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
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三万一千五百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三万五千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2坂井三郎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航空知识》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本书：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2）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拿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５－２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
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
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纪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作为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1）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
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6－３陈季良将军，即在庙街借炮给苏联红军炮打日本领事馆，并率江享、利绥等舰与日舰对峙于黑龙江上达半年之久的海军宿将陈世英。1940年因在逸仙舰上所负创伤复发病逝，追赠海军上将。陈遗嘱中国一日不胜自己一日不下葬。其妻慨然为陈造水泥棺材一具，停灵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其送回故乡福州安葬。
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6－４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的逸仙舰，可见其尾部比抗战前高出了一层。
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2）
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
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
“怎么？”
“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
“有啊！是长江上的吗？”
“是的。”
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
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
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
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镇压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
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
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4.7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
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
俱往矣……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1）
作为中国人，对于“撞沉吉野”多半颇为熟悉。不过，这句口号和那可恶的吉野舰真正为人们耳熟能详，要到电影《甲午风云》播出以后。抗战中，有另一艘军舰让中国军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就是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击沉出云”的口号可不是出自电影。
在日本海军中，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经历可谓传奇，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并担任过日本天皇的座舰。在对华战争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出云舰被日军指定为驻华舰队旗舰，长期在黄浦江、长江活动，以其重炮掩护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无论是从实战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国军人把它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这艘出云舰却出了名的运气好。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为了击沉出云可谓不遗余力，海陆空全线出动——空军，九大队谢莽等部轰炸出云，甚至出动了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参加攻击；海军，电雷学校的史可法中队悄悄进入黄浦江发动雷击，其勇敢果决被日方历史专家濑名尧彦写入了自己的作品《扬子江上的战斗》；陆军，虽然缺乏能够得着的武器，也曾用山炮奇袭出云，希望侥幸成功（根据日军记载，出云还真挨过中国陆军这样的“三分线外投篮”，颇有死伤）；甚至青红帮都曾帮助中国军队物色了一个“能潜水三天三夜”的水鬼，带着定时水雷爆破出云……
不幸，尽管使用了各种攻击手段，直到淞沪战役打完，出云舰还是长命百岁地活着，这艘老舰的运气让中国军人七窍生烟，几乎怀疑它练过金钟罩或是红灯照，要不怎么刀枪不入啊？
事实上，出云舰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确曾多次被击伤，但是都能仗着结构坚固很快修复。该舰顽强的生命力可说是英国舰船设计和钢铁工业的骄傲——出云舰是189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这家公司也为中国建造过军舰，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巡洋舰，就是它的早期杰作。
然而，根据日本记载，在对华战争中，这艘运气极好的出云舰曾有一次遭到中国海岸炮兵的重创，不但被击穿了一个透明大窟窿，而且不得不撤回日本大修。
日本军事杂志《丸》2005年第3期（总第707期）登载了一篇追忆出云舰的文章，名为《雄壮，老舰出云桅顶军舰旗飘扬》，其中就对这一战有所描写。
根据日方描述，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淞沪战役期间，而是淞沪战役结束一年多的事情。记述如下：
昭和14年（1939）一月，旗舰出云曾经为了配合对杭州湾周边地区进行扫荡，出动执行对岸炮击任务。
当时，出云舰长为原田清一大佐，出击时的僚舰是‘妙高’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驱逐舰跟随。中国军队在山腹建筑有炮台，三舰使用200毫米、250毫米的主炮对中国军队的炮台进行炮击。敌方炮台同时开炮还击。压制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敌方一发重炮炮弹击中出云。炮弹从后甲板右舷，舰长升降口附近穿入舰体，这颗200毫米重炮炮弹的爆炸竟然贯穿到反方向的左舷，在左舷吃水线上一米处的装甲板炸开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窟窿……
此战后，出云舰带着伤亡人员撤回上海，由停泊在黄浦江的朝日号修理舰进行紧急抢修。因受伤过重，被迫返回日本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
根据文章中的线索，可以看到此战的描写参考了海军十三年会的会刊《十三年樱》的内容。《十三年樱》中，除了出云舰长纪录为吉富説三大佐外，与此文基本一致。
从一舷直炸到另一舷，还炸出半米见方的大窟窿，只怕出云后半舰体内部都成了爆肚炒肝，难怪要回日本本土修理。看来，这一炮让出云舰负伤不轻，总算可以让在上海追炸出云三个月，却不见成果的官兵们出口恶气。
遗憾的是，日方文献上，并未记录这次战斗的具体地点（《十三年樱》中此文作者已经作古），而中文文献中，也没有炮台击伤出云舰的纪录。
如此，查找此战在中方的记载就颇为困难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排除法来推断战斗发生的地点。既然战斗发生在杭州湾，根据地图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后，杭州湾北岸从上海到钱塘江内河入口盐官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这次战斗只能发生在杭州湾南岸。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2）
而另一个条件，也能有所帮助。那就是，这个抵抗日军的地点，必须具有200毫米以上的大型海岸炮。
在杭州湾，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乍浦、定海、镇海三处。其中，乍浦炮台的清代购进的克虏伯重炮保留至今（重炮使用寿命较长，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旅顺被俘的重炮，日军在台湾作为海岸炮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不过，乍浦在1937年11月23日即沦陷，此炮未能发挥作用。
定海的一次战斗，和此战时间上颇有相近之处。
根据定海县志记载，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
这和出云舰的纪录时间相似，军舰数量也符合。然而，我不大认可此战发生在定海。盖定海位于舟山岛上，其震远炮台根据记载有过清代安装的210毫米大炮，可是此台早废。抗战中因我国没有制海权，对于孤悬海外的定海一旦开战无法加强，因此一直不是防御重点。定海沦陷前只有守军千余人，多数为地方杂兵，其炮台年久失修。这样的防御态势，很难想象可以与日军三艘大舰激战数小时之久。事实上，中方资料中对这次日军的袭击，也没有记录炮台曾经还击。
感觉上，这一战发生在镇海的可能性更大。
镇海是浙江海防重镇，1884年中法战争中，吴杰、薛福成等曾指挥炮台和南洋水师南瑞、南琛、开济各舰，在此处力战法军舰队，是我国海岸防御作战中少有的胜利之战。抗战前，此地设有镇海要塞区，是海防重点，1932年设海军镇海炮台总台于小港，有官佐106名，士兵1579名，分驻镇海要塞区各炮台间，隶属宁波防守司令部，下属弹药库、观测所、探照灯台、修械所等。并有镇海炮台掩护部队一个团。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政府国防部请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拟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构筑永久工事。工事计划分二期完成。1936年抗战前夕，除原有宏远炮台外，另在青峙钳口门炮台山建新镇远1、2、3、4台，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并配高射炮队。镇海炮台装备240毫米、210毫米大炮，每门储存炮弹200发。抗战开始后，曾以轮船沉塞航道，并通过海军布雷队进行水雷布设，可谓防护森严。
遗憾的是，镇海守军的作战记录中，缺乏与日舰报告相符的战斗，只有两次战斗有些相似。
一次是根据《镇远县志》纪录，1938年9月22日，日巡洋舰1艘炮舰数艘来犯，向炮台发炮百余发，炮台还击，击伤巡洋舰，击沉小艇数艘。
另一次是1940年7月17日，日军上海第三舰队所辖海军陆战队在镇海登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击伤日舰一艘，后力战到凌晨逐渐不支，宏远炮台弹药库被毁，日军上陆攻占镇海县城。幸而驻防附近的一九四师陈德法部和从上虞赶来的十六师一部赶来增援，才将日军赶下海。此战共击毙日军三百余名，我阵亡六百余名，但终保镇海不失。
这两次战斗的时间和作战过程，与日方描述都有出入。
更大的可能是在一次中方没有记录战果的战斗中击伤了出云舰，因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4月镇海沦陷，日军战舰飞机屡次来犯，镇海炮台与敌交战纪录40余次，很多战斗无法核实战果。
看来，究竟谁是击伤了出云舰的英雄，依然是一个谜。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的面世。而出云舰的最后下场则是于1945年7月24日在吴港被击中翻沉。
逃出七三一（1）
7－１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
如果看过电影《黑太阳731》或者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可能都会对日军罪恶的细菌战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的七三一“给水防疫”部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因为大量使用中、苏、朝抗日人员和普通百姓作为“马路大”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
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了纪念馆。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这里进行了大屠杀。按照日方记载，被送入七三一的“犯人”们曾经机智地进行过各种反抗，但是最终无一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因为，慑于人体试验可能带来的舆论冲击和法律审判，日军对送入七三一的人员管理极为严格，严密的监视与不断的试验死亡，使“马路大”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
然而，在一次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我却意外发现，在七三一部队的手中，确曾有四名中国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
根据刘天光1986年整理的《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一文描述，这四个成功逃生的人，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七三一部队在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化学研究所”，李广德等四人，即被日军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担任做饭、看守的四名白俄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在8月12日的时候，日军执行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已经两天没有给李广德等人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五名富有杀人经验的日本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对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李广德在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提供当时详情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忆起，日本武装特务当时在走廊里喝令，“米那，他带”（都有，站起来）“奥马艾，他带”（你，站起来），然后，就开了枪……
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商界日本人的认真是何等有名，但这种认真如果用在罪恶之上，大体就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这四名抗日志士却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七三一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
四个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作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同一囚室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尸体下面，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日本特务的第二轮射击，又有一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四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四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给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日方审问时“态度狡猾”，所以日军对其恨之入骨，竟对其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八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齐膝盖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从事这种残杀毕竟心中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于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该处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五个人（还有一个是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逃生。
这时，五个人的行动各有不同。
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这时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受伤沉重，动弹不得，自揣必死，于是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扶持着来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二李，但是无力帮他们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了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走出去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自己的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不料，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当时四肢都几乎不能动，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说来，李广德和李遇迟的关系有些特别。两个人都对各自的党十分忠诚，因此虽然最初作为难友关系很好，一旦发现对方属于“异类”，立刻变得冷若冰霜。在同一个小小的囚室，两个人经常背对背坐着，互不理睬。
在重伤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去写标语，李广德写的是：“还我河山”、“中国国民党万岁”；而李遇迟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是，一旦面对日本人，两人立刻统一起来。
逃出七三一（2）
这里面需要谈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能够生还，与入狱的时间和表现，颇有关系。李广德等人是1945年5月23日，日本特务机关“晓工作”大逮捕中被捕的，因为表现坚强而被送到“三岛化学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三岛化学研究所”，实际是日本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七三一部队的交接地，送到这里的“犯人”，会受到进一步的逼供。如果不供，就会被作为“马路大”送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本部，绝无生路。
而招供呢？
苏军15日占领佳木斯后，在“三岛化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埋葬坑——所有招供的“犯人”，都被埋在这里，其中很多被砍掉了头。
李广德、张人天等人，如果招供，肯定也是这埋葬坑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捕时间更早，大约已经被送往七三一本部了。事实上，在苏军进攻东北之前，日方已经停止了李广德等人的审讯，并改善他们的伙食，目的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的水平。也正是因为这段改善伙食，使本来身体虚弱的李广德等人得以有体力熬过中弹负伤后的艰难时间。
而李遇迟被捕于1944年，他是1941年随周保中等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和部分骨干撤退到苏联后，被改编为教导旅进行整训。但此后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对抗联回国作战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限制，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进入低潮。进入194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苏联感到对日作战可能性大大增加，方才开始支持抗联部队重新进入东北活动，但同时将抗联的主要任务局限于协助苏方收集日军情报。但是由于抗联行动有一段中断的时间，苏中边境地区日军已经大大加强，抗联在行动中损失很大。李遇迟就是一次越界行动中负伤被俘的。
按照时间来说，李遇迟早就应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本部了。但是他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即不妥协又让日军总感到他身上有价值可挖，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把他送走。
在一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李遇迟传授李广德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酷刑一定要抗，直到抗得实在痛苦不堪，再进行交待——交待什么呢？
交待几个“垫背”的，就是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
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
附：几人此后的生涯及其他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出关人员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六十军起义作过贡献。解放后李广德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场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从来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很多关系。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曰：“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二百余人。罗被捕后有气节，不屈且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光复后，罗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被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儿——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两百平方公里的“中国地”（相当于三个圣马力诺）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土八路说日本话
曾经对抗日战争影片或小说中的一种描述不屑一顾，那就是土八路居然能冒充日本兵。这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日语是一门非常难精炼的语言，它的发音、变格等微妙之处极多，如果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很难说得天衣无缝。即便是在日本呆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开口说话不用三句对面的日本人就会恭维起来——“您的日语说得好极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讲得再流利也听得出你是外国人。
要说德国人冒充美国兵我们信，阿登森林突破战斗他们的确这样干过。这是因为美国人祖上属于典型的“杂种”，说的是美国人本来就是移民，他们的血统、文化、母语来源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英语也讲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拉丁系的美国人有的连英语都说不利落，可确实是纯粹的American如假包换。当年我在汉莎公司底下干的时候，经常看见古板的德国人忍不住帮美国同事修改英文邮件中的语法错误。
所以德国人冒充美国人一点儿也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英语可能比美国人还标准呢。然而日本可不一样，日本的地方小、民族单一，自古好几百年了没有什么移民。所以日本人的语言相当统一，东京和大阪，对比于中国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东京人和大阪人之间虽然听得出口音，但绝对没有交流问题。然而如果让北京大哥听阿拉讲上海话，基本就是要找板砖的感觉。
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日语的人更少，连鲁迅这样号称日语流利的，今天看他的日文信件，都有惨不那个啥之感。既然如此，连高小学生都当知识分子看待的八路军里面，谁能有那么好的日语，冒充日本兵都不被发现呢？
然而，和当年在冀中做过敌工工作的老八路朱占海部长谈起来，老人说冒充鬼子这种事一点儿也不新奇。朱部长当时在任丘等地活动，敌工部的人经常把鬼子的电话一掐，连上话机就跟鬼子讲话套情报，也确实有武工队员或者敌工队员化妆日军活动过。
怎么学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教的呗。“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学的。”
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萨赶紧请老爷子多讲讲。要知道当时我刚到日本不久，若是从老爷子那儿学个什么日语速成法，可是不得了的收获。
你们现在学不了我们那个水平。
老爷子摇头。
为什么？难道我们大学科班出来的还学不过您一个高小毕业的？后半句话我没敢问出来。
你们学不好，就是少挣俩钱儿，我们学不好的，都牺牲了。
默然。
其实，朱部长后来说，当时化妆日军，主要是吓唬伪军的，碰上鬼子多半是意外遭遇。土八路学日语的时候，很多人连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都不知道，纯粹是硬背下来的。也就那么固定的一些句子能以假乱真，以外的纯粹一窍不通。比如，鬼子要问八路是哪个部队的，八路能旅团、大队、军衔一路说得极流利，问老家是哪儿的，也能对答如流，连村里有个菩萨庙都能说出来。要是鬼子问你喜欢吃生稠鱼还是烤鱿鱼，那就全完了。
“倒是没有鬼子问过这样的问题”，朱部长说，“他们的性子是一根筋”。
“那万一有哪个鬼子特别，这么问呢？”萨把刨根问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那还用多说吗？掏枪就打呗，大不了一个换一个。”老头苦笑。
事实上，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儿小瞧了当年的土八路。前几年听影视界的朋友说有人想改编《敌后武工队》，兄弟赶紧插嘴，说您有机会可得劝劝，没那个金刚钻，千万别揽这瓷器活。那《敌后武工队》是谁写的？冯志啊，冯志自己就是老牌子的武工队员，里头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真实的战斗中提炼出来的，加上活下来的武工队员哪个不是人尖子，他的作品能拍出原汁原味，你就是大师了，改编？最好先称称自己的分量……
人家说了，论生活咱们比不了人家老武工队员，论文化，恐怕还是可以和冯老扛一扛。
8－１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是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小队长，当年是有名帅气的神枪手。
这话还真没法说，至少，仔细看《敌后武工队》，单是里面土八路说日本话的情节，就反映出冯老深厚的语言功底来。
《敌后武工队》里面的武工队员，不时露出几句日本话来，比如辛凤鸣向李东山要“大巴勾”（日语：香烟），魏强在饭馆冒充日本兵叫菜：“酒的，肉的，大古桑”（日语：大量的）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斗争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第十四章，写到武工队员贾正和刘太生在新安村刷标语遭遇夜袭队。刷标语这一段，刘太生质疑贾正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贾正不服气，就有如下的描写：贾正将手里的麻刷朝刘太生提的灰浆桶里一扔，咚的一声，溅了刘太生一胳膊灰浆。他背冲墙，张开缺少门牙的大嘴小声地念：“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要这样，我还能念呢！”他们边写着标语，边朝西移动，待所有的墙壁写完时，他们也来到了新安村的街西口。
其中这句“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相信大家大多一笑而已，“洼里洼里洼”，这明摆着是忽悠嘛。
但，我仔细地按照日语读音把这行字一读，竟然是一条真正的抗日标语！
“洼里洼里洼”，是日语“われわれは”的拟音，意思是“我们”。“森搔尼寒獃斯路！”则是“我々は、戦争に反対する(反对战争），连起来就是：“我们反对战争！”和刘太生随后说的““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正好吻合。
而冯老对贾正这一段半吊子日语一句解释都没有，可见老爷子笔下的东西里面伏笔有多少，要改编他的东西可不是玩儿的。
朱部长也承认，虽然当时要求每个八路军都要会57句日语，但大多数土八路，如果不是做敌工工作的，日语都和贾正差不多。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1）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广东人中，潮州人自古有“硬汉”之称。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抗战史上日军攻占潮州，汕头都是一笔带过，似乎未经激烈战斗。日前，在日本购到《给孙辈的证言》丛书第18辑，晚上小女入睡，尚无倦意便拿来一翻，发现其中原日本陆军士官丸山菊夫（84岁）所写《仲秋作战中的负伤弹片摘出三十余》一文，发现这个观点或许需要修正。在丸山笔下，为了潮州的得失，中日两军曾反复争夺，日军为此付出了一千七百人以上的伤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的“我”当然是丸山：
昭和16年（1941）3月10日，作为南支派遣军潮兵团的预备人员，我被召集入队，在熊本市下河原公园集合后，渡海编入南支海岸地独立步兵第一百大队。随即参加了攻占潮州的战斗，因为战况激烈，入队后不到10天，与我同来的战友即有20名战死。
占领潮阳后，我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而后重新归队。此后，即作为驻汕头的潮兵团直辖部队的一员参加了羊蟹作战。此战中，中国军队为了夺回蟹目山阵地，在迫击炮的支援下执拗地发动了多次激烈的反击，激战中山石被炸得乱飞，暴露出山体的岩脉来。雨在不停地下，无处不是潮湿积水，作战极为困难。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机枪等兵器也被敌军夺去，这一仗，事实上我们是被打败了。
随后，就是仲秋战役。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不久就攻占了前线小松部队的主要阵地。因为前线动摇危急，所在部队的本田义宏中队长为求逆转战局，命令我“单身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激烈的炮火中，我深入敌阵潜伏下来。在侦察敌情的时候，却目睹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已经被俘的11名日本兵，被中国军队用枪逼着向日军自己的阵地乱枪射击。兵团部的平田参谋（可能是下令者——萨评）此后一直表情严峻。
兵团总指挥请求空军支援，在飞机的支持下，终于渐渐收复了称为“要塞”，“难攻不破”的厚茈坳阵地。然而，此战我军付出了战死七百人以上，负伤千人以上的代价。敌我双方的尸体死亡枕藉，残肢混杂，甚至无法举行火葬的仪式，只好掘大壕沟将其掩埋。
10月13日深夜，风雨大作，为图在这次“反攻潮州之战”中夺回厚茈坳阵地，我军决定夜袭。我奉到的命令是“迂回勇猛出击，摧毁敌捷克（机枪）阵地”，我随即率领部下的分队员深入敌后，准备白刃作战。
中国军的火力凶猛，而我们从其背后的山崖一段一段攀援而上，渐渐摸到中国军背后。我隐蔽地摸向敌军阵地，竟然一直摸到中国军机枪阵地下，并且用手抓住捷克式机枪与射手开始争夺。这时我军的山炮，中国军的迫击炮都开始射击。一颗迫击炮炮弹在我身边炸开，使我左腿负伤，并被掀翻到五米高的陡崖下，左胸也受了伤，顿时人事不省。苏醒后我因为行动不便，中对将我送到汕头的野战医院救治。
由于药物缺乏，军医竟然不使用麻药，只吩咐我“忍住”就直接用弯曲的钳子在我的伤口中探索起来，将体内残存的弹片取出。疼痛难忍，那种苦宛如地狱。先后摘除了三十多块弹片，全部摘干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失血过多。军医命令给我输血，等待体力恢复后继续手术——可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再次手术。这期间，我背着医生奋力练习拄拐杖，并返回阵地。医生叹气，说我是“粗夯之命”后也就听之任之。
从那时起，已经63年了，我的体内和大腿内，还有黄豆大的炮弹破片几个没有摘除，而肺部也一直不好。我这一生都受到它们的折磨……
这一仗看来十分惨烈。然而，丸山只介绍打此战的是国民党部队（重庆军），除此就没有别的说明了。到底是哪个藩号的部队发动了反攻潮州的战役呢？假如每座城都让日军付出如此代价，抗战大概不需要八年。
有热心的朋友提供了不少相关资料，觉得如果将丸山的文章与我国史料对照来看，里面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9-1抗战中，中日两军在潮州地区对峙图，1943年10月，由于叛徒陈光辉出卖阵地，日军突破大脊岭-桑浦山防线，此后曾三次占领中方反攻基地揭阳，又三次被中国军队赶了出来。
丸山菊夫的文中，第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些疑惑的地方是他提到参加了1941年攻占潮州的战斗。但是根据各方史料，潮州的陷落是在1939年6月，丸山不可能参加这次战斗。
经过核对，我推测丸山第一次参战很可能不是1941年，而是1940年。因为丸山所属的潮兵团，经过查证为日军第二十三军潮汕驻屯支队，独立一〇〇大队是其所属部队。1940年3月该部有征召预备役补充兵的纪录。
日军为何要召集补充兵呢？这是因为这支日军比较倒霉，此前接连和第七战区最精锐的部队——独立第九旅恶战了两场，损失惨重，不得不征召预备部队。
实际上，这个独九旅我写过，可算大名鼎鼎。它原来的番号是一六〇师，粤军，抗战的时候在南浔线特别能打，击毙日本军神饭塚少将，打残废一〇一联队的就是这个师——当然损失也大，结果被老蒋缩编为一个旅了（老蒋抗日坚决的，可是您看这点儿心胸，难怪很多杂牌子部队保存实力），当时写独九旅是因为日本要员飞机上海号也是让他们吓唬掉下来的，而且独九旅还曾经救援香港，一直打到深圳界河，是第七战区的王牌部队，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2）
事实上日军侵占潮州的时候，守城的就是独九旅，不过当时这支部队刚从马回岭撤下来，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呢，所以未经激战，就不得不弃城撤守揭阳。
这下有人不干了。谁呢？独九旅的旅长呗。这个旅的旅长很有意思，居然是个中将——军长也不过是中将，可是这个军衔对他来说还得低了呢。此人名叫华振中，从前面的战绩就可以看出来，打仗绝对是一把好手，资历更是老得吓人——保定军校六期的毕业生，张发奎、叶挺的同期同学！可是，您看张发奎后来混到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叶挺呢，新四军军长，如果不是后来飞机遇难就是一个没跑的开国元帅。华振中呢，这时候刚从师长降成旅长，理由呢？前面说了，因为太能打硬仗了……您说，这算什么理由啊！
其中的问题，就是华振中其人，能打仗但政治上不敏感，一生总是犯路线错误，仕途坎坷简直是命中注定一般——因为政治立场问题不得重用的人才贯穿整个近代史，车载斗量，不管你是哪个党。
这样一个人，本来除了打仗就不会别的，正憋气的时候再打了这么个窝囊仗，能不窝火么。于是，华振中就开始筹划反攻。这位中将人是有点儿年老数奇，但在广东军中人缘好得出奇——没办法，各级主官不是他的师弟……还是他的师弟。于是，独九旅优先补充到了足够的兵员和装备，自己出一个团，从预备第九师借一个团，加上保安队，1939年7月对潮州发动了反攻。说起来抗战中国军历次对潮州这个级别的城市进行反攻，就以此战兵力最为可怜。但是，华振中的确能打，激战四天，肃清全部外围据点，一度攻占潮州市区大部，日军收缩到司令部等几个要点固守。四天以后，日军援军赶到，独九旅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只好撤退。这一战没有拿下潮州不寒碜。因为独九旅虽然是粤军精锐，但缺乏攻坚的火炮，拿不下日军的坚固据点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手头这点儿兵力，揍得日军鸡飞蛋打也算出口恶气。
日军解围后，一面迅速加固潮州的防御工事，一面寻机报复。结果，1940年1月在西塘又和独九旅打了一仗。这一次，日军没有坚固工事掩护，吃了大亏，记载伤亡四五百人（我手头另有一篇日军老兵回忆此战的文章，显示的确日军损失较大）。此战被中国方面称为潮州抗战史上日军伤亡最大的一次，也是守军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就是因为这两仗潮州地区日军各部都减员不少，才不得不从国内征召预备役人员参战。
如果是这样，丸山参加的实际上是日军进犯潮阳之战，时在1940年3月23日。丸山3月10日被征召，随后坐船到中国，整个战斗持续10天（不是城廓战，守城实际打了不到一天），与丸山的记录比较符合。丸山的时间自称是根据自己日记，如此，整理的时候错一年时可能的，而潮阳和潮州的区别，恐怕刚到中国的丸山也分不清楚。此战从中国方面记录看，守军只有约一个营，属于未经激战即退却，但丸山记载日军颇有伤亡，他所在部队就阵亡20人。其原因似乎是因为参战日军多为刚刚征召的新兵，训练和经验都不足所致。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反例，就是另一个潮兵团的幸存者津田志津夫(和歌山白浜町伤残士兵会原会长)曾经纪录。他是在1941年3月被征入部队的，3月20日到达中国随即参加战斗两次负伤。这说明1941年日军该部的确曾经再次征召预备役人员。如果两人同期被征召，参加的是同一次战斗，也似合理，那就是中方的记录不全了。
占领潮阳后，丸山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这个校舍其实是指五山华南理工和华南农业两所大学现地址，中山大学草创时的原址就是这里。此时中山大学已经撤离，日军在此处设有华南侵略军特务机关司令部。
丸山返回独立第一〇〇大队后，提升为伍长，参加了“羊蟹作战”。这也是中方战史中没有记载的。但是，经过查找，此战发生的蟹目山，的确在潮州，与塔下山等一样，是桑浦山的一部分。反攻潮州失败后，中国军队转取守势，依托桑浦山、乌洋山、大脊岭、青麻山、洋铁岭等有利地形布防。不过，这时丸山的对手改了——独立第九旅因为太能打了，被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调到身边当了贴身保镖。1940年5月至1943年9月底防守潮州附近揭阳阵地的是独立二十旅，旅长喻英奇。在桑浦山一带，双方曾经反复拉锯作战，丸山所说的“羊蟹作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讲此战日军失利并非过言，日军一直到1943年9月，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正面的大脊岭和侧面的桑浦山阵地，双方始终在潮州－揭阳之间进行对峙。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3）
而此后丸山负伤的的仲秋战役，则可以肯定是发生在1943年。独立第二十旅长期坚守大脊岭沿线，对保护潮汕地区的抗日大后方揭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军则视这一线的山地据点为眼中钉，多次出兵争夺。根据独立二十旅叶禄群先生的回忆，从1943年4月开始，日军对中国军队揭阳－潮州间的主要阵地大脊岭攻势加强了。据中国军队的记载，每月都发生四五次战斗。到了5月的时候，中国军队防线上的大脊岭与青麻山都已被日军占据了一部分，在洋铁岭一带，双方各占一端，沿几里长的阵地对峙。7月间，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洋铁岭一带拉锯。根据记载，独立二十旅第三团在反攻洋铁岭的战斗失利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官兵伤亡惨重。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丸山菊夫说的：“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此战发生的具体地点很不容易考证，老实说这地点我也头疼，日军的纪录中，地名常用奇怪的字，比如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一战，把八路军总部的“武军寺”标为“五军寺”是轻的，上高会战标了个“横游胡”，并且在此处与七十四军恶战经日，可是我怎么在中文资料中也找不到这个横游胡村！这次也是一样，丸山讲战斗发生在厚茈坳，中国没有这样的地名吧。难道是“猴子岙”（有朋友提供似为厚婆坳）？根据中方记载，“9月11日，一八六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反攻古巷羊铁岭附近的杨梅山。当夜12时正战斗打响，仅一个多小时便夺回杨梅山。至9月13日，杨梅山又被日军占领”，“9月17日，晨，日军种田中队进犯大脊岭，在守军的英勇抗击下，两百一十多人的种田中队，只有十多人生还”。丸山提到此战小松部队先遭到袭击丢失大部阵地，随后反复增援逐步收复，所以我推测这个阵地就是杨梅山。这一战，先是独二十旅激战后丢失阵地，随后与一八六师携手收复失地，最后又有部分阵地落入日军之手，可称一波三折。
此战双方记载的日军伤亡不同，中国方面，因为前面有记录称西塘之战歼灭日军四五百人已经是打得最好的一仗，这一战虽无具体战果统计，似应少于西塘之战。然而，丸山称日军损失一千七百多人。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日军隐瞒损失。须知日军是进攻一方，它的损失国民党军方面无从知道，而从日军攻击的一贯表现看，如果不是受到极大的损失，断不会轻易退却，或许这一战独二十旅和一六八师打痛了日军而不自知（知道了可能反攻潮州的！）？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老兵夸大战事。这件事也是现在让我头疼的，比如日前翻译的日本老兵回忆在宜章大战三万新四军，新四军在那里根本没有那样多的部队。这个被打死七百多，打伤一千多是不是他听到的传闻而不是事实？
这段文字中有一点非常让人寻味的——那就是国民党军押着日军俘虏冲锋。
只听说过蒙元攻打南宋是驱宋人为前驱，没想到这种滋味鬼子也尝过。
按说国民党军当时也是优待俘虏的，而且日军俘虏难得，换个部队一般不会这样做。可是兄弟啊，要看看独二十旅的旅长是谁，这支部队的确干得出这种绝户事情。独二十旅旅长喻英奇说起来他倒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湘西王陈渠珍的老部下。其血统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廓尔喀兵团”——竿军！在内战中喻就是有名的“屠人魔王”，性格凶悍，无法无天。不过这种性格在抗战中实在是难得的，喻作战勇敢，有血性，1937年南京战役中唯一的反攻战役汤山反击战就是他的部队四七八旅随杜长官的坦克打的，日方记载此战踹了日军一个师团部，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死于此战。可惜寡不敌众，这次反攻在天亮后归于失败。喻本人也负伤，突围而走。用枪逼着日本俘虏冲锋，也就是这个“屠人魔王”的部队干得出来！对此，也是喜欢研究这段战史的逸云三洲兄（西西河网友）作了进一步考证，结论是“喻英奇本人是不在的，他在该旅调进潮州地区前后就去陆大深造了。但谁带的部队就是谁的样，特别这个旅的第三团，是喻英奇当团长的老团了，他在组建独二十旅时带进去的。可见毒得很”。对这个观点萨完全同意，而且认为送喻英奇这样的人物上陆大，应该和少林寺和尚去攻学历差不多一个意思，属于训练老虎拉碾子的行为。
此文，还是用叶禄群先生回忆文章中的从大脊岭撤退时的一段来收尾吧：
开拔前，我叫特务长周中生买来香烛、三牲等祭品，在空地设一简易祭台，自己写了一篇祭文，对空宣读：“我阵亡之战士，随我旌旗，逐我之部曲，一同上路，各人认准本乡，魂归故里，受家人四时之祭祀……”
聊以此文，献给殉国将士，以资不忘。
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士勇无奈乏良刃——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提到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或者重机枪可以用钨合金弹击穿日军轻型坦克的装甲。
确实有记载中国军队在南京曾经用重机枪加钢芯弹抵抗日军战车。实际上在淞沪战场日军也多有这种纪录，这种打法的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抗击日军九四式战车，甚至能够给八九式中型战车造成威胁。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弹丸虽能勉强击穿敌装甲，穿甲后动能基本下降为零，对坦克内部人员已经没有杀伤力，所以经常出现日军战车中弹上百发，却依然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形。这种武器，包括真正的威力在于击损日军战车上的脆弱部件，如观通系统、武器系统等，而迫使日军战车退出战斗。
10-1日军八九式坦克在行进中,地点在当时的浙江，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
请看下面日军修理纪录中这辆九四式战车的中弹情况。该车在南市一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阵地时遭到猛烈抵抗，破损后送。
10-2这是正面
10-3背面
每一个X符号代表被击中一弹，可以看到日军战车中弹如同马蜂窝——可惜啊，要咱有反坦克枪那这玩意儿拆了可以直接当笊篱也——并且确实有多处损伤和贯通，但这辆日军战车最终还是开了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不乏勇气，而且射击准确，看日军战车观察窗周围密集的弹孔就可以感受当时的战斗，日军车长就在观察窗中被一弹毙命——八十八师是德械精锐，训练有素，确实不是好惹的。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军队轻武器反战车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日军战车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便是100毫米以下迫击炮的命中，日军战车也通常只是感到巨大的震动，有时能给人员以损伤，却无法将其摧毁。7.7毫米机枪如果没有穿甲弹，就更无法给它造成威胁。
但是对于日军的战车，通过战斗积累经验，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发明了不少有效的攻击方法。前面提到用轻武器集中攻击战车的观通系统是一种打法，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日军坦克的履带也是一种打法。另外，一部分日军八九式战车依然采用汽油发动机，中国士兵常常用手榴弹攻击其发动机部位，引发起火燃烧，曾经有相当多日军战车葬身火海。
当然，这样用血肉之躯强袭铁甲战车，中国军队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确贫困，但弄些反坦克手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应该还不困难吧，却没有见到类似武器的纪录。
真正给日军战车带来威胁的，是德国造37毫米反战车炮。日军留下的纪录中，称其为让日军战车兵“泣下”的可怕武器，甚至有在大场七八辆坦克面对一门反战车炮不敢冲击的例子。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国民党军将其编成团级单位，使用相当不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战车观察窗狭小，视野不良，因此车长经常需要推开窗口盖进行观察，往往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研制了战车用特种头盔，稍稍可以抵挡步枪（如果角度不太正）与手榴弹弹片的打击。
10-4这玩意儿，可就挡不住钢芯弹了。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上）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2）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
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
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
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3）
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
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1）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
１1－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2）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１1－４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3）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1938年，黄到武汉活动争取释放张学良将军不果，经周恩来介绍，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到延安组建新东北军，不幸被国民党方面扣押，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拘禁生活。
据推测，黄显声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可说与此有关。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蒋介石深恨黄显声，因为从事后的情报得知，西安事变中，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主要的助手之一，而且态度强硬明朗。）
在被扣押的十年时间里（最初还给会武术的将军戴着镣铐，怕他逃跑），黄显声从不屈服，坦然自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虽然坐牢，但并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只有在反复读一句诗时，将军常常痛哭失声。这句诗就是陆游的“报国欲死无战场”。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陆游的另一首诗：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
有一种说法，讲东北军旧部和共产党方面（例如黄的秘书刘澜波）都曾努力争取让黄显声将军越狱，看守的特务也为将军人格所感，多同情于他。但营救为将军所拒绝。
这是有一定真实性的说法，因为黄显声将军一直认为自己被抓是莫须有的罪名，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堂堂正正地走出牢房（推测他期待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获释，故有“为义气”的说法。）同时，将军也知道自己逃走将连累很多难友，因此一度拒绝了营救。但是，在1949年，看清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可能给他公平的释放，将军实际上同意过接受外面的营救.只是，为了能够同时营救好友、张学良将军的副官李英毅，黄显声将军希望营救的时间推后，在重庆即将易手的时候进行，以便乘乱多救一些人。
按照刘澜波的安排，当时，渣滓洞看守宋惠宽已经成为营救的内线。他答应在时机合适时，于半夜时候把黄显声将军和李英毅副官以及一切可以带出来的人带到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由负责营救的夏在汶开着汽车在那里等着，把将军等人带走。刘澜波并叮嘱一旦出现有政治犯被杀，则不顾将军的反对，将他单人救走。
但是，意料不到的是，保密局布置的对政治犯的大屠杀，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27日，按照毛人凤的密令，黄显声将军被军统特务杨进兴执行秘密枪决，杀害于红岩步云桥，李英毅与将军同难。
１1－５黄显声将军牢房中的日历牌，永远停在1949年11月27日，在它的上方，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图案。
１1－６黄显声将军遗体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
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
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
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
88岁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1）
１2－１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将军，以率领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云南而名震中外。
说起孙立人来，在国民党军中堪称一名独特的将领。怎样独特呢？这样说吧，还有哪个国民党将军和梁实秋是大学同学呢？而孙立人的确和梁实秋都是清华大学1923届毕业生，五四运动的时候，同在清华预科（TsingHuaCollege）读书的两个人还并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过五四运动呢！
甚至，说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偏差。孙立人加入国民党是到台湾做陆军训练总监的1947年，此后他再未指挥过作战，直到1955年因为“孙立人兵变案”又被开除出国民党。在孙立人最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他竟然始终不是国民党员。
孙立人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总是先看学历，一如今日大公司招聘，这在国民党军中绝无仅有，被目为十分的书生气。奇怪的是，所谓“书生气”的孙立人，选拔干部却非常有眼光，经他手提拔的人员后来几乎都是“上马杀贼，下马露布”的优秀将领。在台湾，曾有一名孙的部下也算很有才能，但孙每次给他评分都是B-（孙立人给部下独特的评分方法，其中唯一得到过A+的，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结果此人一直不得升迁。人事部门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悄悄给他的评分上加了一竖，变成B+，才让他得以升官。却不料此人后来忘恩负义，抛弃发妻，被同僚称为“丧心病狂”，始知孙识人之明也。
正因为孙注重学历，而当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多有留学经历，或在国外服务过。结果他部下的新一军中，喝过各种洋墨水的军官甚多。如果仔细看看，在缅甸孙的部下中，从背景而论，竟然能够凑出“八国联军”来！
究竟是哪八国联军呢？
第一个是美国。
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训练、联络、指挥、后勤都少不了美国人。所以孙立人部下，正宗的美国兵不在少数，比如两名联络官斯立尼上校和费利普上校。
但是从纯粹的远征军角度说，新一军中带有美国背景的军官，以孙立人（新一军军长）、齐学启（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和贾幼慧（新一军副军长）三人最为典型。
