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华国锋辞职的原因，当然也就是《通报》中所一一列举的华国锋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
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盆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
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从此，华国锋的画像从北京所有大的会场、大宾馆的迎客厅被取下来，从中国各单位、老百姓家中的毛泽东像旁边被取下来。
对于华国锋的下台，作为华国锋的老朋友，张根生的评价是公允的：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以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
关于华国锋所犯的错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大段加以论述。这一大段论述，其实也就是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关于华国锋错误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由来：
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 1976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加以具体的论述（为了眉目更加清楚起见，本书作者为这段论述加上一、二……）：
一、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
二、压制 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
事件”）的进程；四、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五、1977年 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
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六、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在列举了华国锋的六条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样的结论：
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华国锋所犯错误的论述以及得出的结论，说明了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
务的原因。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华国锋，谈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决议中写明华国锋的名字，也就是回答了变动华国锋职务的原因：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
邓小平接着指出：
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众望所归，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拒绝了。后来，邓小平这么谈及他拒绝的原因：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
邓小平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6月29日下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
胡耀邦在当选中共中央主席时，很谦逊地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们发表了如下讲话：
第68章 华国锋的“淡出” (3)
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胡耀邦还说：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总结历史经验。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历史性的决议……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冤假错案问题，从领导层来看，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希望同志们特别注意一下全会公报中的这句话：“这次全会完成了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性任务。”今后，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研究如何来提高国民经济的实力，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力。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创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胡耀邦讲话之后，邓小平在闭幕式上说：
胡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
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14日，在中共十六大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81岁高龄的华国锋没有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从此，华国锋完全过着离休生活。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决策粉碎“四人帮”，建立了历史性的功勋。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领导揭批“四人帮”，也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由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又犯下原则性的错误，导致了他的下台。不过，华国锋毕竟不是阴谋家，不是野心家。所以到了他不能不下台时，他也就请求辞职。
这样，华国锋成了介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一位任职短暂的中共中央领袖。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认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这可以说是对华国锋的历史地位的最简练、最传神的评价。
华国锋平静的晚年生活
从中国的政治舞台退下之后，华国锋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后来迁入中南海。自从退位之后，华国锋搬到北京平安里附近的一座院子里，一直住到去世。我去过那里。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是退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跟华国锋是邻居。
华国锋退下来之后，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有两位秘书，即曹秘书和于秘书。我跟两位秘书都通过电话。后来，只有一位跟随华国锋多年的曹秘书。
华国锋和夫人韩芝俊住在一起。他们有两子两女，不姓华，都姓苏。子女都做着普通的工作，并不因为父亲曾经是中共中央主席而做大官或者做大生意。
华国锋显得非常谨慎。他很关心中国政局，每天看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但是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对他后来的继任者说三道四。
华国锋晚年喜欢养花、练字。他的颜体字越写越好。
华国锋特别喜欢他的孙女。人们对华国锋的习惯称呼是“华老”。也有人过去叫惯了“华主席”，如今见了他仍叫“华主席”，这样的称呼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显得并不喜欢。
华国锋每年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9月9日毛泽东忌日，一次是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每逢这两个日子，他必定和夫人韩芝俊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前往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在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华国锋都亲自喊口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对于毛泽东主席的忠诚，令人动容。在那里，华国锋常常与毛泽东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以及毛泽东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相聚，一起合影。他也曾在那里与当年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合影。
华国锋在北京深居简出，不参加应酬。偶尔，应邀出席“地球的红飘带”京剧晚会，他看得津津有味，看后与演员一一握手。
他的老朋友有时去看望他，比如汪东兴。张耀祠从成都来北京的时候，必定去看望华国锋。过年过节的时候，华国锋也出去看看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
华国锋虽然退下来，他仍享受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待遇，可以到外地走走。华国锋只是偶尔离开北京。
笔者在“中国首富村”——江苏张家港的华西村——便见到华国锋视察那里的照片，还见到华国锋的题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向华西人民学习！华国锋，一九九六年九月廿日。 ”
1990年11月，华国锋和夫人韩芝俊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休养。11月4日下午，身穿夹克衫、戴着帽子的华国锋来到黄龙洞，在洞口被一位大学生认出来。那位大学生兴奋地大声喊了起来，四周300多位游客也都认出了华国锋。大家立即很有秩序地排成两队，热烈鼓掌欢迎，大声呼喊“华老好”。华国锋一边向群众挥手致意，一边说：“我现在是普通共产党员、普通公民，就叫我华国锋同志好了。我感谢大家！”
离开了湖南张家界，华国锋与夫人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华国锋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人民也熟悉华国锋。
1990年11月22日，当华国锋与夫人以及曹秘书、郭参谋一行 23人来到韶山，受到韶山人民的热烈欢迎。华国锋还满怀深情地参观了毛泽东主席当年住过的滴水洞。
1991年9月6日，华国锋来到大寨。这时，华国锋的老朋友陈永贵已经离世五年了。得知华国锋要来大寨，陈永贵当年的警卫张艮昌开着车，把华国锋故乡原交城县县委书记陈有棠，原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都接来，与华国锋相聚。老友重逢，华国锋显得非常高兴。华国锋感叹地说：“我都七十啦。人过七十古来稀呀。 ”
华国锋上了虎头山，来到陈永贵墓前，向老朋友致哀。
1994年6月1日，华国锋偕夫人乘坐一辆中型面包车，从陕西潼关前往华山游览，华山管理局请求华国锋题词。华国锋游华山之后，来到西安，转往延安，然后回京。华国锋回到北京之后，果然给华山管理局寄来亲笔题词：“五岳华山险居首。”华山管理局大喜，随即请工匠刻在华山登山路飞龙梯近旁的崖壁上。
随着华国锋年岁的增长，他本来就不多的外出视察、游览，就更少了。他的白发增多了，但是思维依然敏捷，记忆清晰。在2006年，华国锋有两桩新闻见诸报端。
一是在2006年4月29日，华国锋为甘肃清水县题词“轩辕故里”。清水县举行了隆重的华国锋题字迎接仪式，县委书记雷鸣、县长薄海明主持了仪式。
二是华国锋托人拍卖了李可染、刘旦宅等名家当年送给他的画，获得200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希望工程。
华国锋从1976到2002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即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中央委员）。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华国锋晚年，在北京过着极其平静的生活。
华国锋之逝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举世瞩目。
年迈多病的华国锋，也非常关注北京奥运会，他一直想亲眼看一看奥运会。2008年6月底，他因病住院。8月1日，他从医院出院，回到家中，满以为可以去鸟巢看奥运会，家里人为他准备好了入场券。
没想到，华国锋在家中只住了两天，由于病情恶化，又重新入院。
消息灵通的海外媒体迅速刊登《华国锋病重入院》的报道：
据可靠消息透露，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近日病情严重，正在北京医院治疗。
现年87岁的前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去年（引者注：即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当时身着毛式服装、满头白发的华国锋作为特邀代表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最后一排的最右端就坐。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的第12天——8月20日——中午12时50分，华国锋离开了人世。当天，新华社就发出《华国锋同志病逝》的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008年8月31日华国锋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全部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
人们还注意到，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在公众场合不大轻易露面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前来向华国锋告别。
2011年11月3日，华国锋骨灰安放仪式在他的故乡山西交城举行。华国锋安葬于交城卦山的墓地。
第69章 后记
我写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其实是我关于中共党史的系列长篇的继续。
我写了“红色三部曲”，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亦即“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遵义会议，亦即“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从“比较领袖学”的角度写国共两党的领袖，写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的过程。
这“红色三部曲”，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进程。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我着眼于1957年到1978年这21个年头。
1996年5月14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记者侯德贤对我的采访报道《叶永烈：彻底否定“文革”应毫无异议》，内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把中国当代历史比喻成时间隧道，那么中国这辆列车应该是从1957年驶进愈来愈黑暗的‘左’的山洞，直至1978年才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1957年和1978年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
我写的长篇《反右派始末》多角度、全过程、全方位叙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写了中国“左”的灾难的开始。我写的《“四人帮”兴亡》以及《陈伯达传》等两部长篇则是中国的十年浩劫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左”的灾祸的真实记录。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则是写了中国列车在1978年“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
正因为这样，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是我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中的第十部。
我还将写下去，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记述历史的书，不能不选用若干历史性照片。本书所用历史性照片，系选用新华社当时的新闻照片。鉴于当时的新闻照片不署名，未能查明摄影作者。今后如能查明摄影作者姓名，当在再版时补上，并寄照片稿酬。本书所用采访性照片，系本书作者及夫人杨蕙芬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