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
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新闻管制，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镇压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3）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人权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4）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Ma-ma, do you re-rem-ber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1）
上
中国軍が敗れて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放歌高吟しながら牡丹江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2）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下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3）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内外的日本战犯
１9－１登陆的盟军女兵部队举行悼念仪式，悼念在战争中死难的各国军民。她们选择的悼念地点是日本的皇宫门口，以前这里是日本最为戒备森严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最后一个轴心国国家日本向盟军宣布投降，战争终于结束，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岁月并不平静。面对残垣断壁和千万无辜的死难者，人们要问，造成战争的罪犯，何时得到审判？正义何时得到伸张？
１9－２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其中个子最矮，戴眼镜的为带剑渡海而来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日本的外国新闻记者写道：“法庭上以梅判事最为坚决，以哈尔判事（印度法官，主张全体战犯无罪，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最为宽容，大体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不同。”
东京国际法庭，就是这样一个由各个盟国代表组成，共同审判战犯的专门机构。对于东京审判的过程，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了解。然而，通过在日本保留的一些已经发黄的照片，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日本战犯在法庭上下的不同侧面。这些照片多未曾在国内发表过，因此，我将它们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有些照片反映了战犯的顽固和与我们不同的思想观，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也不做修改。
１9－３押送战犯往返监狱和法庭之间的囚车。
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历时两年半，其间，犯人在巢鸭监狱，每天是怎样往返法庭与监狱之间呢？最初盟军如临大敌，很快发现战败的日本人对盟军的合作“一生悬命”（全力去做），根本没有劫囚车的意思。于是渐渐警卫放松，后期基本就是这样的行列了——前面吉普开道，中间一辆大巴士装着全部出庭战犯，后面两部吉普车压道——一部是占领军宪兵，一部是医疗人员，因为先后有两个战犯在审判中就病死了。
１9－４1945年9月24日早晨的东条英机。当天晚些时候，盟军宪兵指挥官保罗斯少校前往东条英机住宅试图将其逮捕。
日本战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很多人见过东条被捕时开枪自杀未遂的照片，但是这一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张照片摄于东条自杀那天的早晨，东条从窗口向守候在门口的记者打招呼，表情哭笑不得。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天盟军会来逮捕他，但看到这样多的记者纷纷前来，预感事情不妙。东条在老部下的软硬威逼下已经决定在被捕时自尽，但认为切腹太痛苦，于是决定到时候开枪自杀。他甚至在胸口画了开枪时候瞄准的圆圈（每天洗澡后由夫人重画），唯独不知道的是何时被捕。
人云家畜已经进了屠场，唯不知哪天去宰也。
１9－５东条被捕后，美军医生在给他检查牙齿。
在几名美国军医的全力抢救下，东条自杀未遂，甚至还有好几个美国兵给他献了血，然后……审判结束，最后还要把他吊死，真是不嫌麻烦。
１9－６有趣的是，很多战犯都有美军医生检查牙齿的照片，这让我觉得有些古怪。这张照片上的是板垣征四郎。
１9－７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允许旁听，这是当时发放的旁听证.
但每证只许旁听一次，如果还要接着听，就要继续申请了。由于新闻界的关心甚至战犯的家属们打破头来旁听（见一面少一面嘛），所以这种证件后来很不好搞到了。
１9－８一个罕见的镜头，战犯竟然在法庭上打盹。
东京国际法庭，是一个严谨的法庭，但惟其严谨，有些清楚的事实也要反复核对，弄得效率极低，东条英机的口供书就重达3磅6盎司，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于是，在一些开庭的日子常常是忙碌一天，一无结果。渡过了怕死期的战犯们有些耐不住法庭的进程，在法庭上打盹也就不奇怪了。根据梅法官回忆，当时连宪兵和法警也有打盹的。
１9－９法庭审判的，不仅仅是大人物，甚至还有女性受审。
这是九州大学医学部护士长简井静子，1947年8月她因参与活体解剖被俘的盟军飞行员而被判处五年苦役,由东京审判庭所属横滨战犯裁判所宣判。
１9－１０户粟
不过这一张里面的，也是大人物。这个不起眼的女子，就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东京玫瑰”户粟，她是日本对美英语广播的主要播音员，因为声音甜美，善于瓦解美军军心而著称。
她被作为日本战犯逮捕后，因发现她具有美国国籍，一度释放，1948年10月，又被以叛国罪起诉，送回美国审判，最后获刑10年。
令人没想到的是，户粟被判决后，竟然有很多美军官兵为其奔走，促成她的特赦，理由是“东京玫瑰”的甜美声音是伴随他们度过艰难战争岁月的一个礼物，很多美国兵就是抱着“一定要打到东京看看这个东京玫瑰”的念头才挺了下来。
１9－１１战犯们等待宣判时写的绝笔（有些最后没有判死刑）
1948年11月4日，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畑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重光葵7年徒刑。
然而，他们写下的绝笔，依然让人感到法西斯的土壤是多么顽固。
由于很多犯人用法号落款，这里只能分辨出板垣征四郎（我不爱身命但惜无上道）、畑俊六（清慧）、平沼琪一郎（法制礼治皆未也本立则不治而天下平）、贺屋兴宣（公明如日月）的遗言。
１9－１２运送七名甲级战犯死尸的车辆
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等7名被判处绞刑的战犯，在东京鸭巢监狱内，一个个相继走上绞刑架。死后，7名战犯的尸体，不允许家属收葬，直接送到横滨的久保山火葬场火化成灰。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的使命，至此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