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
15-1其实，开战之前，中日两军的对峙已经剑拔弩张。这是丰台事件时日军包围中国驻扎丰台军队的兵营的情景。机枪所对的，就是中国军队的营门。在日军看来，这是当时正常而必要的措施。不知道如果在日本，中国军队这样用机枪对着日军营门，他们是否也会觉得“正常而必要”。
尽管在日本大众媒体上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七七事变的有关文献，其实日本的历史学界，历年对七七事变都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日方也反映了一定的反思态度，例如，NHK编辑的《历史的交待》第21辑中，曾这样评价七七事变——“昭和12年的七夕之夜，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本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泥沼。”但是，这种研究，也明显地带有“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
所谓“日本的历史研究特色”，就是在这种研究中，对史料的取舍带有严重的倾向性，所以研究的结果对“重现历史真实”是否有所帮助难以衡量，却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日本当时战争罪行进行开脱的含义。
例如，对于七七事变的原因，日方的研究着重于具体事件的经过，甚至精确到分钟和每一个士兵的动向，只是结论扑朔迷离。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日本预谋的，他们强调事件的开端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演习部队确实走失了一名士兵（而后归队），属于“擦枪走火”。这个观点的背后，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也自然不是有所预谋的，而是由于偶然事件引发。
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遮羞布吧。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2）
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
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
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
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伪满海警纪实（1）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
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
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
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
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
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
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
巡逻炮舰
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6.5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
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
巡逻炮艇
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6.5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
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9.5节。
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
伪满海警纪实（2）
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
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人，和伪满警察人员基本持平。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把其中日籍低级士官兵按照伪满警察阶级重新编制职务，士官为警正，准士官为警佐，一、二等兵曹为警长，普通士兵则为警士。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支部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伪满海警还建立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航空部队，它的最初装备是前面提到的接收原张学良部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6架，飞行员包括后来的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等。此后陆续接收各型飞机十余架，计：1933年接收日本陆军八七式轻轰炸机2架，1934－1935年接收日本海军二式水上侦察机3架，1935－1936年接收千鸟号KR-1小型客机2架，1936－1937年接收九〇式水陆两用侦察机3架，1939年以后接收海陆军九四式侦察轰炸机7架。这支部队早期称为特种警察航空科，后来改名为水上警察航空部队，它的飞行队伍编成基本是日本人担任第一线飞行员，而训练的伪满飞行员担任预备飞行员。
1933年8月15日，伪满海上警察在辽河举行舰艇分列式阅兵，伪满民政部代理总长葆康、日军旅顺要港司令津田、独立守备队司令井上等参加了这次颇具规模的检阅。在展示实力之余，伪满民政部再次将辽河水上警察局并入海警。其实，这也是一支日军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原局长是日本人岗本忠雄，部属包括日本人10名，伪满警察若干，主要装备为平底小型巡逻艇第一辽河至第八辽河号，装备重机枪一挺。因为质量不佳，这些小型巡逻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大多报废，只有第二辽河号是1933年10月在田庄台被焚毁，怀疑是游击队破坏其上甲板给油口造成的火灾。
1６－５辽河舰艇分列式上的海龙号炮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名称一直是伪满特种警察部队，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定名为“海上警察部队”。
1936年，宫部利光调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察厅厅长，伪满海警一度由樱田博大佐主政，但是部队中出身海军和出身陆军、警察的日军人员常常互相倾轧。为此，日军选择了海军中亲陆军的预备役大佐若木元次担任新的部队长。
若木元次上任后，给伪满海警带来三项较大变化。
第一是加强和关东军的合作。早期海上警察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继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宫部利光担任部队长期间对此不太热心，而着重对海岸海港的警卫。若木担任部队长后，要求伪满海警和日军关东军竭力合作，他命令吃水浅的海边艇上驶内河，协助陆军进行讨伐作战，同时命令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率领海警航空队全力为陆军侦察寻找抗联部队的踪迹。1939年10月，甚至命令山田所部两架九四式轰炸机深入到朝鲜边界参加对金日成游击队的扫荡，这是当时“讨伐队”唯一的空中力量。通过这样的协作，一贯蛮横的关东军也对伪满海警的配合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在装备，物资方面给海警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1941年无偿提供5架九四式轰炸机补充伪满海警（每架只收500日元运输费）。
第二是建设伪满海警自己的机场。当时伪满海警的航空部队并没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若木注意到营口海警本部附近有一个海产养殖试验场，地势平坦，便巧立名目将其土地并入海警所属，对那里的滩地进行改造，利用营口监狱的“犯人”进行劳动，将其改建为一座独立的飞机场。伴随着飞机场的竣工，又淘汰了一批较为陈旧的飞机，比如原属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飞机，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退役。
第三是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为伪满海警要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舰艇——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原为日本海军木坚号，属于1917年建成的桃级二等驱逐舰。排水量875吨，航速20节。经过若木的活动，1937年5月1日，从日本海军退役后于佐世保转入伪满海警，转让当时拆除了鱼雷发射器和一部分锅炉，保留了火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1938年在佐世保再次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装载九〇式水上侦察机一架。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没有机库，只有一个停放平台，采用吊放在海面上而后起飞的方式工作，为了避免风浪中的损坏，非任务时期并不上舰。
伪满海警纪实（3）
海威号的加入，机场的建设和关东军方面作战飞机的补充，构成了伪满海警的第二次较大扩充，日方有资料表明为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海军曾计划为伪满海警建造一条万吨级巨舰，定名海城。但是对伪满方面来说，这条巨舰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至此，伪满海警部队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1６－６伪满海警在海威号上操作90式水上侦察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海军鹰犬的伪满海警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大战。日本海军此时不再顾及伪满政府名义上对海警部队的归属，海警中日方有经验的人员大部分被招募重新编入日本海军参战，新毕业的警察学校毕业生占了剩余人数的大半。
1942年6月22日，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伪满海警在营口再次举行舰艇检阅。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盛宴，两天后的6月24日，海威号就被日本海军“借用”，重新编入日海军作战，后被美国海军飞机击沉。伪满海警的其他舰只也纷纷被作为日军的辅助部队使用。只留下骏通、快马等老舰。快马号在1944年10月于暴风雨中在复州湾触礁沉没，人员被同行的骏通号救走。
1943年春开始，美国海军的潜水艇开始进入日本海作战，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和保卫旅顺军港，日军命令海龙、海凤两炮舰作为警备舰艇投入对旅顺的防卫。当时旅顺的日军警戒舰艇只有一艘改装的昭南丸扫雷舰，其兵力捉襟见肘可见一斑。这两艘炮舰多次利用其装备的声纳和深水炸弹攻击过美军潜艇。
1943年初，海荣海华两条炮艇也被租借日本海军，直到1944年5月返还。当时的租借形式是伪满海警人员将炮艇开到旅顺，而后全体下舰，只将舰艇移交。这两艘炮艇被日军用于青岛港的警戒，使用中发现，海荣号和海华号的舵设计稍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能提供非常好的舵效。因此，在青岛对其进行了改造，可谓因祸得福。
但是有的舰艇就没有它们幸运。伪满海警的海王号运输炮舰在1945年8月7日在运载粮食返回旅顺途中，在黄金台海区遭到潜艇袭击。当时的舰长江久信男回忆道，当地时间15时，距离海岸一公里左右处，瞭望哨忽然通知“鱼雷航迹向海王号飞来”。海王号急转弯，避开了这条鱼雷，但还是被第二枚打个正着，海王号沉没了。第一枚没有命中的鱼雷冲上浅滩，被日方旅顺驻军缴获，其制造国不明。但根据当时形势，这很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没有宣战，苏联潜艇巡逻经常携带没有标志的武器，以便万一被缴获了可以赖账。
1945年8月15日，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方面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猛烈进军，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解体。伪满海警也走上了它的穷途末路，日本投降之时，海龙、海凤、海华、海荣，第二海边艇等在旅顺、海光、海瑞、靖海、骏通、荣安等在营口停泊待命。
8月20日，苏军飞机在伪满海警营口飞机场降落，其航空部队的飞机全部被苏军缴获，苏军命令若木所部暂时负责城市治安。4天后，苏联第三十九军到达营口，伪满海警的舰艇全部被苏军收缴，海警队员奉命解散。
8月22日，苏军在旅顺和大连登陆。在旅顺的伪满海警部队舰艇也落入苏军手中。
至此，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终于走到了覆亡。原伪满海上警察队两任指挥官宫部光利和若木元次为首的日籍人员被审问后遣送回日本，伪满人员则解散后流入社会。
按照纪录，除了荣安、骏通等老舰被废弃，大部分伪满海警舰只被苏联带回国后继续使用。1965年，海凤号在千岛方面被发现，编号702号，装备37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一门，成为了苏联的科姆索摩列兹号护渔舰，但它的舰体外观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是有关伪满海军警察部队舰艇的最后记载。
记取伪满海警始末本身并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保留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以备后人查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剖析“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关于“卢沟桥事变”，在日本一直有说法，称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卷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其中，有一个说法被弄到中文世界传播得挺广泛，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貌似荒唐，但还颇有论据。
所谓“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有三样说法，一个是说当时驻守宛平的金振中就是共产党（理由是解放战争中金起义了），奉命寻衅，所以下达了“日军进入我军阵地前一百米就开枪射击”的命令；一个说二十九军将领，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这个倒是真的），在二十九军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开战；另一个说刘少奇（点了名的，还是日本正规的历史学家所说）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从而中日开战。
因为这些说法，颇有人热炒此事。其实，稍微看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种说法非常可笑。
关于金振中主动挑战一说，日本方面的看法是想当然了。因为日本人发现当时七七事变的中方军事主官，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
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
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
其实，所谓“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
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
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
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
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
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
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
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
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
——谈谈通州事件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毒日——历史文献
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17－1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2）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９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１７－３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２５０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3）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１３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１３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３０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８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1）
上
在日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大多数时候让人压抑，但也难免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
《菊兵团的艰难突出》一书，是原日军第十八师团炮兵少佐武川千里的作品，描述了这支日军精锐部队从出征南洋到覆灭缅甸的真实经历，虽然文学色彩不浓厚，但颇有一线色彩。其中有一段谈到增援到前线的大阪兵，和整本书惨烈沉重的内容很不协调。
在当地前线第十八师团的日军，主要来源是九州海岛部队，素以凶残著称，曾参加过对南京的作战。我们长期听到一个传说，讲孙立人将军在缅甸下令将日军战俘中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这件事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军队对这支日军的愤恨。因为孙立人将军反攻回国时，遭遇的第一支日军，就是这个第十八师团。不过据我的考证，这话应该不是孙立人说的，而是另一个远征军将领，孙的部下李鸿将军（黄埔五期，新三十八师师长）。
李鸿是个国人不太熟悉，但是个很有意思的将军，他是很少的能用自己名字给外国街道命名的中国人。中国远征军收复八莫后，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当地用两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命名该城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叫孙立人路，一条叫李鸿路。
无论如何，这支日军的作战精神是颇为顽强的，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武川的部队，和十八师团其他部队一样，最终不敌中国远征军的凶猛攻势，从胡康河谷败退，伤亡惨重。从后方补充的兵员中，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阪兵。
大阪兵因为不喜欢打仗而善于做生意，在日本军队中颇为异类。普通日军部队要来了个大阪兵，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好奇。
武川的炮兵大队就来了一个大阪籍的预备役大尉，此人作战也还来得，但作战之余更多的是忙活收集大家的补给品进行倒卖。孙立人将军的穿插战术打断了日军十八师团前线部队的补给线，结果就是二线部队的补给反而异常充分。但是，日军后勤部门脑筋死板，所有东西一律按人头军衔分配，造成一些浪费。有的日军不吸烟，有的不喝酒，配给他们的物资反而成了累赘。这个大阪的大尉就到处收集大家不要的补给品，然后送到城里卖给缅甸商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一般的日本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看着这个大尉的举动，新鲜又有点儿鄙夷。不料到了月尾，这个大尉却掏腰包给大家请客，人人有份，还请来慰安妇做舞蹈表演，日军官兵尽欢而散。于是对他的印象一下翻了过来，武川觉得，这大阪人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从此以后，他来收购剩余补给品的时候，日本兵都不好意思讲价钱。
战后，这个大阪兵到缅甸开了个公司，倒卖当地矿产，赚钱很多。幸存的日本兵们回忆起来，还就属他在当地的朋友多。
当然武川这样的“武士道”不会跟着做买卖，所以他的书主要还是记录战争。在“筑紫山口之战”中，日军惨败，武川的腹部被中国远征军的迫击炮弹片划开，一条腿打断，侥幸被送进了温藻的后方医院。痛苦呻吟之余，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阪兵，他觉得十分开眼界，连对战争的看法都改变了……
中
日军的野战医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称为“法西斯”，特别还是法西斯中强调精神胜利法第一的日本军队，军医院和屠宰场有一拼。这是因为日本的军医动手术基本不使用麻药，要求每个日本伤兵都要有承受“刮骨疗毒”的本领。唯一给士兵减轻痛苦的措施是给他一根木棍咬在嘴里，免得疼极了把舌头咬下来，或者把大夫给咬了。
这种说法初听来有点儿骇人听闻，然而却是很多战场上日军老兵所印证的。有的时候这样做固然是因为物资缺乏，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可以让士兵具有更强忍受伤痛的能力，意志更加坚强，磨练出悍不畏死的兽人武士，属于一种精神教育。曾经有在中国潮州参加战役的负伤日本老兵，在几十年后依然痛苦地回忆军医的手术——“那种疼痛不是人能受的”。
私下琢磨，是不是日本军队用这种办法变相促使士兵负伤也勇往直前，宁死也不进医院呢？反正二战中日军负伤后经常抱着手榴弹和对手同归于尽，而不是像其他军队那样赶紧退下去包扎伤口——莫非这些日本兵怕进医院更甚于怕死？那日军的这种精神教育可太成功了！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手术，又整天听着袍泽在手术台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日军这种战地医院不过是薄木板房，没什么隔音效果。），武川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早日返回部队，找个机会为天皇尽忠。
就在这时，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野战医院的补给被大量削减，包括医务人员都只有一天两顿稀粥果腹，杂以少量发酵的豆子（甘纳豆）充当副食。这是因为，第十八师团从胡康河谷败退后，被孙立人连续穿插迂回作战弄开了窍的史迪威展开了一个类似螃蟹的攻势。他一面命令中国远征军一部继续攻击尾追第十八师团的后卫部队，一面派出重兵从其南北两翼发动猛攻。北路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师和美军麦部队奇袭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密支那，南路以英军温盖特伞兵突击队为主，空降在温藻以南切断铁路，依托台地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斩断日军南缅与北缅的联系。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2）
当时缅北日军只有两个师团，还要迎战从云南来的卫立湟，根本招架不住。日军被迫调动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航空部队投入北缅作战。日军援兵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援密支那，一路试图围歼南路英军。这两支部队的投入，加上南方来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日军补给顿时捉襟见肘。而没有战斗力又列入非战斗系统的医院人员和伤兵，自然是最先被削减供应的。这就是武川少佐等人被迫挨饿的原因。
实际上，日军调兵北上，是个要命的举动，它带来了影响世界的后果。
首先这个救援没有成功，北路的救援日军大约一个旅团，虽然迟滞了密支那的易手，但在已经能听到密支那城区炮火的地方被全副新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包围，遭到重创后勉强南返；南路日军打败了英军，英军向中国远征军主力求救，远征军派出部队，每人带一口砍刀，穿越山间小路前去救援，不但救出英军，而且粘上了日军主力。
而这支日军的离开，直接导致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日军的失利。因为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正是该战役日军的预备队。日军原以为可以把这支部队先用于北方，击溃中国的“豆腐军”以后依然可以担当原有任务。谁知道这两支部队再也无法抽出，结果正面日军三个师团在出现败相后无人增援接应，出现了大溃败，三个师团长都因为擅自撤退被解职，大批日军因为饥饿和热病死于败退途中，残余日军甚至开始吃自己人。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是这支日军中死里逃生的少数人之一，并因此刺激性格大变，他当时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辎重兵中队长。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被列入20世纪中期世界军事十大战役之一，是蒙巴顿勋爵的杰作，它挡住了日军和印度独立派钱德拉?玻斯杀入印度，避免了印度陷入混乱（如果日军顺利进入印度，印度难免不发生类似缅甸的大规模独立运动），也因此保障了英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它的胜利，与日军抽调走了预备队和飞机有很大关系，一切都出自于对中国远征军战斗力的误算。事实上日军后期在缅北又增加了狼（四十九）、勇（二）两师团，依然没能挡住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脚步。
武川等人是顾不上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了，大量重伤员因为营养不良和乱找东西吃引发的腹泻而死亡，军医的办法是鼓励大家多晒太阳。这个方法恐怕没多大作用武川也被饿得头晕眼花。在拄着棍子试图走回原部队失败后，武川躺在病床上，又饿又虚弱，自觉快要死了。
武川的勤务兵森本（日军军官住院，通常由勤务兵跟随伺候），这时候却提出由他拿（偷？）医院的一些药品，比如绷带和消炎药，到附近的缅甸人居住区去卖掉，说不定可以弄些吃的回来，有了力气两人可以一起跑回部队去。森本的思路明显受到了那个大阪预备役大尉的影响。
“可是，你走了，谁照顾我呢？”武川犹豫地说。
森本说不要紧啊，旁边一屋另一个步兵佐官的勤务兵是我的老乡，让他帮忙照看一下您好了，等我回来分他们一些食物。
武川想了想，同意了。
下
森本一走就是四五天，武川每日翘首盼望无果，心中越发凄惶。好在医院所在地靠近南部，南线英军败退后，此地暂时还是日军稳定的后方。不过日军武运始终不佳，盟军的飞机经常来光顾。由于日军在缅甸只有一个飞行师团，兵力捉襟见肘，盟军的P-38闪电战斗轰炸机没有对手，可以飞得很低进行轰炸，武川记载他曾亲眼目睹医院外面一群军马被盟军飞机一一射杀。
好在，第六天森本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大米、风干猴子肉，甚至还有可以减轻伤痛的鸦片。这个忠心的勤务兵看到长官以后满眼是泪，让对他已经有些怀疑的武川心中颇为歉疚，写书的时候还合掌为之祈祷。森本在战后死于缅甸独立军暴动时的混乱，而武川是最早得知昂山被杀过程的日本军人。
经过森本的描述，才知道这做买卖也是件很头疼的活儿。这个勤务兵是农民出身，对于怎样卖药一无所知，到了缅甸的村镇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缅甸人的稻谷都藏得很隐蔽，而他单独一人，就算知道也不敢抢了什么就走。
最后还是想到了大阪军官提到的一个缅甸商人，花了两天的时间走到那人的村子。
不料那个缅甸人推三阻四，很不爽快。森本苦苦哀求，直到拿出了医院的药品和武川的一个金戒指，并给了个非常吃亏的价钱，那人才动了心，得以成交。缅甸商人告诉他，那个大阪军官提醒过他，任何自己以外来卖东西的日本人都可能是军部的督察，如果贸然合作可能被抓去枪毙。
有了这些东西，武川等人的处境总算好了一些，但只能硬起心肠把食物藏起来，任周围的伤兵病饿而死充耳不闻。
就在武川觉得有了些力气，准备申请出院瘸着一条腿再上战场时，医院里却来了个另类的大阪兵。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3）
这个大阪兵属于从菲律宾调来补充十八师团的某中队，营养良好，面色红黑，肩上背着一杆三八枪，枪上拴着个大包袱来找医生要求“因病入院”。
日军的传统是负伤尽量忍受，泡病号更被视为耻辱，会为人不齿。所以到达医院的日军基本都是缺胳膊少腿，至少也是身上穿个窟窿的，那还叫轻伤，像这个大阪兵一样自己走到医院来的伤病员十分罕见。所以医生用非常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个筋肉壮实的家伙。
大阪兵递上本单位长官（无疑也是个大阪人）开来的“入院届”，那应该是介绍他生了什么病、为何需要住院的。武川当时刚刚换药完毕，躺在病床上目睹了这次奇特的“面接”，心里在想，这个家伙哪里生病了呢？怎么一点儿看不出来呢？
“什么？！你给我说一遍，你因为什么要住院？”
“噢，长官，‘脚豆’，‘脚豆’啊长官，那上边不是都写着吗？”
脚豆，就是脚鸡眼，因为这个就要住院？武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医生显然也感到同样地不可思议。要知道日军这时候在缅北面对史迪威和孙立人的精锐远征军，无论兵力火力都处于绝对劣势，前线一些日本籍的慰安妇都拿起枪来了，这家伙却因为“脚豆”要住院，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羞耻感和军人的自觉了？武川认为这个大阪兵马上会被轰出去的。
然而，那大阪兵却对这种鄙夷的目光满不在乎，他把那个包袱打开，取出一袋干年糕，又取出一捆用蒲草拴着的干鱼和一瓶日本酒，很和气地对医生说：“长官，家里捎来的，地道的方头鱼啊，请大家一起尝尝吧。”
“你家里捎来的？”医生狐疑地问道，但态度明显有点儿改变。毕竟，已经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吃的了。
“是啊，战前我哥哥在仰光有木业公司的，他托在仰光的朋友捎来的，每个月都会有的。长官，我现在实在没法跟着行军啊。”
“那么……好吧，你先住下吧。”
军医拿着东西走了。
大阪兵哼着关西味儿的小调，打开背包躺了下来，还在病床头布置了一个佛龛，还主动递给武川香烟。武川本来准备骂他几句，又有些骂不出口了，只叹了口气，说你这个样子应该上前线啊，死在那里也比在后面挨骂好吧。
十五对一（指当时中美英军对日军的总人数对比），我去也不能改变战局啊。
可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一天只有两顿稀粥……
我知道，不过再糟糕的地方也比住在小白木房子（指日军的骨灰盒）里好吧。
那一天武川失眠了，自己瘸着一条腿到前线去，除了送死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他又把森本派了出去，争取再弄些吃的来。他决定留在医院，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个更有价值的地方为天皇献身。
后来才知道那大阪兵既没有哥哥，在仰光也没有朋友，那些好东西从哪儿来的，只有天知道。
武川自述他是自己所在大队唯一幸存到战后的军官。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1）
上
日前，因为老拙《日本八路》一文配图，特意在日本的资料中寻找了一下有无抗战中在中国战场被俘的日军图片，结果发现收获颇丰，比如《觉醒者的证言》等资料中，对中国方面怎样改造日军战俘都有详细地描述，而图片中的日军俘虏，不但有共军抓去的，也有国军抓去的，还有中国兵和美国兵一起抓的。
索性把这些照片汇集一下吧。
１8－１水野靖夫
上一次在文中使用了这样一张照片，但是说明不够详细。其中的水野靖夫，据查曾参加了八路军围攻深泽的战斗，是八路军的炮手。当时八路还怕水野下不去手，告诉他要打的是孙殿英。结果水野毫无心理障碍。
当中的刘，就是当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工作的刘国霖。此后，有朋友对我讲，说这个刘国霖可不简单啊。
１8－２刘国霖当时
的确是不简单，多年以后，日本俘虏在书中依然称政策水平极高的刘国霖为“严若父，慈若母”——其实，刘国霖当时，比被俘的日本兵根本大不了几岁。
这段文字里提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组成慰问团去给八路军作演出，其中还有俘虏扮演女角，竟然惟妙惟肖。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刻骨仇恨日军的八路军战士对他们的恶感。
１8－３建国之后的刘国霖
有朋友告诉我刘将军今天依然健在，90岁了，就住在北京，偶尔，还给大学生指导一下外语。
１8－４被俘日军和八路军指挥员在一起，正中央的是罗瑞卿。
１8－５晋冀鲁豫反战觉醒同盟大会召开的会场
１8－６参加大会的中方代表，其中左起第四人为朝鲜义勇军指挥官武亭。义勇军参加了保卫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之战，伤亡很重。
１8－７等待开会的日军反战同盟盟员，台上挂的照片是片山潜。
１8－８从日军中主动逃出来的士兵在现身说法。
１8－９1945年8月，一二九师在“最后一战”中俘虏的124名日军，即将送往延安。
好了，这是共军方面的材料，下面，我们在说说国军的，也很热闹。
被中国军队抓住的日本兵，可是没法选择对象的，最好祈祷不要让共军里李云龙抓去，说不定就砍了脑袋，其实要是轮上国军的孙立人呢？那更惨，据说是统统活埋的干活。
说正经的，国军俘虏的日本兵也是不少的，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形象吧。
１8－１０1944年7月，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日军。美军情报军官通过中国翻译，在缅甸审问日本俘虏，这个组合真够国际化的。文献注明日军番号为第二十五联队，这应该是第九师团的部队，不过我没有查证这个部队是否真的参加了缅甸战役。
１8－１１湖南战场上中国士兵押送被俘的5名日军到总部，包括1名军官。1945年2月25日，地点在衡山脚下。不过，这支押送日军前来的中国军队，却不是什么正规精兵，而是当地的游击队，因为抓了日军俘虏，才新发了军装的。
１8－１２1944年10月7日，中国军队押送被俘的日军便衣奇袭队人员前往关押地，为防逃跑，将他们都用麻绳捆着。
１8－１３也是日军的便衣侦察员被抓住了。对于在云南布阵的中国军队，日军非常警惕，在1943-1944年之间不断派遣便衣侦察人员进行侦察和袭扰。但由于语言不通，举止可疑，先后损失了一百多人，日文资料中的说法是“大部分被俘后根本就没有被送到俘虏营，在前线就被中国兵给XX了。”
１６－１４这个，倒不是在中国被抓的，不过忍不住还是放在了这里。美军在太平洋岛上抓到的这个日军俘虏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抓到的日军俘虏都是骨瘦如柴的，为什么这个又白又胖？是不是他的消化系统和别人不一样？结果很简单，原来这个日本兵是负责分配食品的，单独给自己搞了个小仓库……
１8－１５一个美军文职顾问在昆明机场转机，恰好看到两个被俘日兵，于是也跟着照张相，算是有向子孙炫耀的了。
１8－１６1944年，第八军抓到的两名日军伤兵俘虏。即便是照片上也看得出来，其中一个伤兵在喝水坑里的积水。在各个战场上都发现过被遗弃的日本伤兵，这两个就是在战斗过的村子里发现的。
其实，抓几个俘虏并不算新鲜事，早在一二八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一个冲锋之后抓住一个日本军官，问话之后才知道是个大佐……
十九路军对这个大佐倒很优待，并且在停战后把他送回去了。
那时候中国军队还不知道日军对于被俘过的人怎样处置，等中国军队从战场撤退的时候，这个日军大佐到了自己被俘的地方，就地自杀了。
写完这段话，想说一点题外的话。日前，在某报的帮助之下，我采访了两个国民党退休将领，本意是请他们谈谈台湾海峡的战略格局，但其中一位拿了影集给我看，说你看我打过日本呢，那个时候我很漂亮的小伙子吧。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2）
萨笑了，的确，老先生那时候精神得很。
那时候，就因为我长得精神，给廖军长当卫兵的。
哪个廖军长？
廖磊老军长，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桂军（老先生祖籍不是广西，是路上被廖老将军捡到的），1937年走路到柳州再坐火车到前线（这个我有点怀疑，因为听说当时日军对中国的铁路轰炸得非常厉害），广西兵装备不好，老百姓没看过我们这么穷的兵，都笑，听说我们是去打日本的，就不笑了。
到了前线，还没到最前面就看出一线打得很惨，到处都是伤兵往下送。我们军进了阵地，几个旅长都来请战，不要守，要攻。军长很高兴，当即指定了一个旅长，准备夜袭。下来以后军长在帐篷里面转圈，把参谋长叫来，说不行啊，这样上去我们很快就要打光的。参谋长说是啊，打光了我们没本钱了。军长说你去前线，要打，但是不能把人拼光了，打日本的日子长着呢。你去，一定压住。参谋长敬个礼就走了。
到了后半夜，军长睡不着，叫我给打扇子。这时候军需处的处长来了要军长给补个条子。军长说什么条子。
一看，是参谋长走的时候领的东西，把存着的两百顶钢盔带走了（广西兵基本没有钢盔），后面又一个条子，把从广西带出来的最好的武器，几十挺手提机枪（即冲锋枪）都要走了。
这个是军里最后的本钱了，军长一看就急了，说我去前线。
前面的枪声打得不分点，到处都是炸点，吉普车走到一半就不能开了。我一手提枪，一手扶着军长，磕磕绊绊一路走到前线。
军长到前线，夜袭已经结束了。先小胜，再被日军增援部队缠住，两败俱伤。一个旅的残余部队撤下来，这头能看见那头。军长铁青了脸，心疼的，恨恨地叫参谋长来见我。
参谋长，不能来了，他就在第一批夜袭的部队里面，戴了钢盔走的，炮弹炸得尸骨无存。
出击前，参谋长对弟兄们说——这不是内战。
……
回来后，我想查一查有没有廖磊将军的回忆录，也许可以证实这段历史，结果，我查到的结果是：
罗炳辉等电唁廖磊总司令家属
（1939年10月）
×电谨悉。燕公积劳致疾，不幸逝世，奉读之下，不禁涕零。遥忆迭蒙训诲，沆瀣愤深。际此抗日尚未成功，将星遽然陨落，不但国家失一栋梁，即吾靠亦失却指南也。敬请转致慰唁廖夫人，顺变节哀，为祈。至于前方一切事宜，自当本燕遗志努力，并遵钧座指示，坚持团结，一德一心，共赴国难，驱日寇于鸭绿，以完燕公未竟之事业。谨此电报，无限悲怆之至。职叶挺、项英、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孙仲德同叩。
叶军长、张指挥挽
国难方殷，端赖团结，追随抗战奋杀贼。
敌寇未除，遽失领导，缅怀遗志痛挥戈。
注释：廖磊，字燕农，号伯符，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八一三抗日战役。1938年10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指挥，在大别山指挥部队艰苦抗战。1939年10月23日因积劳成疾导致脑溢血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50岁。另有文章注明，廖磊是桂系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人，堪称一代英豪。
廖磊将军没有回忆录，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的。
一时掩卷。日本人对自己的俘虏那种轻蔑和无视，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在文明上的缺陷。而我们呢，我们那个时代的脊梁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
我想起在北京我曾问过朋友们，有谁记得在大七卜村高呼着不投降战死，年轻的八路军十八团团长杨柳新，他的政委朱爱华，还有和十八团同难被俘绝食不屈而死的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仅仅是一个团在一个月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官。
他们或许不在乎人们记得，但是他们当一定在乎自己的清白，当我写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有些留言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或许不必去专程祭奠他们，但对他们如果在心中保留一份敬意，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想吧，当你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在公园中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经过那些70年前的人们的墓碑前，给感激的一瞥，有一点谢恩的心思，也许就已经足够。
这份感恩会伴随我们的子孙传达给这个文明国家的世世代代。
今天，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好寂寞。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1）
作为在日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编辑部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一名埋葬在中国的“日本八路”寻找他亲人的消息。
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这名“日本八路”名叫松井实，死于1948年10月解放郑州之战，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医生。根据他在九纵政治部的老战友段绪德等人的回忆，松井实好像是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经过教育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在中原野战军九纵有一个由五名日本人组成的医护小组，松井就在那里工作。
除了松井当时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中国话比较流利，为人斯文，老家是京都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线索。
松井实的墓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他的墓碑上方，刻有一颗代表解放军军人的五角星，这代表着他在死亡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战俘，是中国方面对他的一种承认和原谅。
今年是郑州战役结束六十周年，中国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性的时间，为长眠在这里的这名“日本八路”，找到他故乡的消息，让他的亲人能够因此了解他最后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方面找到了《关西华文时报》。尽管以目前所知的线索进行寻找比较困难，但编辑部依然郑重接受了这项委托。
对于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属这件事，最为有价值的线索大约就是他的故乡为京都。作为查找的开端，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而，得到的消息有些令人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这给寻找当时失踪人员的户籍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特别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有这一条线索，他们的工作将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结果。
《关西华文时报》一方面争取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更多关于松井实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记者在神户认识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的斋藤先生。斋藤先生对能够参加查找松井实亲属这件事感到很是重视。他立即与记者一起前往寻找一些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者，斋藤先生认为他们可能会对当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
在斋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找到了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不幸的是没有人对于松井实这个名字有所印象。斋藤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帮助寻找，并随时将所得线索与我交换。
记者同日走访了位于柴岛的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战后曾对中国归国者的返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论文。
通过与该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联络，我们的寻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按照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当时京都籍日军官兵大体隶属于两个师团，既甲种第十六师团和治安第六十二师团。这两个师团都曾经在华北和太行山区打过仗。
根据松井的年龄判断，他更可能属于第六十二师团。这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在华北作战的时间只有1937年的下半年，由于华东方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11月将其调往南京战线。由于日军中军医都是军官编制，松井实应该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按照当时十六师团军官的年龄推算，到1948年大多应该超过了30岁。而第六十二师团成立于1943年，其六十四旅团是京都师管区的预备役官兵组成的守备兵团，专门用于在山西东部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由于当时日军在整个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它在太行山区作战的时间长，损失大。松井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俘的。如果能找到这段时间六十二师团损失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2）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第六十二师团医院院长名叫熊城宽，军衔少佐。不过六十二师团最后在冲绳全军覆没，要寻找它的残余人员提供线索是很困难的。
不过该协会也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本战败时残存在中国的京都籍的士兵，大多是通过京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时先后接回了150万从中国归来的残军和平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10月12日，本报记者为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人线索，如约来到舞鹤引扬纪念馆，受到荒田直明副馆长的热情招待。
《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在舞鹤引扬纪念馆门前，曾经为搜寻中国抗日先烈的资料走过很多路，为一名“日本八路”跑这样远，还是第一次。
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日军人员和眷属情况记录，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原因等。
不幸的是，尽管笔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查找，但最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
但是，按照荒田馆长的说法，这份记录实际上是到港的日本人进行回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性，也不够全面。他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找，因为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笔者按照荒田先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离开舞鹤引扬纪念馆的时候，俯瞰舞鹤湾，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这里是返回国内的日本人下船的地方。就在这里，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抱头痛哭。
他们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用刺刀曾经加于亚洲各国的苦难。
死在郑州城下的松井实，会不会心中也存在着一个从舞鹤重归故乡的梦想呢？
屹立在岸壁的“期盼的母亲与妻子”雕像，已经在那里站了20年。假如松井实的母亲和妻子战争结束时在人世，她们又在这里站过多久？
其实，松井实死亡的具体日期，也是可以推算的。
1948年10月22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日子。在经历了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抗战中的沦陷和激烈的内战之后，随着刘邓所部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这座城市终于告别了战乱的日子。按照战史记载，因守军孙元良部主力当时已经东调徐州，国民党所部对郑州的防御并不坚决，攻占这座省会城市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而其中双方作战最激烈的地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拦截撤逃的国民党军。
然而，这样一场类似“西线无战事”的战斗，即便是胜利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解放军方面有94名官兵牺牲。
由于这次战斗只经历了一天，所以松井的死亡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0月22日当天。
94条生命，在一场“轻松”的战斗中悄然逝去。
忽然想到了《集结号》广告片头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愿舞鹤引扬纪念馆前那尊和平少女的祈祷，成为永远的现实，那将远胜过让我们纪念每一个不朽的牺牲。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1）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