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最近在省委召开的一次理论学习座谈会
上作总结发言时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进入1月，没有表态的省份继续表态，使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论战向纵深发展：
山东——
11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0月16日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十分重要。
安徽——
11月3日，《安徽日报》报道：
中共安徽省委最近召开地、市委宣传部部长会议，围绕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讨论研究了当前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
山西——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抛弃。
上海——
11月8日，《光明日报》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11月3日在市委党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出于反革命目的，把它根本颠倒了，搞得很混乱。他们否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否定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否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
林彪宣扬“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鼓吹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倒过来”哲学。张春桥抛出了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便跟风胡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无非是两条腿，一会儿理论跑在前面，一会儿实践跑在前面，就这样一前一后。”
他们偷偷地把精神抬到第一位，并进一步把实践第一的观点歪曲为“经验主义”，变成打人的一根棍子。谁要坚持实践第一，谁就是“经验主义者”，谁就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谁就要被打倒。他们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鼓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猖狂反对按科学态度办事。谁要真正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犯了弥天大罪，就要饱尝他们的帽子、棍子的滋味。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了他们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害人帮。
吉林——
1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
第52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3)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最近先后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和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讲话。王恩茂同志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根本原则。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关键，必须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云南——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在文山壮族自治州进行调查研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同志，最近在听取了州委、丘北县委和部分公社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之后，向他们强调指出，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勇于改正。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西藏——
1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任荣最近在拉萨地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会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我们都知道，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
河南——
11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解放思想，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落到实处，做好各项工作。
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中，迟迟不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的，是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英明领袖华主席工作过的地方”的湖南省。人们笑谓：“在中国，除了台湾省之外，就是湖南省没有表态了。 ”
不言而喻，湖南受着华国锋的深刻影响。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一表态，在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登出来自长沙的报道，中共湖南省委赶上了“末班车”：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开的省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他要求领导机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以适应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广州、兰州、南京、福州、济南、成都、新疆、昆明、北京、武汉、上海等地
部队首长们，也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
所有的这些表态，全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这清楚地表明“两个凡是”不得人心！
两个“特写镜头”
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中，笔者选取两个“特写镜头”，以使读者诸君一睹当年的热烈景象。
特写镜头之一，是《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由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名声大振，成了“热点报纸”。
不光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加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报纸，相继全部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在《光明日报》历史上是罕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大大提高了《光明日报》的威信。《光明日报》的订户骤增。
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责任编辑、后来成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王强华告诉笔者，1979年1月，《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144万份，成为《光明日报》历史上最高的发行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1978年5月，而《光明日报》在1979年1月达到发行量的顶峰，这个“时间差”，是因为人们订报纸大都是一年一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的大轰动，使很多人决定在1979订《光明日报》。所以，在1979年，《光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巅。
特写镜头之二，是邢贲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文，都是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在当时，读者并不知道“特约评论员”是谁。
自称是“单干户”的邢贲思与他们不同，邢贲思的文章，一篇篇都是署真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据邢贲思告诉笔者，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30来篇文章，都署名“邢贲思”。由于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率太高，在发表《评有权 即有理》一文时，才偶尔改署笔名“余思”。
于是，邢贲思成了“热点人物”。于是，各处、各地纷纷派人请邢贲思去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掀起了“报告热”。于是，一时间，邢贲思“云游”各处，一场报告接着一场报告，竟作了七八十场！
为什么各处会掀起“报告热”呢？
因为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字斟句酌，篇幅也有限，而报告则可以随便得多，可以透露种种幕后的内情，信息量也大得多。何况作报告时，还可以当场回答听众的问题，而当时人们不明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背景，巴不得有机会能够向知情者提问、寻求解疑。
据邢贲思回忆，他应邀在外交部作的报告，被整理成文字印发中国各驻外大使馆，
以使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情况。他在海军军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作了报告。他还应邀去外地作报告。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通过夫人陈舜瑶邀请他到甘肃去作报告。陈舜
瑶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邢贲思，邢贲思应邀去甘肃，作了两场报告。他在东北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作了报告。他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的邀请，去新疆作了三场报告，分
别针对汉族干部、维族干部和自治区党委。其中，给维族干部作报告时，还特地请来
了维族翻译，邢贲思讲一句，翻译翻一句，这是他一场很特殊的报告。胡福明、吴江、孙长江、汪子嵩、马沛文也应邀作了许多场报告。在一场场报告中，也曾发生有趣的“幕后新闻”：
1978年9月下旬，应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邀请，邢贲思去武汉，在湖北省一次很大规模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一回，邢贲思与汪子嵩、马沛文同去，汪子嵩、马沛文也作了报告。他们在武汉作了报告，还在宜昌作了报告。
有趣的是，湖北的“两个凡是”派们听了报告，纷纷议论道：“陈书记怎么从北京请来了三个‘右派’作报告？”
据马沛文回忆，湖北有人说：“北京三同志的发言，超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好不吓煞人也！”
据汪子嵩告诉笔者，他去天津作报告时，发生了这样的小插曲：他在报告中，为了批驳吴冷西的那个电话，引用了毛泽东的那句“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 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话。汪子嵩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去办，那“吴冷西的灰尘”岂非要用“陈伯达的扫帚”去扫吗？
消息不胫而走。
汪子嵩刚回到北京，朋友们便告诉他，有人说他在天津“胡说八道”！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掀起的这阵“报告热”，毕竟对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斗争依然是艰巨的。
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人们笑称：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不言而喻，这句话是套用了当年中国对于苏联的评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民日报》顶住压力，大张旗鼓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以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人民》上天”；《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声不吭，“不表态，不卷入”，所以读者冷漠《红旗》杂志——“《红旗》落地”！
其实，《红旗》杂志并不是“不表态，不卷入”，而是正在准备“积极卷入”！
前文已经提及，周扬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曾说过：“至今没看到持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文章。”
其实，一篇“大文章”，从1978年7月底开始，正在“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一次又一次地起草、修改着……这篇“大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下达写作任务，由《红旗》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辑执笔起草的。
据云，在1978年7月3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内部说了这么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要跟着华主席，随时准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方法，对付可能重新出现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跟着华主席造他们的反。”
熊复所说的“像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指的是谁？谁都明白！
在1978年8月初，熊复曾这么谈及这篇“大文章”的设想：“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
按照熊复的意见，那位副总编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在9月11日写出了初稿。文章有两万多字，题目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熊复请示了汪东兴。最初，汪东兴不同意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后来，汪东兴同意了，但是要把文章的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后来，那位副总编把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9月19日，这篇文章改出第三稿。文章分六部分，小标题为：
一、当前重温《实践论》对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重温《实践论》，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
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六、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这篇“大文章”，到底出自“权威性理论刊物”。文章以实践发展的“有限性”，论证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文章危言耸听，借用所谓“海外奇谈”对人们发出警告：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正的“海外奇谈”。谈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打破永不犯错误的神话”；是要“改变一直讳言犯错误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脱几十年来中国人奉若圣旨的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束缚”；是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的责任问题”；等等。看来，他们是在把问题引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章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居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由“实践证明”是如何“正确”：
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这篇“大文章”最后在高呼“排除干扰”中结束：
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这篇“大文章”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在1978年9月20日送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
不言而喻，这是一次“火力侦察”。
由于红旗杂志社这次“主动征求意见”泄露了“天机”，这才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吃惊地得知，长期保持沉默的《红旗》原来并不打算沉默，居然写出了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大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于9月24日对这篇“大文章”提出了6条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六条意见使红旗杂志社尝到了反击火力的猛烈。
这次“火力侦察”，使《红旗》杂志不敢贸然公开发表那篇“大文章”。他们从第10期推到第11期，从第11期又推到第 2期，而到了第12期，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拥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文章”终于无法推出，胎死腹中。
另外，他们曾将此文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胡耀邦后来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这么说及：
去年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同意《红旗》杂志发表《重温〈实践论〉》一文，不过却因此导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也许，这也是《重温〈实践论〉》一文的“功绩”。当然，倘若《重温〈实践论〉》一文在当时如果能够在《红旗》杂志推出，会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更加有声有色！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北京中央报刊的“三比一”阵势，非常鲜明。《红旗》杂志坚持着“两个凡是”的立场。
就在红旗杂志社一再推迟那篇“大文章”的发表之际，另一篇文章却又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主动约来的。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逢五的诞辰。《红旗》杂志考虑应在第12期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
找谁写好呢？《红旗》杂志编辑部把老干部的名单进行“扫描”，选中了谭震林。
论资格，谭震林够老的了；论与毛泽东的交情，谭震林够深的了。
特别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谭震林”。所以，从“两个凡是”的角度来看，选择谭震林来写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也是非常合适的。
谭震林，1902年生于湖南攸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当井冈山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谭震林便担任主席。不久，他认识了毛泽东。所以，谭震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
红军长征之后，谭震林留在闽西南领导游击战争。后来担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
1949年，谭震林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4年，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62年任国务院农村办公室主任。
第53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4)
在“文革”中，1967年 2月，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建议改称为“二月抗争”。
所谓“二月逆流”，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干部、老帅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的猛烈抨击。内中，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的，便是谭震林。
谭震林快人快语，不仅在怀仁堂的会上当面指斥张春桥之流新贵，被称为“大闹怀仁堂”，而且还在会后的2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
谭震林在这封信中，指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
谭震林在信中说：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这封信，充分显示了谭震林的品格。他在信中所说的“他们”，也就是“江青们”，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新贵们。
此后，谭震林的命运可想而知。“江青们”诬陷他是“大叛徒”，在1969年被“疏散”到广西桂林，去“劳动改造”。不过，毛泽东毕竟深知他这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执意要“保”谭震林，所以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谭震林仍然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975年，谭震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红旗》杂志选中了谭震林之后，虽然文章到12月才发表，但是考虑到纪念文章有个修改过程，所以就在1978年8月，给谭震林打了电话，表示了约稿之意。谭震林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于是，《红旗》杂志就派人前往谭震林家，向谭震林谈了约稿要求、交稿时间。
这一谈，“麻烦”就来了。谭震林说，要我回忆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这不难，我的记忆力还很不错。不过……
谭震林在“不过”之后，讲了一句令《红旗》约稿编辑震惊的话：“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就历史谈历史，我要从现实着眼。”
谭震林要从什么“现实”着眼呢？他说，他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觉得很好。他要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实践，写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成为革命真理。
谭震林并不知道《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红旗》杂志的约稿编辑哭笑不得，可是面对这么一位资深又耿直的老干部，却又不敢说三道四，只好等稿子来了再说。
10月下旬，谭震林的文章写好了，送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使编辑部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谭震林的文章共分四部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专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这正是《红旗》杂志的“心病”所在。《红旗》杂志进退两难：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就在《红旗》杂志进退维谷之际，谭震林又送来此文的修改稿，并且还附了一信，说明修改的原因：
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万分难堪。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谭震林给《红旗》杂志出了难题，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他并不明白《红旗》杂志“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
怎么办呢？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终于想出了进退之策：上策，进——先派人跟谭震林商量，向他挑明《红旗》杂志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请谭震林删去有关“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一部分；下策，退——如果谭震林不同意，那就把谭震林的文章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同意发表谭震林的文章，《红旗》杂志也就不必为“卷入”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担心了。
北京东城有座圆恩寺，谭震林家就在圆恩寺附近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
1978年11月14日，《红旗》杂志派人前往谭震林家，转达了编辑部的意见，希望他删去文章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部分。
谭震林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谭震林依然快人快语。当年他“大闹怀仁堂”，今日还是那样毫不含糊。
谭震林说：
要是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的不是特别恰当，这都好商量。文章的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
谭震林还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负责人，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找我好了。
谭震林最后这么说：
我对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这“两个凡是”，跟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上策”无效，熊复只能采取“下策”，即把谭震林的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11月16日，《红旗》杂志写了这么一封信：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于是，谭震林的文章被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手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看了，批示同意发表。
11月 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
文章确实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李先念的批示，很明确地批评了《红旗》杂志。对于谭震林的文章，李先念还是抽时间看了，在11月21日又写下一段批示：
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这一回，李先念除了对谭震林的文章表示同意之外，又一次批评了《红旗》杂志。
对于谭震林的文章，看得最认真的，要算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了。邓小平写下了这么一段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对于《红旗》杂志的批评，分量是够重的了。“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这句话，使熊复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虑。
不过，《红旗》杂志的请示报告是写着“汪副主席并华主席”，汪东兴却没有对谭震林的文章表态。
汪东兴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熊复见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能不前往汪东兴那里再作请示。
汪东兴无奈，说：“那只好这样。 ”
于是，熊复把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上。
谭震林的文章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纪念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诞辰85周年》。谭震林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当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就有助于我们看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
谭震林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即第四段，以整段篇幅，论述“真理标准”问题：
今天纪念毛主席的诞辰，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科学态度，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国革命继续取得不断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在文章结尾处，公开提出了与华国锋“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
第54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5)
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真是始料不及：约谭震林写文章，会导致把文章送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送审谭震林文章，会引发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李先念对《红旗》杂志的尖锐批评！
熊复更没有想到：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批评传到《红旗》杂志，导致了《红旗》杂志“后院起火”！
对于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编辑部很多编辑其实早就有异议。他们关注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见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一片火热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到各地领导纷纷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唯有《红旗》杂志不吭一声，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他们早已怨声载道！
就在邓小平、李先念对谭震林的文章作了批示之后，1978年11月23日，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那座灰色的大楼前，马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为“王忠明、邢雁”。
这张大字报对熊复猛击一掌，轰动了《红旗》大院。
大字报首先批评了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唱反调”：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地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
“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大字报又揭露了熊复反对平反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态度：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10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大字报还揭露了熊复对于胡耀邦的错误态度：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人听闻地说：
“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大字报还指出，熊复至今仍要批“走资派”：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好在熊复是个明白人。熊复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确实使《红旗》落伍。
不过，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熊复的“不表态、不卷入”，来自华国锋的指令，来自汪东兴的指令。
王忠明、邢雁的大字报，给了熊复以极大的震动。
就在那张大字报贴出的第3天，熊复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旁边。
熊复知错便改，他的小字报的标题便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熊复写道：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
我希望全社同志都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
由于熊复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后来仍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直至1987年8月《红旗》杂志停刊。《红旗》杂志也终于追了上来，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广泛展开，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也就冲破了自1957年开始的“左”的禁锢，导致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
周扬曾这样进行评价：中国在20世纪，有三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一场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场是40年代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一场就在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也有人以为，还是提两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为宜：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促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的大转折。
胡耀邦则在1979年1月18日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时，这么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胡耀邦说：
到了去年5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55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1)
北京的京西宾馆，成了全中国的“焦点”。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开了36天。陈云向“两个凡是 ”放了一炮，震动了会议。经过艰难的斗争，“天安门事件”在会上终于得以平反。华国锋、汪东兴不得不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错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1978年7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主持。这个会议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式，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直至1978年9月9日结束。
国务院务虚会的出席者有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直属局、室（组）的负责人，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如何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国务院务虚会实行自由发言，开得生动活泼。会议触及经济建设领域中诸多敏感问题：尊重经济客观规律，反对长官意志，讲求经济效益；重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改革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灵活利用国外资金；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提出挑战，反映了经济领域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
国务院务虚会反映了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从过去的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到向国外大规模借贷，由单纯引进成套设备发展到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由借贷发展到境外发行外债。
在1978年中国同外国签订了22个重点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项目的意向，共需外汇130亿美元（1978年已签约部分为 78亿美元），按照当时的美元价格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人民币，共需600多亿元人民币。 1978年一年中，引进已经签约金额相当于前五年（1973~1977）成交总额的两倍，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总额的 89.2%。这一年是建国以来技术引进规模最大、进展最快的一年，涉及十几个国家几百个厂商。
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要“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科学研究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个目的一定要明确。要努力引进中国当前急需的先进技术”。要“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
李先念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之后，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引起党中央极大兴趣，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认为会开得很成功，务虚会这种形式很好。
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中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
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
此后不久，在北京京西宾馆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便是“索性摆开来谈”的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之后还召开了专门的“理论务虚会”）……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北京宾馆林立，宾馆迎宾接客，电话号码当然可以从电话号码本或者“114”那里查到。然而，在北京西城，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西宾馆，却无法从电话号码本或者 “114”那里查到电话号码。
显然，这是一座不对外的内部宾馆。
笔者虽然因出席会议而多次住在京西宾馆，但是并不了解京西宾馆的历史。这一回，为了写作本书，笔者到京西宾馆作了专门的采访。
据京西宾馆有关人员告知，京西宾馆建于1964年秋，原本属于部队系统，有着很严密的保安措施。
京西宾馆不仅大门口有军人站岗，每幢楼的门口也有岗哨。
另外，京西宾馆有着宽敞的走廊、大房间、大餐厅，每层楼都有几个大小不一的会议室，可供分组讨论用。在主楼之侧，还有一座大会堂，可供召开大会之用。
这样，京西宾馆建成后，不光是供部队开会，而且成了北京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的场所。
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前，中共八大的代表是住在北京饭店。那时，每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也在北京饭店召开。但是，在京西宾馆建成之后，中共中央全会如果在北京召开的话，几乎都在京西宾馆召开。每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开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往往住在这里。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里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则成为分组讨论的会场。在“文革”中，京西宾馆曾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大闹京西宾馆”轰动全国。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是指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里搞不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江青、陈伯达、叶群等“文革新贵”们也到会。在会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们坚决反对军队里搞“四大”，跟江青等发生激烈争论。在第二天的会上，叶剑英拍桌怒斥江青们，以至把右手掌骨震裂。徐向前在拍案时，把茶杯震落在地上……
此后不久，在1967年2月中旬，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又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新贵”们正面冲突，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这“两闹”，被合称为“二月逆流”……
随着“批判二月逆流”之声震撼全国，京西宾馆也就广为人知了。
1978年11月10日起，一次重要的会议也在京西宾馆举行。
这便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历时长达36天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会议——会议闭幕式之前开了34天，在闭幕式之后又开了2天，共计36天。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共 212人（应出席人数为218人）。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
本来，按照华国锋所宣布的这三项议题，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具体的工作会议。华国锋最初规定的会期是半个月。
在宣布这三项议题之后，华国锋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
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
华国锋原本打算，花两三天时间讨论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然后，即转入他提出的三项议题的讨论。
其实，华国锋所说的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这个“会议的中心”，是邓小平在会前提出的，并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正是邓小平的这个提议，扭转了这次会议的方向，使“会议的中心”转移。
邓小平所说的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件战略性的大事，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如果不进行这一讨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可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的会议，不可能成为冲破“左”的禁锢的会议。
早在1958年初，毛泽东曾经谈及过这一问题。
那是1958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今后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会有，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毛泽东的话，萌发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因为在当时，经过1957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想在1958年转向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所以产生了全党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想法。
很遗憾，毛泽东刚想转移全党的工作重点，很快就被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运动”所打破。全党工作重点仍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泽东晚年，深深陷入“左”的迷误，他一直注重“阶级斗争”，从“反右倾”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发动那“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之上。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阶级斗争”上。
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即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艘巨大的航船，那么，工作重点的转移，则意味着“转舵”，意味着从“阶级斗争”航线转到经济建设航线。这确实是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归来之后，在视察东北三省时，便提出这一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邓小平曾在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前往成都访问途中，忆及1978年9月从朝鲜归来，在东北三省的谈话内容。邓小平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
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先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华国锋提出了那三项议题。邓小平以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所以，邓小平建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三项议题之前，先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所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只字不提已经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是中国资深的政治家，他和邓小平是当时健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谈起中共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这一段话清楚说明，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核心成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彪都已经去世，在当时健在的只有邓小平和陈云。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曾表示坚决的支持。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曾为邓小平平反和复出，作了重要发言。由于受到华国锋的压制，陈云的重要发言，没有登上会议简报。
在中共十一大上，陈云没有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只是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其实，即便在“文革”中，陈云在中共九大、十大，也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这时，陈云仍住在北京北长街的老房子里。 1978年7月1日，阔别多年的陈云的老秘书刘家栋去看望陈云，曾目击这样的场面：
1977年，闹地震时盖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拆除，上面已经空了，但钢架还在屋内立着。架子下面有一对破旧的小沙发，沙发的白布罩已经变成 暗灰色，上面尽是破洞，看上去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一个不小的办公桌，桌面上只有一部旧的电话机，一个台历，一份文件也没有。从这些摆设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没有事干，还在“待命”。
“待命”中的陈云，终于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中国的声音，表现出他作为资深的中国政治家的勇气。在中国政坛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一发言，便引起全会的广泛注意。人们惊讶地发现，陈云的话是那样的尖锐而有分量，见解是那样深刻。陈云以为，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必须做好安定团结工作，而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加解决的话，也就无法安定团结，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指出：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陈云说：
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第56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2)
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只是根据当时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 1940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 “七七”决定和 1940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审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这些同志大体都是已六七十岁的人了。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陈云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
1937年7月7日，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作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内中第三条规定：
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另外，在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内中第二条规定：
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期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实质上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恢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陈云负责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工作。曾有人提出，这61人之中能不能当选代表的问题。陈云对此作了深入了解，知道这是在抗战前夕，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这61人可以做个假手续，把他们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
刘少奇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是经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秘书长王林从天津带到延安，交给了张闻天，再由张闻天交给毛泽东的。此后，刘少奇来到延安时，又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正因为这样，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这61人可以入选中共七大代表。
由于陈云对“六十一人案”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
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长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一组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
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陈云却指出康生犯了严重错误：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形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6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说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
他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富有权威性。不言而喻，陈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扔出那5颗重磅炸弹的，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陈云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
陈云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其实，倘若从1962年算起，他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
这一回，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扔出的5颗重磅炸弹。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三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978年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
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于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1978年9月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东北组如此说：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中南组这样说：
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
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
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
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拥护毛主席的旗帜。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应，接连不断。
11月16日，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 5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11月17日，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 ○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 ”
陈丕显则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
11月27日，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6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
许多人提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予推倒。
还有人提出了谢富治的问题，认为应该对谢富治立案审查。
发生“《中国青年》风波”
陈云提出了“文革”中遗留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而陈云的讲话又引发出一系列“文革”遗留问题：武汉的“七二 ○事件”和“百万雄师”；上海的“一月风暴”；四川的“产业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审查谢富治……
这种种问题，几乎桩桩件件都涉及毛泽东。只有冲破毛泽东当年“左”的种种批示，才能彻底加以解决。
然而，“两个凡是”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推倒“两个凡是”，那就什么问题也
解决了！
在这许许多多历史积案中，最为迫切、亟待解决、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就明确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华国锋所谓的“避开不说”，就是不准平反。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事件”的，不能平反。
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来月，曾爆发了“《中国青年》杂志事件”，围绕“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在“文革”中，由于共青团中央以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三胡”被“打倒”，共青团被红卫兵所取代，《中国青年》也停刊了。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取消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共青团十大定于1978年10月中旬召开。这时，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杂志也就定于1978年9月复刊。复刊号印数高达200万份！
《中国青年》复刊号定于1978年9月11日出版。在9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青年》复刊号的目录。
不料，就在9月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严厉的质问使韩英陷入了困惑之中。
汪东兴是主管青年工作又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青年》杂志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中。他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复刊号提出四点质问：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汪东兴的批评，四条意见中有两条涉及“天安门事件”：
《中国青年》在复刊号上，发表了关于韩志雄的报道《革命何须怕断头》。韩志雄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跟“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北京青年工人，而汪东兴认为“这个人有问题”！这篇报道还称“天安门事件”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而汪东兴仍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童怀周”，即“同怀周”的谐音。“周”即周恩来，“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部分师生的集体笔名，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收集了天安门广场上众多的诗篇。
1977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了纪念“天安门事件”一周年，曾编了一整版根据“童怀周”提供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但是，这个版被“上面”扣压了，没有发出来。“上面”批评道：“谁叫你们编的？！”
《人民日报》干脆支持“童怀周”，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印行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书，一下子风行全国。
汪东兴得知，曾严厉批评过《人民日报》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
这一回，《中国青年》却在复刊号上选用了《天安门革命诗抄》中的部分诗作，冠以《青年革命诗抄》的标题。
不论是刊登关于韩志雄的报道，还是转载《天安门革命诗抄》，这都意味着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也正是使汪东兴光火的原因。
然而，在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200万册《中国青年》已经大部分印刷完毕，而且已经有4万多册发出，到了读者手中！
尽管如此，9月13日，韩英跟《中国青年》编辑部商量后，还是决定尊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意见，对《中国青年》复刊号进行修改，然后再发行。
就在这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获知汪东兴的意见，得知要从复刊号上删去《天安门诗抄》，怒不可遏，在北京闹市西单贴出了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北京城。
这下子使情况复杂化了。
《中国青年》编辑部认为，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流入社会，如果再出一个不同版本的《中国青年》复刊号，而且其中的内幕又已经广为社会所知，将会对《中国青年》产生极不好的影响。为此，《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在 9月14日打了报告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以及四位副主席，希望复刊号不要再作修改。
9月14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
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已经讲了。 ”
接着，汪东兴便念了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汪东兴还念了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