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传 ９７
这卷书中，李约瑟对宋代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研究，在整个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反响。
在阐述他的思想之前，先对当时的哲学背景作一番介绍。
二三十年代科技界流行两种哲学思想：其中一派持传统的“机械论”， 他们认为宇宙中一切现象都可以用原子和机械学来解释。另一派是流行的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 怀特海是从事形而上学的美国哲学家、数学家。２０世纪初科学界一度出现停滞，用传统的机械论和还原法使科学研究陷入困境。这时，怀特海提出一种“过程哲学”。 他认为，世界是由机体组成，机体是活动的，活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要把握这一切，就必须从整体上来研究机体的结构、个性和相互关系。哲学也应以机体为对象，研究其生成、变化和发展的机制。
在剑桥同样有两种流派。一派持机械论，其代表是由卢瑟福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另一派是由霍普金斯领导的生物化学室，他们主张新活力论。与怀特海一样，认为生物不能单靠机械学解释，有一种活力使生物能够决定或控制自己的行动。
李约瑟自己是剑桥大学霍普金斯的追随者，他在ＳＣＣ 第２卷中分析指出有机论自然观的历史渊源是中李约瑟传 ９８国的理学，同时也发展了他的有机论哲学。
首先他分析了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思想体系，朱熹以理（组织）和气（物质——能）的概念，来解释自然论的宇宙观。他继承了《周易》中的有机论哲学思想，又能把儒、道、释思想融会贯通，建立了自然有机体的“普通模型”。 而理学的最高深的观念便是由无极而太极，无极本是太极。它里面蕴含的哲学思想是：整个宇宙是一种有机的统一体，而事实上也是单个的有机体。
在ＳＣＣ第２卷中，李约瑟还对这种“有机论自然观”作了如下阐释。
１、它类似于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整合的层面学说。根本不是二元的，而是整体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家已避免了“甲或非甲”的概念。比如中国的阴阳，宇宙间这两种力量可以用波动模型来表示，阳达到顶点时，阴处于低谷，但这两种力量也仅仅在一瞬间占有优势。之后，二者立即进行缓慢的转化、交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２、他分析了这种理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相似之处，亦与当代怀特海哲学相通。
３、他认为现代欧洲科学思想的发展，得力于中国的“有机自然论”。欧洲学者一旦推翻机械唯物论，李约瑟传 ９９建立有机论，科学界就出现一个飞跃，进入了达尔文、菲理沙尔、巴斯德、斯柏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而西方有机论哲学的建立，李约瑟由怀特海追溯到恩格斯、黑格尔，由恩格斯、黑格尔追溯到莱布尼兹，从莱布尼兹则追溯到了中国的朱熹。即现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归根结底，是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４、欧洲人的精神分裂，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思想观念摇摆于神学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之间不能达到平衡。而中国文化正由于其有机的统一性，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李约瑟认为朱熹完成了儒、道、释思想的融会贯通，堪称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的亚里土多德、斯宾诺沙、莱布尼兹争辉。
ＳＣＣ 第２卷出版之后，国际上出现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一个新的科学革命即将到来。
后来，李约瑟又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等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人类也只能按照东方——中国见解行事，才能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
李约瑟传 １００
十五、数学、天文学、地学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巷道和井口，所有介绍性的说明和解释都抛在后面，深入到全书的矿床了。
——李约瑟ＳＣＣ第３卷作者的话
ＳＣＣ 第３卷“数学、天文学、地学”于１９５９年出版。献给他的两位中国友人——竺可桢和李四光。
在“作者的话”中，李约瑟介绍了此卷的宗旨在于“ 阐明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数学以及对于天学（天文学和气象学 ）和地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贡献。约瑟又对这卷书作了一个导读性质的说明。” 像以前一样，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那些往往因受繁忙的实验室工作的限制而未能作深入研究的读者的需要。他们的好奇心应该有一些路标来加以指引。至少有四个原因会使一个现代科学工作者接触到中国科技史。第一、可能有人对各种发明的节点，即对那些为人类知识大厦留下永久性标志的事迹感兴趣。因此，这里要谈谈计算中位值制的发展、二项式系数三角形的建立、是图的绘制、赤道式装置和望远镜钟机传动装置的发明、李约瑟传 １０１第一具地震仪的建造和生物地球化学勘探。第二、可能有人为一种更富人种学意味的好奇心所驱使，渴望科学如何能在同西欧相差如此悬殊的一种文化中成长起来。所以，这里就要谈谈各种奇异的代数记号与希腊和埃及的黄道座标天文学是大不相同的，以二十八宿为标志的北极赤道坐标系和一种远远超过拉丁西方的东方地理学传统。第三、可能有人想探索文化接触和交流的情况，以便在旧大陆各种文化之间列出一张互查表。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谈谈数学问题和方法的传播、二十八宿的传播、天文仪器的传播和制圆技术的传播。我们还列了几张比较表，供考虑这些问题时参考。最后，还有不少人认识到，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天象记录和地面现象记录，在当前的科学研究中仍然有巨大的价值。
李约瑟已大略介绍了本卷的宗旨及内容，这里在就一些重点问题作一番介绍。
数学
“由于数学和各种科学假说的数学化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的背梁骨，我们在评价中国人在各门科学技术中的贡献时，首先从数学入手应该是适当的。”李约瑟传 １０２
首先，作者讲到某些科学史家的观点，即中国人从来没有在数学方面做出什么有价值的成就，他们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是从希腊传来的，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想当然的结论，李约瑟感到很可笑。因为读完这卷书，读者自有定论，他们的说法将会不攻自倒。
李约瑟用详实的史料证明，中国早在公元前１４世纪的商朝就使用十进制数，而且在他们的书写语言中就已经对１０的倍数有过不含位值成分的符号。而且作者推测西方十进制出现较晚的原因是因为用字母来记数，“在那些用字母来计数的地方（如印度、以色列、希腊和罗马）， 总是强烈地倾向于把字母用完，而不仅仅用到９，可是，在用会意符号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 也就是中国的方块字促进了中国十进制的形式。因为算盘的应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精于包括分数在内的四则运算。而且，在算盘上用空位表示零，这种做法也是中国人的发明。中国人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已有负数的概念，这个认识不仅比欧洲人早，也比印度人早。关于圆周率，３世纪刘徽算出３、１４１５９，这已比希腊人先进，到公元５世纪初，祖冲之父子算出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到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这个准确记录曾保持千年之久。
至于解高次方程，“ 早期希腊和印度的数字对高李约瑟传 １０３次方程的解法似乎很少甚至没有贡献”。 而解高次数字方程求根的近似法一直被称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数学贡献。中国数学家王孝通在公元前７世纪就第一个实际上解出了三次方程，比欧洲早６００年。
中国人的另一个重大的贡献源于《易经》。《易经》是二进位值制的前身。而二进制的“开与关”设计是现代电脑运转的基础。
李约瑟ＳＣＣ第３卷数学部分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不仅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数学史家毫无根据的结论，而且全面、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对世界数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数学部分的出版受到了数学史家的重视。中国数学史家热情赞誉了他的工作，同时也指出了个别疏漏及差错。但，不容置疑的是，李约瑟的这本书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果，他孜孜不倦地挖掘着中国古代文明的“金矿”， 数学之后，便是天文学和地学了。
天文、气象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李约瑟传 １０４们有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种最没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弗兰茨屈纳特（ＳＣＣ第３卷首页）
对于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在这个农业国家里，历法是由皇帝颁布的，并由效忠于他的臣民加以奉行，这是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已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条连续的线索。与此相应，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它们和炼丹术这类东西不同， 后者被看作是典型的道家“邪说”。人们说得好，‘ 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 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不是热爱真理的人；只不过在他们看来，用高度理论形式和几何形式来表达天文现象（这是希腊人的特色）是李约瑟传 １０５不必要的。 除巴比伦的天象记事（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以外，从中国的天象记事可以看出， 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之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后面我们将谈到，有很长一段时间（ 约自公元前５世纪至公元１０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家在许多场合（ 例如对慧星，特别是哈雷慧星重复出现的记载），却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良好的结果。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关于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现，这对于现代宇宙论是很重要的，而中国关于这些星的记事包括从伊包谷到第谷的整个期间，在这期间内，世界其他地区对于天上有时会出现“新星”这一事实，还是一无所知的。在其他方面，例如对于太阳黑子（日斑），中国人早已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欧洲人则不仅不知道，而且由于他们在宇宙论上的成见，也不能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这一切在人类认识天象的历史上都是不小的贡献，而且这一贡献也并不因为早期的观测常起因于相信天象与国家大事有关这一事实而失去其价值。占星术在欧洲毕竟也一直延续到开普勒的时代（ 虽然是以较少的个人形式存在），甚至到１８世纪还没有完全被抛弃。此外，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总的论断，即中国天文学同中国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经验主义的根本特点，李约瑟传 １０６那末，对于天体力学等学科，至少就可以不必苛求了。不仅如此，当１６世纪末到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 这保存在他的谈话纪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 却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现代化一些。
在引言中，李约瑟进一步引用了马伯乐（Ｍａｓｐｅｒ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天文学出现得很晚，是我们能考察其整个发展过程的唯一的古代天文学。按照巴比伦的碑铭，巴比伦的天文学在公元前２０世纪末期已经达到了比较发达的阶段，而中国天文学则直到公元前６世纪或５世纪还没有产生（李约瑟在第二十章中，援引董作宾的考古发现，推翻了马伯乐的结论 ）其形式很原始，没有计算、测量和正规的观测。据此，马伯乐推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完全没有受到巴比伦的影响。随后，李约瑟赞同马伯乐中国天文学特别依赖于天文仪器的进步的说法。但李约瑟认为他们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数学长期落后所致这一观点发挥得过了头。李约瑟认为，中国天文学是吃了数学的非几何性质特点的亏，这种说法比较令人信服。
李约瑟在天文学中分为十一节。一、引言；二、名词术语的解释；三、文献概述；四、古代和中古代的宇宙概念；五、中国天文学的天极和赤道特征；六、李约瑟传 １０７恒星的命名、编表和制图；七、天文仪器的发展；八、历法天文和行星天文学；九、天象记录；十、耶稣会传教士入华时期；十一、结语。
在结语中，李约瑟总结了中国天文学的贡献，主要为以下几点：
１、中国人完成了一种有天极的赤道坐标系，它虽然和希腊的一样合乎逻辑，但却显然有所不同。
２、中国人提出了一种早期的无限宇宙概念，认为恒星是浮在空虚无物的空间中的实体。
３、中国人发展了数值计天文学和星表，比其他任何具有可与媲美的著作的古代文明早两个世纪。
４、中国人把赤道坐标（本质上即近代赤道坐标）用于星表，并坚持使用２０００年之久。
５、中国人制成的天文仪器一件比一件复杂，以１３世纪发明的一种赤道装置（ 类似“改造的”黄赤道转换仪或“拆开的”浑仪）为最高峰。
６、中国人发明了望远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和一系列巧妙的天文仪器辅助机件。
７、中国人连续正确地记录交食、新星、慧星、太阳黑子等天文现象，持续时间较任何其他文明古国都来得长。
之后，李约瑟又批评了一种错误观点，“ 希腊人李约瑟传 １０８天性长于探索 —— 不仅想知其然，而且想知其所以然”。 而中国人恰恰相反。李约瑟指出，中国天文学是缺少希腊人的天体运动几何表示法、阿伯人用在体视投影上的几何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物理天文学。但探索事实的原因，并不一定非几何或力学概念不可。中国人对于这种解释不曾感到需要；他们认为在整个宇宙有机体中，作为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各按其性质循着自己的“道”去运动，而这种运动可作本质上“非表现性”的代数学方式去解说。……如果说中国的天文学同中国所有科学一样基本上是属于经验性和观测性的，那末，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取得西方那样的成功，可是也没有像西方那样造成理论上的极端化和混乱。显然，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位置，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所给与它的重要得多。
在气象学部分，李约瑟首先指出气象学含义的历史变化。指出近代的含义，气象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气候、天气以及地球大气层中出现的一切现象，包括潮汐现象在内。中国文献中虽然没有与亚里土多德《气象学》在研究范围上相比拟的典籍，但中国人在气象学的某些计量方面长期以来走在西方的前面，保持较完整的记录，其时间也长得多。至于对潮汐的了解，他们有时也大大胜过欧洲人。这章中，他简单地叙述李约瑟传 １０９了中国人在温度、降水、虹、幻日和光学奇象，风和大气、雷电、北极光、潮汐等方面的贡献。但由于这章写作年代早，中国气象学方面研究又不够深入，所以这章在内容和详略方面都有欠缺。一些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此都提出了商榷。
ＳＣＣ 第３卷的地学部分共有四章。一、地理学和制图学；二、地质学；、三、地震学； 四、矿物学。李约瑟对中国古代主要地学成就作了一个总结。这卷具有资料丰富、实事求是、中西对比研究、以古论今的特点，为古今学者所称道。
李约瑟传 １１０
十六、对中国火药、医学、炼丹术的浓厚兴趣
李约瑟的巨著ＳＣＣ ７卷３４册。有的尚未出版，有些没有中译本。我们就扼要地对李约瑟钟情的中国医学史、道学修炼丹史及火药火器史作个介绍。在这三方面，李约瑟和他的助手们曾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中国医学史
ＳＣＣ 第６卷第３、４分册，主要是介绍中国传统医学：解剖学、生理学、临床各科及制药学、免疫学和针灸疗法。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
对于中国医学，李约瑟说到：现在有许多人一想到中国医学，就觉得那是一种荒唐、陈腐、莫名其妙、类似‘江湖医术’的东西。实际上，这样看待中医真是大错而特错。必须指出，它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文化产物，中国文明的复杂深邃丝毫不逊于欧洲文明。中医理论保留着中古形式，但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决不可等闲视之。正如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领先。例如６１０年，巢元方编纂了《诸病源候论》， 不涉及治疗，专对疾李约瑟传 １１１病性状进行分类描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比费利克斯普拉特和托马斯西德汉姆早了整整１０００年。又如宋慈的《洗冤集录》（１２４７年）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一部法医手册，比奠定欧洲法医基础的福图纳托费德尔和保罗扎西亚的著作早得多。
李约瑟对中医评价很高。马伯英在《李约瑟和他的最后岁月》中指出“……常年吃点人参……他说是中国人参使他比家族中任何人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这确实不假，亲身体会，使他对中医评价很高。”
而在２０世纪初，西方医学界眼中，中国是一片黑暗，正是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不懈努力，才使中国医学在世人面前揭开面纱，展现其绚丽风采。
１９３９年李约瑟与鲁桂珍合撰《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第一篇中医史论文。鲁桂珍赴英前，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她跟随著名医学专家从事维他命Ｂ和脚气病等医学研究。她在上海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脚气病与维生素Ｂ１缺乏有关。由于他们对人类研究脚气病的历史感兴趣，两人便欣然合作。
他们研究发现， 早在战国时期，《 周礼 》一书“食医”的章节，（这是宫廷营养的记载）就有关于各种病因及治疗理论的记载，其中便有脚气病起因的记李约瑟传 １１２载，到汉代张机的《金匮要略》中，就有了许多关于各种营养缺乏症的生动记叙及有关方剂。唐代文学家韩愈最早提出脚气病出于营养缺乏。１４世纪元代饮膳太医著有《饮膳正要》一书，是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该书汇选了当时的本草著作及其他著名医学著作，以及他本人１５年任职御膳厨的经验而成。书中不但列举了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植物，还论述了烹调法和供膳法。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书中忽思慧还归纳了营养缺乏脚气的两种类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湿脚气”和“干脚气”，并提出主要补充含维生素 Ｂ１ 及许多其他类维生素丰富的食物疗法。
这篇论文的撰写拉开了两位博士研究中医学史的序幕。
两位博士对于中国医学的两大重要成就：免疫学和针灸疗法的研究是ＳＣＣ第６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免疫思想的起源，李约瑟这样论述。古代医者观察到没有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患两次天花，然而在流行区域，每个人都难逃此难。这便成了小孩或者有时是成年人必须闯过的生命的一个“关口”。 为了免于灾难，人们便在神佛面前祈祷，道士们须念一定的咒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道家医学家很自然地想到，如果人们能用人为的办法把这种疾病以非常和缓的方李约瑟传 １１３式徐徐“注入”病人体内，并保证它产生温和的侵袭，那么这位病人便会战胜疾病，或至少会顺利通过关口。在完全没有抗体形成和免疫概念的情况下，中国古代接种者却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他们用于种痘的天花病毒是８０％失去活力的病毒， 不可能使人感染天花。但这些病毒会刺激人体产生抗天花的抗体，并可在总体上协助免疫系统。
中国东晋时便有关于天花的记录。宋代《痘疮方法》是中国论痘的第一部专著。种痘技术起源于四川峨嵋山。在公元１０世纪，宋朝，隐居在峨嵋山山洞的道家炼丹家已掌握了天花痘菌接种技术。北宋时丞相王旦的长子死于天花，为其家人免于灾难，峨嵋山的道士才把接种术在京城推广开来。中国的种痘术先传到土耳其， 到１７２２年又传到欧洲。 这比西方真纳发明种痘术早１００年。李约瑟评价这件事情 ：“我的注意力不禁为以下的事实所吸引，就是：土耳其火绳枪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人痘接种防治天花的技术传注欧洲的时候。如果有人想举例证明中国文明造福全人类的和平性质，那么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事例了。”
１９８０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共同执笔的《中国神针：针灸史及基本原理》出版。
李约瑟传 １１４
这本书中用详实的资料，严谨地推断出中国早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就有关于生物体昼夜节律的医疗应用。现代医学实践证明，在一天不同时间中，疾病及症状的严重程度也有不同。对疼痛的敏感性在不同时间也有不同。这种“生物钟”理论早在周朝便有应用。针灸医师根据一年中季节不同和一月中日期不同的周日循环，来选择针灸穴位。
李约瑟和鲁桂珍叙述了针灸学所依赖的经络体系理论及其发展，他们对针刺的治疗和镇痛机制作了生理学解释。同时他们还论述了针灸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李约瑟批判了那种认为针刺纯粹是靠心理暗示的观点。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理论依据，但李约瑟认为中医理论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它们不太可能被证明或否定，不像现代医学，可以很确定地决定一个理论是对还是错。中医是一个“相对可信性”的问题。鲁桂珍认为，流行了２０００年之久，为数亿人民所接受的治疗方法不可能不具备生理学和病理学基础，而非仅仅是心理作用。再者，针刺术早已是兽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兽类身上，心理暗示理论毫无用武之地。李约瑟相信，针刺术的科学基本原理一定能建立起来。
这项发现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在中医史研李约瑟传 １１５究中，鲁桂珍的一个发现值得大书特书。它使人们对中医药学产生了由衷的敬仰。鲁桂珍在披阅《本草纲目》中关于人体自身物质中提炼药物时，发现某种制药过程使用人尿数量达６００加仑之多。她与李约瑟深入研究后发现，早从北宋初期起，中国人便可从尿中提炼激素。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现代科学的有机化学结构式等一无所知，然而依靠谨慎操作，使用经验的方法，但的确得到了激素，并付诸应用。
李约瑟与鲁桂珍还发表论文，不仅论述了中国的医学典籍，介绍中国古代医学家、医药史、解剖学史，而且撰文介绍中国医学对阿拉伯及欧洲医学的影响。
炼丹术
炼丹术是ＳＣＣ第５卷的重要内容。第２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第３分册研究外丹的发展与早期的化学史，由李约瑟、何丙郁和鲁桂珍执笔；第４分册比较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席文共同执笔；第５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由李约瑟和鲁桂珍执笔。
ＳＣＣ 第５卷的中译本尚未出版，但其基本思想却李约瑟传 １１６屡见于李约瑟的其他论文，就此我们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李约瑟对中国的道教一见倾心。为此，他给自己取姓为李， 以与道家鼻祖老子李聃同宗为荣。（他给自己）取字丹耀，丹是道家炼丹的结晶， 同时又与李聃之名同音。丹耀意是灿然的金丹。取道号为“十宿道人”， 意思是约瑟道人。后来又给自己取了新道名“胜冗子。”据他自己解释，“冗”是混乱复杂的事物，“胜冗子”的意思是“克服混乱的能人”。 他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要战胜误解、错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 后来，胡道静评价说，《老子》１６章曰：“致虚极，守静笃口万物并作，吾以观其长。”其结果是 ：涣若冰将释，“胜冗子”只能是道家之一子，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家。
李约瑟对道家的热爱从这里可窥见一斑。
李约瑟认为道家的基本思想便是长生不老。道家的信念在于通过植物、动物、矿物以及所有化学知识，制出丹或药，延长生命，从而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都返老还童。以至真人能够长生，最终获得永恒的生命，并以飘渺的身体上升到仙界成为仙人。这是道家躯体不朽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人走向极端。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一意孤行，合成了各种危险的丹药，含有李约瑟传 １１７金属元素和其他元素（汞、砷、铅等，以及金），这些丹药会给那些坚决服用的人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实，道家完全可以避开这些危险，因为他们还有其他许多技术来寻求躯体的不朽，食疗、气功、导引、房中术、日光浴和打坐。利用所有这些技术，他们能企冀跻身于天地万物主宰之列，或者变成仙人；他将是不朽的、清净的、飘渺的和自由自在的，他能像清风一样的徜徉于高山丛林间，消磨永恒的光辉，享受着与同样光明喷薄的同伴为伍的乐趣，带着常新的光环，任凭四季更替。
对于中西炼丹仪器，李约瑟曾对希腊、中国和印度的３种不同型式作了仔细比较，中国式蒸馏器起源十分古老，不可能从外域传入。而印度的蒸馏器介于中国和希腊之间。它与中国式一样具有冷凝装置，但不位于蒸馏头端，同时它具有希腊式一样的凹面而不是凸面的蒸馏顶盖。这个发现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对第５分册内丹术，何丙郁作了一个精彩的书评。
欧洲的炼丹术不只是一种在实验室内操作的工艺，而且还有人将它解释为一种神秘的、象征性的、基于道德的心理活动。而中国的炼丹术有“外丹”和“内丹”之分，前者属于早期实验化学的范畴，至于后者，李约瑟传 １１８少数略有探索的西方汉学家曾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它可能和西方炼丹术的心理活动有雷同之处。著名的心理学家容克认为，欧洲炼丹术的主要作用目标是通过实验室的操作在心理上起一种纯净本身灵魂的象征性作用，因而低估了炼丹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工艺的诞生及现代化学的重大贡献。有人认为中国的炼丹术亦不过如是。
李约瑟对以上两种见解并不苟同，他确认中国炼丹术中的“内丹”基本上是一种“生理”的，而不是“心理”的活动，而且发现“内丹”包含有早期生物化学和内分泌学的成份。他在书中指出：将“内丹”和西方的“灵魂化学”视为同出一辙，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为了处理一些和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李约瑟用了几个新名词来翻译中文的专门术语……５分册虽然是化学篇，但它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医药学有共通之处。
李约瑟在解释“内丹”是一种生理化学活动后，又对内丹的历史和各种不同的修炼内丹的方法作了介绍，例如服气、唾液和精液的运用、房中术、身体的运动和按摩、静坐和存思、光学医疗法等。中国的生理炼丹药引致尿固醇和蛋白质内分泌的产生。李约瑟在书中就此写道 ：“（中国的）内丹成为世界早期生物李约瑟传 １１９化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件事。”
第５分册中，还记载了鲁桂珍的两项重大发现。一是她发现１７世纪孙一奎所著《东水玄珠》一书，书中阐发了修炼“三元”（精、气、神）的整套理论。二是鲁桂珍在披阅《本草纲目》中关于人体自身物质中提炼药物一章时，惊奇地发现古代中国人虽然对现代科学的有机化学结构式等一无所知，然而领先谨慎操作，使用经验的方法，得到了激素，并付诸应用。
１０年间，这４大册评述中国炼丹术的巨著的出版，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好评。李约瑟对炼丹史的研究是史无前例的，这套书是第一本系统探讨全部现有的炼丹术文献的书籍。
火药
１９８７年，ＳＣＣ 第５卷第７分册火药与火器史出版。
李约瑟对火药及火器史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援华期间，他便开始搜寻这方面的资料，并在王庄结识了王玲，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这部分的撰写花费了他近６年的时间。虽然他的合作者们一致认为，初稿本已不错，他不该在这方面再耗费四五年时间，况李约瑟传 １２０且他还必须利用有生之年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部分，然而李约瑟因兴之所至，竟越写越起劲。
李约瑟经研究发现，火药武器的发展无疑是中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火药的发现与道家炼丹密切相关，火药的最早记载即出于《道藏》中的《真元妙道要略》。该书列出道教炼丹士慎勿从事的３０件事，其中之一 ：“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 也就是不要把硝和炭、硫、砒等混和。如果这样做了。弄不好手会被烧伤，脸被灼伤甚至房屋会被烧毁，这项记载出于公元８５０年。自此，火药便迅速发展起来，到９１９年火药已用作喷火器的导火线。１０３０年，火药已用于炸弹和榴弹之中。“ 这样我们现在可使中国最先发明火药的久已称著的证据大白于世。看来很明显，西方缺乏硝石必定是对这项开发事业的限制因素”。
对于火药发展史中火药配方问题，李约瑟和鲁桂珍认定《武经总要》中的３个配方是最古老的配方。《武经总要》为宋初１０４４年曾公亮编。而欧洲在１３２７年，或在１２８５到１２９０年间，才第１次提及火药的配方。
李约瑟还对《武经总要》中这三个配方交给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实验，以观其效。他在研究后发李约瑟传 １２１现，火药中硝的成份是逐年增加，最后逐渐上升到７５％到８０％，达到理论上的最佳点。另外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１４、１５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书籍中得到的资料看，硝、硫、炭的成份的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这说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实验。而阿拉伯及欧洲的最早记载中， 这两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份为７５％左右。看来，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知识也随之传入。
公元９１９年中国五代时期，使用猛火油或石油的火焰喷射器的出现，标志着火药开始用于战争。后来迅速进入火炮阶段，使用弹力抛掷器抛掷火药包，及宋代，已发展成炸弹式的火炮。火箭的发明则晚于火炮，它在１３世纪开始用于战争。
李约瑟还对火器传到西方世界的途径作了三种假设。
他纠正了关于火药阴暗面的错误观点，指出火药不仅用在战争中，在和平技术中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首先发明人类所知的最早的化学炸药有以下十分重要的两个意义。第一，它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成就。黑色火药并不是工匠、农民或石工的发明，它来自道家炼丹家的系统的研究。李约瑟传 １２２……最早的爆炸混合物是在希望长生不老药的鼓舞下，系统探索大批物质的化学和药学性质的过程中产生的。第二，在黑药火药的史诗中，还有对这种在社会上有破坏性发现的另一种。这种情况在中国无论如何总可以从容对付，而在欧洲则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从莎士比亚时代起的数十年，实际上数百年间，欧洲历史学家已承认，１４世纪臼炮的首次轰鸣敲起了城堡的丧钟，因而也敲响了西方军事贵族封建制度的丧钟。李约瑟传 １２３
十七、“欧洲中心论”的否定
十九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在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武断地把科学看作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以致于长期以来，学术界“欧洲中心论”一直占统治地位。尤其在《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赤裸裸地表白 ：“只有在西方才出现过具有普遍意义和确定性质的文化形式。” 当时，即使中国人也极少写自己的科学史，这个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１）在传统的学术界里极端重视文学研究，而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科学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的，也没有感到写一本科学史是非常有意义的。（２）现代中国自然科学家有他们一定的不利条件，他们一开始便由于必须掌握至少一种欧洲语言而耽误了几年，之后又忙于赶上最新的发展，以致他们没有很多时间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科学史。（３）有些中国人最初曾被欧洲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所迷惑，以致认为造成这种优势的欧洲科学技术传统似乎是无可匹敌的。真的，把科学称之为“西洋科学”。 就连中国人也觉得中国只有发达的人文科学，而自然科学则都源于欧洲。５０年代初，爱因斯坦的一封信更助长了这种风李约瑟传 １２４气。他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１９６１年７月，牛津大学召开科学史讨论会。国际著名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济济一堂，讨论科学改变的构造问题，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智力和社会条件。会上，李约瑟批判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种观点，他指出 ：“非常遗憾，这封肖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却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 他对中国、古印度、 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李约瑟又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以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不论西方的科学史家怀有什么个人偏见，都必李约瑟传 １２５须承认１５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近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主义的衰落与消亡，就无法想象这一切。我们好像是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处在一系列变化中，对这些变化的分析还几乎没有开始。
在第二届科技史大会上苏联科学家赫森的研究方法震撼了李约瑟。从此，将科技的发展同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状况联系起来，就成为李约瑟的基本研究方法。他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 处在一系列变化中”。分析科技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论证历史上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曾远远领先于西方，近代中国社会阻碍了科技的发展，不仅给“西方中心论者”当头一棒，而且证明了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聪明富有智慧，中国的发展也似乎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盘西化。
李约瑟传 １２６
十八、中国科技的“李约瑟难题”
８０年代以来，科技史界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李约瑟难题”成为一个席卷全球的争论热点。李约瑟辛劳半生，著ＳＣＣ二十几卷，其目的便是解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之谜，所以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早在李约瑟抗战援华期间，在湄江谷地的浙江大学——抗战时第六次迁移所在地，李约瑟便与浙大的科学家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１９８２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又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专题讨论会。１９８６年５月第４届中国科技史国际讨论会在澳大利亚举行，会上举行了“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革命”的专题讨论会。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竺可桢、冯友兰、李达、费正清、王亚南、格雷厄姆、中山茂、薮内清等中外学者都各抒己见。“横看成岭侧成峰”， 有的从中国的官僚政治制度上寻求依据，有的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上来“望、闻、问、切”寻找症结。
多年来，科技史界拭目以待ＳＣＣ第七卷的出版，这是全书的结论，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回答。然李约瑟传 １２７而，李约瑟博士已乘鹤而去。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半个世纪的辛勤劳作，他在天国是否会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虽然，第七卷还待后人去完成，但李约瑟对这个问题已有了结论。
早在１９４４年，李约瑟便撰文指出，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中国有两个原因。
一是在哲学上，中国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建立一种适合科技发展的自然论。
二是中世纪以来，中国的发现纯粹以实用为目的，只能算作经验科学，而不是理论科学。
此外，他又从地理、气候、社会和经济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重点指出“亚细亚官僚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到了１９６９年，李约瑟出版了《大滴定：论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将它“ 献给——阐释者、核校者、求证者的鲁桂珍”。 大滴定是生化学上的专用术语，比喻文明对东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同时出版的有《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四海之内出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又一次表达了李约瑟天下大同的理想。这两本书都是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文集”。
他的研究方法值得一提。他没有遵从西方科技史李约瑟传 １２８家的成见，从东西方学者个人智慧找差距。他认为，必须在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对比中才能得出结论。
他认为，现代科学只能在西方伽利略时代诞生，原因如下：
一：在地理上，欧洲是多岛地带，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而此传统则是以海上贸易，以及统治小块土地的贵族武士为基础。
二：十字军运动的发生，使欧洲人得与东方的阿拉伯人接触、贸易，因而促成都市的兴起，产生了市民阶级，继而产生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
三：都市的发达使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趋于解体，宗教改革则使教权及贵族的基础瓦解，而市民阶级所累积的财富与知识，更增进了它的地位和野心。
四：由于土耳其人与埃及回教徒阻碍了西方人的生意之路，使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交通线。
同时，他提出了现代科学未能产生于中国的四个原因：
一、在地理上，中国是一块紧密相连的大陆，自公元前第３世纪以来就是统一的帝国，后来虽有内战、改朝换代及外敌入侵等激励变化。但其社会生活之基本方式一直保持相当的稳定，而表意文字系统则将整个民族凝结起来。此外，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植李约瑟传 １２９物、动物，人口又多，自给自足，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大体上只作偶然的探险，根本不关心远方地土，因此中国人较重视农业，轻视商业，而几乎没有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观念。
二、就水文学而言，中国属于季风区，其降风情况当然极端富于季节性，且年年发生变化，因此对于灌溉、防洪、贮水的工程建设有特别的需要。为了将大量人力集中于水利工程建设，就产生了官僚制度，打破了封建诸侯的领土，而将统治权移向中央政府。
三、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一方面阻止了封建制度之死灰复燃，一方面则将重要的工业、工程与商业国有化，同时对商人采取压抑的措施。另外，２０００多年来的取士制度，把全国的精英都网罗到“国家”这方面来服务。大家认为士绅阶级前途光明，若想出人头地，非得做官不可。这种情形一普遍，资本主义就难以发展了。
四、在官僚社会中，商人可以发财致富，但绝对没有安全保障。他们得遵守禁奢令，不正当的课税与政府的干涉可以剥夺他们的财富。此外，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精神目标。因此，中国的商人不能拥有像文艺复兴时欧洲商人所拥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就使中国无法发展充分的资本主义，从而抑制了现代科学的李约瑟传 １３０生长。
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李约瑟一再强调，对于研究“难题”的答案，“ 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注意到孕育出商业的及工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欧洲贵族军事封建制度，与中古亚洲所特有的其他形式的封建制度（如果确实名副其实的话）之间的某些根本差异。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找到某种与欧洲充分不同的东西，从而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难题”。
自《大滴定：论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和《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李约瑟又多次发表论文，演说，补充其新观点。
一、７０年代，李约瑟提出“恒温器说”理论，来解释中国科技在中世纪缓慢但稳定进步的情况。恒温器能够在外界影响之下，永远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中国的发明创造有很广泛的用途，而这些用途始终融化于稳定的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有许多自发和类似人体自控的机能，这正好与欧洲内在不稳定性相反。中国从公元前３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农业生产、丰富的资源、方块字等以及独特的行政传统等等维系着中国的动态平衡。
二、不同性质的封建制度，不仅导致了科技的不李约瑟传 １３１同发展，而且许多世纪的熏陶造就了不同的国民性。１６、１７世纪中国是官僚集权的封建主义，疆域辽阔，当时的种种发明也都当为管理领土而生。而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则是建立在贵族主义和军事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能够应运而生，导致商业界和金融界有能力操纵国家的命运，促进了文艺和科学的复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则严重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三、与近代缺乏“理念科程制”有关。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说过：理性的科程制是产生科学的基础，而中国从未有过科程制的理念。所谓“理念科程制”是一种理性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在结构中尊卑礼从是在一定理性的基础上演进，从而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制程序和制度。李约瑟赞同马克斯韦伯的第一句话，反对第二句。他认为唐、宋有相当理性化的科程制，科举制便是一例，只是到后来，理性的科程制才在中国消失。
总之，李约瑟认为，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有其经济、社会、知识、政治各方面原因。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事情，一有都有，四种事情前后发生，李约瑟传 １３２彼此关联。探索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诸多因素，可为分析中国没有产生提供借鉴和对照。
李约瑟本人经常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合作事业，第７卷也不例外。第７卷由凯利斯鲁宾逊编辑，预订３分册，分别从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７卷的合作者中，有中、美、加拿大、波兰学者；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中国逻辑史学家、文学家等等。阵容如此强大，虽然李约瑟已离开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第７卷不久便会问世。
ＳＣＣ 结论部分没有最终与大家见面，但他的上述论点已为第７卷奠定了基础。中国学者何丙郁认为，李约瑟只有加入新的见解，才有可能作出结论，而这个结论与何的论文《论中国传统科技之盛衰》相去不会太远。那么，何丙郁的看法如何？
何认为，解答李约瑟难题，须从中国科学本身固有的障碍、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本国文化与邻国文化的交流３方面来说明。
１、中国人一贯厚古薄今，满足于中国古代建立的科学思想，即阴阳五行说和论断宇宙现象及变化法则的《易经》。这样，中国人不屑于进一步深入观察、仔细实验，以数学公式解答疑难。这自然是产生现代李约瑟传 １３３科学的一个障碍。
２、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及传统的影响。
（ａ）旧考试制度不重视科学项目， 学者只需诵读经书，仿时作文，便可应试；（ｂ）勤练书法耗费时光，更无暇研究科学知识； （ｃ）中国人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中世纪崇拜亚里士多德的风气，以及宗教对科学思想的箝制，但中国人以崇古为美德，每有发明，便冠以古人名字增加身价， 发明者的姓名， 反而被埋没；（ｄ）工艺技术和医药处方， 虽然屡有发明，但也世代单传，父子师徒，一代传一代，偶然中断便会失传；（ｅ）１３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 对于汉人文化学术不感兴趣，更不用提科学技术，这样中国的科学一落千丈；（ｆ）天灾内乱， 使包括科学和工艺方面的典籍频频散失；（ｇ）地势隔离， 使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受到影响。
３、中国官僚制度下，官民对立关系为基本矛盾，在此制度下编织其中的儒家思想、门阀观念、科举制度等等，都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何丙郁指出，传统观念与西方科学思想的差异在于一个“数”字。欧洲科学革命时期，数学和数字学、天文学和占星术已分道扬镳，但中国传统的数学没法脱离术数，传统天文、律历、地理也没有和李约瑟传 １３４术数脱离而走向现代科学。
李约瑟半个世纪以来，潜心研究，努力求解这个难题，其目的便是要证明“人类生活中包含着各种办不了的经验，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互相排斥：即使在方法上互相矛盾，彼此还是可以解释的，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能达到绝对真理，不要认为某一范畴是唯一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只要全面地体验所存的范畴，才有可能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说，西方由于气候、地理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能够发展近代科学，使人类能够把宇宙知识融合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摆脱自然界许多束缚，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境界。而中国人曾经在许多方面，在思想和实验工作方面都作了开端，但没有得到发扬。虽然如此，这两种经验形式仍然各有利弊，西方文明能带来科技的发展，但它不能给世界带来孔夫子的仁义或道家的和平。中国人的有机论哲学，中国文明的灿烂成果同西方科技一起足以建造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好世界。
对于研究科技史的意义，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何丙郁的一席话道出真谛。他认为，研究现代科技的人们需向前看，但也需要朝后看，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重温科技发展的经验，避免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约瑟传 １３５同时，科技史的研究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人类的历史讲战争，讲人类相互残杀，讲政府的兴衰更迭。历史书里很少注意和平的、建设性的事情。科技的历史就是讲这样的事。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科学与文学之间有一条鸿沟。而科技史正是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桥梁。我们可以用科技史把许多国家联系起来，我们将会发现，人类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
正如李约瑟所言：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垄断过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世界各国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灿烂的现代文明。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而且，世界只有一个，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末，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
李约瑟传 １３６
十九、恋华情结
李约瑟是时代的巨人，如果逐年逐月记载他的生平，完全可以开一个很长的清单。那么，这些繁杂冗长的大事小事反而会湮没这位伟人的光辉。也许是这些灿烂的事迹掩盖了他作为科学家的血肉之躯理应具有的凡人的人格风采。所以，从以下几方面作些介绍，即使难免偏狭，也希望读者能以一斑窥全貌。
１９５８年，与李大斐、鲁桂珍第３次访华；
１９６４年，与李大斐、鲁桂珍第４次访华；
１９６５年，发起成立英中了解协会，任会长直到去世；
１９７２年，与鲁桂珍第５次访华；
１９７８年，与鲁桂珍第６次访华；
１９８１年，与鲁桂珍第７次访华；
１９８４年，与鲁桂珍第８次访华。
李约瑟对中国文化“一见钟情”， 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以致于改变了他著名生化学家的道路，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史权威；抗战期间他在战火中顶酷暑，冒严寒，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科技发展；在严酷形势下，他顶风破浪来到中李约瑟传 １３７国调查细菌战，关键时刻站在正义一边，用行动塑造了一位正直科学家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一般给中国人民予以支持，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为正义、真理与和平而斗争。
这些，前面均已作了详细的论述。
５０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发动反华思潮，贬低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就。而李约瑟在１９５８年第３次访华后，撰写了《１９５８年在中国的考古旅行研究》发表在英国《古代》杂志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高度评价。在旅行中，他还写诗撰文，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他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石窟朝拜时，留下如此篇章：
……
如今晨曦初上，沙漠中孤独的旅人，
像古代一样，依然听到莫高窟的钟声。
但是这钟声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新生，
他们一切都有保障，不再为生活的必需担心。
就这样，我告别了千佛洞，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回来，会回来，
回到这世界的中心，
李约瑟传 １３８
和璧璧脱一起，在屏帏后面，
分享珍贵的果实，世界的持久和平。
到了６０年代，新中国面临着巨大考验，三年灾害、中苏两党分裂，中国在国际反华浪潮中处境维艰。这时的英中关系也无例外地恶化。这使英中友好协会内部也出现分歧。英中友好协会是李约瑟在１９５０年发起的民间友好组织。李约瑟任会长、协会主席，英共党员乔克主持国际对外事务。这时候，围绕是否宣传中国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观点问题，友协分为三派：一派力主宣传；一派拒绝宣传；一派认为可以，但不要主动散发，有人索取时可发给他。
到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在李约瑟因故缺席的情况下，友协通过政策声明，认为友协只应进行英、中两国文化交流，而不宣传讨论中国有关共运问题的观点。
在这期间，李约瑟无奈之下，与一些志愿相投的学者出版了一种名为《传单》的宣传品。在李约瑟的多方努力下，《传单》发表多篇文章， 多方面介绍了中国国内与中外关系上重大问题的客观事实，以帮助英国人民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到１９６４年５月，李约瑟在友协１４次年会上和解无效，友协面临分裂的危险。
李约瑟传 １３９
正在此时，中国又邀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科学家赴京召开“北京科学研讨会”， 以显示第三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力量。７月，李约瑟夫妇、鲁桂珍与其他几位科学家以英国访华小组名义，应邀来到中国，受到各届人士的欢迎。在各地参观过程中，李约瑟又热情讴歌了中国文化传统、祈求世界正义、仁爱与和平。
在西安碑林，李约瑟又留下诗篇：
……
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
起战争。
……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
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
“阴”和“阳”完全对称，
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百川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李约瑟传 １４０
从各地访问归来，李约瑟一行回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庆典盛况，反映出来的中国在经济和建设欣欣向荣，现代科学成绩斐然，国防力量强大，一切都使李约瑟心情激动。
１０月３日，李约瑟一行结束访华。
回国后，英中友好协会最终分裂。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５日，“英中了解协会”成立， 李约瑟任会长。发表了题为《友谊的芬芳》的演讲，这篇演讲不但是英中了解协会的目的和宗旨，也是英中人民交流的目的和宗旨。
……
总起来一句话就是：英中两国人民必须更好地相互了解。我们要了解当前世界的事务，就必须对中国人在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观点有所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消除一切成见，克服思想上的障碍，但同时也要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满怀同情的批评。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它和政治却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并使大家知道，中国人对自己是怎样想和怎样说的；尤其我们要记住，他们正在建立的那个社会是以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为基础的。我们一切活动李约瑟传 １４１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的，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国际了解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英中了解协会遵循这个宗旨，为英中两国思想文化科技交流，为英中两国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６６年， 中国爆发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文化的浩劫。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被下放、被监禁，中国科学界处于瘫痪状态。１９７２年，李约瑟在中国的“评法批儒”高涨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偕夫人及鲁桂珍访华。他看到中国的混乱、朋友的劫难，心情十分沉痛。
回剑桥后，一天剑桥收到一期中国的医学杂志，整期几乎全是政治性的，只是在最末一篇有关于眼科针灸的论文。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回答 ：“有一篇文章不是比没有好吗？”
李约瑟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况且是对中国？他从来不对中国政局发表任何批评，只是对他的中国朋友的处境感到很忧虑。
１９７６年，天灾人祸接连降临神州大地。中华大地在这一年间失去了三位领袖人物，周恩来总理，李约瑟传 １４２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大地震，神州大地阴霾重重，举国上下笼罩着重重的悲哀，中国的前途又如何？这时“四人帮”却趁机兴风作浪，企图篡权。１０月“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着第２次春天。
１９７８年５月，李约瑟偕鲁桂珍第６次访华。在访问中，李约瑟看到全国人民正从灾难中振作起来，迎接光辉的未来。正如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发言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回国后， 他在英中了解协会年会上， 作了题为《中国科学界现状》的报告，又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科学在中国的新生：反知识分子的“四人帮”的兴起及覆灭》。 不遗余力地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相互友谊与了解而奔波操劳。
因为他对促进中英两国友谊所做的杰出贡献，因为他半个世纪来孜孜不倦地写下了《中国科技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生动阐述了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历史贡献，经国际小行星组织批准，１９９０年，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所发现的４颗星星之一命名为“李约瑟星”（国际编号：２７９０）；１９９２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亲自授予他“御李约瑟传 １４３前顾问 ”的特殊勋位， 以表彰这位中西文化之间的“架桥者”； 他在荣获１９８３年中国国家科委、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博士和该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学衔之后，他又在１９９３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李约瑟传 １４４
二十、科学家的婚姻
有一句老话：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李约瑟身边有两个默默奉献的伟大的女人，他的成功自然不足为奇。
１９２４年，李约瑟与同学多萝西玛丽莫伊尔（汉名李大斐）结婚。李大斐是诺贝尔奖得主霍普金斯的高足，研究生物蛋白质的权威。１９４８年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李大斐虽然自己也是生化界权威，但她首先是李约瑟的温柔贤良的妻子。所以，即使在剑桥， 她只能担任“助手”工作（剑桥规定，夫妇不可以同时在大学任职）， 她也没有接受别的学校聘她为讲座教授的邀请。两位大学者志同道合恩爱无比。同去旅游，工作与娱乐水乳交融，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合作发表了许多论文。当李约瑟由生物化学转向中国科技史时， 她毫无怨言， 并且给予鼓励与支持。在ＳＣＣ 第１卷与第２卷序言中李约瑟多次提到 ：“除了王铃先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非常友好而极为认真的同事们以外，在至今还活着的人的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曾经在本书出版之前逐字逐句地阅读过本书各卷，这就是我的妻子多萝西尼达姆博士。因此我应该向李约瑟传 １４５她表示由衷的谢意。她为本书改正的地方不胜枚举，至于在写作本书的漫长岁月中她所给予的鼓励，决不是普通的言辞所能恰当表达出来的。” 李约瑟抗战援华期间，李大斐作为扩充人员时第一个应聘者来到他的身边，一同多次作长途旅行。他们之间纯洁真挚的感情让世人羡慕，而李大斐一贯是李约瑟“积极的、坚定的、不声不响的支持者和忠实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