问世事。第三是有奴隶主义思想。几十年里，在中央机关做文字工作，写什么和怎样写，总是执行领导意图，按领导要求去做。尽管也爱提意见，爱出主意，有时还爱争论，最终还是执行，这已成为习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到5月19日，不过短短8天时间，却已经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华国锋和汪东兴、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从1978年4月27日开始的，一直开到6月6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开始时，由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便曾发生了“用词之争”。
这是因为韦国清的报告标题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改呢？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也就是跟华国锋的口径——保持一致。
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也就是说，不仅要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而且要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第43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4)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用的是这样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在标题之下，《人民日报》还加了这样几行字，突出了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过去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任务和方针。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看得出，《人民日报》在发表华国锋的讲话时，用的是一般化的标题，而在发表邓小平讲话时，用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这表明，《人民日报》本身的“倾向性”也很强！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这么回忆道：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我由此加深对这次争论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把斗争坚持到胜利，否则拨乱反正是搞不下去的。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人民日报》：“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李庄以为，对华国锋的讲话采取一般化的标题，是因为对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我们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主题做到新闻标题上，会造成思想混乱，对读者、对论者都没有好处。出于对各方面负责任，希望各方面都能通过的考虑，我们作了个一般化的标题：某某‘作重要讲话’ ”。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这样的“主要命题”，确实无法做到新闻标题上去。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华国锋说：
我们这样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大国，三千五百万党员的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那里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5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很尖锐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同毛主席的不一样，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是当前思潮的一种反映。 ”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但是邓小平讲话却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此文。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涉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这么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 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
邓小平所说的“《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就是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所说的“6月的讲话”，就是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这段话，清楚表明他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和支持，也说出了他 6月 2日讲话的背景。
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态度，和华国锋、汪东兴的态度，针锋相对。其实，这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的是“两个凡是”，而批判“两个凡是”最早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华国锋、汪东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因为文章批的是“两个凡是”，而“两个凡是”是他们提出的。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确实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是对“两个凡是”的最有力的批判。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那天，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刘居英的电话，使杨西光深受鼓舞。杨西光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尽管杨西光知道新华社当天晚上会转发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稿，他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可以看到，但他还是希望先睹为快，所以专门赶到刘居英家看讲话稿。
邓小平这一重要讲话，由于是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所以《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
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这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邓小平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也就是他所说是“有一些同志”：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就声言马克思不是“先哲”：
1930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邓小平又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话，来批判“两个凡是”：
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邓小平笑称“两个凡是”派们是“收发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 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邓小平在讲话中发出号召，“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所谓“打破精神枷锁”，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讲新的历史条件”。这“新的历史条件”，分明是针对“两个凡是”派们前些日子所说的“华主席没有这样讲过”、“华主席讲的是‘新的历史时期’ ”。
邓小平的讲话，第二天就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而且《人民日报》为之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们沉重一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有力的支持。
回顾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更为壮阔的斗争在延续着……
第44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1)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引起方方面面的注意。尽管汪东兴下令“下不为例”，但在罗瑞卿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又发出重磅炮弹。方毅和宋平分别在科学界和甘肃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力群和周扬的报告成了北京的热点。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新闻传媒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向来把党报党刊称之为“党的喉舌”。汪东兴力图严密控制“喉舌”。
在《人民日报》那“倾向性”很强的标题受到批评之后，《红旗》杂志在 1978年第 7期转载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便极为注意“分寸”。
《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提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用了这样分寸不同的“导语”：
华主席在讲话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
叶副主席在讲话中指示我们……
邓副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这就是说，《红旗》杂志跟《人民日报》的“分寸”不同：《人民日报》形容邓小平“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而《红旗》杂志不仅要把“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奉献”给华国锋，而且改为“极其精辟地阐述”。
这一字一词，都反映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同的态度。
汪东兴深知控制“喉舌”的重要性，他已经风闻有的报刊正在组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
汪东兴要竭尽全力阻止报刊上开展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因为汪东兴深知，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而是直接涉及当前的政治。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潜台词”是很明白的：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说，毛泽东晚年“左”倾理论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应予否定。这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华国锋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理论也应予否定。所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
汪东兴正是明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背后的“潜台词”，所以要对报刊严加控制，要阻止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就在邓小平6月2日发表重要讲话后第13天——1978年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跟他们“打招呼”。
汪东兴强调了新闻传媒的党性，他希图以党性、党纪约束中央直属新闻单位。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声言“下不为例”：“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的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
这“下不为例”，也就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画上句号，不许报刊再发表类似文章。
汪东兴接着说明了“党性不强”在宣传上所造成的危害：“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汪东兴在讲话中，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因为汪东兴已经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在汪东兴看来，胡耀邦在搞“小动作”。
汪东兴着重批评了《人民日报》，谈了对《人民日报》四篇文章的意见：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述”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汪东兴这番讲话，显然是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所引爆的“两个凡是”的大堤突破口赶紧堵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就在汪东兴告诫中央直属新闻单位“下不为例”的翌日，即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这清楚表明，“倾向性很强”的《人民日报》没有理睬汪东兴“下不为例”的警告，偏偏再来一例！
不仅《人民日报》如此。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这表明新华社也不理睬汪东兴的警告。
第二天，《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邢贲思的文章。这又表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不听汪东兴的话。
这就是说，邢贲思的文章，等于是一个多月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模式的重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光明日报》发表，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这一回，则只是把《光明日报》换成《人民日报》而已！邢贲思文章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又一次 联手采取行动，置汪东兴的警告于不顾！
与上次一样，例外的仍然是《红旗》杂志。在总编辑熊复坐镇下，《红旗》杂志依然保持着“沉默”！虽说《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有关理论文章原本是《红旗》杂志的“本分”。
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熊复坐在这里。当年，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笔者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做“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
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笔者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皎皎白驹，贲然来思”。
笔者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来思”？
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来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求是》杂志总编辑的邢贲思，当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
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
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 3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
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 3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来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成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4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去学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
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来思”。到了 1978年，48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
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
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其实是《人民日报》1978年3月26日发表的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继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1978年7月22日在北京“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发言，曾这么谈及邢贲思文章的由来：
“（张成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就收到20几封反对的信，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是因为有这些来信，我们请邢贲思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 ”
据“张成”——张德成——回忆：“从来信来稿作者的情况来看，全部都是年轻人，其中有解放军战士、连队干部、年轻工人、企业政工干部、基层党组织的干部、师范学院和中小学校的青年教师、地区级报纸的青年编辑。这些同志多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学得一点理论知识的，因而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批来信来稿中，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表示完全赞成的只有一封，而其他来信来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联系他们所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仅就这批来信来稿反映出来的严重情况就足以说明，提出和宣传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张德成把这些来信、来稿的观点，归结为以下五类：
一、赞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同时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分辨理论是非的标准。二、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同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不能否定逻辑推理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四、担心强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否定科学预见，甚至会削弱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五、还有的来信认为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担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提出并强调只有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会使已经多年不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的风气更加严重起来。
在笔者采访汪子嵩时，他回忆说，为了答复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原本想请原作者张德成再写一篇文章。正在这时，一天晚上，邢贲思到他家。邢贲思跟汪子嵩有着
多年的交往，曾为《人民日报》写过许多文章。听汪子嵩说起那些读者来信，邢贲思当即说，他可以写文章加以答复——因为他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就是研究这些问题的。
汪子嵩一听，觉得请邢贲思写答复文章会更合适些。汪子嵩在报社见到张德成，跟他说起邢贲思的意见，张德成也认为由邢贲思来写，比他更合适。
这样，张德成就把收到的20多封读者来信，转给了邢贲思。邢贲思说，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给《人民日报》的，当时还不知道《光明日报》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汪子嵩也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前，邢贲思的文章就已经写好了：“邢贲思同志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转载了，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原来给我们写信的同志，大都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比较少些，长期受‘四人帮’影响，他们提出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理论家也出来反对，而且上纲很高，我们确实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原本是对于读者来信作些答复的邢贲思的文章，其意义也就远远超过了一篇“答读者问”，而是成为对那些反对派的一次有力的反击。
邢贲思说，他在写作上深受胡绳的影响。胡绳主张理论文章应是“剥笋式”，即一层一层地由表及里地剥下去。邢贲思不用那种“平面铺开、齐头推进”的写法。邢贲思的文章一开头，这么写道：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接着，邢贲思“扣住”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题，指出：
第45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2)
关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林彪和“四人帮”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一句话，而且就是 这一句话，也往往是经过他们掐头去尾地精心篡改过的。他们把这一句话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这句话或是他们对这句话所作的解释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们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经他们这样一搞，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
邢贲思在文章中，深入一层，批驳了所谓“真理标准是两个”的错误说法，也就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同志提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做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
邢贲思文章的发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有力响应，也是对汪东兴“下不为例”的反击。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们理所当然关注着这一问题。邢贲思“主动出击”，就表明了这一点。
邢贲思从1978年3月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他不仅自己写文章投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且组织哲学界、理论界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于是，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这次座谈会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60余位同志。
从这张出席者名单上可以看出，一下子把首都很多大学、研究所和新闻单位吸引到这一讨论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动工作。座谈会的主题很明确，就是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华主席、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副主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副主席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引起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的兴趣。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是经典作家们早已透彻地解决了的”。所以，在座谈会上尽管也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如“真理是过程；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等”，但是座谈会主要还是讨论当时的现实问题。
座谈会讨论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指出两点现实的原因：
首先，应该说，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假乱真，混淆是非，在理论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
其次，也应该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不准人们读马列著作，不让人们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人们引上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必理解，只管“照办”的所谓“走捷径”、“一本万利”的邪路，影响所及，使得许多人， 特别是一些青年同志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缺乏系统的知识，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常常分辨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
座谈会指出，对于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种种“混乱的看法”，需要加以讨论：
同志们认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目前在真理问题上，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存在某些不同意见以及一些混乱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也产生了重新学习、研究和讨论的必要。讨论是学习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好方法。
这次座谈会，“由于时间的限制，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同志们希望，今后经过准备，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讨论会，并在刊物上多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编辑部则希望同志们给以支持，多写些好文章，既在会上也在刊物上展开讨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这次座谈会，其意义超出了座谈会本身。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在北京的理论界作了一次发动工作，使更多的理论工作者投入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去。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在汪东兴那番关于“下不为例”的讲话之后，北京出现这样的流言： “‘四人帮’时有‘两校’，如今有‘党校’。”
这“如今有‘党校’ ”，分明是指胡耀邦主持常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校，分明是指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编辑部。不过，这流言倒是从反面说明了中共中央党校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就在邢贲思的文章发表之际，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共中央党校仔细修改之中。此文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 吴江主笔，孙长江写作。这篇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的种种反对意见，作出系统的正面回答。
孙长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吴江也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初的讨论，所以他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背景非常清楚。他们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要扩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炸开的突破口，再一次从理论上动摇“两个凡是”。
吴江曾希望寻求胡耀邦的支持。但是，当时由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胡耀邦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
吴江这样回忆：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了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胡耀邦采取的慎重态度，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
吴江和孙长江没有照胡耀邦“等三个月以后再说”的意见办。
孙长江对笔者说，当时他们急于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因为面对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意见，第一是必须作出回答，第二是必须尽快作出回答！
孙长江还说，当时他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即可能被打倒。一旦被打倒了，那就什么文章也发不了，什么意见也说不了。所以，他们决定尽快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的处境，吴江决定不给胡耀邦增添压力，但是在当时，如果不寻求一位重要领导人的支持，是很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的。
寻求领导人的支持，首先是寻求报刊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通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送胡耀邦审阅，得到胡耀邦支持的。当时吴江、孙长江都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而《理论动态》又是理论研究室主管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由《理论动态》发表是不难的。但由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已经几度受到汪东兴的批评，而且 《理论动态》的稿子发表前必须送胡耀邦审，所以此文不能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光明日报》呢？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来，汪东兴已经把《光明日报》“盯”得很紧。汪东兴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关照杨西光，《光明日报》在发表重要文章之前，必须送审。这“重要文章”，富有“弹性”，当然包括“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属“重要文章”，一送审，势必会被“卡”住。所以，寻求在《光明日报》发表，已是“此路不通”。
《人民日报》也多次受到点名批评，汪东兴“盯”《人民日报》，比“盯”《光明日报》还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也无法寻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至于《红旗》杂志，那更加无从谈起。
所以，历数北京的中央重要报刊，唯一的“生路”在《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毕竟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不同。它是部队的报纸，虽说在宣传业务上也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但它还是属中央军委主管。所以，如果《解放军报》能够支持的话，等于“网开一面”，有了冲出汪东兴控制圈的希望。吴江对孙长江说，他认识《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也许，可以请他给予帮助。
说巧也真巧，正在吴江和孙长江走投无路之际，《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居然上门，主动向吴江约稿！《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是中共中央宣传口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华楠敢于挑起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重担，不仅因为自己态度鲜明地支持此文，而且还因为知道“顶头上司”——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态度也很鲜明。
笔者采访了华楠的副手、当时担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
年逾古稀、满头飞霜的姚远方送给笔者的名片上，印着 6个表明他特殊身份的字：“作家，教授，将军”。
天底下的作家、教授不少，将军也不少，但是能够集“作家、教授、将军”于一身的人，则属凤毛麟角。
姚远方192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至今讲话仍带有明显的福建口音。1938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姚远方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记者经历，写下了300多篇作品。他在他的文集《笔舞龙蛇走天涯》一书中，写过这样一首诗，勾勒了他戎马笔耕的一生：
北风吹老南国娃，
太行延水惯为家；
金戈铁马忘生死，
笔舞龙蛇走天涯。
青春已逝奉献少，
白发岂肯逊朝霞；
待到大地风华茂，
拄杖共赏英雄花。
其实，姚远方的文集中，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文章没有收进去。
姚远方乃是“军内一支笔”，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军内文件。
1959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林彪的《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曾被许多外国历史学家视为林彪上台的“宣言书”——因为在此前半个月，即1959年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姚远方说，其实那篇文章虽然是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但是与林彪没有太多的关系。
这篇长达万言的论文，原本是姚远方受命为纪念国庆10周年而写的。写完后，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此文以贺龙名义发表，另一种则是署林彪名字发表。最后，考虑到林彪新任国防部部长，还是以林彪的名义发表更好些。
于是，姚远方起草的文章，被送到林彪处征求意见。林彪说：“我不看。请总政把关。”就这样，这篇文章以林彪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所以，把此文视为林彪上台的“宣言”，乃是不了解此文内幕而作出的想当然的推论。
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主要也是姚远方起草的。
……
姚远方还是一位“悼词作家”。他向笔者历数由他起草或者他参与起草的军内首长悼词，其中有罗瑞卿、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粟裕、杨勇……
这位“悼词作家”向笔者谈及外人很难有的“写作体会”：写悼词是极其紧张的写作，往往需要夜以继日！
这是因为悼词的写作，往往是在首长突然病危或者去世之际，作突击性的任务，限时限刻完成，以备举行追悼会时用。然而，悼词又往往是代表中央对去世者的一生进行概括而准确的评价，作者既要对逝者的一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要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字水平。悼词中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细细斟酌，而且又往往要反复修改、多次送审，写作很艰难。
姚远方记得，在他参加写作的悼词中，要算写作叶剑英的悼词最为特殊：悼词是在叶剑英一度病危时起草的。写好后，叶剑英由危转安。于是，悼词存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保密柜里。两年之后，叶剑英病逝。中共中央办公厅从保密柜里取出悼词，交给悼词写作组，作了一些小修改，便公开发表了。
姚远方说，悼词由于篇幅有限，必须抓住逝者的主要特征，进行评价。比如，关于叶剑英的悼词，着重写叶剑英在几次历史的转折关头，挺身而出，大智大勇：从最初在危难之中保护孙中山，到南昌起义时当机立断，从揭露张国焘的阴谋，到一举粉碎“四人帮”……在写作粟裕的悼词时，则突出粟裕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姚远方与军队首长们有着许多接触，十分熟悉。他说，他跟聂荣臻元帅就很熟。
1980年，当他和华楠去看望聂帅时，聂帅谈起 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战士曾从战火中救出两位日本小姑娘。这两位日本小姑娘成了聂荣臻将军的小客人，曾得到周到的照料……聂荣臻说，不知道这两位日本小姑娘现在在哪里。
富有新闻敏感神经的姚远方，立即将聂帅的怀念写成报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报道发表后，在中日两国都引起轰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日本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很快，在日本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孤儿、受过聂帅关怀的美穗子。聂帅派出自己的女儿聂力去日本看望美穗子，美穗子也派自己的长女真智子前来北京看望聂帅。一时间，“一代名将救孤女，千秋佳话留人间”。
姚远方是罗瑞卿的老部下，与罗瑞卿也有着多年深厚的友谊。直至今日，他跟笔者谈起罗瑞卿，总是按当年的老习惯，称之为“总长”——亦即“总参谋长”。
姚远方记得，在1978年5月20日，他与华楠一起前往罗瑞卿将军家里汇报并请示正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有关工作。
第46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