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日本海军运输舰甘丸。它抛锚在这里是因为正在准备组织陆战队换乘，强登虎门炮台。
其实，当时日本军队在广州方面的兵力并不多，能够用于陆战的海军陆战队不足千人。假如从兵力上计算，和广东地区的中国陆军相差几十倍。因此，日军并无攻占广州的作战计划，主要目的是封锁珠江海口，断绝对中国大陆的海外运输和援助路线。日军最初采取的作战方案是夺取万山群岛，封锁广州海口。然而，广东进出口多经过中立的香港，而且万山群岛海区面积过大，日军兵力不足，整个封锁线如同一只大型的漏勺，效果极不理想。
为了真正达到封锁的目的，日本长谷川清海军中将指示华南的第五水雷战队调整部署。日军很快发现，实现封锁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攻占虎门要塞。因为虎门要塞正当珠江咽喉，所有广州向海外的水路都必经虎门，假如将其攻占，整个广州海口的运输线就完全被关闭。
即便如此，陈策部下的虎门守军也有两千以上，远超日军。不过当时中国军队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低劣，即便以多打少，也常常难以招架精锐的日军。当时的战力推算，基本是六名中国政府军士兵可以抵挡一名日本兵，所以，日军指挥官原显三郎并不认为自己兵力不足。
眼看中国舰队被击溃，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登甘丸运输舰，开始在虎门口外换乘小艇，准备登陆。关于这艘甘丸号运输舰，后来的报道十分模糊，中国方面的战报中称“击沉日本海军甘丸号运输舰一艘”。而日军方面只提到“运输舰一艘受创”。该舰到底是沉是伤，双方的结论并不一致。根据兄弟查到的资料，甘丸，石川重工制造，原为关西汽船公司班轮，排水量2,450吨，1937年被日本海军征用，改为运输舰。1943年在马绍尔群岛被美军潜艇凤尾鱼号击沉。
因此，甘丸在虎门一战中，应该是负伤，而没有沉没。值得一提的是，看日军舰艇的名称，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丸，于是有的朋友认为这就是某某号的意思。其实不然，丸，在日语中代表顺利、生意兴隆等含义，一般商船名字中常带有“丸”字表示祈福。所以，如果在日本海军舰艇中看到某某丸的字样，就表示这条军舰是由商船改造的，比如甲午海战中的西京丸，就不是海军原有舰只，日本海军的正牌军舰名称中，是不带有“丸”字的。
日军根本没有想到甘丸会被击中，因为当时甘丸停船的位置离虎门要塞最前方的大角沙角炮台还有一万五千米。根据情报，虎门炮台原有射程超过十五公里的重炮，但孙中山东征陈炯明的时候已经拆卸带走投入陆战，现有中国守军的火炮最大射程只有十二公里，而且按照常规应该部署在比较靠后的威远炮台。所以，十五公里是一个安全的距离。
然而，令日本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日军刚刚开始换乘，中国军队的炮弹就准确的飞向了甘丸，在它周围炸开一条条水柱。
原来，这射程十五公里的大炮，就是陈策安排的三条杀手锏之一，此人名字中带个策字，的确是老谋深算。
陈策经营虎门要塞多年，对自己的实力了如指掌，他名为海军中将，上了岸兵力连陆军小上校的一个旅都比不上，和日军硬顶自己是招架不住的。但他作战经验丰富，深知兵法中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道理，故此把最大的15厘米维克斯大炮和70%的兵力都部署在了第一线的大角、沙角炮台。取的是不足而示有余的道理。
然而火炮射程不足始终困扰陈策。当时兵工署在广州有一座制造大炮的工厂，因为准备持久抗战，正在迁往内地，来了个炮兵专家叫沈辛耕指导拆卸设备。陈策到德国考察的时候和沈有一面之缘，因此请他来炮台指点，沈是当时中国少有的炮兵专家，随即提出了十点改进意见，包括减轻弹头装药，特别是采用倾斜炮座改善火炮仰角的措施。实验证明非常有效，维克斯15厘米大炮的射程从十二公里提高到了十五公里，但这个秘密，连广州的余汉谋司令长官都不知道。日军几次进犯虎门，陈策都没有舍得用这十五厘米大炮，今天终于用上了。
炮弹飞到十五公里，本来准确性差些，但是日军过于托大，竟然让甘丸抛锚组织换乘，结果让中国海军打了死靶，虎门炮台守军根据炮弹炸点修订射击诸元，一颗15厘米炮弹正中甘丸舰首，接着又命中它的中舱，等待登陆的日军陆战队员死伤惨重。
甘丸舰长急中生智，下令砍断锚链，带着满船烈火逃出珠江口。我想15厘米大炮的炮弹减三装药可能是没能击沉甘丸的一个原因，否则一条商船标准的运输舰，如何扛得住如此重炮的打击？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4）
然而陈策得势不饶人，第二个杀手锏立即出手，大队长梁康年中校率领四艘鱼雷快艇风驰电掣般冲出虎门，直扑受伤的甘丸。
广东海军的四艘高速鱼雷快艇是陈策的宠儿，这是中央海军都没有的出色武器。1号、2号鱼雷艇是英制，航速40节，3号、4号鱼雷艇是意制，航速41节！都是三十年代的最新产品。相比之下，中央海军的四艘星级鱼雷艇则是1895年的产品，四艘湖级稍新，但也是1907年的老家伙了。
日军见状不妙，顾不得继续攻击负伤搁浅的肇和、海周两舰，掉头赶来迎击。夕张全力压制炮台火炮，追风、疾风则阻击鱼雷艇的攻击。
但是中国海军鱼雷艇速度太快，不顾干扰发射了鱼雷后高速返航。
广东海军战报称有一条鱼雷命中甘丸，将其击沉，而日军则没有击中的纪录。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比较倾向相信日军的纪录。这是因为广东海军使用的鱼雷艇比较特殊，为了追求高航速，它们采用无发射管的抛掷发射法发射鱼雷，因此在远距离上命中率比较低。采用同样艇型的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在上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也因为同样原因未能击中。相对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采用的管状发射器命中率就高得多，而国民党海军死撞南墙，到台湾以后研制的鱼雷艇还是抛掷发射。海峡内战中共产党一方的鱼雷艇战绩辉煌，国民党却寸功未立，这也未始不是一个原因。
尽管只是有惊无险，然而日军已经不敢继续实施登陆了，甘丸逃走，夕张还不甘心地继续和大角、沙角炮台展开炮战，试图捞回面子。
这时陈策的第三招杀手锏就出手了。
日军忽然听到头上传来隆隆的机声。抬头看去，却见中国空军的霍克战机已经凌空杀来。
中国抗战中兵种配合从来是一个大问题，陈绍宽的江阴大战从来没得到过空军的任何支援，其他战场上空军的掩护也总是姗姗来迟。唯独陈策这一战，空军来的迅捷及时。这是因为陈策在广东人脉深厚，大路条条没有他走不通的，战前他便和空军大拉关系。广东空军本来对陈有点儿忌惮，因为有当年击沉飞鹰舰的过节。结果陈轻袍缓带，雍容大度，自己掏腰包请空军官兵到香港开心（当年东江纵队的一本回忆材料里面对这个事情评价可是不高，称广东的海军和空军“沆瀣一气，到香港狂嫖滥赌”）。真实的情况谁也没见过，但是自此广东空军对陈策的确达到了一个电话就来的默契水平。
原显三郎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托大了，以为依靠第五水雷战队就能解决问题，放着龙骧、凤翔两艘航空母舰不用，让中国飞机来炸自己的巡洋舰！
日方自己的纪录是这样的：“立即停止了对虎门要塞的炮击，中止了炮战，全舰队沿珠江向外撤退，退向大铲岛锚地。中国飞机继续追击，先后发动四次攻击。（夕张舰）被近弹击中造成伤亡，但不影响航行。”
日舰被陈策的三招杀手锏搞得晕头转向，虽然取得了击沉肇和海周的海战胜利，却不敢在珠江内停留，匆忙逃往外海。
联合舰队认为原显三郎未能完全达成任务，广东方面中国海军的力量还很强大，必须加以扫荡。因此立即加派舰艇，由高须四郎中将指挥试图彻底消灭华南的中国海军力量。
除原有的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龙骧、凤翔）、第五水雷战队（夕张，第二十九驱逐舰队，第十六驱逐舰队）外，增调第一联合航空队（飞机79架）、第九巡洋战队（重巡洋舰妙高、轻巡洋舰多摩）、第二十三航空队（水上飞机母舰香久丸、巡洋舰五十铃等）前往华南珠江口。
高须四郎是日本海军名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古贺峰一大将失事遇难，高须担任过联合舰队总司令，并晋升海军大将。接手指挥后，他认为中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原因在于日军并未取得绝对的制空权，因此从9月20日到9月23日连续空袭广州白云机场和天河机场。广东空军虽然竭力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重，最后仅剩下三架可用飞机，后退到从化和韶关机场，只能偶尔杀来珠江口做一点游击战，再无力掩护海军的战斗了。
随后，日军利用天气晴朗的有利条件，连日追击狂轰陈策所部海军各舰。广东海军虽然全力抗击，但是势单力孤，防空火力不足，至30日，除彻底炸毁搁浅的肇和舰外，先后击沉炮舰海虎、海强、江大、坚如、舞风，运输舰福游。至此，广东海军主要水面舰艇，除执信、仲元等浅水炮舰退入珠江上游，全军覆没。
但是面对陈策虚虚实实的布防，高须摸不清他的底细，最终也不敢对虎门要塞下手，直到1938年2月，双方始终僵持在虎门要塞之前的珠江口。
九
１4-10广东空军北上抗日，是陈策在虎门打得异常艰苦的原因之一，但广东空军在战场上堪称骁勇善战，这是广东飞行员朱均球在湖北踩着自己击落的日军飞机残骸照相留念。
1937年到1938年，是中国战场至为艰难的一年，但也是让世界吃惊的一年。那个时代的中国在洋人眼里不比埃塞俄比亚好多少，几乎没有现代的工业和能源体系，人员素质、教育水平普遍停留在中世纪，缺乏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并不是一句狂言。然而，中国的不屈令世界为之瞩目。有句话说得好，“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中国在战后成为五大国之一，抗战中的顽强抵抗是最重要的筹码。假如自己一触即溃，国际上是没有公理可言的。
广东海口，1937—1938年度承担了中国进口的85%，是中国抗战最粗的大动脉，武器、弹药、车辆、药品，源源不绝地沿着这根大血管注入正在长江、华北和日军激战的中国军队前线。从这一点说，守住了中国的南大门，陈策等粤军将士功不可没。同时，广东口岸也成为日军必欲断之而后快的中国补给线路。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5）
日本方面通过计算，认为中国人力资源依然丰沛，但是战前装备储备，断无持久支撑的能力，假如切断海外对中国的武器装备补给线，中国将不战而降——单单靠血肉长城是顶不住飞机大炮的。
切断广东海口，香港和虎门是日军最重要的目标。香港因为它特殊的地位，日军暂时还有所忌殚，虎门，就纯粹是打不下来了。日军白天进攻要面对虎门要塞的重炮，夜间偷袭要遭到中国海军鱼雷艇队的严重威胁。同时，陈策也并没有闲着，一直在积极备战。首先，他苦心经营广虎公路，一旦有警第四战区余汉谋将军的陆军可在数小时内驰援虎门。其次，在虎门要塞前方水域布设水雷和沉船等水下障碍物，并把航灯标全部毁去。珠江航道错综复杂，水文条件特殊，为了避免搁浅，日军进入珠江口只敢走航道中央，无形中减少了中国炮台瞄准的麻烦。此外，陈还组织部属打捞修复坚如等负伤舰艇，重新组建华南的水面舰艇部队。
陈策对珠江口就像对他家后院一样熟悉，日军南支派遣舰队面对这个狡猾如狐的对手一筹莫展。1938年年初，高须四郎屡次请求陆军提供一个师团以上的部队，登陆解决珠江口中国守军。但当时日军动员还不充分，兵力不足，长江南北、山西两淮到处都是战场，捉襟见肘。除了防备苏联的关东军，大本营根本无兵可调。事实上，日军的兵力要到1940年以后才升上顶峰，1938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广东，出动第五、第十八、第一〇四师团组成二十一军投入作战，其实已经十分冒险。因为当时投入这三个师团以后，日本就没有战略预备队了。整个日本本土四岛只有一个不足编的师团和警察防卫，这纯粹是欺负中国没有渡海作战力量只能望洋兴叹，否则送一个空降军突袭东京，只怕日本要提前六年投降了！
正在日军一筹莫展之时，大本营却给高须四郎派来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指点乾坤，令整个华南日军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也正因为他的到来，日军在1938年4月，发动了对虎门要塞的第二次大举进攻。
这个人，就是日本著名间谍，在绥远和傅作义周旋过的南本隆实少将。南本是日军中的“支那通”，尤其擅长在中国军政界中纵横折冲，从中渔利。日军中以情报人员而有将军身份的，不过土肥原等寥寥数人而已。南本隆实曾经和中国著名特工高手戴笠在华北斗智斗勇，多次给军统造成重大损失，被戴笠称为“毒蛇”。八一三抗战期间，戴笠和大特务文强在上海精心布置圈套诱捕南本，虽然从他手中骗取到一笔巨款，但南本嗅觉灵敏，间不容发之间发现疑点，立即抽身，使戴、文的刺杀功亏一篑。此时，他已经是堂堂的旅团长，被专程调到珠江口，是带着攻取虎门要塞的锦囊妙计而来的。
南本和海军方面的头脑们见面，提出兵力不足不是大问题，在中国做事，最重要的就是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策反中国军队内讧事半功倍，虎门要塞虽然坚固，从内部攻破，显然容易得多。且中国盛产汉奸，自己早就物色好一个人，立即就可以开始工作。
这个人，就是前广州市长、北伐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此老现居住在香港新界，他在粤军中素有人脉，老部下多有在粤军中担任旅长团长职务的，如果能够得到此人反水，从背后攻击，一来内外夹击，二来补充日军兵力不足，广州、虎门唾手可得。南本进一步解释：李下水希望极高。原因有三，第一，此人绿林出身，一生叛清、叛袁世凯、叛商团，反复无常，没有立场；第二，李福林是当年追随孙中山的老人，资格很深，性格傲慢，被蒋介石排挤下野，必然谋求东山再起，如此机会必不会放过；第三，战前就派有日本人和李联系，李颇为客气，态度暧昧。
日军方面对这个计划非常重视，立即和李福林开始联系，南本隆实写信给李福林，言词极为恳切。先提到孙中山先生当年和日本各界关系何等亲密，李将军追随中山先生，当继承先生遗志，也做日本的朋友——这个是晓以大义；然后说蒋介石政府对李将军如何不公，愿和将军联手重复昔日荣光——这个是动之以情；最后说李将军家财百万，在新界办得好大农场，日本方面将来当妥为保护，且将军未来之事业前程无量云云——这个就是诱之以利了……
李老将军接信，看来十分感动，很快就和日本方面勾搭起来，双方一拍即合，李将军开始联络旧部，他的旧部驻军在珠江以南，条件远不如驻在江北的余汉谋所部。不久，就有两个旅长、两个团长表示愿意响应，约定和日军于1938年4月中旬共同进攻广州、虎门。
经过日军和李福林的反复磋商，确定方案为：1，日军先给李提供一笔经费收买旧部；2，李所部攻取广州，日军负责空投弹药物资等补给，事成后以李为广东省长；3，李将军另设法取得珠江航道图，以便日军同日袭击虎门，由陆战队攻占炮台。
南本牛刀小试，就得到这样的成果，令海军刮目相看。日军随即积极准备策应李福林部的叛乱。
但是日军不知道，虎门要塞司令陈策将军，这时候也正在和余汉谋讨论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情报系统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
送上门来的。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李福林老将军接信后就秘密通知陈策，还告诉他们注意下网，准备捕条大鱼上来。所谓联络旧部，纯属子虚乌有。南本对李福林的了解，太不够深入。
李福林，字登同，只上过三年私塾的半文盲，农民出身，绿林好汉，武功高强，七十五岁还能踩着院墙顶散步，早年当过清军中的号手，打抱不平伤人落草。此人胆大如斗，手中没有武器，第一次劫道用一只煤油灯筒涂黑了冒充手枪居然大获全胜，因此得了个绰号“灯筒”，他的字登同就是这两个字的变音。后来啸聚了五百多人打家劫舍，称为“福军”，为许崇智收编，打仗的时候勇猛无比，打完仗抢劫烧杀无所不为。毕竟那是战争时代，军功比纪律重要，因此他步步高升，担任过粤军第三军军长、北伐军第五军军长、广州市长等职务。因他镇压广州起义杀戮过重，派系上又靠汪精卫比较近，被迫下野。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6）
这种油盐不进的山大王哪里是当汉奸的材料？
李福林本身就是一绿林好汉，退伍了家中也喜欢养江湖豪杰、武林高手，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而江湖人物自古崇拜的就是精忠武穆，忠义宋江，一看日本人的帖子，第一个反映就是：大哥，这灭祖宗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要不要兄弟出去把那下书的剁了？这种氛围下李福林又怎么会落水投诚？他一生反复不假，但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家里的事儿，李福林眼里宣统皇帝和袁世凯也没多大区别，但让他叛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杨再兴当初还是太湖水寨的人呢，投岳飞不丢人，是英雄，要是投降金兀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国的江湖好汉往往比政府官员的操守还好些。
南本隆实不可能知道这种想法啊，他们日本古代哪儿有占山为王的大王？上哪儿去了解绿林好汉的心理问题呢？号称支那通，说中国话还可以，谈到细腻的心理问题，日本人其实对中国大大的不了解。
中国人看，他那几条信之凿凿的理由根本就靠不住。
首先，拿孙中山亲日作虎皮，南本对孙中山了解不过是耳闻，李福林可是和孙中山相处过多少年的，孙先生亲日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明白？这孙大炮就是一开马戏团的，只要有利他三民主义救中国，别管你是日本猴子俄国狗熊，什么玩意儿能赚钱他都敢养，这就是欧洲人没帮他搞辛亥革命，不然英国牛法国鸡他也敢鼓捣。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得道多助，大合李军长江湖豪杰的脾胃。李福林当然明白这并不是说孙总理愿意请鬼子统治中国。孙中山最核心的思想还是爱国主义不是？南本自己还没弄明白就拿孙中山教育李福林，能管用吗？
陈策和李福林的关系亲如兄弟，两个人都是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亲信，当年陈炯明编散各军，幸亏了朱执信据理力争，才把李福林的福军完整保留下来。陈策对朱执信也是一样的尊敬，后来广东一条炮舰就命名为执信号。江湖好汉重义气，要是出卖朋友以后道上还混不混了？
李福林下野以后有些失意倒是不假，问题是他也另有牵挂，这位土匪军长是农民出身，不忘本，热衷农业改革，这些年在新界、广州大办农场，种植杨桃、番石榴、白榄等水果,红红火火的十分得意。今天广州还有地名“园艺场”，就是李福林当年的试验田。如此上心，老李政治上不免淡泊些，毕竟江湖好汉最完美的结局就是金盆洗手，归隐山林，所以省长、军长的位置固然不错，吸引力却不是刚下野时候那样大了。老李是农民出身，土地和农业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很。
至于说到保护他的财产，李福林比谁都看得明白，我是土匪，这日本鬼子更是大土匪，有土匪能帮我看家的吗？现在说得好，到时候刀把子在你手里，随便立个名目还不什么都是你的？绿林里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与其等着你坑我，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给你来个黑吃黑——不是要我收买老部下吗？您先给钱啊，不然我拿什么收买？这多实惠。
于是，老李就笑眯眯的和南本东拉西扯，一边点着钞票，一边这情报可就交给陈策去编网子等着捞鱼了
……
难怪日本人1941年打进香港，第一个要抓的就是李福林。
这老小子太坑人了啊。
十
１4-11今日的虎门炮台，早已是旅游胜地。
经过紧锣密鼓的磋商，李福林“旧部”的起事被定在1938年4月15日，日军派运输机空降物资于珠江以南李指定地点，待李部拿下白云、天河机场后将日军一部空运两机场，协助叛军控制广州。日本海军同日进攻虎门，消灭陈策所部海军。李福林没给日军提供虎门航道地图——陈策觉得这个太悬了，假的吧，日本人不是傻子，多少有些水文情报，如果有矛盾的地方，会引起怀疑。真的吧，双方实力悬殊，日军看着图一家伙捅过来，他还真怕自己招架不住。结果老狐狸李福林给日本人介绍了个“活地图”，介绍给日军一个熟悉虎门情况的引水员。这人是个台湾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日军见了以后，没有审出破绽，就表示了信任。但日本人不知道此人是李福林从台湾黑道老大林仔滚（十八大哥）那儿借来的，早就是亡命徒加滚刀肉，当然审不出破绽来。那个时代的台湾人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比现在可强多了，后边和陈策相关的还有类似故事。
日军经过深思熟虑，把大型战舰摆在虎门口外，而以六艘帆船载运陆战队和日本浪人，称为“彰武队”，混在民船和外国船只中绕过大角、沙角炮台，从背后偷袭要塞，各船并拖曳一运输船，以便装载提供李福林叛军的军用物资。
李福林将这些消息完整地转报陈策。陈策和余汉谋商议后，立即布设埋伏，准备全歼日军。余汉谋下令驻惠十二集团军全军戒备，以一部冒充叛军，在指定地点接运物资，最后广州当天全市戒严，枕戈待变。
后来很多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战日军没有完败，坏事就坏在余长官最后一条命令上了。
当天戒严令一下，日军埋伏在广州的特务立刻就感到情况不对，马上将这个消息发给了南本的情报部门。
实际上，余汉谋也是没办法。如果用现在的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相比，国民党政府的效率和统治能力相当低下，别说一人一个档案了，就自己衙门里有多少部门都搞不清楚——没办法，老打仗，顾不上政权建设啊。所以，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很容易一推就倒，特别怕第五纵队。日本人勾结李福林叛乱李福林倒是自己人，但是万一它还有老李不知道的奇兵呢？当年苻坚战淝水，本来是把部队往后挪挪引诱晋军半渡而击，就是朱序在阵后大叫了几嗓子“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几十万大军就不战自溃。余汉谋熟读兵书，也知道自己手下国军部队的毛病，不得不加强防范啊。
总之，当南本拿到这情报的时候，日军的运输机已经上路了。日军马上认识到情况不对，诫令运输机暂停空投，盘旋待命——南本也拿不准，或许有部分叛军走漏消息，引起余汉谋的注意才戒严，这也可能的。下了大本钱，他还有些舍不得放弃。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7）
然而，地面的陆军弟兄沉不住气了——这鬼子飞机怎么光盘旋不下来呢？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官兵矛盾比较大，估计也不是每一个兵都理解今天的任务。于是，不知道是擦枪走火还是有人憋不住了，就有弟兄朝空中的日本飞机开了枪，别的弟兄以为是长官下了命令，纷纷对准日机开火。
都是轻武器，日军飞机没打下来，反而给日军报警了。看到“叛军”突然反水，日军意识到上当，立即下令空投取消，全队撤回，同时通知海军“彰武队”登陆部队返回。
上面有朋友提供“时年63岁的李福林闻讯破口大骂：‘丢那妈，阿叔豁出老命把大功奉送给他们，满以为他们会捉到大麻鹰，岂料这帮‘契弟’（粤语谓男妓）连麻雀仔也捞不住一只！’”就是李福林骂余汉谋沉不住气的，因为余汉谋在粤军中是李福林的晚辈，故此有阿叔的说法。不过李福林自己并不吃亏，南本的军费（有曰三十万元，有曰三百万元，考虑到南本在上海文强那里送出的是几十万元，大概三百万元是夸大了十倍）他是统统笑纳了，结果南本从此被军部弃置，当个预备役师团的旅团长，再也抬不起头来，远没有另一个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那样风光。也是，日本天皇又不是拉金子的，像他这样一送几十万，一送，再送，换了谁也吃不消。
还好陈策的海军打得不错。
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彰武队”的帆船已经绕过了沙角炮台，一听到火速后撤的命令，那引水员就跳了船——我想那时候台湾人都学日语，所以日本人明白的时候，他也明白玩串帮了，快走吧。日军更觉得不对，没有开枪追射，马上调转船头逃走。陈策的大炮早就瞄上了这六条船，本来还想等它近些再打，现在一看日本人不声不响就要往回溜，那还了得——打！
伏兵四起。
早已测好距离的大炮对准日军船队猛烈轰击。日军“彰武队”虽然都是精兵，但困顿船上，打，够不上，躲，无处藏，中国炮兵是打活靶。日军船队接连中弹，纷纷沉没。
日海军见此情景恼羞成怒，为了抢救被炮击的帆船队，虎门口外各舰冒险深入，不顾自身安危，疯狂炮击虎门各炮台，日军轰炸机也从大铲岛、三灶岛起飞，猛烈轰炸广州、虎门各地，此为日军侵华以来对广州最猛烈之轰炸。
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尤其以日军重巡洋舰妙高级之203毫米舰炮威胁最大，猛攻虎门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皆沙角炮台属台）。金门炮战期间，俞大维曾四飞美国，苦求美军供给“巨无霸大炮”，就是这种口径的火炮，可见其威力。陈策为求全歼日军“彰武队”，亲临鹅夷炮台，指挥发炮猛烈还击日舰，守军见中将司令长官亲临前线，士气大振，纷纷冒死登台，和日舰炮战。战至黄昏，日军“彰武队”各船皆被击沉，部分日军在水中尤行抵抗，击伤前去捕俘之中国兵，因此中国炮台继续开火，将顽抗的日军尽歼。
但是日军的报复火力也极为凶猛，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被炸成一片焦土，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陈策中将在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腿炸断，身负重伤。但日军终于没有足够兵力攻占虎门，只好恨恨而去。第二次虎门之战落幕。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设伏歼灭日军“彰武队”，挫败日军袭击虎门阴谋，此后日军有半年时间没有尝试过再攻虎门。实际上，日军已经意识到虎门防御的坚固，因此1938年10月袭击华南的进攻，效仿了淞沪战役的金山卫登陆，改在虎门侧面的大亚湾实施登陆，先取广州，然后攻击虎门这颗硬钉子。但是中国方面在有内应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日军空投物资，也没有能够诱日军降落天河机场予以消灭，是极大的遗憾，也暴露了陆军战斗力薄弱的问题。
此外，鹅夷炮台和四方炮台被毁后，沙角炮台几乎失去作用，破坏了完整的要塞防御体系。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1938年10月虎门要塞的失守。当时余汉谋在增城战败，广州沦陷，虎门腹背受敌，但要塞司令郭思演是陈策亲信，依然有依靠工事死守的准备。21日，日军占领广州，22日，大举进攻虎门，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是为第三次进攻虎门要塞。日军从原鹅夷炮台处进入大角炮台射击死角，用舰炮猛轰，进攻一昼夜攻下大角炮台；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全军覆没，炮台失守。前面讲过，虎门布防是核桃壳状的，因此郭思演被迫下令撤退，坚守了一年多的虎门要塞至此失守。广东重建的舰队撤退到肇庆，此后沿江在三水、西江等处和日军作战，打到作战舰艇基本打光为止，在国军中可算相当顽强。
陈策负伤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是他虽身材矮小，却酷爱体育运动，游泳技术高超（像他这种只有小军舰的海军司令大概要随时准备下海游泳），能双手打枪，身体素质极佳，所以尽管身负重伤，依然得以抢救生还——张作霖也是炸断一条腿，没有陈策这么好的身体，五个钟头就进元帅林了——但医生不得不给他做截肢手术，从此成了独腿将军，在香港他被英国人誉为“东方的纳尔逊”，一个原因就是两个人都属于四肢不全。
生还的陈策先在广州和香港治疗，伤情好转后转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本来是个闲职，因为陈策此时一直在养伤，难以上前线。但是不到年底，中国政府得到香港政府的通知，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香港方面准备关闭对大陆的石油供应。中国当时没有大庆油田——有也落伪满手里了，因此汽油供应全靠香港，其珍贵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如果香港真的切断油料供应，中国的抵抗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国破思良将，大概老蒋这时候就想起陈策来了，唉，此事非筹硕不能也。
他找对人了。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8）
顺便说一句，李福林香港脱险比较传奇。因为他拿了一大笔钱而出卖日军，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时候第一天就专门派了部队，直扑新界李的庄园抓他。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离开家，但是偏巧这天不在。因为前一天孙中山的卫士长某病逝，这人好像住在广东或者澳门，记不清了。李和他公务上是朋友，武林中是兄弟，因此破例去吊唁。原定当天返回。李是绿林老大，德高望重，平时露面少，这次来了三山五岳的朋友太多，应酬到晚间只好住下了。当晚日军进攻港九。按理说应该赶回家收拾收拾吧，李不愧绿林豪杰，深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一跺脚，弃万贯家财于不顾——实际上他的主要浮产早已转移——去重庆了。日本人果然留兵守候，结果抓不到他，大骂李狡猾，但无可奈何。
十一
１4-12抗战前的香港
1939年的春天，“盟国”这个后来耀眼的字眼还是丘吉尔的梦呓，苏联在观望，美国在观望，东方的战场上，只有中国在独立抵挡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中国的抗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刻。
在大英帝国东方的殖民地香港，出现了一位独腿中国将军的身影，他忽而出入港督府第，忽而参加群众集会，忽而在咖啡厅或者酒廊的阴暗角落里和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交头接耳。
这位中国将军，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全权代表、国民党港澳宗支部委员、中央执委、海军中将陈策。
在陈策到达香港以前，中国在香港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个中国抗战物资的最大供应口岸，急需一名熟悉军政、德高望重的人物统一协调，并把它的力量捏成拳头。经过仔细查考，蒋介石认定，陈策，正是这个最佳人选。1929年3月，陈策曾陪同李济深率中山舰访问香港，从此和香港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朋友众多。他的第四舰队各舰经常出入香港，建有官兵俱乐部，并通过香港造船企业为第四舰队建造多艘舰艇。国民党抗日力量内部派别林立，亲美派、亲德派等比比皆是，作为海军将领，陈策是地地道道的亲英派，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世界近代海军的许多传统和光荣都属于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这种教父般的独特地位，使当时各国海军将领几乎没有不亲英的，因此陈策出面和港英当局打交道，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国民党内部，陈策既属于孙中山时代的元老，又属于闻名遐迩的坚定抗战将领，他的威望可以化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相互扯皮。更重要的是陈不但有军事经验，而且对广东各派政治情况的熟悉无人能比。
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陈的健康，毕竟年及半百，在作战中失去一条腿，能否担此重任确实难以放心。然而陈策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康复了。虽然广东军队号称国军中最为腐败的部分之一，陈策却长期保持严格的海军军人生活习惯，保持了优良的身体素质，在广东海校的游泳比赛中，可以做学员父亲的陈策经常下水和小伙子们一比高低，且常年坚持冷水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使这位老将军在重伤之后迅速恢复了健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装上木腿，精神抖擞地到香港上任了。他的副官和学生徐亨后来回忆，在香港期间，陈策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却依然精力充沛，令人惊叹。
陈策在香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汽油，这也是蒋任命他前往香港的直接原因。中国军队的汽油问题，就悬在了这位独腿将军的肩上。
一到香港，陈策就出面拜访香港警察总监和皇家海军香港勤务队的老朋友。这些老友对陈策如临大敌，纷纷担心他提出要香港开港供油的要求，要知道英国人也不希望中国战败，英国政府方面要求港府在“不触犯日本方面”的条件下尽量和中方合作。但是它在远东力量太弱，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同意日军停止向中国供应物资的要求。如果陈策提这样的要求，无疑会让老朋友们非常为难。
陈策没有提，他对这些老朋友们说，你们只要不追究我就好了，油料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的禁令，照旧好了。警察总监来了精神，表示陈先生放心，我们是朋友，当然不会抓你，但是，你准备怎么运油过去呢？
陈策的办法简单得很——走私。
在广东和香港之间，有无数诡异而无从查考的水上交通线，一个妓女的花船，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枢纽，一个衣冠笔挺的皇家警察，也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守护神，这是个看不见的幽灵团体，他们没有信仰，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惩杀堂规，错综复杂的上下关系，这就是百年来始终禁而不绝，神通广大的港粤走私线。这条线上不但走私过香烟和电视，文革的时候，还走私过马思聪这样的大活人呢！
皇家警察总监的脸色绿了，他忽然若有所悟，长期以来，在香港的走私业里，皇家警察一直隐隐感到有一部分庞大的线路是自己抓不住，也掌握不了的，难道，难道这部分“黑色水上铁路”的老大，一直在追查、缉捕一无所获的黑道巨头，就是这位戎装整肃的海军中将？！
大概陈策此时只能苦笑。
没错，二十到三十年代香港的走私业，很大一部分就是陈策的第四舰队所控制的。用海军军舰走私，说起来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海军来说，那个时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从来没有过一视同仁，待遇最为优厚的就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其他被兼并部队次之，地方军阀的所部，就要自谋生路了。广东的主要地方军阀是陈济棠，他对陈策又一直是随时伺机打压的态度，因此陈策的第四舰队属于既指望不上中央，也指望不上地方的“三不管”部队。而这些年第四舰队不但没有被人吃掉，反而能够有限而持续的有些发展，海军学校也办的有声有色，钱从哪里来呢？
从陈济棠那里硬抠出来一些；控制海南岛后从那里挤出一些。可海南虽然是陈策的地盘，他花的钱并不比搜刮的少，海南大学就是陈策创建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要依靠走私了。陈策利用第四舰队地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优势，联络两地黑社会势力，建立了相当庞大的走私网络，香港的机器西药，内地的中药鸦片，在第四舰队上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是一个有军人纪律、组织严密的走私体系，而陈策对内奸的处理又极为果断——抓住就杀，从不宽恕。因此，香港方面始终无法抓到他走私的把柄。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9）
走私，是第四舰队内部公开的秘密……
现在陈策把这个老底子兜出来，自己也明白，抗战胜利以后，是再也做不成这个买卖喽。
香港皇家警察总监终于艰难地点头默许了。
于是，一条条划艇小舟，一个个老练的船夫，面容阴邃的香港老大，无法无天的潮汕豪客，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建立了一条条纤细的血管，把一加仑一加仑的汽油汇入中国空军、中国陆军的大动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运输线，因为它极高的效率而创造了运输历史上的奇迹——仅1939年下半年，从香港补给到内陆的汽油，就达到180万加仑！
180万加仑！有没有人算过要多少小船，运多少次？
日军并非没有察觉，曾经多次派员“协助”监督香港警察搜捕“地下交通线”，然而始终查无实据。
眼皮底下，香港皇家警察十年都查不出来的路线，日本人想半年就查出来？难道特高科是福尔摩斯吗？
圆满完成东方的“劳费尔行动计划”，为中国的补给线打开南天之门，对陈策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
他真正的工作是整合在港的中国抗日力量。
这一点，陈依靠他的威望、勇气和不倦的工作，达成了相当大的成果，各抗日团体、驻港机关渐渐纳入了正轨，陈策作为中国驻港最高代表的地位日渐稳定。在这些抗日力量的努力下，香港的亲日势力始终无法良好发育。日本方面对陈策恨之入骨，极欲杀之而后快，无奈陈经验丰富，戒备很严，令日人无可奈何。陈再次负伤离职后，国民党委任另一姓林之官员为港澳总支部委员，不到半年就被暗杀在澳门。
这中间，有两个势力的介入非常醒目。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香港设有多个机构，最主要的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名下的“保卫中国同盟”，都是相当活跃的部门。陈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反共老手，但是大敌当前，在香港期间，对共产党还是保持了不错的合作关系。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梦醒兄妹都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孤，陈策虽与廖仲恺政见不合，私交则很好，加上廖梦醒活泼机灵，很得陈策的喜爱，不知不觉之间顾念了一些香火之情。陈这个人总的来说对友情比较看重，在香港见到了老朋友张云逸，这张云逸当初打着陈策的旗号到广西，随即发动兵变，把陈策害的不轻，此时相见，“相逢一握泯恩仇”，还是不错的朋友；第二个，共产党在广东有一支有力的游击部队——东江纵队，这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广东部队，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陈策在很多时候，也要借助它的帮助。因此，陈策在香港期间，国共的合作一直大于矛盾。1939年为新四军捐赠棉衣的活动，也得到了陈策的支持。
第二个，是戴笠的军统机关。
说起来，戴笠的军统部门，因为军统部门自成体系，骄横跋扈，一直是各地国民党大员的眼中钉，福建省主席陈仪就枪毙过戴笠手下的老特务张超。军统也一样不客气，曾经在洛阳活埋地方专员。
而在香港，陈策和军统的关系，则非常融洽。因为戴笠其人和香港政府一直搞不好关系。他早年追杀暗杀之王王亚樵，曾在香港闹市和王枪战。王和港府关系很好，自然戴笠就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此后戴笠本人还被港府关过班房。所以双方矛盾重重。随着抗战的节节深入，香港作为一个“孤岛”，成为特工的天堂，戴笠急于在这里打开局面，便需要一个英方信任的中间人。陈策，正是这个合适的人选。在他的斡旋下，港府尽管对戴笠及其部下依然心怀恶感，但是多少放松了对于军统活动的限制。汪精卫艳电投敌，军统组织在河内进行暗杀，就是以香港为总指挥部，戴笠在这里亲自指挥。
戴是个凶恶的特务头子，但也是一个有古江湖风的人物。章伯钊给他的挽联上，就有“平生具侠义风”的评价，他对陈策的帮助投桃报李，也给与他尽可能的支持。汪精卫叛逃之时，汪记大将林柏生在港活动积极，给国民党方面造成相当大的麻烦。这时，戴笠的军统局就出面了，派出特务狙击，一棍（国民党上层对其尚有幻想，不允许打死）把林柏生打成脑震荡，大小汉奸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陈策不愧究竟风霜的老将，复杂的香港局势经过他的整理，很快理清了头绪，亲日势力在香港变得难以立足。
军统局给陈策的支持，得到回报之丰厚连自己都想象不到。
1939年初秋的一个晚上，陈策忽然得到台湾黑道大豪林仔滚的一份密信，说要介绍一位朋友和陈策“单独谈一谈”。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作林介之助。
林仔滚说，这位朋友来自特高课。
十二
１4-13福建海军岸防炮台，1937年日军攻占金门，海军中将李世甲以陆战第二旅扼胡里山炮台等地，奋勇抵抗，保卫厦门，击伤日舰若竹等。1938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攻打厦门，李世甲部和陆军157师不支，厦门沦陷。
特高课的日本特务？找我干什么？
陈策琢磨着走进客厅的时候，便见到一个目光精悍锐利的来客。这人身材瘦高，年龄约略从青年步入中年。见到陈策，他用标准日本式的谦恭微微鞠了一躬，用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道：“我，叫林一平，我希望回重庆参加抗战，请您多关照。”
在见到他的瞬间，陈策肯定还无法判断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无法想象此人后来翻起的风浪。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0）
林一平，台湾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顶立、“十一龙头”、“金门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号。提到林一平这个名字，大家都比较陌生。那么，林顶立呢？恐怕还比较陌生。
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比如陈水扁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当年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
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台湾人在日占时期感恩戴德，也许李登辉先生的老爹是这样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妈妈去做日军慰安妇的许立委是这样的，而台湾人中心怀故国的血性男儿也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
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的这样一个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特工机构不计其数，被捕特工也无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不愧老奸巨猾，他一面稳住林顶天，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当时国民党的特工机构奉行“公开掩护秘密，秘密运用公开”的原则，所以林顶天找到陈策，也就和军统拉上了关系。
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屏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汪鲲，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如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2）
谈陈策说到了林顶立，属于有些跑题。
陈策在香港的日子到1940年下半年忽然变得风光起来。
十三
１4-14香港防御地图
1941年的下半年，太平洋上山雨欲来，面对日本海军南进的咄咄逼人之势，大英帝国忽然发现自己在远东就像一个光屁股的老头一样软弱。陆军，是殖民地镇压当地叛乱用的老爷兵，海军，只有稀稀落落几艘巡洋舰、驱逐舰点缀在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在远东展开一场战争的准备，而任何人都已经感到日本军队的威胁迫在眉睫。
香港虽然一直被宣传为一个坚固的要塞，其实颇为勉强。
对大英帝国来说，香港是东方的明珠，是巨额财富的来源。然而，在军事上，却是一个难以防卫的阵地。
英国在远东的第一防卫重点，是印度。
对丘吉尔来说，远东的防卫底线，是“大英帝国的奶牛”——印度，这片最为富庶和广阔的殖民地是日不落帝国的物资来源地和称霸的本钱，没有了印度，也就没有了大英帝国。这一点，丘吉尔怀着近乎偏执狂的固执，他和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在战后分道扬镳，就因为蒙巴顿支持印度的独立，“使大英帝国破碎了”。英军在远东的主力也集中在这里，1944年，英国在印度英帕尔平原歼灭日军牟田口中将的三个师团，宣告了英国在远东和日本的攻守终于易位。
英国在远东的第二防卫重点，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长期经营的据点，英国投有雄厚的资本，新加坡海岸炮台的维克斯大炮号称威力无比（后来被日本人用来在塔拉瓦打美国人，果然威力无比……），而坚固的要塞城防据说可以“坚守一百年”。英国在南洋的武器、人员、政治活动都集中在新加坡，也是它在太平洋上存在的象征。另外，英国显然希望孤悬海上的新加坡可以像马耳他一样依靠大海的阻隔挡住敌人的脚步。为了防卫新加坡，英国调动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前往远东，表示了坚守的决心。
而香港，英国的判断是该地补给线太长，和大陆紧密相连，在日军的进攻下无法防御，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放弃。
这一点，从军事上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作为香港总督的杨慕琦是无法接受的，他可不愿意预测自己在日本战俘营的命运。在几次和国内交涉无效后，傲慢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就在他眼皮底下，就藏着一个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
杨慕琦熟知东方文化，他找到陈策商议。如果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中国肯从日军背后捅上一刀，那就可以救了香港，这是古代的“围魏救赵”啊。而中国人这个义举，可以赢得大英帝国“到世界末日的感激”。
陈策听到这个要求，只有苦笑。原来不可一世的洋大人也有这种时候。难道这香港不是你从我们中国用大炮硬切了下去的？当初宣布中断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讨好日本的不是你大英帝国？还有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不是你们大英帝国古老的信条吗？奢谈到世界末日的感激，岂不太过遥远？
港督方面实际上已经迹近哀求，毕竟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保留一个香港海口对中国不也是大有好处吗？再说，鬼子打过来，跑不了我杨慕琦，也跑不了你陈策吧？
其实，陈策并非不愿意帮助英国人，他是海军出身，对大英帝国还是充满好感的，何况，他现在的职务也要求他和杨慕琦同舟共济。因此，陈策立即和重庆联系，并且运用自己的影响敦促国民政府协防香港。
国民政府一方对于盟军的请求还是比较积极的，二战中中国人一向比较讲义气的。军委会授权白崇禧将军制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计划，允诺在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兵救援。白崇禧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因中国军队驻粤的第六战区兵力单薄，当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将以第九战区的十二个师利用尚掌握的一段粤汉铁路从湖南插入粤北，从背后钳攻日军，以解香港之围。准备用于香港方面作战的，包括著名的铁军——吴奇伟的第四军，以及第六十军、第六十六军等部，皆在长沙—衡阳线集结。
但是白将军对此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信心并不太足，他深深清楚中国军队现在的战斗力，自保尚且不足，对日军发动进攻战的能力更差，这个牵制作战能打到什么程度，“小诸葛”也不敢保证。白另外嘱托陈策，日军占有空中优势，为了便于部队调动，香港方面务必加强侦察和警戒，及早通报日军作战动向。
陈策对此心知肚明，便衔信回香港复命。杨慕琦和陈策相见，说不尽的感激，这日本人学了中国的文化，返回头来南京大屠杀，学了英国的海军，返回头来要“尽杀白鬼”，两个老大帝国的代表，说起一样充满了对日本鬼子欺师灭祖的愤恨。但是说过以后，陈策也明白讲清，对中国方面不能抱太高希望，关键还是在自己，赶紧准备防务吧。
杨慕琦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他连电伦敦，在中国军队可以南下接应的消息鼓舞下，英国政府勉强同意调动援军入港，但是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10月27日，劳森准将率领的两个加拿大营从温哥华出发，增援香港，11月16日到达。香港方面任命建立了两条防线，一条是九龙北部的醉酒湾防线，从醉酒湾经过城门、沙田、牛尾海贯穿整个九龙半岛，效仿马奇诺防线组织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依靠魔鬼山炮台的火力支援，称为外防线；第二条是香港岛上以黄泥涌、湾仔、太平山、摩星岭炮台为核心的内防线。在陈策等中方人士的努力下，以广州失守时败退香港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囚军为中心，建立了香港义勇军部队。到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在港英军总兵力14，000人，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不足一半，装备比较好的包括两个加拿大营、皇家来福枪营、苏格兰营和一个廓尔喀营（也有说这个营没有参战）。但是加拿大营的部队缺乏训练，此外就是战斗力较弱的几支印度部队，包括旁遮普营、拉普吉特营等，义勇军也算在人数之内。指挥官是莫庇德少将。英国皇家空军有6架老式飞机停在启德机场，空勤人员一百余人、皇家海军有一个“中国派遣舰队”在香港，包括三艘驱逐舰特拉辛号、斯科特号、查奈特号，几艘炮舰和一支鱼雷艇队。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8日，空袭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盟军的整个南洋地区门户大开。
8日，日军36架空袭启德机场和海军舰艇，英军6架飞机全被击毁，驱逐舰特拉辛号被重创搁浅（后被日军打捞作为101号巡逻舰使用），炮舰莫斯号被炸沉（后被日军打捞作为须磨号炮舰使用），斯科特号、查奈特号仓皇携带少量英军眷属和政要逃往新加坡。入夜，日第二十三军酒井隆部第三十八师团出动三个联队，渡过深圳河，对香港发动猛攻。
香港守军猝不及防。
日军调动早有先兆，但是香港方面错误地认为日军是在进行演习，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攻击，因此准备不足。实际上酒井隆善于用兵，在香港边界进行演习后士兵就地潜伏，空车返回营地。到发动攻击前，日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集中了七千名部队在新界以北的进攻阵地上。
只一天，守军放弃新界，退守醉酒湾防线，陈策指挥下的义勇军在柴湾的西湾炮台奋力抵抗，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英军也试图通过破坏桥梁道路阻止日军的南下。
9日，日军进攻醉酒湾防线。因香港方面防卫混乱，关键的城门碉堡阵地居然只有1/4定员的守军防卫，10日凌晨被日军恶二二八联队猝然突破，整条防线失守。11日，英军司令莫庇德下令放弃九龙，退守香港本岛。撤退途中，防守九龙的苏格兰营和义勇军损失惨重。
这中间，12月10日，英军在远东的支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被日军飞机炸沉，依靠英军救援香港已经不可能。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的救援了。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到日军进攻香港的消息，中国军队第四军和暂编第二军从株洲南下，准备反攻广州，接应香港英军。
但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快随后下令：第四军停止南进，原地待命。
因为他和白崇禧将军发现，日军在赣北的部队，突然收缩，显然是要对长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当英国人的利益和中国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中国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中国人的利益，这难道不对吗？
喝咖啡看中国人苦战了好几年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咖啡的味道是那样的苦。
事实上，中国方面的决定非常正确。当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正集结于长沙以北，驻华中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阿南惟几一方面为牵制中国军队增援港九及缅甸，一方面试图乘虚夺取长沙，打垮第九战区，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4日强渡新墙河南进，再度进犯长沙，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中国军队指挥官，人称“老虎仔”的粤军名将薛岳果断中止增援香港的作战计划，实施他早已制订好的“天炉战”计划，将第四军、第三十集团军等决战兵力放在两侧，以第十军坚守长沙，将敌人诱至“炉底”的长沙，两翼伏兵从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猝然出击，将日军包围歼灭。
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精锐”在长沙城下竟无法越雷池一步。我岳麓山上的重炮群居高临下，一颗颗炮弹向日军倾泻，每一声爆炸都引起中国军队的阵阵欢呼声。
1942年1月4日拂晓，我军形成对日军的三面合围态势，弹尽粮绝的日军狼狈突围。我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敌人杀得溃不成军。残余日军最后靠着施放毒气和空军的掩护才得以逃回原来的据点。16日，日军司令部从岳阳撤回武汉，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第四军五十九师师长张德能中将因缴获日军军旗，积功升任第四军军长。
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尸遍野。参谋长吴逸志命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加上遗尸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旁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
此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因在长沙惨败，再次意识到中国实力尚存，不敢遽尔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当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是同盟军在全球战场上唯一之亮色。”
但是，中国军队的北上，给香港的防御，却抽去了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人，也涮了大英帝国一把。
十四
１4-15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黑龙江呼兰的墓地，萧红在日军攻占香港时生重病无法撤离，一个月后于清寒中病逝。端木蕻良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妻子的骨灰埋葬在浅水湾海边的荒滩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迁回故乡，时隔四十余年，而萧红一生，只活了三十一岁。
中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使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阿南惟几大将不光彩地离开了中国战线，虽然咬牙切齿，但这位日军中的“天才”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洞庭湖畔来复仇了。在密苏里号上日本陆军签字投降之前，参与夺取近卫师团继续战争的，正是这位一贯军礼服笔挺的阿南将军，他时任陆相，不久畏罪自杀。其子现任职日本外务省，倒是一位亲华的外交家。
中国军队的北调，香港的防御就陷入了绝境。14日九龙沦陷以后，酒井隆并没有急于进攻香港，而是两次派人劝降。
港督杨慕琦坚定地拒绝。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4）
大英帝国的狮子老了，但是狮子虽老，在豺狼面前还要尊严的死去。
香港方面尽力组织了抵抗的力量。
英军的作战部署由莫庇德少将统一指挥，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华莱士准将指挥皇家来福枪营、印度旁遮普营，驻守香港仔等阵地，西路军由罗森准将率领加拿大营、印度拉吉普特营，以及苏格兰营残部，驻防筲箕湾等阵地。
中国方面，驻香港的各个机构组成联合办事处，公推陈策为主任，坐镇亚细亚行，组织人力物力，收容义勇军散兵，协助英军作战。其实，陈策对香港的沦陷，早已有所准备。事变前，他已做出一系列安排。他派遣国民党港澳党部常务委员林卓夫前往澳门，在香港失陷后保持港澳部正常运转。香港沦陷后，林卓夫接替陈策的工作，在澳门继续组织抗日活动，1942年11月被日本特务暗杀。部署军统特务陈静涛等潜伏香港，坚持地下活动。陈静涛后组织球王李惠堂等脱离日本占领的香港，返回大陆。安排亲国民党的南洋撤退华侨一千三百余人前往广东，组建“华侨训练班”，其他亲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也随后撤离。同时，命令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所部游击队向香港北部进击，骚扰日军并掩护从香港突围的中英人员——陈策不知道自己的这条命令后来会救了自己的性命。
陈策的部署中没有包括亲共的在港人士的撤离，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示驻港代表廖承志进行营救。这批人士在廖的安排下，通过东江纵队的协助，也顺利撤离香港。这些人虽然数量比陈策撤离的少，质量却很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胡绳、夏衍、胡风、黄药眠、沙千里、高士其、叶浅予、范长江、梁漱溟等。陈策和廖承志分别安排的这次大撤退，国共两党各忙各的，心照不宣，“互不干涉内政”，保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批精英分子，史称“港澳大营救”。
也有未能得到营救的，《生死场》的作者萧红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正患肺结核重病，无法撤离，陷落在九龙。日军占领之后医药皆无，失去治疗的萧红身无分文，痛苦万状，一个月后，在战争的恐惧和病患的折磨下离世。这位才女在临终时心有不甘，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
18日，日军渡海攻击香港本岛。
日军根据俘虏审讯结果，认定守卫北角等地的印度军拉吉普特营属于“垃圾”部队，因此渡海作战首先在这里展开。18日夜，日军三个联队登陆北角和筲箕湾，只一个回合就把印军打的溃不成军，守卫制高点柏架山的苏格兰营在九龙已经被打残，兵力不足，也被轻易消灭，日军包围劳森准将的两个加拿大营，双方陷入激战。
19日凌晨，按照莫庇德准将的要求，东部司令官华莱士准将调集皇家来福枪营和旁遮普营反击日军，在湾仔和日军激战，但是西路日军进展神速，上午就消灭了加拿大营主力，黄泥涌阵地失守，劳森准将作为二战中第一个率领加拿大军队参战的将领，面对惨败无颜见江东父老，战死阵前，是香港战役盟军阵亡的最高将领。
劳森准将阵亡后，西部英军基本失去了战斗力。
华莱士准将的东路军也陷入苦战。英军决定投入预备队，一场恶战，终于在湾仔挡住了日军的脚步。由此可见，港岛上英军素质参差不齐，加拿大军人虽然勇敢，但没有战斗经验，英籍军人比如皇家来福枪营装备好，可是缺乏战斗决心，至于印度籍部队，那就属于赶鸭子军团了。
日军进攻受挫，但是其后备兵员充分，迅速投入预备队二二九联队附炮兵一部，20日登陆浅水湾，打垮皇家来福枪营，21日，日军占领港岛制高点聂高信山，英军局势转而绝望。
24日，香港蓄水池被炸毁，全城断水断电，日军再次劝降，杨慕琦依然拒绝——这位战前刚刚来继任的香港总督骨头还是比较硬的，所以香港失陷后酒井隆对他残酷虐待，甚至在他面前虐杀英军战俘为戏。战后，杨慕琦痛恨此獠，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严惩酒井，中国对日战争法庭判处酒井隆死刑，在南京枪决。
25日，日军先锋已经到达总督府前的花园道，莫庇德少将通知杨慕琦，他的部队已经弹尽力竭，无力抵抗了。杨慕琦决定投降。
弹丸的香港抵抗了日军三个师团的进攻达十八天，已经可以算是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五十七师坚守常德之战惊动了罗斯福，也不过守了十八天。
杨慕琦给在亚细亚行坐阵的陈策通电，说明自己准备投降。
陈策回电：“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向日本鬼投降！本人决计突围，贵方如有人愿意相从，请即到亚细亚行来！”
杨慕琦深受感动，他周围的高级军官多要求随同陈策突围，杨指示他们前去亚细亚行，通知将英军尚掌握的五艘鱼雷艇和一艘炮艇交给陈策使用。杨慕琦和莫庇德将军本人拒绝突围，按照大英帝国的传统，他们作为总督和驻军总司令，要主持投降仪式，“体面地”交出这块殖民地。
大英帝国，以海军、殖民地和传统纵横四海。此时，海军已经看不到了，殖民地要交出去了，大英帝国留下的，只有传统。
固执，然而，也有些令人钦佩，就像1997香港回归仪式上的彭定康，“肥彭”抹去的泪水中，可也有一丝真情？
无论如何，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五艘鱼雷艇都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中国派遣舰队第二鱼雷艇中队，原来共计八艘，都是由Thorncroft公司制造的CMB海岸鱼雷快艇，编号为7、8、9、10、11、12、26和27号。其中的26号和27号都是战前中国向英国订购的，1938年，这一批中国订购的鱼雷艇到达香港，因为水路已经不通，只好在香港暂留。香港政府趁火打劫，强买其中两艘，编为26、27号，另有两艘不慎损坏，结果中国只收到四艘，通过陆路运输交给海军使用，编为颜皋卿中队。这一级鱼雷艇中国曾经购买过三批，另外两批编为文天祥中队和史可法中队，曾在上海扬子江上奇袭日本海军装甲巡洋舰出云号，震动中外。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5）
第二鱼雷艇中队在香港抵抗作战中打得很积极，8号鱼雷艇在16日日军轰炸湾仔的时候被焚毁。19日，鱼雷艇队反击在北角登陆的日军，击沉运输舰一艘，自己损失12号、26号两艘。这时幸存的，只有7、9、10、11、27号五艘了。交给陈策使用的另一艘炮艇为C410号。
25日下午，陈策和港英高级军政人员共十七人，集合在亚细亚行。这些人包括威尔士亲王号留下的联络官科林?麦克埃文爵士、战后香港第一任代理总督戴维?麦克多卡尔爵士、印度旁遮普营指挥官阿瑟?格林中校、皇家空军飞行员马克斯?奥克斯福德等。下午3点45分，陈策下令突围行动开始。
香港保卫战至此已经打成了犬牙交错的巷战，前往英军依然在坚守的香港仔海滨阵地，他们的车队需要穿过日军占领的地区。陈策安排，他的副官乘一辆奥斯丁车打头，其他车辆拉开距离跟随，他自己乘最后一辆车押阵，摸索前进。陈策轻松地穿上了中国海军将军服，一手持枪，点燃一根雪茄烟坐在车内，表示他准备在有被俘可能时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他的安详镇静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
六十二年以后，当年二十七岁的皇家海军军官约翰?黑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如此形容陈策：
Ifevertherewasareallife"Rambo",thentheOneleggedChineseAdmialwashim。
（假如这世界上真有活的兰博，那就是这位一条腿的中国将军了。）
车队出动没有多远，陈策副官的奥斯丁轿车就撞上了日军巡逻队，日军挥手令其停车。
日本兵不知道，这位陈将军的副官是个将来可能比将军本人更大名鼎鼎的人物。
十五
１4-16突围后的陈策和他的副官徐亨。图中的外国人是一起突围的英国军官马克斯。陈策被授予干城勋章。
在中国军队里面，副官这个职务要求机敏干练、能力出众，所以常常是出色的人才担任。用副官用得气派最大的，大概就要数陆军大学代校长蒋百里和陈策了。
蒋百里在德国用的副官是蒋纬国上尉，国府的千岁二殿下，令人仰止、陈策的气派也同样够大，满世界打听去，有谁敢拿国际奥委会委员当副官用呢？
陈策敢，他的这位副官海军少校徐亨，后来是国际奥委会委员。
徐亨，广东花县人，医学世家（其父为中国放射线科早期专家，医学博士），中国体育名宿，黄埔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海校毕业后即考入暨南大学专修经济，抗战胜利后担任永宁号战舰舰长，国际上习惯用名亨利?徐。他在体育界的名声远远大于他在军界的名声，担任过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当时的国家代表队东华足球队）、国家排球队队员、国家水球队队员，远东运动会和香港运动会自由泳冠军，是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退休后担任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至今，在国民党治下的体育界独占鳌头。徐热爱祖国但又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国际奥委会和何振梁、伍绍祖等忽而同仇敌忾，忽而斗智斗勇，演出过一幕幕时而情谊深深，时而头疼万分的活剧。
作为黄埔海校的高材生，徐亨是陈策的心腹和学生，他精通英语、日语，干练果断，在香港给陈策担任副官期间就已经赢得了中英双方共同的钦佩。陈策对徐亨十分赏识，徐亨也以国士相报，他本人伴随陈策突围，他的太太艾米?余女士则保护陈策的儿子陈安国等撤退到澳门。
陈策性情豪爽，平易近人，身边人才济济。这次突围，他还带有一位保镖杨春，也是个传奇人物。杨春（是否是这个春字待查）是八极门高手，武林说法：“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四方”，极言八极功夫的刚猛。杨春在南洋华侨武术擂台上大展雄风，连败十二高手夺得金牌，被陈策的老父亲看中，收为保镖。一日陈父在马来亚山中旅行，有猛虎袭来，杨空手和猛虎搏斗，竟将虎击伤逃跑，时人目为“星岛武松”。此后，因陈策工作艰险，陈父放心不下，特令杨春改为跟随陈策，以作保护。
徐亨当先突围，被日军拦住，远远跟随在后的麦克多卡尔爵士等大吃一惊。英国人描述，只有陈策镇定自若——他知道徐亨有的是鬼花招。
果然，不等日军巡逻兵走近，徐亨就对着车窗外高呼：“板栽！（日语：万岁！）”徐曾经在东京驻留过，精通日语和日本人的习惯，知道日军战胜后的习惯要高呼万岁。走来的日本兵也振臂欢呼：“板栽！”然后挥手放行。大概日军以为便衣的徐亨是埋伏的日本间谍。
后面车上的人松了一口气，等日军巡逻队走远，才跟上徐亨的奥斯丁，继续前行。其实徐亨自己回忆，他放在车门下的左轮枪当时已经打开了保险，只要日本兵敢于上车检查，就要开打了！日军大概刚刚占领香港，还没有能有效的控制城市，被陈策一行钻了空子。
陈策说过，中国将军不降日本鬼，所以打起来必然是鱼死网破。
16点30分，陈策一行到达湾仔的英军阵地。此处的英军并不知道总督已经投降，还在警惕设防。已经提前赶到的英军联络官蒙塔古中校告诉陈策，因为遭到日军攻击，五艘鱼雷艇已经离开码头，退避到鸭梨洲水域抛锚待命，码头上只留下了一条炮艇C410号。陈策认为让鱼雷艇来接运这些人员过于危险，下令鱼雷艇就地待命，他们利用码头现存的船只赶去和鱼雷艇会合。
C410号是一艘小艇，只能容纳不到十个人，而陈策一行加上蒙塔古中校有二十多人，显然是太小了。码头上还有一条汽艇康福乐尔号，但是既没有油，也没有启动电池。好在陈策一行中能人不少，其中有个情报官叫特德的开着自己的别克车杀出去，找到一个海军油库，弄回来十六加仑汽油和电池，其他的人则往汽艇上丢罐头、淡水。这时，英军投降的命令已经到达，几名英国高级军官不禁黯然神伤。
17点45分，陈策一行乘康福乐尔号和C410号高速冲出码头，向鸭梨洲方向突围。陈策、徐亨、麦克多卡尔爵士、麦克埃文爵士等17人乘康福乐尔号，蒙塔古中校等7人乘C410号。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随同陈策突围的军统香港站站长叶炳南此时拒绝上船。他有严重的恐水症，看到要乘坐这样小的船过海，死活也不肯登艇。陈策无奈，只好让这位上校大人自便。当时大家都认为叶必死无疑，没想到“虾有虾道，蟹有蟹道”，叶溜回香港，利用军统的地下力量，后来也逃亡成功。至于怎样过的海，那就不得而知，总不见得能弄一架飞机跑回去。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6）
汽艇一冲出码头，陈策等人就发现不对，方向反了。原来这里有东西两条水道，东边的水道宽阔，平时是英国人等上层人士船只出入的航线，西边的水道浅窄，是华人舢板等出没的地方，所以驾驶康福乐尔号的邓格拉斯上尉直奔东口。
问题是东边有日军，西边没有啊！
英国人习惯成自然，就是忘了用脖子上头那个玩意儿想一想！
要纠正也来不及了，汽艇开出不到500码就被日军发现，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战防炮一起开火，一道火网朝康福乐尔号猛击过来。
C410号上的蒙塔古中校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从西口突围而去。
据说1943年以前的日本兵个个是神枪手，康福乐尔号当即中弹，发动机被打坏，底舱被打穿进水，驾驶员邓格拉斯上尉双腿皆被打断，舵手福斯特被击毙，汽艇失去控制，在海面上团团打转。日军的火力凶猛准确，康福乐尔号没有武备，只能被动挨打无法还击，开始下沉，唯一的生路只有弃船游泳了。
陈策作为军衔最高的指挥官，下令弃船。救生器材不够，只能分配给非军人和高级军官。
所有的人都逃向舷边跳水逃命。但日军的机枪并不放过他们，弹如泼水。麦克多卡尔爵士身材肥胖，成了日军的好目标。这位未来的香港代总督脑袋上先挨了一枪——还好，老麦戴着钢盔，扛住了。第二枪击中了他的靴子——还好，只打穿了靴子底，没伤到脚。不等老麦感谢上帝，第三枪又击中了他的后背。老麦挣扎着跃入水中，带伤而逃。也有镇定自若的，那位找油的情报官特德就是一个，他冷静地嘱咐周围人，到海里要想游得快，最好把衣服脱了——他自己想要参加游泳比赛一样，慢吞吞地脱到只剩一条裤衩，然后悠然下水。
中国人这边围绕着陈策则乱成一团，徐亨帮助这位将军摘掉假腿——不能带着这个玩意儿游泳啊。等摘下来，徐亨也算开了眼，陈策的假腿里，都是大面额的美钞！
后来陈策告诉徐亨，那里头一共四万美元。1941年的四万美元，购买力和今天一千万人民币不相上下。早听说陈将军腰缠万贯，今天总算得到了证实，这大概还只是他随身带的零花钱啊！想想抗战开始陈策的走私线能够轻易满足半支中国军队的汽油需要，抗战之前他从这条线上捞了多少谁知道？！
多少钱现在也不重要了，陈策一抬手，把这条昂贵的假腿扔进了水里。
这时候，他才发现保镖杨春的脸色苍白。
杨春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不会游泳！
这位打虎英雄，是个旱鸭子。
十六
１4-17陈策率领脱险的五艘鱼雷艇在香港巡逻，其首部和尾部的双联装机枪清晰可见。这是战前的照片。英军在接应途中发生误会，差点用这机枪把徐亨等人消灭掉。
陈策耸耸肩，抬手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交给了杨春。
这算什么事啊，谁是老大？谁是马仔？
陈策是国民党中委，相当于现在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级别的人物，海军中将，杨春呢？你是陈策的保镖噢！何况，人家陈中委已经年过半百了，还缺一条腿……没办法，老头子倔得很，陈策从军几十年，从来没有忽视过军人体格的锻炼，他对自己的好水性信心十足，就算少一条腿，陈依然觉得能比这帮英国人游得快。大海就是水兵的家，怕落水还能当海军将官？
嘿，老萨赞叹一句，生死一线之间，跟上这样的老大那可真是令人荡气回肠。
杨春拗不过他，枪林弹雨中也不是客气的时候，保镖就穿着将军的救生衣下水了。
杨春跃入水中，陈策挥手让他游开些，免得被沉船的漩涡卷走，就在一挥手之间，又一排日军的机枪子弹劈空而来，一弹正中其左臂，击穿桡骨，血流如注，陈策落入水中。在陈策身边的英军军官D?哈雷被当场击毙。
落水的陈策咬牙忍痛，仗着多年的锻炼底子全力划水，游向鸭梨洲方向。倒霉的是，他缺左腿，负伤的又是左臂，您见过缺了一个翅膀的蝴蝶吗？陈策落水后就是这个感觉吧，无论怎样用力，这位将军只能在原地打转。恐怕陈策当时心里要大骂今天的运气不好，假如打中的是右臂，那或许还要好些……
我想起了《小兵张嘎》里边那段独白：“打哪儿不好，他打我屁股……”
正在危急关头，救星来了。徐亨也跃入水中，扶住陈策，全力泅渡。
徐亨是水球运动员，还是远东运动会的100米、5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其在泳坛的地位要形容就是“中国的索普”。不是每个将军落水的时候，都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旁边啊，陈策的运气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没有他，陈策这烧须的老猫今天恐怕就当烈士了。徐亨托着陈策，施展开全身解数，全力向鸭梨洲游去。
日军还在不断用机枪朝水面上游泳的人们扫射，已经负伤的驾驶员邓格拉斯上尉再次被击中，一阵挣扎之后终于沉入了水底。只有脱去了外衣的特德姿态优美，游速最快，率先登陆。
第二个登陆的是麦克多卡尔爵士，他肩背部负伤，划水不便，用仰泳的姿势上了岸。
全艇幸存的十四个人，包括一条腿的指挥官陈策，终于都登上了滩头。日军还在朝这边射击，但是距离太远，没有造成进一步的损失。鸭梨洲面积不小，众人挣扎着逃过海滩，进入岛子内部的树林隐蔽起来。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日军的射击稀疏下来。商量以后，大家认为如果耗到天亮，日军上岛搜索，凭现有的武器决难抵挡，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到岛子另一侧去找那五艘等待的鱼雷艇，它们应该就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等着呢。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7）
此时，十四个人里情况最糟糕的就是陈策，他失血过多，已经支撑不住，只好侧卧在一片剑麻旁边稍事休息，徐亨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将军裹在身上——什么叫亲爱精诚，生死情谊？长官的人缘怎么样，到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情况糟糕仅次于陈策的是谁？没想到，是那位小脑发达的情报官特德先生。他的确是跑得最利落、最冷静，问题是这天气正是隆冬时节，它不是日光浴的季节啊。特德脱了衣服跳水，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小裤衩，上了岸让寒风一吹，才发现自己的小聪明用得有点儿不对头，可怜这岛子上并无居民，连个毛巾也没地方找去。一起登岸的工程师哈里迪回忆，抖得像树叶的特德可怜巴巴的老看肥胖的麦克多卡尔爵士。这位爵士不但胖，而且穿得挺多，腰上居然还挂了一把左轮手枪。爵士正被后背中的一枪折磨的痛苦万分，对特德的注视回以警惕而愤怒的目光。哈里迪对那目光的理解是：怎么？要我扒下衣服来给你吗？又不是我让你脱的。Nooooooooo!!!!
好在特德年轻，广东的冬天也不算太冷，这兄弟总算能扛过去。
陈策可不行了，他无力和大家一同出发，决定留下来等待。陈把徐亨叫到身边，低声口述了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汇报要点，然后从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交给徐亨，以平静的口吻叮嘱道：“假如我有不测，请把它交给策婶。”策婶就是陈策的夫人梁氏，陈策和夫人感情深厚，后来两人去世也仅相距两月，可谓鸳鸯白头。陈精力充沛，和夫人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和八个女儿。徐亨黯然允诺，表示一旦找到快艇，就会立刻回来接他，请他留在原地不要移动，一定要等自己回来。陈策微微点头表示应允，叫徐亨把手枪留下，万一敌人登陆搜索，也可拼掉他几个。徐刚才脱衣的时候，发现随身携带的一本圣经还在口袋里，便把它和手枪一起放在陈策怀中。这未免有点病急乱投医，因为陈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佛教徒，徐亨没想过若是观音菩萨来保佑和耶稣撞车可如何是好？
不管怎样，把陈策放在树下，徐亨、杨春等人就分成几路，向鸭梨洲另一侧的海岸摸去，希望能够找到那五艘鱼雷艇。
这五艘鱼雷艇，当时正分散停在鸭梨洲南方的水面上，其中07号鱼雷艇和09号停得最近，离岸只有100米，为了避免日军耳目，舰上都用灌木作了伪装，看起来像是突出水面的礁石。这几艘艇下午就接到命令，有一批VIP（贵宾）要乘坐它们突围。于是，为了腾出地方，艇上的非战斗人员和不愿冒险突围的人员都被撤了下来，08号艇的副艇长科尔比在自己的艇被击沉以后本来在10号艇上帮忙，这时候也被赶了下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战友扬长而去。科尔比少尉后来被日军活捉，在战俘营里关了四年，写了一本《第二鱼雷艇队香港战记》，书中对把他扔下的甘迪艇长依然耿耿于怀。
问题是伪装作得太好了，蒙塔古中校的C410号炮艇突围以后居然没有发现它们，只好继续在周围水面上团团打转，等他找到大队，要到下半夜。
陈策他们登陆的地方在鸭梨洲西岸，向南岸搜索的分队由徐亨和四名皇家海军官兵组成，他们在海岸边跋涉了一个小时，一无所获，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森的军官忽然觉得水面上的礁石形状有些怪异，仔细看，啊，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鱼雷艇吗？！
克里斯蒂安森把发现告诉大家，随即率先向鱼雷艇游去。19点30分，焦急等待的07号艇长罗纳德和09号艇长肯尼迪终于发现了游过来的克里斯蒂安森。
鱼雷艇的水兵们七手八脚地把克里斯蒂安森拉上船，他们从下午就听到湾仔方向的枪炮声，对这批VIP的命运十分担忧。克里斯蒂安森爬上船，因为激动和寒冷，他的声音颤抖，前言不搭后语。他说道：“后面还有……十几个……日本兵……拿着机枪赶过来……”
听说日本兵在后面，精神紧张的水兵们一声呐喊，立刻奔向船头船尾的两座双联装列维斯机枪，目标直指在岸边观望的徐亨等人。克里斯蒂安森见势不妙，连忙抱住枪架大喊：“停，停！”原来他刚才想说的是：“后面还有十几个人，被日本兵用机枪赶到这里了。”
一场虚惊。
两位艇长赶紧用灯光信号通知其他各艇，水兵们自发的组成了一支陆战队，登上海岸，接应VIP们上艇。
大多数人都顺利被接到了艇上。
但是，当徐亨带着水兵们到达陈策藏身的大树下面时，却发现这名将军不见了。
十七
１4-18陈策率军突围后，到惠州拍摄的纪念照片。
中央膝盖上覆盖着中国和英国国旗的，就是本文主角，“东方的纳尔逊”陈策将军，他前面一排左边席地而坐，脖子上围着白色围巾的，就是后来受封为皇家骑士的游泳健将亨利.徐亨。右边席地而坐，神气内敛的，则是武林高手杨春。其他的为参加本次突围的英军和当地驻军首脑。
发现陈策失踪，无论中方还是英方官兵，都大惊失色，因为陈策是这次突围的总指挥官，没有他，整个行动就有夭折的危险。
所有的人都开始搜寻。
其实陈策离得并不太远。徐亨等人走后，一艘日军汽艇开来岸边，不断对岛上的树丛进行射击。陈策担心日军登岛搜索，看到附近有一座小山便于隐蔽，便强忍伤痛爬了上去，隐蔽在一块石碑后面，单手持枪准备抵抗。日军大概也是兵力过于单薄，未敢登岸即离去。心情放松之后，陈策失血加上疲惫，竟然睡着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发现徐亨等人回来。
好在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一个叫罗宾逊的英国水兵就发现了提着手枪的陈策。叫醒陈策，他的第一句话是：“HappyChrismas，MyAdmiral.(圣诞快乐，我的将军)”
陈策这才意识到，这一天，是1941年的圣诞节。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日子过于奇特，加上徐亨在离开的时候交给他的是一本圣经，陈策在脱险之后，就改信了基督教，并且取了一个教名Andrew，他的两个儿子陈安邦、陈安国分别加了教名David和Donald。
登上07号鱼雷艇，包扎了伤口，罗纳德艇长拿出自己的替换服装来准备给陈策换上，但是尺寸却不大合适——罗纳德是个大个子，陈策穿他的军服可以唱戏了。好在10号艇艇长甘迪也是身材瘦小，带了自己的军服过来，尺寸倒也合适。俗话说龙游浅底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陈策上了船，就好比龙入大海，虎入深山，马上就恢复了他海军名将的本色。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8）
此时海上明月高挂，但香港周围原有的航标早已在战前被毁，肉眼可见的岸边闪烁着日军的篝火。那艘应该赶来汇合的C-410号炮艇踪迹皆无。陈策接过指挥权，决定全体夜间突围，他纵横粤海数十年，还有谁比他对这里的水道更了如指掌呢？21时30分，陈策下令艇队出发，避开官方水道，以22节的速度直插200公里以外的大鹏湾的平洲岛。他战前命令惠州游击总指挥香翰屏将军所部前出大鹏湾接应香港作战，陈策希望能够在那里和香将军的部队取得联络。
五艘快艇发动起来，每艘快艇的三台发动机发出轰鸣的声音，令人胆战心惊——这个声音会把日军吸引过来啊！
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到，快艇刚刚脱离隐蔽位置，一艘日本驱逐舰就迎面而来。
英军07号艇艇长罗纳德后来回忆，认为这是他感到最为紧张的时刻，因为为了多装一些突围人员，这五艘鱼雷快艇总共只装备了三颗鱼雷。那么什么叫驱逐舰呢？它的全名叫作“鱼雷艇驱逐舰”，专打鱼雷艇的！这简直就是练蛤蟆功的碰上了练蛇拳的——前世的冤家。
但是陈策镇定自若，他下令五艘鱼雷艇展开攻击队形，提速到30节猛扑过去。
夜色深沉，日本驱逐舰未加停留，很快离开了这片水域。
艇上的英军额手相庆，罗纳德艇长在他的回忆中认为是陈策虚张声势的动作吓住了日军驱逐舰的舰长，因为暗夜里突然碰上一群高速袭来的鱼雷艇，又是不熟悉的海域，日军舰长大概也不敢放手一搏。
根据日军纪录，这艘驱逐舰很可能是日军白露级的驱逐舰五月雨号，该舰的航海日志中并未记录和陈策艇队相逢。该舰当天探照灯发生了故障，正在修理，行进间根本就没有发现海上的目标。
日本驱逐舰的舰长们大概脑子都有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错过了好几个坐鱼雷艇的“大肥肉”级目标，后来的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将军从科雷吉多尔突围，坐的是鱼雷艇，路上大白天碰到日本驱逐舰，巴克利艇长给吓得差点昏过去，结果日本人眼大无神，放过去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当时还是少尉）指挥鱼雷艇在所罗门群岛巡逻，居然撞上了日本驱逐舰天雾号，天雾号舰长当时在睡觉，结果肯尼迪等人在海上漂了几天后遇救。和他们相比，陈策，只能算是一个小Case啦。
不过假如我是日本海军司令，这几个舰长，都够枪毙资格的了。
松了一口气，鱼雷艇队继续前进，深夜1时30分，他们终于到达了大鹏湾的海岸。但是，上面等待他们的是好酒还是猎枪，谁也没有把握。
这个时候武林高手杨春显示出了英雄本色，自愿上岸做尖兵，这个旱鸭子打虎英雄，大概也巴不得赶紧离开这洗澡盆一样大的鱼雷艇。英国皇家特种部队的肯特尔上尉主动提出一同前往。肯特尔是加拿大人，勇敢而富于经验，一路上英国官兵的警戒都是由他部署。两个人跳下齐腰深的海水，摸上岸去。陈策下令各艇的机枪对准岸上，随时准备开火。
大概是这一行人劫难已尽，不一会儿杨春就带着一个人回来了。这个人姓梁，是香翰屏游击部队的一个团长，他率领所部游击队，一直在这一带活动。作为这里的中国游击队最高指挥官，梁团长亲自赶来大有原因，因为他原来就是陈策将军的部下。
老大出事了，他一个舵主还不赶紧来慰问啊。
梁团长和陈策相见言欢的一瞬，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个词：“Safe（安全）”。经过艰苦的磨难，他们终于安全了。
梁团长请陈策和其他突围人员上岸，一顶滑竿已经及时地等在了那里，供陈策乘坐。按照陈策的吩咐，后背负伤的麦克多格尔爵士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梁团长派来士兵和当地的老百姓，协助将鱼雷艇上所有的物资运走，然后将艇凿沉（已经没有汽油，无法航行）。尔后，一行人就受到了最好的广东菜的款待（会不会上了龙虎斗？）。梁保证将大家送到中国正规军控制的地区，当然，旅费和路上的一切开销，都由他一力承担。这回可让英国人见到了陈策在广东的影响，罗纳德艇长评价：“W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e power, influence, and respect the Admiral had.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Southern Kwangdong。（我们立刻就认识到了将军的权力和影响，以及他的威严。他是南粤之王。）”
好运气来了门也挡不住，正在中英官兵忙着凿沉鱼雷艇，一条孤零零的炮艇出现在海湾里——来得正是那条倒霉的炮艇C-410号，蒙塔古中校带着它从湾仔突围以后，找不到陈策一行，在香港海面上大大地兜了一个圈子，阴差阳错的居然也赶到了大鹏湾，终于归队了。
英国人还注意到，梁团长毕恭毕敬的给陈策拿来了三个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钞票！！！梁团长解释，这是给将军路上“零用”的！
陈策的豪阔的确不同凡响啊，不过兄弟也很怀疑这会不会是黑道上梁“舵主”给陈“龙头”的孝敬呢？也许这笔钱正是来自和香港的走私生意呢。但陈策的确有钱，此时，他手臂中还带着一颗日军的子弹，后来到柳州后由军医取出。陈策处理子弹的方式也非常有特色，他打造了一面纯金的盾牌，把子弹嵌在正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用这种方法纪念，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的。
1942年1月16日，突围官兵安全到达柳州。至此，这次富有传奇色彩的香港突围行动胜利完成。
和陈策一同突围的英军官兵，最终经过缅甸回国。而他们返回之前，香港突围的传奇已经传遍了英伦。为了感谢陈策将军在这次突围中的功绩和无畏精神，以及他在香港战役中的贡献，英国议会通过决定，授予陈策将军大英帝国爵士爵位（Knight of the British Empire），授予陈策将军的副官徐亨皇家骑士（Officer of the Order）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行在突围之后还有不少奇遇，比如赶来给陈策将军授爵位的马克斯爵士，正是当年陈策在香港的高尔夫球友，而英国人在柳州，曾经组织了一场和中国当地驻军的足球比赛，结果……中国队打了英国队8：0——中国足球史上似乎应该记下这个比分来！
附：
被授予大英帝国爵士爵位的陈策将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第一任广州市市长，一年以后，因足疾复发而去职疗养。
1949年8月31日，饱经风霜的陈策将军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夜，避开了是否要在暮年改换门庭的难题，在广州家中安详辞世，终年58岁。他的妻子在两个月前病逝香港，夫妻合葬于广东海军坟场。
关于陈策将军的死，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
据说将军去世的前一天，在寓所召开了一次酒会，到会的都是他的亲信部下和好友。第二天，陈将军在酣眠中辞世。到会的人员中有一名军统特务，名叫陈静涛。人们怀疑是陈静涛奉蒋介石之命暗杀了陈策将军，理由是担心陈策追随孙夫人宋庆龄投靠中共。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以陈策的性格和关系网，他最大的可能是移居香港，他在那个米字旗的世界里畅通无阻。
对陈将军的病史进行分析，在他去世之前，陈一直饱受足伤和胃病的折磨，身体已经极为虚弱。而酒会后将军服用了安眠药以便入睡。将军的死因应该是酒精和安眠药发生共同的作用，麻痹中枢神经致死，伟大的幽默电影家卓别林，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睡梦中去世。
也许，一位太传奇的将军，人们都不舍得让他平静的离开。
来于尘土，归于尘土。
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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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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