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不久。坐在轮椅上的罗瑞卿，一见到他们便问： “‘真理标准’的文章，你们看了没有？这是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
罗瑞卿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比喻深刻而形象。
罗瑞卿还指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
姚远方还向笔者谈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从吴江手里交到他手里的内情：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当天晚上，罗瑞卿就给姚远方打电话，要求《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组织发表宣传文章。姚远方顿时记起吴江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正适合《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跟吴江是老战友。姚远方记得，1939年，他和吴江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他们曾一起通过封锁线，前往五台山。前些日子，姚远方见到吴江，在聊天中，吴江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接到罗瑞卿电话之后，第二天上午，姚远方就驱车赶往北京西北郊的中共中央党校。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已是中午。吴江正在午睡，姚远方把他叫醒，向他转告了罗瑞卿的意见。
吴江正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无处发表，眼下《解放军报》主动向他约稿，而且还是罗瑞卿的意思，当然求之不得。当场，吴江就答应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交给《解放军报》。
几天后，姚远方就收到了吴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华楠和姚远方看后，非常重视，当即报送罗瑞卿。
罗瑞卿对于“两个凡是”深恶痛绝，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拍手称快，是有历史根源的。
罗瑞卿，1906年生于四川南充县。1926年，20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罗瑞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罗瑞卿个子很高，外号“罗长子”。在长征中，他跟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那时，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随红一军团一起行动，罗瑞卿非常尽心地保卫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总是亲自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工作。他还担任过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在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及“最高最活”。罗瑞卿说：“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 ”在林彪高喊空头政治时，罗瑞卿抓部队的群众性练兵活动。
林彪深恨“罗长子”，终于在“文革”前夕——1965年底——给罗瑞卿加上“反党篡军”的罪名。1966年5月，又被打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
林彪一心要置罗瑞卿于死地，罗瑞卿受到严酷迫害。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怀着满腔悲愤，从楼顶跳下，跌断了腿，却没有死……
正因为罗瑞卿对于林彪所谓“立竿见影”、“走捷径”之类“左”的一套深恶痛绝，所以在他复出之后，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1977年10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用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僵死的教条。当罗瑞卿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理所当然地为之叫好。
罗瑞卿说，“两个凡是”其实就是林彪所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照“两个凡是”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现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罗瑞卿要求《解放军报》加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也正因为这样，罗瑞卿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理所当然鼎力相助。
罗瑞卿还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清样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审阅。韦国清也表示赞同。
尽管作者吴江、孙长江是“地方”上的，罗瑞卿却决定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罗瑞卿以为，署“《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罗瑞卿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给姚远方打电话说：“文章很好，但是应该把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进去。要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和有关实事求是的论述引进去，做到无懈可击。”
姚远方记得，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罗瑞卿给他、给华楠打了七八次电话，其中好多次，都是在深夜打来的。
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胡耀邦打了6次电话，交换意见。为了这篇文章，罗瑞卿给《人民日报》也打了多次电话。
罗瑞卿在给胡耀邦的电话中说，如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李庄回忆，罗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时至24日凌晨2时之间，便打了3次电话！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安排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罗瑞卿为什么给《人民日报》打电话呢？原来，其中有一个特殊的考虑：
《解放军报》虽然是中央两报一刊之一，但是毕竟只限于军内发行，一般的读者读不到《解放军报》。所以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影响，必须借助于《人民日报》的转载。
按照惯例，总是《解放军报》先发表，《人民日报》在翌日转载。可是，在那特殊的时刻，却不能按照这样的常规去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长达1.6万字的“重磅炸弹”，而且是汪东兴三令五申“下不为例”的情况下推出的，很可能《解放军报》一发表，当天就会引起注意，马上下令不许转载。这样，《人民日报》在第二天极有可能奉命不能转载。
在那特殊的时刻，《人民日报》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即在同一天转载！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 在当天转载。这样的“当天转载”，其实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同步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这样，《解放军报》不能不与《人民日报》不断联络，协同作战，商量着在哪一天一起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这一日子当然首先由《解放军报》确定。他们定下在6月24日发表。
罗瑞卿关切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在23日夜10时，罗瑞卿亲自给正值班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打电话，询问《人民日报》在24日同时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有无困难。
李庄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罗瑞卿是抗大副校长，所以与罗瑞卿有着师生之谊。据李庄回忆，罗瑞卿在电话中问，如果24日的《人民日报》没有合适的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几天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李庄回答说，24日可以发表。罗瑞卿放心了。
午夜，罗瑞卿又给李庄来电话，询问他们在校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如发现什么问题，随时告知，以作最后的修改。
24日凌晨2时，罗瑞卿第三次给李庄来电话，询问版面如何安排。李庄告诉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开头部分拟放在第一版的下半部，大约占2\/5版面，通栏标题，文章用5号楷体字排印。罗瑞卿问，头版上面登什么文章？李庄告知，登的是华国锋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听罢，认为这样安排合适。罗瑞卿又叮嘱对文章作仔细校对，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别字……
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罗瑞卿是忍着双腿的剧痛打电话的。
不久，罗瑞卿飞赴德国动手术，姚远方到机场给他送行。姚远方记得，罗瑞卿见到他，问道：“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有什么‘麻烦’吗？”罗瑞卿重申那句话：“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不料，姚远方跟罗瑞卿竟是永诀。
罗瑞卿到德国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那是1978年8月3日，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只有40天！
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做左腿手术。他从1966年3月18日起，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如今，他重新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要不断前往各处军营视察，老是坐着轮椅极感不便。由于被德国专家告知，那里可以进行手术，使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独立行走，这样，罗瑞卿在1978年7月15日飞往德国，住进距波恩 200多公里的海德堡医院。
8月2日早上，罗瑞卿被推进了手术室。德国医生很认真地进行手术。手术顺利。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苏醒，尚一切正常。
不料，8月3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40分，罗瑞卿突发心肌梗塞，从此离开了人世……
据一位深知内情的人士告诉笔者，罗瑞卿之死，其实死于当时的医疗保密制度！因为当时对于中共中央首长的健康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尤其是对于外国医生。罗瑞卿去德国，是为了治腿病，有关部门只向德国提供罗瑞卿腿病的病历，却没有透露罗瑞卿的心脏疾病。
德国医生也就没有注意罗瑞卿的心脏病。德国医生在罗瑞卿死后得知真情，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运送罗瑞卿遗体的专机从德国飞回北京，邓小平到机场迎接老战友的灵柩。姚远方怀着沉重的心情，也去迎接老首长的棺木。只见罗瑞卿身上覆盖着洁白的被单，四周点缀着几朵鲜红的玫瑰。
“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人们深深怀念罗瑞卿，传颂着罗瑞卿为了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时对胡耀邦说的这句话。
姚远方一片深情，吟成了一首含泪的诗，献给故去的总长：
良师乘云去，
今夜宿谁家？
太行麾下卒，
哀哀泪如麻。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时，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一回，又一次借用“特约评论员”名义，也就绕过了向汪东兴报审这一关！另外，毕竟是《解放军报》，有罗瑞卿支持，汪东兴也不便吱声。
当汪东兴见到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文章已经同时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檄文。虽然文章批判的是“两个凡是”，然而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一样，在当时不 能不避开正面冲击，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文章巧妙地借用华国锋的话，批判华国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的话：
华主席在去年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着重地指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力气把它纠正过来。”
文章接着引用了叶剑英“在同一场合，在同一问题上”的一段论述，然后笔锋一转，切入正题：
我们如果把华主席和叶副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这些指示是切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时弊的。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许多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颠倒：一个，是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另一个，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前一个颠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后一个颠倒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颠倒是从根本上干扰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毁坏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详细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尖锐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责难——亦即回敬了“两个凡是”派：
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呢？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要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打着毛主席的旗帜，贩卖他们的黑货，我们不少人受过骗上过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极其精辟的阐述”。文中引用了邓小平报告中三段重要的阐述之后，称赞邓小平“说得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多么好啊！”
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派所谓的“砍旗论”：
正如邓副主席所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准别人坚持实事求是，只要求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照抄照转照搬，而不顾实际情况如何。甚至不允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允许讲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仿佛一讲实践标准，一旦冲垮那些“禁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站不住，就会大祸临头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证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战胜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思潮而决不被它们所战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
这里所说的“照抄照转照搬”，正是“两个凡是”的生动写照。
文章最后指出：
我们有些同志自称信奉唯物主义，熟读《实践论》，但一听到实践标准，就如临大敌，究竟为了什么呢？应当认为，这是目前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又一记重锤响鼓。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两个凡是”的大堤上炸开了又一个大缺口……
第47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4)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发表后的第4天——1978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紧接着，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了“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的报道。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甘肃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意味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再只是局限于北京，局限于中央报刊。这一讨论，开始在各地展开，而甘肃打响了第一炮。
甘肃地处大西北，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政治上也只是一般性的省份，然而，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委之中，却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9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据宋平之子宋宜昌告诉笔者，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奖，得了奖——300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学。
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
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1959年，中国的钢铁生产指标定为年产1800万吨。
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 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练，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要损耗……
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的计算，证明了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1800万吨钢是很困难的。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
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宋平全家5口人，拥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
1972年，宋平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便在甘肃注意到了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这两个座谈会，座谈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所提出的“真理标准”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6月25日，作为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宋平指出：
我们要刻苦学习，弄懂理论。路线是非是可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实践，有些问题还有待继续实践，真正通过实践有把握了，心里也就踏实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坚持真理，当老实人。要拿出勇气，追求真理。
紧接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发扬党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省委宣传部和本报编辑部于6月27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最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要文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在兰州的部分大专院校、省委党校和兰州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和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
报道对刚刚发表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家在座谈讨论中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这些文章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颠倒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我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认真学习。
报道批判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绝对化”、“宗教化”的错误倾向：
大家指出，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恶毒的办法是，打着“高举”的幌子，宣传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最高真理”、“绝对权威”、“句句照办”等等，从而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宗教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窒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否定它是科学真理。
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推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埋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致整个毁坏党的革命事业。这是他们糟蹋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卑鄙的伎俩。
报道虽然没有点“两个凡是”的名，但是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反映：
我们许多同志至今办事情，做工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看它是否合乎客观实际，是否对广大群众有利，而是依它是否符合本本而定；执行上级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本宣科，照抄照转，当“收发室”，等等，就是这种流毒的反映。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下定决心，彻底清除它们的流毒。
应当说，地处西北一隅的甘肃，在当时能够如此态度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之后，仍不顾“禁令”，在各省之中第一个站出来积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不容易。
笔者托宋平之子向宋平请教：为什么甘肃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会在全国领先？有没有来自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1996年5月29日，宋平给予了答复：“当时甘肃完全是独立发起的，并没有北京的‘关系’在起作用。”
宋平说：“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是因为当时甘肃不开展这个讨论，不批判‘两个凡是’，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
宋平还说，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甘肃也是在全国比较早的，因为甘肃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农民很穷。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农民早就没饭吃了。
笔者得知当时主持《甘肃日报》工作的总编辑刘爱芝，如今已经调往北京工作，便于1996年5月26日对刘爱芝进行采访。
刘爱芝这名字，很容易令人误会是女性，在“文革”中进“牛棚”时甚至把刘爱芝列入打扫女厕所的名单。其实，刘爱芝乃男子汉。他曾在《红旗》杂志担任编辑，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甘肃。平反后，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甘肃日报》总编辑。
刘爱芝说，正因为甘肃穷，又深受“左”的长期祸害，所以“穷则思变”，深知不 批“左”、不批“两个凡是”，甘肃翻不了身。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甘肃率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都切身感到，“左”的东西不清除不行。抓住了批“两个凡是”，就是抓住了当时思想工作的根本。
刘爱芝说，他从1959年起就遭受“左”的灾难，所以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甘肃日报》上关于甘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即出于他的手笔。
刘爱芝说，《甘肃日报》在宣传报道个体经济方面，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当时，甘肃农村出了个养鸡致富的个体户，他跑去采访，写报道。宋平同志看了报道，很赞赏，指示写评论加以推广。
甘肃一马当先，早于第二个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份——黑龙江省——达40天！比起别的省份，更可谓遥遥领先了！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七月流火。随着气温的上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也不断升温。
北京哲学界和甘肃省理论界相继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自然科学家们也加入了这一讨论。
其实，自然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已提及，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学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确实，在自然科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道理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实验——也就是实践检验——才能确立。这是众所周知的，是谁都承认的。
中国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傅鹰教授有句名言：“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 ”所以，任何科学理论，只有经得起事实（实验）的检验，才被承认为理论。正因为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科学界得到热烈欢迎。也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之后，主持科学方面领导工作的方毅就非常重视这篇文章。
方毅，福建厦门人氏，1916年出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担任过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据方毅秘书郭曰方告诉笔者，对于方毅来说，1977年1月13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方毅的工作发生了大变化，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方毅从对外经济联络部的领导工作，转向了科学教育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郭曰方正在对外经济联络部值班室工作。忽然，陈慕华找他谈话，说是要调他担任方毅同志的秘书，并立即随方毅同志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曰方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立即收拾文件，随方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动向中央要求抓科学、教育工作。于是，方毅成了邓小平在科教工作方面的副手。那时，邓小平跟方毅在工作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方毅很认真地贯彻邓小平对科教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在1975年第二次复出时，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只是胡耀邦刚刚对这个“文革”的“重灾区”进行调查，还没有展开工作，就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赶下了台。如今，方毅继续着当年胡耀邦未竟的工作。
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左”的影响还非常深刻。郭曰方记得，他随方毅一到中国科学院，第一件事是去看望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接着，就忙着跑研究所。方毅说，他必须对一个一个研究所进行了解，摸清存在的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方毅在1977年8月上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并在8月8日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科学家们深受鼓舞。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中国科学院传达之后，科学家们群情振奋。郭曰方记得，那时每天一上班，办公室前就排起了长队。中国科学院冤假错案成堆，蒙冤者听说方毅来了，纷纷前来向他申诉。为了能使方毅考虑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工作，郭曰方代表方毅出面接待一个个来访者，然后把情况向方毅汇报。
郭曰方说，他那段时间的工作非常累，方毅比他更累。即便如此，方毅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在深夜仍有三项“雷打不动”的安排：一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二是坚持半小时学习外语，三是坚持半小时练书法。在完成这“雷打不动”的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发动科学界积极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项工作后，方毅还要跟郭曰方谈明天的工作安排。
郭曰方回忆说，那一段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极度紧张，往往半夜刚睡下，又被送机要文件的通讯员叫醒。所以他在方毅身边工作了两年多，便因患胃癌不得不紧急住院……方毅的体质也差，因为方毅曾在解放前坐过七八年监狱，受过各种酷刑的折磨，身体遭受很大的损害。但是方毅的毅力是惊人的，他顽强地工作着，挑起了科学界拨乱反正的重任。
自1977年9月起，方毅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自1978年3月起，方毅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方毅非常重视。因为方毅深知，不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科学界就无法清除“左”的恶劣影响。
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也和方毅一样，积极赞成在科学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这“三科”，便在方毅主持下举行联席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进行讨论，表示支持。会议希望中国科学界重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各界之中，方毅领导下的科学界最早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响应。
当然，这次会议还只是一次动员会、表态会。
1978年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正式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讨论会借用的名义是“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1周年”。按照惯例，人们在举行纪念活动时，很重视逢五或者逢十。
1977年7月，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40周年，他们并没有进行纪念。可是，在这“41周年”时，却举行纪念会。其实，无非是借用这一名义，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罢了。因为毛泽东这“两论”，特别是《实践论》，反复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在“两个凡是”仍十分盛行的时候，借用毛泽东著作来批判“两个凡是”，乃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
第48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5)
众多的科学家集结在北京的科学会堂，他们纷纷以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家们指出：
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
科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专业语言和科学史上的名人名言名事名例，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冲破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羁绊中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正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时常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上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是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或者，这就是柏拉图的道德学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论’。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而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人们的绝妙写照吗！
科学家们不光是参加讨论会，还拿起笔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从科学史的角度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说科学家们逊称自己只是“敲边鼓”罢了，但是科学家们的加入，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声势更为壮大。
中共高层的不同表态
报纸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中共高层领导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也日见明显。
也就在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跟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了三句分量很重的话：“一不要砍旗， 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
“砍旗”之意，前已述明，即“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丢刀子”则取义于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曾批评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把列宁这把“刀子”丢了。汪东兴所说的“丢刀子”，也就是“丢掉毛泽东”之意。
汪东兴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引者注：指“文革”前的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则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发表了与汪东兴相反的意见。
国务院的“务虚会”从1978年7月6日开始，陆续开到9月9日结束。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先念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李先念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贯彻执行了华国锋的指示。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7月21日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邓小平跟张平化谈到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严肃地向张平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
张平化不以为然。此后，8月初，张平化去了东北。
对于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东北三省省委自然都很希望他能够谈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张平化在黑龙江、在辽宁，一字不提这一讨论。在吉林，张平化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然而他语出惊人：“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他说，有些外国评论家“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做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
张平化还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张平化的言外之意，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只讲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语录。张平化说，还是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
最后，张平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概括道：“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就在中共高层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见分歧日见明显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却日益热烈。
1978年7月17日上午，上千人涌向北京的中央歌剧院礼堂。
这么多人去看歌剧？歌剧一般在晚间上演，极少在上午演出，更何况在那时，中国歌剧尚处于“苏醒”阶段，几乎没有什么歌剧上演。冷落多年的中央歌剧院礼堂忽地爆满，人们为的是去听一个不平常的报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
报告人名曰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那是因为自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北京并不起眼的朝阳区委党校，举行了一
个热烈而重要的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是这样进行讨论的：
讨论会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着真理的标准问题和当前讨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检验真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样一个标准，而不允许还有别的标准。反对实践这个标准，妄图另立什么标准，这是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造成的流毒没有肃清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指南，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有坚持与这种社会思潮作斗争，才能解决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才能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会议的出席者不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邀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
会议的正式出席者为160多人。但是，会议的开幕式却不得不改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因为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要在开幕式上讲话，许多并非会议的正式代表闻风而来，要求听取这一讲话……人们蜂拥而至，就连中央歌剧院的礼堂的过道里都站满了。这充分表明，人们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何等的关注。
邢贲思记得，范若愚、逄先知等，也都很兴奋地去出席了会议。
报告人邓力群，乃湖南省桂东县人氏，生于1915年。他在2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北平学联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马列学院教育处长，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政研室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此后他的重要任命是担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多年，《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邓力群在“文革”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而受到批判，后来又随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担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在1975年8月，他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而主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也被打成“大毒草”，邓力群再次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力群再度复出，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为胡乔木。
邓力群对于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是非常了解的。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那番批判“两个凡是”的重要谈话，就是跟王震、邓力群谈的。
正因为这样，邓力群出来作报告，听众踊跃。
邓力群的口才也不差，所以他的报告颇受欢迎。邓力群在讲话中，先是引用了邓小平的话：
第49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6)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就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讲到了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按照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办事的。这是很好的。第二种人尽管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往往忘记、背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第三种人比较少。他们不但自己背弃和反对实事求是，而且反对别人实事求是。他们认为，只要不是照抄照转照搬，当“收发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们搞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支持、遵循哪一种态度呢？我想在座的同志都会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遵照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上有动摇，我们很多事情就无法前进。
接着，邓力群讲述了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认识经过：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着重指出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所造成的复杂局面，指出拨乱反正的艰难性：
林彪、“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这个非常恶毒的策略，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各项工作，对新的问题的探讨，遇到很复杂的情况。现在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批判他们歪曲、篡改、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完整、准确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他们是怎样打着毛主席旗号，又是怎样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怎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够粗枝大叶，不要以为反正是歪曲、篡改，就不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放松在理论战线上同“四人帮”斗争的任务。我们是要维护毛主席旗帜的。批判“四人帮”的歪曲、篡改，正是为了恢复毛主席旗帜的真面目。如果不严肃对待，就会由于疏忽轻率而犯一些自己不想犯的错误。所以，有了自信以后，还建议同志们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当然，我们的自信本身，也是采取严肃的、科学的态度的表现。我们要负起责任，在完整地、准确地维护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做得越来越好。
邓力群的报告，对于理论界投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很好的发动作用。哲学家冯定、《光明日报》编辑部马沛文、《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使会议的“气温”不断上升。
内中，《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的讲话，声明只“代表我自己”，“完全是个人意见”。他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是说到了“两个凡是”派们的“根子”上去了，所以才会引起他们那么强烈的反对：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者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本来并没有太新的论点，可是为什么它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呢？……我觉得现在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是说到这种思潮的根子上面去了。
因为这种思潮，认为“句句是真理”，凡是革命导师讲过的话，句句都要办。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如果说，邓力群的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的“凤头”，那么这个讨论会闭幕式上周扬的讲话则是“豹尾”。
周扬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的。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县，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日子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曾在上海担任中共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
周扬在 1937年秋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1949年后，周扬是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文革”中，周扬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声称中国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周扬被指斥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追溯这条“黑线”，一直“追”到30年代所谓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瀚笙。
姚文元在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把对周扬的“批判”推向了“高潮”。周扬在“文革”中被投入监狱达9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复出。
周扬在担任中国文艺界联合会主要领导时，曾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平心而论，他也曾受“左”的深刻影响，做了不少错事。例如，在把丁玲、陈企霞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等事上，周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扬的可贵在于复出之后，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于“左”的一套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主动地、诚恳地向过去被他错整过的人进行道歉。也正因为这样，在批判“两个凡是”时，周扬始终站在第一线。
周扬的讲话很直率，态度很鲜明。周扬讲话的“核心句”，乃是很明确地说“真理标准”问题是“思想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强调说，“真理标准讨论”是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于是，在会上有人专门出了一些“纯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以求把这场讨论纳入学术轨道。
周扬之所以这么说，还因为有一位负相当责任的人士向大家保证说，对于“真理标准”问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分歧。也就是说，“真理标准讨论”绝不涉及政治问题，涉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
周扬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指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真实情况：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周扬还很鲜明地批判了所谓的“砍旗论”：
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是错误的，是“砍旗”的。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事关重大，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搞清楚，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当前确实存在着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这样一种观点、一种思潮，所以值得我们来讨论。
如果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
周扬在讲话中，尖锐地称“两个凡是”派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
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背诵个别词句，而不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那你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正如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说过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要否定它，要削弱它。只有彻底否定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够得到巩固和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
在首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诚如周扬在讲话中所说：“至今还没有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自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来，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等，都只是发表内部指示、讲话，尽管这些内部指示、讲话非常尖锐，但是在报刊上却见不到一篇“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真的不写文章吗？
不，不！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此是后话。
第50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1)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终于轰动全国。尽管中共中央没有发出要求各地参加讨论的文件，但是各地首脑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有《红旗》杂志保持沉默。但是，《红旗》杂志终于“后院起火”。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期间，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
就在这天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作了一次重要谈话。
邓小平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的班底很不错。这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不要搞散了，这是一个好班子。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邓小平还指出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所以，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论战的关键时刻，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审定者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以有力的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的《内部参考》所载孙铭惠的报道，引起了胡耀邦的关注。
孙铭惠是新华社驻黑龙江记者，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黑龙江省曾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一马当先。这一回，中共黑龙江省委及时注意到“真理标准讨论”。
黑龙江省为什么会讨论起“真理标准”问题呢？事情是从“文革”前17年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是“黑省委”还是“红省委”引发的。
孙铭惠在报道中，写及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观点：
前不久，杨易辰同志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那时省委虽然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流。
明确这个问题，对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很有必要。
杨易辰的话，有许多人表示反对。
在黑龙江，为什么会爆发关于“文革”前中共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呢？内中的原因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入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成员。这些重新进入中共黑龙江省委的领导成员认为，“文革”前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是“红”的，应该称“原省委”。
然而，也有许多人坚持“文革”中的观点：因为在“文革”中，原中共黑龙江省委被“彻底打倒”，被称之为“黑省委”。当时，按照“两个凡是”，“文革”是被充分肯定的，因此，“文革”中的“黑省委”一词也就必须延续下去。
正处于“红与黑”之争的黑龙江，理所当然对“真理标准”问题产生很大的兴趣。
于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这一决定，“要求大家在学习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认真开展大讨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
在全国各省市委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领先一步的是甘肃。但是，由省委作出决定，要求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报刊有关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黑龙江是第一个。
孙铭惠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
会议开始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宣布：要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这为开好这次会议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家列举了心有余悸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归纳起来有“五怕”，即怕别人给自己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这样五顶帽子。
胡耀邦从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见到孙铭惠的报道，当即嘱咐给中共中央党校每个学员小组发一份。
新华社也注意到这篇报道，几天后改作公开电讯发出。《人民日报》于 1978年8月4日发表了这一报道。
此后，197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题为《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杨易辰指出，林彪、“四人帮”种种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两种谬论：
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由此任意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片言只语吓唬群众；
二是鼓吹“绝对权威”和“顶峰”，并由此给反对他们的人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许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林彪、“四人帮”被人民打倒了，他们的这些谬论的流毒还远远未肃清。因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根本问题，就是拨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之乱，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本。
杨易辰的这段话，很明确地把“两个凡是”列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杨易辰还指出，关于中共黑龙江省委的“红与黑”之争，实际上也就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问题，只有强调实事求是，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只有肯定17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承认林彪、“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进行干扰破坏，许多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才能分清。例如，过去我省只要谁说一句“原省委”，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复旧”、“复辟”、“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只能违心地说“黑省委”、“旧省委”。最近，我们根据党中央对欧阳钦同志的评价，明确地肯定了在欧阳钦同志主持下的原省委，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红的，而不是黑的，虽然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了群众的欢呼和拥护，它使多年来压在党员、干部和群众身上的石头搬掉了，思想解放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路线是非等问题，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杨易辰的讲话，在中国北疆响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应的雷声。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一时间，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回应，先是在西北的甘肃，接着是中国最北的黑龙江，第三个发出回应的是西北边陲的新疆。这些省和自治区，全是边远地区。
受北京召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的影响，新疆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会议”。据《新疆日报》1978年8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于8月23日召开乌鲁木齐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7月17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的精神。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就注意理论动态、加强理论学习的问题讲了话。
新疆的座谈会上，传达了北京座谈会的精神，这清楚表明是受了北京座谈会的影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在会议上指出：
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不仅值得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
新疆的“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有300多人参加。《新疆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参加会议的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共300多人。
最令人不解的是，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的，不是北京，竟是新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他们收集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有关文章，汇编成册，便于新疆的干部们学习。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加了《编者的话》。《人民日报》在1978年9月27日转载这一《编者的话》。《编者的话》指出：
搞清楚真理的标准问题，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总结 8年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不仅在全国率先出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召开了“加强理论学习问题会议”，而且还举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据《新疆日报》1978年10月27日报道：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最近召开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理论讨论会。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关系到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真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还是假高举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能不能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这次讨论会的规模也很大。《新疆日报》报道说：
参加这次理论讨论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部、委、办和各局政工部门、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地区各大专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区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也参加了这次理论讨论会。有1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劲草同志主持了讨论会，并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新疆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能够跑在全国的前列，是由于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汪锋的态度鲜明。
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了汪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道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同志，在最近举行的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要求所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大论战推向全国
汪锋批判了“两个凡是”派在理论上设置重重禁区。他指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领会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学习它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它的思想体系，而不是拘泥于片言只语和现成的结论，用它来束缚和剪裁生动丰富的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理论上设置禁区，这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在甘肃、黑龙江、新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回应之际，从辽宁也发出了回应的声音。
辽宁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从时间上来说，早于新疆，甚至早于黑龙江，但是《辽宁日报》在会议召开后半个月才加以报道，所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较晚。
《辽宁日报》是在1978年8月11日发表报道的。报道说：
目前，在理论战线上正在热烈开展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7月25日到7月31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60多人。省委书记张树德同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异云同志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辽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特殊身份论”。
所谓“特殊身份论”，是因为辽宁有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引起的。此人是毛远新。
毛远新确实身份特殊，他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之子。
毛远新的名字，头一回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64年。那时，毛远新还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这年7月5日，毛泽东在跟回家度暑假的毛远新谈话时，说到了教育问题。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当时，毛泽东随口而谈。事后，毛远新深知这一谈话的重要性，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虽说是内部文件，却一下子便轰动了教育界。在“文革”中，红卫兵把这一《谈话纪要》刻成传单，传遍了全国。于是，人人皆知毛泽东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深得毛泽东看重。
毛远新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不久，遇上了“文革”。他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1968年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陈锡联担任主任，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沈阳军区政委。
从此，毛远新步入中国政界，被视为“可靠接班人”。
1971年1月，中共辽宁新省委建立，毛远新担任省委副书记。
毛远新在辽宁树了两个“典型”：一是把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反潮流英雄”；二是与传统“决裂”的所谓“朝阳农学院经验”（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
毛远新受到了江青的支持。
在毛泽东病重时，毛远新被调来北京，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靠毛远新这位联络员联络。这时，毛远新的地位极为显要，成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枢纽。
复出的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从1975年9月起，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
毛远新对于“批邓”曾出了大力，成为“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这样，1976年10月6日夜，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也被拘捕。据执行拘捕任务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少将告诉笔者，他是在中南海拘捕江青之前，先去拘捕毛远新的。毛远新当时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命令身后的警卫一把夺下了毛远新的手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辽宁开展了对毛远新的批判。不过，在报纸上，没有点毛远新的名，只是称之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
197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辽宁省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斗争情况的报告》。
第51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2)
中共中央指出：“辽宁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发展迅猛，局势稳定，生产上升，中央对此表示满意。 ”虽说毛远新被列为“‘四人帮’死党”，但是在批判他的时候，人们却不能不小心翼翼，那便是由于毛远新有着“特殊身份”。
毛远新经常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动不动就是“主席指示”。人们弄不清毛远新所说的“主席指示”，究竟是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在“两个凡是”盛行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一听说是“主席指示”，就不敢批判，即便是实践已经证明是错了的，也不敢否定。
诚如 1978年8月11日《辽宁日报》关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的报道所指出的：
“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就是以他的“指示”、“讲话”和“精神”作为律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让全省人民服从他一个人的意志。
他们打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改造一切”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把他们的帮理论、帮思想冒充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之者兴，违之者则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特殊身份论”跟“两个凡是”串在一起，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毛泽东指示，哪些是“帮指示”、“帮理论”、“帮思想”，使辽宁对于“四人帮”的批判不断受阻。这样，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辽宁很自然就涉及“特殊身份论”。
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联系辽宁的实际，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剖析了“特殊身份论”。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月刊《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八、九期合刊上的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任仲夷在文章中批判了辽宁“迷信‘特殊身份’”的错误倾向。他指出：
有些同志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鼓吹的东西，有时也觉得不对劲，但因为是他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讲的，就不敢怀疑，只好“不理解也执行”。上当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不敢实事求是。固然，那个死党常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讲话，引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有它欺骗性的一面；但是，经过他歪曲篡改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根本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又是可以识别的。我们有的同志多年不学马列，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就迷信他。所谓“特殊身份”，不仅这个死党有，江青也有。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很高的地位和非同寻常的“身份”。
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们都能成为迷信的对象。由于迷信“特殊身份”，
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除了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四省、自治区领先之外，地处东海前线的福建省也追了上来。
1978年9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9月2日在福建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廖志高指出：
最近一段时期，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全国正在热烈地展开讨论。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在廖志高讲话的影响下，福建省也热烈开展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态度鲜明。大约正是因为这样，1978年8月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在黑龙江、辽宁两省，避而不谈“热点问题”——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如前所述，张平化到了吉林，终于谈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语出惊人：“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
在张平化走后一个来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来到东北视察。
邓小平是从朝鲜访问归来路过东北的。邓小平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早在“文革”前就有着多年的交往。在“文革”中，1975年4月中下旬，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北京，邓小平与金日成举行了4次会谈。
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典。
邓小平从朝鲜归来，在东北进行了视察。邓小平也敏锐地注意到，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两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已经跑在全国前列，只是吉林稍稍落后一步。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时，作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点了“两个凡是”的名，给予很尖锐的批判。
邓小平着重谈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他以为，“高举”有两种，一种是“真高举”，一种是“假高举”。他指出，“两个凡是”是“假高举”：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概念。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说：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1978年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初是由《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是自下而上的。
然而，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就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各省市委下达要求开展的文件，没有号召各省市委对这一问题表态。也就是说，没有自上而下地进行发动。各省市委最初对这一问题的表态，纯属“自发”。
在邓小平吉林谈话前，已经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自发”地明确表态的有5个省委、自治区党委，即甘肃、黑龙江、新疆、辽宁和福建。他们的表态，是陆陆续续的，像一声又一声稀疏的掌声。
邓小平在吉林的谈话，给了正在全国逐渐推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极大的鼓舞。在邓小平这次谈话之后，全国各省委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频率”大大加快，数量迅速增加，犹如爆发了一阵持续的、热烈的以至“雷鸣般”的掌声。
这样，一下子便形成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氛围。两年前，中国在秋天进入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赢得了“十月的胜利”。978年的秋日，中国又爆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论战。这种全国大论战的热烈气氛，使“两个凡是”派们陷于空前的孤立之中。以下以当时报纸的报道先后为序，用粗线条勾勒在邓小平吉林谈话之后，全国开
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大致轮廓：
广东——
1978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注：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为韦国清）在广东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学习会上讲话，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问题。
浙江——
9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连续召开讨论会，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在新近召开的讨论会上，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和省委书记李丰平发表了意见。他们说，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进一步揭批林彪、
“四人帮”，对推动当前的实际工作，对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江西——
9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
9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在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干部读书班的开学典礼上说，最近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能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河北——
10月4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在最近召开的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说，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培育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
青海——
10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谈到关于检验真理标准这场讨论的意义时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争论。中共青海省委最近召开州、市、县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认真讨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在会议结束时，谭启龙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内蒙古——
10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最近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局以上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拨乱反正，大治内蒙古，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宁夏——
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会议，联系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在会上发言。他说，当前，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们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立场的重大斗争。
四川——
10月13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在理论上有深远的意义，而且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陕西——
10月14日，《陕西日报》报道：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在理论界，近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问题：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完全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反对这个观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要“句句照办”的人，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希望同志们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湖北——
10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最近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场讨论，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和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问题，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陈丕显同志是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
天津——
10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天津市委11日举行学习讨论会，认真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和第二书记黄志刚在发言中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落实华主席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
10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最近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说，当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正确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速度，都具有深远意义。
广西——
10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
10月16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会上就当前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了意见。他说，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落实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