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送审稿）
胡福明
王强华在信中说：
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
王强华出差南京时，曾去南京大学找过胡福明。很不巧，那天胡福明没有在学校，所以没有跟王强华碰面。由于王强华出差，《光明日报》另一位编辑代王强华拆收了胡福明寄来的稿子。胡福明当时寄去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判江青的文章《女人也是生产力吗？》。
那位编辑首先觉得胡福明所写的批判江青的文章，在当时已经很多，显得一般，决定不用。至于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倒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题，只是文章中引述马克思的话以及对于引文的解释显得太冗长，也决定不用。
不久，王强华出差归来，那位编辑把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交给了王强华，并告知他自己的处理意见。
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两篇文章，也觉得批判江青的那篇太一般，不能用。但是，当王强华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虽然觉得引文太多，显得冗长，而且理论讲得太多，但却认为这一文章的观点却是切中时弊的。
这样，王强华认为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作修改之后，可用。王强华又请《光明日报》党委委员、分工主管理论部的马沛文仔细地研读了胡福明的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沛文是一位老资格的报人。1921年出生于陕西的他，被陕北的红都延安所吸引，于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文学系。此后，他多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作。
马沛文告诉笔者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光明日报》仍党政不分。当时《光明日报》没有设编委会，只有党委会。他是党委委员，实际上也就兼任编委。理论部当时是归他主管。
多年的新闻工作，使马沛文的目光变得十分锐利。他称“两个凡是”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们头上。他读了胡福明的文稿，敏锐地看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方面。 ”
马沛文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理论上早已论定，胡福明的文章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创见，而胡福明的贡献在于精心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所以，这篇文章是一篇政 治文章，对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于是，编辑部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修改，删去了冗长的引文及有关解释，排出清样。
王强华在1978年1月19日给胡福明的信中，这样写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处理意见：
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似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练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
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王强华的这封信，表明《光明日报》编辑部肯定了胡福明所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决定“刊用”。不过，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痛处，所以“比较尖锐”，王强华叮嘱胡福明“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胡福明同意王强华的意见，对文章作了改动，又寄回《光明日报》。
北京的孙长江与胡福明不谋而合
在科学史上，“同时”现象屡见不鲜：
1974年11月10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所领导的小组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也就在这一天，美国科学家里奇特所领导的小组也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后来经过查对，两个小组所发现的竟是同一种基本粒子。为此，丁肇中和里奇特在 1976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样，1845年9月，英国青年亚当斯算出了当时尚未发现的海王星的位置，只是由于受到英国皇家天文台台长的怀疑未能发表论文，而一年之后德国天文台根据法国青年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勒维烈是在不知道亚当斯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计算的。如今，人们把勒维烈和亚当斯并列为海王星的发现者。
同样，在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德佛里斯、德国植物学家柯灵斯、奥地利植物学家哲尔马克差不多同时创立现代遗传学。还有，化学元素周期律是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创立的，但与此同时，法国的尚古都、英国的纽兰兹、德国的迈耶尔也接近于发现这一定律。非欧几何，是匈牙利的亚 ·鲍耶、德国的高斯和俄国的罗巴切夫斯基几乎同时创立的。生物进化论，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差不多同时创立的……
这种“同时”现象表明，科学上的发现、发明需要具备一定客观条件。当这种条件一旦成熟，就会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作出同样的发现或者发明。
同样，在1977年，当“两个凡是”成为束缚中国人民前进的脚镣时，这种客观需要促使许多人寻找突破口。
就在南京的胡福明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的时候，几乎同时，北京也有人找到了这一突破口。
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曰：“英雄所见略同。 ”
北京的那个人，也以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是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切入点。
北京的这个人，便是孙长江——福建人氏，生于1933年。孙长江当时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孙长江深感当时充满“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他曾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
对偶像的崇拜，凡事必须是“毛主席讲过的”，“红宝书中有的”才敢想、敢说、敢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几乎被扼杀殆尽。中国如若按照那个样子再走下去，其结局肯定是要被开除球籍，不可能有更加光明的前途了。1978年邓小平同志讲得多么好！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前面已经提及，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指出，编写中共党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来反对“两个凡是”！
孙长江注意到胡耀邦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孙长江也在思索着寻找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突破口。他跟胡福明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突破口。这样，在南京的南京大学和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胡福明和孙长江各自在撰写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第36章 （上）精心选择突破口 (7)
最初，胡福明和孙长江“水牛角，黄牛角，各归各”，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所进行的工作，各自埋头于研究和写作。
孙长江在1978年3月，向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马文瑞汇报过自己正在写作的这篇论文。那时，胡耀邦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之后，虽然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但是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
相比之下，胡福明比孙长江着手早一些，进展也快一些。胡福明的文章1978年1月14日在《光明日报》打出清样之后，又作了4次修改。关于这4次修改，可以从1978年3月20日胡福明文章的第四次改样一开头所标明的一行字，查到每一次改样的日期：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改，二、二，三改，三、二十，四改
这也就是说，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在1978年1月26日、1月30日、2月2日、3月20日，分别作了修改，前后共4次……胡福明也这样回忆：
在2月、3月、4月，强华同志都给寄文章的小样，让我修改，然后寄去，我都照办了。这几次修改，改动不大。《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对修改文章没有提出进一步明确要求。修改的目的，似乎在使文章全面正确，无懈可击，不给人以把柄。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一篇理论文章反复修改，而迟迟不予发表？
确实，《光明日报》要胡福明一次次进行修改，却又“迟迟不予发表”。这既表明《光明日报》对胡福明文章的看重，又表明《光明日报》对发表胡福明文章的慎重，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征讨“两个凡是”的文章。
胡福明曾写信告诉王强华，自己可能要去北京开会。
王强华在1978年3月13日给胡福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您说要来北京开会，不知何时可到京？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原 想等您来京时面商，可老等也不见您来，只好再把小样寄给您，请抓紧补充，以便早日刊出！
您的文章立意是很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式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胡福明按照《光明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在3月20日又作了修改。就在《光明日报》准备郑重推出胡福明的文章时刻，《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并不醒目但是很重要的文章……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的右下角“报刊论文摘要”栏目里，摘要发表了胡福明的文章，即《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文末注明：“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也真巧，就在这个版面上，紧挨着胡福明的文章，发表了用花边围起来的另一篇文章，署名“张成”。这是一篇思想评论，题为《标准只有一个》。
这篇理论性的文章不长，只有1000多字，却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放响了第一炮。
张成的文章表明，除了胡福明、孙长江之外，又有人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清楚表明，此后在中国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论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关于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编辑部汪子嵩在1978年7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曾这么谈及《标准只有一个》一文的来龙去脉：“可以这样说，只要我们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许多实际上是被‘四人帮’篡改的话。
“今年初，我们初步感觉到这是个问题，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思想评论，发表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同，不能把理论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讲得很简单……”在当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很明白的道理，很多人并不明白。浙江大学在当时的政治课考试中，出了这么一道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
很多学生交了白卷！
学生们为什么交白卷呢？
其实，学生心里想说“不是”，却又担心：“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呢？”所以，干脆还是交白卷为好！
张成的文章，虽然简单，但是毕竟把这个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公开提了出来。
这位“张成”，是何等人物，鲜为人知。
为了了解“张成”文章的来历，笔者采访了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
一头银灰色头发的汪子嵩，一派学者风度。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调往《人民日报》理论部，而当时的主任则是何匡。
汪子嵩说，“张成”，实际上也就是张德成。张德成当时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不过，张德成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很短，连他都不知道张德成现在在何处。
好在弄明白了“张成”即张德成，几经曲折，笔者还是在北京找到了年已七十的张德成。
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的张德成向笔者回忆起往事……
张德成，四川自贡市富顺县人氏，出生于1926年，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属下的 《学习》杂志编辑。1958年任《红旗》杂志编辑。1969年到石家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调到河南省南阳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77年9月，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任编辑，工作了两年，于1979年10月调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正式办理调离手续为1980年9月）。
笔者问张德成，那篇《标准只有一个》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说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那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领导下，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短小精悍，说清道理，生动活泼。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写成文章。
那时，张德成到《人民日报》工作不久，也就让老编辑们先选。轮到张德成时，那一批题目差不多都有“主”了，只剩下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张德成别无选择，只好奉命写《标准只有一个》。
张德成一着手，就发觉《标准只有一个》这题目很难做文章——怪不得这个题目没有人认领。
尽管难写，张德成花了几天时间，还是把文章写出来了，交到汪子嵩手里。
汪子嵩对张德成的文章，作了许多修改。接着，何匡也作了些修改。这样，文章决定发表。
发表时要署名。汪子嵩在文章上署了“张德成”三个字。张德成认为，汪子嵩和何匡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出了很多力，怎么可以署他一个人的名字呢？于是，他随手把“德”字圈去，变成“张成”。
汪子嵩见了，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怎么可以缺‘德’呢？！”张德成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张德成也一直以为：“这篇只有1000余字的短文，事实上是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主要由我执笔。 ”
这样，《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张成”的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说道：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张成”的文章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总是从认识、意志、思想、理论中去寻找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类认识历史上这个老大难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科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对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再三强调：人应该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
“张成”着重谈到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见解：
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请注意！毛主席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本来，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早已在《实践论》中已经谈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为什么这时又要拿出来重新谈论一番呢？
作者“张成”在文章的最后一段，点明了原因：
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当他们要判断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时，不管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是看书本上是怎样讲的。这些同志不了解，即使书本上讲的是真理，但是，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真理，也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来检验来证明的。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张成”的文章，表面上似乎一直在谈论理论问题，但是如果把他的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换成“毛泽东思想”，那就清清楚楚是针对当时的现实的。
由于理论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所以，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段指示、某一项政策是否正确，同样“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
这篇思想评论，虽然通篇没有一句提到“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却在批判“两个凡是”。
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这篇文章不长，是“千字文”，而且没有以显要地位发表，所以发表之后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不过，“张成”文章的发表，却加速了胡福明文章的发表进程……
第37章 （下）精心选择突破口 (1)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后的第8天，即1978年4月4日，《光明日报》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之后，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推出。
《光明日报》已经拼好《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
这时，胡福明的文章约5000字左右，题目由原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位于上半版，大约占整个版面的2\/3篇幅。
下半版则是一篇题为《斥张春桥污蔑工人阶级的谬论》的文章。
就在胡福明的文章将发而未发这个关键的时刻，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
新总编辑是在3月被任命的。不早不晚，恰恰在4月上旬，他正式前来上班，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说巧真巧，这位新总编辑居然算是胡耀邦的“学生”——虽说他跟胡耀邦同庚，但他是“文革”后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的学员，而胡耀邦是副校长，当然可以算是他的“师长”。
此人名唤杨西光。
杨西光是安徽芜湖人氏。1933年，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重庆新闻记者学会工作。1940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杨西光有着多年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后他曾历任《福建日报》总编辑，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当年杨西光在上海的地位，只是略低于张春桥。
当“文革”之火在上海滩熊熊燃起，张春桥乘“火箭”上升，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而杨西光则遭到批斗。上海的街头到处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毛泽东曾十分赞赏这口号，居然能够一口气背出来。毛泽东说，红卫兵们也懂得“区别对待”了——“火烧”、“揪出”、“打倒”、
“砸烂”，意味着“区别”。杨西光被列为第三档，在“打倒”之列，可见够呛。
杨西光的夫人庐凌，在“文革”中患肺癌去世。1975年，杨西光与季宝卿结婚。季宝卿曾担任过杨西光秘书。
在粉碎“四人帮”时，杨西光正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不久，杨西光得以重新起用，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仍沿用“文革”中的名称）副主任，亦即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
在中共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被派往那里学习。杨西光在那里跟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杨西光听了胡耀邦多次报告，很佩服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勇气和见解。
1978年，杨西光没有回上海过春节，他去胡耀邦家拜年，两人作了长谈。
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担此重任。
胡耀邦调杨西光主笔《光明日报》，是为了改变北京中央报刊“二比二”的局面。
据胡福明回忆，杨西光曾这样跟他谈及：
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据季宝卿回忆，在杨西光正式调动工作前，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冯文彬，曾征求过杨西光的意见。当时许多人劝杨西光别去《光明日报》，还是回上海为好。因为《光明日报》人地生疏，情况错综复杂，而总编辑工作又处于风口浪尖，缺乏“安全感”。不如回上海，人熟地熟。杨西光却是一位敢说敢为的人，他认为《光明日报》是很重要的宣传工作岗位，便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就同意组织上的安排，前往《光明日报》。
季宝卿说，杨西光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决不人云亦云，一旦他看准了，就坚决去做，毫不犹豫。他是一个对工作燃烧着高度热情的人。他喜欢工作，只是忙于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作中度过，生命才有意义。他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杨西光读书面很广，政治、党史类的书要看，文艺书也爱看，常读《收获》杂志，自然科学的书也读了不少，每天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由于工作太累，杨西光不断抽烟，每日两包，以致最后因气管炎转肺心病而去世。
在1978年3月，杨西光已经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但是，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班是在1978年4月初结业，所以杨西光在4月上旬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就在杨西光刚刚坐进《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不久，马沛文把准备在1978年4月11日刊出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给了杨西光，请这位新总编审阅。
据胡福明回忆，王强华后来告诉他：“因为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所以送给新任总编杨西光审阅。 ”
杨西光一口气读完胡福明的文章，作出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
作为总编，对文章握有生杀大权。杨西光难道要“杀”掉反复修改好多次的这篇文章？
不，不。杨西光作为经验丰富的总编辑，确实具备“慧眼”。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他进《光明日报》之前已经改了多少遍，他却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
他觉得此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够醒目，不够突出。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位置醒目地推出。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他的工作魄力和敏锐目光。
杨西光的这一决定，也表明了《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脱离“两个凡是”的轨道。
正因为他准备把此文放在头版头条位置，所以他又觉得这篇文章分量还不够，还应作一些重大修改，以加强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给“两个凡是”以有力的一击！
所以，杨西光看了胡福明文章后的意见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即：“主题重要，分量不够。 ”
为此，杨西光又决定：
第一，胡福明的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而是应该从现实的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加强战斗性。文章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要作大修改。
第二，必须扩大这篇文章的影响。除了《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之外，还要联合其他报纸加以转载。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作者胡福明与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教师一起，从南京到北京出席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全国哲学会议，住在北京左家庄朝阳区党校；
也真巧，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一篇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个“有人”，便是江春泽。江春泽毕业于复旦大学，而当时杨西光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有着师生之谊。这时，江春泽被抽调到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工作。消息灵通的江春泽，向杨西光通报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重要信息。
这“三巧”凑在一起，即杨西光走马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
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类似文章，促使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
4月13日傍晚，王强华坐着杨西光那辆黑色的小轿车，先是到东直门外把刚刚抵京的胡福明接到光明日报社，接着又去把孙长江接来。
这样，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
这五位核心人物是：《光明日报》新老总杨西光，来自南京的胡福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责任编辑王强华。
胡福明见到了孙长江，客气了一番，称他为“孙老师”。这是因为胡福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即《周易》。尽管孙长江的年龄跟胡福明相差不多，孙长江从22岁起就做教师，所以教过胡福明。
有杨西光挂帅，有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看重胡福明的文章，就是因为可以用这篇文章狠狠地批判“两个凡是”——他的立意是非常明确的。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杨西光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期间，写信给她，便提及，他正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杨西光特别提及，他在细读毛泽东的《实践论》。他说，这次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收益颇大，很难得有这样好的静心读书的机会。
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们要写论文。当时，杨西光所选定的论文题目，便是《学习〈实践论〉》。他曾写出很详细的论文提纲。因为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听了胡耀邦的关于要用实践来检验中共党史的报告，注意到实践是检验党的一切决策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所以，杨西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也正因为杨西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曾深入研究过这一论题，加上他作为高级干部，深知当时中共高层围绕“两个凡是”所展开的尖锐斗争，所以他能站得高，看得远。
诚如马沛文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并不知道“两个凡是”背后的那些深刻的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杨西光站得比他高，比作者高。正因为这样，杨西光对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在决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命运的那次会议上，
杨西光先是征询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你们认为该怎么改？”
胡福明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从理论上讲透！”
孙长江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要侧重于路线上讲透！”
听了胡福明和孙长江的意见后，杨西光谈了对文章的重要修改意见。
王强华在一侧，记下了杨西光的讲话要点。以下是王强华笔记本上所记杨西光讲话的要点原文：
完全、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有。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
提高一些。
毛——想继承符合马列原理。
同时也是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本身的作用也要讲。
指出寻找真理的明灯、途径。
本身不是检验标准。
理论本身。理论实践关系。
本文讲了三部分：
1、理论；2、本身；3、现实。
可以讲得更明确些。结构。
最后一部分放什么地方。
高潮。
在揭批“四人帮”中间出现的问题。
流毒的尾巴仍在最后。
例子本身少一些，论述多一些。
例子太长，就有些沉闷。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
联共党史的话。真理、路线与实践。
明朗：真正高举毛主席旗帜。
注意：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二条符合基本原理。
实践检验。
怎样研究探讨毛泽东思想。
两个凡是。
理论作用。
科学与民主。
文化与民主。
虽说王强华的记录过于简略，但是从杨西光的思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强调“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强调“实践检验”，以求批判“两个凡是”。
王强华说，最后两行“科学与民主”、“文化与民主”，是杨西光给胡福明和孙长江出的两个题目，希望胡福明和孙长江继续为《光明日报》写作这方面的文章。
据胡福明回忆，这次会议的意见是这样的：
当时，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归纳起来说，有几点：第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打碎“精神枷锁”，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加强针对性、战斗力，对准“两个凡是”。第二，文章的论述要更充分一些，再深一些，同时理论上更严谨、更完整一些，不能授人以柄。讨论结束时，杨西光同志要我按照大家提的意见，继续修改。这次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同志的发言。马沛文同志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评论部后来把那次讨论的意见，归结为以下五点：
（1）宗旨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2）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阐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辩证关系；
（3）要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都曾经用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4）更加有力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理论，鲜明地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宗教信条的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倾向；
（5）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且马克思主义要永葆青春，使理论更具有活力和指导作用。
胡耀邦一锤定音
胡福明这样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
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陈筠泉、李今山等同志，都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同宿舍的周抗（上海社科院）、黎克明（华南师范学院）、张明（曲阜师范学院）同志，也知道我在修改文章。南大哲学系的李华钰、马淑鸾同志，更知道我在修改文章，还读过我的修改稿。那时，我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
胡福明修改稿的清样，到了杨西光的手中。
在杨西光看来，这篇文章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杨西光对于这篇文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要求也很高。
在胡福明结束了哲学讨论会之后，杨西光把胡福明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
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
杨西光向胡福明“透底”，使胡福明意识到这篇文章已经成了非同寻常的文章。
也正因为杨西光把胡福明的文章作为非同寻常的文章看待，所以反复看了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了一次修改。
《光明日报》于4月20日又一次排出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的第三节，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评了“两个凡是”。
马沛文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马沛文借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来隐晦地点名批评了“两个凡是”。
杨西光把4月20日的小样派人送中共中央党校吴江那里，并嘱胡福明前往吴江那里听取吴江的意见。
据胡福明回忆：
第38章 （下）精心选择突破口 (2)
按照杨西光同志的嘱咐，我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听取吴江同志的意见。吴江同志充分肯定了文章，向我谈了修改意见。他的基本观点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论证充分一些，文章写得周密一些，以增强战斗力。他的意见很好。在他桌上，放着杨西光同志给他送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一份小样，吴江同志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我随即在《光明日报》的稿纸上记了下来：
“杨西光同志：
写得不错，是一篇有力的说理文章。
吴江4月22日”
这张稿纸，我还保留着，用科学方法当可鉴定《光明日报》当年的稿纸与我当年的字迹。
吴江看了4月20日的修改稿，还曾指出：“稿子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理好，并加以提高。 ”
杨西光则提出，“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其青春的观点”。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再次讨论4月20日的小样，并对文章进行了许多修改。
杨西光作为总编辑，反复斟酌着马沛文加的那段话。经过再三考虑，杨西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因为“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话，毕竟是中央两报一 刊社论中的话，不便于如此直言不讳地点穿——尽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但是在写作中又不能不讲究斗争的策略。
这样，经过再次修改，又排出新的小样。新的小样的改动和补充处颇多。对于马沛文原先所加的那段话，改掉了两个“凡是”的字样：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即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会陷入蒙昧主义。
据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光明日报》评论部1985年1月20日所写《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指出，这几天的修改共分五个方面：
第一，文章的结构由三大段改为四大段。全文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由实践来检验等四个问题。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
第二，文章的思想性和针对性前进了一步。改样的题目和内容都明确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在送出的20日的改稿上，也把文章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一步一步地深化了。
第三，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日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
第四，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第五，文章的结尾部分分量加重了。这一次修改，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存在的“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光明日报》有人反对发表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者以为，发表这篇文章，将使《光明日报》“与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
杨西光置之不理，他非常坚决地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杨西光指示把新的修改稿小样——4月23日、24日修改稿——再送中共中央党校，请吴江、孙长江提出意见。
这时，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有优点，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的分量。
据孙长江告诉笔者，当时他写的文章，已经写了一个多月了。
杨西光也以为吴江的意见很好。
孙长江也同意了。
由于胡福明离开北京回南京去了，于是，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一次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孙长江对笔者说，加上“唯一”两字是极为重要的。强调了“唯一”，那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这“唯一”两字，把概念说得非常明确。孙长江强调说，“唯一”两字是文章的灵魂，加上“唯一”两字，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
据王强华回忆，当时《光明日报》张义德也建议加上“唯一”两字，可以说是与孙长江不谋而合。
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汪东兴果然对“唯一”两字兴师问罪，认为是“砍旗”。
但是，孙长江找出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内中有一句：“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
这下子，“两个凡是”派们无话可说！
孙长江说，本来，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是不是讲过“唯一”，都不影响这一基本原理的客观存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却不能不用毛泽东的话，来堵“两个凡是” 派的嘴。关于这次大修改，《光明日报》评论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是这么谈及的：
孙长江同志修改的稿子，与4月23日24日的改稿比较，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文章又加了毛主席在1958年修改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
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主题和表述更加鲜明。文章在公开发表时，对超越实践设置“禁区”的现象又加重了批判，说这不仅造成蒙昧主义，还会变为“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胡福明也认为：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我修改后的文章是四部分，孙长江老师对四部分作了调整……
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如孙长江老师对“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指出“只有”、“才是”就表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练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4月27日，吴江在孙长江修改后的文稿上方，写了这么一段话：
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各一份5月10日那期用。吴江4月27日
吴江所说的“5月10日那期用”，是因为《理论动态》逢五或者逢十出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箭在弦、剑出鞘，马上要向“两个凡是”发动攻击。
这时，华国锋正忙于准备出访。
对于华国锋来说，领导农业是他的特长，而外交则是他的“特短”。然而，作为国家元首，总不能一年到头坐在国内。华国锋要改善自己的领袖形象，要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出访。
华国锋要访问的，当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时苏联、蒙古和中国关系紧张，毛泽东称他们为“修正主义”，所以华国锋也就对他们很冷淡。越南在胡志明时代原本与中国关系很好，这时却与中国交恶，在国内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以至中国政府不得不照会越南政府。跟中国关系最好的邻国，当然首推朝鲜。
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一直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华国锋决定访问朝鲜。他在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1978年5月4日上午乘专车离开北京，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三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往北京车站为他送行。华国锋所率的代表团成员中，有耿飚、陈慕华、黄华等，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
代表团在5日上午11点50分到达平壤，金日成到车站迎接。华国锋沉浸于5月的鲜花和欢迎的歌声之中。
5月10日，华国锋结束对朝鲜的访问。
5月11日，华国锋回到北京，叶剑英、邓小平等到车站迎接。正是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了“两个凡是”以沉重的一击！
其实，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前一天——5月10日——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先行发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光明日报》组织写作的文章，为什么要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呢？这除了因为吴江和孙长江是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杨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应该主动争取胡耀邦的指导和支持。
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跟《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杨西光无法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送胡耀邦审阅。但是，杨西光知道，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过胡耀邦审阅。因为胡耀邦当时虽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仍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杨西光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便可以借助于《理论动态》的途径，使此文在正式发表前，听取胡耀邦的意见……
如此巧妙“设计”的送审途径，足见杨西光用心之良苦。
第39章 （下）精心选择突破口 (3)
《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明明中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是作者之一，却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据孙长江告诉笔者，这样加注，有着在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而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作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所以，文末特地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表示《理论动态》是转载外稿。孙长江说，这一条在当时不便说明的原因，谁都不明说，但是谁心中都明白。
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交《理论动态》发表，内中还有一位人物在幕后牵线。此人便是《理论动态》编辑组长孟凡。
据孟凡告诉笔者，他与杨西光有着很深的战友之情。
孟凡是山东黄县人，生于1919年。
1946年，孟凡在华东野战军联络部调研科担任副科长时，科长便是杨西光。
1947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教导总团，负责教育起义、投诚以及被俘的国民党团以上的高级军官。杨西光担任总团的教育长，而孟凡则担任总团的训练处副处长。
这样，孟凡和杨西光有着难忘的共事之谊。
杨西光原先的夫人庐凌，曾是孟凡领导下的科员，孟凡还是庐凌的入党介绍人。
后来，在1958年，孟凡下放到上海，担任上钢五厂副厂长，而杨西光当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他俩又在上海重逢。
正因为杨西光和孟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杨西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便与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孟凡过从甚密。再说，不论是杨西光还是孟凡，又都非常崇敬胡耀邦，跟胡耀邦有着许多交往。
所以，有了孟凡这位老战友的帮助，杨西光跟《理论动态》有了许多联系。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决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而《理论动态》的文章在发表前照例要送胡耀邦审阅。这样，杨西光就争取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胡耀邦画的那个圈，是“圈阅”之意。这表示胡耀邦同意发表此文。
此文修改后，又送胡耀邦审阅。
胡耀邦第二次审阅，是在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看了之后说：“我认为这个稿子可以了。”胡耀邦还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也就是说，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拍板了。
胡耀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肯定，使杨西光心中有了主心骨。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不过，杨西光又为如何署名费思量。
本来，胡福明文章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孙长江的文章则署孙长江的名字。合并之后，4月27日，由吴江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加了这么一行字： “《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前也没有署名，文末括号内注明这么一行字： “《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
显然，《理论动态》删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 7个字。
《理论动态》为什么要删去“作者胡福明同志”这7个字呢？
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党校有人提出了意见。
马沛文提供给本书作者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是这么谈及的：
此时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改的过程中胡福明同志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因此再署原作者的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这里所说的“中央党校有同志”，并非孙长江。孙长江对于如何署名，在当时丝毫不计较。但是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有同志”提出了意见，于是决定仅注“《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孙长江还透露，这“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共中央党校的“参与”的分量。内中的原因如前所述，因为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本刊”——《理论动态》——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刊物，发表反对校长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较多修改”无疑表明《理论动态》深深地卷入了此文的写作。所以，不能不把“较多”两字删去。
尽管《理论动态》已经对文末的只有一句话的注释反复推敲，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还是使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和第一副校长的汪东兴深深的不快。后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国锋来讲话，华国锋不去；胡耀邦请汪东兴来讲话，汪东兴也不来。于是，给胡耀邦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后话。
眼下，此文要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又该如何署名呢？
照理，此文应署：“胡福明、孙长江。”然而，杨西光却决定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
为什么杨西光要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呢？
这“特约评论员”名义倒并非杨西光的创造，并非《光明日报》的创造，却是最早见于《人民日报》。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写过一篇《“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十分 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特殊的名义在那特殊的年月所起的特殊的作用：
《人民日报》不署作者姓名的评论，从社论、编辑部文章、观察家到短评、编者的话等等，十多种名称，读者比较熟悉。只有“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用了3年多时间，以后很少再用。但这个名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当时不少兄弟报刊也用这个名字，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人民日报》大多摘要转载，以《解放军报》的为多。
李庄这样谈及“特约评论员”的来历：
在读者心目中，《人民日报》的评论员以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分量最重。远的如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的历史文献。近的如1977年11月1日刊登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际阶级斗争作了精辟的分析，当天《人民日报》6个版，全部登载这一篇文章，为创刊以来所仅见。这类文章质量高，数量少，都为有关机关精心准备，中央慎重审改，《人民日报》实际没有做多少工作。社论也受读者重视，它们代表党报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传达党中央和有关领导的声音。《人民日报》社论都由受中央委托的领导同志过目，最重要的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准。
这本来是《人民日报》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造成一些困难。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同志决定、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当时就非登不可。我们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种社论绝难在宣扬“凡是”的同志手中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作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的关注，好主意！
杨西光决定也采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出于以下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
内中第二条特别重要。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也是应该的，只是考虑到当时送 审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能胎死腹中！
据云，杨西光的主意，来自胡耀邦：本来，不署“社论”，署“评论员”文章，为的是避免报审。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多次使用“评论员”名义，汪东兴又规定，重要的“评论员”文章也要送审。为此，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这“本报特约”，意味着不是“本报评论员”，而是约写的外稿。既然是外稿，当然也就不必送审了。
当时，胡耀邦是这么说的：“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也就更有理由。 ”杨西光的头脑是很清醒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这篇文章特意署“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避免了送汪东兴审阅。
然而，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与《光明日报》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杨西光却把此文事先交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借此“争”得胡耀邦的审阅！
所以，杨西光的“送审”，以及“送”哪里“审”，有着妙不可言的“天机”。
胡福明也曾这样回忆杨西光对他所谈改署“特约评论员”一事：
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做《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上情况《光明日报》的同志大概是知道的。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见报前，杨西光还在自己可靠的朋友圈内征求对这篇文章的意见。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杨西光还曾把清样送金冲及，请他提意见。金冲及曾与杨西光共事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金冲及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当时看了清样，对杨西光说：“我赞成！”
杨西光还给季宝卿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清样。季宝卿看后则说：“我担心会出问题。 ”
杨西光很坚决地说：“我不怕！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
杨西光还很严肃地说：“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出什么事，我将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相信，我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错。 ”
季宝卿又说：“文章中批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会不会惹麻烦？”
杨西光说：“那是毛主席说的话，他们不敢说三道四的。 ”
杨西光在主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
在杨西光去世后，《光明日报》所载杨西光生平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杨西光：“主持修订和果断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这样，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位置推出了酝酿了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风暴。
第40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1)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们的激烈反对。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胡耀邦却说：“理论问题要勇敢。”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本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打算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的。
不过，由于那天有重要新闻，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屈居头版二条位置，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到第二版。
那天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关于华国锋的。《光明日报》的大字标题是：
满载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华主席离平壤回国.金主席车站热烈欢送
配合这一新闻，还刊登了在平壤车站，华国锋和金日成握手告别的照片。
耐人寻味的是，下半版刊登的却是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上半版”与“下半版”之间的深刻斗争。
后来，外国记者这样加以评论：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披露于世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
也就是说，外国记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两个凡是”，被称之为“凡是派”；另一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称之为“实践派”。
“凡是派”与“实践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且不说作者最初的立意、构思，在责任编辑王强华所作《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的讲话记录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显而易见，这纯粹出于斗争艺术的需要，行文不能不讲究“迂回曲折”。因为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前已述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本来是有一句“点”到“两个凡是”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但是，为了避免正面冲击，授“两个凡是”派以柄，杨西光考虑再三，还是把这句话删去了。
文章一开头，便点明主旨在于“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加以论述，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批判“两个凡是”，也就是要批判“两个主席”的“左”的错误。可是，文章却巧妙地用“两个主席”来批判“两个主席”，令“两个凡是”派无话可说。
文章先是引用了华国锋的一段话：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接着，文章列举了毛泽东是如何“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的：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路线。1955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104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1956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时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25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1958年便认为自己在1955年所作出的论断“不妥”。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毛泽东在 1955年所作出的这一论断经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这样引用了华国锋的话，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声言自己的“不妥”，令“两个凡是”派无懈可击。
作者精心地这样论述，是为了证明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连毛泽东本人都以为自己的一些话“不妥”嘛！既然毛泽东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对毛泽东也就不能“两个凡是”了！
所以，文章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这一早已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本人反复论述过的基本原理，进行再论述。
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派把毛泽东著作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而加以批驳道：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
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这就是说，马列著作以及毛泽东著作都非“圣经”，他们也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著作当做“圣经”。
文章指出，毛泽东曾批评过把马列著作当做“圣经”，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
“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里点名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暗指“两个凡是”派。因为“两个凡是”派把毛泽东的话当成“句句是真理”，把毛泽东著作当成“圣经”。
虽说《人民日报》在 1978年3月26日发表了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打响了“真理标准”论战的第一炮。但是，真正有分量、引起广泛注意和强烈反响的，是《光明日报》这发重磅炮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发重磅炮弹，胡耀邦曾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判断完全正确，这篇文章确实载入了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